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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陈吉宁任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经会议表决全票通过后，陈吉宁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从英国帝国理工博士后，到清华大学副教授、校长，再到环境保护部部长、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海归的20年，走过了什么样的足迹？陈吉宁履历 1981.09——1986.07，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6.09——1988.10，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1988.10——1989.07，英国布鲁耐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1989.07——1992.11，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环境系统分析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2.12——1994.12，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后。 1994.12——1998.03，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 1998.03——1999.07，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副教授。 1999.07——2006.02，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教授。 2006.02——2006.10，清华大学副校长( 2006.09兼任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2006.10——2007.12，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07.11兼任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2007.12——2012.02，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兼清华大学秘书长(正局级)。(2011年6月起兼任清华大学环境产业研究院院长。) 2012.02——2015.01，清华大学校长。 2015.01——2015.0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党组书记。 2015.02——2017.0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 2017.05—— 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从来就不是传统的学院派天气好的时候，陈吉宁还是会在清华大学里散步。在成为环保部部长一年零三个月后，他依然住在清华大学分的房子里。十余年前，陈吉宁任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他以教授的职称分到了一套位于清华大学西北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居住至今。自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除了中间留学英国并任教的十年，陈吉宁在清华园里待了24年。从环境系副主任，到清华大学校长，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2015年1月，他离开清华园，成为环保部党组书记、部长。熟悉他的人说，这个转身毫不奇特，因为陈吉宁「从来就不是传统的学院派」。从高材生到环境系主任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就读本科时，邹骥比陈吉宁高两届。现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的邹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陈吉宁名声在外，既是系里的第一名，又是学生干部，用清华大学校内评价优秀生时最常见的一个词来形容，便是「又红又专」。 1986年，环境工程系设立首届「陶葆楷奖学金」，大五的陈吉宁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那时刚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不久，也在系里任教。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没有直接教过陈吉宁，但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一样，知道陈吉宁是「81级中最好的学生」。 1988年，环境工程系硕士毕业的陈吉宁，由校方公派到英国布鲁耐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一年后，陈吉宁转至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土木系，攻读环境系统分析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于1992年毕业。 1995年，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任讲师的邹骥，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因与陈吉宁是有着共同专业背景的清华师兄弟，同在伦敦的他们熟识起来。那时，陈吉宁已完成博士后，在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任助理研究员。閒暇的时候，陈吉宁带着邹骥熟悉伦敦，邹骥则常去陈吉宁家打牙祭。陈吉宁的夫人也是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读的本科，比陈小一届，彼时同样在英国帝国理工读博士。等着饭熟的时候，邹骥和陈吉宁喜欢端着啤酒海阔天空地聊天。邹骥回想，英国学术氛围浓厚，哲学、技术科学、经济学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这种历史底蕴也影响了他们俩。「我们的视野、思考方法都有新的提高，我认为我们都认同英国高等教育的优秀文化遗产，认同这种理性严谨的学术传统。」当时，邹骥已转学环境经济学，陈吉宁则从事环境系统分析。他们交流各自学科里的理论，也讨论已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在环境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那时，中国经济尚在中低收入水平的高速发展阶段，还难以在环境领域投入巨大资金。而英国、丹麦这样的国家已在足够甚至过度投资的背景下争论环境投资效果评价的问题。他们根据欧洲国家的当下情况，探讨如何使这样的巨额投资更有效，进而认为在中国的环境投资有效性的研究也十分重要。他们也会谈起中国的环境教育。他们认为，环境学科人才仅仅学习经济学或者工程学是不够的，必须进行跨学科培养，形成複合的知识结构，学生应同时受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训练。而在纯理论之外，学生还必须懂得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了解国家背景，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容易做出成绩。这样的交流持续到1996年邹骥离开英国为止。有关环境学人才培养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94年，郝吉明作为清华环境工程系副主任去丹麦国家实验室考察，他特地绕道英国，与陈吉宁见面。郝吉明回忆，那时，学校已与他谈过，希望他接任环境系主任。那些年，郝吉明作为系里的核心组成员，清楚地知道系里面临着人才的断档。改革开放之后，留校的优秀生很少，尤其是杰出的学生，多数都考虑出国深造。大家讨论，如果可能的话，「要把陈吉宁弄回来」。郝吉明与陈吉宁初步谈了谈，让他做一些准备，早日回国。陈吉宁听了中国的环保情况、环境系的人才队伍建设，告诉郝吉明，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意回国。郝吉明回校后，和校领导沟通，将陈吉宁作为引进人才进行培养，校方同意了。 1998年，陈吉宁离开待了十年的英国，回到清华大学，34岁的他发挥自己在外国求学和工作的背景，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职称为副教授。当年暑假，清华启动资深评审，陈吉宁成为教授。当时，陈吉宁在英国的工作尚未完全交割，常常两边跑。当年十月，郝吉明再次到英国与陈吉宁深谈，陈吉宁答应，次年三月，他一定全职回清华报到。 1999年3月，陈吉宁如约回国。一个月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名单出炉，郝吉明成为清华大学五名上榜者之一。学校希望长江学者可以专心于学术，不再担任行政职务，郝吉明本人也恰有此意。他向学校申请，辞去系主任一职。学校同意了，并请他提名继任者。当时的环境工程系有四名副主任，陈吉宁进入了郝吉明的视野。作为一个本科、硕士都在清华大学唸书，同时也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清华毕业生，陈吉宁深谙清华的运行机制，也对如何培养优秀的人才有自己的体会。郝吉明与陈吉宁不同，他生于解放前，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所受的教育断断续续，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里成长。而陈吉宁恰好是「文革」结束后的高考生，专业教育完整，再加上他曾在国外留学、任教，有开放的国际思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另外几个副主任都是主要偏向于一个专业领域，比如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等，陈吉宁学环境系统分析，这个专业需要站高望远，将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陈吉宁的视野相对更宽。郝吉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学校，学校赞同，并希望郝吉明能做好系里相关老师的思想工作。郝吉明告知系里的老教授们自己的这一决定，没想到得到了一致的赞成。老教授们大多都看着陈吉宁入校、成长，对这个年轻人有好感。系里的年轻教师们也都表示很服气。 1999年7月，35岁的陈吉宁出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 2015年6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 2016年3月11日上午10时，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答记者问。三个小时后，陈吉宁的一位昔日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陈吉宁答记者问的文字实录。「我的朋友圈已经被昔日同学们刷屏了。」这名学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环境经济与资源管理专业，班主任便是刚从英国访学归来的邹骥。此时，清华和人大两校的校领导通过交流决定，两校应联合培养环境学科人才，正如同邹骥和陈吉宁在英国海阔天空谈论时所设想的那样：清华的环境工程系学生可来人大上课，学习经济、社会、管理学知识；人大的环境经济与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可共享清华的师资，在那里学习自然科学等基础课程和工程技术类课程。因课程繁多，本科拉至五年完成，两边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同时拿本校的毕业证，以及清华大学的工程学位和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位。邹骥作为清华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此时又在人大任教，他对两校的课程、培养方案都了解，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班主任以及沟通人。 1998年陈吉宁回校后，也加入到这些学生的培养中来。邹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们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两边的学生，列出各式环保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运用大家所学的经济学、工程学知识，自由讨论。最频繁的时候一周一次，最少也是一个月一次。邹骥对其中的一次讨论印象深刻。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拒绝批淮《京都议定书》。事件发生后，中国尚未给出官方表态，陈吉宁和他立刻引导学生蒐集资料，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根据掌握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及政策信息，独立开展评论，以此培养独立评判事件的能力。最终，他们联合署名，将讨论结果发在了报纸上。「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教科书里，进行脱离实际的讨论，课程就会苍白空洞。」邹骥这样评价。他们也很快发现，这批学生到了高年级之后，在研究各项环境问题的时候，因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双重学科基础，分析解决环境规划管理和政策问题的能力较强。联合办学最终因种种原因只持续了两届。他们毕业后，有小部分人被推荐到了清华继续读研。曾在陈吉宁门下攻读硕士的一名学生梁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相较其他老师，有着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陈吉宁曾联繫自己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昔日学生，让自己门下的在读研究生去访谈有关水业价格的问题。陈吉宁只负责联繫、铺路，其他统统放手不管。能做成什麽样，几个学生完全没有概念。「我发现，他不仅培养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力，还培养我们的综合统筹能力。事实证明，对行业的初期了解全都来自于这个暑假的访谈，不少内容在我们最终的毕业论文里也用到了。」参与其中的一名学生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陈吉宁的这个理念也贯彻在他与学生的相处之中。如果有学生告诉陈吉宁，自己想做一个研究，陈吉宁往往不会直接评判对错，只要他觉得有一定的可行性，就会支持学生去做，让对方感受到充分的自主权，而他在这个过程中，再慢慢施以引导。梁叶主要在环境系的系统分析研究所里做科研，这个所和原先环境系所成立的水所、大气所、固废所都不同，该所更为综合，师生的专业包括工程、经济、管理、土木、水利等。这个所传达的教育理念与过去清华人大联合办学以及陈吉宁早期的教育理念都一脉相承。一名研究所所长曾和别人交流说：「我知道陈老师希望我能成为他那样的综合性人才，什麽都懂，但我做不到像他那样。」梁叶觉得，对方言谈里是佩服的语气。而在环境系里，有关陈吉宁的评价大多如此。梁叶推断，陈吉宁除了学术能力很强之外，还有着高超的人际交往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情商真的很高。」而另一方面，陈吉宁作为导师，并没有太大的架子。开始时，梁叶总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实际上，私底下的陈吉宁和正式场合上西装革履的那个他完全不同。他穿着普通，夏天的时候，也会穿着短衣短裤大喇喇地坐在办公室里，言谈举止没有什麽距离感。不是单纯的学院派邹骥和梁叶都记得陈吉宁在21 世纪初参与发起的「水业沙龙」。这个沙龙一两个月会召开一次，主要探讨行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创新等。梁叶参加了多次沙龙活动，水行业是国家相对垄断的行业，只有国家授权的企业才能经营自来水或进行污水处理，而陈吉宁提出，是否可以在行业内引入民间资本。他将国企、外企请到沙龙中来，请大家共同探讨水行业的问题。让邹骥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另一点。在英国时，陈吉宁就不是单纯的学院派，他那时就与英国的各式企业密切交流，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邹骥认为，在沙龙时期，陈吉宁不仅请来了各种企业代表，还将建设部、环保部、水利部等官员请到场，企业、政府、学者共同讨论行业问题，并给出答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后来，梁叶并没有在环境行业内就业，但也始终关注行业发展。她发现，水行业确实在按照当时他们讨论的，或者涉及过的一些模式在发展，而工程技术出身的陈吉宁，能在十年前预判到其中的一些发展趋势，梁叶觉得他十分有远见。作为一名学者，也作为中国最顶尖大学的环境系主任，陈吉宁和政府始终保持着专业上的往来。邹骥对陈吉宁在2005年参与两个社会公共事件时的表现颇为讚赏。 2005年3月22日，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客座教授张正春参观圆明园，发现园内正在进行大规模铺设防渗膜的工程。因担心铺设防渗膜会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和古典园林风格，张正春将此事告知了媒体。媒体报导后，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片质疑声中，环保部门介入调查，发现圆明园此项工程未按国家相关法律作环评报告，也未通过北京市环保局的环保审批。工程被叫停之后的40多天里，仍然没有环评单位愿意接手圆明园整治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有分析者认为，圆明园防渗工程环评技术难度较大、涉及面较广，而且环评报告直接关系到圆明园防渗工程的「生死」，环评单位对其环评报告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许多环评单位不愿冒此风险。而风口浪尖上的相关部门，非常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以及学术单位可以站出来。有人找到了清华大学环境系，陈吉宁就拍板承担了这个环评项目。此次环评不仅风险高，经费还很少，总费用7.2万元，几乎全部花费在分析、调查、资料打印上。清华大学环境系大概有二十多位老师投入到项目中，另外，北师大、农大、首师大等多家单位也参与其中。后来，陈吉宁解释了自己接手的原因，他觉得清华大学本来就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陈吉宁再次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前往污染现场做环评。曾有媒体报导，当时，陈吉宁不仅迅速从技术上帮助政府出谋划策，还给在建设部担任专家组成员的刘文君打电话，让他联繫相关领导去现场参加应急供水工作，及时缓解哈尔滨市民饮水紧张的问题。这件事给刘文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吉宁既有专业知识，又看得很长远，考虑的问题和提出的对策都很有远见。邹骥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细节。离京很久的陈吉宁刚从污染现场回京到家，现场方致电陈吉宁，需要他回去，陈吉宁二话没说，调头回机场。「有的教授会讲究待遇、职称，陈吉宁不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担当。」「明显有一种推背感」在清华大学校内，校长、副校长的选拔均要进行民意测验。中层干部、老干部、各学院工会组长、教师代表等，均要从一份各学院正处级干部的名单中，海选出自己觉得可以成为校级领导的人。那些年，环境系的发展十分突出。年轻教师成长快速，教学、科研等都在学校统计中遥遥领先。环境系主任陈吉宁的名字自然被人提了出来。据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大家有共识，清华大学60后的干部中，有几人比较突出，包括后来的校长陈吉宁、书记胡和平和陈旭，他们都在清华读的本科，均是优秀毕业生。 2006年2月，42岁的陈吉宁、44岁的胡和平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43岁的陈旭成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赴任前，陈吉宁经过了一段时间较为痛苦的思想斗争。一旦做了副校长，学术精力必然会被分散，继而远离学术。他思考了很久，仍然决定赴任。半年后，陈吉宁任党委常委，2007年末，任常务副校长。2012年2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刚过十个月，48岁的陈吉宁接棒顾秉林，成为新百年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少见的非院士校长。清华一名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与前任顾秉林不同，顾秉林更像是学者型的领导，这或许也和他将近70岁的年龄有一些关系。陈吉宁则不同，他敏锐、果断、雷厉风行，放眼全局后，能在具体的事情上迅速抓住症结，并作出判断。他一旦决定实施某件事，并做了广泛的调研之后，会目标明确地去推进此事。当时在校内任中层干部的张桦（化名）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给下属传达的，是来自领导决策之后强大的推动力，「明显有一种推背感。」接受采访的每一位清华校内教职工，均对《中国新闻周刊》谈及陈吉宁上任后主推的人事制度改革。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改革前，清华大学历史负担较重，用人制度按资排辈，「优秀的留不下，不适合的淘汰不走」。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年轻人难以走上舞台，相应的职称和待遇也始终跟不上。张桦则用「大锅饭」来形容过去的情况，学科带头人、跟随者、边缘化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绩效激励机制还没有发挥出这支队伍本身的潜力。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是最早探索这一改革的试点院系之一。从2006年开始，经管学院设计和实施了人事考核制度。首先，他们将教师分为长聘和非长聘，所有教师入校后均为助理教授，均为非长聘。之后升为副教授，分为非长聘和长聘，然后才是长聘的教授。该院规定，一位从助理教授开始的教师，应在九年内获得长聘的副教授或教授。如果到期不能获得长聘，则不能延续其合同，即「非升即走」。而评聘长聘的学术标准，是与同一学术领域内、同一学术资历阶段（通常是从获得博士学位时间开始算）的学者作比较。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最高水平之一的教师才能获得长聘。一旦满足这个标准，则不受名额的限制。其次，教师的薪酬改为年薪制。学院取消了课时费、论文指导费、论文奖励等，只确定一个年基本收入总额，以及工作任务组合。经管学院的这项改革显然推行得较好，成为学校改革的模板之一。 2013年，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了《清华大学关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几项主要举措，包括：突出岗位职责导向，建立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制度；科学制定选聘标准，实施教研系列教师岗位准聘长聘制度；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全面深化薪酬福利制度改革，引导教师从项目导向转向学术导向；根据学科特点，探索相应的团队建设模式。张桦回忆，人事制度改革推进时，校内各个层面都阻力重重。「关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说，陈校长当时力排众议推这个改革。」改革有两种思路，一种可以像已经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些高校一样，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可以规避很多矛盾，靠折中曲折前进。「整体改革被肢解，很可能你的分步走并不能达成最终目标。」另一种思路则是直接推进，不让整体方向发生偏移。最终，校方选择了第二种思路。拿个别理科院系开刀的时候，校内传闻四起，报以悲观消极态度的人很多，院系改革时反弹力度很大。陈吉宁带着校领导班子深入每个院系，和不同层面的人分批次探讨适合该院系的改革方法。环境学院分外支持这项改革。院领导表态，他们要支持陈吉宁的工作，环境学院必须要向前走。之后，环境学院成为校内38个院系中第14个启动改革的院系。当全校各个院系拿出改革方案时，张桦发现，没有两个院系的改革方案是完全一致的，所有院系都结合各自学科的特点，拿出了适合本院的改革方案。张桦把陈吉宁的方法称为「啃骨头、钉钉子」。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教师离开教研序列，进入行政序列的现象。但其中的部分教师，是因为专注于教学，鲜有科研成果，而被迫转岗。有人因此诟病此项改革仍然把科研作为评判标准，而不注重教师的教学质量。或许是为了回应此前遭人诟病的改革评判标准，2016年4月，清华大学决定设立「基础教学年度教师奖」，专门面向在学生中享有良好声誉的基础课和公共课教师。每名奖金五万至十万元，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五到十名基础课教师。但《中国新闻周刊》（亦在这份由校领导转发给记者的通知里注意到，候选人必须满足在清华大学教龄满20年以上的条件。在2014年曾轰动校园内外的因「非升即走」规定而不得不离开教学岗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师方艳华，当时37岁，显然无法满足这个条件。如何更加平稳而有效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仍然是摆在校领导面前的难题。但张桦认为，这并不妨碍离开清华校长岗位的陈吉宁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坚持住了，并且已经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回想，如果陈吉宁当时不这麽大力推行此事，最终会带来改革结果的异变。在观望的人群发出种种消极声音时，他猜测，陈吉宁及主推此事的校领导，或许也产生过动摇。当校内传言四起，说陈吉宁即将去环保部任职时，陈吉宁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势头，继续努力推进这项改革。而当陈吉宁离开清华大学时，所有人都在问，校长都走了，这个改革是否还要继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改革，如果不是陈校长这麽推，到不了今天。」（请于下一页继续阅读） 2016年1月，清华大学2015至2016学年秋季学期考试週的最后一天，在陈吉宁离开清华大学的一年之后，校长邱勇宣布，纳入学校人事制度改革范围的38个院系全部如期完成改革方案制定工作，「取得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张桦说，邱勇任副校长时便与陈吉宁配合，积极推动此项改革。几乎在每一个院系人事制度改革的启动仪式上，邱勇都要说一句话：「感谢全体教师的支持！」陈吉宁离开之后，邱勇没有懈怠，继续力推此项改革。张桦认为，陈吉宁给了自己的继任者「一股强大的推力，一种极大的信心」。 2015年11月30日，北京一辆公交车上戴着口罩的乘客。当日，中央气象台将大雾和霾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数天出现雾霾天气。「学校有什麽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直接发短信给我」与这份推动力相比，在学生的评价中，陈吉宁则温和得多。陈吉宁上任校长伊始，便要求校办组织了一次学生代表见面会。王然作为自己年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见面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学生代表并不多，各年级代表各一名，加上学生会干部，大概不到十人。陈吉宁和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以及另外两位副校长一同参加了见面会。陈吉宁让每个学生作了自我介绍，他饶有兴致地问他们的专业和学习情况，最后在见面会上，给所有学生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如果觉得学校有什麽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直接发短信给我。」他说。此后，这样的见面会组织过多次，学校不同年级、不同院系的不少学生都和陈吉宁有过这样的接触。当年上半年，一年一度的高招季，陈吉宁首开先河，决定给高三学生写邀请信。当年招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封信是陈吉宁亲自执笔写的，前后修改数次，因为陈吉宁觉得这封信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形象。「作为校长，他日理万机，但这样的事情他不假人手，可见他对自己分内事轻重缓急的判断。」录取结束之后，陈吉宁再开先河，给录取的新生写信，希望他们能独立报到。上述人员透露，这封信同样出自陈吉宁本人，也是几易其稿，但「独立」的思想从未变化。除此之外，当年的入学通知书开始改版，新生的照片和陈吉宁的个人签名被印在每张通知书上。校内越来越多的学生体会到陈吉宁「富有亲和力」。他骑着二八自行车，停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门口，与同样骑着自行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中心常务副主任岳光溪聊天，被学生拍了下来，并走红网络。也有学生看见，2013年10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学校本科生特等奖学金候选人的答辩会已开始一个半小时，陈吉宁悄悄从侧门走了进来。他并未打断答辩过程，而是悄悄走到最后一排站着，和其他同学一同站着听完了答辩。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陈吉宁任校长的最后半年中，曾有一名学生因一直探索创业，影响了成绩，难以获得保研资格。该学生过去和陈吉宁在见面会上有过几面之缘，他给陈吉宁发短信，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在学校经管学院一个项目继续学习的想法，想请陈吉宁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陈吉宁在第二天回复他，自己做了推荐，并祝他成功。这名男生最终没有被经管学院录取，而是进入清华大学其他学院继续深造，但这并不妨碍这名学生对陈吉宁的感激。任职校领导之后，陈吉宁依然带研究生。邹骥参加过几次他的小组讨论，他发现，陈吉宁对学生的作品并非泛泛而谈，往往是给出十分具体的指导意见。「一听就知道，他花了很多时间看这些学生的东西。」同时，陈吉宁与业界尤其是环保部依然保持着联繫。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陈吉宁带领团队赶赴灾区，出具安全评估与应对措施的报告。 2009年初，环保部决定对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进行战略环评，此次环评涵盖15个省（区、市）的67个地级市和37个县（区），覆盖国土面积111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佔全国的1／5，涉及石化、能源、冶金、装备製造等十多个重点行业，是当时涉及地域范围最大、行业范围最广的战略环评。陈吉宁任项目集成专家组组长，领衔此次环评，并于2013年下半年提交报告。《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这份五大区域战略环评报告获得了环保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陈吉宁当部长，比他当院士给国家做的贡献大」得知陈吉宁将履新环保部党委书记及部长，张桦多少有些意外，清华的诸多改革仍在进行中，「还都在要着劲儿的时候。」但大家又觉得，这一变动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位有学科背景、有勇气也有担当的环保部长的话，那麽陈吉宁就是这个选择。」郝吉明比张桦得知这个消息更早一些。校内已有各种传说，直到陈吉宁告诉郝吉明，自己可能真的要去环保部履新了。「他认为新工作可以和专业进行结合。」而郝吉明也认为，学习环境系统分析的陈吉宁，正好可以在这个岗位上「人尽其才」。据《中国新闻周刊》多方了解，陈吉宁的夫人回国后，一直在企业工作，当时正在一家国企任高管。在陈吉宁决定履新环保部的时候，他的夫人也决定退出企业，并于当年年中转而进入某高校环境学院任教。知情人说，这是为了规避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牵扯。陈吉宁上任后，将雷厉风行的风格带入环保部。环保部约谈各地一把手，并要求环保系统的环评机构脱钩。梁叶说，陈吉宁的几次记者招待会都有着一样的风格，他的回答里，有一段是事先准备好的官方语言，还有一段是他自我解释的让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他的观点有理有据，能让业内人士信服。另一方面，他用大众能接受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能让公众信服。」 2016年春节前，邹骥与陈吉宁深谈过一次当前的环境政策科学决策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着大气、水、土壤等多方面问题，尤其是雾霾问题，需要投以巨资解决。20年前在英国伦敦公寓中，他们用纯理论的科学知识探讨的欧洲国家面临的投资费用效果优化问题，如今真实地摆在身为环保部长的陈吉宁的面前。陈吉宁告诉邹骥，他认为，目前的一些重大决策存在着旧账没有算清的问题。「比如雾霾，花多少钱，怎麽花，谁出钱，分佈在什麽样的时间尺度上，怎麽能在最快最可行的基础上，在大家能接受的政治力度和资金投入上解决这一环境问题？他强调，我们应加强费用效益和效果分析；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让环境投资从财政负担变为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道路。」陈吉宁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他对邹骥说：「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上，今天发达国家大约10亿人口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历史过程中，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干扰，不同的环境问题也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里分阶段解决的。过去30多年里，拥有另外十多亿人口的中国高速发展，现在正在完成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二次浪潮，对环境也产生了衝击，但在相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总体上要比发达国家当年做得好。未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几十亿人口中会出现后来的现代化浪潮。前两次浪潮中所积累的环境治理经验和教训，应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最大限度减少它们后起的发展对环境的衝击，这个是中国对世界应当承担的责任。」邹骥认为，陈吉宁身上还存在着当年上学、后来做研究者时的影子。陈吉宁也有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他和邹骥谈起人才培养，除了过去他们聊过的複合知识结构、严谨科学作风之外，身为部长的陈吉宁希望，能有更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才出现。在大学里埋头做学问的学者，学术的贡献较多，政府的智库更了解政策的进程，但前者距离政策稍远，后者知识的系统性稍弱，怎样能实现两类人才的结合，是陈吉宁这样的实干者关注并希望推进的。在得知陈吉宁履新环保部时，邹骥给陈吉宁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说：「你当部长，应当比当院士给国家做的贡献大。」

美国波士顿时间5月25日下午3点，哈佛大学举办了2017届学生的毕业典礼。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回到母校，做了毕业典礼演讲。开场前，穿着西装打了领带的小扎还是很紧张的，情不自禁地都把左手放在椅子把手上，还临上台前整理了一下衣着。值得注意的是，当小扎被邀请上台时被称为“Dr. Mark Zuckerberg”——是的，就在今天上午，这名哈佛肄业生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因为要上台演讲，小扎不久前向大前辈比尔盖茨取了取经。盖茨爷爷给出的建议是：参加授位典礼的时候，除了学位袍，里面可啥都别穿哦！小扎：盖茨前辈，哈佛要我给毕业生演讲，可他们知道我们其实都没有毕业过吧？盖茨：这就是最妙的地方了！哈佛还会送你一个学位呢！最重要的是，要在参加授位典礼的时候，光着身子穿学位袍裸奔！得瑟的小扎还在今天早上发了个状态：“妈，人家跟你保证过一定会重返学校，拿到学位的！” 嗯，庆祝完毕，让我们回到演讲现场。小扎开场就抖了个机灵～他说“恭喜你们，2017届的学生们，因为你们完成了我当年没有完成的事。当然，如果我今天能完成（演讲）的话，这可能是我在哈佛完成的一件事。” 在这场毕业典礼演讲中，小扎主要讲到了三点：第一，我们作为千禧一代，仅仅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或使命是不够的；第二，我们这一代面临的挑战是，要创造一个每个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关键，也是我们保持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第三，那就是建立起一个连接的世界，先从本土的社群做起。扎克伯格的妻子在现场热泪盈眶演讲结束时，冒雨观看的各位都起身鼓掌这场持续20分钟的演讲刚结束不久，小扎就在他的脸书主页放上了全文，也再次表明“这个演讲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我已经写了很长时间了。” 嗯，仅一个小时，就1.3万人点赞了。废话不多说，密探给大家带来演讲的中文全文翻译！哈佛校友韩璧丞在现场发来的照片演讲全文中文翻译： Faust校长，校监委员会成员们，老师、校友、朋友、自豪的家长们、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及全世界最伟大学校的毕业生们！今天和你们待在一起我备感荣幸，因为说实话，你们完成了一个我永远无法办到的成就。等我做完这个演讲，这将是我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完成的某件事。2017的毕业班同学，祝贺你们！我本不可能是站在这里发表演讲的人，不仅仅因为我是一名辍学生，还因为其实我们是同一代人。我作为学生走在这个校园里，也就是不过十年前的事情。我们学习过同样的知识，同样在EC10课堂上补觉。尽管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这里，尤其那些来自Quad园区的同学（The Quad以前是Radcliffe College的女生宿舍。Radcliffe从1879至1977年是哈佛的女性学院，1977年汇入哈佛）；但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的是，我对我们这代人的一些想法，和我们正在合力建设的这个世界。首先，过去几天令我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你们当中多少人还确切记得，当初收到哈佛的录取通知邮件时在做什么？当时我正在玩《文明》游戏，然后我跑下楼，找到我的父亲，不过他的反应很奇怪，居然开始拍摄我打开邮件的过程。那个视频可能看着挺难过吧。但我发誓，被哈佛录取，是最令我父母为我感到骄傲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在哈佛上的第一节课吗？我上的是计算机121，Harry Lewis老师超级棒。当时我要迟到了，于是抓了件T恤就套在身上，结果直到下午才发现我把它前后里外都穿反了，商标都露在前胸。然后我还纳闷怎么没人理我，除了一个人，KX Jin，他没有在意这些。之后，我们开始组队解决难题，现在他负责Facebook很大一块业务。这说明什么？2017的毕业生们，这说明为什么你们应该对别人友善一些。但是我在哈佛最美好的回忆，是我遇见了Priscilla（扎克伯格妻子）。当时我刚上线一个恶作剧网站Facemash，然后管理委员会表示“要见我”，所有人都认为我要被赶走了。我爸妈来帮我打包行李；我朋友帮我搞了个告别派对。幸运的事情就在这里，Priscilla和她朋友一起，来到了这个Party。我们在Pfoho Belltower的卫生间外排队时遇见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永生难忘的浪漫事件——我说：“我三天后就要被赶出学校了，所以我们需要尽快开始约会。” 事实上，你们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套路。我没有被开除——我想办法留下来了。Priscilla开始和我约会。你们知道，那部电影（《社交网络》）说的Facemash对创造Facebook好像很重要似的。并非如此。但是没有Facemash的话，我遇不到Priscilla。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Facemash是我人生中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在这里，我们开始结交一生的挚友，甚至有的以后会成为家人。这是为什么我对这里如此感激的原因。谢谢你，哈佛！今天我想谈谈目标（Purpose），但是我不是来给你们做一些程序化的宣言，告诉你们如何发现目标的。我们是千禧一代，我们会出于直觉和本能发现目标。相反地，我站在这里要说的，是仅仅发现目标还不够。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挑战，是创造一个人人都能有使命感的世界。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约翰·F·肯尼迪访问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时，看到了一个拿着扫帚的看门人。于是他走过去问这人在干什么。看门人回答说：“总统先生，我正在帮助把一个人送往月球。” 目标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比自己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是我们被需要的、我们需要更为之努力的东西。目标能创造真正的快乐。今天，你在这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毕业了。当你父母毕业的时候，目标很大程度上来自工作、教会、社群。但是今天，技术和自动化正在代替很多工作，社区成员人数也在下降。许多人感到沮丧，感到自己被隔离开来了，同时也在努力填补空白。当我走过很多地方的时候，我曾和许多被拘留的、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孩子们坐在一起，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有事可做，参加课后活动或者有地方可去，他们的人生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也遇到过很多工厂的工人，他们没法再从事之前从事的工作了，所以试图找到新的能做的事。为了保持社会的进步，我们身负挑战——不仅仅是创造新的工作，还要创造新的目标。我还记得在Kirkland House的小宿舍中创造Facebook的那晚。我和我的朋友KX去了Noch。我记得我告诉他，我很开心能把哈佛的社群连接起来，但是有一天，有人会把整个世界都连接起来。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我们。当时我们还只是大学生，对此还并不了解。所有这些大型技术公司都有资源，我只是认为其中一个大公司会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对这个想法很确信——所有人都想和彼此连接，所以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前进。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也会有类似的故事。你觉得很多人都在改变世界，然而他们并没有，而你会。但是，光有目标是不够的。你必须拥有心系他人的目标。意识到这点非常难。我从来没想过创造一个公司，我想要的是创造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我假设他们跟我关心的是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解释过我到底希望建立什么。几年来，一些大公司想要收购我们。我拒绝了。我想知道是否能连接更多的人。我们正在建立第一个新闻流（News Feed），当时我想，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学习世界的方式。几乎所有人都想让我把公司卖了。没有更高远的使命感，这个创业公司不可能梦想成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一位顾问跟我说，如果我不同意出售，我会后悔一辈子。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当时的管理层几乎都走了。这是我在Facebook时最艰难的时刻。我相信我们在做的东西，但是我也感到孤独。更糟糕的是，当时我觉得这是我的错。我在想是不是我错了，一个22岁的小孩，都不知道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明白了那是因为没有更高的目标。是否创造它取决于我们，所以我们能一起前进。今天我想谈谈创造一个每个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的三种方法：一起做有意义的项目；通过重新定义平等，使每个人都有追求目标的自由；在全世界建立社群。首先，让我们来说说做有意义的项目。我们这一代将不得不面对数千万的工作被机器取代的情况，比如自动驾驶。但我们还有很多事能一起去完成。每一代都有属于自己一代的作品。比如有超过30万人一起努力，让人类登上了月球——包括那个看门的人；数百万志愿者为世界各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打疫苗；数以百万计的人为建立胡佛水坝和其他伟大的项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做这些项目的使命，并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工作，而是让我们整个国家感到自豪，我们可以做一些伟大的事情。现在轮到我们来做一些伟大的事了。我知道，你可能会想：我不知道如何建造大坝，或者如何让一百万人参与到任何事情中来。但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做，想法并不会在最初就完全成型。只有当你工作时才变得逐渐清晰，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开始。如果我必须在开始（Facebook）之前就了解清楚“如何连接人”的想法，那么我就不会启动Facebook了。或许电影和流行文化会让人觉得被误导，那些想法会出现在一些灵光一闪的时刻，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谎言。这让我们感到不满足，因为我们没有了我们自己的（行动），它会阻止那些拥有好想法的人去开始。对了，你知道电影当中还有什么是对创新的误解吗？那就是，没有人会在玻璃上写数学公式。那不是什么事。其实，理想主义是好事，但你要做好被误解的准备。任何为了更大愿景工作的人可能会被称为疯子，即使你最终获得成功。任何为了复杂问题工作的人都会因为不能全面了解挑战而被指责，即使你不可能事先了解一切。任何抓住主动权先行一步的人都会因为步子太快而受到批评，因为总是有人想让你慢下来。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并不经常做一些伟大的事，因为我们害怕犯错。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忽视了今天所有的错误。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将来都会有问题。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开始。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定义“公共事务”的时候了。在地球摧毁之前，如何阻止气候变化？如何让数百万人愿意参与制造和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如何治愈所有疾病？如何要求志愿者跟踪他们的健康数据和分享他们的基因组？今天，我们可能要花上50倍的价格去治疗病人，而不是找到一种治疗方法让人类第一时间无法染上疾病。这并不合理，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民主现代化如何让每个人都能在网上投票，以及通过个性化教育让每个人都能学习？这些成就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让我们让每个人在我们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来做这些事情。让我们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不仅要创造进步，而是要创造purpose。所以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造一个每人都拥有使命感的世界。第二件事是，重新定义平等，让每个人都有追求目的的自由。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很多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有稳定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企业家，无论我们是刚开始一些项目还是在寻找、或是已经扮演着这个角色。这都很棒，我们的创业文化恰好是导致我们创造如此多进步的原因。现在，只要在尝试很多新想法的时候，创业文化就会蓬勃发展。 Facebook并不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我还做过游戏、聊天系统、学习工具和音乐播放器。我并不孤独，因为JK罗琳在出版《哈利波特》之前被拒绝了12次，即使碧昂丝也不得不写了数百首歌曲，才有了今天Halo这首歌获得的光环。最大的成功来自于我们享有失败的自由。然而，今天，财富不均会让每个人都受到伤害。当你没有自由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个历史性的企业的时候，我们就输了。现在，我们的社会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有过多的指引，但我们做的不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得分（获得成功）。面对现实吧，我们的社会体系是有问题的，当我能够离开哈佛并在10年内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时候，还有数百万学生无法偿还贷款，更不用说开始创业。看，我认识很多企业家，然而我并不知道是否有一个人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而放弃创业。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敢追求梦想，因为一旦他们失败，并没有很好的缓冲（承托住）。我们都知道，想要成功，光凭一个好想法，或者一个好的工作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幸运也是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当初，我无法花时间编写代码，而是必须勤工俭学补贴家用，如果我无法承受“万一Facebook不能成功”这一假设，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里。诚实地想一想，我们都知道，（能够有今天）自己是多么的幸运。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扩大了平等的定义。前几代人争取投票权和民权，于是他们争取到了有新政和大社会。现在到了我们为这一代人定义新的社会契约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有一个不仅仅凭借GDP这样的经济指标来衡量进步的社会，而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和角色的社会。我们应该探索像“普遍基本收入”这样的观念，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尝试新事物。每个人都有可能换很多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得建立人人都负担得起的儿童托管保育机构和不约束于就职单位的医疗保健，这样让人可以无负担地去上班。人人都会犯错，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少污蔑与束缚的社会。随着技术的不断变化，我们要更多地关注继续教育，活到老，学到老。是的，赋予每个人追求目标的自由，这并不是免费的。像我这样的人应当为此付费。在你们之中，许多人都会做得很好，当然，你们也有义务去做好。这也是为什么当初Priscilla 和我启动了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并承诺要我们的财富去促进机会平等。这些是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要不要这样做”从来都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去做”。千禧一代已经是历史上最慈善的一代人之一了。千禧一代的美国人在一年中，平均四个人里就有三个人会捐款，平均十个人里就有七个人会为慈善募捐。但这也不仅限于金钱。你也可以奉献你的时间。我在这里向你保证，如果你可以每一两周要花一个小时（去奉献和帮助），就会有一个人因此获得帮助，甚至实现他们以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或许你觉得这太花时间了。我曾经也这么认为。当Priscilla毕业于哈佛后，她成了一名老师，在她和我一起投身教育行业之前，她告诉我，我需要去教授一门课。我抱怨道：“好吧，可是我很忙啊，我得经营Facebook啊。”但是她坚持让我去教课，所以我就在当地的男童女童俱乐部教授了一门关于创业精神的中学课程。我教他们在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中应当吸取的教训，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当自己的种族受到社会关注、或有家庭成员身陷囹圄时的感受。我向他们分享了我读书时的故事，他们分享了对走进大学深造的渴望。五年来，我每个月都会和这些孩子一起共进一次晚餐。其中有一个孩子，为我与Priscilla的第一个宝宝在出生前，举办了宝宝洗礼派对。明年，这些孩子们都要上大学了，是的，他们每一个都要上大学了，而且他们都将骄傲地成为自己家族里第一名大学生。花一点时间，去帮助其他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让我们通过此举，让每个人都有实现人生目标的自由——不仅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更是因为当人们可以把梦想变为伟大的现实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好。 “目标”不仅来自于工作。去实现“让每个人都有活的有目标”的第三种方式是建立社区。而当我们这一代人说“每个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做一个调查：你们有多少来自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你们中有多少人是他们的朋友？看到了吗？我们出生于一个互联的世界。在最近一项调查中，世界各地的80后90后被要求选择自己认同的身份，最流行的答案不是国籍，宗教或种族，它是“世界公民”。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每一代人都扩大了我们认同的“自己人”。对我们来说，它现在涵盖了整个世界。回顾历史，历史的车轮总是青睐于更大基数的集体- 从部落到城市到国家- 来实现我们不能单独做的事情。我们认为现在最大的机会是全球性的- 我们可以成为终结贫穷和结束疾病的一代人。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也需要全球性的协作-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气候变化或预防全球大瘟疫。要想取得进步不能靠单个城市或国家，更是要团结全球社会。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有人被全球化所抛弃。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感到困扰，那么很难在别的地方照顾别人，因为有内在的压力。这是我们时代的斗争。有支持自由，开放和反对威权主义，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力量。有支持知识流动，贸易和移民。这不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斗争，而是一场思想的斗争。每个国家的人们都有支持和反馈全球化的人。这不会在联合国决定。这将在每个地区发生，当我们足够的感觉到我们自己的使命和稳定感，我们可以开始关心其他人。最好的办法是开始建立当地的社群。我们都从我们的社群中获得意义。无论我们的社群是邻里社区还是运动小组，教堂或音乐团体。他们给我们归属感，我们属于的群体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一个人;社群给了我们扩大我们的视野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十年来各类团体的会员人数下降了四分之一的事实是多么需要引起注意！现在很多人都需要在别的地方寻找生活的使命。但是，我知道我们可以重建我们的社群，因为你们中许多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遇到了今天毕业的Agnes Igoye，（对现场说，你在哪里，Agnes？）她在乌干达的冲突地区度过童年时期，现在她在训练数以千计的执法人员来保持社区的安全。我遇到Kayla和Niha，也是今天毕业，他们发起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将患有疾病的人与社区内愿意帮助他们的人联系起来。我遇到了David Razu Aznar，今天从肯尼迪政治学院毕业（对现场说，David站起来）。他是前墨西哥市的议员，他成功领导了一场运动，使墨西哥城成为第一个通过婚姻平等法案的拉丁美洲城市，甚至比旧金山还早。这也是我自己的故事。一个宅在宿舍的学生，一次连接了一个社群，然后始终维护它，直到有一天我们连接了整个世界。改变源于身边。甚至全球性的改变也是源自微小的事物—— 和我们一样的人。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努力能否连接更多人和事，能否把握我们最大的机遇，都归结于这一点—— 你是否有能力搭建社群并且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有使命感的世界。 2017届的校友们，你们毕业于一个无比需求使命感的世界。而怎么创造它由你自己决定。那么现在，你可能在想：我真的能做到吗？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我在Boys and Girls Club教授的课程吗？有一天下课后，我正和他们谈论大学，其中一个顶尖的学生举手说道他并不确定他是否可以上大学因为他是没有身份的。他完全不知道，大学会不会批准他入学！去年，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我带他去吃早餐。我想送给他一个礼物，所以我问他想要什么，然后他开始谈论他看到的正在挣扎于进入大学的学生，“你知道的，我其实就想要一本关于社会正义的书。” 我被震撼了。这本该是个完全可以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他不知道他所称之为家乡的，他唯一知道的国家，是否会拒绝他上大学的梦想。但他自己并不觉得遗憾。他甚至都没有想到自己。他有更宏大的使命感，他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前进。由于现在所处的情况，我并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不想把他置身于危险之中。但是，如果一个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样的高中生都能为推动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我们也理应对这个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在你们最后一次走出这些校门之前，当我们坐在这纪念教堂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段祈祷，Mi Shebeirach，每当我面对挑战时我都会说的，每当我把女儿放进婴儿床里想象着她的未来都会唱到的： "May the source of strength, who blessed the ones before us, help us *find the courage* to make our lives a blessing." 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勇气，使你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恭喜你们，2017届的同学们！祝你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