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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变成机器。” “你可以试试大使馆的移民部门，那里应该适合你。”劳森伯格先生对我说——彼时我刚办完上份工作的离职手续，上司劳森伯格请我吃饭，还给我出谋划策。他是法国犹太人，曾任巴黎地区法官，后被派驻法国驻华使馆任参赞。 “你是法学专业，做签证官可以实践法律，”他对我说，“需要我的推荐信吗？” 恰逢某国驻华使馆移民部招聘，我带着简历和推荐信去应聘，很快就收到了笔试邀请。安静的使馆区，到处是铁丝网。使馆区内很安静，建筑被铁丝网包围，面试那天，我被保卫拦住： “你不能上台阶，下去，保持距离。”我懵了，明明是公共人行道，为什么不能走？他不依不饶，我只好照做。“你来应聘的吧？过安检！”保卫语气很严肃，这成了我对使馆的最初印象——神秘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直到我戴上工作证、正式成为一名使馆员工后，他的态度才180度大转弯，和呵斥我下台阶时判若两人。北京某大使馆外，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武警。图源：Sipa 每天一大早，使馆外就排起了队，形形色色，都是来办签证的人。队伍两端，一边是不苟言笑的武警，另一边则是趁机做生意的商贩，有人卖矿泉水零食，有人做移民中介，还有“代理排队”的黄牛。使馆内是另一番景象。人们肤色各异，讲着不同的语言，有的打扮精致，有的不拘小节，有在哺乳室喂奶的办公室母亲，也有在院子里遛娃的外交官，氛围轻松，和外面焦急等待的申请者们形成对比。为了尽快上手，我很快就钻研起业务来。表面上看，签证官的工作和法官一样，都是审判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工作流程也和我在法院实习时差不多。但深入进去，我才发现其中的区别：首先，法院开庭听证、公开审理，移民局却不“开庭”，对外保密，在公正性和公共监督方面大打折扣；其次，法院杜绝重复诉讼，有两审、再审、申诉、检察院抗诉等救济渠道，而移民案的救济渠道却很窄，拒签后，申请人只能再交一次申请费，重新申请，或者在目标国首都总部通过律师申诉，过程十分漫长；再者，《移民法》本身就不健全，充满歧义，概念模糊。这就为签证的审核埋下了隐患。 01 “你看我们的同事，几乎都曾经是移民”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将是一份快乐的工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问我。”工作第一天，签证官法比安热情地欢迎我。他祖籍阿根廷，喜欢吃中国菜，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渐渐地就熟络了起来。移民部门有近百名员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签证官还都曾经是移民。有天吃饭时，我请教法比安：“为什么签证官往往自己就是移民呢？你看我们的同事，几乎都曾经是移民，移民局青睐录用移民做签证官吗？” “这是个好问题，你观察得很细致。”法比安说，“我不敢对移民局的用人标准下结论，但可以讲讲我自己。作为移民，我想说我不仅喜欢，而且适合这份职业。” 工作午餐，法比安学习适应中国菜。移居X国前，法比安是阿根廷一家大型德国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千禧年后，阿根廷经济下滑，企业不景气，他萌生了移民海外的念头。为了移民，从小讲西班牙语的法比安苦练了几年英语，直到现在，他的口音仍然带有浓重的西班牙味。因为亲身经历过，他特别理解移民的难处，同时也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移民，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移民必须有好心态，能接受生活的巨大变化，并且有潜力去不断迎接新环境的挑战。以前我在阿根廷是中产，移民后，我要从低处做起，这是必须承受的。” 费尽心思来到X国，法比安却找不到HR高管的工作——这行要求非常熟悉本地劳动力市场，还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人生地不熟，甚至连人力资源的基层职位都够不着，最后只好从行政、文员做起，收入不高，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困窘归困窘，那段时间在底层摸爬滚打，法比安有机会接触到各色人等，这倒是为他日后考入移民局奠定了基础。我参加使馆的业务交流会。 “我以前是职业HR，看过无数简历，炼就了火眼金睛，这是我的优势。”法比安自豪地说。有次，我怀疑申请者的资料造假，便拿着案子和他讨论。一看到材料，法比安立即指出了问题所在：“这个人整过容！他本来长得不是这样。”他指着申请人的照片说，还给我分析了她的鼻梁骨结构、五官比例等问题。 “我会首先看人的长相，这是我当HR时的职业习惯，”法比安笑着说，“相由心生，错不了。” 不仅如此，这段个人经历还深深影响了法比安对案件的判断。一次，几个签证官对一件案子有争议。申请人本科硕士读的是不同专业，从事的职业也和专业不沾边，还经常跳槽，在很多公司和行业都待过。有签证官认为，职业路径混乱，可能意味着这人朝三暮四，不太稳定，出国后也许会动心思，不想回来。但法比安却对这位申请人十分欣赏，认为他经历丰富，能驾驭不同专业和领域，有开拓者精神，是有用之才。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这位幸运的申请者通过了审核。使馆的消防演习，很多移民官曾是移民。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了不同签证官对案子的审核标准有很大出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加斯帕身上。加斯帕是移民部两位非洲裔签证官之一。1970年，他出生在非洲多哥——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99年成功移民X国，考入移民局，成了一名签证官。至于如何从多哥奋斗到发达国家，加斯帕从来不讲。我只知道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留在多哥生活，而他走出了非洲，成了发达国家中产，还担任外派中国的外交官，获得丰厚的外派补贴。如今，他的妻子在美国生活，儿子就读于广州一所昂贵的美国学校，放学后回到广州珠江新城的高级公寓里，和父亲一起享受外交礼遇。这是一个阶层跳跃的励志故事。加斯帕对自己的工作颇感自豪，同时又保持着同理心，尤其是对那些和他境遇相似的当事人。供外交官家长阅读的亲子杂志里，国际学校广告展示的“精英教育”形象。有段时间，我接到很多委内瑞拉籍公民的移民案。和中国申请人不同，他们提交的身份、教育、财产资料很难在中国查证，我一时无从下手，便向更为资深的加斯帕请教。他对这种来自“落后国家”的案子颇有见解：“委内瑞拉遭遇了经济危机，国家濒临破产，很多国民都开始另寻出路。这些人一定在墨西哥申请过吧？” 我一核对，还真是被他说中了，当事人都有墨西哥旅行史，墨西哥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X国移民局在当地设有大型服务点，这里是拉美地区的移民枢纽。后来我又请教过其他签证官，发现没有人比加斯帕了解得更清楚。我不禁联想，他究竟是怎么从非洲“突围”的？难道也是经过墨西哥？这是他的秘密。广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区。图源：Sipa 作为名副其实的“非洲通”，加斯帕对广州的非洲黑人群体也有独到的见解。广州小北一带聚集了很多非洲人，不少人谋划着从中国向欧美移民。“申请者大多数是居住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 加斯帕发现了规律，“尼日利亚被称为‘非洲的中国’，人口最多，最喜欢出国移民，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中，绝对有尼日利亚人。” 虽然都来自非洲，加斯帕却不愿和他们混为一谈。已经出走20多年的他，不喜欢被当作非洲人看待。每当遇到非洲申请人的案子，他都看得很仔细，不知内心会有怎样的挣扎。他愿意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变成下一个自己吗？结果是，大部分非洲申请者还是被拒签了。 02 薛定谔的“自由裁量权” 如今想来，无论是法比安对冒险者的青睐，还是加斯帕对拉美、非洲移民的见解，本质上都是他们作为签证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领域，即使有严格的法律，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喜好仍能左右案子的审判结果。而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签证官，自由度往往比法官更大——签证审批是“独任制”，一人决定，全权负责，除非特别审查，否则其他签证官无权推翻对同一申请的决定。也就是说，对个案的判断，高度依赖签证官的个人理解。如果同一申请由不同的签证官受理，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有时，甚至会改变申请人的一生。北京三里屯东5街上的外国大使馆标识。图源：Sipa 我的同事卡洛琳就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在一次审核中，她通过研究资料的相关性，推断出申请者是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人质。 “即使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卡洛琳说。她当时负责给移民批居留证，某天，接到一位希腊女性移民的举报，说有个男人是移民黑户，在做贩卖人口的勾当，请求卡洛琳批捕他，把他关在移民看守所里，千万别放出来。“因为男人已经知道她举报了自己的事，一旦被放出来，女人很可能会被他杀死”。那个男人此前已经拿到了合法居留的资格，“我怀疑他是蛇头，但他坚决否认”。卡洛琳审讯了他一整夜，但还是找不到证据，“虽然那希腊女人说他有杀人倾向，可我没有证据断定他会杀人”。疑罪从无是法律规定，作为移民官，如果仅仅怀疑对方有杀人倾向就将他拘留，这是犯法的。卡洛琳没办法，只能放他走。说到这，她哽咽了起来。联合国于2019年发布的《2018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003年到2016年间，全球被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总数呈上升趋势。资料来源：UNODC 就在放走男人的次日下午，坏消息传来——那男人真的把希腊女人杀死了。报案人是女人的妹妹，她愤怒地指着卡洛琳的鼻子骂：“就是因为你，姐姐被蛇头杀死了，她昨天已经说过，如果把那男人放出来，她会被杀掉，可你居然把他放了，你在杀人！” 说到这里，卡洛琳的眼睛泛起了泪光。我能感受到她对希腊女人的愧疚，但即使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她也不会被追责，因为她只是在执行移民法。 “从此我的良心受到深深的震撼，非常内疚，发誓决不让悲剧重演。绑架与人口贩卖，永远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事。在我发现申请者可能是人口贩卖受害者时，就一定阻止，即使只是合理怀疑。”卡洛琳语气坚定。从此之后，她拒签了一系列涉嫌人口贩卖的申请，阻止了一场又一场潜在悲剧。当然，这些申请可能并非人口贩卖，而是卡洛琳的过度想象罢了。北京美国大使馆前，排队签证的人们在移民申请中，移民局掌握着100%的权力，申请者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唯一的办法，就是讨好（satisfy）签证官——在材料上动动手脚，抬高收入，伪造学历和履历，让签证官相信他们无意留在国外。签证官被赋予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却很少有“枉法裁判”的追责，归根结底，在于那套漏洞百出的《移民法》——这套由目标国自己制定的国内法，却能跨越国境进行涉外管辖，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管辖外国人，本身就不太科学。有一次，中国签证助理对一份申请做背景调查。申请者自称是保健品行业响当当的“大佬”，还提供了很多自己路演的照片和广告。助理上网一搜，却发现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某百科词条里，相关搜索词条全是“某某卖假药”、“某某是骗子”、“某某是被执行人”…… 经过信用查证和电话访谈后，助理确定他是一家皮包公司的老总，招摇撞骗上了信用黑名单，申请外国签证是想卷钱跑路，“黑”在外国不走。助理向欧裔签证官解释了风险，可对方却不以为然，反而批示了签证——在他的理解中，这位申请者很有经济实力，可以为本国带来投资。就这样，中国的违法者成了外国的“经济推动者”。类似的，还有非法传销团伙顺利获得签证的例子。在外国签证官看来，中国的非法传销团伙不仅不违法，还有助经济发展。因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外国签证官不了解中国国情，以为全世界都如此。上班路上 “别像签证官一样工作，不要像他们一样，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变成机器。”我的同事大卫说，“要像签证官一样思考。” 大卫是犹太人，2013年加入使馆移民部。他认为签证官需要更多思考，才能做好高难度的判断：“我们是在拿一套根据一国国情制定出的不切实际的移民法，去对文化差异巨大的外国人进行判断，然后为目标国挑选出最有利的来访者和潜在公民。” 来华一年，大卫遍读了英文版“四书五经”和中国哲学经典。据他观察，很多签证官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非常片面，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像国外“唐人街”里的华人一样——只知道赚钱、对社会毫不关心。 “签证官们应该在中国到处旅游，走遍大江南北，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人。你会发现，不是每个来申请签证的中国人都那么向往外国，也未必都想留下。现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外国更需要他们的到来，而不是他们需要来外国。”大卫说。相比于那些看谁都像偷渡客的同事们，签发签证时，他的态度要开放得多。 03 “如今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 市场经济讲求“用数字说话”，近年，这种思维也蔓延到了移民局。 2018年，部门主管开始统计全年的申请总数和签证费收入，就连每个签证官的平均工作量也纳入了考核——这直接关系到员工能否升职加薪，领导能否晋升。除了审核签证，每天下班前，我要填表汇报当天的工作内容和完成的数字，细致到每小时。领导还专门安排了人手，每周每月做数据统计报表。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觉得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审批数量和速度都在考核指标里，唯独没有质量要求。因此，申请者花了大价钱准备的申请资料，在签证官面前不过是几十秒一闪而过，因为签证官需要速度——用最快速度，做出一个对自己最有效的决定，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举办投资贸易宣讲会，是提高签证申请量和吸引移民的办法。为了创造业绩，我的部门领导也开始给自己增加工作量，时不时就来办公室转悠，默默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要是发现员工不在工位上，便开始暗暗计算对方离开的时间。有次，一位同事从洗手间回来，被领导叫去问话，要他解释“为什么上厕所需要20分钟”。大家觉得这种管理方式荒谬至极，开始怨声载道起来。但尽管如此，面对公派海外的优厚待遇，能抵御诱惑的人寥寥无几。压力与诱惑之下，有人动起了和核心业务不相干的心思。从2016年开始，每回部门举行节日联欢会，同事费尔南多总是费尽心思坐在首席参赞身边，想着多陪几个笑脸。工作日休息间歇，我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在办公楼外抽闷烟，郁郁寡欢。一聊才知道，原来他的职位即将被裁撤，他很可能被召回总部，离开中国。万圣节前夕，使馆区的外国超市门口卖起了南瓜。在移民局体制里，升职和公派海外，是评判一个人业务能力的标准。在本国的移民局工作，充其量只是个领固定工资的普通工薪族。公派海外，不仅能获得外派、住房和子女教育补贴，还能享受外交礼遇，生活质量提高一大截。众所周知，中国是很容易出业绩的地方，这里申请量大，KPI好达成，因此更容易升职，是移民官争相想来的国家。费尔南多原本是个工作认真的签证官，但因为没讨得大领导的欢心，如今正面临着即将离开中国的尴尬。 “你以为我喜欢讨好领导吗？如果不讨好，我就不能留下来，就不能认真去看那些申请了。我很想给中国的申请人提供专业的审核，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但如果我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一切就无从谈起。”费尔南多说。后来，他还是离开了中国。使馆经常举办酒会和社交活动，签证官的工作表面很光鲜。近年申请总量下降，签证官的收入也随之下滑，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高收入“金领”了。 2004年，签证官伊丽诺加入了移民部，至今工作了16年。“2008年之前，我每天都打出租上班。可现在这份工资只够我挤地铁”。过去中国经济落后，外国的钱拿到中国消费就很宽裕；中国劳动力也便宜，外国使领馆用很低的工资，就能吸引到中国高水平人才。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越来越多行业愿意提供更优厚的待遇。面对这个变化，使领馆却无动于衷。 2017年，使馆贴出一则招聘广告，想给大使招一名御用厨师，要求“中英文流利，精通中西菜肴，且要有10年以上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的工作经验”——我不禁汗颜，纵观当时北上广深的五星酒店，行政总厨的年薪在70万上下，相较之下，使馆开出的14500元月薪实在少得可怜。眼看着其他行业工资不断增长，而移民局的工资依旧是十几年前的水平，伊丽诺觉得，这份工作唯一的好处，可能只有“稳定”了。使馆区紧挨着奢侈品购物中心，每日经过这样的橱窗，却消费不起。这种“稳定”也并不绝对，这年头，使馆也在裁员。 2012年，移民部就裁掉了一批员工。“当时大家当然很惶恐了。”伊丽诺说，“可后来证明，裁员不见得是坏事。被裁的人都拿到了一笔经济补偿款，有人用几十万的裁员补偿款去创业，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国际教育幼儿园，收入比在使馆时还好。” 签证申请量下滑，加上人工智能终有一日会取代人力，越来越多的人未雨绸缪，主动选择离开。在中国当了5年签证官后，33岁的查理·梁递了辞职信，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当经理。他觉得这份工作收入少，除了做一辈子签证，没别的出路，不早点跳槽，以后怕是没机会了。华裔签证官比尔·刘也辞职去了上海发展，和合伙人开了公司，彻底转行。在使馆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为自己终于离开这个地方感到高兴。位于北京使馆区的公寓话虽如此，依旧有人不断闯入这座“围城”。华裔签证官陈柯幼年随父母移民海外，考入当地名校，攻读生命科学专业，收入本可以是现在的好几倍，可他还是选择了使馆的工作。 “在国外孤零零的，没归属感。我想稳定下来、成家立业。”考入X国驻华使馆后，他马不停蹄地相亲、买房、结婚、生娃，继续审核那些像他父母当年一样，渴望出国的中国人。有人则和陈柯相反，从中国折腾到国外，但做的还是一样的工作。在使馆工作多年后，李念带着太太儿子办理了移民，如今正蜗居在国外的出租屋里。他读传媒专业出身，原本打算在国外大展宏图，但传媒是非常依赖语言文化环境和人脉的行业，李念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当地移民局继续当签证官。 “为了儿子，我只能这么将就一下了。”李念说，“移民第一代往往是牺牲品，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可以少奋斗大半辈子。” 2017年，我从北京使馆调任至广州领事馆，5年里接手了数万件移民案，把移民法领域该学的、想学的，都认真实践了一遍。新的发现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有重复。我意识到，再继续下去，就真成了大卫口中的“流水线零件”了。这份工作经历固然独特，但还有更多的领域值得我去努力。 2020年，逢着疫情，我也辞去了工作，开启了新的旅程。

我叫郭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楼边儿的大石桥胡同。我打小喜欢音乐，17岁就进入北京电影乐团当了笙乐演员，那时候跟乐团进人民大会堂是常事，可谓风光无限。 28岁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决意辞职去英国学指挥，为了勤工俭学，我走上街头给老外表演吹笙，没想到很受欢迎。靠这项绝活儿，我不仅挣到了钱，还结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后来我中断学业，和她结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地铁口度过。如今我66岁了，早已从年轻小伙变成白发老者，回首人生，虽不能说毫无悔意，倒也潇洒快活了一辈子。 60岁之后，我仍会去广场上吹笙，只要有人凑旁边听我就高兴。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110中学当英语老师，父亲是中央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排老五，上头四个姐姐，下头一个弟弟。作为长子的我自小备受宠爱，吃喝不愁，生活无忧无虑。 1958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茂林玉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此时我的弟弟尚未出生。除了父亲，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一岁多，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那时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子里有排练厅，不许闲人进去。年龄稍大一点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的人排练舞蹈、演奏乐器，一看就是一整天，从不觉得腻。姐姐在1955年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了我听着收音机跳舞的事。 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读书。我们这些学生没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厂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完又跑去农村种地，忙得不亦乐乎。等再回到学校时，平日里开朗外向的我被选入校文艺宣传队，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心学习一门乐器。读中学时的我，拿起二胡也能随便拉上几曲。那会儿大家学的最多的还是二胡、古筝这些传统乐器，洋气点儿的学小提琴、钢琴。我家情况有些特殊，父亲早在1964年就离世了，母亲彼时正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几个姐姐都在乡下插队，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没个大人帮拿主意。于是我便由着性子，选了一门没人学的乐器——笙。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由竹子和金属簧片制成，和成语“滥竽充数”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时用手指按着竹管下端的开孔，靠簧片与气柱发生共鸣出声，听起来柔和高雅。虽然笙的历史悠久，但那时候笙已经很少见了，出现最多的场合是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上，一般会用来合着唢呐一块儿吹吹，除此之外几乎绝迹。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笙，时间太久已经朽掉，需要用绳子捆住。由于太过小众，笙不仅没人学，也没人专门教，老师只告诉了我每个音节在哪儿，之后我就自己摸索着学。好在我对音乐还算有天分，整天抱着自己瞎琢磨，竟然还真给琢磨会了。 197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各个文艺团体在招生，就想去碰碰运气。正式考试时，我自认为演奏得比较一般，但考官又让我唱了两首歌，听后觉得我嗓子不错、耳朵灵、节奏感也好，判定我是个潜力股。就这样，17岁的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乐团。北京电影乐团如今已改名为中国电影乐团，自1949年解放后，先后为近两千部电影、电视及纪录片、专题片录制音乐，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且不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进到里头工作也无疑是件体面光耀的事。初到乐团的我，每次正式上台前有同事帮着化妆。进乐团之后，我小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那时每月基础工资有四十八块五，另有一些洗礼费、车马费、录音费、演出费等，能保证我的生活衣食无虞。我那会儿经常和朋友下饭馆儿，去的还不是一般的饭馆儿，而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它为“老莫儿”，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个外国餐厅。在事业上，我也步步高升。进乐团没几年就评上了“独奏演员”的职称，可以单独用笙演奏曲子，别的乐器给伴奏。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团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国选了一些音乐有成就的演员录了张叫《云雀》的黑胶唱片，里头就有我吹的独奏曲；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我曾跟随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前线给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1980年，我参加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演出，和名噪一时的演员刘晓庆同台合影…… 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我（右一）和乐团同事与她的合影。当时的我也算年轻有为，可毕竟才二十啷当岁，内心总有些隐隐的骚动。就跟医生都想当主治大夫一样，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独奏演员，梦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挥家。为了学指挥，我向团里申请去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但团里对演员求学有明文规定，过了24岁就不再批准。我虽然郁闷，但也能理解，毕竟人家培养了这么多年，正是需要我卖力工作的时候。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定妆照，那时已经是名成熟演员。迷茫之际，三姐给我指了条路，她说团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乐学院，就让我来英国学指挥。三姐1979年跟一个法国人结了婚，婚后到英国定居。听了她的提议我十分心动。但我既不懂英文，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当时还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心里纠结得要死，一遍遍问自己：真的要舍弃现有的一切，奔赴那个陌生国度吗？犹豫了有大半年，我终究还是拗不过那颗躁动的心。1983年，29岁的我决定去英国自费留学。和如今出国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也是差不多的手续：先拿中国护照，再申请英国签证，申请签证需要经济担保，我的钱不够，最后还是姐姐帮忙搞定的。 1983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当年一张从北京去英国的机票要400多元，由罗马尼亚航空公司承运。这家公司的办事处驻扎在罗马尼亚大使馆里头，我要进去买机票，得先得大使馆同意。大使馆呢，又非得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出来接应才放行。没办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出来倒垃圾的清洁工，最后是她带我进了进去。那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着一沓钱进去，出来时手里只捏着一张薄薄的飞机票。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攒下800元人民币，买了机票后，我又拿着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谊商店挥霍了200多，买了一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酱等等，全给我母亲留下了。母亲自1972年得脑血栓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临出国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对我出国这件事相当支持，不仅是她，当时身边的同事朋友也纷纷羡慕得不得了，毕竟国门刚开放没多久，在大家眼里，能出国的都不是普通人。走之前，团里的同事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嘱咐我学成后回国做贡献，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内心满是即将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动。出国那天，母亲不顾身体虚弱，说什么也要去机场给我送行。 1983年年底，带着对家人的牵挂与对未来的期许，我拖着满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酱菜、花卷馒头，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飞机航程共27个小时，中间分别在巴基斯坦、阿联酋、罗马尼亚、比利时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车似的。当飞机抵达最后一站伦敦的上空时，我从舷窗往下望去，满眼无垠的绿，心里情不自禁地慨叹：太美了！然而这股新鲜劲儿没持续多久，难题就来了。下飞机排队等着出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跟我说英文，我一句也听不懂，整个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儿。他们又叫了个香港人过来当翻译，可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也不懂粤语，两个人用手比划，鸡同鸭讲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涂地过了关。到伦敦的第二天，没来得及倒时差，我就背着书包赶去汉姆史密斯学院报到。离开学校十几年，已经是近30岁的人了，当我重新背起书包去上学，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兴奋劲儿。学校是三姐提前为我联络好的，相当于北京的语言学校。按照规定，我得在这儿待够两年，把英语学通了，才能申请读大学。在语言学校读书时，我与同学切磋乒乓球球艺。我就读的那个语言班有30名学生，有来自法国的、西班牙的、缅甸的、越南的，肤色样貌什么样的都有。教我们英文的萨雷老师五十多岁，面对一群母语各异的学生，课上得那叫一个费劲儿，比如教“lay down”（躺）这个词时，他只能整个人躺在地上，再翻个面儿，脸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时候，就得揣着一堆五花八门的水果来教室。最早班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有一天萨雷老师突然跟我说，班里要来一个中国小伙，特精神、特帅。果不其然，那小伙儿一来，班里女同学把眼睛都给看直了。这人是谁呢？就是咱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张铁林！当时班里就我俩中国人，自然也走得近。前两年他来英国，我们恢复了联系。虽然都在一个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学习之余必须打工挣钱。好在临出国前，我借同学在餐厅工作之便，磨练了两星期厨艺。也正是有了这手准备，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饭馆里的工作。那饭馆不大，老板是山东人，看到大陆的留学生倍感亲切，加之我人也开朗聪明、肯卖力气，便爽快地留用了我。语言学校只有上午9点到12点的课，12点以后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饭馆干活儿。工资按天结算，每天30英镑，我那时每个月的总花销不会超过200英镑。在饭馆工作卖的就是力气。炒菜、擦桌子、拖地这些活儿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国饭馆一般都营业到半夜十二点才关门，关门后还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里，基本已是凌晨两点了，而我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去学校上课。时间久了，总归有些精力交瘁。在饭馆打工时，我与山东老板的合照。大概过了七八个月，有次我和同学闲逛到科文特花园广场时有了意外发现。这个广场不仅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艺术品交易中心，还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街头艺人和街头表演艺术家。在当时的中国，街头表演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但在这里不会，每个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当时就寻思着：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来，支一个卖艺小摊？没过几天，我就拿着自己的家伙什儿去了广场。心里不觉得丢人，也一点不紧张，就怕外国人不喜欢我这笙乐演奏。我大概是广场上第一个吹笙的，这乐器外国人都没见过，乐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国民乐也让他们感到稀罕，没一会儿就里里外外地围了好几圈人。我这人是个“人来疯”，人越多，我吹得越带劲儿，越沉浸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个晚上，我就挣了80英镑，相当于原来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年轻时我在街头吹笙，旁边拿手鼓伴奏的是我后来的英国媳妇儿阿曼达。挣到第一笔钱之后，我就再也不去饭馆打工了，天天到广场上吹笙，不到两年的时间竟攒下了一万英镑。当时觉得自己特厉害，以前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赚这么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把手里的英镑换成人民币有将近十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笔巨款。刚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唤友地聚餐，统统由我来买单。剩下一书包现金全给了我母亲，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1986年第一次回国，我与朋友一块儿去地坛公园游玩。只是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去街头吹笙这个选择竟冥冥中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它让我遇见了我美丽淑良的妻子，让我在英国一住就是37年，也让我放弃了成为指挥家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一名民间艺人。从北京回到英国后，我继续边上学边在广场上卖艺，按照计划，我该就这样波澜无惊地度过我的留学生活，再回到祖国实现梦想。直到某天，我在广场上正吹着《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因为旋律比较忧伤，很多人都红了眼眶。偶然抬眼间，我瞥见了一个金发女孩儿。她站在人群后面，只露了半边脸出来，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中。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岁月静好，她给我的就是这感觉。年轻时的妻子，周身散发出一股娴静的气质。我当时心想：您可千万别急着走啊！天遂人愿，女孩非但没走，还在一曲终了时主动来到身前与我说话，她说，“我家这周有一个晚会，你能不能过来表演？给你20磅。” 因为自小习惯了还价，这会儿我竟下意识地脱口而出，“30磅！”话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实她不给钱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没跟我计较，最终许诺给我25磅。自那以后，我就与这个叫阿曼达的女孩建立了联系。我那时英文还不太好，俩人交流起来也挺困难，但由于那会儿中国相对闭塞，阿曼达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每次见面我都会用蹩脚的英语给她描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她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我也陪她一块儿去看电影，尽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块儿，就觉得十分美好。不到一个月，我们正式确定关系，搬到一块儿同居了。或许是觉得我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达最终决定嫁给我，她父母也都支持。1988年举行婚礼时，我还是个穷小子，车房一概没有，身边只有在英国生活的6个亲朋，甚至婚礼当天，我这个西装革履的新郎官儿还是坐地铁去的婚礼现场。按照英国习俗，婚礼当天我的胸前戴了一朵白花，阿曼达坐在我左手边。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的中产家庭，从小在仆人的服侍下长大，生活相当优渥。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半分怨言地嫁给了我，连结婚戒指也挑了个最便宜的，29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几百块钱。我一直觉得，娶到阿曼达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29英镑的戒指，阿曼达一戴就是33年。在广场上吹笙不仅让我收获了爱情，还让我迎来事业的转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乐舞蹈艺术公司”老板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加入了国际狂欢节大家庭。每年我们都会去各个国家的艺术节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联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我都去过。每一次演出，我们乐队都受到热烈欢迎。观众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国，台下差不多有30万人，欢呼声如潮，灯光晃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刻。在巴西演出时，我（后排左一）与乐队成员的合照。西洋乐器比较常见，每次轮到我的独奏节目时，观众们都对笙格外感兴趣，当我说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时，台上台下的人一阵惊叹，我听了心里倍儿自豪。可人一满足就容易忘记初心，一场场演下来，成为指挥家的梦想逐渐被我抛之脑后。巡演机会越来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忙着这个事儿，压根没时间再学习语言课程，申请大学更是无从谈起。现在回想，那时候的我已经迷失在了热闹和繁华里，不愿丢下这些，那就只能顺着眼下的局面继续向前。演出期间，我与梅尔·吉普森（左一）的合照，他拍过《敢死队3》和《血战钢锯岭》。收入提高，也是我当时不愿放弃演艺回学校读书的一个原因。小时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买一罐可乐都有点舍不得，而那时一次演出挣的钱，就能买一千罐可乐。与阿曼达结婚不久，我曾花4万镑买了个小房子。房虽然小，但在诺大的英国，总算有了一个我的地盘，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1999年，凭着巡演攒下的钱，我又在伦敦买了套带花园的三层小楼，19万镑，那儿的地段特好，相当于北京二环内。最中间这幢是我家的房子，从1999年一直住到现在。在演艺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岁的我再回头追忆，除了怀念那段经历，一些遗憾事也在心底搅动起来。记得刚结婚时，我与阿曼达商量着以后要生四个孩子，想着人多家里热闹。但由于我四处巡演，待在家的时间太少，作为园艺师的阿曼达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于我们最终只有一个小孩。他从小就念叨着要兄弟姐妹，我们也一直想着等有时间了再生。等后来不忙了，我们也老了。对母亲我也一直心有愧意。从我1983年出国到她1994年去世的这11年里，我只回国六次。一开始想着反正留学几年就会回去，后来则是因为巡演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母亲去世前，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见自己的亲孙子，神志却已经糊涂。我心里特难受，觉得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我唯一的儿子头头，他是中英混血，模样很帅气。 50岁那年，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改变。演艺公司将老演员更新换代，我成了被替换的那一个。离开公司，我可以去其他乐团，也有机会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给一个人吹和一万个人吹都一样，只要他喜欢。于是我又重操旧业，抱着笙坐回了广场上。直到今年一月，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才彻底告别广场演奏生涯。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当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挥，无一例外，他们都评上了一级演员。有老朋友对我说：“郭艺啊，你当时要是不出国，如今就是教授级别了。” 2019年回北京，和几十年没见的初中同学一块儿吃饭、唱歌，仿佛回到了少年。老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儿。好在我这人生性乐观，一转头，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动我的人和事儿，心里多少能好受点。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听完总是轻轻地在我琴箱里放下5英镑，让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儿子来感谢我，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原来那位先生自从妻子去世后就得了抑郁症，听完我的音乐后，又开始觉得生活有意义了。还有一次我演奏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面前泪如雨下。她说自己有一个儿子，16岁开始接触毒品，17岁便被毒品组织杀掉了。她悲痛不已，怎么都缓不过劲儿来，每次一听到我的音乐后，心情就会特别平静。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释然。只要有音乐，只要能让我展示出音乐的才华，只要有人能欣赏我的音乐，无论在大剧场里吹，还是在艺术广场吹，我都觉得高兴。尤其是每每看到家里温柔的妻子、孝顺的儿子，我更是无比满足。 2018年，我与阿曼达从英国赶来参加头头在上海的话剧表演。儿子头头自小热爱（电视剧）中国文化，三岁时就把《西游记》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家里墙上全是他画的孙悟空、唐僧。后来他从利兹大学表演系毕业，一门心思地想去中国发展，我就带他回了北京。最近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国，边当英文老师边当模特，疫情暴发后又回到英国陪在我们身边。头头在我家花园里的照片，为了当模特，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头头的中文水平现在已经很不错，我们爷俩儿经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总是勾起我对祖国和亲人的回忆。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很想被大家伙儿知道，就经常边录视频边聊，发到西瓜视频之后反响竟然还不错，国内很多同胞都乐意听，那我就继续讲下去。如今人到暮年，我越来越思念祖国，就盼着儿子哪天在中国稳定下来了，我和阿曼达也一块儿回国定居。我期待着那一天快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