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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埃塞俄比亚隔离酒店的大堂，站满了等待回家航班的中国同胞。在坐上回家的飞机之前，每一秒都是变数。3万多元的单程机票说取消就取消；为了赶一趟好不容易抢来的航班，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坐车穿越“死亡”公路；终于躲过熔断，扛过检测，又因为不靠谱的航空公司，被无限期滞留在中转国家…… “现在能回国，相当于中了彩票”，而更多人，可能连买彩票的资格都没有。这是一场耗尽力气的回家之旅。然而，熬过这一劫，并不意味着结束。晴天霹雳所有人都沉默了。就在几分钟前，Hola和朋友还在嘻嘻哈哈，挤在一起追剧、吃零食。看到消息的那一刹那，气氛瞬间降到冰点。众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0月31日，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公布了回国新政：当地时间11月7日0时起，自尼出发搭乘直飞航班回国的人员，需要在登机前48小时内，完成核酸和血清IgM抗体的“双检测”；获得“双阴性”的证明后，向驻尼使领馆申领健康码。而对自尼出发，经第三国中转乘机回国的人员，需要分别在尼日利亚和中转地登机前48小时内完成相同的流程。在此之前，多个驻外使领馆也发布了内容相似的公告。“双阴双检”，已成回国定局。 Hola回国的机票已在10月中旬买好。按照计划，11月19日，她会从尼日利亚的卡诺出发，经由首都阿布贾飞往开罗。在开罗机场中转5个小时后，她就能坐上回家的飞机。“双检”这一声晴天霹雳，让一切翻盘重来。核酸检测是“老要求”，但原先的规定是在登机前72小时内出具阴性报告。新政不仅缩短了有效时长，还增加了IgM抗体和中转地检测的要求。 IgM是什么？怎么测？尼日利亚有没有检测机构？能不能在48小时内出结果？核酸阴性，IgM阴性，代表被检测者是“康复者”或者“未被感染的正常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中转地“双检”又该怎么操作？尼日利亚还没有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线，要想回家，必须中转。原定的行程中，她只在开罗机场呆5个小时，任谁也无法完成“双检”要求。这意味着，为了检测，她必须入境埃及，在人生地不熟的开罗停留至少两天。所有准备工作，重头做起。政策在收紧，回家相当于“买彩票”，改签也没有那么容易。为了回家，一股脑儿加了好几个票代和机票群。（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每周，埃及飞广州只有一班飞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这是民航局的规定。即便“中了奖”，抢到了票，也不一定能走。因为如果之前的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该航线航班将被熔断，暂停运行1周；达到10个的，暂停运行4周。 “双检”突如其来，政策说变就变。夹缝中的Hola觉着异常煎熬。她急着回国考试，如此一来，很可能被耽误。 Hola不敢和父母倾诉。她刚毕业，就不顾父母反对来非洲工作，现在发生变故，只能憋着，况且“告诉爸妈，他们只会更紧张。” 等待期间，Hola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一个念头在她脑子里盘旋，“还能回家吗？” 一波三折 11月4日，驻尼使馆公布了指定的“双检”机构。3天前，驻埃及使馆也公布了其认可的实验室与医疗中心。这意味着，Hola不必再为检测担心。然而，同样是在当天，民航局发出了第十份熔断指令：埃及航空10月23日入境的MS958航班，核酸检测阳性旅客6人。自11月9日起，暂停该航线航班运行1周。 “是我的航班！”Hola心里一惊。好在她足够幸运。成功改签后，她只需要提前两天到达开罗，进行二次检测，回国的航班还是19号起飞，那是MS958被熔断后复飞的第一班飞机。她踩着点，得以“死里逃生”。相比之下，同事Rigin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她的航班在熔断期内，机票被取消了，只能等待票务安排。截止至1月5日，民航局已累计向中外航空发出熔断指令147次。 11月5日早晨，6:59分，Rigin迷迷糊糊醒来，一看手机，票务在凌晨5点30连续给她打了7通电话。 “11月7日，MS878，阿布贾飞开罗。11月10日，MS953，开罗飞杭州。可以吗？” “着急，速回我。” “就一张票，让他们尽量留着，等你的确认。” “你来得及吗？” 来得及吗？已经5号了，7号就要飞，她还得提前去阿布贾做检测。从卡诺到阿布贾也已经没有时间合适的机票了。倒是可以坐车去。但是尼日利亚治安复杂，长途车程一般要带上大兵。她一个女孩子，安全吗？来不及也得来得及，不安全也得安全，Rigin还是决定拼一拼，赶这一趟。她赶忙联系司机，收拾行李。当晚，她从卡诺出发。在浓郁的夜色里，车辆一路飞驰。路上车胎还爆了两次。在近10个小时的连夜跋涉后，她到达阿布贾，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熔断，是听天由命的事情。在此之下，幸运成为了一种比较级。对比起Hola和Rigin，乐乐的运气可能更差。 31岁的乐乐在埃塞俄比亚工作。8月，他买下第一张回国的机票。假如一切顺利，11月6日，他会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发，经由迪拜中转，飞往广州。进入10月，疫情反弹，频繁的熔断找上门来。自10月末以来，EK362，这班本该载乐乐回家的航班，就被取消了3次。他反复改签，又反复失败。最后，阿联酋航空直接告诉他，后头航班都没有位置了，请排队，无论是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请等到2021年3月，“如果有人退票，我们会安排您优先登机”。 “你说，这个形势下，怎么可能有人退票？” 假是提前请好的，接班的人也到位了。行李收拾好快两个月了，却没机会上路。 11月14日，汉莎航空突然宣布，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设立快速检测中心，为赴华旅客提供“双检”。这本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奈何没人愿意冒险做“探路者”。乐乐决定搏一搏，“闯，还有一线希望”。行李收拾好3个月后，乐乐终于拖着它来到了值机柜台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他马上联系了票务，买下一张约3万元的机票。 16日，两天后，他从埃塞出发，飞往德国。路上，他心里有一丝丝忐忑，但更多是“无所谓”，“能走，是皆大欢喜。不能走，再另寻出路”。他意识到，回家已然成为一场赌局，能不能“中奖”，不是由他说了算的。 17日，当地时间凌晨5点，他落地法兰克福机场。在疫情的影响下，这个全球第二大的航空枢纽也变得空荡荡。非申根转机区域的检测中心，可能是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站满了等待“双检”的中国面孔。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旅客寥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1个小时后，乐乐带着“双阴”证明和绿色健康码，坐上了飞往沈阳的飞机。终于，终于能回家了，他想。乐乐飞离德国4天后，汉莎航空宣布，法兰克福机场内的“双检”中心不再接受自非洲始发的赴华旅客。弹尽粮绝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中奖的运气。 37岁的红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躲过了熔断，扛过了“双检”，最后却因为“撒谎”的航空公司，被滞留在了中转地——亚的斯亚贝巴。这座城市是非洲大陆连接世界的交通枢纽。每天，无数人经由此，飞进飞出。他却被困在这里。超售机票的埃航把他的航班，优先安排给了此前滞留的华人。同红星一样的被“骗”的，还有经非洲各国来此中转的近170位同胞。滞留第一天，绝望。防疫物资不太够用了。19号晚到埃塞首都，20号晚回家，这是原定的行程。随身携带的物资都是按照一天的用量来准备的。好在女生们用自己的化妆瓶，去隔离酒店前台装了些免洗洗手液来，还能撑会儿。但防护服只剩一套了，口罩、一次性手套和酒精喷雾也所剩无几。和埃航工作人员交涉总要先保护好自己吧？万一这期间感染了，就真完蛋了。在亚的斯亚贝巴隔离酒店的大堂，被滞留同胞们等待埃航前来协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滞留第二天，绝望。红星在刚果（金）工作，两年没回家了。好不容易轮到他休假，再迟疑一下，下一次回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次回国，他没有告诉家人，想着圆满落地再和他们联系。妻子打来电话，要求视频，他害怕被发现，只好找一面白墙做背景，说自己一切都好。滞留第三天，绝望。埃航不断承诺，优先安排红星这批中转人员坐下一班飞机走。那下一班飞机的同胞怎么办？他们也急，也是等了又等，也买了“高价票”的。中国人回家都不容易，他一点儿不想占别人的名额。这个座位，他坐着也是如坐针毡。红星买到了一张“假彩票”，而对于另一些在非务工的华人来说，他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有。在非洲300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大陆上，在60个国家与地区中，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非、卢旺达这5个国家开通了直飞中国的航线。对大部分在非华人来说，中转是他们必须要跨过的坎。 32岁的大表哥被困在佛得角。这个位于西非的国家漂浮在大西洋上，由10个大大小小的火山岛组成。在一张比例尺为1:1.3亿的世界地图上，佛得角被缩小为一些零星的小点，几乎不被人注意。地图尺寸被缩小后，佛得角，成为了一个点。要从佛得角回国，最方便的方法是经葡萄牙的里斯本中转，但现在这个计划已成空谈——里斯本机场不能做快速检测，也不支持落地签。为了回家，他几经思考后，在微博上发出求助：“从普拉普（佛得角首都）-里斯本-迪拜-曼谷-广州，在里斯本和迪拜还需要做检测吗？” 2个月前，大表哥因外援项目逆行来到佛得角。工程现已结项，回国遥遥无期。工地上还有几十号期盼回国的华人劳工。在一封求助邮件中，大表哥写道：“我们深知国内抗疫的艰难，也支持双阴检测的要求。但是请给我们远在非洲的劳务工人一丝回国的希望。” “只要能回国，要付出再多也愿意”。然而，现实是，政策正愈加收紧。自11月以来，国内几家航空公司也相继宣布暂停承运自非洲始发，经第三国中转赴华的旅客。能走的路正越来越少。何以为家没有人会向往非洲的生活。 “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当红星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去非洲工作时，他这样回答。刚果（金），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那里，红星的日子不算艰辛，但却比想象中要单调乏味许多。每天，宿舍、食堂、公司，三点一线。他到点上班，到点吃饭，到点睡觉。 “非洲不比国内的，这里不能逛街，也没有什么外卖。我们到了饭点就去食堂，去晚了就没有了”。疫情肆虐，街边的小商铺也倒闭了不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非洲生活，是没有任何娱乐和私生活可言。” 姚先生在安哥拉工作。他是外援项目的随队医生，驻扎在首都罗安达4年。在那儿，他见过设施简陋的生活区。罗安达，这座城市西临大西洋，每逢雨季，海风卷着水汽而来。工人们的洗漱棚又搭在室外，经常趟着水摸黑去上厕所。一些当地人对华人也不太友善。疫情期间，她去超市囤货。排队时，人们都站得离她远远的。有人直接告诉她：“你不应该站在这儿（排队），你应该等大家都走了再去结账。” 疫情仍未完全消退，当地政治家却开始嚷嚷复工复产。Hola很害怕，还是老老实实戴口罩，公司的非洲员工却觉得没必要：“这里这么热，Corona早走了！Remove your mask！Forget about it！（摘下口罩，忘记病毒）” 防疫疲软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自3月13日，埃塞俄比亚报告首例确诊病例起，乐乐就预想到了疫情在这里的走向。当地政府确实做出了“努力”，封锁、颁布禁令，但是很少人遵守规则。 “如果不戴口罩要吃牢饭，埃塞的监狱估计不够用”。 9月，在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万，每天仍有超过500例新增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迎来了传统新年。节日当天，当地人在各个地方组织起露天派对。彼时，乐乐在园区，透过窗户看到楼下空地上扎堆的人群：坐在同一排的人们紧挨着彼此，手臂贴着手臂。前排的人稍微转个头，与后排鼻息相交，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庆贺新年的当地人，排排坐，也不戴口罩。当天，埃塞俄比亚新增病例为789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夜晚，巨大的火把被点燃。人们再次聚集，载歌载舞。他俯瞰着沉浸在欢乐中的人群。眼前的光景让他怀疑：疫情是真的还在吗？只有每天更新的数据，能让他认清现实。乐乐想回家了。在外漂泊3年，回国的念头一直在心里生根发芽。眼看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治安越来越混乱，他对未来深感失望。回国前，他正式递交了辞呈，辞去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回家吧，他对自己说。航海梯山终于落地了。 Hola脑袋嗡嗡地响。从开罗到广州，整整8小时39分钟，她没有摘下过口罩。为了安全起见，她戴了两层口罩。外面一层N95，里面一层蓝色的医用外科口罩。机内空调的热风吹得人喘不过气，Hola感觉晕乎乎的，耳后根被口罩的细线勒得生疼，钢圈死死压住脸颊，给予她微妙的现实感。回国，从头到脚全副武装才安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庆幸的是，她不太怕热。防护服虽严严实实裹在身上，倒没有特别折磨。同行的好些大叔早已满头大汗，呼出的热气喷在护目镜上，起了一层水雾。更多是觉得累，又累又渴又饿。彼时，距离她出发已经过去近144个小时，一路坎坷。她有些委屈，“为什么回家会这么难？”。离开尼日利亚的前一晚，在防疫健康码小程序上申报材料时，因为漏传承诺书，使馆直接给她下发了“红码”。重新上传后，又因为网络问题，一直显示黄码。她开始急躁。一整个晚上，她都在为健康码烦神，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好。凌晨2点，惊醒，黄码。凌晨3点，惊醒，黄码。几乎是每一个小时惊醒一次，反反复复，一直到天亮，还是“黄码”。刺眼的黄色让Hola顿时丧失了食欲。草草扒了几口白粥后，她赶往机场，慌慌张张地连口罩也忘了戴。安检口偶遇的中国阿姨看到她，吓坏了，“你怎么能不戴口罩！”，一边唠叨着一边掏出自己的“库存”塞给她。临登机前，Hola又尝试着上传了一次材料。候机厅的3G网差得不行，加载的圆圈转了又转。结果，使馆退回了“红码”。 “信息不全，审核不通过。” “明明全了！”护照截图在，阴性的证明在，承诺书也在，明明都全了，Hola急哭了。都这个节骨眼上了，她还在不断碰壁，“大不了不回了，我不回了行不行”。眼泪止不出地往外冒。登机口的中国同胞看她形单影只地站在那儿哭，一个两个都上前帮忙。幸运的是，刚好有一位大叔在使馆有认识的人，他直接联系了操作后台的工作人员。几分钟后，码变绿了。好不容易上了飞机，Hola却开始感到饥饿。封闭的机舱内感染风险高，她本是做好了全程不吃不喝的打算。“但我真的太饿了，特别特别饿”，早晨的几口白粥早在肚子里消化光了，她有些低血糖，连带着头也开始重起来。飞机上发的餐食，一口都不敢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实在忍不住了，她拆开了飞机餐中的小面包，四周的中国乘客立马看向她。旁边的大哥连忙提醒：“姑娘，你胆子咋这么大，别吃了”。不吃不喝似乎已经成为了国人回家的“基本常识”，乐乐的“战线”拉的尤其长。从埃塞飞往德国时，他直接告诉空乘：“请不要给我派餐”。落地后，他又马不停蹄赶去检测。直到完成二次“双检”，他才在机场买了点快餐，就着水补充体力。他也不敢买多了，怕吃多了喝多了会想上厕所。受疫情影响，法兰克福机场不再允许餐厅堂食，只能外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法兰克福机场，商铺大多关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揣着食物，乐乐快步走到远离人群的地方，掏出随身携带的酒精喷雾，对着空气和座位一顿猛喷。然后，他才放下心来解决这一顿饭。再不吃东西，残存的体力难以支持下一段不吃不喝的航程。可是，一个汉堡又能撑多久呢？到了后来，体力值在持续走低，双层的口罩还紧紧闷着口鼻。他开始喘不上气，甚至开始怀疑：“我不会是被感染了吧？这不就是新冠的症状吗？” 这样的极限状态持续了近38个小时。机场流调区，都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同胞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终于落地了。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沈阳”两个中文大字映入眼帘。 “叮！” 手机屏幕上蹦出一条又一条中文短信，让人觉得好亲切。申报、信息核查、测体温、做核酸、信息二次核查，完备的流程走完后，他被带去取行李。行李早已被提前归置好，消毒水的味道一下子冲入鼻腔。 “安心的味道”。在酒店隔离的第二天，沈阳下起初雪。乐乐以前未曾踏足过北方，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见识到北国风光。在阳台上喝咖啡透气时，他惊喜发现有雪花落在一角，凝结成剔透的冰晶。被初雪覆盖的沈阳，在日光下，显得格外明亮而纯净。（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从14号决定“闯回国”，到18号落地入住隔离酒店，他的体重整整降了5公斤。但没关系了，都结束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每一次呼吸都是自由的感觉，每一口空气都在唤醒疲惫的身体。真好，他想。平行世界在彼此都经历了漫长且坎坷的回家“征途”后，Hola和Rigin，在宁波见面了。南方秋日正好，空旷的街道一旁有一颗梧桐树，叶子灿黄灿黄的，在一排绿树里格外显眼。两个女孩儿摘下口罩，在这颗高大的树下拍了好些照片。 Hola和Rigin在宁波相见后，一起去了云南。在那里，她们见到七彩祥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在平静的日子里，再回想起十几天前的经历，姑娘们仍觉得心有余悸，但更多是“庆幸”。 12月16日，民航局宣布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5人，暂停运行周期由1周延长为2周。 “再晚一步，就真回不了家了”。被困埃塞俄比亚6天后，红星也终于搭上了回国的飞机。对他来说，被滞留的“囧途”留有许多痛苦，但好在，他仍是幸运的那一个。当时，由于待安排的人员实在太多，仍有几十号人未能同他一起，踏上回家的路。这一张来之不易的机票，也成为了过去。（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对于Hola、Rigin和红星，“逃离”只是暂时的。在未来的某一天，三人还将回到非洲。在离家8000多公里的某个角落，也许会重新被隔离，被禁止外出，戴上口罩，面对不爱戴口罩的当地人，面对工作与生活。我们没能再联系上大表哥。他的最后一条微博停留在2020年11月17日，定位于佛得角。 “针对一些小众国家，没有直飞，又没有中转国签证无法实现中转双阴检测的。会有新的优化政策吗？#非洲回国#” 新年来了。 12月31日跨年夜当晚，乐乐在市区和大家一起放了气球。大街上挤满了人，乐乐淹没在人群中，笑声、交谈声在他耳边环绕。这一方热闹的场景，这一方热闹且令人安心的场景，他好久没有体验过了。 “5！” “4！” “3！” “2！” “1！” “新年快乐！” 他松开了手中的细线，氢气球飞上了天。抬头一看，五颜六色的彩球布满了天空，衬得夜色更加浓郁。 “2021年，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在心里，他默默许愿。（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变成机器。” “你可以试试大使馆的移民部门，那里应该适合你。”劳森伯格先生对我说——彼时我刚办完上份工作的离职手续，上司劳森伯格请我吃饭，还给我出谋划策。他是法国犹太人，曾任巴黎地区法官，后被派驻法国驻华使馆任参赞。 “你是法学专业，做签证官可以实践法律，”他对我说，“需要我的推荐信吗？” 恰逢某国驻华使馆移民部招聘，我带着简历和推荐信去应聘，很快就收到了笔试邀请。安静的使馆区，到处是铁丝网。使馆区内很安静，建筑被铁丝网包围，面试那天，我被保卫拦住： “你不能上台阶，下去，保持距离。”我懵了，明明是公共人行道，为什么不能走？他不依不饶，我只好照做。“你来应聘的吧？过安检！”保卫语气很严肃，这成了我对使馆的最初印象——神秘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直到我戴上工作证、正式成为一名使馆员工后，他的态度才180度大转弯，和呵斥我下台阶时判若两人。北京某大使馆外，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武警。图源：Sipa 每天一大早，使馆外就排起了队，形形色色，都是来办签证的人。队伍两端，一边是不苟言笑的武警，另一边则是趁机做生意的商贩，有人卖矿泉水零食，有人做移民中介，还有“代理排队”的黄牛。使馆内是另一番景象。人们肤色各异，讲着不同的语言，有的打扮精致，有的不拘小节，有在哺乳室喂奶的办公室母亲，也有在院子里遛娃的外交官，氛围轻松，和外面焦急等待的申请者们形成对比。为了尽快上手，我很快就钻研起业务来。表面上看，签证官的工作和法官一样，都是审判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工作流程也和我在法院实习时差不多。但深入进去，我才发现其中的区别：首先，法院开庭听证、公开审理，移民局却不“开庭”，对外保密，在公正性和公共监督方面大打折扣；其次，法院杜绝重复诉讼，有两审、再审、申诉、检察院抗诉等救济渠道，而移民案的救济渠道却很窄，拒签后，申请人只能再交一次申请费，重新申请，或者在目标国首都总部通过律师申诉，过程十分漫长；再者，《移民法》本身就不健全，充满歧义，概念模糊。这就为签证的审核埋下了隐患。 01 “你看我们的同事，几乎都曾经是移民”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将是一份快乐的工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问我。”工作第一天，签证官法比安热情地欢迎我。他祖籍阿根廷，喜欢吃中国菜，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渐渐地就熟络了起来。移民部门有近百名员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签证官还都曾经是移民。有天吃饭时，我请教法比安：“为什么签证官往往自己就是移民呢？你看我们的同事，几乎都曾经是移民，移民局青睐录用移民做签证官吗？” “这是个好问题，你观察得很细致。”法比安说，“我不敢对移民局的用人标准下结论，但可以讲讲我自己。作为移民，我想说我不仅喜欢，而且适合这份职业。” 工作午餐，法比安学习适应中国菜。移居X国前，法比安是阿根廷一家大型德国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千禧年后，阿根廷经济下滑，企业不景气，他萌生了移民海外的念头。为了移民，从小讲西班牙语的法比安苦练了几年英语，直到现在，他的口音仍然带有浓重的西班牙味。因为亲身经历过，他特别理解移民的难处，同时也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移民，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移民必须有好心态，能接受生活的巨大变化，并且有潜力去不断迎接新环境的挑战。以前我在阿根廷是中产，移民后，我要从低处做起，这是必须承受的。” 费尽心思来到X国，法比安却找不到HR高管的工作——这行要求非常熟悉本地劳动力市场，还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人生地不熟，甚至连人力资源的基层职位都够不着，最后只好从行政、文员做起，收入不高，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困窘归困窘，那段时间在底层摸爬滚打，法比安有机会接触到各色人等，这倒是为他日后考入移民局奠定了基础。我参加使馆的业务交流会。 “我以前是职业HR，看过无数简历，炼就了火眼金睛，这是我的优势。”法比安自豪地说。有次，我怀疑申请者的资料造假，便拿着案子和他讨论。一看到材料，法比安立即指出了问题所在：“这个人整过容！他本来长得不是这样。”他指着申请人的照片说，还给我分析了她的鼻梁骨结构、五官比例等问题。 “我会首先看人的长相，这是我当HR时的职业习惯，”法比安笑着说，“相由心生，错不了。” 不仅如此，这段个人经历还深深影响了法比安对案件的判断。一次，几个签证官对一件案子有争议。申请人本科硕士读的是不同专业，从事的职业也和专业不沾边，还经常跳槽，在很多公司和行业都待过。有签证官认为，职业路径混乱，可能意味着这人朝三暮四，不太稳定，出国后也许会动心思，不想回来。但法比安却对这位申请人十分欣赏，认为他经历丰富，能驾驭不同专业和领域，有开拓者精神，是有用之才。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这位幸运的申请者通过了审核。使馆的消防演习，很多移民官曾是移民。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了不同签证官对案子的审核标准有很大出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加斯帕身上。加斯帕是移民部两位非洲裔签证官之一。1970年，他出生在非洲多哥——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99年成功移民X国，考入移民局，成了一名签证官。至于如何从多哥奋斗到发达国家，加斯帕从来不讲。我只知道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留在多哥生活，而他走出了非洲，成了发达国家中产，还担任外派中国的外交官，获得丰厚的外派补贴。如今，他的妻子在美国生活，儿子就读于广州一所昂贵的美国学校，放学后回到广州珠江新城的高级公寓里，和父亲一起享受外交礼遇。这是一个阶层跳跃的励志故事。加斯帕对自己的工作颇感自豪，同时又保持着同理心，尤其是对那些和他境遇相似的当事人。供外交官家长阅读的亲子杂志里，国际学校广告展示的“精英教育”形象。有段时间，我接到很多委内瑞拉籍公民的移民案。和中国申请人不同，他们提交的身份、教育、财产资料很难在中国查证，我一时无从下手，便向更为资深的加斯帕请教。他对这种来自“落后国家”的案子颇有见解：“委内瑞拉遭遇了经济危机，国家濒临破产，很多国民都开始另寻出路。这些人一定在墨西哥申请过吧？” 我一核对，还真是被他说中了，当事人都有墨西哥旅行史，墨西哥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X国移民局在当地设有大型服务点，这里是拉美地区的移民枢纽。后来我又请教过其他签证官，发现没有人比加斯帕了解得更清楚。我不禁联想，他究竟是怎么从非洲“突围”的？难道也是经过墨西哥？这是他的秘密。广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区。图源：Sipa 作为名副其实的“非洲通”，加斯帕对广州的非洲黑人群体也有独到的见解。广州小北一带聚集了很多非洲人，不少人谋划着从中国向欧美移民。“申请者大多数是居住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 加斯帕发现了规律，“尼日利亚被称为‘非洲的中国’，人口最多，最喜欢出国移民，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中，绝对有尼日利亚人。” 虽然都来自非洲，加斯帕却不愿和他们混为一谈。已经出走20多年的他，不喜欢被当作非洲人看待。每当遇到非洲申请人的案子，他都看得很仔细，不知内心会有怎样的挣扎。他愿意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变成下一个自己吗？结果是，大部分非洲申请者还是被拒签了。 02 薛定谔的“自由裁量权” 如今想来，无论是法比安对冒险者的青睐，还是加斯帕对拉美、非洲移民的见解，本质上都是他们作为签证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领域，即使有严格的法律，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喜好仍能左右案子的审判结果。而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签证官，自由度往往比法官更大——签证审批是“独任制”，一人决定，全权负责，除非特别审查，否则其他签证官无权推翻对同一申请的决定。也就是说，对个案的判断，高度依赖签证官的个人理解。如果同一申请由不同的签证官受理，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有时，甚至会改变申请人的一生。北京三里屯东5街上的外国大使馆标识。图源：Sipa 我的同事卡洛琳就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在一次审核中，她通过研究资料的相关性，推断出申请者是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人质。 “即使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卡洛琳说。她当时负责给移民批居留证，某天，接到一位希腊女性移民的举报，说有个男人是移民黑户，在做贩卖人口的勾当，请求卡洛琳批捕他，把他关在移民看守所里，千万别放出来。“因为男人已经知道她举报了自己的事，一旦被放出来，女人很可能会被他杀死”。那个男人此前已经拿到了合法居留的资格，“我怀疑他是蛇头，但他坚决否认”。卡洛琳审讯了他一整夜，但还是找不到证据，“虽然那希腊女人说他有杀人倾向，可我没有证据断定他会杀人”。疑罪从无是法律规定，作为移民官，如果仅仅怀疑对方有杀人倾向就将他拘留，这是犯法的。卡洛琳没办法，只能放他走。说到这，她哽咽了起来。联合国于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003年到2016年间，全球被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总数呈上升趋势。资料来源：UNODC 就在放走男人的次日下午，坏消息传来——那男人真的把希腊女人杀死了。报案人是女人的妹妹，她愤怒地指着卡洛琳的鼻子骂：“就是因为你，姐姐被蛇头杀死了，她昨天已经说过，如果把那男人放出来，她会被杀掉，可你居然把他放了，你在杀人！” 说到这里，卡洛琳的眼睛泛起了泪光。我能感受到她对希腊女人的愧疚，但即使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她也不会被追责，因为她只是在执行移民法。 “从此我的良心受到深深的震撼，非常内疚，发誓决不让悲剧重演。绑架与人口贩卖，永远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事。在我发现申请者可能是人口贩卖受害者时，就一定阻止，即使只是合理怀疑。”卡洛琳语气坚定。从此之后，她拒签了一系列涉嫌人口贩卖的申请，阻止了一场又一场潜在悲剧。当然，这些申请可能并非人口贩卖，而是卡洛琳的过度想象罢了。北京美国大使馆前，排队签证的人们在移民申请中，移民局掌握着100%的权力，申请者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唯一的办法，就是讨好（satisfy）签证官——在材料上动动手脚，抬高收入，伪造学历和履历，让签证官相信他们无意留在国外。签证官被赋予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却很少有“枉法裁判”的追责，归根结底，在于那套漏洞百出的《移民法》——这套由目标国自己制定的国内法，却能跨越国境进行涉外管辖，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管辖外国人，本身就不太科学。有一次，中国签证助理对一份申请做背景调查。申请者自称是保健品行业响当当的“大佬”，还提供了很多自己路演的照片和广告。助理上网一搜，却发现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某百科词条里，相关搜索词条全是“某某卖假药”、“某某是骗子”、“某某是被执行人”…… 经过信用查证和电话访谈后，助理确定他是一家皮包公司的老总，招摇撞骗上了信用黑名单，申请外国签证是想卷钱跑路，“黑”在外国不走。助理向欧裔签证官解释了风险，可对方却不以为然，反而批示了签证——在他的理解中，这位申请者很有经济实力，可以为本国带来投资。就这样，中国的违法者成了外国的“经济推动者”。类似的，还有非法传销团伙顺利获得签证的例子。在外国签证官看来，中国的非法传销团伙不仅不违法，还有助经济发展。因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外国签证官不了解中国国情，以为全世界都如此。上班路上 “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不要像他们一样，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变成机器。”我的同事大卫说，“要像签证官一样思考。” 大卫是犹太人，2013年加入使馆移民部。他认为签证官需要更多思考，才能做好高难度的判断：“我们是在拿一套根据一国国情制定出的不切实际的移民法，去对文化差异巨大的外国人进行判断，然后为目标国挑选出最有利的来访者和潜在公民。” 来华一年，大卫遍读了英文版“四书五经”和中国哲学经典。据他观察，很多签证官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非常片面，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像国外“唐人街”里的华人一样——只知道赚钱、对社会毫不关心。 “签证官们应该在中国到处旅游，走遍大江南北，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人。你会发现，不是每个来申请签证的中国人都那么向往外国，也未必都想留下。现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外国更需要他们的到来，而不是他们需要来外国。”大卫说。相比于那些看谁都像偷渡客的同事们，签发签证时，他的态度要开放得多。 03 “如今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 市场经济讲求“用数字说话”，近年，这种思维也蔓延到了移民局。 2018年，部门主管开始统计全年的申请总数和签证费收入，就连每个签证官的平均工作量也纳入了考核——这直接关系到员工能否升职加薪，领导能否晋升。除了审核签证，每天下班前，我要填表汇报当天的工作内容和完成的数字，细致到每小时。领导还专门安排了人手，每周每月做数据统计报表。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觉得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审批数量和速度都在考核指标里，唯独没有质量要求。因此，申请者花了大价钱准备的申请资料，在签证官面前不过是几十秒一闪而过，因为签证官需要速度——用最快速度，做出一个对自己最有效的决定，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举办投资贸易宣讲会，是提高签证申请量和吸引移民的办法。为了创造业绩，我的部门领导也开始给自己增加工作量，时不时就来办公室转悠，默默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要是发现员工不在工位上，便开始暗暗计算对方离开的时间。有次，一位同事从洗手间回来，被领导叫去问话，要他解释“为什么上厕所需要20分钟”。大家觉得这种管理方式荒谬至极，开始怨声载道起来。但尽管如此，面对公派海外的优厚待遇，能抵御诱惑的人寥寥无几。压力与诱惑之下，有人动起了和核心业务不相干的心思。从2016年开始，每回部门举行节日联欢会，同事费尔南多总是费尽心思坐在首席参赞身边，想着多陪几个笑脸。工作日休息间歇，我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在办公楼外抽闷烟，郁郁寡欢。一聊才知道，原来他的职位即将被裁撤，他很可能被召回总部，离开中国。万圣节前夕，使馆区的外国超市门口卖起了南瓜。在移民局体制里，升职和公派海外，是评判一个人业务能力的标准。在本国的移民局工作，充其量只是个领固定工资的普通工薪族。公派海外，不仅能获得外派、住房和子女教育补贴，还能享受外交礼遇，生活质量提高一大截。众所周知，中国是很容易出业绩的地方，这里申请量大，KPI好达成，因此更容易升职，是移民官争相想来的国家。费尔南多原本是个工作认真的签证官，但因为没讨得大领导的欢心，如今正面临着即将离开中国的尴尬。 “你以为我喜欢讨好领导吗？如果不讨好，我就不能留下来，就不能认真去看那些申请了。我很想给中国的申请人提供专业的审核，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但如果我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一切就无从谈起。”费尔南多说。后来，他还是离开了中国。使馆经常举办酒会和社交活动，签证官的工作表面很光鲜。近年申请总量下降，签证官的收入也随之下滑，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高收入“金领”了。 2004年，签证官伊丽诺加入了移民部，至今工作了16年。“2008年之前，我每天都打出租上班。可现在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过去中国经济落后，外国的钱拿到中国消费就很宽裕；中国劳动力也便宜，外国使领馆用很低的工资，就能吸引到中国高水平人才。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越来越多行业愿意提供更优厚的待遇。面对这个变化，使领馆却无动于衷。 2017年，使馆贴出一则招聘广告，想给大使招一名御用厨师，要求“中英文流利，精通中西菜肴，且要有10年以上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的工作经验”——我不禁汗颜，纵观当时北上广深的五星酒店，行政总厨的年薪在70万上下，相较之下，使馆开出的14500元月薪实在少得可怜。眼看着其他行业工资不断增长，而移民局的工资依旧是十几年前的水平，伊丽诺觉得，这份工作唯一的好处，可能只有“稳定”了。使馆区紧挨着奢侈品购物中心，每日经过这样的橱窗，却消费不起。这种“稳定”也并不绝对，这年头，使馆也在裁员。 2012年，移民部就裁掉了一批员工。“当时大家当然很惶恐了。”伊丽诺说，“可后来证明，裁员不见得是坏事。被裁的人都拿到了一笔经济补偿款，有人用几十万的裁员补偿款去创业，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国际教育幼儿园，收入比在使馆时还好。” 签证申请量下滑，加上人工智能终有一日会取代人力，越来越多的人未雨绸缪，主动选择离开。在中国当了5年签证官后，33岁的查理·梁递了辞职信，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当经理。他觉得这份工作收入少，除了做一辈子签证，没别的出路，不早点跳槽，以后怕是没机会了。华裔签证官比尔·刘也辞职去了上海发展，和合伙人开了公司，彻底转行。在使馆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为自己终于离开这个地方感到高兴。位于北京使馆区的公寓话虽如此，依旧有人不断闯入这座“围城”。华裔签证官陈柯幼年随父母移民海外，考入当地名校，攻读生命科学专业，收入本可以是现在的好几倍，可他还是选择了使馆的工作。 “在国外孤零零的，没归属感。我想稳定下来、成家立业。”考入X国驻华使馆后，他马不停蹄地相亲、买房、结婚、生娃，继续审核那些像他父母当年一样，渴望出国的中国人。有人则和陈柯相反，从中国折腾到国外，但做的还是一样的工作。在使馆工作多年后，李念带着太太儿子办理了移民，如今正蜗居在国外的出租屋里。他读传媒专业出身，原本打算在国外大展宏图，但传媒是非常依赖语言文化环境和人脉的行业，李念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当地移民局继续当签证官。 “为了儿子，我只能这么将就一下了。”李念说，“移民第一代往往是牺牲品，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可以少奋斗大半辈子。” 2017年，我从北京使馆调任至广州领事馆，5年里接手了数万件移民案，把移民法领域该学的、想学的，都认真实践了一遍。新的发现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有重复。我意识到，再继续下去，就真成了大卫口中的“流水线零件”了。这份工作经历固然独特，但还有更多的领域值得我去努力。 2020年，逢着疫情，我也辞去了工作，开启了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