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周末，微信朋友圈被一条惊人的消息刷了屏：“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四家即将成立自由来往四国集团，这个计划不光光是针对自由的来往，更是包括了工作与福利互通”。更有微信文章明确指出：“对于华人移民来讲，移民以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四个国家均可享受社会福利，无限制工作，随意通行。” 有新闻还说该计划已经在四个国家中进行了全民投票，说四国大部分民众都已经表示赞同了。 如果真是这样，作为移民的我们，岂不是大大赚到了？有没有人已经开始盘算加英澳新这四国谁家福利更好些？ 本着无限向往的美好心情，无比期待地开始追本溯源，追踪消息出处。然而，事情的真相总是那么残忍，这看来又是一则被过度解读，博人眼球的新闻！ 在加拿大GlobalNews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篇发表于3月13日的文章：“Canadians want EU-style mobility between UK, Australia, New Zealand: poll”，从标题到内容都只表明了这么一个意思：根据民意调查，加拿大人希望在英、澳、新、加这四国间能够实现欧盟式的自由流动。       文章称，智库“英联邦外汇”于3月12日发布的一份网络调查显示，加拿大有四分之三（75%）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在四个英联邦国家之间自由地工作，但英国则只有58%的民众感兴趣，澳大利亚则有70%，兴趣最大的就是新西兰了，高达82%的受访者赞成。 具体到加拿大，英联邦外汇组织委托Nanos Research调查公司在2016年1月30至2月1日三天内采访加拿大1000名民众，75%表示支持，15%反对，另外10%不确定。而18-29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受访者则相对不太热衷该方案，只有71%的年轻人表示赞同，低于平均值；而30-39岁年龄段则有7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加拿大女性（77%支持）要比男性（73%支持）更热衷这个提议。 截止到目前，我们只能说“四国自由互通”的愿望是存在的，但结果仍是渺茫的。  这个民意调查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早在2013年8月，现任英国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造访澳大利亚时，提出了一个“双边劳动力流动区”（”bilateral labour mobility zone”）的概念，就是希望英、澳两国之间的民众能免签证工作和生活，但不能立刻获取政府的福利支持。 一年后，及2014年10月，智库英联邦外汇（Commonwealth Exchange）就伦敦市长的提议研究如何解决免签证的问题，并且提出将加拿大及新西兰亦列入其中，这就是最早的“四国集团论”。理由是这四个国家的国民的官方语言一样，法律基本一样，有强劲的经济基础以及都还是英联邦国家，国家元首都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而四国“自由来往”这个概念则源自一个民间组织，这个民间组织名叫英联邦自由流动组织（The Commonwealth Freedom of Movement Organization），创办人名叫詹姆斯·斯金纳（James Skinner），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的一名英国公民，他的理念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个英联邦国家的人基本上是一样的人，由于受到签证制度的限制，这四个国家的人无法在其他三国自由定居和工作。 于是，英联邦自由流动组织在其网站（cfmo.org）在去年3月发起一个《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由来往的建议》的网络请愿，一年后，也就是截至2016年3月份，已经有近11万个签名支持。  

　　加拿大新华人联合会（简称新华会）一直致力推动的「外籍华人身分证」政策，在本届中国政协会议上由中国政协委员作为提案正式提交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其后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表态目前无出台「华裔卡」计划，则令舆论瞬间冷却。然而又传出另一名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允许外籍华人保留和恢复中国国籍，令海外华人再燃希望。 　　本届政协会议已近尾声，中国财新网日前刊出一条消息称，全国政协常委李崴在这次全国两会中提案，建议删除目前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规定，允许外籍华人保留和恢复中国国籍，并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海外华人，也有利于国家发展，凝聚民族向心力。 涉及人数约5、6百万 　　消息传来，在本地华社立刻引起关注。新华会会长杨海峰昨日专门就此提案，与该会推动并由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交中国政协的呼吁发放「外籍华人身分证」提案，进行了比较。杨海峰认为，两个提案最大的区别就是恢复国籍提案，令所涉及的人群大大缩小，更具可操作性，认为应作为「外籍华人身分证」第一阶段，率先实现。 　　杨海峰进一步解释，如果说「外籍华人身分证」（或称华裔卡）可能涉及海外5、6千万华人，则恢复中国国籍所涉及的大概只有5、6百万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后移居海外的大陆华人。在范围缩小之后，中国政府已经比较好操作。 　　他也承认，在「外籍华人身分证」的提案中所涉及的「外籍华人」概念，可能比较难定义，如已经移居海外许多代的移民、与外族通婚和来源国并非中国的华人等，情况会非常复杂。但如果用恢复中国国籍的做法，则简单易行得多，凡以前曾有中国护照或户籍等人士，就可申请恢复或保留中国国籍。 不具备公民政治权利 　　另外，他也强调在这个提案中不涉及公民权的问题，即使是恢复中国国籍，也不具备公民权和其他政治权利。他声称海外华人的目的，并非追求公民权，只不过是希望在照顾父母、子女受教育和投资、经商等需要长期停留中国时期，得到一些居留的便利。即便日前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表示，目前没有出台「华裔卡」的计划，也只能说明中国目前还没有将此纳入立法进程，但她也强调要为海外华人提供更多的居留便利条件。 提案人外祖父李济深曾任中央副主席 　　在全国两会中提案允许外籍华人保留和恢复中国国籍的李崴，其外祖父李济深曾是国民党军人，任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并曾任教黄埔军校，北伐期间支持蒋中正的四一二事件，之后又多次反蒋，曾于福建事变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主席。据维基百科指，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号召，反对国民政府之反共政策。抗战胜利后脱离蒋中正的中国国民党。194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崴的母亲李筱菊，曾任广东省政协常委，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同时还兼修哲学，获双学位，是中国最早研究并引进交际语言教学理论体系（简称CLT）的学者之一。

　　温居住及生活费用高昂，本地居民深感压力，刚抵达的叙利亚难民更是叫苦连天。一个抵达大温大约一个月的难民家庭指出，来加拿大主要是为了下一代，但温市居住和生活费过高让他们感到焦虑，因为找不到适合他们一家5口居住的长期住所，现只能寄居租金不菲的酒店。 　　温哥华华光功德会周六举办“难民及贫困儿童爱心玩具”捐赠活动，把3,500件礼物及生活用品等物件，送给刚到加国的百多个叙利亚难民和儿童。活动发言人冯林美莉称，除了儿童，她们还特别为身为父母的难民准备礼物，总价值约一万元，并按照性别、年龄分配。 　　此外，该活动还安排魔术表演及抽奖环节等，欢迎难民来加拿大定居。 　　原安排住本拿比 房屋残转居酒店 　　参加活动的其中一个家庭是叙利亚难民米斯拉玛妮(Frial Al-Mislamani)、丈夫及三个年幼子女。她们在一个月前，经约旦抵达温哥华。对于能够来到加拿大过新生活，米斯拉玛妮称，她们非常幸运。不谙英语的她，通过翻译向《星岛日报》记者说：“我主要是为孩子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避开战乱，加拿大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未来。” 　　不过，米斯拉玛妮说，虽然感谢加国政府帮助他们顺利到来，但居住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们。 　　她说：“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住所，之前曾为我们分配了一间位于本拿比的房子，但房屋太过残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们现在只能住在市中心的酒店内，但是生活费和租金都非常高。”她呼吁政府尽快为他们这群难民解决住屋问题。 　　参加周六活动的嘉宾包括温哥华华光功德会总裁莲慈金刚上师、联邦新民主党(NDP)国会议员关慧贞、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苏立道(Joe Peschisolido)、温市议员郑文宇、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组长潘少钧、以及世界华商妇女企管协会温哥华分会总务长何秀繁等。

当地时间12日晚10时左右，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两个当地帮派约200多人在市中心联邦广场爆发冲突，场面一度混乱，波及路人和附近普通市民。13日上午， 网络上有中文媒体报道说，“华裔群体在此次冲突中成为被攻击目标。”还有传言说，墨尔本市中心因为这次事件发生骚乱，造成流血，汽车上有弹孔的照片也在网上传播。   然而，真实情况有没有这么严重？新华国际客户端采访了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有关官员，还有在当地生活求学的中国学生后发现，事件本身并非针对华人，流血枪击 压根没有发生，更没有群众受重伤，华人也没有遭受所谓的大规模抢劫和袭击。根据当前掌握的信息，只有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抢手机。不过领馆提醒，中国留学生在 外仍需提高防范意识。 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抢手机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教育组负责人13日证实，根据目前接到的报告，12日夜间墨尔本街头的斗殴事件中只有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抢了手机。昨夜这名学生给领馆发 邮件说，“我今天晚上8点在墨尔本rmit（皇家理工大学）附近手机被抢。在一条路上迎面走来20多个黑人，第一个黑人直接抢了（我的手机）就跑。” 这名负责人表示，当晚的事件属于当地青少年帮派街头斗殴，当地警方随即封锁市中心的部分路段，目前已逮捕数人，并已对事件展开调查。考虑到中国留学生的安 全，总领馆已敦促维多利亚州警方加强大学周边的治安措施，同时发布安全提醒，呼吁留学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出行安全。   领馆官员说：“学生尽量避免在夜间单独外出，尽量结伴同行，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时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可疑人物。”他同时表示，希望中国留学生了解和掌握学校安全方面的信息，使用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安全服务，保护自身安全。 中国留学生已加强戒备 去年从墨尔本大学毕业的张同学已经在当地居住了10多年，她亲眼目击了事件整个过程。她告诉记者，12日夜间发生的事件从严重程度看在当地的确非常罕见，但并没有像有些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局部地区的确发生了一度非常混乱的局面，但没有人严重受伤。 来到墨尔本一年半的中国留学生程功对记者说，在市中心发生这样的街头事件，他印象中是第一次。虽然没有看到现场，但昨晚清楚听到了警车和直升机的声音，偶尔还有呼喊声。 针对当地的治安状况，中国留学生最近都已提高了警惕。在墨尔本大学就读的中国博士生田原说，前一阵墨尔本就发生过学生被抢劫的案件，最近同学们都人心惶惶，晚上不大敢出门。 没有一些媒体说的那么夸张   综合当地英文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日22时左右，当地两个帮派约200多人在墨尔本市中心联邦广场爆发冲突，场面一度混乱，波及到附近街区及民众，有人 在混乱中受伤。混乱持续了两个小时，警方动用了辣椒喷雾和警棍平息事态并逮捕了数人。维多利亚州警方表示，对这起案件的调查目前仍在进行。 当地华人创办的新闻和咨询类微信公号“澳洲微报”报道说，12日夜间街头事件仅仅是帮派成员冲突，导致市区一些地方一度较为混乱，流血枪击压根没有发生，更没有群众受重伤，华人也没有遭受所谓的大規模抢劫和袭击。警方全程没有开枪，而且也提前增加了警力。不过，近期墨尔本的治安确实有恶化，发生了中国留学生遭抢劫的事件，这也是相关谣言在华人圈疯传的一个原因。

淡路先生今年年满70岁了，他以传媒大学到国贸一带为生活半径，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骑着自行车匆忙来去。他闲时喜欢小酌黄酒，喜欢中央三的娱乐节目和中央四的国际新闻，天气好时，他就去公园里和其它老人打太极抖空竹。他嗡声嗡气地对每一个在小区里打照面的人说“你好”，不管认不认识。 这位长脸、眼睛细小的老者有点不修边幅，灰白的头发随意趴在头顶，冬天穿一件肥大的灰色羽绒服，脚上常年是一双黑色皮鞋。如果不开口说话，和普通的“北京大爷”没什么差别。很多时候，别人会当面喊他“日本鬼子”，被问及感受时，他微笑着连连说“没关系，我不在乎”。 老先生是来自东京的淡路政夫，他也确实是一位先生，过去十年一直在北京教授日语，有课要上的时候，他会穿上西服，日本人的严谨一面在这时有所体现。 在日本，几乎所有亲友都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抛下妻子来中国生活，甘心忍受许多事情，而且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像日本人。 和同时期的中国有些类似，在淡路的成长过程中，家庭里有着浓重的政治气氛和鲜明的政治分歧。父母在生活中几乎毫无共同语言（甚至不曾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在政治派别上也针锋相对。 淡路的父亲做刻章，“他很骄傲，觉得自己是艺术家”。随着机器生产的普及，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家庭条件也越来越差。他终年酗酒抽烟，去赛马场赌博，在家则保持沉默，任凭淡路的母亲埋怨。 母亲经常嘲笑丈夫居然支持自民党，“那是有钱人才追捧的，你是穷人，真虚荣”。她自己则一直教导淡路和两个妹妹“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朋友”。大选期间，淡路的母亲带着他，冒着坐牢的风险，深夜里在电线杆上贴共产党的海报，“现在想想真是怀念啊”，淡路称赞已过世母亲的勇气。 在那时的日本，信奉社会主义还说得过去，喜欢中国则显得非常另类了。即使在自己家里，淡路对中国的巨大兴趣也难以得到理解。 淡路政夫从小喜欢中国，看上去也流露着对自身的不认同。“日本太小气”，他喜欢阔大、深远的气度。现在聊到对中国的认知，他还连连称赞“历史恢弘，建筑壮观”。他读过四大名著，尤其喜欢《三国演义》，惊叹诸葛亮的聪明。到中国去，成为自幼就埋藏在淡路心底的一个愿望。 坐在书桌前的淡路政夫 1965年，20岁的淡路考进日本中央大学，由于对中国感兴趣便参加了校园社团“中国研究会”。在日本的校园里，如此关切中国的青年少之又少，好在他们不会受到干涉。30多个社员天天在小房间里讨论问题，“比学习有意思多了”。他们分成两派，支持毛泽东派和反对毛泽东派，支持毛泽东的人只占两成。每次讨论，毛泽东的拥趸举着《毛泽东语录》之类的小册子念一通，但经常处于下风，争吵不过也就散了。 淡路推崇日本共产党，由于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和强制性命令，他对隔海相望的共产党持保留意见，“日本共产党更独立自主”。 1960年代初期的安保斗争（因对新的《美日安保条约》不满而起），是战后日本最激烈的社会运动，到了淡路读大学的时候，安保斗争的余波未平，东京各个大学里盛行学生运动，很难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淡路在大学其实只读了一年书，后三年几乎都是“丢开书本闹革命”，狂热参加学生运动。学生们怀着“左翼执政”的理想上街斗争，时常发生流血事件。“当时就像着魔一样，晚上在校园里的长椅上睡一夜，醒来径直上街。”直到60年代末期，运动被政府打压，赤军派逃往朝鲜，多数学生成为上班族。 30年后，这群学生才拿到自己的大学毕业证。 先锋是日本家用电器业的巨头，尤其以音响、DVD等产品闻名。离开校园以后，淡路进入了这家企业，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从此再也没有卷入社会运动之中。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偏爱，自此成为很私人的事情。 1997年，淡路政夫跟随公司来上海高桥建厂，在此建厂的还有日本松下、索尼等知名企业。这是淡路第一次来中国，失望的是，上海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有历史感。也许是城市不对，他安慰自己。 他在这次旅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做错事不道歉，乱扔垃圾。他动手做了一个垃圾箱，但被人无视，垃圾被扔在箱子周围。 在中国，他恰好亲历了邓小平去世的特殊时期，食堂里的电视滚动播放这条新闻，在场的中国人都在哭，天安门降半旗，淡路他们不知所措，跟着低头默哀。他后来对人说：“这就是个人崇拜啊，日本不会的。” 尽管中国的神秘感已经不复存在，对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国家的好奇却丝毫没有减弱，那个源自童年的愿望依旧强烈。 2006年，60岁的淡路政夫先生从工作了38年的工厂退休，拿到工厂给的一次性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50万。他很高兴，对妻子说：“我终于能够去中国啦！”妻子知道他想在中国长年生活，因为自己“被抛弃”、“可怜”而大发脾气。 一家五口坐在一起就此事投票。大儿子和小儿子希望父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二儿子选择站在母亲一边，3:2，最终淡路政夫带着他一半的退休金来到中国。10年过去，想起这一幕，这个精神的小老头仍然带着激情回忆他当时对妻子说的话：“去中国是我的使命。” 这次来到中国的观感，和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多少。淡路发现，高速公路居然会闯进马车，司机在后面疯狂按着喇叭。那些名胜古迹人满为患，人们随地吐痰，打电话的声音大得像吵架。他尤其费解的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在日本只有老鼠才吃”的瓜子，而且吐得满地都是。后来他尝试了一下，“其实还很好吃啦，就是太难剥了”。 淡路先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汉语，100多个留学生按汉语程度的高低分为7个班，他在本班年纪最大。班上有个和淡路年纪相仿的韩国人，俩人私下交流，都是跟夫人吵了架出来的。学校领导喜欢日本人的守时、认真和听话，把班长都定为日本人，淡路也是班长。每次年级会，7个日本人先相互道歉，检讨哪儿做得不周到，再叽叽喳喳用日语讨论一番。 淡路每天都请中国朋友、同学出去吃饭、唱歌、泡吧，他的退休金很快花完了。现在淡路仍然喜欢和朋友吃饭，提及谁掏钱这个问题，他两手一摊：“肯定是AA吧。我不请客，我没有钱。”随后不好意思地哈哈笑两声。 在北京，像淡路这样以散兵游勇的身份谋生的日本人极其少见，何况还是这个年纪，而收入也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倒是凡事看得开，经常对朋友感叹，如果不是在中国，做梦都想不到能够成为老师。 淡路说自己现在很忙，掏出名片，点着上面罗列的学校：“这个周二上课，这个周三……”，聊天的时候，联系授课的电话不时响起，他会笑嘻嘻地表示抱歉：生意很多。他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大一大二的日语口语课，兼任三个日语学校的老师，除此之外还要给两个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日语辅导。 在大学里讲课，淡路总是穿西装笔挺地站在讲台上，他和年轻人聊一些自认为有意思的事，说到激动处调高音调，两只胳膊张开，在空中比划，还“咚咚”敲着桌子。他挨个儿纠正学生发音，眼睛越过挂在鼻梁的近视眼镜贴着课本，认真至极。 他经常借一些关于中日关系的日文书籍，时不时表达“希望中日一直友好”的愿望，对“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充满信心。 他的学生李思嫣觉得淡路古怪：“每次上课淡路老师都会聊一些近期的新闻，比如贪腐问题，他会说‘在日本这种问题绝对不会发生’，转而又乐观地说‘但是我觉得这些对中国来说都不是问题，会越来越好’。每次他都头疼地铁上又遇到大吵大闹的人啦，转而又说‘有意思，我喜欢坐地铁’。” “我认识的日本人都比较谨慎，拘谨，爱干净。但是淡路老师不一样，他每次来上课就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摆摆。我认识的很多日本人用完粉笔一定会洗手，他们很介意蹭到自己的衣服上，放东西也是轻手轻脚，但是淡路老师不在意。” 接受采访之前，淡路政夫正在和日本的朋友视频聊天 淡路曾经请妻子来中国玩，实际效果是，妻子越发对于他的生活选择无法理解。妻子对于醋无法接受，也难以适应盐、油很重的中国菜，而这些在淡路那里都不是问题，他愿意在次要问题上做出妥协。在中国一路游玩下来，妻子一直抱怨中国的脏乱、吵闹和不安全。“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要放眼全局，中国迟早会很厉害的。” “哼，这是你留在中国的借口。” 争论不了了之。 直到现在，他和妻子仍然会就“回不回日本”争执不下。妻子搬出类似中国的食品安全、天津爆炸案等新闻，提醒他回家才是安全的选择。 淡路确实关注类似的新闻事件，也对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颇有微词。向朋友提及这类事情，后面要带着“我都习惯了”。 事实上，淡路遇到过比这些更“危险”的事情。2012年，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紧张，淡路有次去超市被围，自此三天没有出门，天天吃泡面。他的家人听说后，闹着让他回家，淡路不为所动，那段时间他出门也长了心眼，被问及来自哪里，他就回答来自韩国或香港。 生活在北京的烦恼还不止于这些冲突。“因为雾霾，我早些年的留学生朋友都回国啦。”现在淡路特别关心北京的天气，课间他喜欢趴在窗户前独自嘀咕：“咦，今天的天气什么都看不见呀。”但随即又会加一句：“但30年前的日本不也这样么，所以总会好的。” 每次回日本，淡路和朋友见面都要被他们“数落”一番——淡路你看你在中国都学会迟到啦，淡路你看你穿得邋邋遢遢的就出门啦，淡路你吃饭的口味怎么变重啦，淡路你怎么连日语都忘啦……淡路有点儿不好意思。这些是他在中国圆梦要承担的代价吗？ 回到日本的他有些茫然，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一成不变，附近的店铺几十年还是老样子，这与北京太不一样了。老伴儿还在做售货员，三个儿子都忙，他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心里发慌，最多一个月，他又回到中国。 他会发现小区门口的店铺又换了，门卫热情地说“こんにちは”（日语“你好”）。他又开始忙碌的教学，和中国朋友吃饭喝酒，和学生聊聊近期发生的事。 淡路先生说，再过两年他终究还是要回日本的，“开个太极馆或者教别人抖空竹，否则太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