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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国际航班上，一中国女子用流利英语反击白人男子的视频，受到众网友点赞。 12月18日，视频当事人孙女士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事发航班为加拿大航空AC62航班。事发时，坐在前排的一名外籍男子一直在辱骂坐在他旁边的两名中国女子。不怕事的她站出来进行反击，后来了解到该男子喝了酒。乘务员将该男子带离飞机后，航班正常起飞。 涉事男子，图源：视频截图 孙女士录制的视频中，在飞机上，一名外籍男子一直在用英文不停地自说自话，频频打扰邻座女子。见邻座女子没有回应，男子称她为“蠢蛋”“哑巴”，并使用其他言语持续骚扰。后座孙女士大声斥责该男子，要求他尊重其他乘客，并要求他停止骚扰。 视频中，乘务员来解决问题，并提醒该男子这是国际航班，飞机已经在跑道上。视频最后，乘务员用中文广播称：“已经让该乘客下机了，当他的行李找到之后，我们即将出发。” 18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上视频拍摄者孙女士。孙女士介绍，事发于12月15日，当天她从哈尔滨出发经首尔转机至多伦多。 事发时，她戴着耳机，坐在机舱右侧靠窗的座位上。两名华人女子坐在前排右侧，白人男子坐在前排左侧。“男子坐过来的时候还跟右边的两个女生打了招呼，这也很正常，但没想到后面说话声音越来越大。” 视频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图源：视频截图 摘下耳机后，孙女士听到该男子一直在谩骂前排中间的女生，前排右侧的女子则一直在帮女生挡话，还称如果觉得不舒服两人可以调换一下座位。“当时我跟她们说，如果她们觉得不适，可以叫空乘，调换位置。后来男子就消停了一会儿。” “直到后面该男子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还一直在骂脏话。”此时孙女士站出来用流利的英语反击男子，就出现了前述视频中的一幕。 据孙女士讲述，事发时，飞机正在滑行过程中，准备起飞。空乘过来之后先试图安抚男子，男子又开始谩骂空乘。此后飞机调头回到廊桥，空乘人员将该男子带下飞机。“男子起身那一刻，机舱内所有人都在鼓掌。”之后飞机恢复起飞。根据舱内的播报，该男子上飞机前喝酒了。飞机抵达多伦多后，孙女士还将自己录制的视频等证据交给乘务员，以备调查之需。 机场工作人员找出男子行李，图源：受访者 孙女士称，她后来了解到，前排中间的中国女孩才19岁，上大二。右侧的女子则已经参加工作了。孙女士介绍，她是哈尔滨人，在多伦多附近的城市读博士。她一直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且这种事见过很多，认为外籍男子就是欺软怕硬，被骚扰的女生可能第一次见这种场面。看到同胞受欺负，不怕事的她很自然地就站出来反击。 航班信息，图源：航旅纵横 航旅纵横信息显示，加拿大航空AC62航班，由首尔仁川国际机场飞往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计划起飞当地时间12月15日20时10分，实际起飞时间22时左右，延误49分钟到达多伦多。相关信息显示，该航班里程10624公里，时长12小时14分钟。

保密协议到底“保”了谁？或许当你不能解释的时候，别人就会替你写剧本。 最近，温哥华的华人小提琴手 Esther Hwang 决心面对媒体分享自己的一段经历，她想以自身个案公开质疑“保密条款”在相关纠纷中的滥用。     在法律意义上，Esther Hwang 不应该谈这件事。   她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曾在温哥华交响乐团（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VSO）对一名同事提出过性侵投诉；不能描述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能谈之后的调查如何展开、又如何收场。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一份她在 2019 年签下的和解协议。   这里面包含保密条款（即NDA，“非披露协议/沉默条款”），按照协议约束，她放弃了公开发声的权利。   但最近的一段流言，让她决定打破这份“沉默”。     一份和解 = $7100 +对方离团   根据《环球邮报》报道，Hwang 在 2019 年与 VSO 达成和解：她获得约 7,100加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报销心理咨询费用，同时她得到一项保证：她指称的涉事者将离开乐团。   作为交换，Hwang 同意不再谈论相关事项，并撤回投诉。报道提到，这份和解协议涉及四方：Hwang、VSO（法律主体为 Vancouver Symphony Society）、被指称者以及工会。   换句话说，这不是单纯“双方私了”，而是一份多方绑定的协议。     从“不受欢迎的性示好”升级到“性侵”   Hwang 今年 30 岁，童年时期就被视为音乐神童，并曾就读于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   她在 2017 年初以“额外小提琴手”（extra violinist）的身份进入 VSO 工作。所谓“额外乐手”，并非固定编制雇员，更像是长期合作的自由职业者。在这种框架下，她不一定每周都有工作，但也可能频繁上台演出。报道援引文件称，事实证明 Hwang 入团前两年几乎每周都有演出。   Hwang 指称，在此期间，一名已婚、资深的乐团成员开始对她做出不受欢迎的性示好（unwanted sexual advances），并逐渐升级。最终在一场演出后的聚会中，当她处于“严重醉酒”状态时，对方对她实施了性侵（sexually assaulting）。   Hwang 表示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并接受心理咨询，才逐步消化与理解那次经历。最终，她聘请律师，并于 2019 年 3 月向 VSO 提交正式投诉。 《环球邮报》看到了 Hwang 提交的投诉文件。文件中包含一条据称来自被指称者的短信内容：对方反复道歉，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要“占她便宜”，称自己当时“对情况视而不见”，并表示为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会用余生赎罪。   但涉事者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Hwang 提交投诉后，VSO 启动了调查，但报道称调查并未完成。随后在前述四方参与的和解框架下，Hwang 同意撤回投诉，并签署包含保密条款的协议。    Hwang 称 VSO 曾明确表示：如果她想继续在乐团工作，就必须签保密条款。对此 VSO 则表示由于保密协议存在，无法就该指称发表评论。   从程序上看，这类安排并不罕见。   很多组织倾向通过和解快速止损，把争议控制在内部，并降低声誉风险。但争议在于，当指控涉及性侵、骚扰、歧视等公共利益高度相关的问题时，“用沉默换解决”会引发更尖锐的伦理与法律疑问。   签完字没多久，反而开始“职业报复”   Hwang 说，真正让她痛苦的，不只是当初的经历，还有此后漫长且“无法解释”的遭遇。   她指称，自己在签署保密条款后的数周内开始遭遇职业上的不利对待：先是被安排到不那么体面的岗位，之后工时被大幅削减，直至 2020 年初她已不再在乐团工作。她认为这是对她提出投诉的报复。   VSO 否认这一说法。乐团强调，Hwang 的投诉并未影响其获得的角色或工时安排，并指出根据今年5月乐团聘请的 Southern Butler Price LLP 认定，“报复”的指称缺乏证据支持。   报告的核心结论是：Hwang 工时下降的原因在于乐团新增了“额外乐手”，这些人被排在她之前；同时，Hwang 在 2019 年曾拒绝过多次工作邀约，其中包括她认为不够体面的岗位，这导致她在“被叫班顺位”（call list）上进一步下滑。   VSO 总裁兼 CEO Angela Elster 向媒体电邮表示，乐团始终认真对待 Hwang 的指称；外部调查没有发现能支持“任何人对她实施报复”的证据。她同时提到，关于 NDA 的争议与相关法律确实在演变，但这份协议签于 2019 年，而且是四方协议，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面解除或放弃其约束力。     一条流言逼她打破沉默   Hwang 说，她在沉默中熬了很多年。这次真正击穿她的，是 2024 年初她听到的一条传言。   有人在音乐圈里流传：她与被指称者是“双方自愿的关系”，两人因此离开乐团。   她形容，那一刻像是 NDA 的后果终于“落地”。你不能说，但别人可以随意说；你失去的不只是发声权，更是解释权。压力来到了她这个受害者这里，现在是自己面临艰难选择：要不要把真实的版本告诉眼前这个人？   她随后开始对外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向 VSO 申请解除保密条款，但据报道，乐团拒绝了这一请求。     “沉默条款”本身正在被重新审视   NDA 这类协议在商业世界常用于保护商业秘密、降低名誉风险，本来并不稀奇。但当它被用于疑似犯罪、骚扰或歧视案件时，批评者认为它可能变成“封口工具”：让施害者躲过公开监督，让机构避免面对深层治理问题。   不过自 2017 年MeToo浪潮后，北美多地陆续推动立法，限制在某些情形下使用 NDA。   在加拿大方面：   •爱德华王子岛（PEI）在 2021 年率先通过相关法案； •安省也通过立法，限制高校在处理性不当相关事项时使用 NDA 的方式； •新斯科舍省、曼尼托巴省曾考虑类似立法，但因多种原因未能推进； •卑诗省 2024 年一项私人议员法案止步于一读，但省司法部门表示正在探索立法与非立法方式应对 NDA 被滥用的问题，并预计 2026 年会有更多消息； •联邦层面，参议院在今年 6 月对一项被称为 “Can’t Buy Silence Act” 的法案进行一读，该法案意在限制联邦资助实体中 NDA 的使用与可执行性。该法案由独立参议员 Marilou McPhedran 推动，她认为让法律工具延续有毒职场环境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对 Hwang 来说，她认为在自己这样的案件中使用 NDA 是不道德的。她觉得无法公开谈论经历让她更难修复，也让机构不用在公众层面承担应有的问责压力。    Hwang 花了六年时间让状态稳定下来，如今不再依赖 VSO 的工作机会，也已经在行业内寻找到新的发展。因此想为那些“不能说的人”发声。   VSO 的 CEO 并未说明乐团是否会因她违反保密条款而采取法律行动。   信息来源：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business/article-vancouver-symphony-orchestra-violinist-alleged-sexual-assault-nda/  

这真的是太炸裂了！最令人震惊的不是该印度男子的变态爱好，而是加拿大的法官和移民制度！ 据National Post报道，2018年，当加拿大永久居民纳文德·辛格（Navinder Singh）被发现手机里存有涉及儿童的恶性视频时，他竟然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错。他觉得那19段恶性视频很“搞笑”（funny），事后还对一名司法心理学家辩解称，这些事情“在印度是不一样的”。 图源：CBSA 辛格手机里的视频极其残暴 辛格最初是在2013年持临时外国劳工签证来到加拿大的。 2018年2月底，辛格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文件（他和家人一起）。但这些文件还需要移民官员最终确认。于是第二天，他们从阿尔伯塔省越境到美国蒙大拿州再返回加拿大，以此“插队”完成手续，这个漏洞被称为“插旗”（flagpoling）。 就在这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官员起了疑心：辛格持有一张一级驾照（Class 1 licence），官员怀疑是伪造的。 在接受调查时，辛格将手机交给边境官员，官员们在手机里发现了令人震惊的视频：涉及未成年暴力性侵和虐待，总共有19部。 阿尔伯塔省法院公布了调查结果，并描述了部分极其残暴的画面内容（具体细节无法公开）。 图源：CIC News 妻子求情 辛格认为传播儿童恶性视频并不严重 辛格随后告诉警方，他加入了五六个分享儿童恶性视频的WhatsApp群组。 有时，辛格会把这些视频给妻子看。他的妻子在撰写丈夫量刑前法庭报告的缓刑官面前表示，她对丈夫没有任何担忧，并称他是两个年幼孩子的“好父亲”。 然而，她同样显示出与加拿大社会的严重不相容：不仅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连语言都没学会。她自2016年持工作签证来到加拿大，但与警方沟通时仍需要翻译。 后来，一名司法心理学家发现，辛格没有精神疾病、情绪障碍、焦虑、精神病，也没有恋童癖，无法用心理问题来解释他的行为。他告诉心理学家，他知道在加拿大传播儿童恶性视频是犯罪，但他认为“没那么严重”。 除了妻子，辛格在法庭上还得到了雇主和一位曾帮助他移民加拿大的朋友的强烈支持。 法官考虑移民后果：判刑6个月减1天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最不把罪行当回事的，竟是负责此案的政府律师和主审法官。负责检控的奥蕾莉·贝兰（Aurélie Béland）仅要求判处辛格六个月监禁——从实际效果看，这几乎等于对他行为的纵容。她甚至连法律规定的一年最低刑期都懒得要求——而这一最低刑期在2018年已被一名自由党任命的阿省高等法院法官降低。 然而，不公并没有就此结束。2019年由新民主党任命的阿尔伯塔省省级法院法官Gregory Stirling，本可以判处辛格比贝兰建议的六个月更重的刑罚，但他反而减刑。六个月的监禁本会让辛格面临更高的遣返风险，因为这会让他失去对移民局遣返令的上诉权。考虑到这会对辛格及其家庭造成“严重后果”，Stirling把刑期减去了一天。 法官Gregory Stirling 图源：parlee.com Stirling在2021年写道：“我判处六个月减一天的监禁，以考虑判处六个月刑期将带来的严重移民后果。” Stirling的这一干预已经延缓了辛格的遣返，甚至可能彻底阻止遣返。 辛格收到遣返令后提出上诉 赖在加拿大8年 服刑结束后，移民官员以严重刑事犯罪为由宣布辛格不具备入境资格，并下令将其遣返——这本应是自动程序，却并非如此。由于Stirling的减刑，辛格得以上诉遣返令，并果断提出上诉。 案件于2024年提交联邦法院审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已被遣返，看起来仍在加拿大。遣返程序仍在进行中，他的下一次行政听证定于明年1月。当被问及辛格是否仍在加拿大时，他的律师拒绝置评。自他手机中被发现儿童恶性视频以来，已将近八年。 根据联邦法院的判决，辛格正在尝试以“人道与同情理由”申请留在加拿大——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本应完全不可能。他之所以有现实胜算，是因为在加拿大，取消被认定为不具入境资格的犯罪者遣返令的情况并不少见。 几乎在辛格接触制度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得到了宽待：他持有可疑驾照；妻子不会英语，却仍被引入永久居民通道；软弱的检控官因先例低开刑期，软弱的法官也同意；他获得了所谓的“移民减刑”；而当最终出现荒唐判决时，省司法厅长竟然没有上诉。 保守党议员提出法案 修补移民减刑漏洞 尽管保守党国会议员Michelle Rempel Garner提出了C-220法案，试图修补这一荒谬的“移民减刑”漏洞，自由党却予以抨击。自由党议员Guillaume Deschênes-Thériault甚至像论坛发帖一样回应：“没有任何研究、分析或司法厅长表明法院在错误适用现有判例。” 尽管像辛格这样的案例网上随手可查，他需要的居然是一份研究告诉他——他自己用眼睛都能看出来的事实。另一名自由党议员Kevin Lamoureux暗示，C-220带有“极右翼色彩”。 在辛格与加拿大制度的每一次接触中，他都获得了远超正当程序的最温和对待。这不仅是对受害儿童的巨大不公，也是对整个加拿大社会的不公平。立即遣返这类犯罪的外国人，以及纵容他们的家庭成员，本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果现行规则允许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些规则就应该被彻底推倒重写。

温哥华市议会批准的政策使东区可以建造最高32层的新社交住房和出租住房 经过三场情绪激荡且常常争论激烈的公共听证会，温哥华市议会今晚批准了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建议，进行东区分区法规的重大改革。新政策允许在东区建造更高的建筑，最高可达32层，旨在加快新型社交住房的建设，以替代老旧破败的一人单间出租酒店（SRO），并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房。   此次变化适用于两个特定区域：东区的核心地区，正式名称为东区/奥本海默区，通常涵盖围绕奥本海默公园的一到两个街区，以及位于主街上靠近邓斯穆尔和乔治亚高架桥南侧、托尔顿公园和未来新圣保罗医院校园周边的一个较小独立区域。 为了刺激更多住房建设，并促进收入中等的东区居民和家庭的健康发展，两地区的包容性住房要求也有所调整，从60%的社交住房与40%的市场租赁住房，改为20%的社交住房与80%的市场租赁住房。   为更好地获取联邦和省级资金用于新社交住房建设，符合高层政府的资助条件，负担能力的要求也进行了调整，从三分之一的单位按庇护所标准收费，改为20%的单位按庇护所标准收费，以及10%的单位在住房收入限制以下。 此外，市议会还批准了加强租户保护的政策，并放宽了重新安置SRO的相关规定。 综合来看，这些改变标志着自2014年由温哥华愿景党领导的市议会批准的东区规划的重大转变。近年来，这一规划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批评者认为该规划的规定和限制导致了该地区贫困、犯罪、公共秩序问题的严重加剧，以及心理健康、成瘾和公共安全的挑战。 然而，大多数发言者对这些变化表示反对，主要是东区居民以及活跃于该地区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家、倡导者和学者。   反对者认为，该计划将通过减少新建筑中所需的经济适用房数量和削弱对SRO租户的保护，导致更多的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现象发生。 他们警告说，允许在东区建造主要是市场租赁住房的高层塔楼将推高土地价值，使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更难为依赖福利或残疾补助的人建造庇护所标准的住房。批评者还提出了关于贫民区域化和社区丧失的担忧。 但是，市政府员工坚称，新政策框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加速快速老化的SRO建筑的替换，提高公共支持和非营利住房项目以及私人开发项目的财务和经济可行性。   市政府住房政策高级规划师埃德娜·曹在今晚的市议会结束发言中表示：“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增加社交住房，并加快以新独立社交住房替换SRO。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取代或减少该地区的低收入住房……这只是工具箱中的一项新工具。” 她补充说：“我们也听到了有关这些变化可能提升土地价值或过度激励私人开发的担忧。为了澄清，通过这些变化并没有提出任何同行私营开发的选项。没有计划建造公寓，也没有完全依赖市场租赁的项目。广泛的经济测试表明，这些分区变化不会使土地价值不稳定，并且高层政府的合作将仍然对于这些项目至关重要。”   这有助于应对不断上升的建筑成本、在这些地区建筑的财务风险以及当前对资金的依赖。 此外，曹继续说道：“SRO现在因火灾、老化和维护问题而关闭，未来几十年只会愈演愈烈。我们都知道，无法单靠一己之力应对这一危机。我们需要与所有合作伙伴、各级政府、非营利组织以至私人伙伴共同努力。因此，尽管我们继续追求理想，但现在我们必须向前迈步，做我们能够做到的好事。”   依据市政府的建议，ABC温哥华党的市议会多数经过5-4投票批准了这些政策变化。绿色党的市议员皮特·弗莱、COPE党的市议员肖恩·奥尔、OneCity党的市议员露西·马洛尼以及投票温哥华的市议员丽贝卡·布莱都反对这些变化。 反对的市议员提出的各种修正提案——例如，排除私人SRO物业不受新政策的限制，将建议提交市政府进行进一步咨询和评估——都被ABC党多数否决。 ABC市议员彼得·梅兹纳强调，联邦和省级预算不断缩减，意味着市政府必须寻找“新颖的创新方式”来替换那些通常“无法居住、不可接受”的SRO建筑。他辩称，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每一年情况都在不断恶化，人们正在遭受痛苦”，并补充说他在听证会中听到的是对过去策略的“加倍坚持”，以及“毫无尽头的更多咨询轮回”。 梅兹纳说：“这个社区的居民理应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无法在等待。”他呼吁提供“独立且有尊严的社交住房”，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社区。虽然承认社区中存在恐惧，他表示他支持市政府的计划，因为他相信“这将推动我们实现大家期望达到的目标。”   ABC市议员周磊表示，东区在“良好初衷政策”下经历了十多年，但结果却“让我们无法接受”，他指出“街道秩序恶化、公共安全下降、住房条件恶化以及小企业空置率上升”。他说，限制混合收入住房和保留低标准的SRO并没有带来稳定与尊严，反而加深了危机。 周磊表示：“这并非是关于流离失所，而是创造安全、复苏与长期社区稳定的条件。”他还补充说，社交和支持性住房必须“妥善管理、问责”，并辩称社区并非拒绝为弱势人群提供住房，而是Reject一个未能真正响应现实影响的模式。他表示，如果以往的方式能够奏效，“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而简单重复过去的做法并不是怜悯。 更多内容即将发布…

一家加拿大偏保守立场的智库根据一项全球指数，将加拿大评为全球第12个“最自由”的国家。不过，该机构同时指出，近年来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的自由程度都在下降。 图源：Postmedia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与美国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周二联合发布了年度《人类自由指数》报告。报告发现，到2023年（目前能取得的最新数据）为止，全球近90%的人，比2019年时拥有的自由更少。 菲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该报告的共同作者马修·D·米切尔（Matthew D. Mitchell）在新闻稿中表示：“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在限制言论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行动自由，以及使用稳定货币的自由。” 他直言，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研究所介绍，这项指数通过87项指标来衡量个人在生活选择和经济决策方面的自由程度，评估范围包括法治、安全保障，以及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等多个方面。 在参与排名的165个国家和地区中，加拿大根据2023年的数据排名第12位，与前一年持平。不过，加拿大的总体自由评分下滑了0.03分。 美国同样保持在第15位，但其自由评分比2022年的数据下降了0.04分。 报告显示，瑞士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国家，今年依然位居榜首，自由评分与去年持平。 与此同时，丹麦超过新西兰，升至第二位；爱尔兰和卢森堡分别保持在第四和第五位。研究所指出，这四个国家的自由评分都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在榜单另一端，叙利亚被评为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其后依次是伊朗、也门、苏丹和缅甸。其中，伊朗和苏丹在2023年的自由排名相比前一年有所上升，而其他三个国家的评分则继续下滑。 研究所表示，这一轮自由倒退的趋势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菲沙研究所强调，持续关注各地的自由状况非常重要，因为生活在更自由国家的人，通常整体生活质量更高，收入更好，也更健康、更幸福。 米切尔在报告中表示：“很多人认为，自由本身就有价值；但除此之外，自由也确实让生活变得更好。” 全球自由度排名前20的国家和地区如下： 瑞士 丹麦 新西兰 爱尔兰 卢森堡 爱沙尼亚 芬兰 捷克 荷兰 澳大利亚 冰岛 加拿大 瑞典 中国台湾 美国 挪威 德国 葡萄牙 日本 英国 包含165个国家的完整榜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