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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　　深藏着一个秘密，29岁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觉，怕做噩梦，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他频繁换工作，结婚又离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　　因为15岁时，他杀了人。　　“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他对警察说。　　不久前，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在初中老师眼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在父母记忆中，他没顶过半句嘴。在更多同乡看来，名校“泰兴中学”与“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惊。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　　4月的南方，阴雨连绵，有些湿冷，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他皮肤白皙，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黑得发亮。　　谈话时，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并不躲闪，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　　他的手指细长，像一双弹钢琴的手。因为戴着手铐，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时不时张开，再用力握紧。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让她闭嘴，我怕我爸知道”。　　1 　　快14年了，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天刚黑，她推开邻居家的门，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走进院子时，她觉得有东西黏脚。在微弱的光线下，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　　客厅敞着门，亮着灯，朱梅英立即看到，邻居家的“奶奶”躺在地板上。走近一点，她吓得怔住了，随即开始大喊。　　受害人浑身是血，已经看不清面孔，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院子里黏脚的液体，正是血液。　　警笛声很快响起。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足足有三四百”。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弯腰穿过警戒线。　　进入客厅后，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双臂僵直，腹部、胸部、颈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属于“气血性休克”。　　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偶尔有人走过，也行色匆匆。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隔着窄窄的巷子，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涨潮时，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在人们的想象中，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　　赵宏林记得，为了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动了将近400人。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那时我们都觉得‘中职’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坏孩子多一点。”赵宏林回忆说，“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那段时间，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灯光整夜地亮着，烟灰缸里塞满烟头，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推演案情。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他上课盯着黑板看，下课拿出小说读，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　　2 　　在凶案现场，血迹像胡乱的涂鸦，遍布客厅和院子。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痕迹仅能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15~30岁的男性，同时，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扫描过许多毛发、指纹和车辙子印，这次却有些“看不透了”。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DNA指纹图谱。不明身份者留在现场的血液被紧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进行检测。当时，国家公安系统内的DNA数据库还不够丰富，送检血滴透露的“密码”找不到匹配对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泰兴中学并不在列。　　案发那天晚上，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聪明的男孩”。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口才好，组织能力很强”，经常主持班会，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　　在张宝华看来，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他写好作文，父亲会改一遍，再让他誊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师当范文念。他痴迷看小说，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亲，恭敬地喊一声爸爸。犯了错，他会跪在父亲面前。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直到宋成上中学，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陪写作业，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　　“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听讲，成绩要好。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宋成回忆道。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直到高中毕业，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读初中后，“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闲书”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时候，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这所高中“二本上线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当地人戏称它为“泰兴最高学府”。人们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14年后，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进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坏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门，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那里有不少网吧，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3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这可能是起“仇杀”案件，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正是为财而来。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但后来想到当晚，宋成却记得：“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觉是冬天。”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时，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着那盏灯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　　后来，他记不清楚，是小说里的“侠盗”刺激了他，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在那间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笔”的想法，想搞点儿钱。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向内观察。忽然，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转过身，几乎与女人面对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还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宋成回忆说，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过是“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多年以来，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我做所有错事，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说起那种恐惧感，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失声痛哭。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父亲沉重的爱”和“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父亲如果觉得不好，会再给他洗一遍。中学时，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大学时，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　　“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为人也很正派，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对，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记忆中，他想和父亲亲近，“但不知怎么亲近”。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交流”。每次做错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听父亲讲“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　　甚至，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都来自“父亲的安排或要求。” 　　“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宋成的肩膀，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动着，“我必须接受这些，否则他就会很伤心。” 　　后来，面对父亲，他学会了“演戏”。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笑一笑也不过是“扯动一下嘴角而已”。　　4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发前的午后，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后来王伯官以“孙女没人照看”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　　案发前40分钟，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而是听了儿子的话，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　　事实上，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就此跑掉，跑进另一种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让她别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救命”声。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声音太大，声音太大”，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他仍觉得当时脑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见，被人知道――一个名校优等生，逃课、上网、扒别墅院子栏杆，根本解释不清楚。他绕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女人没有了声音。　　14年后，在接受审讯时，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当他戴着手铐脚镣，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无法抬起头来。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骂，有人向他冲过来，被警察拦下。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还时不时闭上眼，身体轻微颤抖。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雇凶杀人”的传言，“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事发后，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7年间，院子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因为妻子遇害时，王伯官待在厂子里，他便发誓，案子一天不结，就一天不回厂房。没过几年，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鬓角冒出白发，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　　这14年间，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过上两遍”。与此同时，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散发着“发霉和腐臭”的味道。　　尽管如此，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以后的每天早上，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　　5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清洗了沾满血的手。旁边的厨房里，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　　走出洗手间时，他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声音，便跑上二楼，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他循着声音，来到后院，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傻子”，没有“威胁”，就走出客厅，翻墙离开。事实上，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　　离开后，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将那把原来用于“耍酷”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当时，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宋成回忆，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一切都一如往常。　　只是那场“噩梦”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当晚回到家后，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救命”声。　　此后多年，每一次回家，他都要绕到大路，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但在他的脑海里，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反而“更清晰”。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他的分数从整栏的90多分一路下降，80分、60分，直到50分。参加高考，这个曾被父母师长寄予“北大清华”期望的男生只考上江苏的一所三本院校，成了泰中“剩下的10%”。　　除了成绩快速退步，在三年高中生活中，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他也会跟同学说笑，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只是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　　高二时，他曾经爬上窗台，不料母亲忽然出现。高三时，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他闭着眼睛骑车，渴望车祸降临。落网前的一段时间，他还想过去西藏，就死在那里，因为“雪山纯净，而我太脏了”。　　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他从不睡床，觉得床下有人，从大学起，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　　每天晚上，他几乎都睁着眼，一直到天亮。但比起黑夜，他更怕白天。“白天让我无处可藏。”他说，他怕人来人往，怕与人交流，怕秘密被人看穿，“要不停伪装，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 　　“我在我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说太多，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而且都没用。”宋成说，但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所有计划。大学毕业后，他去往上海，进入父亲安排的国企上班，他住在父母置办的房子里，迎娶了父母认可的妻子，并按双方老人的意思，跟妻子生下一个孩子。　　“我看过一个故事，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你希望他多吃一点，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宋成平静地，一字一句地说着。　　在别人眼里，他过着“有车有房有妻有子”的体面生活，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空里，他豪赌、盗窃，过着另一种人生。　　宋成关注过“辛普森案”，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会来，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最终会失去。赌完之后，他才觉得自己能彻底放空，“但必须输……我要提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我宁可自己不要了”。　　从大学毕业到2016年8月，宋成欠下了200多万元赌债，“想用那样的刺激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 　　为了还债，他又加入了盗窃团伙。去年1月，他在上海作案时被抓，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样时，他心里清楚，“那天终于要来了。” 　　父母和岳父母分担了他的赌债，但他马上就要求和妻子离婚。岳母把他的儿子带到民政局，希望用孩子挽回他们的婚姻。但宋成冷静地说道：“我只会伤害最亲近的人。”坚持离婚。　　6 　　今年1月，当年在命案现场提取的血滴，终于讲出了宋成隐藏了14年的秘密。　　血滴里的那串密码终于被重新激活。在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每天例行“碰信息”时，民警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提示音，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提示这串密码，与上海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码匹配成功。　　接到凶手被抓的电话后，王伯官“大哭了一个下午”。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14年来的屈辱、伤痛被压抑成低头沉默，如今终于找到了出口。　　当年案发后，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个手镯取了下来，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重新打了条手链。如今找到凶手后，他把这条戴了14年的手链取了下来，打算送给15岁的孙女――奶奶出事那天她只有10个月大，被背对着凶手的“傻爷爷”抱着，待在后院里。　　宋成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留下了这几滴血迹。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时，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　　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发现手腕受伤了。伤口愈合后，留下了一个指甲盖大的伤疤。此后，他总是不自觉地用右手捂住这个伤疤，直到父亲给他强制改掉。只是直到现在，他还是会在人多时，把左手手腕缩进袖子里。　　每次洗澡，每当摸到这个伤疤，他都会“浑身打个激灵”。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　　“既然一定会看到它，就让它更多吧。”在看守所里，他掀开袖子，露出那了5道长长的伤疤。　　无法忘记过去的宋成曾与妻子定下“不要孩子”的协定，觉得“没资格当父亲”。但当他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手中时，忽然觉得孩子就是另一个自己，“一个没有罪恶的自己”。　　他在睡觉时喜欢主动靠近熟睡的婴儿，用自己的身体蜷成一个弧度把儿子裹在怀里。他说他能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天真、纯洁，“就像一个重新开始的，没有罪恶的自己。” 　　14年来，他只对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儿子讲过自己的秘密，轻声地告诉他：“小宝你要好好的，爸爸杀过人，你要做好人。” 　　他曾想象过，他要给眼前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两个字：快乐。“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他眼神坚定地说，确认那是与父亲“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　　宋成的前妻回忆，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但当这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想到以后的生活时，却表示不愿儿子叫他爸爸。“我孩子出生后，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脑子里全是以前杀人、盗窃、赌博的画面。他越长大我越怕，我的事要是曝出来，他的一生就毁了。” 　　在上海因盗窃被抓后，宋成见到从家乡赶来的刑警，听到了熟悉的乡音。那一刻，这个29岁的男人意识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他忽然感觉，“就像是见到了我的父亲”。　　他从未怨恨过父亲，因为“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　　在他看来，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一定会自杀。但现在，他相信父亲不用。因为“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　　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　　他的第一反应，是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个性，是不是也是“坏人”。“我有点人性本恶的观点，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这样的一个人，我只能想，可能我天性就是这个样子。我养父母的命真的太苦。” 　　他曾经想过，“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　　“在里面的生活，会更容易一点吧，起码不用再演戏了。”审判即将来临，宋成却非常平静。　　只是有时，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他杀了人，在洗手间清理血迹。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是血，就用手去擦镜子，血越擦越多。　　那一刻，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人了。”

港大最近接连爆出校园欺凌丑闻，下体滴蜡、阳具鞭打、性虐丑闻……这些刺激肾上腺素的描述一传到微博上就炸了锅，内地网友都震惊了：港大不是传说中香港最好的大学吗？居然能允许“集体欺凌”到这么令人发指的程度？学校不管吗！更有不少网友顺便八了一下香港的宿舍和学生会黑幕，觉得“越是名校越变态”，因为这种“欺凌”似乎在港大根本是大家见怪不怪的传统——你看港媒去采访港大学生怎么看那个男生被阳具打脸，好几个都说觉得只是“没有恶意”的玩闹性质，并不是有意要欺负同学。下体滴蜡的港大舍堂是“圣约翰学院”、阳具鞭打则是“李国贤堂”，所以，要想理解这些以“舍堂”为单位的凌虐事件，我们首先就要明白什么是“舍堂”。一言难尽的“舍堂教育”和“迎新营” 港大宿舍为什么不叫“宿舍”，而叫作“舍堂”（Hall），本身就值得琢磨。顾名思义，“舍堂”不只是提供床位供学生居住的“宿舍”，更会提供某种“上堂”（粤语里的上课）式的“舍堂教育”——这种以 Hall 为单位的“舍堂教育”怎么实现？最初的出发点，其实就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及培养团队意识，完善及弥补大学教育的不足。所以，舍堂也要负责策划各种活动，既有运动性质的各项球类运动，也有文化性质的辩论、戏剧等等。每一年，更会有联舍比赛，让不同舍堂可以有一个平台切磋各项技能（如果你看过哈利波特，应该会秒懂这个概念）。不同舍堂有着截然不同的“舍堂文化”，也很强调共同的荣誉感以及对集体事务的参与。学生的归属感也往往是来自他/她所住的 Hall，而几乎不会来自于自己的院系或是班级（因为没有班级）。 “舍堂文化”传承下来，好的方面当然包括提供一个共同生活、学习的地方，让宿生一起成长，而且除了玩乐外，学会履行作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但久而久之，其中累积下的弊端，也是一言难尽。几年前有一单新闻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3 年，辽宁省状元刘丁宁从港大退学（后来她复读后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当时，让她宁肯复读也要从港大退学的理由，就是因为参加了所住“舍堂”的迎新营（O-Camp，在港大又称 Hall-O）。 ▲ 港大迎新营中，会要求新生接受答问大会，被问社会时事、团队精神。网络图片港大舍堂独有的 Hall-O 文化，原本兴起于殖民地时代。当时能入读大学的人都是名门望族和精英分子，大多自恃甚高、嚣张拔扈。Hall-O 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放下身段、懂得为群体努力付出。简单来说，就是每个“舍堂”有自己的文化或者规矩，新生一进来就要学会“遵守”和“服从”。新生必须要完成 Hall-O 并达到某些特定要求，才能获得在这个“舍堂”内部的一种身分认同。但其实，香港坊间对大学迎新活动的印象一直都不太正面——尤其港大这种 Hall-O，一般都长达十天八天，会在新学年开课前的一个半星期进行。绝大部分舍堂举行的 Hall-O，是以严肃高压的气氛进行，会进行不少冲击（甚至摧残）新生自信的活动，其间老生会对新生施加严苛的指责（甚至谩骂），挑战新生的既有价值观，然后对其洗脑，灌输“舍堂教育”。 Hall-O 中的“迎新游戏”也不乏各种“惩罚”。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接受访问时，就曾回忆起自己在港大舍堂时的一件事。当时有舍堂的“师兄”在生鸡蛋上签名，然后要他两星期内每天带着生鸡蛋，并会进行突击检查。有次师兄叫停他，下令他做俯卧撑。期间鸡蛋突然爆开，蛋液随着裤管一直流。舍堂内部的“阶级制度”也非常强，一般新生刚住宿时，不时都会被老生提点，有些是善意提示，有些则是纯粹找茬。论资排辈、欺负新生，已经成了某种“潜规则”。弱者受欺，强者欺人，很像《蝇王》一书的真人版。 ▲ 完全不参加舍堂活动，很可能下一年无法住宿。网络图片 “舍堂教育”自有其用意，令大家知道彼此以后是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要承担相对的义务和义气；但另一方面，先不说偶尔闹大、搞出社会新闻的各种“凌虐”，实际上这种“高度强调集体文化”的舍堂传统，其实也在抹煞每个入读港大的“新生”的主体性——初来乍到，等待你的不是探索的机会与可能性，而是一整套你必须服从的规范。如果你不服从（完全不参加集体活动），那很抱歉，估计下一年你只能从这个 Hall 退宿、被开除堂籍，因为你“没有展现出对舍堂的奉献”。用一位港大过来人的话说，想要在舍堂住下去，就要“参与活动、奉献时间、全心全力完成各种仪式、集体活动高于个人得失偏好”……集体意志至上，而个人意志完全被压抑、被遗忘，连带着那些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能力也丧失了。你的 ego 只存在于“集体”这个标签里，那么“自我”还剩下多少呢？舍堂文化最要命的地方，或许并不是“性虐”的表象，而是让香港最精英的学生们，一入学就丧失了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权利。英国状况比香港还要夸张十倍这种香港独有的“舍堂教育”，其传统是沿袭了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学院制。港大的每个 Hall 就相当于剑桥的每个学院。只不过，因为香港地方小，所以把英国空间开阔的学院压缩成了一幢幢舍堂。而英国的校内社团活动，比香港还要夸张十倍。譬如剑桥前两年闹得非常轰动的，在夏季开学日（Caesarian Sunday）举行的两千人烂醉聚会。其中有女生被要求穿上垃圾袋、蒙上眼睛，舔干净躺在地上的、半裸的男生身上的鲜奶油，并且找到放在男生身上的酒杯把酒喝光，才算完成任务。其中有很多学生喝到呕吐不止，甚至瘫在草地上不省人事。 ▲ 网络图片当时，剑桥有位 72 岁的化学教授 Alan Fersht 看不下去，痛批学生们的离谱行为，称这些活动形同“欺凌”，于是给剑桥所有的本科生写了电子邮件，指出“二年级学生用自己的经验和资历欺凌新生，这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还敦促二年级学生写道歉信给他们的“受害者”。然而，收到这封邮件的剑桥学生们并没有把老教授的电子邮件当回事。这些纵欲、饮酒、不加节制、吃喝玩乐、乃至滥交寻求刺激的社团在剑桥牛津也一直存在。与此同时，港大那种“精英阶层自发形成的地下文化传统”在牛津剑桥也历史悠久，而且大多采用精英制、朋党式、唯有家世极其显赫的学生才能进入的社团（club）形式。这种社团自成一个利益保护圈，年轻人犯下种种不顾功德的恶劣行为，根本不以为耻，因为他们日后都注定会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到时还能云淡风轻地把“年少荒唐”拿出来作为谈资。想了解这种英国极为精英（也“无恶不作”）的小众贵族社团文化，不妨去看一部电影叫 “The Riot Club”。 ▲ The Riot Club 剧照电影描绘的是一群“牛津富二代”，个个都看起来彬彬有礼、说优雅旧式英语、绅士味道浓厚。因为家世一个比一个牛，他们都认为金钱可以收买一切，于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穷人，认为英国社会要由像他们一样的精英带领才有希望。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行为荒诞放肆的浪荡子，天天喝酒闹事、上街打砸（暂时没有抢烧）。电影的原型就是 18 世纪在牛津大学成立的 “The Bullingdon club”。1894 年，他们在一次聚会之后砸烂了餐厅，又跑去基督教的广场上砸了 468 处玻璃窗，电影即是改编于此。这个社团时至今日仍然丑闻不断：2005 年，社团成员在牛津郡砸烂了一个 15 世纪的古老酒吧；2010 年他们破坏了一栋乡村民宅；2013 年，有成员在乞丐面前燃烧 50 英镑纸币引发轩然大波（这个据说是入会时的要求之一）…… 混过社团的英国政商名人也比比皆是，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就是其中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曾任保守党主席的 Michael Ashcroft 就曾写书爆料，卡梅伦在就读牛津时参加过一个叫 Piers Gaveston Society 的社团。在某次成员聚会中，卡梅伦当场把私处放进了一只死猪的嘴里，而这只死猪当时躺在另一位社团成员的膝盖上。（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英剧《黑镜》里著名的“首相x猪”的桥段是在致敬这段黒历史。） ▲ 英国网友改图，来源：facebook 卡梅伦后来无数次在媒体上表达过对于自己在牛津混兄弟会那段时光的万分羞愧，人们谈起时大多也只想到“荒谬滑稽”，而鲜有联想到“欺凌”的范畴。美国的“兄弟会”甚至闹出人命大西洋对岸，美国大学里也有兄弟会（fraternity）的文化，在女性权利解放的年代衍生出了姊妹会（sorority）。其中非学术性质的，被称为 social frat ，往往以希腊字母命名（有别于其他同样以希腊字母命名、然而是学术性质的“荣誉社团”）。和英国的小众贵族社团文化一样，美国的兄弟会也是旨在让会员们读书时建立人脉，毕业后相互提携的组织。这种兄弟会都是全国性的，在每个大学设有分部，一般都有一幢自己的 house，让会员住在一起，和香港的“舍堂”与英国的“学院”很相似。兄弟会同样有特殊的迎新仪式（initiation rituals），被称作 hazing，在全美闹出过数条人命。 ▲ 讲述兄弟会题材的电影 “Goat” 里的剧照血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到 1905 年。当时在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一位名为 Stuart Pierson 的男生想要加入 ΔΚΕ 兄弟会，领到的任务是独自在深夜进入森林探险。次日，他被发现死在邻近的火车轨道上。由于缺乏目击证人，当时发生的事情无法复原。有说法是他由于疲惫在铁轨上睡着了，也有说法是他被绑在了铁轨上，才会被疾驰的列车撞到。 Hazing 的一个“例牌”项目是拼酒，而有不少因 hazing 而丧命的男生都是死于酒精过量，但酒精甚至还不是他们唯一的死因。1983 年，田纳西州立大学的 Van L. Watts 立志加入 ΩΦΨ 兄弟会，被疯狂灌酒无法站立，摔倒后甚至还被用木棒殴打。他死后的酒精检测显示，他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是美国法定安全范围的五倍之高。身上还有瘀伤，头发甚至也被兄弟会的人剃掉。 Hazing 一般是捉弄新生的环节，但有时连老生也不能幸免于难。2011 年，已经是康奈尔大学大二学生的 George Desdunes 在 ΣΑΕ 兄弟会的 hazing 上被绑住手脚、戴上眼罩，被强制要求回答关于兄弟会的问题，答错一题就要被灌下一杯伏特加，同时脸上还被涂抹上怪异的食物混合物，被这样折磨后也根本没有被松绑安置或是照顾。次日他的尸体被清洁工发现，口中有呕吐物。 ▲ 在入学申请里，George Desdunes 曾提到他母亲为了他做出了许多牺牲，却没想到他母亲最后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来源：纽约时报除了拼酒、殴打，有些兄弟会甚至教唆会员强奸。2010 年，耶鲁大学的 ΔΚΕ （跟上文中铁轨事件的是同一个）会员就曾在校园里公开宣扬 “No Means Yes, Yes Means Anal” （“不要”就是“要”，“要”就是“肛交”）。引起无数抗议。你距离“邪恶”有多远从港大的舍堂，到英国的社团，再到美国的兄弟会，仿佛安上一套“这是传统文化”的话语，就能将一切邪恶正当化。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或许都该问问自己：你距离“邪恶”有多远？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研究的即是“强权下的服从性”现象。参与实验的人会被命令做一些与他们本身道德观相冲突的事（比如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实验者会用各种砝码冲击参与者的“边界”，看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强权。实验进行到最后，几乎没有人仍能坚守自己最初的道德观或是要求实验中止，几乎都是不顾他人死活地选择了服从，甚至认为自己“只是在尽力做到本分”。这恰恰吻合了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即使良心不安，仍然凭借“体制”来为自己辩护，解除自己在个人道德上的过错。在上文所提到的羞辱、欺凌、殴打以及各种违法犯罪行径中，舍堂、社团、兄弟会所扮演的，不就是这样的强权吗？人们之所以服从强权，或许是为了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以证明自己不是被抛弃的异类。为了证明自己是群体的一员，我们拥戴、我们效忠、我们迎合、我们服从……但我们同时也在自我阉割。首先被扔掉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不作恶，就从质疑和反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