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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复会，加拿大人最关心问题是什么？ 加拿大议会昨天复会，新政府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加拿大人目前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生活成本上升问题。 根据益普索(Ipsos)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杂货和汽油等必需品价格上涨的担忧已超过对新冠大流行、医疗保健和住房等问题。益普索首席执行官Darrell Bricker在接受Global News采访时表示：人们关心的问题非常实际，他们很关注那些自己家中发生的事情以及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尤其是与自己生活是否景气相关的事情。加拿大人“非常担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此次民意调查选取了加拿大人人为议会最应该优先处理的10个问题。 结果是加拿大人认为政府最应该优先考虑的关键问题位居榜首的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33%的人将这个问题列为他们的首要问题。紧随其后的是人们对病毒大流行的担忧，占27% ，医疗保健，占25%，住房问题占24%，经济问题占23%。上个月加拿大通货膨胀率达到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高达4.7%。不断攀升的生活开支迫使各个年龄、收入和政治倾向的消费者，在油箱和购物车等日常开支上要花更多钱。最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的住房、托儿和高等教育开支的负担能力危机似乎已经达到沸点。例如，根据加拿大地产协会的数据，在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期间，全国平均房价令人难以置信地上涨了的32%。 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国民最关心的问题，但民意调查发现，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与他们认为政府实际上可以完成的事情之间存在脱节。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3%的受访者相信政府将会在生活开支和负担能力问题上取得进展。相比而言，有6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对抗病毒大流行方面会取得积极进展。由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重新选举后支持率为48%，仅比大选举行前的46%的支持率高出两个百分点。而且有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鲁多应该在下次选举前辞去自由党党领的职务，而29%的人表示他们希望他继续领导自由党，直至下次大选。根据调查结果，特鲁多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先把加拿大人最关心的生活成本上升问题解决了。  

约克区警局的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万锦市又一起劫车案的嫌疑人。这是自11月18日上周四晚太古广场发生持刀劫车案后，万锦市的第二宗类似案件。 据警方称，11月21日周日凌晨2点，警方接到抢劫车辆的报案，前往Village Parkway和Buchanan Drive附近。 该社区是华人聚居区，并且紧邻Warden/Hwy 7附近的万锦市政中心。 图源：Google Map 受害者驾驶一辆2020年款黑色奔驰AMG，他把车停在一户民宅外。事发时他正站在车外，三名男性嫌犯开着一辆棕色SUV向他靠近。受害者遭到了嫌犯的袭击，一名嫌疑人抢走了受害人的车钥匙。 图文无关（CarsGuide） 一名嫌疑人偷了车，在警察赶到之前逃离了现场。 另外两名嫌疑人乘坐SUV驶离了该地区。 警方描述三名嫌疑人男性，黑人，6英尺高。 图源：YRP 11月21日上午11时30分，调查人员得知被盗的奔驰车停在Langstaff Road和Highway 27附近。但是在警方靠近这辆车时，嫌疑人逃离了该地区。 调查人员呼吁任何尚未与警方交谈的目击者站出来。警员也希望与任何拥有Langstaff Road和Highway 27附近监控录像或行车记录仪的人进行交谈。 案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任何有信息的人士请联系约克区警局：电话1-866-876-5423，分机6631，或致电1-800-222-tips，在线匿名留言www.1800222tips.com。 三天前太古广场发生劫车案 就在11月18日晚，万锦市太古广场已发生一宗类似的劫车案。两名受害者把一辆2018年款Volkswagen Tiguan停到商场停车场时，两名嫌疑男子走上前靠近。车上一名男子刚打开车门时，一名嫌犯持刀上前威胁，要挟两人立即下车。后来两名嫌疑男子劫走车，并沿着Kennedy Road往北方向逃离。   警方描述两名嫌疑人均是非裔男子，并呼吁目击者或有线索的人士尽快与警方联络，可致电1-866-876-5423, ext. 6631,或1-800-222-tips。   相关链接： https://www.yrp.ca/en/Modules/News/index.aspx?newsId=24bb5a92-1b80-41cc-87e7-eef615592422 https://www.yrp.ca/en/Modules/News/index.aspx?feedId=eec058e4-5b49-437f-89cd-d222d7465de7&newsId=8316d9c7-8ceb-478a-a61f-02bda28b0cd1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全世界放缓了脚步，严重影响了国际经济环境，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就业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不少拥有稳定工作的人因为疫情失业，还有一些人因为找不到工作甚至无家可归。 疫情期间毕业的海外留学生们，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求职困境，并由此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掀起了一阵归国求职的浪潮。据教育部与智联研究院统计，2021年海外留学生学成回国人数将首次超过百万人，他们与九百万名国内高校生一起，拉开了新一季度的求职大幕。 只是头顶“海归”光环，学成归来的他们，在国内职场是否如外界想象地那般吃香?他们最终是否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妨听听下面这几位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是怎么说的吧。 机会不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对于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想要得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意味着你需要拥有大多数同龄人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石亦在加拿大度过了自己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他在聊天中开玩笑地提到，自己曾看到一条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问题：“2021年找工作会比2020年更难吗？”而下面的回答是：“2021年找工作不会比2020更难，但是会比2022年容易。” 石亦说：“我还在写毕业论文时，家里已经开始问我有没有准备秋招了。” 秋招是不少临近毕业的学子接触到心仪岗位的第一个机会。在国内，许多企业会在高校内直接招聘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春招一般从三四月开始，而秋招从九月进行至十一月。 但身处海外的留学生通常没有这个机会，主要是因为学校开学和毕业时间与国内不一样。有些同学可能五月毕业，稍微晚一点的，比如石亦是去年十月份参加的毕业典礼，那时好工作已经先被其他人挑过一次了。 石亦说：“有些企业只招夏天毕业的‘应届生’，即使HR认为我够资格，最后我也会因为学历证明上的日期，得不到入职机会。” 更重要的是，尽管现在很多企业开展了线上面试，但在拿到offer前线下面试总无法避免。疫情之下，回国的留学生不再是一条航线直接到家门口，随后顺利找到工作入职这么简单。 石亦解释道，确认毕业后的一个月，时间总用来办理各种证明，处理回国相关手续。不说回国机票有多难抢，等到航班落地还要先隔离十天半个月，入职无论如何都要排在后面。 回到了山东老家的石亦表示：“现在公司校招的时间越来越早，今年春天我投了几十份简历，获得的面试机会寥寥无几。” 石亦最后在一家创业型公司做文职工作，这和他所学的专业并不对口，只是他已经厌倦了一直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日子。 从大厂找到工资不足两千块的创业公司 海归留学生们并不是受不了打击的年轻人，只是从学成归来到面试不顺，一系列的挫折会一点点消耗人的意志。offer被拒的糟糕体会证实了他们对自己的负面想法，由此产生的不自信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的成功。 金融系海归留学生的李亚有一颗追求梦想的心，尽管家人希望她可以继续读博，或进入证券公司工作。李亚却认为新媒体行业更适合自己，尤其是与电视传媒有关的职位。 毕业回国三年的李亚说：“一开始我满心只想去大厂，在求职网站上投了简历后却只显示已查看。之后我开始不管公司大小，觉得合适就投，逐渐到连工资不足两千块的实习生我都会去投。” 她觉得相比薪资待遇，自己更看中的是公司氛围，和与传媒相关的岗位发展前景。在降低期望后，李亚也遇到过让她“自我感觉最良好”的公司，因为HR在招聘时提过有海外经历者优先。 李亚记得那家公司离自己住的地方并不近，每天上下班可能要两三个小时，薪水只能勉强维持她独身一人在大城市的生活，但她依然愿意和大部分普通求职者一样，为了一份心仪的工作委曲求全。在回家的路上，李亚甚至已经想好了未来的生活，但没想到这家公司最终还是拒绝了她。 无法将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感觉，有时会让海归们认为自己所作的职业规划是错的，以至于不得不降低对工作的要求。李亚说，这个过程中就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被挑挑拣拣了无数次，被家里吐槽了无数次，好像顽石被磨平了棱角。” 但即便是找到了工作，好不容易得到‘梦中情司’的offer，有些中国留学生往往也面临着更艰难的现实问题——难以适应“内卷式”的工作生活，无法对996说不。 不愿躺平，也不想996 李亚的运气在被心仪的公司拒绝后否极泰来。继续海投了一番简历后，她成为了一名活动策划人员，并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顺利获得了年终晋升和加薪的机会。 李亚告诉加美必读：“我本以为晋升后可以大展拳脚，没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工作搞得心力交瘁，每一天过得都非常挣扎。” 李亚在小团队内担任团队领导，在带领小组完成策划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经常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李亚的学历和“国际化思维”被同伴和上司寄予厚望，而她自认为缺少工作经验，所以凡事想要面面俱到、以证明自己能力。 中层管理是一个艰难的工作，这个职位会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如果项目运营起来有难度，就会觉得筋疲力尽，士气低落。 李亚说：“我的小团队里都是同龄人，我其实只比他们早入职一段时间。他们干得不顺心可以提离职，或者在微信群里一起抱怨一下，我只能和其他朋友倒苦水。” 李亚虽然对上司给予的信任非常开心，但她也害怕自己过于自信。她比入职时工作更勤勉，出差和加班到深夜成了一种常态。除此以外，她还要担起赡养父母责任，弥补出国几年留下的遗憾。 李亚说：“我回国后，父母很希望我能多陪陪他们，特别是家里的老人。” 半年以后，李亚在考虑要不要辞去这份工作。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困境，在升职前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结果后来我大部分生活都被工作占据了。学生时虽然功课很多，但没有这么紧张过。” 海归“归海”，没有那么简单 既然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为何不考虑“归海”？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没有想过。 归海的理由可能多种多样——有些喜欢留学生活的人，在国内工作几年，攒够了资金再出国读书。还有些人回国以后发现跨国性质的工作，更便于自己发挥长处，于是选择进入外贸公司或需要常驻海外的项目组，完成自己“归海”的计划。 石亦说，在国外的时候，觉得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差别，只要好好努力就有出路。后来同学们毕业都回国了，他感觉一个人漂泊在外撑不下去，回来后才发现这是焦虑的开始。 他考虑归海的原因除了重燃起留学的渴望，还来自于家里不断施压：“你现在都26了，就算你去大城市一个月挣两万的工资，我们家的条件也支持不了你买房。等以后你年龄也大了，我们老了怎么办……” 石亦很挣扎，他能理解为什幺爸妈想要他有事业编，也认为自己的专业在老家最好的选择是考公务员，同时他又自觉人生才刚刚开始，不应该过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他说：“我就是想折腾又被年龄焦虑束缚了。” 石亦称：“我已经当过留学生，我知道博士只会比本科和研究生难。我想要再尝试一下，但我已经不像刚出国时那样无知者无畏了。” 也有朋友劝他，家境一般不适合读博，它不是捷径，反而延长了痛苦。随着长年的积累，科研、毕业、收入等等方面的压力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即便对它视而不见，问题也不会消失。如果没能成功读下来，三十岁了再硬着头皮再入职场，到时候面临的痛苦会比现在多得多。 以读书逃避找工作，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终有毕业的一天，等数年后，你还要再想下一个十年该怎么办，而你所认识的朋友、同学可能已踏入职场十年了。 在矛盾的思绪中，李亚认真考虑了重新回到海外工作的可行性，不过眼下因为疫情所有计划只能暂时取消。她说她认识的留学生里不少人都会想过归海，大家首先考虑的一点是华人在海外的职场天花板偏低，还有身为女性的就业赛道窄的问题。 李亚表示：“我后来体会到了一点，不管我以后在哪里，如果把年龄看得太重，反而会束手束脚。寻找个人目标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课题。”，“比如说，应聘时面试官会询问你的过往经历，你自己也要想好，海外背景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你工作不顺了，回家扑在床上，做的一个美梦。” 如果考虑“归海”，这两个字也并不单纯意味着重新回到一个国家，而是应该先针对自己的能力及所学专业，选好要去的城市和地区。想想自己是要在新世界（电视剧）里拼出一番天地，还是觉得人生在世要努力享受生活。 李亚最后对加美必读感悟：“我们都还年轻，拥有许多可能，计划好自己的方向才不会迷路。

有研究指逾92%最低工资收入者不是住在低收入家庭。菲沙研究所图片 根据智库组织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表报告指出，全国逾92%最低工资收入者，并不是住在低收入家庭，由此产生对最低工资增长消除贫户有效性的质疑。   该份题为《谁在加拿大赚取最低工资?》(Who Earns the Minimum Wage in Canada?)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外界存有误解，但绝大多数最低工资收入者，其实并非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   报告发现，若根据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衡量低收入的关键指标“低收入取决值”(Low-Income Cut-Off)定义，92.3%最低工资收入者均不是生活在低收入家庭里。 一个家庭收入水平如果是在“低收入取决值”之下，该家庭与普通家庭相比，可能要将更大部分收入用于食物、衣服和居所方面。 工资最低者仅2.2%为单亲父母该报告分析显示，在2019年(可获得数据的最新近年份)，本国大多数最低工资收入者(53%)是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或年轻人，其中多达84.1%是与父母或其他亲戚同住。 全国所有最低工资收入者当中，只有2.2%是育有小孩的单亲父母。 该份报告共同作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森(Ben Eisen)表示，实情是大多数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士，均为25岁以下青少年或年轻人，他们是与父母住在一起。 伊森总结道，提高最低工资，通常被认为是帮助在职贫穷人士的一种策略，但该次研究得出数据，却引发对提高最低工资，达成减少贫困目标的有效性产生质疑，因为大多数最低工资收入者均不是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

加拿大在大流行期间引发的工作诈骗颇增，今年前9个月有高达1,400 名受害者报告受骗，损失超过 800 万加币。 22 岁多伦多女学生艾薇·霍奇基斯 (Ivy Hotchkiss) 在去年 12 月成为这些精心设计的网上求职骗局的受害者。 根据CBC的报道，去年12月，艾薇花了数周时间在网上寻找兼职工作，以帮助支付她大学最后一年的费用。 这次，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份在家工作的职位，担任总部位于温哥华的时尚潮牌连锁店Aritzia 的数据录入员，时薪30元。 当时，她的新雇主寄来一张 3,485 元的支票，指示她将这些资金通过电子方式转移到一家办公用品公司，以购买所需的设备。 她存入这张支票后，还等待 48 小时以确保这笔钱到账，之后再发送了电子转账。 结果两天后，这张支票被退回，艾薇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找工作的骗局中损失惨重，其中涉及假 Aritzia 网站、假雇佣合同、假经理、假办公家具公司以及假支票。 艾薇表示，这些钱是她下个月的食物和房租，损失惨重。 诈骗者告诉艾薇从一家Tech Insight Services 订购设备。这家虚假公司也涉及去年报报道的类似骗局。 艾薇称TD银行接受了这张支票，并且她的银行余额在她发送电子转账前两天一直显示有这笔钱。 艾薇向警方报案并向 TD 银行投诉，但银行表示她对此负有责任，存入一张假支票，而且骗子已经接受了这笔钱。 TD 只是建议她对账户采取安全措施，验证支票来源。 根据加拿大反欺诈中心 (CAFC) 的说法，艾薇是大流行引发的工作诈骗众多受害者之一。 今年前九个月，CAFC 已经收到了近 1,400 名受害者的报告，损失超过 800 万元，几乎是 2020 年报告损失的两倍。 多伦多瑞尔森大学消费者保护法教授表示，金融机构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客户免遭假支票的损害，尤其是在这个动荡的就业市场。 TD 银行也对此解释，称支票存入时，银行实际上是在提供信贷，直到支票结清为止。如果支票最终被退回，则为客户欠银行的钱，类似于加拿大所有大银行的政策。 去年，多伦多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也受到了类似的欺骗 。 去年，Henrietta Fleischer刚从加纳返回加拿大，正在寻找第二份工作来养家谋生。她也相信自己被运输公司 Ryder 聘为数据录入员。 在通过电子转账 3,475 元购买不存在的办公家具之前，Fleischer 致电 CIBC 网上子公司Simplii Financial，以确保这笔钱确实在她的账户中。 她被告知她的账户确实有这笔钱，最后的结果这是一张假支票。 事发后，金融机构也坚持认为 Fleischer 是存入欺诈支票有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