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教育，新闻，培训机构，热点时事 - 温哥华天空

比赛进行到3小时38分钟，柯洁抓出三颗白子，往棋盘右下角轻轻一推。在我之前没下的时候，我晚上会做梦，梦见自己真正输掉这一次比赛。我从梦中惊醒。今天那一刻真的是噩梦上演。采访间里，这位19岁就手握四座世界冠军奖杯的天才棋手，竭尽全力想摆脱棋盘上体味的难受：我绝对不会再跟它下了。我不跟它下了。我不要下了。我受不了了。大家都笑。他也笑。虽然他在调侃自己时发出的笑声声量很大，像一个好面子的少年并不高明的掩饰。哭过的柯洁在面对媒体镜头时，已经调整出另外一种状态。我重铸得挺快的。他说，如果输给它，就像大家认为的一样，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能让我赢了它是让历史倒退。我也算是给人类造福了。记者们试图安慰他：开心点儿。开心不可能。就是解脱吧。柯洁说，不是有话说每哭一次，人就长大一次么？（经过今天）我就长更大了，接受能力就更强了。虽然可能哭得不好看，但这也是我很宝贵的经历吧。我们很难走进他心里柯洁在与AlphaGo的最后一场对决中落泪柯国凡已经想不起来最近一次见到儿子因棋而哭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猜想儿子以后也不大会公开落泪，包括在父母面前。输棋了，心里在哭。说这话是在第三场比赛前夜，我们在柯爸柯妈住宿的宾馆见到他们的时候，柯爸正跟服务生要棋盘。他每天都要跟朋友们摆摆棋，作为资深棋迷，他大概是业余四五段的水平。柯妈周柳萍倒是记得柯洁小时候输棋的哭。我说你哭你不要对着我哭，你去找输的那个人那哭，把它哭回来。 2007年快定段前，周柳萍从老家来北京看柯洁。柯洁7岁到聂卫平道场学棋，父母要兼顾工作和生计，并未在北京陪读，只是大约平均每月来看望一次。相比柯国凡，周柳萍来的多些。虽然不懂棋，但周仍然会照本宣科帮柯洁摆死活题做。有一次，柯洁做的答案跟周柳萍手里的标准答案不一样，却坚持自己是对的，说什么也不改，周差点动手打他。第二天去问老师，老师恍然大悟道，柯洁的答案更好。冤枉他了。噢！那委屈啊，真的哭了好长时间。因为年纪小，学生多，柯洁在聂道场的时候并不突出。当时他的老师王煜辉七段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没什么印象。直到2011年柯洁有资格下围甲联赛了，王煜辉才注意到他，而这种注意也仅仅是，名字出现在秩序册上了，被看到了而已。我们圈里十三四岁下成围甲联赛，过两年被淘汰的太多了。王煜辉说。初出茅庐的柯洁直到2014年围甲联赛，柯洁爆发，战绩18胜2负，这个名字才在圈里被熟知。在此之前他最大的成就是围甲毒药，因为等级分低，所以他赢一盘，对手的等级分会跌得特别厉害。这个孩子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非常的犟，胜负心非常的强。王煜辉说。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柯洁还是个小学生时，有次跟一位初中棋手对弈，中盘柯洁局势不利，在一个局部想了很久，突然就哭了，等他哭完整个对局室就剩下我们俩人了。在与年龄稍大、实力更强的棋手下棋时，极少感受到像柯洁求胜欲这么强烈的。好胜心这点，遗传了柯国凡，只是更重了。棋迷老柯至今仍记得在大学受让四子输给学弟，乖乖下楼买啤酒还赌，以及回到丽水开了一间围棋馆，想赶快涨棋，赢棋友。周柳萍挺着大肚子在棋馆倒茶，啪啪的落子声是柯洁胎教的一部分。儿子降生后，老柯想，我下不过，我让我小孩从小训练，将来可以跟你抗衡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柯国凡看了两遍。那是一个与他们家类似的故事。父亲未达成的人生梦想，送孩子去达成。那时候觉得能打进职业就非常好了。因为这条路比较公平，下棋又好玩，又凭自己的本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如果你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认命。柯洁早已超额完成了父母的期待。人机大战中的柯洁这次的人机大战，是柯爸柯妈第一次从头到尾看到儿子比赛时的样子，讲棋大厅的巨屏上专门有一角分屏全程拍摄柯洁人的状态，这跟转播棋盘、棋谱直播太不一样了。柯爸柯妈把儿子从头看到脚。第一盘棋，柯洁不停用指头卷头发时，突然有几根白头发，整根竖起来。柯国凡和周柳萍难受极了。柯国凡回忆起《摔跤吧爸爸》里小孩子唱的一首歌，很有感触。老爸，你这么严格，我们真的很受伤我俩的童年十分折腾，天真乐园已然远去他边做死活题，边吃苹果。咬着苹果就睡着了，苹果就掉地上了。我唉，真可怜。柯国凡说，要是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送，不会送到北京了。不会让他学棋了。周柳萍说。 7岁那年，学了一年棋的柯洁拿下浙江省山海杯少年组冠军，当时奖杯都没来得及领，就赶去搭开往北京的火车。这趟列车再也没有停下来。柯国凡如今非常享受以棋会友的乐趣，胜负不重要，赢了，搞得对方不高兴，可能更要紧一点。但他知道儿子不同，他们这么年轻，处于胜负世界里面。他们必须要争胜。他的心理价值评估告诉他，输一盘棋的痛苦等于赢三盘棋的欢乐。他跟儿子从来不聊这个话题。输棋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呢？痛苦只能自己来承担。柯国凡说，我们很难走进他心里。每个职业棋手都一样。即便他是你的孩子。网棋一代正在与AlphaGo进行配对赛的古力和连笑作为胜负师的职业棋手，生活大多数时间里，只有输赢一件事。讲解相谈棋时，古力逐个评价五位年轻棋手，说到芈昱廷：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届）梦百合决赛，我本来挺有信心的，结果打了一个初段都不会打的勺子（指重大的低级失误）。在那之后，觉得90后上来了。出生于1983年的古力，力战派棋手，曾经中国围棋的领军人物，承接了常昊时代和90后一代，在讲棋时展现出飘逸、体恤、幽默和机敏的一面，他对AlphaGo、柯洁以及其他年轻棋手的棋都多有言中，连1968年出生的张璇都说要叫他一声古哥。陈耀烨虽然出生在1989年，但他不屑于与我们80后为伍了。古力调侃。在棋盘上，他已经过了自己最黄金的岁月，君主让位，群雄四起，旧王一落就是等级分10名开外。棋界称如今涌现的这批群狼一冠群，小小年纪已经有世界冠军在手，互相竞逐着，把冠军数从1到N。柯洁在2014年大爆发，从1到3，登上了等级分世界第一的宝座。这期间，除了让AlphaGo富有争议地短暂抢去头名之外，柯洁坐稳了两年多的江山，成为群狼中的一只虎。在跟棋院内外相关人士的聊天中，你很容易发现，古力是综合评价下来，大家最喜欢的人。这并不是我们有意推演的一个结论。作为真实对弈和网棋来袭转换中过渡一代的代表人物，古力身上有着长辈喜欢的人情味，也有着小辈们喜欢的活泼劲儿，是既善于跟人打交道也会抱着电脑厮杀的人。《围棋天地》首席编辑张大勇认为，像古力这样，竞技水平仍然很高，一说改朝换代就迅速落到国内排名前10以外，是件有点悲哀的事还不到35岁，人生大展宏图还应该有很多篇章。日本早期有说法，40岁得天下，因为这个年龄才能做到境界和精力的共同高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是等不及了。由周睿羊（右一）、时越、陈耀烨、芈昱廷、唐韦星组成的战队集体挑战AlphaGo 而对于90后一代棋手，人生并没有展现出其他层面当然，年纪小也是一方面因素世人对他们的看待只有一个字：强。这也是这些小伙子们对自己最大的要求：强，更强。我问周睿羊，研究机器招法的乐趣是什么，他说，新的招法，又是很强的招法，当然所有棋手都会非常感兴趣。柯洁也是。即便他知道自己克制不住的情绪起伏和发自肺腑的不甘心是人性魅力的一部分，但他仍然无比羡慕AlphaGo深不可测的棋力。强大就是美好。他们是从包括三线以下小城市的全国各地道场、培训班里脱颖而出，来到北京的，万人里面出其一。根据国家队总教练俞斌九段的估计，北京道场里学棋的孩子，高峰时达到400人，其中大约100人入段，每年入段的指标，男棋手有20人。这20人里，能下围甲的，也就两三个。全国现役的职业棋手300人上下，在围甲联赛谋到上岗机会的，总共也就五六十人。不强怎么闯出来，登上金字塔塔尖？网棋时代的到来，让围棋这个门槛高企的项目得到了更市井地普及。以前中国棋院想看一眼世界比赛的棋谱，等日本寄来的杂志，要等两个月。现在，不论多么顶尖的比赛，第一时间，有互联网的人都能目睹棋盘全貌。以前下棋要约定时间地点。谁都想跟比自己水平高的人下。顶尖棋手们互相切磋，一生也不过千把盘棋。柯洁接受腾讯体育专访打上围甲联赛之前，作为一名普通的职业棋手，柯洁只有定段赛和个人赛可下，一年一二十盘棋无法满足他对训练量的要求。通过网络，柯洁一代棋手的对弈累积已经超过万盘。由于高手们也都在网上趴着，弄斧到班门也容易实现了。网络下棋的质量没有人肉对弈时深思熟虑来得高，但量变会引发质变，选手的形势判断和计算速度更快，棋感更敏锐。网络时代，他们竞技的提高都是通过网络对弈，某种程度上来说，接受了一个相对的快餐的（训练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竞技的成分更浓厚一点。比如我们在国家队训练里经常会说一句话，胜负不在这，或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它其实是在某个局部对棋形的一种敏锐度。而七八十年代（生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古力和常昊，可能更多的是讲究我们常说的围棋的大局观当然不是否认前面（说到的90后）的人有大局观他们会更去把围棋的大局观也好，中庸也好，相对来说，更着重。国家队领队华学明七段说。网棋的便捷也被柯妈周柳萍看重。他小时候想玩游戏。我立了个规矩，我说你在野狐弈城上，赢了棋你就玩游戏，输了你就别玩了。他就拼命下棋。在柯洁人机对战的第三盘，俞斌在挂盘讲解中谈到他对网棋一代的深刻印象。有一次比赛，他跟谢尔豪（1998年生人，职业四段）下快棋，谢尔豪五秒就落子。俞斌特别惊讶，为什么不好好算算？我跟比我高的人下，一定用完所有时间，到读秒。但我也没法教育他，那盘棋，我输了。换位思考后，人会比较善良柯洁与父母在乌镇一起游玩休赛期间，柯洁在乌村摘了枇杷，特意说，拿给爸爸吃，爸爸爱吃。对于这次父母陪伴参赛，柯洁说，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开个party，很多亲朋好友支持我。我觉得他们开心就很好。父子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平稳，尤其在柯洁十五六岁的叛逆期。柯洁2008年定段后，周柳萍辞掉工作来北京陪读，但柯国凡还在老家工作，是丽水水电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从定段到2014年，五六年时间，柯洁默默无闻，草一样的，他职业最困难的时间父亲是缺位的。柯国凡说，我家里必须要生活，赚点工资。除了寒暑假团聚，父子并没有太多相处时间，他觉得跟我的距离好远。他讲过一句话，老爸，这几年，我们好像不太认识一样。这句话讲得柯国凡心酸，加上儿子逐渐进入叛逆期，他下决心来北京了。《摔跤吧爸爸》有一段，女儿到了国家队，开始反抗爸爸。后来打了一个电话回去，很可怜的。那个场景我也非常感动。那种事情也很正常，小孩子总会有一种叛逆，开始他觉得我老爸很牛，是个高级工程师，他很崇拜。后来渐渐下棋。我来北京陪他以后，他觉得你上班不去上班。你的棋那么臭，你还能指挥我？有次柯国凡教训儿子：今天为什么输这么多？两人吵起来。柯国凡差点砸了电脑，说，明天韩国比赛，你不要去了。父子关系紧张时，柯洁也说过，爸爸你回去，妈妈留下就可以。 2015年，当时未满18岁的柯洁在百灵杯战胜邱峻，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在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二天，柯洁发了个朋友圈，开了一句稍显自恋的玩笑。被柯国凡的朋友看到，投诉说：你儿子是不是准备走演艺圈了？柯国凡大发雷霆，我说你永远记住，不管你拿了冠军不冠军的，不能这样嘚瑟。他委屈地哭了。他流眼泪了。周柳萍说，柯洁委屈，觉得父母误解他，把他想成他本不是的轻浮之人。只是，大家思维方式不一样，为什么你要把你们那一代的传统强加给我们呢？我说儿子，老爸有些做得可能不一定那什么但柯洁你要理解我们这代人，（有）比较传统的东西。（即便）你现在前卫了，游戏规则你去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整个社会你改变不了的。这个少年王者跟世界的冲突，不止发生在家庭内部。通过碎片式报道了解柯洁信息的人，最先知道的一定是他的狂言，诸如：满分一百成的话，李世石胜率五成，或者，要让某位日本棋手血溅五步。一些表达有当时的语境，也有他希望通过语言的噱头吸引社会关注围棋的小算盘。但，不妥是存在的，风波也会冲击少年的想法。围棋是两个人下，两个人要读懂对方的心理。有时经常感觉要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以后，人会比较善良。这个东西想完以后，人会变得更加好理解这个社会。柯国凡对儿子说。他知道微博粉丝瞬间突破百万，乃至如今的367万+，会给儿子得到拥护的力量，但那里的争论和建议，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经历会让柯洁成长。人机大战后，柯洁在采访间显出疲态《体坛周报》的资深棋牌记者谢锐认为，柯洁的成才之路，没有什么特点，他跟别的孩子都一模一样，但，这孩子就是一个天才他的成熟期很短，人家10年的时间被他浓缩成两年。 2014年之前，柯洁在老记者眼中就是个小屁孩，坐个椅子会来回转悠，聚精会神思考时会啃挂在脖子上的选手牌，说话更是口无遮拦。谢锐印象中的转变发生在2015年初百灵杯夺冠，那是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那之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太一样了，谢锐感到，他慢慢就知道自己是个社会角色了。很多方面就开始修正自己的言行，慢慢就有点成人的意思了。他现在讲话，完全比我们这代人要强得多。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柯国凡说。人机大战全部结束后，在采访间，柯洁极度疲惫，但面对镜头时，他的眼神依然发亮：除了感谢这些官方的话，还有感恩至少我过得很精彩，大概没有人会在20岁之前做这么多事情。我知道我嘴巴很大，不太想受太多束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算我性格上的一个缺陷吧。能有这么多人包容我，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柯国凡觉得，成长弥合了父子之间的分歧，我感觉很幸福，能够陪他，能陪他一段时间，真的很幸福。作为父母亲就是把后方搞好，他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他，柯洁现在做什么决定，只要不是走得太（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刚学会的，你不要开到外面去就可以，正常在路上，歪歪扭扭地没关系。柯洁是大家的小孩电视台的一众工作人员采访完柯洁，想大伙合个影。坐着接受采访的柯洁站起来，大家一致要求他坐下，在正中间，众人环绕着他。柯洁说：我怎么有聂老师的感觉柯洁与AlphaGo的最后一盘棋，聂卫平九段是裁判长，他宣布：比赛采用中国规则，黑贴2又3/4子。听到这话，讲棋大厅里，常昊九段和王汝南八段一直微笑着，却没说什么。比赛开始了七八分钟，两人一捧一逗，讲了一小轮了，常昊不经意地说起：从2001年开始，中国规则黑贴3又3/4子，这样的话，执白就比较有利。聂老主要下棋的时代黑贴目是2又3/4子。这要是聂老直接就批判了，规则都不会，还下什么棋！张璇事后调侃。常昊、王老，都特别照顾别人情绪，这样委婉的人在围棋圈占多数。聂老，因为历史地位，也因为个性，是棋坛的独一份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聂卫平影响了当下中国围棋的整体局面。赞助商和小棋手的父母，都是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受众，深受聂之胜利的鼓舞。前者今天不为赚钱地赞助围棋比赛，后者把孩子送进道场，除了柯洁，陈耀烨、芈昱廷等人的父亲都是棋迷。聂老来到乌镇为柯洁助威围棋与象棋不同，由于每个子的效力一样，不会出现将一军完全打倒对方的情况，张璇觉得，这样不说满、留余地的项目特质影响了大多数棋手的气质，真的很直的人很少的。柯洁跟聂老都是狮子座，在直率上，也相似。第二届梦百合杯决赛最后一场，柯洁执黑，在优势时打了勺，损七八目，比赛余下的时间，对局室里充满了柯洁懊丧的呼吸。赛后媒体问柯洁当时在想什么，他说：最后时刻自己一直数错了目，中间还一度想认输。棋还没下完，已经在思考人生了。以后怎么度过，今天晚上怎么度过，肯定要喝了，肯定要烂醉为止。知道自己在揪头发，我发型肯定乱了，那我要把头发都剃了，让自己没得揪。最大的感受就是下得太臭了，令自己发指。这场比赛，在柯洁的计算之外，黑棋凭借劫材多的优势以3/4子险胜。直播讲解这盘棋的聂卫平拉着柯洁，说，你知道吗，央视都做好医疗预案了。一旦直播中我让你气得心脏不好，大夫马上就来。虽然都是直率，但张璇觉得，两人毕竟不会相同了，时代改变了。最突出的不一样是他们这一代人肩上没有包袱，没有背负任何东西，轻松上阵，所以他们的棋也好、人也好，都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由，符合这个时代。张璇说。她谈起2005年丈夫常昊拿到应氏杯冠军，赛事创办人、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先生的儿子当场流泪，飞回台湾后，将棋谱焚烧于父亲坟前，报告说，中国人终于拿到了冠军。 2005年常昊捧起应氏杯拉开中国围棋强势崛起的序幕张璇说常昊那时的生活，那就没有比它（夺冠）更重要了。全国棋迷都最盼望胜利的时候，你还能干别的吗？ 1986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后，聂卫平去山西大学演讲，被人山人海包围，聂卫平穿着风衣，特别小的身影，就像大海里边（被）卷着一样，中国的偶像，像雷锋、张海迪慢慢褪色以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偶像的时候，那时候比较迷茫，可能一个女排、一个聂卫平，其实也是一个时势造成的。张大勇说。柯洁成长在人们更加需要通过自我意识觉醒来找到意义的时代，他因此也成为偶像。除了在棋盘上摧城拔寨，他为家乡受灾的群众组织社会捐款，指出围甲联赛的欠薪状况，对他看不惯的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也用自己的网红身份争取更多人关注围棋。谢锐称柯洁的这一行为为抬头下棋，跟埋着头只看棋盘的孩子不一样，他开始关注关注围棋和社会的关系了。华学明评价柯洁，聪慧，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即便是在连续被AlphaGo暴击的绝望中，他接受采访时仍然会说，大家看我可能很痛苦，我也不需要大家去可怜我同情我，大家可以把我当一个笑料来看。这个人怎么被逼得这么痛苦啊？平时不是说大话的嘛，现在怎么不说了？这也是围棋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快乐。在一次夺冠后的颁奖仪式上，柯洁说，我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是围棋给了我一切。这次再问他，他说那时候有点煽情了。很多方面，我做的不太好，不能像别人那样处理得游刃有余。我真的是太全身心投入围棋了，我真的是太注重胜负了。我也不觉得自己很聪明。对其他事情也不是很自信。万一稍微遇到挫折的话，可能不会像围棋一样，那么快重新收拾起心情去做其他事情。但是，一旦提到围棋哎呀！你们那些棋啊，哈哈！你们对棋的理解都有问题啊！就可以这样讲。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所以说到围棋的话，我是极度自信的人。说到以围棋为中心的自信，柯洁的声量突然变大，笑起来也从自我解嘲变得极为发自内心。我会做所有让围棋发扬光大的事情。他说。人机大战获得了全世界的目光，19岁的柯洁激发了更多人关注围棋，靠的却不是胜利。他不甘心的眼泪，表达着赤子的信念，带着残酷的鲜活感，让他的同类感动。周柳萍说，现在，我不说我儿子（只当）当我儿子。我喜欢围棋，他也喜欢围棋，所以柯洁不是我们儿子，柯洁是大家的小孩。跟AlphaGo告别当晚，柯洁喝了酒，从6点到凌晨3点，只睡了两个小时就奔向机场，去韩国参加LG杯本赛。隔天，他轻松战胜了韩国的元晟溱九段。张学斌六段评价他是各方面都有所升华的柯洁。你觉得多年之后会怎么回忆（人机大战）这场棋？我们问他。要看多年之后的我有什么人生阅历和经历了。比如说，你10年后、20年后还能见到我，还能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到时候再告诉你。（完）

张文娟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副教授到印度执教已近三年，教授六个学期。学校成为我融入印度生活的主要平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教过的印度学生大约有200名，年轻人代表未来，他们成为我观察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但需要注解一下，这所大学是印度最贵私立大学之一，其生源构成多来自高收入中产阶级，且以法学生为主，所以，也只能代表一部分印度年轻人，当然，也不能低估其反应出的文化共性。一、浓浓的权利意识淡淡的责任意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公民身上的投射，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只有经历文化差异才会体会到，尤其是在对比性强的两种文化里生活，感觉才会强烈。印度建国采纳的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也因为曾经在殖民地时代二等公民的遭遇，印度宪法对权利的强调无与伦比。印度制宪者们认为，给予权利，是开启民智，改变积贫积弱印度的最好方式。这种浓浓的权利意识，已经投射到机构的日常运转中，也映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印度大学有很多机制在中国大学是没有或者是罕见的。比如Open House，即每一两个月，学生组织起来跟院领导进行沟通交流，学生可提出任何问题，学院要给予答复。学校小的话，也由校长参加的Open House，解决学生提出的有关学校建设和自身权利的所有关切。我参加过一次由法学院院长带队，其他副院长、助理院长参加的关于LLB学生提出的平等待遇与未来发展问题。LLB是完成三年或四年其他专业本科后再读法律的一个学位，类似于美国的JD和中国的法律硕士，因为BLLB五年制学位的开设，让传统的LLB学位不占优势。学生们在现场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他们参加国际交流、实习、就业及这个专业跟BLLB专业竞争的优势等。让我很容易联想起当年北大法律硕士的经历，只不过那时再怎么抗争也不一定有这样一次让所有学生跟所有院领导沟通的机会。学生们提问题的方式，很务实，也很注意分寸，各院领导就相应关切给予很务实的回应，院长当场拍板哪些会立刻解决，哪些关切是不必要的，哪些需要跟外部进行战略性沟通，并落实到具体院长头上。我很赞赏这种机制。 2017年5月22日，德里大学Open House现场（图源：gettyimages）有些时候，如果跟学院的沟通渠道不畅，或者学校处理不合适，也遇到过学生集会抗议的。有个学生不断向学校管理者写信，抱怨学校的网络服务太差。行政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大的决定需要领导层解决，所以，改善并不明显。后来这个学生就给校长写信，开始校长还要求行政解决，后来也就失去耐心了。再后来，在情绪不好的一天，校长给这个学生写信说，如果对这个学校不满意，你拿着退回的学费回家吧。这个学生把校长的信放在了facebook上，其他学生为他鸣不平，于是，他们很多人决定在特定时间在教学楼集会。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好几百学生，校长不得不出来跟他们对话，并承诺换服务商，投入更多以改善宽带。学生们还成立了一个执行监控小组来跟进这个改善过程。这个学生把自己的经历做成了一个项目，在我的“律师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门课上展示，可以看出，他做了大量需求调研，很懂得用数据支撑他的诉求。但是，如果浓浓的权利意识，缺乏责任和内省的相对制约，也是很容易变形的。我的办公室同事，负责教务，几乎每天都要应对那些因为缺勤太多以致不能参加考试，因为学分不够可能毕不了业，因为错过选课时间选不上课等状况的学生来给他所提交的一大筐理由，要他帮助。其中有个学生让我印象深刻。他的精力没用在学习上，考得很烂，但是，他非要认定考卷中有一道题出的不符合大纲要求。为此，学校专门组织了其他老师，就那道题做了评估，认为没有问题。实际上，即使那道题，给他全分，他也不及格。但是，他仍然要揪着那道题，并且坚持自己拿出钱来让外面的独立第三方来评估。让我很无语。心想，要是把这股劲儿用在学习上，肯定是优秀。摄影：作者作为任课老师，我也要经常面对学生千奇百怪的理由：因为好朋友的叔叔去世了，得陪她，没来上课；因为周末回家，所以错过了周一的on call；因为有好几项作业，所以，不能按时提交我这门的作业；因为姐姐或哥哥的婚礼，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因为要参加毕业PARTY，要求老师提前下课……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完全可以花半个小时完成的作业，非要花40分钟来跟我争执，为什么他的作业需要延期提交。他可以有无数理由，但是，老师不能有失误或纰漏。如果执行的不是事先宣布好的政策，或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偏差，很容易成为那些因为平常不努力的学生面临绝境时反击的救命稻草。中国的儒家文化，很多时候强调内省和自觉，或者叫克己复礼。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也在批评过度功利化，导致了社会责任的缺乏。但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再加上较长时间社会主义集体观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自省和责任意识内化到了中国公民的思维之中。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籍老师，面对这些印度学生，受到的文化冲击不小。与印度人相比，我们不大愿意公开提出诉求。只要过得去，就不大愿意生事，尤其向官方提出某种请求时，往往有太多的顾忌。在中国文化里，把问题政治化，不容易解决问题；反而要尽量把政治问题技术化，才能解决问题。这可一定程度上解释，在印中资对其显著不利政策不愿意利用媒体和智库发声的现实。但实际上，在印度生活，不弄出动静来，是很难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当然，小问题，也可以通过关系或行贿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在印度的治理中，民众对官僚体系的问责机制是失灵的，只有通过政治层面的机制如选举才能发挥点作用。所以，很多重要关切，在技术层面靠个人推动很难解决，只有变成社会话题，抱团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才更有解决希望。针对同伴或师长，我们一般内心会有个权衡，哪些请求太过分，哪些理由太可笑。印度人很不一样，他们的理由是无限的，可以远远超过你作为中国人基于本国生活经验所能想象的边界。相信很多中资，在面对印度员工时，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有时我也思考过，印度权利观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差别。印度知名学者Pratab Bhanu Metha在其《民主的负担》一书中关于民主的对比分析很有意思，他还是认为，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其良好运行，对社会文明程度及大范围内的道德共识是有要求的。当年印度制宪者安贝卡博士也早就提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在今天的美国，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体会到在印度所能体会到的那种权利被无限伸张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被职业伦理设定边界的权利观。所以，跟印度人的交往中，既不能拿我们的内省标准也不能以美国标准去假设，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失望。当然，也不必感觉，驳了对方理由是让对方丢面子的事，因为你需要坚持你的原则。只要有法、有理、有据，也注意方式，这种反驳是健康的，印度人也能接受。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克己复礼（图源：网络）二、认真走程序却不问结果印度思维中，还有一个与中国思维的重大不同，那就是程序意识强，但却不以结果为导向。重视程序的好处是，关注参与，关注利益平衡，不容易决策草率和犯拍脑袋的错误。但是，过度注重程序，往往不仅仅降低效率，还容易迷失目标，降低问题解决能力。大学有很多程序机制，对个体权利保障是有好处的。比如大学设立纪律处分委员会，里面要包括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老师三方的代表。大学要想处分一个学生，即使按中国标准证据确凿，也是要走一个程序，给学生辩护的机会。为处分一个学生，往往要开一天的会，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再考虑上面介绍的浓浓权利意识，校方想处分一个学生绝非易事。当然，这将保证不会有学生被随意处分。从这些机制的运转上，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司法积压案件了。印度的日常行政管理中，为解决特定问题，会成立各种委员会和调查组，还要经过各种程序的讨论。总之，想作出某个决定，需要复杂的程序决定。这让各利益群体的关切可以被讨论，但也让日程的行政运行变得低效。这种低效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不是取决于所涉利益群体的利益大小。大约五年前，曾经有一个哈佛的学生给印度的大学写信，探索跟哈佛的一个合作项目。其中有个公立大学在一年后才给他回信，只有我们这个私立大学在一天内给他回信，让他激动万分。即便今天，如果有在印度申请银行卡的经历，也会发现，申请时需要签字的申请表厚厚的一摞，而等待的时间更难以想象，竟然很难在一个月内期待拿到卡。这种过度注重程序，也已经深深得影响印度人的思维和问题解决思路。在正常的工作流程中，你把一项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他也答应了，你应该可以假设，这个人会在既定的时间，给你交回结果。但在印度文化里，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在此分享一则我最近的经历。 A生是我所在的印中研究中心的志愿者，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印度学生。因为我帮她写推荐信，她主动问我，什么志愿者的活儿她可以做。我便请她帮我把某次会议上一次重要演讲转化成文字。我周一给她写信，希望她周日晚上交给我，她答应了。然后，我给负责视频保管的老师写信，解释需要A生将哪次演讲转化成文字，把A生放在抄送名单里，让A生跟其对接。等到了周日晚上，我查了好几遍邮箱，但没收到邮件。转过来的周一，我在路上碰到她，她跟我说，她给那个负责视频老师写了信，但那个老师一直没回信，所以，她还没拿到视频。我当时就问她，“老师没给你回信，你不能去办公室找他？”她答应了。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文字版。再问她，她说去了，但是，老师给她拷的都是照片。我再问她，“照片怎么能转录文字，你得去拷视频啊。”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我们在教学楼前的某条路上相遇了，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了，着急得说，“老师我不骗你，真得，我试了各种办法，他拷给我的东西打不开。我能去你办公室吗？”极度绝望的我，想到教书育人的身份，还是压住自己的失望和愤怒，答应她去我办公室。我也打不开视频，但音频是可以的，能听到清晰的声音，我帮她挑出了演讲者的所有部分，并标注好，然后等她的文字。那一周日，她终于发给了我。也就是一个月后，我终于得到了文字版。 B生是来自中国的交换生，也是中心的志愿者，我让她负责印中午间讲坛微信版的编辑制作，并希望微信在讲座后48小时内编出来，并且配有照片。对她而言，也需要去跟音像摄像的老师打交道，主要是拷照片。第一次，她告诉我，讲座后，她就跟着音像老师去要了，老师回头说发她，但没及时发给她。考虑到她短期交流，对这儿的工作机制不熟悉，我告诉她，要拿着USB去拷才行，那些摄像老师都忙，不会想着主动发的。此后，就讲座的微信，我会定期收到她制作完毕的临时链接，只需要对文字内容进行完善，而不再需要像保姆一样陷入每一步的琐碎程序性事务。不论她自己时间如何紧张，她知道，她需要对讲座微信出台的结果负责，即使有时候得弄到深夜，她也要把工作完成。 A生跟前面说的那些千奇百怪理由的印度学生不一样，其实，她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你会发现，与中国的B学生不一样，她的思维是放在过程中，而不是结果导向。如果她的思维是结果导向，她就不会停留在某个程序性小障碍中，而是考虑如何去克服这个障碍，继续往后一步走，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一个印度老师处于我的位置会怎么回应她，基于我对他们的观察，应对这个学生的方案可能有两种：一是放弃追求结果，直到今天，这个文字版也没出来；或者，他或她会给学校写信，抱怨音像老师回复不及时或者抱怨志愿者学生工作不勤勉。这两种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都不会鼓励印度学生对结果负责。过渡陷入程序性思维，既复杂了程序，有时还迷失了方向。在印度国家层面的治理中，也有这个问题。如印度针对其他落后（Other Backward Class）特留权制度，已经成立好几个委员会，发布了不少调查报告，印度最高院也不停介入程序设计，硬是把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变得复杂、长久，成为今天撕裂印度的尴尬制度，具体见我发表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上发表的“从种姓特留权之争看印度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辑”一文。引导学生们在课堂上就其关切的身边问题进行讨论这种程序性思维投射到日常生活中，就体现在，当你把活儿描述清楚，并转达给某个印度同事时，实际上活儿没交出去，他们不把自己当作对结果负责的人。虽然他也会跟你说，“没问题”，“我会做”，但若你不介入过程，你会听到二十次承诺，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再加上印度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发现，哪怕保障一门课的运转也得投入很多精力。刚开始，我也是挺苦闷的，在各种教训中摸索出了一点小技巧。如果一件事我认为必须要做成，那我就需要不停的介入过程，既写信，也打电话，甚至到同事办公室拜访，就是要督促他们做，直到我看到结果。如果一件事是学校负责人交代的，我只是其中的一环，也没能力整合其他人的角色，我会把我这部分按时做好，把跟其他人的对接部分用邮件沟通，保留记录，遇到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也好应对。如果一件事我认为时间很关键，一定得为deadline设定后果。比如迟到20分钟没有考勤，晚交一小时扣一分。有些时候，可能更复杂，比如调课需要征求学生们的意见，需要他们在特定时间内回复。如果没有经过他们回复，随便调课，学生们会不上课还问你要考勤，理由是调课没经过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不在规定时间内回复，你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下，我就需要预先在课堂征求一下意见，然后根据反馈提出三个或四个选择，并且在邮件明确写明，如果在特定时间内不回复，就默认第一选择，从而得以将调课时间固定下来，学生们事后也没有好说的。虽然是管理一门小小的课，我感觉得把10年律师经验和7年NGO管理经验都用上，全力以赴，才保持我认为相对正常的运转状态，这是中国任课老师在教授中国学生时不需要花费的精力。当然，这些经验的摸索，也许可以用到其他中资的管理上。三、全球化公民：独立思考与勤勉中印的结合，也许是培养最具竞争力的全球化公民的最佳结合。就像美国最著名的印度史学家Stanley Wolpert所观察的，表达力强的印度人成为实际上最积极也是“最好争论”的传达者，用观念和见识激发彼此的想象力。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内省、勤勉、大局观已及新近政治中探索出的实用兼实验主义思维，也是中国人作为个体和整体在世界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如果两者可以结合到一个年轻人身上，那将是无可抵挡的竞争力。北大学生在印度研究德里雾霾并拍摄视频资料金德尔学生在北京研究北京雾霾并拍摄视频资料中印宪法比较课上，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印度，只有两位来自中国。讨论到印度宪法的任何问题，都会有印度学生的热情参与。因他们对宪法的了解很深，很多讨论对我启发很大，很为他们感到自豪。而中国学生，即便是讨论中国宪法部分，也是一脸茫然，很难听到他们的见解。那种想不出观点，甚至缺乏基础了解的无助，从他们的眼神中能够感受得到。我都有点替她们担心期中考试，因为那是口头辩论。但事后证明，这种担心有点过了。虽然是口头辩论，但毕竟也是考试，中国学生在考试上还是有一套的，我和印度老师都不约而同得给两位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期中考试口头辩论的具体规则是，每四个学生一组，根据指定辩题，两个支持，两个反对。对很多印度学生来说，发散性讨论是有优势的，但是，在指定时间内辩论，却面临着挑战。20分钟，四个人两轮辩论，这意味着每人每轮只有2.5分钟，如果不事先围绕着打分点做精准练习，拿到高分还是很有挑战的。两个中国学生语言上没有优势，观点上不见得多新颖，但是，他们事先做了不少准备。首先把核心观点都列在了纸上，事先肯定也做过不少遍练习，发言时观点很熟练，速度很快，能在有效时间内，把尽可能把多的观点有效分享。而大多数印度学生，事先没怎么做准备，还没开始说观点呢时间到了，或者一个人强行说10分钟，其他人都没有时间表达，导致整个组的分数都很低。有一次问中国交换生，她是怎么看印度学生的。这个交换生告诉我，在她另一门课上，她跟一个印度学生一组。她让那个印度同学做PPT，不做；让他做练习，也不做。这个中国学生做了PPT，印度同学还批评她，说她不过把老师课堂上的观点梳理了一下，没有自己的观点，毫无价值。结果到了做presentation时，她发现自己的印度同学果然很有观点，让她很佩服。北大学生就德里雾霾问题访问印度环保法庭并与出庭律师合影在中印学生的对比下，我经常在想，要是一个学生既有印度人的思想和口才，又有中国学生的勤勉和责任意识，那将是最有魅力也最有竞争力的全球化公民。跟一个中国媒体人聊天，她的女儿在初中时来到印度，在印度比较好的私立学校接受高中教育后，考入了美国常青藤布朗大学。在学校里，她女儿刚开始还跟考入的中国孩子在一起经常聚，后来发现，他们主要是打牌、约饭，陷入小圈子时，她跟这个中国圈子的学生交流慢慢减少了。虽然那些考入这个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多半是来自人大附中等国内知名中学，但是，在文化融入方面，他们的确面临挑战。相比之下，这个在印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女生就很有优势。首先，她童年时期出国，有利于培养她的文化调试能力。其次，她从印度学生那里学到了组织活动、活跃交流的能力。最后，她还同时保持着中国学生的勤勉和责任心。她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印文化融合的好范例。印度是盛产思想家和辩论家的地方，对于印度的年轻学子，只要稍加勤勉，就可以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人文领域，取得很了不起的成绩。2017年，年轻的金德尔学子在维也纳举办的第24届Willem C Vis国际商事仲裁模拟法庭中击败来自全球330个队，包括那些世界知名学校夺得第二名，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印度不只需要思想家和辩论家，还需要务实的问题解决型人才，否则，社会底层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短板永远在。对于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不缺想法和创新精神，各种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如果在精神层面和社会深层次问题上，中国年轻人可以花点时间多想一点，可能会让中国社会的运行更有质感和人文精神，政治格局也会更稳定。因此，两国的年轻人应该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在未来重塑本国文化和提升本国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这有助于中印两国新型关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