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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BC重大转型人均省400，大温司机沸腾

一直以来BC的司机都充满了抱怨，无论是ICBC（卑诗保险公司）的高额保险还是高额油价都是大家心头的痛。　　然而8月14日，一条让广大司机难以相信的消息来了：ICBC将迎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 ICBC从2021年5月1日开始将推出名为“增益医护保险”（Enhanced Care coverage）全新汽车保险方式：　　-由明年５月开始调低保费约20%，司机平均可节省400元。　　-另外，任何在车祸中受伤的人士，医护赔偿由目前最高30万增至750万。是原来的24倍！具体而言，如果BC省民在车祸中受伤，不论是哪一方的责任，受伤者都将能获得更多种类和更长时间的治疗，比如物理治疗、脊骨神经、按摩、牙科护理、心理辅导、医疗设备等。而且新法之后，还有更多的个人赔偿补贴，比如个人护理协助，在校学生的学费赔偿，以及造成旅行不能出行的旅行赔偿。上班族如果因为车祸失去了收入，在新的机制下，每周可以获得最高$1,200的赔偿，比之前的$750要高60%。新的增益医护保险无论患者需要多久的时间恢复，全程都能得到ICBC提供的医疗护理。如果司机遇上了永久性的损伤，那么ICBC会照顾司机一辈子。为什么赔偿额度更高，保费却降低了呢？其实这个计划省府早于今年2月就已经公布了，直到今天获BC省督批准计划。当时，BC省长贺谨表示，省府重整ICBC，将通过削减高昂的律师费和法律费用减低保费，同时增加护理赔偿，令本省的公共汽车保险重回正轨。也就是说，以后在BC省再发生车祸，你不需要和ICBC来打官司，ICBC会直接根据情况，以及医生的建议来给你赔钱。除非车祸涉及了违法行为：分心驾驶，飙车，改车，酒驾等等。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出了车祸后，都不需要通过法律诉讼来获得赔偿，相反，ICBC会直接给你钱。这个系统其实是有效的阻止了BC省的很多碰瓷行为：比如车祸后很久，跑来找ICBC说自己有各种不舒服……这种事往往又费时又费钱，成本非常高…… 而ICBC新系统生效后，车祸双方司机都将直接从ICBC处收到医疗费和赔偿款，款项金额将由BC省政府根据司机受伤程度决定。即使是车祸的过错方也将获得相同的增强福利，但是将要支付更高的保费。当局预期新制度推出第一年，将可削减15倍以上的支出，节省所得的资金将可全数用在调低ICBC客户的保费，并大幅改善赔偿。类似的保险系统在加拿大的曼省和萨省都进行的很成功，所以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服ICBC。如果ICBC还按照原本的路子走下去，在接下来的5年，我们BC省的居民保费还要继续上涨36%！全省司机会每年要缴纳$6.5亿元！这样看起来，ICBC这次的改革确实是对广大司机有利，至于接下来的实施上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或者保费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我们拭目以待！新法令严控油价今天BC司机们的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大温司机一直支付着北美最高的油价。不少人都费解，隔壁阿省就是石油生厂大省，南边美国油价也低得多，为何大温的油价比周围都贵？ BC公用事业委员会（BCUC）的调查发现，BC省石油市场缺乏竞争，油价升幅很大，市场及业界都无法解释本地汽油每公升存在13分差价的原因，导致省民每年额外支付4亿9000万元，平摊到个人，每名司机每年为此多付出100多加元。今天，BC省府的《燃油价格透明法》（Fuel Price Transparency Act, FPTA）生效，将强制要求汽油和柴油批发商提交报告，这样不合理的加价将无所遁形。省能源厅长赖赐淳（Bruce Ralston）宣布，在去年秋季通过的"燃油价格透明法"（Fuel Price Transparency Act），今日起生效，针对批发市场，所有燃油进口，采购，储存，分配，计划在零售油站售卖汽油的公司，从10月开始，需要向BC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常规报告，当中包括进口，储存容量，批发销售及价格的细节。他表示：长期以来，BC民众一直感觉他们在加油站加油时被宰了，这就是为什么省政府要求我们的独立能源监管机构对汽油价格进行调查。随着新规定今日生效，当局能够确保可以回答公众对油价上涨的疑虑，为有关问题负责。此外，省府目前还正在制定更多的法规，管理燃料供应链的其他部分。 BC省公用事业委员会开设了一个网站，向公众提供影响燃气价格的因素的信息：https://www.gaspricesbc.ca/ 2020年，大家已经过得够难了，希望政府抑制油价和降低保险价格能给我们的生活减轻一点负担吧。

6年前
大温迎来今年最热的周末，今天最高35度

这个周末可能是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大温地区最热的周末。加拿大环境部昨日向大温地区发出特别气候警告，受暖高压影响，新一波短暂的热浪将会抵达低陆平原地区。卑诗省南部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预计高温将持续到星期一，尤其是在豪湾（Howe Sound）和东部菲沙河谷。加拿大环境部表示，今日气温将会达到最高位，部分地区甚至高达35度左右，晚上气温可达15至20度，气温将在周一继续保持高位，但会从星日的峰值逐渐减弱。温哥华7日天气预报显示，从今日至下周三都是晴天，高温将逐渐下降。环境部不排除会进一步发出酷热警告。

6年前
温哥华圣保罗医院以近10亿加元价格卖出

　　近日，由卑诗省天佑护理中心(Providence Health Care，简称PHC)运营的温哥华圣保罗医院(St. Paul’s Hospital)布勒街区域以近10亿加元价格被地产巨头公司加拿大协平世博集团(Concord Pacific)购得。此宗交易为温哥华市中心最大的商业地产交易项目，也是协平世博集团自1980年代后最重要也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土地交易项目。　　省卫生厅长狄德安(Adrian Dix)对于此次购地的最终促成表示欣喜，“PHC将与省府共同分担圣保罗医院新院建立的项目经费，而标地所得收益将被PHC直接投入到项目中来” 狄德安如是说。　　目前协平世博对该地区的拆除改建时间尚未确定，协平世博集团开发部副总裁Peter Webb强调PHC 将肩负着建立新医院并且从旧址迁移的繁杂任务，因而具体情况则将依据PHC进程进行安排。　　根据卑诗物业评估局(BC Assessment)统计，协平世博此次购得土地面积共6.6英亩，2018年土地及建筑物总估价近十亿加元。协平世博集团自2019年参与标地并于今年早些时候获得批准，于2020年七月底完成交易。协平世博集团副总裁David Ju表示“经过历时将近一年半的竞标，我们为成功购得此项目并可以为St. Paul新址筹款出力而感到荣幸。我们感谢PHC团队的信任，同时我们也想对当前疫情下依旧奋斗在前线的医护工作者表达我们的钦佩与感激。” 　　由总裁Terry Hui创立的协平世博是加拿大最大的高层社区发展商，曾完成过温哥华1986年世博会旧址改造工程，令福溪地区(False Creek)面貌焕然一新，企业旗下还拥有Molson，Westin Bayshore等温哥华标志性地块，近期发行项目涵盖本拿比布伦特伍德镇中心(Concord Brentwood)和铁道镇(Concord Metrotown )项目。同时在列治文，素里，以及卡尔加利，多伦多乃至伦敦、西雅图等其他世界著名城市也拥有众多作品。　　Terry Hui表示：“温哥华是协平世博的启航之处也是协平世博永远的港湾，我们坚信温哥华会持续绽放着令人神往的美好，而协平世博也会一如既往的根植本地开发，回馈社区居民，协助温哥华焕发长久活力。"

6年前
吃饭不用摘的口罩，自己花10秒就能做好！神奇！

据CTV News报道，随着疫情持续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感染人数已突破2,010万，餐厅、超市和聚会都成为感染病毒的高风险地点。近日，日本一家餐厅推出一种不用摘掉口罩吃饭的新方法，简单易行，外出吃饭时，可以试试。不过是否真的有效，还有待商榷。最近，日本一家连锁餐厅Saijeriya推出一个用餐时不摘口罩的新方法，将普通口罩稍微加工一下，只需要10秒，就变成可以吃饭时使用的口罩。Saijeriya在上周五（8月7日）制作了一段视频，分享了如何在戴着口罩时用餐。采用口罩和餐巾纸相结合，将口罩对折，并用餐巾纸将口罩包住，与口罩折在一起的纸巾就像百叶帘一样垂下来遮挡住嘴巴部位，在吃饭时，可以吹开或掀开“帘子”把食物送进嘴里。发明方称，戴着这款口罩吃饭或者喝东西时，外面那层餐巾纸可以起到阻断飞沫传播的效果。很多人看过视频后都质疑，真的有用吗？首先，众所周知，口罩外层与空气接触通常比较“脏”，口罩对折后，如果是外层遮住鼻子，那就不卫生。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用一个没用过的口罩就行了。再有就是，用纸巾做成的“遮挡帘”，如果真的能暂时挡住空气中的飞沫，但在进食的过程中，会被不停的接触到，随着纸巾的不停“抖动”，用餐者会不会更容易沾染到病毒？而且，餐巾纸那么薄，防止飞沫的效果应该也不会太好。 // 尽管这个发明，可能没有那么科学和严谨，但是可以看到，人们在疫情期间，也是希望通过各种方法防治被病毒感染，这个创意想法，还是值得称赞的。看视频后在想，外出吃饭时，是不是可以戴着塑料面罩呢？遮挡效果应该好过餐巾纸。疫情爆发至今，数月过去了，大家对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病毒传播有了共识。而且，加拿大的卫生官员也指出，未来2至3年的时间，佩戴口罩或成新常态。外出就餐感染的最高风险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但随着餐厅重新开放，外出用餐，确实有增加感染的风险。主要是因为，用餐时不能戴口罩，还有就是餐厅内很难保证社交距离。在政府的健康安全指引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这是安全空间所需要的最小安全距离标准。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有风扇或气流产生，颗粒将会传播得更远。来自中国的一篇论文表明了这一点：虽然距离远远超过了6英尺，在感染者顺风向位置的餐厅里的人也会被感染。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在每张用餐的桌子之间加装有机玻璃保护屏，限制1名服务员为一张桌的客人提供服务，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通过用餐的餐具以及食物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非常低。常规的清洗碟子、玻璃杯、餐具、餐巾纸和桌布就能消灭病毒活性，如果实在不放心，还可以使用70%酒精擦拭。新冠病毒是一种呼吸道病毒，其主要感染方式是通过飞沫或气溶胶进入口腔、鼻子或眼睛再接触上呼吸道或下呼吸道。需要进入呼吸道才能引起感染，不能通过胃与肠道感染。即使食物在准备过程中受到污染，烹调温度将会降低大多数病毒（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活性。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室外用餐比室内用餐更安全。完整视频： REF：https://www.ctvnews.ca/world/a-face-mask-you-can-use-whil...

6年前
卑诗32天发生32宗山火一半由闪电引起

卑诗山火服务处(BC Wildfire Service)指出，卑诗省在过去32天内，已经发生了32宗山火；虽大部分山火受控，但仍然依赖民众的小心。沿岸火警中心(Coastal Fire Centre)目前正处理五宗山火，当中上周末没有新增山火个案。野火服务处发言人麦克弗森(Donna MacPherson)指出，现时没有增加人为火灾，数目低于10年来的平均水平。她说，这值得鼓舞，不过，控制山火仍然依赖民众的小心。虽然火灾危险级数相对稳定，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麦克弗森提到，现时在内陆低陆平原地区火警级数较低，有些地区属中等级数，亦有几个地区，如万宁公园(Manning Park)附近的山火，危险级数属于高。利卢域(Lillooet)地区的草地在周六(8日)发生大火，火势更一度失控。山火服务处的资料显示，卑诗省在过去32天内，已经发生32宗火灾，其中26宗是最近几天发生，当中一半是由于闪电而引起。目前，东南地区的火灾最多，有11宗；锦碌市(Kamloops)地区有9宗；沿海地区中，包括南岸(South Coast)和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有5宗。而本省有超过65％的野火得到控制，另有23％的仍待救熄。

6年前

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特别节目《和大佬聊爸妈之任志强》，以下为文字实录：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是在利用父母的历史关系为个人谋发财，却不知道华远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有人说我是任弼时的后代…… 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是算一个知识分子。我父亲这个上的这个叫师范，完了以后就当教员，然后从教员以后开始当税务官，因为他懂一些，相对来说懂一些经济上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新四军发行货币，包括做财务，包括这个管后勤，包括当税务官，当地方专员这样的。我父亲确实是这个职务比较高了，五几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选举的时候，任命的副部级干部。许戈辉：商务部部长。任志强：商务部部长。 30岁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父亲的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亲在这方面的决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问题，就说是事业上的决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从部队。许戈辉：你好像立过七次功是吧？任志强：那么级别不一样，有的是战士的时候立的，有的是我当参谋的时候立的。我父亲非常看不起那个样子，你都三十岁才当个连长，我那个时候都是恨不得军长、师长什么的都当上了。就那种感觉，我就心里好像。许戈辉：所以你父亲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我估计因为您在这个和平年代，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就，我觉得是您是后来把这样的一种情怀，就寄托在商场上了，在商场上去挥斥方遒。任志强：你说的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复员了，我不干了，我去弄个别的。我复员就是跟我父亲堵一口气，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个什么出来。所以实际上我去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是安排待业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在青年服务社，就是卖过土坯，卖过香蕉，什么都干过。后来又到农科院去托管农科院的劳动服务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馆，那时候打印室，就是没有计算机，都是敲那个铅字打印的那种，那个打印室，然后装订室，然后在“五难”里头，其中有什么修理难，做衣服难，我们开这些小商店，为大院，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干出来。那时候我的工资也挺高的。那时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着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三四百块钱。父亲是个严厉而慈祥的人……一种特有的威严，却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依赖，一个港湾……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闲就会常常给我们许多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父爱。任志强：我记得他有一次出国去苏联，欧洲，去访问，然后就买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买了一个照相机，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喜欢照相。第二个是买了一个陀螺，陀螺就是这么大一个圆圆的，它有一个拉杆，一啊一转，就满地跑那种陀螺。半机械式的陀螺。第三个买了一个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个外形。然后把那个盖子一拿掉呢，是个八音盒，小天鹅，天鹅湖。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为我们，为孩子用的。他带我们去这个玉渊潭去游泳，那时候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少年发电站吧，一个实验品的一个少年发电站。我们去玩去，去什么，给我们照相。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虽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难，我们穿的棉鞋，可能都漏着脚指头。但是他省下来很多钱，给我们买了冰鞋，带我们到那个北海公园，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个冰鞋，可能没用太长时间，没有多少次机会，但是他起码我父母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着这个事。我说出来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很短暂。次数很少。但是越是次数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识与荣誉。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在退休的时候，姚依林专门到我们家里去跟他说，你要到哪哪去当个什么官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继续干几年的时候，我父亲不干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心里有一个这个底线，就是我为革命做贡献，是必然的。但是我绝不是为了自己当官去寻求一些什么过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专车，他可以用的，随便打电话，不需要花钱的，是吧。然后那个老干部局就派车来接你，送你去到处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没人管，你说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特别远的，去参加一些国家的，或者是大会堂的这种政治会议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年大会堂，过去有这个叫团拜，春节，十一这些活动，他会用公车去。剩下的时间，他很少用。戈辉：让我特别好奇和关心的是，就是你给你父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亲以前是商务部副部长，掌管着这个最。任志强：他是我们家最穷的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这个参加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亲就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哥哥就很愤怒，说你不准再骑自行车了。然后我哥哥就说，我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你打的，足够了，是吧，你去哪都够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还高，所以说我哥哥要给五千块钱，我就得给他一万块钱。一开始我们觉得我父亲，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买什么东西，都自我消费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养了好几个大学生，免费给他们赞助，然后让这些穷孩子们上大学。最后一个大学生是到研究生的时候来了信，我父亲死了以后，去世以后，来了信，说这个该交学费了，我们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经养了好几个人毕业了，就是最后一个，后来就是我们出钱，让那个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是个拉二胡的，我父亲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给他了。任志强：2007年的时候，在网络上出来的时候，叫做人民公敌。叫做就是中国人最想打的十个人里头，我排第三。第一是小泉，第二是阿扁，第三就排到我了。父母也会根据网上，报纸上对我的批评，提出一些意见。我会跟他们去解释我的真实意思。因为通常在媒体里头报道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的。我出生时妈妈在丹东负责商品供应与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3月，我就出生在鸭绿江大桥的边上……妈妈的家庭是一个村中的大家族，其中四五十个同龄人中，一半在奔往延安的路途中先加入了国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另一半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记者：你小的时候，父亲打过你吗？任志强：我印象中没有。记者：那挺少见的。任志强：因为他没时间打我，他们太忙了。记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你说。任志强：我记得我父亲直接管我的时间很少，大部分都我们的学校老师，班主任，都会找我母亲。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很差，然后班主任就找我母亲，我母亲就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看。我一看那些书都是他们看的，什么《红楼梦》，《牡丹亭》，我小学四年级，后来就看这个三国，水浒，三侠五义什么的。现在觉得挺好，它反而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书可看，只有一本红宝书了，没得可看了，我们就想法去看各种各样的书。我印象中，我那个十八世纪的书都是每个人都是这么一摞一摞的，巴尔扎克的一摞子，左拉的一摞子。所以现在呢，我这几年这个，就是在华远以后的这很多书，我楼下有个私人图书馆，我把我的书都放在那，说你们谁愿意来看谁看。妈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不对党的指示表示怀疑，只要是党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无论是毛时代，邓时代，还是后来的时代…… 许戈辉：他们的信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影响？任志强：我觉得我们最初的时候，也是受影响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吧，几乎都是住校。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能父母才有时间去把我们接回来。但是我父母经常因为出差，没法接我们。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这个学校里的阿姨，带回到阿姨的家里去过礼拜六，礼拜天。许戈辉：那个时候会很想家吗？任志强：很想家。这种生活过惯了。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不回家，但是去忙工作，就是牢牢记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印象中，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回不了家，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为革命，为工作，出差了，或者怎么样。许戈辉：是不是在你的脑子里会有一根弦，就是为了革命工作。任志强：传统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父母实际上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在这个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说是集体所有制，或者是相对于公有制的一种企业里头去干活。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去做个体户了，其实我也可以去做个体户。那么个体户，他们总认为是好像是为自己挣钱。那么在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呢，你好像是为大家挣钱，为国家挣钱。所以要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时间用在这上面。 1985年9月29日上午，我接到区纪委的通知，去区纪委谈话……事由来自1984年年底的分奖金……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按贪污罪被捕却按投机倒把罪判决，这大约就是不按法律而按长官意志和有罪推定办案的结果…… 任志强：我父母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会努力去保护自己子女。比如说抄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要跟造反派打架。我母亲就拦着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实际上造反派拿刀捅着她的后背，是吧。但是她会就是很爱护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父亲在这个政治问题上，是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我被关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会犯罪。他们有对子女有充分的信任。第二个，他认为如果我犯了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他们有权利管他们也不能去管。因为那时候的高院的院长，什么这个中国最高院院长，都是他的战友。记者：他真的没找过？任志强：我父母会比较固执地坚持，就是我母亲几次跟我父亲说，要去找这个，要去找那个。但是我父亲都不同意，我母亲也没去找过人。我回来以后，我父母当时很坦然。他们自己就蹲过那么多年牛棚，被冤枉过很多次，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事当回事呢。所以出来的时候就，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记者：你父亲就这么说话呀，就是这种。任志强：就是觉得，好像你就该回来似的，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母亲会问的多一些，我父亲就是这个将帅之间的这个胸怀，还是有点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父亲被关牛棚，就是因为他国务院开会，上海要求增加物资配置，我父亲就坚决不同意，王洪文就不干了。因为王洪文那时候是管上海，他非要特殊待遇。我父亲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然后最后第二天，跟王洪文吵完了以后，第二天总理说你去干校吧，就去干校了。没什么别的理由。像这种东西，怎么说，就是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一个阶段的，这个不正常，就导致大家幸亏这些老革命心怀很宽阔，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回事。我出来以后，我的总经理请我吃一顿饭，那时候在酒店里吃饭，还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就谈一谈，我说，我跟他说的就是，我们还会跟着共产党走。 1、任志强：尤其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的时候，更需要有厚脸皮。因为真理常常是不太容易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 2、任志强：他老说我见了女同志不笑，我说这个前面说阴阳是平和的，白天如果笑的多了，晚上回家就不笑了。 3、任志强：我最看中的品质，就是他喜欢不喜欢我女儿，别的我没有任何要求。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严格的管理和对家庭忠诚的信赖。父母教会我们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当官，而是如何做人…… 许戈辉：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父亲还是更像母亲？任志强：我可能更像父亲一些，当然大家都觉得，这个我长相，或者是什么的像母亲。在家里这四个孩子说，我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母亲最喜欢我。可能这个大家都选了一个小的去帮助，因为大的已经提前就是有谋生能力了吧。但总体而言，就是一个家庭中，父母实际上是以榜样来传递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也会传递到子女身上。所以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做人，尤其是在家庭里做父母，你的榜样精神，对你的孩子教育，是最印象深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去做大量的公益活动，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你不要仅为自己活着。你比如我做读书会，我拍卖45万，我都没见到钱在哪，就直接建立读书会了。但我努力去做很多工作，让他们可以得到很多钱，去做这个公益活动。就是我们自己要掏出钱来以外，你还要掏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动脑子，怎么样想法让这个组织的影响更好，这个做的事更多，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全身心的扑入进去，变成一种信仰。对家庭的忠诚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爱，而不论你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这种家庭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将这种爱传递给整个社会…… 许戈辉：那会不会让在你们在父母走后，心里面总觉得有所缺憾？任志强：我们一直觉得，就是我们陪他的时间太短了，在经济上我们可以给他很多帮助，我们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人，定了一个，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属于那个有钱出钱的，我妹妹属于那个有力出力的。许戈辉：所以父母晚年应该说相当幸福了，一个是他们也比较长寿了，都活到差不多九十多。任志强：都是九十多。我父亲是刚好过完九十岁的生日，我母亲是九十三吧。许戈辉：再有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又那么和睦，那么幸福。任志强：我们和睦，就是因为常常分离，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就没都在一块，然后在一起没待几年吧，就文化大革命就又分开了，然后以后就各自工作。所以这个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家庭里头这个，应该说从父母开始的，比如说我刚才说我父亲去帮助那个穷学生是吧。其实在这个工作期间，他也帮助过很多人，就是这种这个友爱精神，你不要看他表面很严厉，但内心还是友爱精神很强烈的。许戈辉：那么这些宝贵的品质，应该是传承下去。但是你觉得，到了您女儿的那一代人身上，他们还能不能传承，或者说还应不应该传承这些东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外人眼里，任志强就是一个官二代，然后任志强的女儿就是一个富二代。任志强：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你的出身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做出努力了。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富，不是因为我父母。要是因为我父母的话，我哥哥姐姐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富，我妹妹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获得这个，通过权利去获得致富。为什么他们很穷呢。那就说明在整个家庭里头，不是因为我父母，让我们这四个兄弟姐妹获得了官位，获得了职位，获得了工作，获得了什么什么，不是。我结婚生子的年代，还是“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但母亲已经开始相应党的号召，要求我们几个子女都只能生一个孩子，而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失误，但已经无法挽回了…… 记者：所以你相信穷养儿子富养女？任志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重要的是让她知道，应该有一个过苦日子的好习惯。但是不一定要限制她花钱一定要那么苦。有时候有些需要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你比如说你如果给她说，固定这么多零花钱，她就不知道拿这个钱去买书。她可能就买他自己认为最需要的那些奢侈品了。但是给她钱多了的时候，他多出来那部分钱，并没有用在奢侈品上，而是用来买书，或者是买一些学习用品了。她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学习不是第一位的，满足自己需求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位才说，满足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要买一些书看看。这个差别已经出现了。我觉得思想认识上，我教育上，我会要求，说你还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我会在很小的时候，告诉她你应该自己学会洗衣服，刷鞋，是吧。这些我们可能会要求她，比如说至少学会做三个菜，五个菜。自己能吃饱肚子，不至于出去的时候饿着。但是我不是要求他，每天你必须去做，这是有差别的。当然我做这些东西，对她是有好的影响，至少她知道，人应该去做公益，对吧。她也会参加，比如说放暑假，就到我们的秘书处待个几天，学一些东西，或者是做一些东西，做一些义工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就很好。她不至于到了那个，看到这个路边有个老太太摔倒了，不敢去扶，不敢去做这些这个公益的事情，不会到这种程度。也不会说疏于对自我的言词要求。我觉得这就够了。虽然父母离开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影响着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远是我追求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