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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宣布两年内将完成世界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引发外界关注。据英国《每日邮报》9日报道，手术的准备工作目前有了新进展，中国医生任晓平率领的团队准备与卡纳维罗携手，乐观估计，该项手术将于2017年12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进行。中国医疗团队加入据报道，意大利医生卡纳维罗近日在中国东北举行的“科学前沿”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与中国的任晓平医生组成实施“换头”手术的医疗团队。他说：“中国可能是实施这项手术的最佳地点，因为中国医疗团队不仅有杰出的组织能力还有丰富的‘团队作战’能力，而任医生是全世界唯一能领导这个项目的人。” 意大利医生卡纳维罗今年53岁的任晓平教授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2013年，他的团队完成了首例小白鼠头部移植手术。此后，他们进行了约1000例小白鼠换头手术。目前他的团队正准备进行灵长类头部移植探索，最终挑战人类“换头”手术。任晓平相比卡纳维罗医生的自信满满，任晓平教授则颇为谨慎。他表示，这项手术进行临床试验前，还有大量的难题需要攻克。“目前，我还没有信心说我能够进行人类头颅移植手术。” 不过，任晓平教授也认为，“换头”手术可以治愈许多此前无法医治的疾病，譬如脊髓损伤、癌症和肌肉萎缩性疾病，这将极大地改变人类发展的进程。手术过程非常复杂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斯皮里多诺夫将成为该手术的志愿者。他患有先天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肌肉停止发展，这让他从小全身伤残，骨骼畸形。 “我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30岁的斯皮里多诺夫表示，他完全信赖实施这项手术的医生。斯皮里多诺夫据悉，这项手术非常复杂，需要大约36小时才能完成，花费750万英镑。首先，医生将帮助斯皮里多诺夫找到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将来自一个已经被诊断为脑死亡、但身体器官非常健康的捐赠者。在手术开始时，斯皮里多诺夫的头部和捐赠者的身体将进行降温处理，进而放慢细胞死亡的速度；然后，医生会解剖颈部周围的组织，并用一把特别锋利的刀切断脊髓，这个手术的最大难点在于脊髓的连接，而整齐的切口是脊髓连接的关键；接着，斯皮里多诺夫的头颅会移植到捐赠者的身体上，医生将把两者的肌肉和血管连接起来，并尽可能保证伤口的清洁度。手术结束后，斯皮里多诺夫将被麻醉长达4周，以便让头部和身体完全长到一起。最后，医生会唤醒斯皮里多诺夫，一旦手术成功，斯皮里多诺夫将在理疗的帮助下在一年内学会行走，并学着适应自己的新身体，包括感受面部，甚至用原来的声音说话。 “换头术”动画演示（视频截图）在医学界引发巨大争议虽然这项手术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但因缺乏客观的实验室数据，还是存在很大风险。此外，术后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中枢神经的恢复，也很有可能使得斯皮里多诺夫再次瘫痪。这项手术在医学界也引发巨大争议。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表示：“就算理论上可行，但一个全身器官都健康的捐赠者，原本可以帮助许多患者，现在却只换到一个人身上，而且还有很大风险，这不公平。另外，这样的捐赠者很难找到。”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弗兰克斯坦教授则认为意大利医生卡纳维罗是个“疯子”。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主席亨特教授表示：“我不希望任何人接受这种手术，手术结果有可能比死更难受。”（新闻晨报记者俞洁）【延伸阅读】这位中国医生是谁？尽管有人质疑“异体头身重建术”研究是对现有医疗资源的浪费，但任晓平还是坚持认为，它将会对未来医学的发展起到积极正向推动效果。“这一研究是社会敏感话题，在学术界也有其争议性，但并不是‘禁区’。” 如果不是因为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小组的赛吉尔·卡纳维罗医生在今年3月初高调宣布，将在近两年内完成一次头部移植手术，同样正在从事“异体头身重建术”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任晓平也许不会被如此密集地“曝光”在大众媒体面前。此前，任晓平并不想早早地向大众公开自己的研究项目，也不想过度吹嘘自己团队的进展，但意料之外的关注让他被争议围绕。 6月12日，在美国马里兰举行的美国神经和骨科医师学会年会上，应邀作主旨发言的卡纳维罗，也邀请了任晓平参与，并进行报告。尽管在这次重要的国际外科大会上，各种讨论、质疑声不断，但任晓平表示，能在一个备受关注的国际公开平台上自由地探讨一项前沿的、敏感的科学技术并不多见，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举动。 6月12日，在美国马里兰举行的美国神经和骨科医师学会年会上，任晓平与意大利“换头术”临床试验项目发起人赛吉尔·卡纳维罗医生会面。任晓平供图成功实现手移植术在“换头术”事件之前，并没有多少国内媒体熟悉这个正在进行一项充满挑战性科研工作的任晓平。 2012年，作为哈医大引进的人才，任晓平从美国回到故乡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转化医学中心及附属第二医院组建了他的科研团队。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任晓平就成功设计和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异体复合组织移植临床前动物模型，随后参与完成了人类第一例成功的异体手移植手术。尽管在他看来，这一切带着些许偶然。 1996年之前，任晓平一直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手显微外科一名普通的临床大夫，直到他去到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世界著名的手显微外科中心学习。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任晓平一进入团队，就接触了当时手显微外科最富挑战性的研究——异体复合组织移植。 “心脏、肾脏、肝脏等单一脏器移植手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相继成功了，但是，像手这类由多种不同功能的成分组成的复合组织器官，由于免疫原性特别强，尤其是上皮组织，现有的免疫药物无法控制术后排斥反应，因此，始终无法移植成功。”任晓平回忆说，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手显微外科中心想要实现这个突破。在临床前实验中，该中心的科研人员选用了猪建立大动物模型，但在大半年时间里，却屡屡失败。实验猪在接受手臂移植之后，由于无法控制其运动，往往很快肢体再骨折。根据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要求，为避免实验猪的痛苦，它们必须被处死。因此，术后免疫学药物反应、排斥反应监测、术后功能恢复等要长期研究实验内容都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任晓平进入该中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进这个临床前动物模拟实验模型。于是，他设计应用复合组织皮瓣技术原理，不将手前臂整个切除，只切掉桡侧的一部分，尺侧完整保留，同时保留腕关节和肘关节，大大减少了由肢体损伤而带来的伤残率。这样一来，实验动物术后活动就不受影响了。随着实验的顺利进行，任晓平与该中心的科研人员一起首创了三联合免疫抑制方案和免疫排斥监护方案，建立了免疫排斥反应的五级分类法。这些方案至今仍是异体复合组织移植手术的国际治疗金标准。直到1999年初，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手显微外科中心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成功的手移植手术，任晓平也是团队的成员之一。当年接受移植的患者手臂已经存活16年，是迄今为止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例，且患者本人也已经重返工作，社会生活不再受到影响。最后一个挑战 2011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成功进行了全球第一例全脸移植手术，轰动一时。至今，在异体复合组织移植领域，全球共完成了200多例手术。已经在该研究领域工作整20年的任晓平自己看来，向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头移植发起挑战，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一位临床生理学博士就已经产生了这个念头，并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医生兼药理学家查尔斯·居特里尝试了世界上第一例狗头移植实验。到了1950年，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P·戴米科夫也进行了一次换头实验——把混血种小狗整个前半截身体安到大犬的脖子上。 “迫于时代、技术所限，这些早期的动物模型都没有成功。”任晓平说，最有名的要数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医生罗伯特·J·怀特，1970年，他将一只恒河猴的脑袋移植到了另一只猴子的身上。“但由于怀特医生没有做中枢神经再生、免疫学研究，动物实验无法长期存活，临床转化未能成功。” 头部移植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医学禁区与极限，是因为其涉及到中枢神经再生、免疫排斥、缺血再灌注损伤等一系列始终无法破解的难题。任晓平承认学界提出的种种技术上的挑战，但他认为是时候重新面对它们了。 “脊髓受伤、癌症晚期和先天性肌肉萎缩患者无法通过现有的医疗手段获得治愈，因此，这项技术在临床上是绝对需要的。”尽管有人质疑这项技术研究是对现有医疗资源的浪费，任晓平还是坚持认为，启动这一医学领域重大前沿研究将会对未来医学的发展起到积极正向推动效果。“这一研究是社会敏感话题，在学术界也有其争议性，但并不是‘禁区’。” 尤其是过去被认为是无法恢复的中枢神经，受到干细胞、电刺激、神经营养因子等生物工程进展的影响，再生研究开始获得一些成果。任晓平还对美国神经和骨科医师学会年会上，卡纳维罗医生给出的开创性的设计方案——用聚乙二醇和电流加速神经纤维的重新结合，将切断的脊髓缝合，表达了赞赏。事实上，此前，任晓平已经花了五六年时间，从生物学模型设计到完成上千例小鼠实验。去年12月，国际性同行评审期刊《CNS神经科学与治疗学》杂志发表了其团队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最长纪录是让老鼠在手术后存活了一天。由于换头术被大肆报道，任晓平似乎被描绘成了一个过分大胆的科学家。 “这里面有误解的成分。”任晓平试图澄清，自己从来不认为也没有公开指出，“异体头身重建术”是一件可以轻易完成的事，“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头部又是人体最特殊的复合组织，我们没有任何过去的研究可以参照。” 任晓平所做的，是临床前最为基础的科研工作。“我们需要设计一种全新的、有效的、实用的、科学的生物医学实验模型，研究它、评判它，给出科学的指标。从而为将来临床转换提供可靠的参照物。” 在已经进行的实验中，任晓平团队研究了两项核心技术。首先是通过交叉循环确保在移植中脑组织有效的血液灌注以避免脑缺血，其次是通过保留供体脑干以保证术后机体具有有效的自主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 “让动物模型能够长期存活，才可能研究中枢神经再生、术后免疫学药物反应、术后功能恢复等问题。”任晓平说，目前的实验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有媒体透露，任晓平计划在今夏把“异体头身重建术”用到灵长类身上。但当事人却表示，并不想过早公开团队的研究内容和进展，“这些只是媒体的过度报道”。没有争议就没有科学进步任晓平笑言，自己的科研内容第一次在学术圈发表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没想到，却因为卡纳维罗医生公开表示要进行临床人体实验后，随之成为了另一个关注焦点。 6月5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对任晓平及其研究项目进行了长篇报道，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直言，换头术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普林斯顿大学生命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表示，现阶段进行灵长类动物实验也是存在巨大风险的。哈佛医学院生命伦理学中心主任罗伯特·若恭（Robert Truog）则较为中立，“如果实验通过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那么我们并没有理由不承认它。”不过，罗伯特也认为，要想实现换头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更有可能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率先进行。 “现在的处境与20年前我们开始第一例人体手移植手术时很相似。”任晓平坦言，就在那场手术将要举行之前，学界许多权威人士，甚至还有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手显微外科中心内部近半数医生都表示异议，认为技术不成熟，还需要继续研究。但随着人体手移植手术的成功，许多当初持反对意见的医生也纷纷加入临床应用研究的行列。 “科学研究就是这样，重大突破往往有它的机遇性、偶然性。”任晓平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我始终坚持，临床前的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也许现在并不是临床实验最成熟的时候，但有时临床还是会先走一步。” 不过，相较于手移植术，换头术面临的重要质疑来自生命伦理学。当年，怀特已经是美国著名的脑手术专家了，但由于手术潜在的巨大的失败风险和对伦理造成的冲击，他受到了铺天盖地的猛烈抨击。假设实验成功，活下来的人究竟是谁？他与他的家人朋友能否认同这个身份？如果他还具备生殖功能，那么生殖细胞来源于供者躯体，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究竟是谁？ “我认为，伦理学关于人的认同，主要是体现在以脑为主体的部分，意识是谁产生的，他就是谁。”任晓平解释，而个体的自我接纳，需要进行心理层面的调适。至于可能的下一代问题，任晓平认为这在伦理学上也是有所参照的，人工受孕也可能出生与名义上的父母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任何一项前沿的科学技术在成功之前总是会面临各种争议和质疑，这是绝对正常的。”任晓平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也有勇气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有基础研究，才有科学共同体的讨论，才可能启动生命伦理学在新领域的研究，并建立新的规范。” 任晓平说，自己并没有进行临床试验的时间表，一切都将取决于临床前实验的效果。

“9·11”遗址上还在修建名为“倒影缺失”纪念广场，想要进入得进行严格的安保检查。在纪念馆边上的教堂里，人们给逝去的人写上各种寄语，一个5岁的小女孩写了句“天堂没有眼泪”，并让她妈妈贴在最中心最显眼的地方。游客仔细阅读消防员们的故事。原标题：14年后，他们还在为9.11付出生命代价 68岁的Nick Schiralli没想到，14年前的9月11日那天，他因迟到一小时捡回了一条命，14年后，他却还在为“9·11”付出代价:至今无法离开氧气瓶，最多走五分钟就得停下吸口氧。因此，他得搬到康涅狄格州氧气充足的深山里住。他得的是肺气肿，“9·11”四年后确诊，无法根治。 “这代价不算严重，我的妹夫，他是纽约消防员，‘9·11’期间一直在地面上抢救伤员，去年死于白血病，才56岁。”电话那头的Nick停顿了一下，似乎深深吸了口气，声音开始沙哑，他说，还有很多人在为“9·11”付出生命代价，再次停顿，3秒后，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对记者说，“你明白吗？那时在附近工作的人们在死去，慢慢地痛苦地在死去。” 就在Nick的妹夫、消防员Robert Lever离去的那一天，2014年9月22日，他在消防局的同事，Dan Heglund和Lt. Howard Bischoff也在几个小时内相继离世。前者死于食道癌，后者死于结肠癌。在纽约环境保护与健康部门网站上，甲状腺癌、白血病、肺癌、食道癌、前列腺癌症是“9·11”相关疾病中最集中的五种类型。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参与地面营救、清洁的消防员、警察、环卫工人中3700多人确诊患上癌症，其中2110人是消防员，各种数字还在上升。此外，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患上癌症的普通居民。14年过去，灾难看似结束了，却仍如魔鬼般蛊惑人心，死缠烂打，一不小心就索去无辜的生命。 “一场即使醒来也无法忘怀的噩梦” 广州人李华22年前移民来到纽约，就职纽约华人职工会。她告诉记者，距离双塔十几条街的唐人街里，她知道的就有3名华人因“9·11”引起的相关癌症离世，“两人是肺癌，一人是食道癌。一个两年前走的，一个三年前，还有一个走了五年了。”李华扳着手指数，她说，因为普通百姓无法得到政府补偿金，因此，三人都没去进行“9·11”相关疾病登记。而李华本人，也在“9·11”后患上呼吸道疾病，“也不知什么问题，就整天咳嗽，咳到心都跟着痛，时常一个星期开不了声。” “9·11”当日，李华在唐人街目睹了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南塔，“好几声巨响，一团团黑烟，我以为是演电影。”直到十几分钟后电源被切断，烟雾袭来，她才意识到真的出事了。那之后的三个月，唐人街粉尘漫天飞，“关了门窗，天天打扫，窗上桌子上仍全是灰尘。”往日热闹的唐人街，关门的关门，远走的远走。最难受的是鼻子，李华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闻到的气味，“不是固定的一种味道，有时像死鱼发臭，有时又像臭屁醋，刺激得鼻涕狂流，还不停咳嗽。” Nick说，那就是地狱的味道，尸体的味道，世界末日的味道。倒塌的建筑如魔兽，爪牙肆意张狂地横在路上。人们总不忍也不敢注视，用领子、袖口捂着鼻嘴，或直接戴上口罩快步跨过。但那似乎是多余的，走过的人总会传来“咳咳”的咳嗽声。 Nick当时就职于一家名叫Kelner的科技公司，他是技术总顾问。办公室离世贸中心只有一条街的距离。当天因为塞在路上，Nick推迟了在世贸中心的会议，途中就听到了世贸中心被撞的新闻，吓得他掉头回了家。他家距离世贸有16条街道，回到家中打开窗，他能看到滚滚浓烟，闻到各种刺激的味道。差一个小时就可能命断世贸，回想起来，Nick觉得自己余下的生命是被恩赐的。一个星期后，Nick接到要恢复工作的通知，返回办公室，一片狼藉，物非人非，“‘9·11’是一场噩梦，即使醒来了，也不可能忘怀”。 “政府说安全了，可我呼吸的明明就是死亡的味道” 天天挂着氧气瓶，怎么可能忘怀？上周六难得与刚回国的女儿Andrea相聚上山射击，每打一枪，Nick就得坐下吸一口氧。Andrea记得，Nick在“9·11”发生后很快回到岗位，而4年后他突然体重下降，食欲不振，腹部肿胀，“每天吃十几种药，后来身体越发膨胀，得在家工作。” 不久，Nick搬去了康涅狄格州氧气充足的深山里住，“我不会怨天，但会怪政府，当初骗我们说一切都安全了，要大家尽快恢复正常工作，可呼吸着的，明明就是死亡的味道。” 国民的生命与国家的形象、经济和面子，无疑，那时的美国选择了后者。 2001年9月17日，“9·11”发生6天后，时任总统小布什和纽约政府急于向恐怖组织证明自己未被打倒，证明美国强大如旧，对各政府单位和各行各业发出通知要求尽快归位。美国的经济大鳄和政府高官要员都清楚，华尔街和其他金融机构大门关得越久，对经济的打击越大，甚至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毁灭性损失。 “美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纽约更是中心的中心，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地位，不是老百姓的安危。”于是，千万像Nick一样的人们看着还在蔓延的火势、不断往外搬出的尸体，闻着刺激的气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因快速有力的反应，时任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其强势作风当时备受称赞。但人们心事重重，灾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心悸不已。为了安抚和说服大众，美国环保局、安全健康委员会等部门都出来背书了，“空气是安全的，放心呼吸；水是安全的，放心喝。” 可眼前两栋百层高楼就有120万吨的高强度高密度建筑材料在燃烧，高楼内有五万多台电脑，北塔就有300-400吨的石棉。空气中除了公布的物质外还有什么？Juan Gonzalez是当时最大胆提出质疑的资深调查记者，他采访了美国地理协会的调查人员，拿出了与美国政府说法不同的尘土样本分析，他在文章里写道:“市中心的尘土中含有大量的石棉、铅、人造纤维和多环芳烃，具有高强度腐蚀性，空气碱度相当于家里的清洁剂。” 灾难当前，救援第一，问责随之，质疑为后。这无可厚非。在“9·11”后，一向敢于批评质疑的美国媒体和舆论界突然就“温顺”了，大量电视节目和新闻报道都以弘扬政府官员、公务员、警察、军人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操为主。与政府观点对立或质疑的声音很少。所以Juan Gonzalez的质疑一开始并未得到太多回应，环保部门在网站上公布了几个显示“在基准线内”的数据做做样子了事。直到人们的身体不适状况逐渐爆发，人们开始质疑:刺激的气味到底是什么？能让火势持续燃烧的物质是什么？空气中还含有哪些有毒物质？然而，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依然安全，为了不让记者提问，环保部门召开了并未通知媒体的新闻通气会，发布了安全基准线的数据，而Juan Gonzalez拿到的独立部门做的数据分析再一次给政府甩了个大巴掌。生病的人越来越多，Juan Gonzalez调查发现，世贸中心附近三条街道有约一半人因呼吸不顺、鼻子发炎前往医院，40%的居民咳个不停。为了安抚公众的不安情绪，六个星期后，政府终于公布“除了石棉、铅等物质外，空气中还有更多有害物质”。至于具体是什么，有多少，政府以“详细资料涉及恐怖袭击调查”为由，再次推迟发布，并多次强调“呼吸困难、咽喉不适都是暂时的”。 “对‘9·11’话题，政府很谨慎，愿意回应你才怪” 所谓的“暂时”，李华忍受了14年，Nick也在“9·11”4年后确诊为肺气肿，至今不能离开深山。他的妹夫Robert更是失去了生命。 Nick的妹妹、Robert的妻子清楚记得，“9·11”当天Robert休假在家，接到消防局电话后脸色突变，他二话不说，冲向衣帽间，穿上外套拿起头盔就往外跑，“跟比赛似的跑得飞快，也来不及解释什么”。 Robert是当时反应最快、奔赴现场进行地面救援的第一批消防员。此前消防员一般值班24小时，然后休息24小时。在“9·11”期间，包括Robert在内的消防员一日连续工作12小时，回家也就是现身几十分钟，吃顿饭，报个平安，衣服还来不及换又走了。当时的地面环境堪称人间炼狱。烟尘滚滚，呼叫声、呻吟声不断，因为情况紧急，有些消防员甚至没来得及戴上防毒面罩就冲向最前方。官方数据显示，参与地面营救、清洁的工作人员中，3700多人确诊了癌症，其中超过2100名患者是消防员，不少人还患上不止一种癌，当中以肺病为主。至今已经有110名消防员因癌症去世。灾难过去14年，悲剧却还未谢幕。那么，当初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样？如今的环境情况到底如何？是否安全？2006年美国政府对“9·11”遗址污染情况所做的最终测试结果如何？美国消防体系和消防员职业培训又有何值得学习？记者决定在“9·11”14周年前夕探访一番。想着是政府公开的测试，那应该有结果公布吧。记者查了纽约市政厅网站和环保部门网站，都未能获得相关信息。与最终测试相关的新闻也停留在2006年12月。担心自己搜索能力不强，8月29日，记者给纽约市长办公室、纽约环保局、纽约消防局、华人职工会分别发了邮件，希望市长办公室能提供环评最终测试资料，咨询纽约环保局纽约市如今的环保情况，了解消防局消防人员专业培训情况。等待一个星期，毫无音讯。按照纽约政府部门网站找到办公电话，打过去都回复:请耐心等待邮件回复。于是又等了一个星期，9月7日记者又逐一打电话咨询，一番询问后邮箱收到一封市长办公室的邮件，要求记者发邮件去环保局。其他部门均无回应。记者上门咨询，解释一番，还是吃了闭门羹。 9月9日下午4时，纽约消防局总部侧门，就在记者坐在消防局一侧公园里感叹美国政府部门的踢皮球功力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走向我，他建议我直接找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采访函，这样美国政府部门才会愿意回应，“这是美国方式，普通人想要拿这样的资料，想要进入政府机关，没有内部人员引领你，你是绝对进不去的。而且，‘9·11’后，政府部门安保严密。我告诉你，对‘9·11’相关话题，各政府部门还是很谨慎的，愿意回应你才怪。” “9·11”遗址成旅游热点，到处是微笑自拍的人进不了政府大门，也等不到回应，9月9日下午，记者决定前往“9·11”遗址及国家纪念馆，悼念那些逝去的生命。蓝天白云，曼哈顿高楼林立。大厦如林，当初壮观的世贸双子星不见踪影，留下一个缺口。两个大坑已经被修建成两口6米深、各占地4000平方米的方形水池，这是全美目前规模最大的人工瀑布，水池四周外围刻着遇难者的名字。讲解人员称，巨型水池旨在铭记殒难的生命，巨大的流水声响彻四周，回声淹没了城市的喧嚣，营造沉思氛围。然而，或许游客太多，或许天气太热，又或者是人们对悲剧太健忘，当日的纪念广场人声鼎沸，到处是拿着手机、相机微笑自拍的人。追思场所俨然成了旅游热点，多了一份喧闹，少了一份庄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纪念馆入口处的“参观准则”上，写着这样一则要求:“请记住，‘9·11’纪念馆是一处供人瞻仰追思的安静场所，请游客们时刻注意恰当的礼仪及个人行为。” 不知道什么时候，水池边上多了一面美国国旗，一名男子指着水池边上的名字对身边的孩子说，“这些人都是英雄。” “9·11”遗址，水池边上多了一面美国国旗，一名男子指着水池边上的名字对身旁的孩子说，“这些人都是英雄。” 在Nick看来，妹夫Robert确实是一位英雄。平日里的Robert就是个热心肠，总是帮这家搬东西，帮那家提重物，社区里几乎没人不喜欢他。 “他属于那种从小就有英雄情结的人，立志当消防员，还把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Bischoff也拉上一起做消防员。”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和半年的实习，26岁的Robert成了消防员，任职纽约消防局，一做就是20年。在美国做消防员完全职业化、专业化，他们每年都必须参加脱岗培训，学习最新消防知识和消防器械。 2004年确诊患白血病后，Robert退休在家一边医治一边休养。Nick记得，即使患上白血病，他也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即使是离去的时候，他也不曾说一句后悔，“他从来不后悔做消防员，不后悔参与‘9·11’救援，还很自豪，即使因病退休。” 消防员去年死于白血病，补偿金至今没拿到逝者远去，活着的人仍在挣扎。作为纽约消防局的消防员，Robert应该可以拿到一笔政府补偿金。但Andrea透露，她的阿姨、Robert的妻子至今仍未拿到补偿金，因为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日子过得有点悲惨。“他们两人很恩爱，但没有孩子，叔叔走了，剩下阿姨一个人，她情绪不稳定，有时还神志不清，日子大不如前。” 经历了“9·11”，精神受创的人不少。一家非营利组织专门为在“9·11”中精神或经济受创的居民提供帮助，工作人员Jei Fang告诉我，通过她寻求帮助的人达到5000多人。“有人身体受伤，精神也有创伤，导致生存压力大，精神过分紧张。”有人因为时常咳嗽、头疼，无法完成工作，还被炒了鱿鱼。有些伤害是永久性不可逆转的。不管是身体创伤还是精神创伤，最后都体现在经济损失上，“有的人看似没什么问题，但事实上工作效率低，生活抑郁不安，时间或许冲淡了痛苦，但抚平不了伤口。” 李华记得，“9·11”发生前，华人朋友会结伴去逛世贸中心，相聚一起谈理想、谈生活，总会忍不住看世贸的方向，双塔反射着光，十分壮观，人们眼里满是羡慕和期待。“9·11”后，人们不愿意再去世贸附近，有华人不忍心看现状，直接搬出了唐人街。无辜的人为灾难埋着单。环境污染对身体的伤害日积月累，无声无息。多数时候，患者无法证明自己的精神、身体变化与“9·11”相关，甚至连医生也无法提供能证明病患与“9·11”直接相关的证据，因此，普通居民一般难以拿到政府的补偿金。即使是Robert这样的消防员或政府工作人员，有资格拿政府专项补偿金，但因申请人数太多，程序繁琐，等待时间太长，实际拿到补偿金的人数很少，因此备受争议。让记者惊讶的是，Nick本来有资格申请补偿金，他主动把机会让了出来，“我现在的命是上天恩赐的，已经很满足了。反正肺气肿也不能根治，我老了，把机会留给更有需要的人吧。” 在咖啡厅与Andrea见面，聊着聊着她给记者看了她刚收到的一条信息。发信人是她阿姨、Robert的妻子，信息里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片，图片上是“Robert Lever”名字。原来，9月8日，“9·11”14周年前夕，纽约消防局举行了悼念活动，把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因“9·11”地面救援工作相关癌症离世的21名消防员的名字刻上了纪念馆墙上。 “希望阿姨能撑下去。”Andrea眼角含着泪，轻轻地说，但她不知道该给阿姨回什么，因为“9·11”带来的痛会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