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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特别节目《和大佬聊爸妈之任志强》，以下为文字实录：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是在利用父母的历史关系为个人谋发财，却不知道华远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有人说我是任弼时的后代…… 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是算一个知识分子。我父亲这个上的这个叫师范，完了以后就当教员，然后从教员以后开始当税务官，因为他懂一些，相对来说懂一些经济上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新四军发行货币，包括做财务，包括这个管后勤，包括当税务官，当地方专员这样的。我父亲确实是这个职务比较高了，五几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选举的时候，任命的副部级干部。许戈辉：商务部部长。任志强：商务部部长。 30岁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父亲的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亲在这方面的决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问题，就说是事业上的决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从部队。许戈辉：你好像立过七次功是吧？任志强：那么级别不一样，有的是战士的时候立的，有的是我当参谋的时候立的。我父亲非常看不起那个样子，你都三十岁才当个连长，我那个时候都是恨不得军长、师长什么的都当上了。就那种感觉，我就心里好像。许戈辉：所以你父亲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我估计因为您在这个和平年代，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就，我觉得是您是后来把这样的一种情怀，就寄托在商场上了，在商场上去挥斥方遒。任志强：你说的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复员了，我不干了，我去弄个别的。我复员就是跟我父亲堵一口气，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个什么出来。所以实际上我去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是安排待业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在青年服务社，就是卖过土坯，卖过香蕉，什么都干过。后来又到农科院去托管农科院的劳动服务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馆，那时候打印室，就是没有计算机，都是敲那个铅字打印的那种，那个打印室，然后装订室，然后在“五难”里头，其中有什么修理难，做衣服难，我们开这些小商店，为大院，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干出来。那时候我的工资也挺高的。那时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着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三四百块钱。父亲是个严厉而慈祥的人……一种特有的威严，却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依赖，一个港湾……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闲就会常常给我们许多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父爱。任志强：我记得他有一次出国去苏联，欧洲，去访问，然后就买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买了一个照相机，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喜欢照相。第二个是买了一个陀螺，陀螺就是这么大一个圆圆的，它有一个拉杆，一啊一转，就满地跑那种陀螺。半机械式的陀螺。第三个买了一个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个外形。然后把那个盖子一拿掉呢，是个八音盒，小天鹅，天鹅湖。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为我们，为孩子用的。他带我们去这个玉渊潭去游泳，那时候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少年发电站吧，一个实验品的一个少年发电站。我们去玩去，去什么，给我们照相。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虽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难，我们穿的棉鞋，可能都漏着脚指头。但是他省下来很多钱，给我们买了冰鞋，带我们到那个北海公园，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个冰鞋，可能没用太长时间，没有多少次机会，但是他起码我父母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着这个事。我说出来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很短暂。次数很少。但是越是次数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识与荣誉。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在退休的时候，姚依林专门到我们家里去跟他说，你要到哪哪去当个什么官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继续干几年的时候，我父亲不干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心里有一个这个底线，就是我为革命做贡献，是必然的。但是我绝不是为了自己当官去寻求一些什么过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专车，他可以用的，随便打电话，不需要花钱的，是吧。然后那个老干部局就派车来接你，送你去到处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没人管，你说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特别远的，去参加一些国家的，或者是大会堂的这种政治会议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年大会堂，过去有这个叫团拜，春节，十一这些活动，他会用公车去。剩下的时间，他很少用。戈辉：让我特别好奇和关心的是，就是你给你父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亲以前是商务部副部长，掌管着这个最。任志强：他是我们家最穷的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这个参加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亲就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哥哥就很愤怒，说你不准再骑自行车了。然后我哥哥就说，我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你打的，足够了，是吧，你去哪都够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还高，所以说我哥哥要给五千块钱，我就得给他一万块钱。一开始我们觉得我父亲，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买什么东西，都自我消费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养了好几个大学生，免费给他们赞助，然后让这些穷孩子们上大学。最后一个大学生是到研究生的时候来了信，我父亲死了以后，去世以后，来了信，说这个该交学费了，我们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经养了好几个人毕业了，就是最后一个，后来就是我们出钱，让那个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是个拉二胡的，我父亲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给他了。任志强：2007年的时候，在网络上出来的时候，叫做人民公敌。叫做就是中国人最想打的十个人里头，我排第三。第一是小泉，第二是阿扁，第三就排到我了。父母也会根据网上，报纸上对我的批评，提出一些意见。我会跟他们去解释我的真实意思。因为通常在媒体里头报道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的。我出生时妈妈在丹东负责商品供应与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3月，我就出生在鸭绿江大桥的边上……妈妈的家庭是一个村中的大家族，其中四五十个同龄人中，一半在奔往延安的路途中先加入了国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另一半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记者：你小的时候，父亲打过你吗？任志强：我印象中没有。记者：那挺少见的。任志强：因为他没时间打我，他们太忙了。记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你说。任志强：我记得我父亲直接管我的时间很少，大部分都我们的学校老师，班主任，都会找我母亲。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很差，然后班主任就找我母亲，我母亲就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看。我一看那些书都是他们看的，什么《红楼梦》，《牡丹亭》，我小学四年级，后来就看这个三国，水浒，三侠五义什么的。现在觉得挺好，它反而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书可看，只有一本红宝书了，没得可看了，我们就想法去看各种各样的书。我印象中，我那个十八世纪的书都是每个人都是这么一摞一摞的，巴尔扎克的一摞子，左拉的一摞子。所以现在呢，我这几年这个，就是在华远以后的这很多书，我楼下有个私人图书馆，我把我的书都放在那，说你们谁愿意来看谁看。妈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不对党的指示表示怀疑，只要是党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无论是毛时代，邓时代，还是后来的时代…… 许戈辉：他们的信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影响？任志强：我觉得我们最初的时候，也是受影响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吧，几乎都是住校。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能父母才有时间去把我们接回来。但是我父母经常因为出差，没法接我们。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这个学校里的阿姨，带回到阿姨的家里去过礼拜六，礼拜天。许戈辉：那个时候会很想家吗？任志强：很想家。这种生活过惯了。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不回家，但是去忙工作，就是牢牢记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印象中，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回不了家，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为革命，为工作，出差了，或者怎么样。许戈辉：是不是在你的脑子里会有一根弦，就是为了革命工作。任志强：传统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父母实际上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在这个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说是集体所有制，或者是相对于公有制的一种企业里头去干活。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去做个体户了，其实我也可以去做个体户。那么个体户，他们总认为是好像是为自己挣钱。那么在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呢，你好像是为大家挣钱，为国家挣钱。所以要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时间用在这上面。 1985年9月29日上午，我接到区纪委的通知，去区纪委谈话……事由来自1984年年底的分奖金……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按贪污罪被捕却按投机倒把罪判决，这大约就是不按法律而按长官意志和有罪推定办案的结果…… 任志强：我父母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会努力去保护自己子女。比如说抄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要跟造反派打架。我母亲就拦着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实际上造反派拿刀捅着她的后背，是吧。但是她会就是很爱护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父亲在这个政治问题上，是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我被关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会犯罪。他们有对子女有充分的信任。第二个，他认为如果我犯了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他们有权利管他们也不能去管。因为那时候的高院的院长，什么这个中国最高院院长，都是他的战友。记者：他真的没找过？任志强：我父母会比较固执地坚持，就是我母亲几次跟我父亲说，要去找这个，要去找那个。但是我父亲都不同意，我母亲也没去找过人。我回来以后，我父母当时很坦然。他们自己就蹲过那么多年牛棚，被冤枉过很多次，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事当回事呢。所以出来的时候就，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记者：你父亲就这么说话呀，就是这种。任志强：就是觉得，好像你就该回来似的，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母亲会问的多一些，我父亲就是这个将帅之间的这个胸怀，还是有点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父亲被关牛棚，就是因为他国务院开会，上海要求增加物资配置，我父亲就坚决不同意，王洪文就不干了。因为王洪文那时候是管上海，他非要特殊待遇。我父亲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然后最后第二天，跟王洪文吵完了以后，第二天总理说你去干校吧，就去干校了。没什么别的理由。像这种东西，怎么说，就是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一个阶段的，这个不正常，就导致大家幸亏这些老革命心怀很宽阔，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回事。我出来以后，我的总经理请我吃一顿饭，那时候在酒店里吃饭，还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就谈一谈，我说，我跟他说的就是，我们还会跟着共产党走。 1、任志强：尤其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的时候，更需要有厚脸皮。因为真理常常是不太容易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 2、任志强：他老说我见了女同志不笑，我说这个前面说阴阳是平和的，白天如果笑的多了，晚上回家就不笑了。 3、任志强：我最看中的品质，就是他喜欢不喜欢我女儿，别的我没有任何要求。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严格的管理和对家庭忠诚的信赖。父母教会我们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当官，而是如何做人…… 许戈辉：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父亲还是更像母亲？任志强：我可能更像父亲一些，当然大家都觉得，这个我长相，或者是什么的像母亲。在家里这四个孩子说，我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母亲最喜欢我。可能这个大家都选了一个小的去帮助，因为大的已经提前就是有谋生能力了吧。但总体而言，就是一个家庭中，父母实际上是以榜样来传递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也会传递到子女身上。所以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做人，尤其是在家庭里做父母，你的榜样精神，对你的孩子教育，是最印象深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去做大量的公益活动，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你不要仅为自己活着。你比如我做读书会，我拍卖45万，我都没见到钱在哪，就直接建立读书会了。但我努力去做很多工作，让他们可以得到很多钱，去做这个公益活动。就是我们自己要掏出钱来以外，你还要掏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动脑子，怎么样想法让这个组织的影响更好，这个做的事更多，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全身心的扑入进去，变成一种信仰。对家庭的忠诚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爱，而不论你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这种家庭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将这种爱传递给整个社会…… 许戈辉：那会不会让在你们在父母走后，心里面总觉得有所缺憾？任志强：我们一直觉得，就是我们陪他的时间太短了，在经济上我们可以给他很多帮助，我们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人，定了一个，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属于那个有钱出钱的，我妹妹属于那个有力出力的。许戈辉：所以父母晚年应该说相当幸福了，一个是他们也比较长寿了，都活到差不多九十多。任志强：都是九十多。我父亲是刚好过完九十岁的生日，我母亲是九十三吧。许戈辉：再有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又那么和睦，那么幸福。任志强：我们和睦，就是因为常常分离，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就没都在一块，然后在一起没待几年吧，就文化大革命就又分开了，然后以后就各自工作。所以这个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家庭里头这个，应该说从父母开始的，比如说我刚才说我父亲去帮助那个穷学生是吧。其实在这个工作期间，他也帮助过很多人，就是这种这个友爱精神，你不要看他表面很严厉，但内心还是友爱精神很强烈的。许戈辉：那么这些宝贵的品质，应该是传承下去。但是你觉得，到了您女儿的那一代人身上，他们还能不能传承，或者说还应不应该传承这些东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外人眼里，任志强就是一个官二代，然后任志强的女儿就是一个富二代。任志强：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你的出身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做出努力了。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富，不是因为我父母。要是因为我父母的话，我哥哥姐姐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富，我妹妹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获得这个，通过权利去获得致富。为什么他们很穷呢。那就说明在整个家庭里头，不是因为我父母，让我们这四个兄弟姐妹获得了官位，获得了职位，获得了工作，获得了什么什么，不是。我结婚生子的年代，还是“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但母亲已经开始相应党的号召，要求我们几个子女都只能生一个孩子，而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失误，但已经无法挽回了…… 记者：所以你相信穷养儿子富养女？任志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重要的是让她知道，应该有一个过苦日子的好习惯。但是不一定要限制她花钱一定要那么苦。有时候有些需要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你比如说你如果给她说，固定这么多零花钱，她就不知道拿这个钱去买书。她可能就买他自己认为最需要的那些奢侈品了。但是给她钱多了的时候，他多出来那部分钱，并没有用在奢侈品上，而是用来买书，或者是买一些学习用品了。她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学习不是第一位的，满足自己需求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位才说，满足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要买一些书看看。这个差别已经出现了。我觉得思想认识上，我教育上，我会要求，说你还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我会在很小的时候，告诉她你应该自己学会洗衣服，刷鞋，是吧。这些我们可能会要求她，比如说至少学会做三个菜，五个菜。自己能吃饱肚子，不至于出去的时候饿着。但是我不是要求他，每天你必须去做，这是有差别的。当然我做这些东西，对她是有好的影响，至少她知道，人应该去做公益，对吧。她也会参加，比如说放暑假，就到我们的秘书处待个几天，学一些东西，或者是做一些东西，做一些义工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就很好。她不至于到了那个，看到这个路边有个老太太摔倒了，不敢去扶，不敢去做这些这个公益的事情，不会到这种程度。也不会说疏于对自我的言词要求。我觉得这就够了。虽然父母离开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影响着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远是我追求的榜样……

　　还有一周就是中国农历新年了，向菊正在打点行装。她住在北京东五环路外一间又小又冷的出租屋里。　　为了取暖，她一边搓手，一边跺着自己那条健康的腿。她伸手去拿拐杖，她将拄着这幅拐杖踏上1500公里的旅程，回到坐落在长江沿岸、邻近三峡大坝的家乡。　　向菊在首都当了五年多的保姆和家政工。后来，她意外摔倒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花了将近一年的工资接受膝关节重建手术——可她仍得回家过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　　“我盼着见到女儿，回到家乡的村子——那里不管什么都更好吃，连米饭都更好吃！”她说，“但是路那么远，我不能走路又麻烦得很。路上的小偷和骗子会盯上我。”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巷子，有人在晾晒的衣服旁边挂着鱼干和一大袋晒干的猪蹄。周围满是嘈杂的各地口音和方言，与那些宣传福建、河南、四川和东北等遥远省份美食的广告栏颇为相称。　　向菊走过一块“老张火烧驴肉”的招牌。一群腿上绑着泥哨的鸽子飞过她的头顶，发出一阵怪响，她抬头看了一眼。这块破烂不堪、临时搭建的棚户区住的都是外地人，或许一年后就会被拆除，为已经在一栋又一栋逼近的高层公寓让路。　　眼下向菊管不了这些。她即将加入一场一年一度的“春运”——这不仅是每年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很可能还是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2015年，估计有1.7亿人乘坐火车或飞机从中国的大城市回家过年。政府估计，在40天的春运大潮中，约有30亿人次出行（包括驾车和大巴）。　　与向菊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乡村出生长大，之后前往中国的特大城市，从事低薪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在经济改革引发进城务工大潮前夕的1978年，中国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如今，在这个世界人口头号大国，55%的人居住在城镇。　　但其中约有2.75亿人（占中国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农民工，他们无权永久定居，无法享受教育、养老、医疗等提供给“世袭”城市居民的福利。　　有些专家将这些壁垒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因为出生在“农村”家庭的人被自动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世界银行(World Bank)表示，中国农民工平均在城里呆7到9年。虽然他们中逾半数希望最终在城里定居，但只有20%的人将家人接来同住。　　现在，中国民工潮正在转向，其中部分原因是上述政策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经济因素和持续数十年的一胎政策导致人口结构恶化。官方数据显示，农民工数量年增长率已放缓至不到2%，远低于过去的水平。然而，这些数据并不十分可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农民工数量已在减少，很多地方近年出现的用工荒和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便是证明。　　许多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触及所谓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这一理论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提出，它解释了工业化经济体廉价农村劳动力供应枯竭那一刻的前因后果。这个拐点具有深远影响——对中国的经济模式乃至现代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是如此。中国总理李克强曾于今年3月宣告：“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随着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停止增长，甚至开始减少，不少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奇迹随之终结。而且，由于执政的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经济奇迹的终结有可能危及政权稳定。　　中国农村曾经供应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听话的工人，这种局面的结束，也为非洲和亚洲其他地方的较贫穷国家带来了机遇，让它们接手当年从西方转移到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后劲，”世界银行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城市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以及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似乎表明，选择进城的农民数量少于以往，也少于在经济上合理的水平。” 　　面对这一划时代的重大转变，政府迄今的对策是鼓励向小城市迁移，限制向大城市迁移。它收紧了北京等地的户口隔离制度，同时放松了一些吸引力较低城市的落户政策。北京方面也在鼓励产业快速升级，并试图促进技术创新，以图在中国“人口红利”消褪之际提高生产率。　　　　在作为农民工经历了歧视和欺凌之后，许多像向菊这样的人认定，自己或子女不该过这种生活。她的故事也许算不上特别典型，但确实代表了许多农民工在城里的那种复杂经历。　　对向菊和她的丈夫而言，当农民工是出于生计所迫：他们试图让家庭卸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她现在的经济状况是耕种家里那一小块地所无法企及的。但她失去了许多，包括婚姻和照看两个女儿（分别为14岁和21岁）长大成人的机会，这使她很难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她和她的一家来说，他们最珍惜的东西在试图挽回的过程中被毁坏了。　　清晨的宜昌是脏灰色的，向菊的同车旅客推搡着下了从北京始发的列车。宜昌是一座工业城市，这里的火车站离向菊老家的村子最近。夹杂着化学物质的雾霾让她嗓子眼直痛，却也将日出染成了粉红色，很是漂亮。　　片刻之后，她坐上了一辆吱吱作响的长途客车，沿着长江岸边缓缓前行。要回家，她得转几趟车，还要坐船渡过三峡大坝。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坝耗时十多年建成，其间迫使约150万人搬迁，包括向菊和她一家。　　过了大坝，客车在蜿蜒的窄路上越开越高，周围的景色渐渐从千篇一律的工业区变成风景如画的橙树林和茶园。这片地区是屈原故里，备受尊崇的屈原是公元前四世纪的爱国诗人和大夫，划龙舟和端午节皆源自他投江自尽的故事。　　向菊家所在的村子叫做向家湾，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姓向。村里有大约210名村民，但向菊在村里的近亲只剩下了她的姑姑，这位精神矍铄的82岁老人回忆起 1949年共产党胜利时人人洋溢的兴奋之情。邻居和远亲们纷纷来到向菊姑姑那狭小的三层砖房门口，打探向菊的近况，询问她的腿伤。　　据村支书介绍，60%的村民（包括几乎所有的40岁以下成人）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通常，只有很小的孩子和老人才住在这里。但每个人都在 50岁之后回乡。谁想在大城市过一辈子？空气太差，生活太艰难，”村支书王建国说道。向菊说，她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山上老家的茅草顶泥砖房，享受田园的宁静，自己种菜，过着农民的简单生活。　　向菊1970年出生在这里，那年是狗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食物匮乏，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在她小时候，全家只逢过年时吃一次肉，主要靠自种的红薯、玉米粉、花生、黄瓜、辣椒和土豆维生。　　她的父亲是“抗美援朝”（其他国家称之为“朝鲜战争”）时期的解放军老兵，大部分时间在外随一家国企修路。拥有公职意味着他的一家不用像其他农村人一样挨饿，但他工作十分辛苦，四十岁出头时突发中风，此后半身不遂。　　向菊学习不好，父亲生病后，15岁的她从村里的学校退学，以便给家里帮忙，并与姐姐和弟弟一起在家里的一小块菜地上忙活。22岁那年，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邻村青年向里红，两人恋爱6个月后于1992年结婚。大女儿琴琴出生后，这对年轻夫妻搬到江边一座更大的镇里谋求发展。　　最初几年，他们在路边卖菜——村里亲戚种的白菜和萝卜——后来转行卖鞋。那时，向里红沿江而下430公里来到大城市武汉，买鞋带回镇里，在路边摆摊出售。但当三峡大坝2001年竣工、大水库开始蓄水时，他们所住的镇子被拆除、淹没，他们被迫搬到更高处的一座新镇。　　大约此时，他们的二女儿倩秋出生，向菊的父亲去世。当地的一胎政策已经过调整，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夫妻在7年后生育二胎，以阻止杀女婴行为。　　就在小家庭扩大之际，夫妻二人的小生意却遭遇一股强大力量的冲击。他们的许多顾客是国企职工，而当时国企一家接一家破产，此前一直以为自己终生享有“铁饭碗”的职工被裁。　　随着这些新下岗的职工到大城市务工，他们能够自己买鞋，回家时还会为亲友带鞋，不再从向菊和向里红那里买鞋。到了2007年，夫妻俩生意破产，还欠下当地一家信用合作社3万元人民币的债务。　　破产后的第一年，向里红靠着骑三轮摩托车拉货挣钱，向菊则在家照顾女儿。但在2008年，艰难的处境促使她走出家门，在步行距离几小时之外的一家灯泡厂工作。她说：“我们急需还贷，还要为女儿上学做打算，为了拯救家庭，我成为了农民工。” 　　她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每月能挣800到1000元。但工厂的空气毒性很大，她不得不把一部分工资花在中药上，大多数夜晚因为咳嗽而无法入睡。“我在那干了一年，但工厂毒性太强。实话说，如果再多干一段时间，我命都没了。” 　　呆在家里恢复期间，向菊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介绍政府组织的北京家政就业安置计划。通过全身体检后，她在一座地级市接受了10天的培训，然后被送往北京。在北京，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名女性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以“劳动模范”的身份受到欢迎，然后被送去参加15天的军训。　　她很快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户人家做饭、打扫卫生、照顾一名一岁的小孩。孩子的母亲是中国某顶尖大学的教授，父亲整日在家炒股。“刚开始干活时，我是真的能‘吃苦’，干活很卖力，”她说，“他们对我很好。大约一年之后我回家过年，他们告诉我：在下一份工作中不必如此诚实、可靠、任劳任怨。” 　　当时是2009年，她的第一份工作月薪1700元。到2014年底，她已先后为5个不同的家庭服务，月薪涨到7000元。　　经济学家们表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最佳证据，便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工资上涨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供需，表明中国的整个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表示，他也是最早发现中国触及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家之一。“刘易斯拐点降临中国的时间早于其他经济体，也早于我们的预期，部分原因是前些年的经济增长如此迅猛，但也是因为一胎政策的扭曲影响。”　　　　初抵北京时，向菊的唯一目标是挣足够的钱偿还家庭债务，供两个女儿上学。但随着时间推移，她的期望发生了变化，梦想也越来越大。从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轻女子，她变成了害怕变胖、追随新潮减肥计划的中年女人。　　就连她说话的方式也变了。在英国，从曼彻斯特、利兹或格拉斯哥去伦敦的人会渐渐软化自己的口音，直到听起来像是泰晤士河流域出生的人。就像他们一样，向菊浓厚的农村腔也转变为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小时候的我没有希望和梦想——我只管有饭吃、有衣穿。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只想赚足够的钱，”她说，“现在我认识到这不够。我不满足。我现在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公司。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实现。” 　　但在眼界渐宽的同时，她失去了许多曾经拥有的东西，忘却了成为农民工的初衷。两个女儿都说父母不在身边影响了她们的学习，向菊自己承认婚姻名存实亡。她与丈夫一年只见一到两次面，通常是在过年前后。尽管手机聊天应用的兴起让她与女儿们保持频繁联系，但她不愿意与丈夫向里红通电话。　　就在向菊去村子拜访姑姑的次日，她的丈夫不期而至。夫妻六个多月来的第一次交流话不投机，很快演变成一场激烈的争执。　　45岁的向里红矮瘦、结实，脸庞黝黑、俊朗，轮廓鲜明，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他在家里八个兄弟中排行老七，父亲在他两岁、弟弟只有40天时自杀身亡。他平静地解释道，事情发生在1973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晚期，许多人忍饥挨饿；他说，在接近饥荒的情况下养活八个小男孩的压力让父亲疯了。　　11岁那年，向里红从村里的学校退学，帮忙种庄稼，喂养家里养得起的寥寥几只鸡和猪。不到一年后，他的母亲在睡梦中去世，他和五个兄弟只好在茅草房的家里相互照料，靠着村里分的几亩地维生，直到他们相继成家搬走。　　“第一次看到向菊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于是我一直追她，直到她同意嫁给我，”他说。　　自2010年以来，他也是一名农民工，在中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忙碌——包括南方热带岛屿海南岛的一座核电站。去年8月，他与几百名工人飞往喀麦隆，为一家中国国企建造水电站大坝。　　他成了家里第一个出国和坐飞机的人，理论上工资也很高——每月1.2万元人民币，而且包吃包住。　　一到喀麦隆，他就不喜欢这个地方。中国工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建筑工地，但有一次他被允许离开工地，在首都雅温得游览一天。他说，他意识到中国是个多么美好、繁荣的国家。“他们的首都还没有我们的小乡镇好！”他说。　　两个月后，他患疟疾不能出工。一个月后，公司克扣了他的工钱，用不到两个月的工资打发他回国。去年10月回国后，他受雇在宜昌修建公寓，但时值全国房地产低迷。当他准备回家过年时，公司称没钱付他工资。　　麻辣鱼火锅、海带汤、炒荷兰豆、辣椒炒土豆丝，一瓶喝起来有中药味的辛辣白酒，组成了家里的晚餐。向里红在餐桌上大倒苦水，却始终不敢正眼看妻子。向菊看着丈夫，脸上带着不屑的神情。　　“她连话都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我跟她道歉过很多次——不能给她想要的，不能给她富裕、稳定的家庭，”他平静、和气地说道，“我们每年只能见面一个星期到10天，也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什么把我们维系在一起。” 　　多年来，向菊与家境优越的北京雇主相处，普通话越说越好，而向里红只能与出身同样卑微的工人打交道，不会说当地方言的人几乎听不懂他的口音。　　　　（图：神农架镇——向菊的母亲与向菊的弟弟一家住在这个山中小镇上）　　第二天，伴着冬末的飘雪，夫妻二人坐上了翻越峡谷的长途客车。向菊仍然不愿和丈夫说话，两人分坐在客车的两端。六小时车程的那头，他们的两个女儿正在神农架的车站等候。向菊的母亲与向菊的弟弟一家住在这个山中小镇，全家将在那里过年。　　小女儿倩秋搀扶着向菊一瘸一拐下了车，两人之间几乎什么也没说。大女儿琴琴根本没跟母亲打招呼，而是走开，去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家人载到家里的卤肉店。　　店铺的后堂洋溢着节日气氛，向菊驼背的70岁母亲和弟妹正忙着准备年饭。向菊一家坐在后堂里，爱唠叨的弟弟在招待排队购买卤鸡爪、卤鸭脖、卤猪蹄、卤猪尾、卤牛蹄筋、卤猪耳朵皮、卤鸭胗的顾客。　　中国春节与西方世俗化的圣诞节相仿，家庭团聚、大吃大喝，还有大量鞭炮和焰火增添喜庆气氛。全家围桌而坐，开始年三十中午的年饭时，小镇和四周的山上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21岁的琴琴身材微胖，心思慎密，她在武汉一家技术学院学习工厂管理。午饭后，她说起了父母离家打工后姐妹俩学习成绩严重下降的事。“我们是被遗弃的孩子，”她半开玩笑地说。　　她还说，自己经常跟母亲起争执，而且，尽管她认为父母双方肯定都对夫妻关系恶化负有责任，但至少父亲在试图改善，而母亲说不出甚至不愿说出真正的问题所在。　　　　（图：打算回家过年的返乡者排队等待上车）　　向里红午饭畅饮了一瓶白酒（酒劲很强的中国烈酒）。饭后，他在神农架周围的山丘上散步时敞开心扉，述说了自己的婚姻状况。　　“这本该是一年最幸福的时光，但我过得太惨了，甚至想过自杀，”他说，“我俩结婚时我告诉向菊，虽然我没文化也不是很聪明，但只要我有双手，我就会保证它们派上用场，照顾家庭，搞好生活。但去了北京之后，她的期望变了，她觉得自己想要更多的东西，我已经给不了她了。”向菊坚称，自己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返回老家向家湾，自己种菜吃，过简单的农村生活。　　但鉴于她是农民工，腿部手术又是在北京市内的军队医院完成，她的近7万元医疗费很难得到政府报销。这使她再次背上债务，也意味着一旦腿伤痊愈，她得继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望还清债务，重新存钱。　　在某个层面上，她也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被浪漫化的童年农村生活，另一边是改变了她的大城市。“一旦性格和期望变了，就没法回到从前了，”她说，“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尽自己的努力保障女儿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不要到头来又成了大城市的农民工。”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得出与向菊相同的结论。中国农民工进城大潮如今开始逆转，特别是考虑到相对于拥挤、污染的城市，农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的多年投资。数亿农民工的辛酸故事合在一起，使推动中国经济30余年的社会/经济模式渐渐落幕。　　世界人口最多国家及其经济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像向菊一家这样的亿万人的选择和故事，他们已经厌倦了在城市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报道。前新闻助理谷禹补充报道。摄影：格雷姆?尼科尔(Graeme Nicol)；路透社(Reuters)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