移民

  “我究竟是谁？”在加拿大，外黄里白的“香蕉人”被贴上“中国人”标签。而在中国人面前，他们又发现自己离中国文化已经太过遥远。其实，“香蕉人”这一称呼已足以表现其尴尬，难怪有些华裔二代戏称自己为“国际公民”，“效忠”对象是全人类，而非某个国家。不过，分析认为，这部分人因为成长环境的影响会同时对多种文化产生认同，但内心却很容易陷入对自我身份的彷徨，“国际公民”更像他们对身份认同的逃避。   Day’s Lee 是蒙特利尔的一位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作家，就“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问题，她为CBC 撰写了以下文章： ———- 第一次困惑 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对“身份”感到困惑的时刻，那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 当时我11岁，正在看冰球比赛，蒙特利尔“加拿大人”（The Canadiens ）队进了球，我欢呼雀跃，父母问我：谁赢了？ 我回答：“我们！” 父母笑了，说： “那不是我们，我们是中国人。” 我惊呆了，感到困惑。我怎么不是加拿大人？我出生在蒙特利尔市，我说英语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口音，难道作为华人我就不能支持“加拿大人”队？我对父母的观点不置可否，心里觉得，他们不明白加拿大文化，就和不明白英语一样。 多少年之后，中国开放了，父亲、姐姐和我决定参加一个旅游团，去中国旅游3个星期，看看中国，看看中国的奇观，这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包括父亲在内，父亲从中国移民加拿大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对要去中国非常兴奋，父母把去中国称为“回家”，我认为，我可以在中国找到自己为什么不是加拿大人的答案。   “去了中国觉得自己更是加拿大人” 我们和魁北克市、蒙特利尔市、多伦多市的一些华人一起先飞到香港，旅游团的行程中要去7个城市，其中包括北京和上海。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们受到了同胞返回祖国的待遇，必看的地方有长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 作为回国华侨，我们还获得机会参观了中国当年为防空袭而修建的防空洞。 在这次中国之旅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心里自豪地开了花，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直到吃饭的时候。 我吃不惯那里的食物。早餐是油条加米粥，每顿晚餐都有10道菜，但我找不到自己吃惯了的东西。一天，我无意中听到酒店里的两名白人妇女在谈论早餐时的熏肉Bacon和香肠，显然，美国的旅游团吃得和我们的不一样，没有中式的传统早餐。 去了中国后，我感到自己更是加拿大人，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吃Bacon，也不是因为我是在当时蓝色的人海里穿着西式服装的一个华人，民族的自豪感远远超出我们穿什么和吃什么，要深得多。 这次旅游让我找到了对自己的新感觉。 我是加拿大华人，我为父母灌输给我的文化传统而骄傲，我也为自己出生的国家而自豪。 在中国时，我经常试着用在贝立兹（Berlitz ）字典上学到的中文短语与当地人沟通，有个人问我：“你从哪里来”？ “加拿大”，我用英语答道。 他笑着摇了摇头： “不会说中文？你不是中国人”。

一对已有子女的华裔夫妻，申请配偶团聚移民，被移民官质疑是假结婚，遭到多次被拒。但负责司法覆核的法官认为，移民部没有充分考虑两人有子女的事实。该案最终获法官准许司法覆核。   根据取自移民部内部文件显示，48岁华裔男子陈松涛（Song Tao Chen，译音）通过前妻区乔群(Kiu Qun Ou，译音)于2001年10月取得加国永久居民身分。而陈松涛是在2003年，透过亲友介绍，认识身在中国的女子周芬（Fen Zhou，译音）。   两人通过电话保持联系，并在第二次见面时，在中国结婚。陈松涛为周芬申请配偶团聚移民，但被在香港的加国移民官拒绝。陈松涛向移民上诉部门（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简称IAD）上诉，但当他发现周芬怀有其他人的子女后，他立即撤回上诉。 陈松涛后来原谅了周芬，并在2013年再次为她申请移民，但还是遭移民官质疑，为假结婚再次被拒。两人在2014年7月生下女儿，但IAD认为「两人并没有共同生活的计划」，而支持移民官的决定。   不过，负责司法覆核的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勒布朗（Justice LeBlanc）认为，该移民官的决定不成立，并称IAD在判断真假结婚时，并没有足够重视两人有子女这一事实。   对于没有共同生活计划，法官称，申请人计划让子女入学，并让周芬学习英语，两人还考虑一旦移民成功，一家人会搬入更大的地方居住。法官认为，这显示了明确合理的计划，最后判决司法覆核成功，案件交由另一个移民官处理。

指倚赖证词不寻常 联邦法院准移民部覆核   加拿大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在他主编的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Lexbase）中，收录联邦法院于今年1月，就一宗公民入籍申请案司法覆核做出的一项判例，案中联邦移民部就公民法官批准一个有疑问申请人的公民身分，向联邦法庭申请司法覆核并获准。这案例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民众了解当局如何确定申请人，是否达到申请入籍的法定最低居住要求。   案中申请入籍者是一位79岁的伊朗裔女移民夏尔玛（Ms. Sharma），当事人因为丢失护照，在申请入籍的资料中，无法提供2007年至2011年之间进出加拿大的书面证明，因而无法证明她到底是否在加拿大居住。 公民法官只得依据申请人和她的儿子证词的可信程度，相信申请人过往几年，常年定居在加拿大，并批准其入籍申请。   联邦法院法官福瑟吉尔（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Fothergill）表示，不反对公民法官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依诚信原则判断申请人的说词是否真实。此外，根据一般原则，当事人经宣誓后做出的证词，除非有确切的理由进行怀疑，一般也被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在本案中，移民部官员对于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发现诸多疑点，公民入籍法官必须就此做出澄清。   联邦法院指缺文件证明   譬如，夏尔玛在入籍资料中，声称她在加拿大以外没有财产，但在面见公民法官时又表示，在伊朗有一处物业，只是该物业「一文不值」。她在入籍申请中声称，过往不在加拿大的时间，合共有89天，但在「居住问卷」（residence questionnaire）上，填写离开加拿大的时间总共有125天。此外，她也从未申报过自己于2011年访问伊朗的行程。   联邦法官指，上述矛盾已经被移民部官员发现并指出，但公民法官并没有关注这些疑点，并要求申请人解释，也没有在最终决定中提及这些问题。此外，公民法官不顾事实，做出一些新的错误结论，譬如公民法官指，当事人抵达加拿大后，在加国居住了尽量长的时间后，才返回伊朗，这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公民法官指，当事人在原居地没有「紧密联系」，但当事人自己承认胞姐生活于伊朗，她回伊朗探亲访友，她面见公民法官时指，自己在伊朗有一个柏文单位。这些重要证据都表明她与原居地有重大联结，公民法官应该对此做进一步澄清。   联邦法院法官认为，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令公民法官做出结论，裁定当事人满足加拿大《公民法》（Citizenship Act）所规定的最低入籍居住要求。法官指，公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申请入籍时，必须提供哪些「刚性」的居住证明资料，所以这不是本案的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公民法官必须考察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的性质和程度，整个判断申请人，是否满足入籍居住要求。单纯倚赖当事人自己证词做出判断，而没有任何文件作为支持，是「不寻常及不严谨的」做法。   法官又认为，当事人声称自己「长期且固定」（Normally and regularly）在加拿大居住，却几乎没有任何证明。申请人没有提供2007年6月至2009年3月这一段相关时间的护照文件，以及这段时间内，进出伊朗的文件资料。在缺少文件证明的情况下，公民法官听信当事人及其子的口头说明，而相信她满足居住要求，是不合理的做法。公民法官没有令联邦法院和联邦移民部信服，他何以相信申请人的说法，并批准其公民入籍申请。在此情况下，联邦法院裁决准许移民部，就此进行司法覆核的判决。   加拿大公民法目前对于入籍的居住要求，包括申请入籍者在提出入籍要求日起前6年内，必须累计在加拿大实际居住超过1,460天。在这6年当中的4年内，每年至少居住超过183天，且向联邦报税。  

成千上万抵达加拿大的叙利亚难民将先后得到改装一新的电脑，从而帮助他们在加拿大社区安置下来，方便他们找工作和上学。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部长纳福迪普·贝恩斯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向叙利亚难民分发7，500台电脑，帮助他们适应加拿大数字时代的生活。 叙利亚难民来到加拿大，面对新的文化和社会，又要找工作，上学，甚至考驾照，诸事不便。这些电脑就是为了尽可能为这些叙利亚难民提供方便。   在多伦多这些收留叙利亚难民较多的城市，有数百名难民至今仍生活在小旅店内，寻找能负担得起的住处。   到上个月为止，加拿大政府已经完成了收留两万五千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   加拿大 部部长麦家廉最近表示，现在对这些叙利亚难民的工作重点将是帮助他们寻找长远的生活安排，工作职位和语言培训。

华裔女孩吴玥的“乒乓美国梦” 八年前吴玥来到纽约，认识了学习乒乓球的《我为喜剧狂》笑星弗雷德兰德。在他的帮助下，她拿到美国国籍，将出征今年的奥运会。二人的组合依旧奇妙、意外，又格格不入。 今年26岁的吴玥生于中国，现在纽约定居。去年7月，彬彬有礼的她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泛美运动会(Pan American Games)乒乓球比赛中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得胜之时，一个头戴棒球帽、蓄着大胡子的男子发出的欢呼声让人无法忽视。 在两场比赛之间，他会向吴玥提出建议：要冷静。她做到了，而且她赢得了这场锦标赛，成为到目前为止唯一取得奥运资格，加入美国国家队的女子乒乓选手，将在夏季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单口喜剧的粉丝、搞笑情景剧《我为喜剧狂》(30 Rock)的观众，可能会认出这个激动的粉丝：笑星和演员贾达·弗雷德兰德(Judah Friedlander)。他是一个狂热的乒乓球爱好者，自吴玥八年前从北京迁居纽约后，他就一直跟着吴玥上乒乓球课。 无拘无束、邋里邋遢的笑星，与这位柔韧、内敛、自律的运动员之间，让人意想不到地结成了友谊，而且他们两人可谓教学相长。 今年46岁的笑星弗雷德兰德帮助志在奥运会的吴玥应对语言、文化和职业规划的问题，帮助她为归化入籍考试做准备（吴玥在一年前拿到了美国国籍），还为她的筹款献计献策，帮她设置了Instagram账号推广她的事业。 Caitlin Och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玥手握球拍。 只要日程安排得开，弗雷德兰德就会去观看吴玥的比赛，他还希望今年夏天能到里约热内卢看她打比赛。 他们每周一次的训练课程是在曼哈顿东23街的Spin乒乓球俱乐部进行的。弗雷德兰德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来到这里，朝自己常用的球台走去，他边走边与球友和员工碰拳头。 他一边坐在吴玥身旁的地板上，一边开口问：“妹子，最近怎么样？” 两个人看起来差异不能再大了。吴玥在美国使用詹妮弗(Jennifer)这个名字，她嗓音柔和，看起来很干练。她穿着赞助商提供的醒目运动衫，戴着精致的翡翠项坠。 弗雷德兰德则像他在《我为喜剧狂》里饰演的邋遢的电视编剧弗兰克·罗西塔诺(Frank Rossitano)一样乱七八糟，他穿着的那件T恤衫，仿佛一直团在健身包里。他脱下工作时的靴子，换上了打乒乓球的鞋。他为人和善，总是会与身边经过的人闲谈，从俱乐部老板到明星球员，再到打扫散落在地上的球的工人。 两人开始上长达一小时的课，像往常一样，先要进行几分钟的挥拍热身，先正手再反手。 吴玥和弗雷德兰德都是俱乐部里的常客。这个俱乐部有市中心的氛围和闲适的感觉，因此吸引了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王子(Prince)等名人。但Spin俱乐部的共同创始人乔纳森·布里科林(Jonathan Bricklin)说，“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花的时间像贾达那么多。” “他们是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组合，“他一边看着两人练习一边说。“我等着看她开始帮他提升讲笑话的能力。” 吴玥在北京长大。2008年，17岁的她怀揣着加入美国国籍，并在美国的奥运会代表队取得一席之地的梦想来到纽约。入选中国代表队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那里有很多优秀选手在竞争。自乒乓球1988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后，中国队一直统治着这项运动。 她很快便开始在曼哈顿西100街的王晨乒乓球俱乐部教球。在那里，弗雷德兰德是她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Caitlin Och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玥说她第一次来纽约是和两名队友一起来参加锦标赛。 弗雷德兰德在马里兰州长大，在家里玩过乒乓球，不过他对足球更感兴趣。10年前，他正式开始打乒乓球，现在正在打业余锦标赛。他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吴玥回忆说，当弗雷德兰德找到她说上课的事情时，“他看着不像运动员，不过当我看到他打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她用动作示范正确的技术。他会跟着学。 “你认得两个英语词，” 弗雷德兰德前不久提醒她说。很快，她便学会了更多的单词，包括“大脑”。她会指着自己的头对他说这个词。这是她告诉弗雷德兰德，他脑子聪明，擅长心理战。 “每次打球的时候，他都想赢，”她说。“打球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喜剧演员了。” 的确，他可能看着像整天蜷在沙发上的人。但弗雷德兰德一点都不懒。他每天晚上都去包括Comedy Cellar、Stand和Caroline’s在内的俱乐部表演，保持自己的单口喜剧水准。他一晚上最多会表演五场，在表演中提炼素材并尝试新段子。 外出时，他会带上球拍，寻找乒乓球俱乐部。在纽约，他不仅在Spin打球，还会在户外，和常年聚集在东村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的水泥台子旁边的人打球。 “这是精神上的放松，可以让我远离和演艺有关的烦心事，”他说，而且在乒乓球中至关重要的肌肉快速反应，对他在台上的表演有帮助。“脑子必须得快，”他解释说。“而在乒乓球这种运动中，脑子也得转得快。” 弗雷德兰德还大力推广这项运动。他在《我为喜剧狂》中因为自制的标有可笑口号的卡车司机帽而出名，帽子上偶尔带有只有乒乓球迷才认识的典故或标志。他在Spin有很多朋友，包括该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苏珊·萨拉登(Susan Sarandon)。当2011年《我为喜剧狂》希望她参演其中一集时，一名制片人请求弗雷德兰德鼓励她接受邀请。她同意了。 在Spin俱乐部，吴玥用一大篮子球帮助弗里德兰德练习回球。然后就轮到让他练习发球，练习侧旋球、下旋球和上旋球，学习在每个时刻该用哪种策略。 然后就是强度更大的类似于比赛的连续对打。吴玥并不会逐步说明，只是偶尔给出简洁的指点：球拍位置太低，正打出手太晚，反手击球出手太早。 “起初，她教我技术，”他说。“如今，更多的是教我打球时不要太犯傻。” 弗雷德兰德的偶尔爆发似乎没能影响吴玥不露神色的状态。她的神态衬托了弗雷德兰德的喋喋不休。 “我的个性跟他不一样，”她说。“或许是因为在打乒乓球时，你不能向对手展示任何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