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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虽然身在异国，但是温哥华的华人们还是能充分感受到节日的气息，华人超市中售卖各种节日糕点、糖果、鲜花、春联、灯笼，华人商场中张灯结彩，不时有舞狮队敲锣打鼓的表演。但是还有一个群体，她们的节日似乎有些不同。　　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单身女性，她们只身一人呆在温哥华，或是留学生仍在读书，或是毕业后已经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坚强、独立，偶尔地在朋友圈发几张靓照，在咖啡馆学习、在海滩上散步，或是和朋友有情调的喝个下午茶，看起来丰富而又充实，但其实，她们的内心还是有着敏感而又脆弱的一面，尤其是遇到新春佳节这样家人团聚的日子。　　缺少了家人的陪伴，这些单身女性的春节都是如何过的，心境又有怎样的变化呢？也许你觉得她们的故事似曾相识，就是你远在外地的女儿或朋友的女儿，认识的年轻朋友，或就是你的曾经。　　回家过年真好！ Sherry 　　2015，是我出国5年来第一次能回国过年。　　过得最开心的算是刚来加拿大的那一年。初到加拿大的那一年我在SFU读语言，那是一个强度非常高的语言培训课程。班里的十几个人就像备战高考一样每天在一起上课，学习。那一年的春节，下课后，我们聚集在其中一位同学的家里，从超市买来各种菜，每个人都用半生不熟的手艺抄了一个自己的拿手菜，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晚上的时候，几个女生挤在一张床上，抱着笔记本等春晚。本来说好大家一起熬夜看春晚直播，结果因为时差的关系最后大家都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熬夜到天亮，看完了整部春晚。　　过得最凄惨的春节是有一年，大年三十儿那天正好赶上考mid-term。我清楚地记得是门数学课的考试，在晚上。从晚上7点钟，考到9点钟。踏出考场，外面下着淅沥沥的小雨，我没有带伞，淋着雨向车站走，连晚上吃什么都不知道，一点过年的意识都没有。直到一个朋友发短信给我，问我晚上怎么过，我才意识到那天是大年三十儿。　　后来我跟这个朋友和她的室友一起在Lougheed的一家韩国餐馆吃了一顿“年夜饭”。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餐馆里空空荡荡的，包括我们只有两桌。那时候心里也没觉得失落，就是觉得麻木了。　　今年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能回国过年，感觉很兴奋。虽说大家都在抱怨春节一年比一年淡，可一提起回国过春节，我总是能想起小时候初一早晨那天，我兴奋地早早醒来，穿上头几天买的新衣服。走出房门，房子里弥漫着点香的味道，那是爷爷在过年的时候为了祭奠太爷爷而点的。爷爷奶奶早早就起了，妈妈在厨房帮忙点炉子生火。　　我走到客厅，爷爷招呼我过去，掏出红包来给我。我对爷爷奶奶说：“新年快乐”。吃过早饭后，邻居不断来家里拜年。“过年好，过年好”的祝福，微微呛人的点香的味道，盒子里的大白兔和花生糖，还有红色的压岁钱，是我对春节最深的记忆。今年终于能回去了，真好。　　每年的过年片段都不相同，起起伏伏就像是一场戏剧。有愉悦和兴奋的时候、寂寞而失落的时候，也有平平稳稳的时候，是这一幕幕铸就了我们的回忆日记本，只单单一幕不够真实，回放起来也不觉得好看。正是有了对比，有了跌宕起伏，才有了精彩。没有哪部剧会一直呈现暗淡的色调，也没有哪个人的生活会一直跌落不起，怀着希望，下一年，可能就是你剧本中的最佳看点。　　记忆中的 White New Year Cony 　　生在北方，小时候过大年我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每次过年都是冬天？还傻傻地问家里大人们，能不能过一次夏天的新年？能不能过年的时候穿裙子去海边？长大后，全家人去海南过了一次春节，但是发现夏天版的大年三十好像就是少了那么一点年味，但又说不出来少了哪一点，可能是已经习惯了北方穿着厚棉袄在雪地里踩脚印的年味。心里还嘀咕，穿着裙子放鞭炮总是比穿着棉袄危险很多吧！　　两年半前我来温哥华读书，辗转去了BCIT，读会计。课业紧张、老师严格，平时除了和朋友们聚聚餐、声讨一下学校太过mean之外，主要精力还是啃书。所以2013年的春节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和同学们吃个年夜饭度过了。也可能是因为第一年出国，感情上我总是后知后觉，所以说实话，第一年并没有特别想家或者对在国外过年有多大的感触。　　去年过年正好赶上学校reading break，我去了英国和男朋友一起过年。二月的伦敦和温哥华差不多，也是雨季，没有我期望的飘雪。大年三十那天我们去了伦敦的唐人街，那里的唐人街比温哥华的唐人街要热闹很多，很多英国人也都来凑中国新年的热闹。不仅餐馆里随处可见老外笨拙的拿着筷子、吃着大锅菜，连摆摊的包子店、煎饼果子店也有老外排起了长队，我们不禁感叹：“真是国际化的中国年啊！” 　　吃完了年夜饭，几个朋友相约着一起去了很多女生心生向往的London Eye（伦敦眼）。当摩天轮上升到最高处、泰晤士河就在你脚下、整个华灯初上的伦敦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心中真的会不禁的浮出一个词：Romantic！ info.51.ca 无忧资讯　　去年6月我终于顺利毕业也找到了工作，但是选择会计这条路，毕了业就等于又一个更难的开始：考证！于是毕业后我又回到BCIT继续part-time读会计高级课程。一边全职上班一边考注册会计师真的是一件自我挑战的事，晚上下班随便吃点饭就赶紧看书。这不，年三十那天晚上正好赶上mid-term，而且考试时间是从晚上六点到十点，不敢怠慢，我只能被迫害妄想症发作，认为学校是故意找这个时间考试的，不让我们安心地过个年。　　正所谓“祸不单行”，我和男朋友在年前分了手。今年的新年我觉得特别的“难”过，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想回家。出来快三年了，第一次有特别想回家的感觉，第一次理解别人说的回家才有安全感，第一次慢慢理解那些选择回到父母身边工作生活的朋友，也是第一次矫情的感觉到有人说的“一个人在国外的凄凉”。　　今年的大年，温哥华已经是初春的景象了，我突然很怀念小时候，皑皑的白雪映衬的外面特别亮，家里的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服，小心翼翼地拿着鞭炮的尾巴，跟着哥哥姐姐，鞭炮声早已盖过了棉鞋踩在白雪上吱吱的声响，这才是我心里的年三十。　　不想长大，可又不得不长大，希望明年我可以回家过年，过一个和家人在一起的白色新年！　　北方的春节与南方不同，北方人的更加带劲，好像要把一年的快乐都在这一天释放出来，包饺子、放鞭炮、逛庙会、祭灶王爷、串亲戚，生龙活虎。北方人能将饺子捏得天衣无缝，有款有型，吃饺子象征性着“招财进宝”。而南方的节日似乎更加雅致，文艺的表达对新年的祈福和祝愿，南方人蒸年糕、挂花灯、逛花市、舞龙狮，也好不热闹，年糕的名字喻示着“年年高升”。一方地域一方文化，北方的孩子还是热爱北方的白雪，南方的姑娘还是热爱南方的桂枝。无论经历过怎么的春节，寂寞、单调还是浪漫、华丽，家乡的味道才是春节的味道。　　过年我想回家！ Yolanda 　　来温哥华的时间也不短了，在我看来，很多在这里的单身华人都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准备过节。原因很简单，每天要工作，你没有很多时间去买年货、买新衣服、买装饰品，工作单位也不会在除夕夜放你半天的假让你回家去做大餐、包饺子。　　传统的过年都是和最亲近的人，和家人在一起，吃大餐，看春节晚会，放炮竹和守夜。我身边的朋友，一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家人在这里的，好多都是留学生，或者之前是留学生，我们没有亲近的家人一起过年，不过和好朋友一起过年也很开心，没有长辈在旁边，同龄人更有话题可聊，也没有催婚的压力。　　有些朋友会有远方亲戚在这边，就被叫去亲戚家过年，但是他们过得也不一定开心。之前有朋友就和我抱怨，她的亲戚“远”的之前从未见过面，但是碍于礼貌，还是要去亲戚家吃饭，很尴尬，她很想回来和我们一起过节。　　很多华人商场，比如大统华，倒是给顾客带来了浓厚的节日气息。员工都穿上传统的新年红色，商品也都有了新年的包装。真心感谢这些商场让我们在异地也感受到了些许的新年家乡气息，心里真的暖暖的。　　身在异地过新年自然比不过在家一样温暖，但是我们也要尽力使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新年。可是，再怎么样也比不上一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和收压岁钱的喜悦。过年，我想回家! 　　春节固然是以“团聚”为主题，但是团聚在一起的不只有亲人，还可以有朋友。很多人在上学时的挚友、“铁哥们”在毕业后都各奔东西，原来每日见面可能都觉得烦的那些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在工作压力下开始疏于联系，也许很久没打一个电话了，最多的问候就是在朋友圈上点个赞，而在春节，大家又可以借机围坐一桌，聊聊过去、谈谈现在，再一起吐吐槽，往日的友情就又都被拾起来了。都说春节应该和最亲爱的人一起过，那么朋友们，你不也是我亲爱的吗？　　有朋友陪伴春节不孤单　　虽然父母家人不在身边，但身在温哥华的我春节也不孤单。好友们早早就约好了各种聚会Party，彼此的陪伴让我们这些远在海外的游子们依旧能感受到华人年味的温暖。　　上学的时候还会头疼过春节往往与各种考试一起到来，聚会玩到一半就会迫于压力和罪恶感而匆匆离席，乖乖回家复习考试去。今年已经毕业了，真的太开心了，终于能摆脱一切的干扰因素和负担，我打算认认真真、热热闹闹的过个大年！　　说道过年，最主要的就是吃！鸡、鸭、鱼、肉，钱串子（猪肉白菜粉丝）、炸年糕，还有北方人必备的手工饺子，再加上南方朋友的各种拿手绝活，一桌满汉全席让大家吃的倍儿开心，比在家里过年时吃的种类还齐全。　　除了吃，其实春节最主要的就是相伴，各自有自己工作、生活的朋友们借着过年的引子果断的约起来，聊聊近况、谈谈打算，有时间一起去逛个游行、赏个庙会、看个华埠春晚、发发手机红包，平时忙于工作而稍微疏远的亲密劲就自然地回来了。　　当然，作为一只单身狗，最忧伤的就是好朋友这个时候抛下你回国过年然后拜托你帮忙照顾自己的宝贝猫咪。于是，今年的我将作为新上任的铲屎君暂时入住朋友家中照顾萌宠，所有的邀约都是在晚上一定要把我送回家的前提下接受的。　　说实在的，相比于其他地方，温哥华的年味还是很足的：随处可见“新春快乐”、“恭喜发财”等吉祥标识，华人超市的背景音乐也早早换上了贺年歌曲，让人经常有一种还在国内过年的恍惚。“洋鬼子”们也被同化得厉害，同事们不用教都知道今年是羊年、过年要给红包等中国规矩。所以，这么温暖的地方，过年又怎么能孤单的起来呢。　　节日氛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就是“快乐”，春节尤其如此。无论是家人聚在一起吃大餐，还是在过年说的各种吉祥话和祝福语，都能够让人感到快乐。即使作为单身人士身在异国他乡，还是有理由积极乐观的享受春节。春节是农历新年中的第一天，我们常常在这一天做个新年的规划或决定，那么何不以身作则呢？就像过节没办法回家一样，生活的很多事情都无法如意，但真实的积极的去面对、接受、解决，尽力而为，也许还能发现意外的惊喜。　　自由了却开始怀念 Tiffany 　　小的时候总是盼着过年，过年那几天，顿顿吃的都很丰盛，有新衣服可穿，可以和哥哥姐姐尽情的玩耍，看美丽的烟花，还能拿很多红包……真的是乐在其中，可渐渐地，对过年的感情淡了，因为家人时常能见到，大餐也常常吃，也早已过了能拿红包的年龄。更多的，过年变成了一种应酬，去拜访父母的朋友、邻居、从前的老师等等。　　出国后的第一次新年，没有那么迫切的想家，甚至还有点觉得自由了、放松了，和很多同学一起在家里包饺子、玩游戏、看春晚，也开开心心的过了个节。那次学校还组织大家去唐人街参加新春游行，我也兴致勃勃的报了名。整个游行队伍很长，有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学校的方队，还有乐队、彩车、舞狮等表演，街边站满了观看游行的人，温哥华市长罗品信还给街边的市民发红包，非常热闹。　　毕业后，春节时再相聚的朋友就少了很多，有的去了东部的城市，有的回国发展，还有的慢慢就失去了联系。记得有一年，本来提前一个月就说好10个朋友一起过年，但到了除夕那一天，来的只有4个人，其他人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没办法来，本来是应该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火锅的，我们4个人显得有些落寞。　　今年的春节还是照例和朋友聚会，却开始怀念起在家里过年的那种喧闹、那种温暖。小时候和姐姐喜欢F4，听说他们会上春晚就一直守在电视前，那时还不懂去网上查一查节目单，就真的聚精会神的一个节目也不错过。也是在春节，哥哥教给我们玩“杀人游戏”，我才第一次听说“天黑请闭眼”。舅妈是个有点八卦的人，每次过节总是问我“有男朋友吗？相处的怎么样？”，以前总觉得烦，现在还真想回去和她聊聊。　　虽然年龄不断增长，获得了从前向往的自由，但同时也多了些寂寞，开始怀念从前。现在想想，在年夜饭桌上听长辈们聊那些过往的事情，听舅妈唠唠叨叨，忍受着侄子的大吵大闹，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人在年少的时候，总是想要自己的空间，觉得受到了家里的束缚，少年壮志的想要离家、想要自由。可等真正走出了家门，走进了社会，才恍然大悟，才开始怀念那些琐碎的幸福。喧嚣之后总是格外的落寞，我们也是能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点领悟，领悟珍惜。无论你的过去多么美好，未来将会如何，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事，才是最幸福的人。

　　第一次接触上海人，大约是在五、六岁时。　　每年春节过后，我都要跟太婆(母亲的奶奶)一起去外婆家拜年。途中必经一座大房子，见里面住着好几位又高又瘦的大哥和大姐。他们看见我就拦住不让过，拉进屋里，先是摸脑袋、捏嘴巴、拽耳朵逗着玩，然后就拿出一包牛皮糖给我吃。我对他们着实有点害怕，但却非常喜欢那牛皮糖，每次都是缺着齿，从左边板牙磨到右边板牙，直嚼得两边太阳穴生疼、发胀。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看出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对我说的话，我能听懂，很好听，像广播里的播音员;可他们彼此说的话，我就听不懂了。后来，太婆在路上告诉我，他们是上海知青，本地人称他们上海络子(洋气之意)。　　我10岁前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母亲带我去看电影《奇袭》的场景，另一件就是两位上海知青与一个官员吵架的情景。男知青个子很高，脖子很长，喉结很突出，脸上有青春痘，头发还有点卷曲。女知青眼睛大大的，脸圆圆的，说话有鼻音，笑起来有酒窝。他们俩与官员吵架时，做出各种手势和动作，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还说“不信，你去检查我们的小裤衩儿”…… 　　第二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马。　　他长得比唐国强还要英俊，平日里总喜欢穿军装，梳着清亮而精神的小分头。印象中他特别的白净，但一点也不奶油，说话总是字正腔圆，嗓音与童自荣一模一样。他是高干子弟，多少有点清高，但他的清高与其说是军干地位使然，不如说是通英文、知天下、胸有见识气自华所致。　　马很少与老师和同学交谈，一个人走在路上喜欢自言自语，口中念念有词，有时候还会自鸣得意地发笑。他在课堂上会嘲笑很多人，很多事，包括很多方言土语。我还记得他把安徽合肥的方言妈妈(妈姨)，戏称为“蚂蚁”。我们上马的外语课，最感压力山大的是，他特别注重口语，课堂上读课文，彼此用英语交谈的几率很高。　　在一个县城中学，普通话的普及率都很低的语言环境里，马这样的高要求可是难坏了我们，也囧坏了我们。有个从未与同桌的她讲过话的男生，在用英语与女同学对话时，竟然把革命(revolution)一词，念成了“歪歪露心”，而“歪歪”是我故乡方言中的河蚌之意，“歪歪露心”在我们顽劣男生中的意思是淫秽不堪的。马师不知，竟将其写在黑板上来嘲笑，简直酷毙笑煞。　　我高考之前的英语成绩并不突出，所以从未得到过马的青睐。高考前两个月，我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英语考了78分，全班第一。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讲了一些美国之音听来的国际新闻，并告诫我，一定要练好口语。这在当时只重考试、专挑单词和语法的背景下，这话实在是鸡对鸭讲，不合时宜，可没想到在我出国后，他的话却让我受益无穷。　　第三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任领导――苏。　　苏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在内蒙的包头市当过十年中学校长，我到省图书馆报到时，她是历史文献部的主任，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告诉我她54岁，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我当时因为不满意自己被分配到这个三多一少――官太太多，官儿媳妇多，老人多，薪水少――的清水衙门，心不在焉，所以也没把苏的话记在心上。　　后来，同事老江和老杨(都是70奔80的老学者)跟我开玩笑，暗示我去追老苏的女儿，说老苏是开国元帅的舅奶奶，后台可那个什么了。他俩甚至还在老苏的两个女儿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隔着窗户指给我看过她们，可我连想都没想。这倒不是因为清高或者自卑，确实是无心于此。　　老苏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安排工作，分配任务，总是客客气气地与我商量，从不勉强。每天上午11：15分，她还破例，让我和另一位武大分配来的男生小吴，两人一起去图书馆后面的公园，自我放风20分钟，说是怕我们年轻人在老人堆里闷坏了。　　有次团支部说有活动，我和小吴急不可待地跑到老干部活动室，可不久计划取消，我俩竟不愿意回部门上班，就躲在那里下起了围棋。凑巧，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来访，需要我陪同，老苏全馆上下找我不着，却不用喇叭叫我，怕大家知道我串岗。当她气喘吁吁、一头汗水地找到我们时，却说“我已经到书记那里替你们请了假，部门需要你俩回去帮忙”。　　老苏以这样宽容的态度对待我们小知识分子，我们哪能不服呢?从这件事以后，我对老苏不仅尊敬、佩服，而且很注意向她学习当领导的方法和经验。老苏善于开导人，做人的思想工作，更善于化解矛盾，团结集体。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后来下海去广州，我把这些珍贵的东西用在待人接物、处理企业管理的问题上，竟然一路顺风，处处凯歌。　　老苏对我的恩情，还表现在她对我业务水平的认可，和领导交际能力的任用上。我虽然是部门里最年轻的职工，可她却敢于放手让我独立完成工作，在省志大事记编写和善本书目整理两件大事上，她都让我挑重担。退休前，她更是向馆长力荐由我来执掌历史文献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图书馆，那个小小的弼马温我也没当成，但老苏栽培我的苦心和良愿，让我终身难忘。　　第四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在加拿大读书时的师妹――悦　　由于我学景观是半路出家，所以，入学前我做了充分的课业准备，还自修了十个月的函授课程。尽管如此，我在参加college统一机考时，英语还是没有过关，被校方拒绝录取。我本来打算放弃读diploma，选一个学徒项目读个证书完事，可没想到就在此时出现了贵人，意外地带来了转机。无忧网 - 51 　　我朋友的朋友认识已经在校读景观专业的悦，她把我的愿望向悦说了。悦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鼓励我不要放弃努力，并答应向program coordinator述说我的情况，请他给我一次面试机会。三天过后，我真的接到了景观系干事的电话，他让我备齐函授的教材、作业和考试成绩，亲自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我按照要求，带着所有能证明能力的材料来到他办公室，接受interview。　　看完我的材料，干事认为我有国内大学学历，又读过美国的函授课程，能够完成本专业，于是，就到学校招生办协调，破格录取了我。我在加拿大读书，对此后找工作和整个人生的改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整个事情的转机，竟全由这位上海小师妹一手促成。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悦不仅教给我很多选课技巧和画图秘诀，她毕业离校时还把好几门课的text book留给了我。　　第五个接触的上海人，是去年在回国飞机上遇到的富姐――张　　去年元月初，我接到妹妹的通知，说母亲病危，让我火速赶回，迟了就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我不敢大意，赶紧申请加急签证。6号那天，草原地区的气温降到零下35度，天寒地冻，而我却带着火急燥热的心情奔赴远方。　　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空落的机舱里，一下子涌进来很多华人同胞。我旁边一直空缺的座位上，坐进了一位高高胖胖的女士。因为赶上年关，人多行李也多。我见她在把一个很沉的箱子往行李架上送的时候，显得异常吃力，就立即起身帮她举起并放好，她很有礼貌地冲我笑笑，一连说了好几个谢字。　　我原先是坐在里面靠窗的座位上，见她风风火火，一脸汗珠，甚是劳累，飞机起飞后一定需要休息，我就主动把里侧的座位让给了她，免得我上厕所时打搅她。　　在飞行途中闲聊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是上海人，移民来温哥华不到两年，父母和孩子都在温哥华，自己是赶回上海打理生意。她有一个600人的工厂在上海，还有一个有色金属矿场好像在广东。在飞机上，她向空姐买了六瓶XO，说平时没有时间采购，机上免税后比国内便宜，回去送礼用得着。她看上去也就30出头，穿着朴素，说话温和有礼，举止落落大方，只是一脸倦容。　　飞机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晚上6点，距离我预先订好车票的火车发车时间，仅有两个半小时，若搭乘地铁自浦东机场去虹桥，此时正值下班高峰，时间肯定不够用。她知道我是看望病危的母亲，时间紧，耽误不得，就不理我的坚辞，果断地让来接她的车先送我去虹桥。她本人和妹妹、司机还有妹妹的8岁女儿，四个人一起送我去火车站。　　高峰期的上海，高架路虽然畅通，但车速快不起来，刚好天下着小雨，很多路段还是免不了拥堵。折腾了将近2个小时，才抵达虹桥火车站。妹妹原先的计划是，一接到姐姐就直接去订好的饭店吃饭，那边来了好几次电话催促，小女儿也悄声地向妈妈多次诉说“饿了”，可她们还是坚持将我送到火车站的进站入口。　　我终于赶上了火车，及时地回到母亲身边，为母亲送了终，尽了孝。可这对与我萍水相逢的上海姊妹，却为我付出了宝贵的时间，牺牲了接风洗尘的欢乐;那位8岁的小妹妹还为我挨了2个小时的饿。我后来一想起这些就惭愧不已，感激不尽。　　我对上海一点不熟悉，可说是很陌生，很害怕，每次经过那里就想快点离开，家族成员中也没有丝毫的上海脉络，可我在人生的艰难时期和关键时刻，却总能得到上海人的恩惠和帮助。文中列举的只是一部分善缘，还有不少我没有写出来。我甚至还与解放前的上海大资本家，《乱世风华》的作者张续谔老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帮他在上海讨要过亿元房产。　　对这些不期而遇的善缘，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却万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