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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旦辞职下海，上海前首富一度成全球超级大买家，如今称不再扩张广州市海珠区琶洲CBD，2023年5月复星出售其紧临珠江的“南方总部”大楼，买方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实控的知识城集团，成交价格约40亿元。本轮调整后的上证50指数将在12月8日生效，复星医药等5只股票正式被移出样本名单。上证 50 指数是A股大蓝筹的重要参照标杆，根据上交所编制规则，这一指数包含50只“规模大、流动性好”的股票，半年调整一次。复星医药10月31日公布的三季报显示，其2023年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9.44%，扣非净利润降幅高达89.84%。复星医药对此解释非常“合理”：“市场对新冠相关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市场资金不会说谎，复星医药的股价，已经相较2021年8月因mRNA新冠疫苗和抗新冠药物阿兹夫定利好而探上的峰值，下降了七成，市值亦缩水超1500亿人民币。起步之地医药产业是郭广昌复星系帝国的起步之地，也是复星系的核心资产。 1985年，18岁的郭广昌从浙江横店郭宅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后留校工作。1992年，郭广昌“下海”，起步业务是营销咨询，是“92派”的代表人物。 1994年，郭广昌和另外四名复旦校友组建复星实业（复星医药前身），进入医药赛道，以疾病核酸检测试剂作为核心产品，首款实体产品是PCR乙肝诊断试剂。创业五人组中，小郭广昌四岁的复旦师妹谈剑，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一任夫人。谈剑的爷爷谈家桢，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亦是50年代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生物系首任系主任，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此外三位创始人——梁信军、汪群斌、范伟，均为复旦大学遗传工程专业1991届毕业生。世纪之交，有个广为人知的说法：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当年6月，成立四年的复星实业，头顶“复旦大学生创立”、“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的光环，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募资3.48亿元。可以参照的是，1998年，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不过392.2亿元。郭广昌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当时IPO还是实行总量控制的审批制，上海市政府以及计划委的领导听取了复星的汇报后，把“IPO的资格给了复星”。复星由此成为上海首家民营上市企业。而在复星IPO前的1998年初，31岁的郭广昌已经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样也是在1998年，国企改制拉开序幕。郭广昌后来说，“我们上市融得的资金让我们有能力参与到国企改制的历史进程中”。其实不仅如此，公司上市带来的贷款授信和发债的便利，以及投资带来的丰厚回报，也让复星可以进一步利用金融杠杆，体量加速膨胀—— 2000年，复星参与合资组建唐山建龙钢铁。2002年，复星入主豫园商城（600655.SH）。豫园商城是1990年上交所成立之时率先挂牌 “老八股”，此后也成为复星系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重要运作平台。 2003年，豫园商城、复星产业投资作为一、二大股东，合资成立德邦证券，复星拿下券商牌照；同年，复星控股南京南钢（600282.SH），与国药集团合资成立国药控股（后于2010年在香港上市，代码 01099.HK）。 2004年，复星旗下地产板块复地集团在香港上市，同年复星投资招金矿业（后于2006年在香港上市，代码01818.HK）‧‧‧‧‧‧复星和郭广昌个人控制的一众产业，也开始被市场称为“复星系”。这就是郭广昌常说的，复星“第一个1亿元是靠生物制药赚来的；第一个10亿元是通过资本与产业相结合达到的。” 仅仅9年之后，2007年，复星集团以复星国际的名义，在香港整体上市。此时，通过持续的资本运作和资产并购，复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横跨医药、地产、钢铁、矿产、零售、媒体、游戏、证券、保险、期货、私募等一众领域。郭广昌本人也在这一年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0位，个人财富360亿元。 “急速扩张、瞬间长大”，“投资为业”，这是当时媒体对复星的评价。在2008年新经济杂志报道中，郭广昌自己则说，复星的发展得益于“在合适的时间做了合适的投资”。 2007年7月，郭广昌和夫人王津元在慈善晚宴上举牌，王津元同样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在上海电视台担任记者和主持人，现为复星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来源：视觉中国超级大买家 2018年，又一个十年。这年的4月29日，复星开发的三亚豪华水族酒店亚特兰蒂斯开业，郭广昌登台发言，数度哽咽。郭广昌后来说，他想到了30年前的1988年，他和12名同学从上海出发，拿着永久自行车厂赞助的3000块钱和复旦大学一封介绍信，一路骑行到海南。在南海之滨，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会再来寻找一片属于我的土地！” 实际上“远方”一直是郭广昌的心头所好，文旅产业也是复星海外并购的开始。2007年香港上市，复星有了境外投融资的平台。投资嗅觉灵敏，也从中受益颇丰的郭广昌，开始寻求海外并购。 2009年11月，复星成立“国际业务发展部”。2010年1月，郭广昌请来了福特时期的美国交通部副部长、小布什时期的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在复星“年度经理人大会”上演讲，并聘其为董事会顾问。2010年2月，复星和凯雷投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全球寻求与中国有关的投资机会”。也是在2010年2月，复星出手了：出资2832万欧元收购了法国老牌连锁度假村“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7.6%的股权。2015年2月，经过多轮谈判，复星又出资9.58亿欧元，溢价44%，拿下地中海俱乐部的九成股权，后者也成为复星的全资子公司 2015年3月，复星以9185.12万英镑收购了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有着178年历史的英国托马斯库克(ThomasCook) 5%股权，后又多次增持。2015年4月，复星买下加拿大“国宝”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 25%的股份。这些真金白银的投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郭广昌的“远方”。2017年，上述这些海外旅游资产，加上复星的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和旅游地产、太仓阿尔卑斯度假小镇、丽江地中海国际度假区，合并打包到复星旅文，在香港上市。又是一次典型的郭广昌式的操作，复星系就是这么长起来的。作为巴菲特的拥趸，保险+产业的模式一直为郭广昌津津乐道。在大举“买买买”的这段时间，本身就制造流动性的金融机构，亦是复星的重点： 2012年，复星与美国保德信公司联合成立复星保德信人寿；2013年，复星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共同设立鼎睿再保险。 2014年，复星以10亿欧元收购葡萄牙最大的财险和寿险公司忠诚保险（Fidelidade，现在依然是上市主体复兴国际下的第三大公司），以4.33亿美元收购美国保险公司梅多布鲁克（Meadowbrook）并更名为美国保险集团（AmeriTrust Group），以68亿日元（约4.18亿元人民币）收购日本IDERA资产管理公司98%股权。 2015年，复星以2.1亿欧元收购德国私人银行H&A（Hauck & Aufhäuser）99.91%股权，合计以25.07亿美元完成对美国特种保险公司艾伦索尔（Ironshore）的全资收购，投资组建并控股英国资产管理公司RPIM（伦敦地产是重要投资标的）。 2016年，复星斥资1.75亿欧元收购了千禧银行（Millennium BCP）16.7%股份，成为葡萄牙最大上市银行的最大股东。复星系和郭广昌，俨然成为国际市场上热门的资产超级大买家。中国最大的“酒老板” 但在2017年，情况有了变化。当年6月，（原）银监会窗口指导各家大行，要求排查包括复星在内数家企业的境外授信及风险分析。 7月底，时任商务部副部长的钱克明表示，“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郭广昌正在“从上海到纽约，到圣保罗、福塔莱萨，到哈瓦那，再到里斯本和巴黎”长达11天的环球差旅中。他在巴黎飞往上海旅程中表态：“最近对海外投资、中国金融乱象的梳理和规范，非常必要和及时，肯定能消除不少非理性投资和潜在威胁金融安全的东西。” 同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称：限制境内企业开展与“国家和平发展外交方针、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资”，包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和“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复星投资开始转头向内，但并没有停步，核心赛道转向大健康和大消费领域。但脚步明显有些不适应：无论是对婚恋网站百合佳缘的投资（2017年），还是参与匠人手作电商平台“东家”（2018年）、在线瘦身平台薄荷健康（2019年）融资，似乎并没有在市场上掀起太大的波澜。之后，新冠疫情来了。虽然旅文板块深受冲击，但核心板块复星医药股价却节节攀升，积累了资本能量，嗅觉敏感的郭广昌开始看上A股的核心赛道——“白酒”。 2020年10月18日，甘肃白酒龙头金徽酒（603919.SH）发布公告，复星通过“豫园股份”（即原来的豫园商城，600655.SH）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达到38%，成为金徽酒最大股东。 2020年12月31日，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70%股权拍卖仪式在遂宁举行。复星以45.3亿元拍下，实控其旗下上市公司舍得酒业（600702.SH）。此时，整个A股的白酒上市公司不过19家，而且头部品牌多为国资控制。一举拿下两家白酒上市公司，郭广昌和复星系也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酒老板”。郭广昌自己则亲自担任了舍得酒的代言人。在他并不经常发布的微博中，常常包含舍得酒的硬广。他公开说：“复星未来的发展战略会紧密地围绕家庭消费，白酒自然是重中之重。” “能卖出去的企业是好企业” 但到了流动性紧张的时候，白酒也要出手。 2023年7月，金徽酒发布公告，豫园股份将其持有的金徽酒5%的股份转让给了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控制的“铁晟叁号”，总价5.99亿元。此前的2022年9月，豫园股份已经把金徽酒13%的股份卖回给原实控人“甘肃富豪”李明的甘肃亚特，持股比例由38%降至25%。按照官方解释，复星出售金徽酒股权是要解决与舍得酒业的“同业竞争”问题。但市场已经普遍相信，这是复星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卖卖卖”的一部分。 2022年6月开始，穆迪多次下调复星系（公司家族）评级，评级展望为“负面”。穆迪认为，复星的债务压力风险较大，现金不足以偿债。这让本身就因为疫情业绩承压的复星，流动性更加吃紧。市场不信任的情绪的积累，叠加郭广昌出国久久不归的传闻，也让复星系上市公司股票开始被低价抛售。 2022年9月初，第一财经等媒体曝光了北京市国资委要求市管企业“企业梳理与复星集团合作情况，并研判相关合作风险”的一份“特急”文件。市场更加风声鹤唳。就在此时，2022年9月13日，久未露面的郭广昌发布了一条微博，表示“刚刚结束了海外几个月的差旅行程，所幸赶在台风“梅花”之前回到了上海”。两天之后，他又亲自上阵做公关，义正言辞地说：“彭博新闻社的一篇所谓“监管部门要求摸底复星”的报道严重地背离了事实”。有自媒体将复星比作“热锅上的大象”，放在这个时间看，颇为形象。复星这次风波的本质是流动性危机，就是现金不足以按时偿还债务。对于长期依靠投资并购扩张的复星而言，叠加经济周期，出现这次危机并不让人意外。郭广昌在2016年就曾在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中，做出一个总结：“公司整体战略之一就是将之前的非流动性资产变成流动性资产，公司旗下各个业务板块都会这么做。” 换句话说，当各种质押、授信的杠杆还不够用，IPO退出似乎也没有合适项目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出售资产了。在2023年3月的亚布力论坛上，郭广昌说得更直接：“能卖出去的企业是好企业”。在周期低谷，能出售的都是优质资产。2022年8、9月，复星减持了核心上市公司豫园股份（600655.SH）和复星医药股份。这是复星医药1998年上市以来，复星系首次减持股票。时代周报统计，郭广昌回国后近60天的时间里，复星系通过出售资产和减持230亿元人民币，年内套现已超400亿元。彭博社报道则援引花旗分析师报告的情况：2022年10月24日，复星对分析师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出售高达110亿美元资产，聚焦核心业务——制药、零售、旅游、保险。不再以“扩张”作为主要发展方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复星系长期持有南钢也在出售之列。 2000年代，钢铁是复星系的四大支柱产业，也在地产和基建高歌猛进的年代为复星系带来了丰厚的受益。2023年4月，复星国际发布公告，南钢集团（中信集团实控）行使优先购买权，从复星系手中以135.8亿元人民币买下南京南钢60%的股权，这将原先的意向购买方沙钢集团挤出门外。 12月6日，南钢控股发布公告，相关交割完毕，实际控制人由郭广昌变更为中信集团。入股20年之后，复星系不再持有南京南钢任何股权，南京南钢再次回到国资怀抱。而复星在2000年首次涉足钢铁行业的建龙钢铁体系内的四家公司（天津建龙、建龙控股、北方建龙、简舟控股），早在2023年1月就已经公告出售：作价67亿元人民币。这也带有很明显的郭广昌风格，复星系在投资的时候，往往喜欢一举拿下控制权，在出售资产的时候，也毫不留恋，直接清空退场。毕竟，他是“舍得”酒的老板。决心，亦或说压力很大，甚至券商牌照也拿来出售了。证监会11月数据显示，目前境内持牌券商共有146家。复星曾在2000年代试图控制兴业证券，但因德隆系风险暴露，引起监管对此并购的关注，最终未果。此后，作为复星系自己组建的“亲儿子”德邦证券，一直是复星系核心的金融牌照。 2023年6月，证券时报证实，以山东省财金集团为首的山东国资，拟从复星系收购德邦证券部分股权，以最终控股德邦证券。而此前5月的德邦证券披露的质押公告已经显示，德邦证券现大股东上海兴业投资（郭广昌个人实控）已将德邦证券46.81%的股权，质押给了山东财金集团等鲁系国企。近年来民营券商实控人易主国资情况，实控方变更时间依据监管核准批复时间。来源：公司公告，作者绘制。境外资产也在出售之列，2023年5月，豫园股份（600655.SH）将2018年收购的珠宝培训、鉴定机构比利时国际宝石学院（International Gemological Institute）卖给了黑石亚洲基金2号（Blackstone Capital Partners Asia II），作价4.55亿美元。实际上，2023年以来，复星已经兑付境内67.3亿元人民币债券，境外27亿美元的债务。 2023年8月31日，在复星国际2023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郭广昌说：不再以“扩张”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他也说，“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核心”。

10月14日，上海一名余姓女子与丈夫在西藏蜜月旅行期间发生车祸，导致肝脏破裂，失血严重，有生命危险，被紧急送至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后经当地多方会诊救治，女子脱离险情，回到上海继续治疗。图为余女士脱离生命危险，回到上海治疗（图源：九派新闻）然而，这起车祸带来的纷争远未平息。该女子脱险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称，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最终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她又支付120万元通过医疗包机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视频很快引起关注，不少网民质疑，“小姑姑”是谁？为何能让上海市卫健委调动援藏医疗专家？还能发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120万元医疗包机转运是如何筹集的？整个救治过程中，是否存在通过关系借助公权力调用公共资源的情况？由上海报业集团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多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报道组通过连日来蹲点调查，采访了余女士、其丈夫陶先生、其父母，参与余女士抢救工作的上海援藏医生，以及余女士家所在居委会等各个方面，厘清了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问题1：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是谁献的血？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输血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所以帮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还在一个社交软件发帖了，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帮忙来输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有没有熟人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他还曾求处理车祸的民警帮忙献血，热心民警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另外，他还求主治医生帮他联系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献血。 “我当时见人就问，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说，自己也去验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以及很多热心人士。最终，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疗的希望。问题2：“小姑姑”是谁？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余母回忆，10月14日晚她接到女儿出事的电话。15日到拉萨后，已错过当天去往阿里的班机，到达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是10月16日中午。“当时女婿说好心人已经给她献过血了，生命体征渐渐平稳，但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只知道在我们到医院前的半小时，从日喀则来的上海援藏医生刚刚到现场，已经进去会诊了。” 陶先生回忆，当时妻子出事后，他向所有家庭成员求助。其中，已经退休的小姑姑将消息转给了在上海奉贤某银行工作的儿媳，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问题3：余女士受伤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救助过程中为何有上海医生介入？据余女士回忆，今年9月29日，她和陶先生在上海举办婚礼后，10月1日两人就开始自驾前往新疆、西藏。陶先生回忆，10月14日下午，二人到达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度，余女士感觉自己缺氧，就把双脚放在副驾驶前方，出事时人几乎是平躺在座位上的。陶先生称，驾驶车辆的他出现高原反应没有及时吸氧，撞到了路边柱子。妻子余女士因为安全带绑的角度不好，强烈的撞击勒破了肝脏。出车祸之后，余女士感觉到疼痛，“快不行了”，二人想办法报警。“当时我们俩手机都没信号，好在有个路过的好心大哥帮我们拨通了120和110。”余女士说。翁昊根据病程记录介绍，余女士入院时是创伤性休克状态。CT提示，9-11肋骨骨折、肝脏挫裂伤，诊断为失血性休克、腹部闭合性损伤（肝破裂）、胸部损伤、肋骨骨折、肺挫伤。当日22时，陕西省援藏医疗队在阿里当地参与帮助进行了首次紧急手术，剖腹探查后，进行肝破裂修补+胆囊切除+纱布填塞止血，腹腔内有超过3000毫升的出血量，手术时间长达五六小时。 “当时医生跟我说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就把小余推进ICU抢救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又跟我讲说‘人不行了’，让我进去看一眼，我就拨通了小余父母的视频电话，三个人一起鼓励她坚持下去”，陶先生说，“当时签了有多少病危通知书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十几页纸是有的。” 据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10月15日向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发出的请求救治支援的函，余女士当时情况危急，急需肝胆外科专家支援。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接诊医生翁昊说，医疗机构间的“函”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而是正式的会诊单。由于西藏地区幅员辽阔，目前医疗资源仍相对有限，各地援藏医疗队异地会诊、参与救治都是常事。翁昊回忆，自己于今年7月前往日喀则援藏，“西藏车祸伤患者其实不少，我曾经参与救治日喀则一例东北游客车祸伤者，当时也是紧急抢救，立即开展远程会诊进行讨论和抢救，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好，遇到任何一例病重的患者，当地医院都会尽全力集合现有的医疗资源开展救援。” 翁昊告诉记者，援藏期间他接诊过多例因车祸外伤紧急送医的患者，但像余女士这样的严重伤员比较罕见。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我们会尽努力挽救危急的生命。”翁昊说。问题4：包机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包机的钱又是怎么筹集的？当事人家庭背景如何？是否有特殊人脉关系？翁昊说，10月17日会诊时，因患者情况较之前稳定，患者家属提出医疗包机转运治疗，各方专家讨论后表示可行。 10月18日13时30分，患者及两名陪同家属由救护车送至阿里昆莎机场。飞机于当天17时左右降落成都双流机场，由救护车送往华西医院，翁昊也于次日返回日喀则。余父告诉记者，之所以做出包机转运治疗的决定，也是因当地医生告知，高原环境下很多生命体征都会出现异常状况，“比如我女儿的凝血功能指标极低，必须输全血”。决定包机后，陶先生开始在网上找包机转院的资源，还联系了以前有过包机转院经历的患者家属咨询流程。“当时有不少航空医疗服务商主动来联系，最终我们选择了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商谈的价格是110万元人民币(专题)。” 筹钱先于包机决定。余母说：“当时我乘坐飞机刚到西藏，有朋友告诉我可以包机转院，就是费用高达百万元。我就立马跟公司老板、身边同事、亲戚借钱。最后是公司几个领导给我凑了120万元，亲戚朋友又陆续转账了一些让我应急。” “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积蓄，女儿还刚结婚。但我们只有这唯一一个女儿，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命。”余母说道。余母所在的公司，是上海奉贤的一家科技上市公司。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10月15日余母向他求助借钱。“我一开始以为是骗子，专门打了电话给她，她在电话里把情况跟我说了。”陈先生说，余母在他们公司服务已十多年，彼此熟识，也都是朋友。陈先生听到余母说包机需要一百多万元，他和公司几个朋友共同凑钱。转账记录显示，10月15日、16日两天，余母收到总计转账给她的120万元。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直接返回上海的医院？余母解释，当时包机先到四川华西医院，是她做出的决定。“我在网上看到，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和华西医院以前有相关转运的记录，而且和医院的衔接比较好，华西医院的医疗资源也不错。主要当时女儿也不能承受更远途的路程，据说包机直接回上海价格也会翻倍，所以就决定去四川的医院。” 公开信息显示，从西藏包机飞往成都等地治疗重症病人并非特例。陶先生说，他听说此前有位患者通过上述公司包机飞往华西医院，便打听到该患者家人，询问了包机情况，对方也给了公司联系人信息。最终余女士一家确定的湾流G550公务机，由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提供。 10月18日，余女士包机飞到了四川成都。余母回忆，在阿里期间，陶先生一直在接受当地交警调查交通事故，有民警跟着他，去往机场之前他们曾请求警方帮助护送救护车到机场。“女儿的情况很严重，转机时间也很紧急，热心民警帮了我们。”余母说。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余女士今年27岁，目前就职于上海某银行支行，担任大厅助理，为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合同在人才服务公司。余父原来从事过货运，有30多年驾龄，现在上海奉贤一家公司做班车司机。余母就职于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余女士丈夫陶先生是河南籍人，29岁，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练。陶先生的父母也无公职，父亲70多岁，退休前在奉贤一家私营工厂工作，母亲则经营一家小服装门店。另从居委干部、周边邻居处得知，目前一家人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建于2002年，余女士父母2003年购入该房后，长期在这里居住，为唯一住房。今年余女士和陶先生结婚后，搬到附近3公里外的婚房，该小区建于2006年，婚房也是小陶父母的老房子。问题5：视频截图中陶先生为什么要和余女士说“后来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人员献血”？陶先生回忆，当时说这些话有一个背景，“妻子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还插着喉管，说不了话，她就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串省略号，还说她可以打字。我知道她昏迷了这么久，刚醒过来肯定很痛苦，就想告诉她家里人都为她的救治做了努力。尤其重点说了小姑姑的事，本意是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 “我告诉她‘全体的公务人员去献血’的事，肯定也是夸大地讲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这次救援来之不易。”陶先生对自己当时那句随口夸大的话追悔莫及。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妻子出事后，包括他小姑姑在内的很多亲友都被他发动起来去找人求助。但这些帮助联络究竟起到什么具体作用，他并不清楚。后来余女士身体逐渐转好，陶先生鼓励她可以将大难不死的经历写下来留个纪念，于是她就编辑了那条视频。之所以发布视频，余女士坦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自己大难不死，应该留个记录纪念一下，然后我就编辑了这个视频。”余女士说，她的抖音账号只有100多个粉丝，没想到后来事情会发酵如此之大。“结果这条视频发出去以后，浏览量很快就达到20万了，还有人发一些恶毒的评论，比如‘你怎么不去死’之类的，我就把视频删掉了。”余女士承认，自己视频中表达不准确、措辞不当，有多处言语夸张。陶先生也多次表达了歉意和懊悔。陶先生表示，网上舆情爆发后，小姑姑也曾不止一次批评他，“你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夸大其辞？”余女士在采访中多次内疚地说：“看到网络上各种言论和猜测，感觉到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这两天忍不住要哭，觉得对不起那些真诚帮助过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