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晚上6时天刚黑，在农场上干了一天活的刘冰手肿得像馒头。在澳大利亚，请一名农场工人每小时要30澳元，很多农活她只能自己干。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澳大利亚“跑马圈地”，到澳大利亚买农场当“农场主”也成为一种时尚。 澳大利亚的不少农场也通过华人中介机构发布交易信息，农场的位置、价格都清晰地标注出来，配上蓝天白云和碧绿的牧场，颇具诱惑力。不过，对于已经在澳大利亚当了两年农场主的刘冰夫妇来说，这里的生活远没有想象的那样诗情画意。 雷青今年52岁，女儿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他是2013年在北京参加一个澳大利亚农业博览会上，通过中介机构了解到，中国人可以到澳大利亚购买农场。2013年十一，他和妻子在中介机构的安排下到了昆士兰州一个农场进行了实地考察。 卖掉一套房当上农场主 妻子刘冰一开始反对到国外买农场，理由一是两人从来没有经营农场的经验，几百万元很可能打水漂；二是两人都过了50岁，到农场劳动，简直是找罪受，身体吃不消。 雷青有自己的考量：澳大利亚和中国只有两个小时时差，季节和中国相反，气候适宜，女儿大学毕业后也有意向在澳大利亚找工作，妻子已退休，他本人也有提早退休在澳大利亚养老的打算；其次，雷青从小在农村长大，对放放羊、种种蔬菜的生活十分向往；再次，澳大利亚的农场价格十分便宜，“在国内，就算你花500万元，也找不到同样的农场。” 妻子拗不过他。两人最后达成妥协：到农场劳动全凭自愿；如果觉得精力不济，随时可以把农场卖掉。 最终买下这个农场的过程颇为波折。雷青先后两次跟随中介Candy前往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进行面谈。直到2014年春节前夕，雷青的农场主梦想才得以实现。他以80万澳元的价格买下了昆士兰中部一个面积323.7公顷的小农场。买下这个农场的代价是，雷青把北京的一套面积110平方米的房子卖掉了。 到达农场的那一天，夫妻俩登上牧场的一个小山坡，山坡下面有一个小湖泊，有几只水鸭在里面戏水，草地上还有一只矮脚马，看到他俩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把整个牧场溜达了一圈，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雷青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就这样成了农场主”。 不超过1000万的最受欢迎 除了80万澳元外，雷青还要支付各种税费，并要购买一批种牛，还要聘请一位农场经理先为他管理这个农场。持有这片牧场，每年还需要付出约2000澳元的市政服务费，加上农业保险等支出，他每年还要支出2万澳元。如果在5年内卖掉农场，还需要交纳2%土地增值税。算下来，他为这个农场支付了近100万澳元。 Candy向雷青分析说，昆士兰这边成熟的农场，好处是模式成熟，行业协会普遍存在，农场上产出的东西，都能卖出去，但坏处是，不能哄抬价格，一夜暴富。 Candy说，根据她的经验，面积在200公顷至667公顷之间，价格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农场最受中国人欢迎。 农场养牛不能超过800头 雷青的老家是福建农村，他从小就干农活，即便如此，他也发现，在国外当农场主，跟在国内当农夫，完全是两码事。以前在农村干活那一套，在澳大利亚农场根本用不上。 澳大利亚政府控制单位面积上能养的动物数量，因此即便农场水草特别肥沃，能养的牛羊有上限，超过上限就违法了，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会找上门来，这是很多农场亏损的原因之一。雷青的农场，根据当地农业协会的估算，养牛数量不能超过800头，“按照我的想法，至少可以养1000头。” 更让雷青难以理解的是，土地必须按照政府规划使用，比如划分为种植用地就不能用于商业用途。“你跟农协说你今年种小麦，结果你种马铃薯，不行！” 雷青这才意识到，他原先对农场主的生活规划得过于理想化。比如，要种一片面积数十公顷的葡萄园，然后用中国的土方法酿制葡萄酒；还要养500头奶牛，把牛奶卖到附近的镇上去。这一切，短期内都无法实现。“当地牛奶过剩，1澳元可以买两升，距离农场最近的牛奶加工厂要200公里，请一名卡车司机要30澳元/小时，司机从来不超载，算上人工，每升牛奶还会亏本1.3澳元。” 雷青还设想过从国内运一些化肥过去，提高作物产量。但当地的农会告诉他，化肥不能用，被查出用化肥，要罚款2万澳元。 最让雷青抓狂的是，工人请不起。工人的工资，时薪至少25澳元左右，“政府要保证当地人就业，不允许雇外国工人，年轻人又不愿意到农场去做工，农场工人更加紧缺，人工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 妻子成了农妇 雷青的妻子刘冰去年已经退休，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她和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姐姐承担起照料农场的工作——尽管不是那么情愿。自从当上“农妇”之后，她的最大感受是，总有干不完的活。果树挂果前，她要为果树修枝、除草、喷药，果树成熟时，她要为果子戴上塑料套。面积大的杂草还可以用除草剂，树下的杂草就只能靠她用小锄头一下一下把草根刨掉。“如果多请一名工人，就根本没有赚头了。”一天下来，她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晚上回到家，腰疼得伸不直，需要姐姐用草药给她热敷。 唯一让她感到有些欣慰的是，她在院子前开发出了一片面积上百平方米的小花园，里面种着月季、水仙、杜鹃。她还在院子里搭起了一排棚架，种上了丝瓜、西葫芦、番茄、茄子和大葱、芫荽。在接手农场一年半之后，刘冰终于感受到了一点农场主收获的快感。 最近邻居在50公里外 最让刘冰不习惯的还是农场上的生活实在孤独了。“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就像生活在孤岛上。”刘冰说，距离农场最近的集市是一个名字叫作summer holiday的小镇，开车要40分钟，农场上吃不完的鸡蛋，都会拿到这里来卖。肉牛每年则由农业协会负责联系进货商，他们会过来把牛拉走，统一屠宰出售。 “在农场上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喜欢热闹的人是没办法在这里生活的。”刘冰说，这里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与外面联系靠固定电话，刘冰有时要一个星期才能和周围人的人说上一句话。她每天都要和女儿通电话才觉得心安。这里没有鸡犬相闻的邻居，没有华人圈子，没有火锅，没有麻将，有钱没处花，“我估计80%的中国人不习惯这种农场主生活。” 雷青也表示，他原本以为农场上还有邻居，到了之后才知道，离他最近的邻居也在50公里之外，在农场上烤牛排的情节，只会在电影中出现。　　“就算是土豪也得放下身段” 雷青夫妇的反应在Candy的预料之中。她说，多数中国富人到澳大利亚买了农场，自己不会管，也不愿意亲自管理，又舍不得花钱去请农场经理，加上语言不通，不少农场都闲置了。两三年后，农场只好转手卖掉。 Candy在澳大利亚从事这种农场交易已有8年时间。她说，如今随着中国富人越来越多，在澳大利亚买农场并不是难事。但要具备3个条件。第一，要有一定的资金。当然，最好能有经营农场方面的经验。要对所选地区的农牧业情况有一定了解，比如，本地区可种植哪些农作物，圈养哪些牲畜，产品的市场需求、收益情况等。“有些人想当然地以为过来买个农场，躺着就把钱挣了，以为能把这边生产的牛肉、酒等卖到国内，这根本不现实。”当然，还要有良好的英文能力，这样能更了解相关政策法规，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第二，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到澳大利亚买农场并不是投资收益最高的渠道，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澳大利亚本地人似乎都不太喜欢干这行，觉得很辛苦，挣钱也不多。从过往的经验来看，经营农场的投资回报率仅为4%~5%，相对于国内投资回报率动辄10%以上，买农场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手段。对投资新移民来说，如果用50万澳元投资，不但可以生活在城市里，而且还没有那么辛苦，收益率也会更高。 根据2014年澳大利亚农业部（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出版的Farm survey reports 2014，28%的农场现金收入为负，64%的农场经营利润为负，平均利润率为1.5%，其中新南威尔士的海岸地区，台地地区，昆士兰的西南，中北，北领地的阿里斯泉地区都严重亏损。“所以，到澳大利亚买农场一夜暴富是不可能的，当农场主，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坦白地说，通过买农场暴富的几乎没有，亏本的倒是占一半。” 第三，要耐得住寂寞。“中国人都爱热闹，很多人找我买农场，都跟我说，希望安静，但又不与世隔绝，我跟他们说，这不可能。”Candy说，很少有人能适应这种农场上的生活。在农场上，有时一个星期都跟别人说不上一句话，从农场上开车要1个小时才能到集市上，很多人都受不了。这里没有豪宅、豪车、购物广场、电影院，有的只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Candy说，她每年差不多会接待10批来澳大利亚考察农场的中国商人，但最终能谈成的只有两三个。很多人从城里开着车，1个钟头后到达一片半干旱的荒地，周围30公里内都没人，这些人就说，掉头回去吧，太荒凉了，受不了。“很多国内中介把到澳大利亚买地当农场主描述得太美好了，但真相是，远没有那么诗情画意。就是换个方式当农民而已，就算你是土豪，你也得放下身段当农民。”

　　老人年轻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随大部队去了台湾，又辗转去了美国，戎马大半生，穷苦了大半生。老人虽然是华侨，但在美国只能算是生活在底层的贫苦人家，结过一次婚，但婚姻持续的时间不长，媳妇就跟一个美国人跑了，也没有子女。 　　随着年龄增大，老人思乡的心情就格外强烈，想叶落归根。 　　老人的老家是湖北某农村的，当年他离开家时，哥哥在战火中去世，还有一个姐姐。老人打听了10年，才得知他姐姐还活着的消息。 　　老人用最快速度办理了回国手续，带着自己一辈子积攒下来的8万美金，回到了阔别55年的家乡。家乡已大变样了，但当老人走进姐姐家时，却感到无比的心酸。姐姐一个人孤独的住在两间到处漏雨的灰砖房里，看样子还生了病。 　　老人获悉，姐姐有两个儿子，在外面打工，两个外甥媳妇留在家中照顾孙子孙女。姐夫活着的时候，能够给儿子外甥媳妇挣钱，他们就轮流在两个儿子家中住。姐夫去世，老人便被赶到废弃的老房子里，受贫穷和疾病折磨。 　　老人把姐姐送进市医院救治，两个外甥媳妇听说老人从美国回来的消息后，当天也都赶到了医院，争着在老人面前表现，每天鸡汤、排骨汤熬好了送过来。老人的姐姐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就康复得差不多了。 　　回到家中，老人又找人把房子修葺了一番，便住进了姐姐家中，他想自己攒了一辈子的钱，够他和姐姐养老。但让老人想不到的是，一些闻讯而来的亲戚们，开始频繁的拜访老人，遇到红白喜事，必然请老人到场。自然，老人也是今天300元人民币、明天500元的礼钱奉上。遇到孙子辈儿结婚的，还要给改口费，一年来下，仅仅是人情往来的礼钱都要花上万元。除此之外，亲戚们遇到什么困难需要用钱的，第一个就想到老人，开口就是上万元人民币。开始几年，老人也大方，两万三万、甚至五万往出借。老人的两个外甥媳妇也经常找老人揩油，今天要买头猪、明天要给孙子交个学费，后天又要装房子买电器，他们总会找理由找老人借钱，而且借钱也不打欠条。 　　短短5年间，老人带回的8万美金所剩无几，其中两个外甥媳妇借的钱差不多有20多万元人民币，其他亲戚们借的也有十几万，礼钱都花了10万多，为姐姐治病、修房子和买电器、家具花了一些钱，他和姐姐的日常开支其实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看着存折上不多的存款，老人对姐姐说了实情，也说出想找亲戚、包括两个外甥媳妇把钱要回来的想法。姐姐能说什么?这五年弟弟对自己的关怀无微不至，如果不是弟弟，恐怕自己早就是一堆白骨了。 　　于是老人开始了长达2年的要债经历，大部分亲戚都认为他已是耄耋老人，不会活多久，面对老人的要债，他们能推则推，能赖就赖，赖不掉就给几百元到一千元，像打发叫花子似的。两个外甥媳妇做得更绝，死不认账。要了两年，借出去近50万人民币，收回来的不到8万元。为此，老人就想通过法律来解决欠款问题，但思想保守的姐姐认为，家丑不可外扬，都是亲戚，如果真把他们告上法庭，以后他们就没脸在亲戚面前出现了。 　　对于姐姐的话，老人嘴上不反驳，心里却不痛快，毕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的每一分钱也都是辛辛苦苦的积攒下来的，没有理由无偿给那些亲戚们。何况老人在美国生活多年，几乎没见过这种耍赖的事情，心里自然也不能容忍。他决定和两个外甥谈谈，但让老人伤感的是，两个外甥竟然异口同声的说，钱是媳妇借的，与他们无关。 　　老人一纸诉状，将欠钱的亲戚们全告上法庭，但法庭的判决让老人伤心不已，因为老人借给亲戚、包括两个外甥媳妇的钱，借款的数目只在他的一个小本本上有记录，并没有让对方打借条，不足以证明为借款。老人因为不能提供证据，来证明双方就借款的事宜达成的口头约定，因此，他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没有给予支持。 　　听到这样的结果，老人欲哭无泪，却非常不甘心，他又委托律师收集证据，决定再次打这场官司。 　　老人毕竟年龄大了，加上这件事情的打击，没过多久就病倒了。住院期间，除了老姐姐在医院照顾她，没有亲戚去看他。因为老人告他们欠钱一事儿，被村民们吵得纷纷扬扬，很多人背后替老人鸣不平，说老人的亲戚们“不要脸”，尤其两个外甥媳妇还被人指着脊梁骂，亲戚们都恨老人让他们丢了脸。 　　老人在医院住了半年多，便因付不起医药费而不得不出院，在家里扛了不到两个月便凄惨去世。老人的葬礼，是村里帮忙办的，只有极少数亲戚参加。 　　老人去世后，那些亲戚们以为没有人再追债了，但一年后，老人委托的律师，在侨联的帮助下，一纸诉状再次将欠钱的亲戚们告上了法庭……。这一次，面对法庭的严肃宣判，亲戚们不得不偿还欠款，两个外甥媳妇还想耍赖，法院就强行封了他们的房子，最后不得不把借的钱还上。 　　根据老人的遗愿，扣除所有费用之外，留5万元给他的老姐姐，其他的全部捐给社会福利机构……

　　患产后抑郁症的32岁二埠华裔妈妈梁凤鸾(Florence Leung)，10月25日离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她的座驾上周三已在史丹利公园(Stanley Park)被找到。有参与搜寻工作的义工，在温市中心一便利店闭路电视摄录片段中，发现梁曾经在失踪当日傍晚6时许，光顾该店。据她丈夫陈韦廷的胞妹表示，这显示梁曾在史园以外地方活动，目前搜索范围已扩至大温多处地方，以及温哥华岛。 　　寻人街招 贴到温岛和内陆 　　梁凤鸾丈夫陈韦廷(Kim Chen)的胞妹Jen星期日接受《星岛日报》记者访问时表示，连日来大批亲友及义工在史丹利公园及温市中心一带作地毯式搜索，虽仍一无所获，但上周六在义工努力下，在温市中心一间便利店的保安录影片段中，找到梁凤鸾在失踪那天，曾光顾该店的身影。 　　 二埠一母亲组织协助寻找 　　Jen说："一名义工根据梁凤鸾停泊在史园观景岬（Prospect Point）的汽车车厢所发现香蕉及饮品，在周围商家逐户调查这些食物来源，并在温市中心丹曼街（Denman St.）700号屋段一家便利店人员配合下，在该店保安录影中，看到梁于上周二傍晚6时左右进入该店光顾，并用现金购买了香蕉和能量饮品。录影显示，梁凤鸾身穿黑色长外套、黑裤子及灰白色运动鞋，与她失踪前在停车场的衣着吻合。" 　　据Jen表示，这表明梁凤鸾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史丹利公园，目前可能身处大温某处。因此寻找范围已扩大至西温、北温以及本拿比，寻人街招并已张贴到温哥华岛以及本省内陆地区。 　　连日均有亲友不断加入寻人的义工行列，也有朋友的朋友，以及二埠的一个母亲组织，都加入寻找行动。 　　"现在是人生最艰难时刻" 　　陈韦廷星期日接受CTV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梁凤鸾是个好妻子、好母亲。 　　面对电视镜头，陈韦廷哽咽地对妻子温情喊话："现在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希望能很快再见到你！" 　　而梁凤鸾之母邓秀兰上周六向本报记者表示，女儿有追求完美的思想性格，这可能令她诞子后患产后抑郁症，而又难以面对自责的压力而离家。 　　梁凤鸾上周二上午9时45分，在二埠伦敦街（London St.）住所驾驶一辆白色奥迪(Audi)Q5四驱车离家。该四驱车上周三早上在史园被人发现，但就不见人影，车厢遗下事主的手机。梁凤鸾身高5呎6吋，瘦身材，黑长发，戴着深色眼镜。据了解，梁最近开始服抗抑郁药物，但上周二离开住所时，她并没有带备所服药物。

根据上届联邦保守党政府的规定，任何人士申请外籍配偶来加拿大，双方必须最少同居2年，该外籍配偶才可保留永久居民身分，但现届自由党政府10月30日预告，2017年将取消相关规定，以防弱势移民持续遭遇家暴，但为了保住永久居民身分而不敢分居。     相关的“有条件永久居民身分政策”（conditional permanent residence）在联邦保守党2012年执政期间生效，原意为打击假结婚移民，要求以家庭团聚为由来加、同时没有子女的外籍配偶，至少维持同居2年，否则移民部即剥夺他的永久居民身分，并且需要递解出境。有舆论批评，政策导致弱势移民被困于受虐关系之中，女性首当其冲。   联邦政府10月28日发通知，预告会在明年取消同居最少2年的规定，声明指出：“撤销有条件永久居民身分政策，是确认大部分申请个案中的婚姻关系均属真确，而大部分的申请均出于真诚。”当局亦指出，撤销政策有助家庭团圆，同时减少遭配偶或伴侣虐待或疏忽照顾的个案。   根据联邦政府数字显示，2013至2015年间，有58,218人在相关居留条件下入境加国。   虽然申请家庭团聚而来加的外籍配偶，可在加拿大籍配偶离世，或遭受加拿大籍配偶或其亲戚虐待的情况下，提出豁免2年强制同居申请。   不过政策实施3年间，申请个案只有260宗，其中三分二申请人为女性，批准豁免同居比例为79%。联邦政府相信，有部分人士或仍然处于受虐关系而没有申报，因此有撤销政策的必要。

联邦自由党31日宣布了2017年接受移民的数量及安排。之前有呼声说希望大幅提高移民数量振兴经济，但也有人对此抱有疑虑。移民部最终决定明年吸纳新移民的总量与2016年基本持平，但各类别接受比例有所调整，其中经济类（Economic）及家庭团聚类（Family）移民数额增加。 移民部长麦家廉表示，明年接受移民的目标将维持在30万人左右。自2011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吸纳的移民数量为26万。今年这个数量达到了30万，其中包括接受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根据各类别接收人数分配，其中57.5%的名额将给经济类移民，名额总数为17万2500人，比2016年的16万零600人增加了7%；家庭团聚类移民配额占28%，总共为8万4000人，也比今年的8万人名额提高了4000人。另外，联邦政府预计在明年接受的难民比例为13.3%，总计约4万人，今年所收的难民名额为5万5800人；因人道主义等其他原因移民的人数为3500人，比今年减少100人。 另据移民部发布的各大类别中的具体名额，例如在经济类移民中，包括技术劳工等在内的名额为7万3700名、看护者（caregiver）1万8000人、企业家500人、省提名（PNP）项目为5万1000人；家庭团聚类移民类别中，配偶、伴侣及子女团聚名额为6万4000人，父母及祖父母移民人数为2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据多伦多星报报道，原先因夫妻团聚来的新移民被要求要与配偶或伴侣保持两年的关系，才能保留永久居民的身份。但自明年起，这个要求被取消。上周五（28日），自由党政府表示，预计将在明年春季正式取消这个限制。原来这项规定是为了要打击假结婚，但一些反对者认为，这会对那些受到虐待的弱势移民，尤其是女性，造成潜在威胁。 加华移民中心总裁吴冰对移民部公布的2017年计划表示失望。吴冰说，此前业内普遍预期2017年会增加多一些经济类移民名额，目前看只增加了1万左右，她认为起码要再增加2-3万才能够让留学生和技术工人的移民条件放宽，现在看这个预期落空了，估计留学生移民依旧困难，要求的分数与现在比不会有太大变动。 吴冰说，虽然明年目标人数为30万，与今年实际接收人数没有太大区别，但今年目标是28万，实际接收人数比目标多了2万，也可能明年的实际接收人数也会有所增加，或许达到3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