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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男子申请妻儿团聚被IRCC气疯

一名魁北克男子去年花了1万多加元提交了担保移民申请，想将他的古巴妻子和她的儿子带到加拿大。但上周移民部突然告诉他，他们丢失了档案，他必须重新申请。 "我的妻子不是一块脏抹布，她是一个人，就像审查和核实这份申请的人一样，都是人类，"受挫的Yves Charbonneau在接受National Post采访时说道。图源：COURTESY YVES CHARBONNEAU “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以确保申请的完整性，”他补充说。“我不是在向政府请求施舍。我所要求的只是让我的妻子能够来这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一家人一样生活，让她（和她的儿子）摆脱那里的苦难。” 现年65岁的Charbonneau在建筑行业工作。他说，2020年1月，他在古巴度假时候，对50岁的酒店的工作人员Elbis Vega Suarez一见钟情。一年后，两人在古巴举行了婚礼。当Charbonneau回到加拿大，就开始为妻子和她的13岁儿子准备家庭团聚移民申请。他说，准备申请花费了他超过1万加元，因为他需要往返古巴从家人和地方当局那里收集必要的文件，还要支付律师费。除此之外，他还在古巴购买并装修了一栋价值5万加元的房子，供妻子和继子以及他自己频繁访问古巴期间居住。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Charbonneau和他的律师于2023年2月通过联邦政府的在线门户为妻子和继子提交了申请。 Charbonneau与加拿大移民部（IRCC）之间的传奇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Charbonneau的律师提供的文件显示，四个月后，IRCC要求Charbonneau将他的纸质申请文件邮寄到新斯科舍省悉尼的办事处，因为该机构想要查看一些文件上的原始签名。律师表示："自从IRCC创建了在线申请门户以来，我一直通过该门户帮助客户提交申请。要求我们提交纸质申请是一个特殊情况，不是常规做法。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求我们重新提交。" 2023年11月，Charbonneau寄出了一份包括大量敏感个人信息的纸质申请到新斯科舍省，其中包括他家人的护照、出生证明、报税表以及他的社会保险号的复印件。加拿大邮政的跟踪数据显示，该包裹于11月13日发送至IRCC办公室，并于7天后送达。之后，Charbonneau和他的律师等待了几个月，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直到他们请求国会议员Christine Normandin的办公室询问申请情况时，他们才发现IRCC显然丢失了该文件。这时距离他首次通过IRCC的在线门户提交移民申请已经过去了15个月，结果该部门要求他以同样的方式重新提交申请。 IRCC上周向Normandin办公室更新情况："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于2023/11/13提交的文件。移民部要求申请人重新提交文件。" “请注意，在处理申请的过程中，将保留最初的接收日期。在此阶段，请建议您的客户通过在线门户发送新的申请请求。” 尽管Charbonneau及其律师已经以书面形式同意IRCC与媒体讨论该申请文件，但IRCC仍以隐私限制为由拒绝对这起案件发表评论，并坚称还需要Charbonneau的妻子签署同意书，但她的律师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在古巴使用互联网的机会极其有限。 Normand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IRCC在这起案件中的失误并不让她感到意外。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Normandin说道，她也是一名律师，曾经处理过移民案件。"这显示了IRCC在丢失纸质文件方面的典型问题。" Charbonneau及其律师表示，他们对他提交的纸质文件可能落入别人之手感到极为担忧，因为文件中充满了敏感的个人数据。 "这些文件肯定在某个地方，但显然不在IRCC的办公室，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么文件在哪里呢？文件中包含护照复印件、照片、税务评估通知、驾驶执照、出生证明。" "这已经超出了窃取他人身份所需的范围"。

2年前
学签工签大减！加拿大移民部长今日展开讨论！

联邦政府及各省省长，5月10日将在蒙特利尔开会，讨论如何减少加拿大临时居民的数量，包括学生及工作签证。限制新临时居民人数的计划目标，是通过减少临时居民数量（从 2023 年占加拿大人口的 6.2%）到未来三年的 5%，来遏制加拿大的人口成长。新目标将在夏季制定，各省和地区都有机会参与，但劳工经济学家Mikal Skuterud表示，不应只单单考虑目标。移民部长Marc Miller宣布计划在一月份对新招生设置两年上限，以减少国际学生的数量。政府也会尝试加快处理庇护申请的时间，并在最近的联邦预算中纳入了立法措施，旨在在这些申请被拒绝时加快驱逐程序。另外计划重点为临时工作签证，移民部长认为近年加拿大劳动市场过分依赖此类工作签证。2018年，全国共有337,460人持临时工作签证，到 2022 年，这一数字增至 605,851 人。调整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在曼省，当联邦政府年初宣布减少临时居民的人数时，曼省省提名移民申请人数激增。联邦移民部长米勒其后同意曼省的要求，为大约6700人，延长申请人今年到期的工作签证，令申请人有时间留在本国并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米勒早前宣布削减留学生人数计划，同时指在未来三年内，将临时居民人数，从2023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6.2，减至百分之5。新的临时签证目标，将在秋季公布。（图：加通社）

2年前
加拿大移民评分系统存在严重缺陷对经济毫无帮助

一份最新报告建议，加拿大应该改革移民评分制度，挑选那些拥有提高生产力技能的人，即使这可能有利于来自某些国家的申请人。阿尔伯塔省商业委员会的这项研究称，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视新移民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引擎。但是随着最近人口激增，问题已经出现，住房和医疗方面的挑战加大了。该委员会首席经济师兼政策副总裁Mike Holden说：“多年来，这一直是移民制度的承诺，但最近并没有兑现。我们需要确保挑选合适的移民，否则对移民的态度会继续下降。” 人口激增人均生产率负增长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人们对加拿大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感到担忧，研究人员研究了本国如何选择技术移民，并于周三发布了这份报告。报告建议建立“繁荣驱动的移民体系”，提高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报告称，虽然加拿大经济总量因移民推动的人口激增而变得越来越大，但作为生活水平指标的生产率几十年来一直很弱，最近还出现了负增长。 “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富有。我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份长达40页的研究报告题为《兑现承诺》。“未来的繁荣需要加拿大经济创造更多的价值，不是我们有更多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过得更好。” 事实上，根据加拿大国家银行的数据，加拿大的实际人均GDP已经连续六年停滞不前，报告警告称，这使得加拿大落后于其他移民目的地。移民评分系统有缺陷加拿大于1967年实行积分制移民制度，为挑选移民制定客观的资格标准，消除过去基于种族、肤色或国籍的歧视因素。这一制度根据年龄、语言能力、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打分，这些因素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和社会的资产。多年来，这一机制不断调整，演变成今天的综合排名系统（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简称CRS）。该系统对人才库中的候选人进行排名，并在每次抽签时选择得分最高的人给予永久居留权。但Holden说，一些用来推测移民未来成功的加分因素是有缺陷的。例如，在教育评估中，分数是基于在校时间，而不是学校和课程的质量。 Holden解释说：“加拿大对熟练技术工人和卫生保健工作者有相当大的需求。如果你有两年制的护理文凭或两年制的技工证书，分数会比拥有文科硕士学位的人低，但熟练技工的收入潜力要高得多。” 其他因素，如兄弟姐妹已经在加拿大的加分项，对经济没有影响；收入将是一个更有力的指标。专注于吸引高素质技术人才他说，系统必须权衡技能的类型和质量，包括学习领域、教育课程和经济中最有价值和需求最高的职业。报告指出，对积分制度的任何调整都可能暗中偏袒一些国家的申请人。报告还说，现行制度的可预测性有限，对加拿大或移民都没有好处。 Holden强调，经济移民项目的目标是引进对经济最有价值的人，以他们到达时的预期工资来衡量。 “我们不应该在移民来源地的问题上分散注意力。应该关注的是他们到达后会做些什么。” 报告称，移民部应该限制经济移民通道的数量。建议那些实现其他目标的移民项目留给各省，如吸引讲法语的移民在魁北克以外定居，吸引新移民到农村社区定。考虑到加拿大最需要的移民甚至可能根本不在选拔库中，研究建议官员们把重点放在有针对性的营销和海外招募工作，以扩大人才库。 Holden说，拥有高素质的技术移民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还能吸引其他高素质的新移民。 “加拿大倾向于从印度等地引进大量移民，”他说。“印度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意味着加拿大对真正高质量经济移民的价值将会缩小。” 去年，联邦政府对移民制度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通过积分制度有针对性的吸引人才，优先考虑具有科学、医疗和建筑背景的人才；控制在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和外国工人的数量，以减缓人口增长;并考虑限制临时居民的人数。这些变化总体上是积极的，但Holden说，目前还不清楚成效如何。他说，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改变积分制度，以应对公众对移民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加拿大商业委员会本月公布的对加拿大人的调查发现，2300名受访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社会和繁荣有益；只有28%的人认为，目前的做法在选择和支持移民方面是有效的。

2年前
本月生效！惠及香港永久居民申请人的新临时公共政策

5月7日，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马克·米勒（Marc Miller）宣布即将推出一项新的公共政策。这项政策将使通过“救生艇 ”计划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请人在等待永久居民身份申请结果期间，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开放工作许可（OWP）。该政策将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生效，有效期为五年。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申请长达三年的开放式工作许可，并有可能获得延期。具体条件为： • 根据加拿大香港居民临时公共政策的 A 类(加拿大境内毕业生)或 B 类(加拿大工作经验)申请永久居民，以及 • 在收到永久居民申请前的 3 年内持有工作或学习许可新的公共政策将持续 5 年，以便申请人在继续处理其永久居留申请的同时，延长其在加拿大的临时身份。在加拿大拥有临时身份的人或其监护人有责任根据需要延长其身份。如果外国公民在其当前的工作或学习许可到期前提交了延长其在加拿大的工作或学习许可的申请，则在对其延长申请作出决定之前，其合法身份将继续有效。这被称为 “维持身份”。如果申请人的临时身份在申请新的开放式工作许可前 90 天内过期，他们可以根据这项公共政策提出申请，同时恢复其身份。如果申请人的临时身份在申请新的开放式工作许可前 90 天内过期，则其申请将不被批准。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官方的网站。

2年前
加拿大多个移民项目突然“翻脸”！正式对留学生“限额”

4月22日，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撰文指出，加拿大移民政策一团糟，特鲁多引以为傲的“学签”被大量滥用。过去五5年加拿大留学生申请庇护的人数增加了1680% 以上。而这也只是加拿大移民留学体系的乱象之一。图自《环球邮报》，2024年4月数据显示，2018年留学生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为1,515人，2023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5465人，增幅1680% 而低水平的College问题尤其严重，2018 年以来部分College留学生申请难民人数增加4000%以上。加拿大移民顾问Earl Blaney表示，对于某些国家的人来说，申请学习签证比申请访客签证更容易进入加拿大。要实现难民身份的一线申请，您需要身在加拿大。问题在于，利用合法的学习签证使入境合法化，存在剥削行为。在一片混乱中，加拿大在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项移民政策“爆雷”。首先是2024年3月，“阿尔伯塔省AOS”突然宣布暂停，理由是排队的人太多了，需要先消化已经存在的申请。几天之后，一份文件曝光，证实阿省移民局正在研究改变AAIP项目的规则，重开之时大概率会实行打分制，也就是BC省提名目前实行的制度，几万民已经在AAIP系统里排队的申请人顿时陷入恐慌之中。几乎与此同时，BC省省提名最受青睐的幼教和护理项目，从铁打的60分人突然暴走，仅仅三周时间就从60分涨至90分，且邀请人数锐减。一大批在2023年开始读幼教课程准备申请BC省提名的中国申请人遭遇了雷霆一击，因为BC身体名从60分到90分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根本过不了关。多少刚刚花了1-2年时间读书、拿证书、找工作积累经验的申请人瞬间就被清理出场，那种痛真是莫名钻心。 2024年3月23日，这本是温哥华再普通不过的春日周末。但却因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出现而意义非凡。尽管没有权威资料记载，但可能是有史以来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首次团结一致出现在温哥华市中心“举牌示威”，只为抗议BC省政府朝令夕改，在一夜关闭原有的“硕博移民通道”。很多中国留学生多年的努力、时间、金钱都白费了！还是2024年3月，曼省的移民申请人多次上街示威游行，而原因竟然是曼省移民部发表了消极言论。曼省移民部部长表示： 1、不任何省提名移民申请不承诺6个月审批完毕，甚至不承诺任何时限。 2、只有51%的曼省省提名申请人拿到PR后还留在曼省，去年有2.2万人搬到其他省定居。所以曼省要把机会留给和曼省联系更紧密的人，而不是移民“骗子”。 2024年4月17日，NS省政府宣布，该省省提名计划下的所有项目都将暂停接受“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其中涉及酒店、汽车旅馆、度假村、露营点等）的新申请，AIP项目暂不受影响。图自NS省移民局，2024年4月就这样，又一个曾经帮助无数中国人实现今年的梦的职业陨落了。 2024年4月，加拿大移民部长又公开宣布，为了帮助现有的临时居民过渡到永久居民，加拿大移民部的EE通道下各项目会更多抽选加拿大境内申请人，同时移民部长要求各省省提名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些不在加拿大境内的移民申请人如遭雷击。到了2024年4月17日，曾经代表加拿大最激进移民政策的特鲁多终于醒悟了！非常罕见的公开表示，加拿大有270万临时居民实在太多了，接下来几年的政府的目标就是让临时居民的数量回归正常，差不多要清理走70万人。特鲁多把移民政策切换成“反移民模式”肯定不是他的初衷，但形势比人强，自由党大选支持率最低的时候已经比保守党低了20%，核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危机，所以特鲁多必须为住房危机找个替罪羊，这只羊现在是临时居民，不久以后就有可能是新移民。《环球邮报》报道称，从2024年1月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对国际学习许可申请实行两年上限，以遏制进入加拿大的外国学生的快速增长之后，加拿大就开始了移民留学政策的大变脸。也宣告了特鲁多执行数年的政策其实已经失败了。移民律师Vaibhav Roy表示，那些没有达到永久居留要求的分数的学生在申请难民庇护，以试图留在加拿大，许多移民律师告诉他们提出难民申请以留在加拿大。但问题这些人怎么得到学生签证的。移民律师Richard Kurland则表示，在国外很多移民顾问向许多留学生承诺，学习签证是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途径。但这种策略有效的前提是加拿大的学签大量签发。所以，无论是学签问题、临时居民问题、移民问题都与特鲁多过度宽松的留学移民政策分不开，而现在加拿大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人蜂拥而至。数据显示，多伦多大学在2024年的配额只有6256个，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留学生要共同竞争有限的名额，这或许是未来数年加拿大留学移民政策改革的方向。最后让我们听一听魁省省长乐高的说法，“魁省境内的56万临时移民已对魁省的居民服务造成严重影响。” 没错，这就是特鲁多任期内加拿大移民制度的问题所在。

2年前

我和朋友高欣约在市中心一家每天都要大排长龙的网红店，这里以法国大厨全手工制作的甜点而出名。 “两年前，这里刚开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好出世。父亲知道我喜欢法式糕点，特地排长队去买了来，送到我家里，”她叹了一口气，“谁能预料到呢，两年之后的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联系了。” 01 高欣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香港人，她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和其他移民不同的是，她的父亲刻意不让她接触任何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也不怎么带她去吃中餐。他要求全家人，包括她的哥哥高阳和姐姐高露都在她面前说英文，生怕她的英文有口音。他也从来不教她认识汉字。高中，学校里要大家选一门外语，她告诉父亲想要学中文，因为她有好几次在路上遇到迷路的中国游客，对方把她当成同乡，叽里咕噜说上一大通，她却不能帮到别人什么。父亲听到之后，如临大敌，立刻打电话给负责选课的老师，给她选了法语课。 “上层阶级都会说法语”。他这么教育她，他小时候穷惯了，靠着一股闯劲和拼劲，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却也没办法再向上攀爬。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他最引以为豪的小女儿。她记得自己有隐约的不开心，但是她从小就不是有主见的人。父亲对她的关心无微不至。她的小裙子小皮鞋都是最新潮的。他给她买卡通书、乐高玩具，去哪里都会带着她，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他就让她坐在自己腿上，给她点奶油蛋糕吃。他是数学博士，计算机硕士，大学教授。他有时候去开学术会议，一连离开好多天，回来的时候，他脱下皱巴巴的西装，朝她蹲下身去，她努力张开手，搂着父亲的脖子，父亲把她抱起来，带进自己的书房。书房里有许多和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有关的书，还有更多和宗教与神学有关的书。他缓慢地给她读《圣经》，让她做神的儿女。她非常崇拜父亲，但是哥哥姐姐和父亲的关系却非常不好。比她大近十岁的哥哥姐姐似乎总是想要把她笼络到自己这一方，他们会给她巧克力，让她去打听父亲的行踪。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姐姐会去夜店泡吧，哥哥则会带着另外一名男生来家里玩，他们在房间里打游戏。等到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他们似乎不再对父亲有所隐瞒，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开始没日没夜地争吵。有一阵子，高阳和父亲经常在书房里吵到天翻地覆，嗓门一个比一个更大，时不时还有东西被摔碎的巨响。彼时，高阳已经成了大学辩论队的主力队员，他知道如何用一个词就让父亲暴跳如雷。而她则蜷缩在自己房间的角落，关着灯，紧紧抱着玩具熊，希望一切快点过去。母亲蹑手蹑脚地去厨房，做一个鸡蛋卷送到她房间里，让她吃下去。也有时候，连母亲都忙着和父亲争吵，她饿着肚子呆在房间里，尖锐的叫骂声让她头痛欲裂。 02 她从记事开始，就被父亲要求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那是一周里面最隆重的时刻。他会花许多时间，把头发梳得服服帖帖，把胡茬刮干净，用上须后水或者古龙水。然后穿上一件白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再穿一条笔挺的米色或者灰色裤子，脚上则是一尘不染的麂皮鞋。他也会给她打扮，通常是黑色或者白色的连衣裙，一定要有袖子，领口不能开大，裙摆要过膝。他还会给她穿上圆头的漆皮鞋。她会在牧师的引导下读圣经，小组讨论时，父亲小声提醒她要说什么。父亲带她去的教会非常严格，需要会员定期做“奉献”——可以是捐钱，可以是做义工，还需要会员定期在自己家里组织分享会。她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哥哥和姐姐对去教会非常反感。母亲原本会跟着他们一起去，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母亲和父亲之前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渐渐也不再陪伴父亲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家人越反对，父亲去教会便去得越勤快。连平时约吃饭或者约打高尔夫球，也都是和教会的人在一起。因为教会对“奉献”的要求甚为严苛，所以在这个教会的人，以生活优渥的白人居多。父亲说到自己是他们这些白人中为数不多的几名少数族裔时，总会有种沾沾自喜的感觉。彼时的高欣还不能理解父亲对与白人交朋友的执念，她是二十年后，在和父亲的一次争吵中，才听说了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上海来到美国的时候受到的歧视。他英语的口音很重，又很老土，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的他，连去超市买吃的都手足无措，更别提有好多同学都会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而他连普普通通的计算器都没有见过。他不会在电梯间里按按钮，不会打开天然气做饭，不会买票坐地铁，不会开车。他除了数学很好以外，其他的一窍不通，生存能力连小学生都比不上。他是系里面唯一一个中国人，也是许多人平生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彼时，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又落后又闭塞的神秘国度，他们问他开不开车，问他喝没有喝过可乐，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更有甚者，看到他走过来，就把手放在眼睛上做出单眼皮的样子，然后叫他“Ching Chong”（辱华词汇）。当他按照学校礼堂里贴的教会海报去参加礼拜的时候，他在那里接受到了大洋彼岸的第一份善意，也第一次吃了顿饱饭——按照惯例，每次礼拜之后，都会有一户人家做东，请教会的朋友去家里饱餐一顿，顺便分享读经心得。他原本是为了吃饱饭才去教会的活动，但去的时间长了，变成了非常虔诚的信徒。后来，父亲又和教会里的几个人一起，积极参与为共和党选举拉票的活动。那是2008年，奥巴马的民望直线上升，教会里的白人异常愤怒。他们无法容忍这个国家由一个被他们视为“低等民族”的异己来统治。曾几何时，那些人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这个国家，现在，奴隶变成总统？她现在还记得那群人在提到这件事时，嘴巴里发出“啧啧”的叹息声。 “黑人喜欢吸毒”、“黑人有暴力倾向”——他们这么说，连带着跟在一旁的她也有了一点点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贵。当她长大之后，她为自己当初站不住脚的优越感羞愧了很久。父亲和这群朋友，他们开上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车，去阿拉巴马州，去奥克拉荷马洲，去肯萨斯州。到了活动现场，她站在人群里，因为个子矮所以只能看到前面的人的后脑勺，他们有时候喊口号，她看到父亲充满期待的表情，也会跟着喊一下。而父亲则喊得两眼发光，脸颊通红，喉结一上一下起伏着。 “我是这里唯一的华人。”父亲骄傲地说。他夸张地挥舞着手臂，周围都是代表共和党的蓝色旗帜和装饰物。 03 在她十四岁的时候，高阳第一次带着同性伴侣回家来，他炫耀性地在父亲面前牵着爱人的手。两位同样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亲昵地靠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说话，而父亲则气得浑身发抖。向来文质彬彬的父亲骂出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脏话，而高阳则咄咄逼人地回敬过去。高阳更善言辞，逻辑更缜密，把父亲噎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听到一半，就被父亲赶到房间里去看电视，父亲让她把房门锁起来。从那天开始，父亲就很少谈论起高阳。有一次，父亲郑重地把她叫到房间里，提起他的祖父曾经传给他一件古董玉器，是清朝宫廷之物，是他们家族传家宝，按道理要传给高阳，但是现在准备传给她的长子。她不知道什么叫清朝，所以就说了声“好”。 “你要替我们这个家族争气。”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她按照父亲的要求，去了天主教大学圣母大学读英美文学专业。她大三那年，父亲说自己和母亲感情淡漠，志不同道不合，想要离婚之后娶在教会中认识的一名女性。和生活条件不好，所有的事情都靠努力争取得来的父亲不同，母亲出生在香港一个家境优渥的商贾之家，是一名温柔又优雅的女性。她温柔到对谁都舍不得说一句重话，父亲提任何要求，她都点头说好。她不喜欢教会，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为了父亲高兴，轮到他们家组织教会活动的时候，她亲手做好多种不同口味的杯子蛋糕，再按照桌布的颜色，搭配烛台和餐盘。在高欣的印象中，母亲是那个在餐桌下面把双手拧来拧去的女人，她用恭敬又崇拜的眼光看着父亲，如果父亲觉得菜很好吃，她脸上的疲惫就一扫而空，全是满足。 “我受够了。”快五十岁的母亲非常平静地对她说。早就离家自己居住的高阳和高露回来支持母亲。母亲尖锐地说父亲信奉白人的精英主义那一套，自以为自己已经混入了白人的上流社会圈子，却没想到自己一辈子都会是单眼皮黄皮肤，永远也融入不了。父亲的脸涨的通红。再后来，父亲连夜开车送她回学校，他对高欣说：“只有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有了你，我才觉得我自己没有愧对高家的列祖列宗。” 04 母亲离开父亲之后，哥哥和姐姐每周都会去和母亲见面。父亲并不喜欢中餐，所以常常命令母亲在家里做西餐。离婚后，母亲终于开始做她喜欢又擅长的粤菜。高欣每每在网上看到母亲和哥哥姐姐围坐在桌子边，桌子上放着清蒸鱼，菠萝古老肉，咸蛋蒸肉饼，梅干菜烧肉等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每个人面前还有一个小汤盅，里面冒着袅袅婷婷的热气。高欣觉得，与其去教会，她更想过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来，她按照父亲的要求，一路念的学校都是中产阶级白人子女会念的私立学校，参加课外活动也都是参加的在白人中更流行的滑雪和网球。她皮肤晒成小麦色，典型的美国大妞那样的肌肉型身材，谈的男朋友也都是白人。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知道自己的基因和血缘来自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度，她有时候遇到中国人，对方和她说中文，她会因为自己听不懂而羞愧——仿佛自己辜负了那一点基因和血缘。哥哥姐姐因为早早就被父亲当做“不孝子”放弃了，他们都从中学开始修读中国文化课程，可以流利地说中文。她很羡慕哥哥姐姐的自由和洒脱，也不禁开始质疑父亲一直以来给她灌输的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的，同性恋是不是有罪的，黑人是不是就低人一等。 “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形成你自己的价值观，”母亲宠溺地抚摸她的头发，“怕你爸爸责怪你吗？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你过得好吗？”她问。母亲装作无奈地看了下坐在她两旁的哥哥和姐姐，“挺好的，你也看到了，要是没有这两个人天天来我家里讨饭吃，我会过得更好。” 05 大四那一年，她参加了学校里的语言交换小组，她教中国留学生英文，对方教她中文。中文非常难学，她天天熬夜到凌晨，在网上买了供小孩子学说话的识字卡片，贴在对应的东西上。留学生带她去一个都是华人老人的疗养院里做义工。有一个儿子发了大财之后就不再回家的老人很喜欢和高欣说话。老人说，前几年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会坐公交车，去奥斯汀北面的中国城里表演，唱旧上海的那些曲子。说着说着，老人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来，眉眼之间顾盼生辉，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高欣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住在上海的祖母去世前，都是靠写信和父亲联系，她想起那些泛黄信纸上的娟娟小字，在灯下奋笔疾书的祖母的样貌和面前这位唱着小曲的上海老人的容貌重叠开来。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根在大洋彼岸，而她拼命想要抛弃自己生活的起源，所以才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她后来开始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也去给不同的组织做义工，她去给穷人派发免费食品的食物银行做食物分类，她的同事里，有黑人，有墨西哥裔，还有战争时期从越南偷渡过来的难民之后——无一不是父亲嘴里“不上台面”的“下等公民”。其中，在一家牛扒店做服务生的黑人女孩苏菲成了她最好的朋友，苏菲活泼又勇敢，节日时，她用自己那双神奇的手，把超市捐给食物银行的快过期的食品做成色香味俱全的大餐，让来“蹭饭”的人都大快朵颐。她还会给队伍里的小孩子讲笑话，给他们讲大学里的趣闻，鼓励他们好好努力，考上大学。她甚至还花了很长时间，替一名因为遭遇车祸，付不起医疗费而不得不卖了房子住在车里的移民找免费的律师，替他讨回公道。高欣接触到苏菲之后，彻底意识到你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你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给自己人生做出的选择才会。 06 大学毕业之后，父亲给她安排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工作，是教会朋友介绍的，待遇不错，工作也轻松，如果有心要发展，可以去读法学博士，然后考律师执照。父亲还让她在奥斯汀本地买房子，并愿意替她付房子的首付。 “二十万美金以下，随便你选。等你买了房子，结了婚，我就从大学退休，”他说完，又顿了一下，继续说“你最好快点结婚，我不想再教书了。” “为什么？” “这几年，学校规定要多招一些少数族裔，或者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结果招进来不少黑人和墨西哥人，”他啧啧嘴，“这些人的脑子又不怎么灵光。” 她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 “退休之后，我要去做牧师，传教。”他自顾自地说下去。接着又开始抱怨物业公司派来修建草坪的工人从一名白人女性换成了一名黑人男性。她望着父亲，一年不见，父亲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他说的每一个字她都能听懂，但是她就是不明白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到底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她意识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无法逾越。她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并申请了东亚文化研究和教育学的双学位，准备毕业之后，在高中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父亲还没来得及冲她发火，家里又出了一桩事：姐姐高露被查出患有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用。母亲和哥哥都拿不出这么多钱，便托她向父亲要。 “你不用给我付房子的首期了，我将来自己付，你把这些钱给高露治病吧。”她哀切地哀求着父亲。 “你忘记当初她是怎么骂我？”父亲问。 “但是高露怎么样也是你的女儿吧？而且这笔钱你本来也是留给我买房子的，我现在不要买房子了，求求你去救救她的命吧！”她一边求一边哭，但父亲脸上的表情却看不出来什么变化，更别提有一丝丝的哀恸了。她哭着哭着就停了下来，四处环顾，父亲的新任妻子轻手轻脚地走回房间里。 “我这笔钱与其说是给你的，不如说是给我的儿子。他出生之后，是代表着我们高家的列祖列宗的，既然你哥哥不学好，那我只能把高家的希望寄存在你儿子身上了。”父亲说。她还要再争执什么，但嘴唇翕动了一下，发不出声音，她只能低下头。在父亲的逻辑里，高露得病，是上帝要让她为自己的罪负责。 07 高露的病并没有一开始确诊地那么严重，哥哥和母亲两个人四处凑了一点钱，又和医院达成了分期付款的协议，最后算是妥善度过了难关。奥巴马将同性恋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之后，高阳和他的伴侣注册登记了。她从小被父亲灌输说同性婚姻是有罪的。但是高阳和他的伴侣手拉手站在那里，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快乐，那么满足。她看着他们被阳光模糊了的剪影，眼泪不知不觉就留了下来。婚礼前，她瞒着高阳发短信给父亲，希望父亲至少能够来参加一下，或者，写一张卡片也好。但是父亲没有来。好几年后，她在做义工的过程中，认识了和自己三观相符合的男子，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继而有了爱情的结晶。她不想和父亲的关系太僵，会让父亲定期见见孙辈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我的哥哥姐姐伤害得太深，他似乎对我的叛变，并不怎么生气，也可能是因为我的丈夫是个白人，他最喜欢的那种人。”高欣苦涩地笑笑。 “为什么他明明自己经历过歧视，却可以坦然地歧视着在他看来，比黄种人更低等的人？”高欣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问我。我就这个问题采访过高阳和他们的母亲。高阳说得非常直接：“他就是那种会过河拆桥的人，如果有一扇门，他是那种会在通过了门之后，再把门在背后关上的那种人。他自己就是移民，顺利拿到了美国国籍，又一直享受着美国的福利。但是他支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墙，还希望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赶出去。” 他们的母亲则提起了自己的那段失败的婚姻——“那个年代，华人还很少，大家的交际圈也很窄，我是单身了很多年之后，有人介绍他给我认识。我们没怎么热恋过就草草结了婚。结了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援引《圣经》里面的教义，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大概是结婚十多年，高欣上小学那会儿，因为高阳的性取向，家里天天都在争吵，每个人都在尖叫和哭泣。他们的母亲突然发现自己不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了，这样沉闷的，了无生气的，在外人眼里丝毫不出错的生活，她也受够了丈夫无休止的种族歧视。我后来和高欣在深夜通电话，她仍然会回忆和父亲相处中那些美好的画面，比如父亲替她剔去炸鱼中的刺，比如父亲熬夜守着发烧的她，一次又一次给她换着头上的毛巾。但是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有了孩子之后，她发现自己可以忍受生活里的种种歧视、偏见和不完美，但她希望给她的孩子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