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在哈珀政府取消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之后，反对党一直在传递一个讯息：联邦保守党对中国移民是遏制的。因此，联邦政府当局公布了2004年至2013年这十年期间的移民来源总数，中国人以32万人独占鳌头，紧追其后的是印度裔移民，与中国人相差几千而已。之后的顺序是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美国和伊朗。 这个数字显示，从联邦政府接纳移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移民非但没有受到压制，相反还是持续增长。而在投资移民问题上，中国人的人数更是具有绝对多数的地位。不仅如此，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入籍人数，也是十年居于榜首。本来，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投票率低，是因为入籍的中国人太少，手里没有票，因此，虽然「人多势众」，但却票源缺乏。现在看来不是那麽一回事，而是手里有票，但懒于去票站排队投票，情愿大夥儿一起去吃饭喝酒聊天。或者，另外一种可能，虽然想去投票，就是不知道该投哪个政党、哪位候选人，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移民十年占据加拿大移民来源国首位，但在参政或融入社区议题上，却落在前述罗列的其他族裔后面。仅以印度裔来说，移民人口并没有比中国少多少，但是在民意代表的选举中，投票率远远高于中国人。这难道是文化的问题？国民性的问题？还是民主参与的习惯问题？ 中国人移民或者公民很善于抱怨，华文媒体也常常放大这种抱怨，这本来也没有什麽错，民主国家，不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规律在起作用吗？但是，十年增加32万人，这就差不多是加拿大总人口的1%，不可谓不多。但是，从媒体上看华人形象，好像依然是百年前遭遇歧视和排斥的社群模样，这真有点滑稽。既然华人成为了英法裔主流社群以外最大的少数族裔，那麽除了理所当然享受「移民最多」的头衔之外，是否还应该想想如何成为选举投票率最高的族裔，贡献社区最多的族裔？ 恐怕这些目前都做不到。同样，名为投资移民，但是大部分华人投资移民并没有在加拿大投资，也被认为没有为加拿大创造就业机会，与最多投资移民和最有钱投资移民的称号不相吻合，以至于移民部取消了这个项目。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说，通过20年观察研究发现，由于很多投资移民并不居住在加拿大，其缴税金额远低于其他类别移民，对加拿大经济几乎没有贡献。 总而言之，不管是原来的联邦自由党政府，还是今天的保守党政府，都没有歧视或者排斥过中国人移民，这已由移民部「铁的数据」证实。问题是，华人十万大军，是吃喝玩乐、只顾买豪宅的十万大军，还是拥有大量选票，想要参政、议政及贡献社区的十万大军？前者可能会触发排华风潮，后者则可以为更多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打下紮实基础。

　　近日，加拿大驻华使馆签证处发布了最新的加拿大临时居民访问签证申请清单，其中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将探访在加子女这类人群单独划为一类，并大大简化了递交材料的内容，对于广大子女在加拿大的父母来说的确是个福音。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看吧。   　　此次加拿大官方发布的签证申请清单里，新增的一个类别就是个人访问(探访在加子女)。而在以往，探访在加子女是划归到探亲或访友类下面，没有单独分类。此次调整，不仅单独将探访子女分类列出，同时在此类人群的签证申请材料准备上更是大大的简化。以前探访子女需要出具收入、资金、资产等方面的审核资料，而现在父母探访在加子女，只需提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证明、邀请信、以及证明子女在加一些基础材料信息。是不是感觉特别方便、特别便民?虽然目前签证政策呈现利好，但加拿大的签证政策是否会持续放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访问签证的政策现在越来越好。不过目前学生的留学签证暂时还未有任何变化，对材料的要求依然严谨。

      今日当妈妈绝不容易，除了供书教学，挑战亦不比上一代的妈妈少，是故不少女士选择迟生、少生，甚至不生。但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人选择不生，但也有人选择多生，四个、五个、六个……高呼「喜多郎」 万岁！请听两位「多产」妈妈的心声。 从抓紧到放手 四孩妈妈：梁李碧琪       「偷得浮生半日闲」，啜一口咖啡，闲坐在麦当劳二楼，俯览街外春光流动，对拥有三女一子的梁李碧琪(Betty Liang)来说，半年前绝对是在梦里才可能出现的 Happy Hour。       何出此言？因为半年前，Betty 仍是列治文中侨张安德乐福苑(Austin Harris Residence) 屋苑经理，举凡住客服务、厨房膳食、屋苑卫生、人事管理等等，她都不能置身事外；拖着一身疲倦下班回家，还要面对四个孩子的不同需要。       Betty是热爱工作的事业型女性，1998年产下第一个女儿，2000年再诞下第二胎，那时已担忧会否因此失去自己的专业，只能在家当妈妈。于是央母亲帮忙照顾两个小女儿，自己走去护老院当社工。但顾此必失彼，是否这个缘故，所以辞职、专心留守家中当全职妈妈？           「四个孩子（长女17岁，次女15岁，三女 12 岁，幼子 9 岁），都在成长期，各有不同需要，做母亲的需要多些时间在家，这无法假手他人；老爷奶奶年纪亦大，自己的母亲又在此，要顾老又要顾嫩」。2014年年底，Betty 终于选择全退，离开护老院，专心在家为老人煮饭、为儿女解困。   挑战       问到她养儿育女最大的挑战，她一口气说出以下数点：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给儿女。Betty 深知加拿大的某些价值观跟她的信仰有冲突，如何抗衡并教育子女不被这个世界的某些错误价值观所扭曲绝不容易。另外，就是时间分配。这位年轻妈妈知道，因着年龄、性格不同，每个孩子都有她/他的不同需要，尤其是女孩子较情绪化、较敏感，身心灵成长都需要多加照顾，作母亲的最理想是每个孩子都能给予足够的 quality time，但无奈时间实在有限：既要做家务，又要照顾老人……。此外，丈夫独力撑起这个六口之家，工作忙碌不在话下，作妻子兼母亲的Betty 一直努力想方设法，希望让丈夫与孩子多些机会沟通，原来这也是一大挑战！还有就是如何帮助孩子培育手足之情，使他们彼此关系更密切。她记得儿女小时候易妒忌争竞，但年纪渐长，兄弟姐妹间多了些「密偈」交流。作母亲的最希望子女间能学晓互相帮忙体谅。   乐趣       于卑诗大学毕业的 Betty，好不容易才戴上大学毕业四方帽，一身学识，却要卸下屋苑经理职衔，全职照顾四个儿女与丈夫，当中能否找到乐趣？       Betty 坦言初任妈咪时，十分不适应，因觉得家务永远做不完，照顾孩子也不似在职场般能一展所长、有「成绩表」、有满足感；但今日的她，已经能放下更多的「自己」，在妈妈这个「岗位」上找到它的意义及重要性。孩子喜欢吃她煮的食物；孩子有食物会主动请妈咪吃，又愿意帮忙分担一些家务；兄弟姊妹间「有偈倾」，关系良好；姐姐们懂得照顾自己之余也懂照顾弟弟；孩子年龄渐长，但偶尔仍会出奇不意来给妈妈爸爸一个搂抱等等。旁人认为可能不值一哂，但以上这些，才是让碧琪乐进心坎里的点点滴滴。 感激       懂得感恩的人最快乐。Betty主动提出她生命中必须感谢的人：「最感激丈夫身体力行，默默支持与体谅，伴我度过这段日子。他助我成长很多！」其次是「感激母亲，帮助我照顾小朋友。特别在这母亲节，希望母亲可以过开心的退休生活，不用再为儿女孙儿操心。」她又「谢谢老爷奶奶与姑仔，除了给予帮忙，也给空间让我一家自行去处理问题。」最后，她强调：「我的力量源自我所相信的上帝，感谢祂于适当的时候把这四个孩子放到我身边。这四个小朋友给我最大的训练，就是让我学晓由抓紧自我步向放下自我。」   肯定生命价值 五孩妈妈：蔡李佩贤         「生命乃上天的大恩赐、大礼物！既然如此？为何不生？」已经有五个小孩的 Odilia（最大12岁，最小3岁），并未打算「鸣金收兵」，更掷下如此豪言壮语！       笔名「蔡师奶」的《新天地》专栏作家Odilia，2000年结婚，几年后先诞下长女，两年后，再诞次女。饱尝亲朋戚友的祝福，为当妈咪头五年的辛苦困难期添了些甘蜜。但当诞下第三个孩子时，迎来的不再是祝福，而是奇异的眼光。这让年轻的妈咪很不开心，心情低落。向神父求助，神父建议她跳出华人朋友的圈子。 孕妇贵人       但 Odilia的生活周遭一直都是华人，如何跳出？神奇的是，2007年，她在某教堂祷告时，竟遇上一名「大肚婆」。「你是第一胎吗？」Odilia 好奇的问。「不，是第六胎。」对方答。       借着这孕妇，Odilia 认识了更多多孩大家庭，让她「眼界大开」。直到那时，她才得悉自己之前真个是「井底之蛙」。       「井底之蛙」是遇上「孕妇贵人」后才「开窍」，坚决「生养众多」吗？       适逢结婚15周年的 Odilia，回顾自己的婚姻路，笑说：「结婚前有半年婚前辅导，神父问我夫妇俩想生多少名小孩。我二话不说回答：『二男二女』。」Odilia乃家中老大，下有两弟妹。家里一向很热闹，不独她她妺妺催她多生，连她的长女（今年12岁）也鼓励妈咪再「添丁」，好让她继续当「小保母」。           但追根究柢，其实并非因为妹妹或女儿催生，而是Odilia自己从小就认为「生命是独一无二、是有价值的，不关乎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生病……」；中学去老人院、儿童病房等地方做义工，探望长者及患病儿童，更让她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2000年，她的婚礼主题便是：「委身于爱情、生命与希望」。她相信生命乃爱情的结晶品，而生命又会带来希望。       抱着这种信念踏上红地毯的女子，怎能不一生再生？！       但信念归信念，现实也不能忽视，譬如如何照顾教养五个孩子？有限资源如何分配？孩子间冲突如何处理？……记者满脑子疑问。 学习取舍       电机工程出身的妈妈自工作中学习到有系统的去管理家庭，为生命定出优先次序，并且学习取舍。譬如夫妇俩都同意婚姻非常重要、夫妇关系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在 Odilia夫妇的字典中不许有「离婚」两字，不明白就去学、夫妇间出现问题就去解决，不介意寻求朋友甚至父母的帮助。2004年，两人就去参加由父母举办的「夫妇生活营」，学习如何处理当时夫妻的紧张关系，也学习彼此忍让、互相尊重。Odilia 说未当妈妈时，两夫妻喜欢吃喝玩乐，十分奢侈；但有了孩子后，「都没时间去花钱，钱倒省下不少！」加上夫妇都不介意使用二手物品，「很多孩童物资都是朋友送的。」更笑说自己的「大家庭」不独助长了他人的慷慨付出，也直接间接教导孩子学习分享及施与。       Odilia 认为今日孩子活在十分富裕的世代，衣食住行基本不缺，所以多生几个小孩也不会去到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地步，加上这位妈妈也不会人云亦云，让孩子甚么都去学，只挑认为对孩子重要的才花钱让他们去学，像游泳、滑雪、弹琴等。而多孩的另一好处是让父母更懂得精打细算，努力寻找社区优惠。Odilia 的孩子虽然都读私立学校，但除了长女外，其实之后的孩子入读，竟然都有学费优惠！Odilia 亦刻意去光顾或参加一些向大家庭提供优惠的商店、食肆或社区活动等，虽然大温地区这些优惠并不多。       Odilia 夫妇重视孩子的服从性，但要求并非因为惧怕而服从，而是因为爱（父母）。他们夫妇从小替儿女建立良好习惯，像对人要有礼貌、公众场所不可喧哗等等。当儿女再大些时，就对待他们如朋友般，「希望她们长大碰到问题时，能像对待朋友般跟我们谈论、商量……」       父母在移民路上的牺牲、平日的勤劳、对子女的包容等，都让Odilia这个自认十分反叛的长女，在当了妈妈后，更能体会那份血浓于水的爱。       两代父母，虽然各自成长于不同年代，但永恒不变的是，皆甘心乐意为子女牺牲、作出宽恕。

      作者：信力建       最近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一个国际论坛，顺道做一次短期的旅行。加拿大国土面积998万多平方千米，比中国大，总人口却只有3500多万，只堪比中国的某些省市，像重庆2014年人口已达3370多万。从人潮澎湃车流如织的广州飞到加拿大最初也最深刻的体会便是充分感受地广人稀的自在舒畅，更有天蓝水清，无比怡人的自然风光随处可见，真是美不胜收。会议结束，顺道造访了居住于当地的华人学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兄的住所，惊见他一手打造的后花园，亭台小榭，流水潺潺，繁花似锦，布局精细，相当别致，有如进入了世外桃源。       加拿大之宜居世人皆知，这里是著名的移民国家，地大物博经济发达、呈负增长的出生率让这个国家敞开怀抱迎接外来移民，鼓励多元文化，它的美丽富饶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尤其它那比美国更优渥的社会福利，更是赢得了众多青睐。趁此次机会，我也大致了解了一下加拿大令国人无比艳羡的优厚福利。如果因巨大的落差伤害到国人的感情，实非所愿。       加拿大的福利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体系，可以说是从生到死，面面俱到，只要你是他的国民，或者拿到了加拿大的绿卡——枫叶卡。当代中国最困扰普通民众的莫过于新三座大山，即教育、医疗、住房，当这些问题摆在加拿大人面前，天空飘过五个字：这都不是事。       教育方面，加拿大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虽然幼儿园不是免费的，但是学前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即孩子四五岁左右进入学前班就开始享受免费教育，一直到高中毕业，整12年。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在世界首屈一指，有多所大学位列世界大学前百名，在加拿大，学生不用经过高考挤独木桥可直接申请大学，学校会根据其会考成绩、日常表现、特长及综合能力等来考虑是否录取。进入大学后学生可以申请政府提供的助学金和无息助学贷款，如安大略省有学生资助计划，针对该省的全体居民，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贷款读书，不仅减免30%的学费，而且所有贷款都是免息的，还可酌情考虑减免部分贷款偿还。如此优厚的读书福利，使加拿大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加拿大是唯一一个有超过一半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国家，这个比例高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可以说一个加拿大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政府的福利关怀是紧紧跟随的。诸如托儿补助金、育儿津贴、儿童教育补助、儿童税务福利等五花八门的补贴比比皆是。比如，加拿大的幼儿园是收费的，而且价格也并不便宜，为此政府设立了托儿补助金来帮补困难家庭。又如儿童税务福利，被美其名曰“牛奶金”，意指金额不高，但够孩子喝牛奶了。这项福利从孩子出生一直到18岁都可以领取。别小看这笔牛奶金，曾有移民专家算过一笔账，平均一个加拿大孩子从出生到18岁领取的牛奶金约为75万元人民币！       再来看看加拿大的医疗。加拿大的医疗福利连美国都望尘莫及。它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健，所有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通过公共报销计划享受公共医疗护理。全民医疗保健的费用是联邦政府拨款，每年政府大约拨款48亿加元，各省政府具体实行，全民免费享有、无区域限制。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流浪汉，无论流落到加拿大哪个角落，他都有权享受无所不在的免费医疗服务。通常情况下，加拿大人小病就看自己的家庭医生，大病就找专科医生。除牙科和眼科外，病人看病不需支付诊金、检查费、住院费、手术费，但要支付一定的处方类药费及医疗器械使用费。简言之，在加拿大，普通民众只需花少量的钱就能获得各种医疗保健。       此外，加拿大还设立了患病津贴，以帮助因患病、受伤或因身体原因而不能工作的人士解决经济困难。在中国家庭，一人生病可能拖垮整个家庭，但“大病返贫”的顾虑在加拿大基本是没有的。       住房方面，加拿大有很多选择，经济能力好的尽可以去住高大上的豪宅，中等收入的大多供得起宽敞舒适的别墅，经济水平稍弱些的公寓也是不错的选择，最不济的还有政府提供的政府房。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加拿大政府每年都会拨款建造大批的政府房，这些房可不是破旧的城中村，也绝非简陋的廉租房，而是修得漂漂亮亮的大楼，宽敞明亮的两居室或三居室。这些政府房是为照顾低收入人群而提供，它的收费方式比较特别，按收入的百分比来收取，如一般按月收入的25%—30%来收取，收入低就交得少，收入高就交得多，那些高收入的人宁愿把租金拿去买房，也不愿来占这等便宜，受惠的大多数是真正的穷人。       不仅“三座大山”压不倒加拿大人，加拿大在养老方面完善也令民众安心又省心。加拿大的养老计划既有公共的也有私立性质的。在加拿大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除魁北克省有自己独立的计划外，其他省都实行公共性质的退休金计划。像我们缴纳社保一样，由雇人单位和参保的个人共同缴纳。参保人在退休后可以享用。退休金的多少与缴纳者的收入水平成正比。此外还有养老金制度，加拿大人不论资产和收入多少均可获得高龄保障退休金，这个是不需要个人缴费的，只需根据在加拿大居留的年限来分配，65岁以上的在18岁以后在加拿大定居至少十年的，就有获取资格，具体金额则根据具体年限来计算。为了保障晚年生活，还有私人养老金计划和养老储蓄项目供民众自愿选择,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予以支持。这种私人养老项目是政府法定养老金的补充，也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来源。这种多层次的养老制度使加拿大老年人在晚年仍能获取大约退休前70%以上的收入，较好地保障了国民的生活质素。       不仅于此，加拿大还有诸多福利体现了“劫富济贫”的情怀，以细致入微的福利来保障普通民众的生活。如：       社会福利金，用于保证加每个加拿大人的基本生活标准。没有收入银行，存款低于1000加元的人可以申请这笔钱，单身人士每月可获得500至700加元，三口之家可获1100至1300加元左右，如果一直没有工作，那就一直领下去。       失业金，这是失业者的福音，如果在一年中连续工作了半年，失业后则可通过政府的就业保险计划领在十个月内领取约等于原薪酬56%左右的失业金。       收入保障津贴，如果低收入或没收入，就可以申请每月的收入保障津贴，收入愈少，得到的津贴就愈多。       怀孕及育儿津贴，加拿大是尽力鼓励多生多养的，当女性怀孕生孩子或领养小孩无法顾及工作时，就可以申请领取怀孕及育儿津贴。怀孕津贴最长可发十五个星期，充儿津贴最长可发十个星期。       当然，像拿着加拿大护照，可以免签去一百多个国家；全职雇员在工作一年后可以获得每年十个工作日的有薪假期；雇员不得因怀孕被解雇等等都可以列入加拿大的福利之中。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摸索前进，离更高一级不知还有着多远的距离，只在臆想中描绘它未来的样子。人均GDP五万多美元的加拿大，经济高度发达又极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加拿大却以资本主义这对立的身姿，提供给我们一个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本。虽然为这庞大的福利体制，人民缴纳了众多的税收，但透明公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要能奉行这样简单的政治哲学，实现中国梦又有何难呢？

　　早前有研究指出，香港移民第二代决定返港择业，多因为在加国难找到相称工作，或是感到本地升职无望。返港者多从事金融业，其中8成是通过亲友介绍才选择返港工作。   　　卑诗大学（UBC）与香港中文大学（CUHK）合作，从2010年到2011年间，访问了18个年轻华裔加人，12个住在加拿大、但子女在香港工作的华裔父母，以及加国的华社领袖等，了解年轻移二代回流原因，发现返港多与年轻人就业有关。参与该项研究的UBC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殷妙仲（见图），日前向《星岛日报》记者表示，加国工作种类非常有限，很多人难以找到合适工作。他举例说：“连我自己的研究助手、一个在本地土生土长的港人移二代，毕业后也决定回港，她说在本地难找到她想从事的国际贸易工作，而她回港不到两个月，就在一家国际知名大公司找到工作。”   　　殷妙仲指出，在原居地时，很多年轻人找工作是通过家庭、朋友之助，但移民后这一情况不同，“很多人的父母移民后也不懂得如何找工作，有的自己的工作也不太好，难以给子女实际帮助。” 　　“加国背景获雇主青睐” 　　除了工作难找，晋升无望也是另一原因。殷妙仲举例说，一个华裔移民已经在加拿大担任了银行经理多年，但因感觉身为亚裔常因“天花板效应”，难再获晋升，因此返港；他回到香港同一家银行工作，做了4年即连续升职两次。他说：“很多人感觉在加国没有将来，但在香港，他们不会面临种族歧视，反因加国背景拥有流利英语、外国学历以及国际视野因素，受到雇主青睐。”不过，他说香港目前政治不稳定等因素，也可影响这些返港人士未来走向。 　　该研究的受访者中，从事金融业有7人，占多数，另外从事教育及服业务各3人。当中8成受访者称返港是受朋友影响。殷妙仲说：“很多加拿大土生的人可能对香港不大熟悉，但他们通过已经返港的朋友了解到香港现况，而他们又把这一讯息带给其他有相同背景的人，通过这样口口相传，让返港发展渐成趋势。”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量持续增加，在2013年已经超越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移民来源国。这给美国社会带来一些变化和问题，比如突然崛起很多“卫星中国城” 等。那么，大量中国人选择移民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陆媒经济参考报撰文称，美国人口普查局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新移民的最大来源国，2013年达到了14.7万人，超过了传统上最喜欢移民美国的墨西哥，后者当年只有12.5万人。然而，移民是个人的自由，但对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非常重要。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度经济增速今年可望数十年来第一次超越中国，人口红利也功不可没。 当前的中国，无疑正处于“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最近的一系列数据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比如，有统计显示，到2020年，印度人口平均年龄将为29岁，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和美国是37岁，西欧国家是45岁，日本是48岁。 高盛经济学家哈继铭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2015年，中国工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72%的峰值，此后这一比例将加快下降，降速比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还要快。 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也认为，从2005年到2010年，农民工人数的增长率是4%，但去年这一增长率仅为1.3%，今年这个数字可能更小。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中国是人口大国不假，但中国正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后果是什么？无疑是经济增速的放缓，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成为美国新移民来源国，多少就显得有些讽刺。 当然，区区十几万人，相对于中国人口总数而言微不足道，但不容忽视的两点是：第一，如果加上移民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的中国人，总数不容小觑；第二，移民海外的，往往是高素质的劳动力，换言之，他们是最能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人群，但可惜都跑到海外去了。 移民，自然是个人的自由，比如，有家庭团聚的原因，有涉外婚姻的结果，但如果数量很大，就值得反思：第一，如果是正常的移民，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应如何留住这些人才？第二，如果是非正常的移民，那么，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怎样堵塞这些漏洞？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少人就感慨，他们也希望回到国内，上能报效国家，下能孝敬父母，但在国内，尤其是一些地方，孩子上个学、家人看个病、自己找个工作，都可能要去求人，他们没有背景，怎么办？那最好就留在国外，至少这里主要靠本事吃饭。 当然，还有一些人出于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求学环境，避免高考的压力；一些人出于对环境污染的恐惧，尤其是雾霾天气的失望，选择出国换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对于第二个问题，从最近一系列反腐案例看，其实不难解释。过去几年，不少贪腐分子潜逃海外，一些富豪非法转移财富，移民不过是规避风险乃至罪行的一种表现，这需要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 显然，在移民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现在国家号召“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其实就需要大量的人才。鼓励海外的中国人回来创业，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对中国增强软实力而言，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国电讯公司罗渣士(Rogers Communications)旗下多元文化电视台(OMNI Television)7日下午突然宣布将裁员110人，确保收支平衡。消息一出，很多受益于OMNI旗下国语和粤语新闻的民众都表示可惜。   　　多伦多社区文化中心总监钟新生表示，听说OMNI电视台裁员消息，第一反应就是可惜，OMNI电视台十多年前成立时，就和社区文化中心保持良好关系，也是新移民了解本地生活的最快捷渠道，新闻制作者也是新移民背景，所以新闻内容更贴切新移民所需。钟新生表示，政府应该认识到多元讯息对于新移民的重要性，想办法拨款为民众提供更多免费多元新闻频道。   　　OMNI匿名员工表示，原本两个部门的人员，已裁到原来一个部门的人员总数，而且不再有新闻节目，取代的将是软性新闻评论等社区文化节目。 　　该员工还表示，目前电视台内气氛很紧张，收到解雇通知书的员工在会议室内就离职或转到CityTV部门继续工作，正在着手商讨，也有员工收到解雇通知后，就打包走人。 　　一位OMNI电台资深员工表示，对于裁员消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因为是预料之内早晚的事。 　　多伦多时事评论员冯志强表示，罗渣士的裁员举动，从公司效益方面考虑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也赤裸裸的表现出对社会服务的不负责。冯志强表示，裁员后不仅民众失去一个良好资讯的传达平台，被裁掉的员工如何在本地传媒再就业也是考验。    

  近日，以投资移民方式拿到绿卡的华先生在进入美国时被海关拦下，海关详细询问华先生在美国的居住及生活情况，并告诉华先生，不在美国买房，就不要继续持有绿卡了。 无独有偶，杨女士的弟弟进入美国时同样被移民官扣留盘问，详细询问不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原因。杨女士说，弟弟一家人为防万一，决定让孩子提前转学美国，全家将于近期正式搬到美国居住。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投资移民以来，由于工作原因，不能长期居住美国，也没有在美国置办房产，但是自己一直以来坚持每半年来美小住，完全符合移民政策。华先生对于此次办理入关手续时被海关官员盘问一事非常担忧。他说，入关时的一名移民官建议，如果不能在美国长期居住，可以把绿卡换成旅行签证，十年内多次往返，同样可以满足华先生的基本需求。对此，华先生说：“换成旅游签证等于放弃绿卡，这是绝对不行的。” 对于这种情况，在美国做陪读妈妈的林女士表示不必担忧，她说，自己的同学自获得绿卡以来已经在美中两国来回奔波四年了，从来没有受到过盘问。因此，这些完全是概率问题，不必担心。 于两年前投资移民来美，现在持有临时绿卡的Jennifer告诉记者，自己常住中国，平均每4到5个月会来美一次，每次入境时移民官都要问很多问题，确实很烦，但是并不影响进入美国。 对此，律师告诉记者，海关此举的用意在于提醒移民需对美国社会有所贡献，美国颁发绿卡就是希望移民能够常住美国。美国尊重个人的来去自由，但是如果在美国没有任何投资，却想要持有绿卡，享受美国福利，这是移民局所不允许的。 律师说：“此事并非移民官员有意刁难，是中国人把制度玩坏了。”律师认为，美国目前的趋势同加拿大日渐接近，对现绿卡持有人的审查会越来越严格，这种只拿绿卡不做奉献的行为早晚会被禁止，严重者甚至会在入境口岸直接吊销绿卡。

加拿大总理哈珀周五在多伦多莱汤逊音乐厅（Roy Thomson Hall）演说，并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谈笑。（加新社） （渥太华8日加新社电）总理哈珀周五与来访菲律宾总统晤面，谈到加拿大外国临时劳工计划，表示他不希望外劳计划制造社会问题，在加拿大衍生次等永久居民阶级。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Benigno Aquino）访问加拿大第二天，哈珀接见他，谈及外劳。 哈珀说，不少菲律宾人移居加拿大，相信人数还会持续增加。他说：「这是一个亲移民政府。」但联邦政府修改临时外劳计划，菲律宾人和加拿大很多社区受影响。 加拿大的菲律宾社区有人口70万，可说较大的移民社群。联邦选举在秋天举行，联邦政府修改临时外劳措施，未知菲律宾社区会不会为此事，用选票表态，哈珀就说轻新例的冲击。 保守党政府设定4月1日最后期限，给低技术临时外劳选择，做加拿大永久居民，或是返回家乡。 哈珀回答菲律宾记者：「首先，我们要保证，一些职位可以招聘加拿大人，就不要找移民填补。我一天当总理，本国一天不会推行政策，制造永久次等临时居民，……永远没有公民权利、没有移居权利。」哈珀指出，渥京政府要确保，人们迁居加拿大，就有入籍公民的途径。 阿基诺与哈珀谈笑甚欢，看来他对外劳计划没有太多忧虑。 阿基诺说：「我今天听得汇报，听到技术与非技术劳工的差别。我们国人在这里绝大多数属于技术类，那么，你提及的那个条款似乎不适用。」 前加拿大驻菲律宾大使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指出，在加拿大，很多菲律宾人属于非技术类，政府新政策显然影响他们。

由卑诗省政府设立的首个卑诗省华人历史及文物电子档案库初步落实，将展示华裔加拿大人在过去在卑诗的丰富文化历史资讯。 省国际贸易厅长兼专责亚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厅长屈洁冰周五表示，卑诗省政府去年5月，就昔日华人受歧视的历史，在省议会作出道歉，并且承诺设立加国华人历史电脑档案馆，该计划的首个阶段工作已经落实。     在温岛两博物馆设档案库 据屈洁冰表示，该计划分别在温岛坎伯兰博物馆与档案馆(Cumberland Museum & Archives)及那乃磨博物馆（Nanaimo Museum）的档案库已完成，随后将会设立一个有关收藏卑诗省地方及区域博物馆的文物网上数据库，让公众可以在网上查阅。 该档案库收录了重要的文物，包括中国钱币、卷轴、相片及历史文本等。 省府透露，这项计划的拨款为7.5万元，而其他10间博物馆的文物档案整理，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完成。 公众、学术人士以及历史研究员，将可以透过图书馆、博物馆及政府的网上资源，查阅网上数据库的文物档案。

根据联邦公民及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一项问卷调查发现，去年25至44岁的移民申请人较2012年大幅上升，高学历人数数字亦有所提升，揭示出加拿大新移民的年轻高学历趋向。 该项调查共发出问卷28,851份，收回约3,200份。当中95%获批移民申请人为25至44岁，较2012年的84%大辐上升11个百分点。申请人学历方面，59%人称最高学历为学士，当中42%为硕士，3%为博士。 受访者对就业前景乐观 相较2012年刚引入教育资历评估（Educational credential assessment）时的34%大学本科毕业、18%硕士及5%博士。渥太华一家移民谘询中介公司World Education Services（WES）称，去年8成业务来自国外，2012年时只有16%。   调查中大部分回应者对于在加的就业前景感乐观，五分一人指有信心在1至3年内可在其专业领域内就业。9成人指移民加国因为可提升生活质素，7成人表示希望令事业更上层楼。 WES总裁Tim Owen指，加国移民入籍时间长，易使精英流向澳洲等需时较短国家：「六年对那些高技术移民来说太长了，这些人才都是流动性非常高的一群。」

　　在北美的华裔新移民中，很多人为了事业，为了打拼，与亲人骨肉分离。然而，这实属无奈之举，经济压力等原因，让华裔父母们把孩子送回中国，因此酿成的家庭悲剧更是时有所闻。   　　北美华裔新移民骨肉分离   　　“当年没有微信和计算机视频，只能通过书信及照片了解小朋友状况，平时打电话让小朋友熟悉爸爸妈妈的声音”。两名男孩的妈妈、近日才取得公民身份的Tiffany・高，回想与孩子分隔两国的时光就心酸。 　　“小朋友生病住院时，只能干着急，有次孩子病到打点滴，针只能从额头打，我要一直通电话才能安心”。 　　活跃于福建小区的法学博士江锦鑫听过多起孩子与父母分离而发生的悲剧，“有的孩子被爷爷奶奶宠坏、脾气不好，还有孩子因为爸妈在北美工作而产生富裕形象、被人绑架”，江锦鑫称去年在福州有一起爷爷带孙子去家门外玩，结果爷孙两人被车撞死的悲剧。 　　华人餐饮业者协会会长陈键榕感叹，新移民将幼年子女送回中国给长辈教养至小学再回北美的案例时有所闻，数目不减反增，“第一代移民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长辈在北美帮忙，请保姆是一笔大开销，父母作这个决定是很无奈的，不把孩子送回国，就没办法生存”。 　　Tiffany来自福州，两名儿子现年12岁及10岁，都在北美出生。因Tiffany及丈夫当时都忙于餐馆打工，两名儿子一出生就被送至家乡，分别请丈夫的姐姐及婆婆的妹妹照顾，老大直到三岁才接回北美，半年后老二也接回身边，现在他们是擅长中英双语及运动的优秀小学生。 　　Tiffany回忆，十年前网络不发达的时代，不如现在能通过语音、视频与孩子互动，只能花时间写信、冲洗照片邮寄给国内的亲戚；小孩生病也只能通过电话关心，“最近才拿到身份，当时没身份的情况，不可能飞回去”。 　　撑过对孩子充满思念才把孩子接回美国的Tiffany表示，没有父母愿意与孩子分离，可是新移民的环境条件多不允许孩子在北美教养，“通常夫妻两个人都忙着工作，打工赚钱不易，连交房租都有困难，只能将孩子送回国请长辈或亲戚帮忙带，夫妻两人努力工作赚钱，祈求经济能早日稳定，尽快把小孩接回来”。

      作者：加拿大俗人俗话       那年夏天，大女儿十岁，开始和我嘀咕，说她的朋友们都有定期的津贴（allowance ），比如送报纸，洗碗割草什么的。我说，你也有津贴啊，当你做好了我指定的习题，或哄弟弟妹妹，干家务接电话等等。但是对不起， 不干没有。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定期。       有一天，本地免费报纸有份广告吸引了大女儿的注意：招募送报员，路线好，薪水优。她说，我想去送报纸，妈你能不能打电话问问是哪条路线。       此时，我的产假金快用完了，意味着，我家时时刻刻就要靠丈夫的单一收入过活了。我一边留心着找工作，一边有些挣外快的想法。电话打过去，说每星期三四， 有人把要送的报纸，广告，商店减价券等，整捆运到我家门口，我们要负责把每张广告夹到每份报纸里，然后送到几条指定街道的每家信箱里。一共有八十来户，有几家人特意说明不要报纸，注意不要投到他们的信箱里。工钱每两星期结算一次，寄支票到家。如果不想干了，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取消。       告知大女儿，她欢呼雀跃，说以后有自己的纸币（bill），而不是零钱（coin）啦。送报路线有两条，地点离家都不近。我哪里放心让她一个人去，说，到时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帮你。她居然紧张地说，那挣的钱归谁？我说，好，你也到时候了，咱们先去银行给你立个帐户， 钱都归你。       这还一个loonie（一加元硬币）都没挣呢，大女儿先拿到了一张银行卡， 捧若至宝。银行人对她说，这种卡是“青年卡”，你只能一次消费$400以下。还让她煞有介事地签了名。我笑说，她肯定一次不会消费$400以上的。       过了两天的上午，报纸和广告如约运到了家门口，小山一样，一捆捆整整齐齐。这些东西需要分好，下午6点前全部送到每家信箱里。时间紧迫，我既想等着大女儿放学回来锻炼她，又犹犹豫豫地，剪开结实的捆绳，把一份一份的广告塞进报纸。等到大女儿回来，我已经都分好了，说，不好意思，我怕时间不够，帮你分好了，下次不帮这么多了。       然后，我先折叠好儿子的婴儿推车，装进大车，再把幼儿坐的wagon抬进车，然后和大小女儿一起，把分好的报纸一批批捧上去，再塞进一岁的儿子以及他的尿布奶瓶。 五岁的小女儿和跃跃欲试的大女儿精力旺盛地跳上车，我呵护大家系好安全带，带上水和零钱，出发。       光在地图上熟悉路线，基本上是没用的。这两条送报路线，一是在繁华市中心，商铺林立人来车往，二是在豪宅区，庭院深深占地广阔。难怪薪水从优，这些地方都是难啃的骨头。       繁华小街上，要想就近停车，就要停在街边，交停车费。我问大女儿的主意。她说成本太高了，咱们还是停在远处的公园吧。停好了车，拖泥带水把所有人和东西弄下来，报纸装在wagon里，由大女儿拉着走。儿子装在推车里，我一手推着，一手拉着小女儿随后。穿过大片绿地，瞥一眼安大略湖边的绝佳风景，戴上橡胶手套，开干吧。       商铺的信箱大多数就在店面外，随着人流走，一家一家地投。貌似简单，但十岁的孩子，哪能让她一个人在这么三教九流的地方溜达呢。我紧跟着大女儿，生怕走散了。       过了繁华小街，马上拐入一片安静老区，房子小小的挤挤的，我说，为节省时间，你送这一侧，我和弟弟妹妹送另一侧，街头会合。       我们忘了一件事，这条街有几家人不要报纸，不知是我还是大女儿误投了进去。后来报社给家里打来电话，说有人抱怨，请切记不要投给这几个地址。不想要直接扔回收箱完了呗，有些人， 哎，社会制度惯的。       两个人同时工作，就是事半功倍，不一会，厚厚的报纸消失了不少，我们的橡胶手套已经被油墨染得黑乎乎的，戴着还不舒服，干脆摘下。再拖泥带水地上了车，开到另一处地点。       豪宅区的几条街，每家都占地巨大，有的人家的信箱杵在前院草坪上，但是大多数信箱在大门口，要走过长长的车道。几家下来，真有“望山走死马”的感觉， 却好像没送出去几份。以前不知道， 就在这么个小城，贫富差别居然这样悬殊。我们边工作，边欣赏着每家专业设计的花园，边幻想着，如果我住在这种豪宅里，会偏爱那种花草。       最后一条街，是在本市主干道两侧。车多，但是没有什么行人。我问大女儿，有没有信心自己送一侧，我和弟弟妹妹送另一侧，她居然点将，要求和妹妹一起送一侧，我望着她们的小脏脸， 嘱咐说一定注意安全，我和弟弟在马路另一侧，咱们互相看着，但是不要比赛。       我分了一部分报纸，塞到儿子推车下面的筐里，穿过宽阔的马路，一边一家家地投递，保持步伐和她们一致， 一边远远看着对面。大女儿拉着wagon， 里面装着报纸和小女儿，到了人家门前停下，大女儿拿份报纸走向信箱， 小女儿静静地等。或者，小女儿拉着wagon，大女儿拿几份报纸窜到前面，投到信箱里后，等着小女儿，还嚷嚷着什么。       终于，我们赶太阳下山在前送完了报纸，只有儿子的小手是干净的。我们娘仨的手从来没这么脏过。       回到家，我开始纸上谈兵，研究我们的行动路线图。找出最优化路线，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然后和孩子们讨论， 牙牙学语的儿子也在地图上指手画脚。大女儿还说，妈，还是由你负责把报纸分好吧。等我放学回来就太晚了。我可以分一些报酬给你。我说，你存着去吧。以后学校组织旅游，可别再找我要钱了啊。       渐渐地，我们熟悉了大到路线，小到房子，更小到信箱。知道哪里的人多，哪里的车多，谁家的车道最长，谁家的狗叫声最响。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流程，时而交换路线，时而重组成员。 但是，从来没有大女儿和儿子的组合，她还小，带着更小的弟弟送报纸，我可不放心。       每次干完活，大家都是风吹日晒后蔫蔫的形状。一路上，因为手脏，只能喝瓶装水， 还要小心拧开瓶盖。加拿大的夏天其实很热，天气预报说的27度， 在无风的晴天里，谁看着都像快化了的冰淇淋似的。       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送完报后， 小房子里走出来一个人，一只大手里拿着两罐可乐，分别递给大小女儿，然后取报。女儿后来告诉我，他只有一只手。        有一次路过那家送报的冰淇淋店，小女儿说，送完了报纸，能不能吃个圣代，我说，挣的钱属于姐姐。老大，你愿意不愿意给弟弟妹妹买一个圣代？大女儿说，当然， 也给妈买一个。妈，等收到支票，从我的帐户上拨走。我记住了，一共是$12。        两个星期后收到支票，立即存到了大女儿的账户上， 谁都忘了这12块钱的事。        连续几个星期，每星期两次，经历这些小小的劳筋骨，和更小的苦心志，我那温室花朵坯子的孩子们，坚强了些，开放了些。不管她们将来干的是大事业，还是小活计，这次的经历，至少让她们感性地见到了，钱是怎么得来的。       后来，A公司那波澜壮阔的油砂工程启动，我被召回上班，挣“大钱”去也，再无精力陪孩子挣小钱，通知了报社，结算了总收成。那是我们在加拿大挣得最艰难的一笔钱， 一共$400。按小时计算，和沃尔马收银小姐挣得差不多。        大女儿长大些以后，自己又通过比较“文”的方式，一次挣来了$400。她说要作旅游基金，一直存着。后来，她参加了许多学校组织的旅游，远到蒙特利尔，纽约，更远到苏格兰和爱尔兰。飞机票钱我们出，她专款专用，买了一堆有用没用的小礼品，钱花得毛干爪净。

　　　84岁华裔曹木兰(译音)上月2日在波士顿宣誓入籍。（美联社） 　　财政部7日公布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员名单显示，放弃美国国籍和绿卡的人数今年第一季达1335人，为1990年代以来最多的一季，创下纪录。 　　专家指出，放弃美国籍的人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美国对不申报海外帐户的纳税人开始追税，要求他们报告海外帐户的收入并且照章纳税。 　　公布放弃国籍者的名单，是根据1990年代生效的一项法律的规定实施的，上次创下放弃国籍最多纪录的一季，是2013年第二季的1130人。 　　今年头一季放弃国籍的势头迅猛，似乎预示著超赶去年的纪录。2014年是放弃国籍最多的一年，共有3415人放弃，比2013年的2999人增加14%。 　　华尔街日报报导，加强对纳税人海外帐户的执法追税，加重了700多万住在海外的美国人负担，因为美国的肥咖条款(Facta)要求住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都要向美国缴税，外国银行要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美国公民的海外收入，全球逾14万家银行和金融公司签约同意执行肥咖条款。瑞士的UBS银行2009年即承认，他们鼓励美国纳税人在瑞士开设秘密帐户，用来隐藏资产。 　　香港一家公司对1840个美国人的调查显示，27%的人表示在认真考虑放弃美国籍的问题，而去年的调查只有18%。

软件质量测试(Software QA)近年来一直是新移民朋友找工作的热点。许多移民朋友即使没有计算机行业的专业背景，英文不是很流利，也都在短期内成功找到了软件测试的理想工作，主要原因是人才市场在这一行业的需求稳步增长。   强劲的市场需求固然是QA就业机会高的根本原因，但其它两个方面的因素对华人找QA工作也是很关键的：   第一、 QA对知识的要求相对来说广而浅，华人移民大部分都拥有的大学教育背景和国内的工作经验就容易在这里发挥作用，比较容易入行。   第二、 QA在工作市场虽然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职业分支，但在大学教育中还没有相应的体现，大家或多或少可以说都是转行，对没有深厚根基的华人移民来说，就业的竞争压力比传统职位小很多。   因为凡事都有个习惯思维，这种习惯思维在很多行业阻碍着华人的进入，在一个行业中越少华人面孔，人们就越认为华人不适合这个行业。在QA行业越多华人面孔，人们就越认为这个职业最好找华人。同时，华人就业基数大，意味着进入管理层的人越多，这个行业的门对华人就会越开越大。   对于什么是合格的QA人才？QA没有高手，但要的知识面比较广，可以说是杂，Java, Oracle, .NET, Data Warehouse, Web Application, Unix等等，这些知识我们都需要，但都不用很深，又都是要动手做过的，否则他根本就不会。   在北美，软件测试工程师由于越来越受重视，所以薪资也节节高升。现在起薪在五万以上；若经验丰富的话，薪资可以拿到十万。而且由于QA有积累行业背景的独特优势，所以个人发展空间大，工作稳定，又不像做Developer那样受年龄限制，因此，是华人移民朋友值得考虑的职业方向。  

  　　房地产已成为了成年人家庭在家庭饭聚的讨论话题，地产网站《The Red Pin》透过一个多伦多家庭饭桌上的对话，为20多岁的年轻人衡量一下，在今天的多伦多楼市中，应购买市中心的公寓单位还是郊区的房屋。   　　戴维米勒作为多伦多市中心生活的29岁成年人，他在晚饭上向家人宣布正考虑首次当房主。 　　姊妹莎莉说出了她的担忧：「我希望你不会考虑购买市中心的公寓，因为你未来组织家庭的话，买屋才是长线的投资。」已婚的莎莉看到了自己2004年在Richmond Hill购下一间独立屋有极高的转售能力。 　　戴米的父亲则说：「屋价非常昂贵，不过五年后会升值很多，如果戴米由购买公寓单位再转向买屋的话，一定追不及价格增长。由公寓搬到新屋，亦需要给地产经纪佣金。」 　　可是，戴米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买得起一间屋，因他的预算仅为40万元。他的家人建议他再努力工作增加10万元，便可以在密西沙加购买一个独立业权的镇屋又或是皮克林(Pickering)的独立屋。 　　不过，戴米指出自己已习惯了由家步行上班，他的母亲了解到戴米既然负担不起购买市中心的屋，他只可以选择搬到远离多伦多的郊区，他便要花最少一小时车程上班，亦远离居住在市中心的朋友，更何况戴米没有私家车。 　　戴米的哥哥却说：「戴米搬到郊区有甚么可做?他平日是位城市人，他住在公寓的话随时可步行至酒吧、商店，方便见朋友，住在郊区的话，去银行都要坐车。」 　　尽管戴米的姊姊说戴米婚后便可以增加供房子的能力，但母亲却说戴米应该安全一点，量力而为，并说：「戴米根本不能由自己好好保养一间屋，连自己600尺的工作室的清洁亦搞不好。买屋的话有很多保养工作，还有额外的保养费用。」 　　至于戴米的弟弟建议哥哥可以租住公寓，因为多伦多选择多又租金不会狂升，不过，姊姊和双亲认为不拥有物业始终不是好事。 　　戴米最后作出决定说：「我还是喜欢城市的生活，想容易去泳池和健身室，我准备去找寻合适购买的公寓单位好吧!」 　　公寓VS屋子的利弊 　　购买市中心公寓的好处 　　‧更为实惠的选择 　　‧步行便可以享受公共交通、购物和娱乐 　　‧享用健身设施、游泳池、瑜伽室，甚至狗温泉 　　‧不用担心家里保养和维修 　　‧公寓提供24小时保安员 　　购买市中心公寓的坏处 　　‧按揭费高 　　‧转售价值增长较慢 　　‧租或买停车位费用昂贵 　　‧面对隔音与隐私问题 　　‧由公寓转买屋的话追不及价格增长 　　‧由公寓搬到屋需要给地产经纪佣金 　　购买郊区屋子的好处 　　‧更扎实的长线投资 　　‧没有保养月费 　　‧无需担心扩大家庭成员 　　‧自由进行翻修提高提转售价值 　　‧避免因产权而被挤的潜在危机 　　购买郊区屋子的坏处 　　‧不是人人负担得起每月高昂的按揭还款额、首期、房产税和家庭保险费用 　　‧随着屋价上升被迫远离多伦多 　　‧交通依赖汽车 　　‧必须考虑购买汽车和汽车保险的额外费 　　‧从家来回工作地点需要一小时 　　‧负担屋顶和管道等维修责任和费用

在美国的华裔新移民中，很多人为了事业，为了打拼，与亲人骨肉分离。然而，这实属无奈之举，经济压力等原因，让华裔父母们把孩子送回中国，因此酿成的家庭悲剧更是时有所闻。  美国华裔新移民骨肉分离 据世界日报报道，“当年没有微信和计算机视频，只能通过书信及照片了解小朋友状况，平时打电话让小朋友熟悉爸爸妈妈的声音”。两名男孩的妈妈、近日才取得美公民身份的Tiffany·高，回想与孩子分隔两国的时光就心酸。 “小朋友生病住院时，只能干着急，有次孩子病到打点滴，针只能从额头打，我要一直通电话才能安心”。 活跃于福建小区的法学博士江锦鑫听过多起孩子与父母分离而发生的悲剧，“有的孩子被爷爷奶奶宠坏、脾气不好，还有孩子因为爸妈在美国工作而产生富裕形象、被人绑架”，江锦鑫称去年在福州有一起爷爷带孙子去家门外玩，结果爷孙两人被车撞死的悲剧。 美国华人餐饮业者协会会长陈键榕感叹，新移民将幼年子女送回中国给长辈教养至小学再回美国的案例时有所闻，数目不减反增，“第一代移民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长辈在美国帮忙，请保姆是一笔大开销，父母作这个决定是很无奈的，不把孩子送回国，就没办法生存”。 Tiffany来自福州，两名儿子现年12岁及10岁，都在美国出生。因Tiffany及丈夫当时都忙于餐馆打工，两名儿子一出生就被送至家乡，分别请丈夫的姐姐及婆婆的妹妹照顾，老大直到三岁才接回美国，半年后老二也接回身边，现在他们是擅长中英双语及运动的优秀小学生。 Tiffany回忆，十年前网络不发达的时代，不如现在能通过语音、视频与孩子互动，只能花时间写信、冲洗照片邮寄给国内的亲戚；小孩生病也只能通过电话关心，“最近才拿到身份，当时没身份的情况，不可能飞回去”。 撑过对孩子充满思念才把孩子接回美国的Tiffany表示，没有父母愿意与孩子分离，可是新移民的环境条件多不允许孩子在美国教养，“通常夫妻两个人都忙着工作，打工赚钱不易，连交房租都有困难，只能将孩子送回国请长辈或亲戚帮忙带，夫妻两人努力工作赚钱，祈求经济能早日稳定，尽快把小孩接回来”。 

　　人人都有移民梦，家家都有难念经。移民，其实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当激情归于平静，当现实抛离理想，留下的不仅仅只是思考。对于加拿大温哥华的新移民们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烦心事可不是一件两件，从生活到工作，从心理到社交……，一桩桩一件件都值得让人思考。那么，总结起来，最让新移民们烦恼的是哪些事呢?一起来看看吧!   　　据加拿大先枫报称，在对本那比、列治文、素里、温哥华不同的华人社区进行走访后，排列出最让新移民烦恼的10件事情，试图揭开长期缠绕新移民的十大内心纠结。   　　一、老二：生还是不生 　　走在温哥华的马路上，人们经常会看到上了点年纪的妇女推着一辆婴儿车，在优哉游哉地漫步，旁边一般还跟着一个比婴儿车里的孩童大得多的大小孩。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带着独生子女来移民出国来温哥华安家落户的时候，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搭不搭生娃这班“末班车”，一直是件纠结的事情。 　　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徐斌曾告诉记者，当年移民的时候孩子不算太大，当时因在念书，经济压力较大，自己和太太一直没有下决心生二胎，直到后来稳定下来了，太太的年龄又过了最佳生育期，如今女儿已经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他，每每谈起这件事情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而居住在素里的王慧女士就比较幸运，小夫妻在移民前就分好工，去了加拿大后老公先打工，老婆抓“生产”，分头作“战”。当时，双方父母都捏着把汗，可小两口硬是挺了过来。如今，王慧的小宝宝已经5岁了，老大已经在读12年级，一子一女的生活过得其乐融融。王女士认为，新移民来了之后能够生育的还是尽量生，好歹也是为加拿大“添砖加瓦”。 　　二、直销：干还是不干 　　很多移民来到温哥华后由于语言和财力的关系，自谋职业都有很多不易，于是，参加直销(又称传销)团体成为一个选项。目前，温哥华华人中盛行的直销产品有玫琳凯、优珊那、如新、醣质营养素、安利等。 　　来自苏州、目前从从事醣质营养素直销的Christina是入行比较早的资深人员。她告诉记者，目前温哥华的直销品种大致分为保健、护肤和减肥三类，因为直销门槛低且工作时间灵活，比较符合新移民的求职特点。 　　如今从事直销达5年之久的Christina说，她搞直销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不求亲戚、第二不拉老乡、第三不带人听课。她认为，做直销主要是做人，把人做好了，业绩自然就上去了。Christina表示，所有想入门的新移民她都愿意分享她的经验和感受。 　　不过，目前闲赋在家的陕西一所职业中学的语文老师刘女士却表示，她曾经被人拉去参加了一个减肥产品的直销活动，后来煳里煳涂被拉入伙，结果出了3000元钱买回来一堆产品，一个下线也没拉到。她叹着气告诉记者，直销这个活儿不是人人能干的。 　　三、宗教：信还是不信 　　有一项调查显示，温哥华华人新移民登陆3年后的入教比例高达50%以上。这还不包括其他信仰和禅修团体。加拿大主要宗教派别达30多个，加拿大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口超过80%，其余的人信奉路德教、浸礼会教、希腊东正教、犹太教、乌克兰天主教等。华人一旦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一般都会先被别人介绍去各种宗教礼拜堂或者祠庙或一些禅修活动。来自江苏常州的企业家马莉告诉记者，她因为每年在温哥华需要住上一段时间，苦于没有朋友，被人拉去教堂，产生了对基督教的一点认识，等记者时隔两周再次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受洗了。 　　不过，也有一些新移民误打误撞加入了一些非主流的宗教团体后，导致家庭产生矛盾。温东从事装修工作的陈先生就气愤地向记者叙述，太太自从迷上了一个宗教门派后，整天神神叨叨，一日三餐都要礼佛膜拜，搞得每顿饭全家都吃凉的。后来，他太太没和他商量，就从“开光”活动中花3000元“请”回了实际价值不到100元的佛像，于是夫妻关系格外紧张。加拿大华人老年协会创会会长李保忠也告诉记者，像这种因为信仰问题导致的家庭纠纷，在新移民中不是个别现象。 　　四、父母：来还是不来 　　新移民初来乍到时候，一般父母都只有五、六十岁，老人来不来还不是问题，不少父母还忙着在大陆“发挥余热”呢。可是等新移民们脚跟稍微站稳了之后，忽然发现父母已经年龄有点大了，是否把他们办过来，成了件闹心的事情。加国政府去年推出了“十年往返”签证后，便利了很多老人来温哥华短暂团聚，可是来还是不来始终也是个问题。 　　移民温哥华已经十多年的黄先生为父母到底来还是不来纠结了很久，他认为在温哥华没有朋友，语言又不通的父母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特别是自己平常上班，父母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时间长了很是无聊。另外，拿着访问签证的父母，在温哥华若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没有MSP报销，昂贵的医疗费用也是一个问题。即便办理移民成功，那么父母就要考虑长久的在此生活，增加的开销和无聊的生活可能会使父母想要寻找一份工作，然而父母能找到的工作很有限，本来可以在国内享受退休生活的他们，来到加国却要重新开始工作，这到底是不是父母想要的生活还难说? 　　曾经在卑诗大学从事医疗研究工作多年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他早就把自己的母亲和外婆办了过来，让两位老人老有所养。如今102岁的外婆和80多岁的母亲和他居住在一起，他说，感谢上帝给他机会可以孝敬自己的长辈，也感谢加拿大给老年人有尊严的生活。 　　五、回流：走还是不走 　　在走还是留之间，许多移民家庭一直在煎熬着。来自上海曾经在大陆从事卫生洁具生意的鲁先生的例子很典型。他英文也不错，来温哥华后在沃尔玛打过零工，但一段时间后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等妻子孩子全部入籍后，举家返回了上海，可是孩子临近升大学，两年前又把家搬回了温哥华，还好孩子很争气，今年考取了UBC的商学院，他说，把孩子安顿了，我又盘算着自己的生意了，回不回总是个问题啊。 　　记者了解到，很多觉得在温哥华难展身手的人都动过回去再干一番的念头，可是出来五六年之后，回去还能干啥?当年出国时，豪情万丈，很多人不辞而别，把后路都断了，现在回去，且不说没年龄优势，连技术优势也不复存在，除了多了点沧桑感，啥也不具备。 　　六、 国籍：要还是不要 　　关于是否入籍的纠结，往往从拿到枫叶卡的时候就开始了，若不入籍，回祖国当然是方便，但就要保证续枫叶卡时的居住时间限制，否则保不住枫叶卡，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了入籍，为了可以不受居住时间限制，但这除了在回中国需要办理签证之外，也带来了其他的麻烦，令他们怀疑自己入籍是对是错。 　　前温哥华华文媒体工作者、目前在大陆央视工作的张先生，13年前为了可以享受加国优越的环境和良好的福利而移民至温哥华，然而有着丰富国内工作经验的他，中国的职场确实更适合他事业的发展，为了可以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他经过了漫长的移民监，终于得到加拿大国籍。然而因为他从事的是大陆官媒的工作，必须尽量隐瞒自己的加拿大国籍，因此每次中加往返，他都要途径美国，从中国到美国用中国护照飞，再从美国用加国护照陆路入关加拿大，返回中国时同样如此。长期这样奔波的他很是纠结，入籍似乎成了一件麻烦事。 　　七、牌照：考还是不考 　　来自天津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他手里有两张牌照，一个保险经纪一个是房产经纪，可是他到现在只做过一个单子，还是他的老乡帮的忙。目前从事餐馆工作的黄先生认为，华人即便在当地考取了牌照，其实也未必能干出啥名堂，还是干点门槛低的实惠。 　　另一位来自厦门的庞先生目前从事保安工作，他认为，能考取一张牌照还是有用的，他自己从事的保安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却享受相应的福利，还是蛮合算的。目前住在温东的谢先生，本来想考个卡车牌照，搞搞搞搞运输，现在想通了，还是到超市打打工，不再胡思乱想了。 　　八、社团：入还是不入 　　很多华人来到加拿大后有很多茫然，离开了“组织”一时有点不适应，特别是中老年人那种孤独感更加强烈。大陆离休老干部、加拿大老年华人协会创会会长李保忠告诉记者，温哥华各类华人协会成百上千，仅以同乡会为例，最小的规模已经到了“镇同乡会”一级，大的就是“国际”、“全球”、“全加”，究竟加不加入?加入哪一个团体?很多人一时确实会犯了困惑。 　　来自上海的徐畅想入商会，可是各类华人商会、总商会、国际商会有好多个，而且有些商会互相之间还有一些矛盾，稍稍站错了队，有可能得罪另外一批人，最后权衡利弊还是都不参加算了。董太太本来一直是大专校友会的老会员，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团体就不活动了，之后又有人动员她参加老年协会，她了解到老年协会有好几个，而且互相不团结，想想就放弃参加了。 　　九、真话：说还是不说 　　很多新移民来到温哥华还一直带着来自大陆的原有思维，在大庭广众下说不说真话很矛盾。不久前的学校罢工，很多移民非常有意见，但来自南京的欧阳先生认为，很多华人担心得罪主流社会，尽管对教师联会很有意见，但是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 　　还有一些人对中国大陆的腐败问题、两岸统一问题、侨界的是非问题等，常常三缄其口。西北同乡会的一位姓朱的先生告诉记者，祸从口出，还是不说的好。居住在本那比的刘先生，是本地比较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他对华人社会的这种现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到了海外如果还无法说几句真话，那是一种悲哀。 　　十、婚姻：离还是不离 　　温哥华离婚率高达50%，很多家庭因为夫妻各自在两边生活，造成很多婚姻的问题。列治文的徐太太的例子很典型。徐太来自石家庄，丈夫是当地一家大型零售企业的董事长，因为生意的关系，两人聚少离多，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在这边生活，虽然衣食无忧，但夫妻关系慢慢转淡。 　　让徐太比较苦闷的是，他老公多年来一直和手下的一个女会计关系暧昧，移民之后，丈夫和小三人的关系逐渐公开，徐女士并非没有考虑离婚，但因为孩子还在读大学，加上双方亲戚都是熟人，实在撕不下这张脸。徐太太说，像她这样的家庭在她的圈子里就有一半以上，其中的郁闷不足为外人道。 　　目前居住在北素里台湾村的陈小姐的情况也很特别，她先生是大连一家上市公司的高官，一直包有二奶，而她在温哥华也有情人，如今孩子在多伦多读书，夫妇两人一年只碰一次面，大家心照不宣，但是婚姻还一直挂着。她表示，大局为重吧，这样也各得其乐。 　　新移民在遇到烦恼时，不要自己憋在心理，要讲出来，学会与别人交流分享心情，尽量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比如常去图书馆或者社区中心走走，遇到一些有经验的老移民，多与人交流，听听其他人的建议，也可以吐吐自己的苦水，这样心情会轻松些，说不定还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保持良好的心态，必定能闯出移民生活一片天。  

【加拿大俗人俗话】早春二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全家外出，经过银行时，丈夫进去办事，我和孩子们在车里等他。无聊里四下观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站在银行门口，向进进出出银行的人们推销着什么。春寒料峭，小姑娘衣着单薄，瑟瑟发抖。我在车里观察了几分钟，见她似乎只卖出了一块。我叹口气，掏出一个toonie（两加元硬币），对大女儿说， 去，给那个女孩，不要拿东西。   若干年前，每年开学的九月初，我大女儿所在的学校便像其他加拿大小学一样，开始忙活一件大事：募捐。   几年来，家长都先收到一封温情脉脉的信，说为了更新图书馆的图书电脑，为了能有更多机会外出野游，本着自愿的原则募捐，每人至少两箱巧克力，请先交钱。学生们拿到摊派，傻呵呵捧回一大堆巧克力，垂涎欲滴。家长们利用一切人际网络，或求爷爷奶奶告姥姥姥爷舅姨叔伯，或把这些“烫手山芋”带到办公室，放在饭厅里，旁边放个装钱的小盒，写上谁谁在为孩子募捐。好几个家长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每每尴尬撞车。   这一举动，学校美名为锻炼孩子，乐坏了经销商，可愁坏了我们这些举目无亲的移民。大女儿二年级开始，就沿着我们家这条小街挨家推销。这条街很多孩子都在同一个学校，一时间里一帮卖巧克力的孩子窜来窜去，家家都买了几板一模一样的巧克力，市场很快就饱和了。剩下卖不动的，只好自己家里消化。几十板巧克力，对孩子是大大的诱惑，对家长是不小的经济负担。   大女儿九岁那年，四颗牙长了龋齿后，我下定决心，把这些劳什子卖出去。   到哪去卖呢？我一边琢磨，一边和大女儿讨论。我说：咱们这小城，车多人少，你说，要想卖东西给别人，什么地方人多，而且用脚走路？女儿曰，公园，银行，商场。我说，回答得不错，咱们再一个个分析啊：公园，溜狗跑步的人多，不一定带着现金；银行， 人为钱来，但是来去匆匆，没有几个人有购物的心情；商场嘛，人流大，但是咱们的巧克力，跟商场里的一模一样， 又比商场贵，谁不愿意买便宜的呢？ 而且沃尔玛这些地方，外面常年聚集着童子军救世军， 咱们哪里抢得过他们的地盘。大女儿边想边说，其他人多的地方， 我只能想到汽车总站了，可是咱们没去过那里。我的头顶腾地冒起一个虚拟的灯泡：对呀，S城的汽车总站，是本地区不开车人群的交通枢纽。候车大厅里总会有等车的人，而且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我家门前的大路上有块公共汽车牌子，一查，还真有路车直通总站。查好了时刻表，对孩子们说，明天下午4点，准时出发。   大女儿总体上说是个害羞但是有条理的孩子。她在家里练习贩卖口才，演练自如，先像背台词似的问我和她爸，我在卖巧克力为学校募捐，$2一板，有牛奶口味，榛子口味，和黑巧克力，你能支持一下我的学校吗？再来两句江湖叫卖，油里油气地，跟说绕口令一样好听：pick a colour any colour you like, 2 bucks，call it sweetie. 这都从哪学来的啊。   转天下午，我把巧克力装在一个干净结实大小适中的纸箱子里，把襁褓里的儿子装在婴儿专用的“小菜筐”里，呵护着懵懵懂懂的四岁小女儿穿戴整齐。大女儿一放学回家， 她便扛着箱子， 我拉扯着孩子尿布奶瓶，直奔家旁边的公共汽车站。   几站地就到了总站。很少坐公共汽车，对候车厅里到底能有多少人流量没概念。我既怕人太少没人买巧克力，又怕人太多挤着我们。就这么矫情。还好，因为城小，候车厅很袖珍，但是很合理地熙熙攘攘着。有人排队买票，有人坐在椅子上读书打盹。   我一眼就看上了那些坐着等车的人群，对大女儿说，去吧，我和弟弟妹妹就坐在这里看着你。记住，要微笑。   我们不远不近地坐下。大女儿表情紧张，家里的活灵活现都哪儿去了。天生的，没办法。她犹豫着，朝一对依偎坐着的情侣走去，声音小小的，开始背台词。 男青年立即掏钱买了一块，然后递给女朋友。这一下子给大女儿增强了信心，她一边瞟着我，一边四处游走叫卖。   一个人说对巧克力过敏； 一个人买了两块； 一个人抱歉地说没零钱，下一次吧。哪还有下一次； 一个人头都不抬，只摇摇手； 一个人主动过来买； 一个人说，等买完票，有了零钱后再买，女儿还实实在在地等着了； 一个人说巧克力的各种好处，却不买； 一个人给了钱，却不拿巧克力，说你自己留着吃吧； 一个人给了5块钱，说不用找零钱了；   几个中国留学生模样的孩子凑过来，用中文问大女儿，她好像没听懂，老妈出马吧。我拎着儿子走过去，说女儿在为学校募捐，所以巧克力比商场里贵。孩子们一人买了一板，各掏各钱。然后大女儿用中文说了声：谢谢。   一个半小时，卖掉了30块。剩下几块，可能都是给钱而不拿货的人们留下的。大女儿的手黑乎乎的，全是铜臭味。   小女儿很乖，没吵着要巧克力吃；儿子也表现超好，一直在睡觉，尿布都不用换。天色晚了，我们高兴地跳上公共汽车回家。我忽然想起，刚来加拿大时，住在B市，大女儿和她爸天天坐公共汽车去学英语，问她， 你还记不记得，这车上的拉绳是做什么用的吗？你小时候就爱去拉它。大女儿一脸茫然，只是耸肩。我一看街景，快到站了，拉了一下绳， 车内立刻响起铃声，司机在最近处的站牌前停下，看着我们娘四个下了车，笑眯眯说：祝你们晚上愉快。   回家不久，家里敲门，来了个挨家挨户叫卖的男孩，我给了他$2 ，说，你自己留着巧克力吧，到现在你卖掉了几板了？男孩沮丧地说，我今天放学后就开始卖，到现在，只卖掉3板。   送走男孩，我对大女儿说，你比妈妈小时强多了。 我九岁的时候卖过废品，才得了4分钱。女儿不解地问：什么叫废品？   后来几年，学校不卖巧克力了，而是让孩子们捧回花花绿绿的杂志订单。 我家里订了两年美国版的《国家地理》，比零售的还贵。   再后来，我们搬到O镇，募捐与时俱进，全在网上，兵不血刃，自愿保密，捐一百万没处炫耀，一毛不拔也没有白眼。但是，学校给家长的温情脉脉的信里写着：捐款$20以上，才给收据，以便在报税时有利可图。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选择在异国他乡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异族通婚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在那些看似光鲜的婚姻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体悟。       婚姻的幸福取决于多种因素，价值观、人生观、文化习俗、生活习性、性格特点等，相似性越多，婚姻越和谐;当然运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婚姻的不和谐最大 因素源自彼此沟通困难。两个性格不同、成长经历各异的人生活在一起，对一件事情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不同，会发生理解的差异，从而发生矛盾，从而导致婚姻 面临困境。       异国婚姻因双方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加上饮食习惯、传统习俗等差异，就显得更不容易，要经历的挑战更多。双方不得不经常处在东西文化差异中寻求 妥协与平衡。有的能够彼此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包容，于是获得婚姻幸福;有的因为沟通困难，心灵产生隔阂，终至关系破裂。   文化背景不同 婚姻有更多不确定性       《心魔与刺青》的作者莲香(Grace buie)于70年代从台湾来加拿大留学，在大学里邂逅一位波兰裔的加拿大人。西方人的风趣、幽默，加上长期在大学里生活环境的熏陶，令这位当时正在读博 士的加拿大人散发着充满活力而又奋发向上的气质;加上西方人坦率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吸引着莲香。同时，具有东方女性温婉、柔顺之美的莲香也让对方倾心不 已。交往数月，这对异国情侣即订婚、结婚，从此步入婚姻的殿堂。           莲香接受的是东方文化教育。她的父亲是位佛教徒，她所接受的教育包括台湾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日本禅宗佛学文化的影响。莲香的先生所受是纯西方式教育。两个完全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开始了漫长的婚姻生活之路。       在近40年的时间里，这段异国情缘一方面拓宽了双方的人生视野，彼此都能更多更广的了解不同文化;同时也让彼此历经许多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和谐。东方人的忍耐，使莲香不得不经常处在东西文化差异中寻求妥协与平衡。       在历经40年的婚姻之后，莲香说：“如果跟一个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我会比较容易预测我的人生。而我选择与一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有很多事情都不可预测，因此挑战很大。   寻找互补性       心理学揭示，任何一种关系的促成，无疑会包涵很多当事人的潜意识想法。很多行为都是下意识支持下做出。关系的双方可能都在寻求自己缺乏的某些因素。尽管东西方文化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是还是有不少华裔人士选择跟西方人结婚。很大程度上是寻找一种互补性。       70年代，几乎所有的族裔都不鼓励跟外族人结婚，尤其是华人。莲香说，那时在唐人街，有个讲广东话的老太太看到她走在一位西人男子身边，用手指着她大骂。后来情况有些变化。但总体来说，只要有可能，一般人还是希望选择跟同族人结婚。       莲香认为，华人跟白人结婚可能有两个潜在心理意识。一个是清朝末年，中国人曾受洋人欺负。对这些洋人，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也可能导致有些女孩子跟白人结婚的潜意识想法。       另一个是一种互补心里，西方人性格开放、幽默、风趣，恰好是东方人较缺乏的，也是吸引东方人的一个原因。我们是移民过来的，跟本地人结婚，心里有一种依属感，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相信很多跟本地人结婚的会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种下意识而已。       现代社会离婚率高，不少华裔单身女性自身条件不错，但她们在同族群异性中已不再有优势，比如年龄、离异带孩子等，但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不是问题。莲香认为这是因为东西方文不同，价值观不同所致。也是部份华人女性选择跟白人结婚的其中一个原因。   表达方式不同导致理解差异       中国人很重视坐月子，生孩子时要做很多准备，尤其在食物上很重视，因为关系产妇的恢复和孩子的喂奶。莲香却遭遇坐月子时的心酸，莲香生了第一个孩子 后，当她生了孩子回到家，冰箱里空空如也。除了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只鸡，没有其它食物。想到要给孩子喂奶，需要喝很多汤，莲香就把那只鸡炖上，打算熬鸡汤喝。       由于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汤的概念不一样。华人喜欢喝清汤，西方人喜欢喝浓汤。这种概念上的差异也给莲香带来麻烦。当鸡汤熬好时，她就让先生把鸡拿出来，意思是留下汤来喝。不过后面一句话没有说。结果她的先生遵照吩咐把鸡拿出了，同时也把汤倒到水池里。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好无奈，想哭都哭不出来。”莲香说，“他是知道我要喝汤的。就是因为西方的语言表达非常清楚，没有表达出来的他就不能理解。”这种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与异族人的婚姻里经常发生。       莲香还谈到另一个经历。在中国家庭里，先生回家了，见面打声招呼：“你回来啦?”她用同样的话跟先生打招呼。(往往直接翻译)，结果导致对方生气： “这是我的家，难道我不能回来?”本来是一个普通的问候，对方会理解是：“我不应该回来，或者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回来。”莲香说，这种情形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去年，莲香的女儿生孩子，她决定周末过去给女儿帮忙。这在中国人的习俗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结果却遭到先生质问：“她邀请你了吗?”莲香听了这话感到心里发堵，很难受，觉得东西方文化之间确实存在一堵墙。       莲香说，这些很小的事情，就会使沟通变得很困难。夫妻本需要心心相印，连彼此的理解都发生困难，无疑心灵的隔阂就产生了。那一瞬间会有对这桩婚姻的正确性表示怀疑。   沟通困难 互不理解       多伦多居民文女士于10多年前从中国大陆移民加拿大，她在离异13年后遇见一位也是离异的本地加拿大人。两人都人到中年，离异后再婚本不容易，彼此也都期望倍加珍惜。但终因文化背景不同，分歧太多，这段异国姻缘几年后最终破裂。       文女士说：“东方文化是群体比个人重要;而西方文化是个人比群体重要。中国人的含蓄、谦虚与西方人的直白、开放的性格相矛盾;加上语言(包括肢体语言)表达方式不同，有时互不理解，甚至反向理解，日积月累，造成心灵隔阂。”       文女士还说，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女性习惯给予对方尽量多的关照，比如经常问候：“是否需要添加衣服?”在吃饭时总会说一句：“再吃一点?”这些在华人夫妻之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西方人会认为对他干预太多，使他烦恼，有时甚至会发怒。       文女士说，有许多矛盾在相同文化背景的婚姻里是不会发生的，或者是很小的问题;而在异国婚姻里会被认为是很大的事，甚至不可原谅。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只有无奈，觉得与异族人的婚姻确实存在一条隔膜。婚姻也显得脆弱不堪。

其实抑郁症离每个人都不遥远，有的人自我排遣，有的人求助亲友，但也有人一蹶不振。有人曾如此描述抑郁症：它是一场心灵的感冒。每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里，有多少正遭受着心灵的折磨，甚至正谋划着一场残忍的自杀。 美国和中国都是抑郁症大国，有权威医学机构统计，美国大约有8%的人（12岁以上）患有抑郁症，而中国的患病率为6.1%。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海外生活的华裔更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抑郁症是需要治疗也能治好的疾病 华裔抑郁高发 2014年12月11日，13岁华裔女孩艾米丽（EmilieOlsen）在俄亥俄州费尔菲尔镇的家中开枪自杀。 上海澎湃新闻报道，校方称，艾米丽过去曾长期遭抑郁症的折磨，并且有过自残历史。而关于抑郁的原因，艾米丽的养父怀疑女儿是因为受到同学的欺凌，原因是艾米丽的华裔身份。 近年来，华裔因抑郁自杀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人们在唏嘘的同时，也感觉到华裔的心理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得到重视的地步。 2004年11月9日，以《南京大屠杀》一书闻名于世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被发现用手枪自杀于车内，年仅36岁。据其私人医生说，张纯如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并曾因此住院治疗，近期因筹备一部反映二战的新作而使原有病情加重，身心崩溃，导致自杀身亡。 2012年4月6日，年仅40岁的硅谷华裔工程师王庆根自杀于自宅车库内。斯坦福博士毕业的高才生王庆根因工作压力过大，长期受到忧郁症的困扰而自缢身亡的。 除了这些行业精英，华裔青年和老年更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旧金山南湾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联合学区由于毗邻硅谷和名校斯坦福，以其辖下的多所明星高中著称。但这个学区近四个月来却发生了三起华裔学生自杀事件，这在当地华裔社区引起强烈反响。 近年来，华裔老人自杀事件频发。2014年10月23日，纽约布碌仑区再次发生华裔老者自尽案，这是当月之内第三起华人自杀案。其中2人确诊患有忧郁症。 旧金山加大记忆与老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罗信指出，许多中老年华裔居住在文化单一的封闭环境，不谙英语，不接受西方食物等文化，再加上因语言言障碍不看西方医生，使得他们的忧郁症状无法被侦测与受到治疗，再加上医学界从来没有对这一族群的忧郁症进行过任何调查，使得重视华裔中老年人的忧郁症之举克不容缓。 华裔心理学家邱佩珍博士表示，她的诊所每年都会接待上千名客人，接到的咨询电话更是多达5万通，他们当中80%都是华人抑郁症患者，其中以中年男性居多，约占65%。失业、破产、婚变、受骗等种种原因使得这些突然间一贫如洗的华人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华人社会工作者剖析抑郁症4个诱因 今年7月，为强化社区人士对抑郁症的认识和了解，更生会南区办事处举办“如何面对抑郁症”讲座，邀请邓润璋讲解。 邓润璋介绍引发抑郁症的原因有多种，在她进行治疗和辅导的案例中，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4个方面。 一、性格方面的原因。有的人比较内向、孤僻和敏感，不喜和外界交往，也不善于表达，会将压力和负面情绪堆积在心理，长期如此容易陷入焦虑和忧虑之中。 二、身体方面的原因。长期疾病、身体不适或者激素分泌异常都有可能导致抑郁。比如有的人长年遭遇病痛容易抑郁，有的产前产后以及更年期也有可能导致抑郁。 三、除了精神压力、身体疾病，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抑郁。对于新老移民，来到异国他乡，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生活和工作上不如意、被孤立、被排斥、找工作不顺、失业太久、难以升迁、无助失落绝望感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低落的情绪无法排解。 四、各种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引起。比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父子关系等家庭关系、同事朋友之间、和领导的关系等等。当这些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又无法妥善处理的时候，也容易引发抑郁。 治疗文化障碍 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副教授Rose Wong博士指出，从他们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华裔特别是新移民群体存在相当严重的忧郁症，这和新移民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工作、生活与学习有很大的关系。有些老人因为受到失去亲人的打击、有些成年人因为工作和经济问题、一些学生则因为语言和学习障碍等，很容易导致忧郁症，倘若不及时找专业人士治疗的话，后果是严重的。 让人遗憾的是，由于亚洲文化的愿意，很多华裔的都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临床心理学家乔伊斯楚表示，在接受他人帮助之前，亚裔倾向于自己通过文化实践解决苦恼和感情问题。但当亚裔最终寻求专业帮助时，他们精神健康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较其他族裔的情况要严峻的多。 另外，就算你遇到正遭受抑郁症折磨或有自杀念头的人，你也可能意识不到。 乔伊斯楚称，“很多资料证明，亚裔更愿意表现身体上的痛苦，而非感情困扰。因此，当你跟一个很抑郁的亚裔聊天时，他们可能不会说出‘嘿，我很伤心，我天天哭，我很郁闷’之类的能够表现出抑郁倾向的话。相反，他们会说‘我头疼，我胃疼’之类的答案。” 正是由于此种表现，精神病医生经常漏掉这些抑郁症讯息。当然，这也只是建立在患者向医生寻求帮助的情况下。 Rose Wong博士认为，如今问题已经暴露，必须采取措施让华裔居民认识到什么是忧郁症，又该如何治疗。 邱佩珍表示，“有些想不开的人采取了逃避现实的轻生做法，有些人在最后关头来到心理诊所寻求苦口良药。在心理医生的药物治疗与心理开导下，有700多华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她表示，青少年自杀轻生的人数比成年人要少，约占12%，这些孩子因为同学的友情破裂、爱情搁浅、校园霸凌、和父母沟通不畅等原因而厌世轻生，他们当中多数人选择用刀割臂、割腿或割腕的做法自残。 邱提醒家长注意观察孩子的轻生迹象，例如不愿吃饭、不愿讲话、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表示活着没意思、用刀片或烟头割伤、烫伤手臂等，都是值得警惕的自杀前兆。遇到这些情况要及时和心理医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心理辅导，以避免自杀悲剧发生。 她指出，不少华人家长秉持着“赚钱养家”的观念，以为赚了钱就可以让家人和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实则不然，你的妻子、孩子缺少的往往不是钱，而是精神上的呵护；他们缺少存在感，需要的只是一个坚实的肩膀，一个温暖的臂弯。这个时候给他们多一点精神上的关怀比给钱更重要。”

多伦多一间专以向亚洲国家申请人提供在加拿大外劳工作机会的中介公司，最近被发现向申请人提供假文件，以致他们被加拿大移民局列入黑名单。该公司负责人现被控与移民诈骗相关罪名73项，诈骗金额超过230万元，包括身在香港和台湾申请人在内的受害人总数超过600名。   该间名为「GoWest Jobs International」的中介公司位于多市西区芬治西路(Finch Ave. W.)1315号。被控的是该公司负责人46岁的Imelda「Mel」Fronda Saluma(图)。其罪名包括22项金额超过5000元的诈骗、18项提供虚假服务、18项以虚假理由收费用和未被授权制造文件等，合共多达72项。   多伦多探员门多萨(Erwin Mendoza)透露，在这600多名受害人当中，绝大多数为菲律宾裔，但亦不乏一些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申请者受到牵连。起初该公司自2011年至2012年之间，为部分海外申请者提供了有效的雇主提供的工作文件，令他们成功通过这些文件申请到前来加拿大工作的机会。   「该公司利用这些成功的案例作为他们在海外宣传的资本，成功来到加拿大的这些申请者透过他们的家人、朋友，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向更多的申请人推荐该公司，但此后该公司就开始提供虚假文件了，」他说。   为了吸引更多人进入圈套，该公司对于申请人的资格毫无要求，只要能付得起申请费的都被收纳。门多萨介绍说，该中介公司通常先向受害人收取1,500元费用，用作加入等待工作机会行列的注册费，过一段时间在「出现工作潜在机会」后再收取2,000元至2,500元的获取文件费用。但当申请人拿着这些文件前往当地的移民签证中心进行申请时，却被告知文件是假的，不仅即时被拒签，还被列入黑名单﹐两年内不准重新申请。   虽然现在疑犯已经被捕，并且多伦多警方亦及时向边境服务局更新了信息，但门多萨表示，按照加拿大司法系统的程序，该案件很有可能要等两年才有结果，所以他对这些受害人能够提前被重新授权再次申请来加的可能性不抱太大希望。    

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在同级别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会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法国不足5%，德国也不超过10%。   某个工作日的中午，在香港金融心脏的中环，一间外资投行的会议室内人头攒动。与这里每周数场的有关投资项目的路演午餐会不同的是，当日活动的主题为子女择校指南与金融投资毫无关联，却吸引了比往常多出数倍的参会者。   他们是众多为子女教育问题头痛的家长中的一类——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供子女就读国际学校，但又需要在不同学校所要求的高达数十万甚至百万港元融资需求（以学校发行本金券或债券等形式筹资）之间做出抉择。“资产在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的人士，比起超高净值人士，虽然不会花特别多心思去做子女的教育安排，但教育的第一步还是希望把子女推上国际平台，上一所国际学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新加坡银行董事总经理兼财富规划主管李文修表示。   比起无缘国际学校的普通家长，这些金融、法律界精英拥有明显财力和教育背景、职业的优势，他们会从小为子女营造英文为主的语言环境，熟悉如何制作精美的个人简历和展示用的幻灯片，或者为子女挤进名校撰写“打动人心”的小论文。然而与资产更具实力的富豪相比，他们所做的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亿万富豪的教育基金：200万美元起步   为了赢得一个进入常青藤名校，或是英伦名校剑桥、牛津的机会，亚洲的富豪们愿意为子女付出多少资金？   “一般来说，亚洲高净值人士用于教育的资金占其可投资资金的15%左右，具体还要看需要做出教育安排的子女数量，像中国高净值人士一般只有一个孩子需要做出规划的话，教育资金的占比大约在10%～15%之间。”李文修表示。   以可投资2000万美元资产的富豪为例，这意味着他至少为子女准备了200万美元的教育资金。看起来很多吗？和实际需求相比，这还只是基本部分。   一所诸如耀中国际学校的小学、中学每年学费约17万港元，13年制读完需要超过200万港元，所有就读学生还需先购买20万港元债券；哈罗香港13年读完，学费部分的花销也超过200万港元，此外还需购买60万港元的债券或300万港元的资本证明书，或者每年5万港元的建校费（capitallevy）；。   “这一般是供子女从小学到读完高中的费用，到要申请大学的时候，所需费用就要看具体读什么专业或者选择哪一所大学，再另行考虑。”李文修解释，多数高净值人士会在子女准备读小学时开始设立这样的教育基金。   上述超过百万的费用，还只是就读国际学校的基本开支，尚未包括就读期间的各种集体活动等产生的杂费，或者寄宿学校的额外费用。而对于身家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来说，后代教育支出需要考虑的还不仅仅是基础教育。   “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在资产配置方面已经开始做全球规划的人士，对后代教育一开始就看得很广，他们考虑的不只是读书、学英文那么简单，对子女学习音乐、戏剧、舞蹈等也很早就做好安排。”李文修指出，私人银行本身为客户定期举办古典音乐鉴赏会之类的活动，不仅令其子女有机会较早接触到音乐等“课外内容”，也让小孩子有机会在欣赏之余与音乐家互动，此外，贵族学校本身也有不少类似安排。   最近几年，亚洲富豪的另一项高额“教育支出”是向名校捐赠。包括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向悉尼科技大学捐款2500万澳元，潘石屹和张欣向耶鲁捐赠1000万美元，高瓴资本的张磊向耶鲁捐赠888万美元等。   虽然不能说捐赠本身旨在为后代就读名校铺路，不过，李文修坦言，这样的捐赠毕竟是一个加分项，尤其在后代报读竞争程度较高的专业时。   家族委员会的教育决策   对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教育基金，一个富豪家族通常也有专人负责这部分资金的投资和支配。从投资角度，教育资金多选择有定期、稳健回报的组合，常见的如债券型组合，确保子女每年的教育经费能够获得相对稳固的回报。   “一般来说，会有一个3至5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管理教育资金，可能只有家族成员，也可能在家族成员之外，包括律师、私人银行家等专业人士，（有关后代教育的决策）由他们来投票决定。”李文修表示，专业人士往往会在学校选择、参观等方面为家族提供建议或协助。   亚洲家长大多热衷于亲身参观学校，以便更好地了解学校的背景、设施。业内某项针对“旅游目的”的调研显示，“子女留学考察”成为中国富豪出国旅游的第四大动力，占比12%，甚至排在“投资考察”和“ 考察”之前。   私人银行也会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为富豪客户安排考察行程，提供与在校学生、老师或者校长沟通、交流的机会；一些私人银行举办的交流活动上，也可能邀请名校的招生负责人与家长交流。   “对我们的客户来说，很多时候并不会去在意这些费用。”李文修坦言，对高净值人士而言，资本不仅是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教育资本等都是一个家族资本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很乐意在教育上做投资。   负责管理教育资金的家族委员会，通常是家族办公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教育之外，委员会一般还要负责整个家族内医疗、保健等长期安排，每年至少开一次会议，全面回顾过去一年来整个家族各方面的投资情况，并探讨未来是否需要加强某方面投资。   “高净值人士对于教育的安排不仅仅是自己子女这一代，通常还要考虑到很多代后代。”李文修表示，委员会本身也就会在回顾投资业绩时，考虑是否需要加强教育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或者做出一些调整。不少设立委员会的家族，往往也已经有完善的家族信托架构，通过家族信托和委员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来确保整个家族在金融需求以外的需求都能得到妥善安排。   富豪的择校观：圈子文化   在香港颇费心思研究了各所国际学校后，就职外资投行的时俊（化名）给这些学校做出分类：新加坡国际学校是学霸学校，小孩子是学霸，通常父母读书的时候也都是学霸；耀中国际学校以土豪居多，多豪车、保姆接送；弘立（书院）是香港金融、法律之类专业人士扎堆的地方，通常父母见面都可以聊起手上在做的项目；本地有名富豪的后代则扎堆香港国际学校。   这样显着的区别，也反映出高净值人士的一个择校标准——圈子。李文修坦言，虽然每一个富豪对于后代的教育规划模式受其价值观和背景的影响而千差万别，但亚洲超高净值人士通常会比较看重培训后代处理人际关系、建立人脉的重要性，这也决定了他们希望后代从小就有机会与同一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一起接受教育。   除此之外，一个学校的毕业生质量也是富豪们挑选学校的重要考虑因素。“比如他们会看一个学校（毕业生中）考进常青藤大学的百分比，此外也会关注就读这所学校的学生们父辈的背景，企业家一般就偏好学生父辈大多是企业家的学校。”李文修指出。   对于亚洲的富豪而言，在择校时，也比其他地区的家长更希望子女能够在海外接受教育，获得国际视野。胡润研究院的《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在同级别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会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法国不足5%，德国也不超过10%。按年龄来分，高中及以下的富豪子女28.7%偏爱英国留学，26%选择美国；本科及以上的富豪子女36%偏爱美国留学。   在海外教育需求的推动下，也有越来越多的富豪增加海外投资比例，甚至考虑移民。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是中国富豪海外投资的第二大原因，占比为19.4%；而国际教育则是中国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占比21%。   李文修认为，亚洲富豪青睐海外名校，主要还是希望为子女开阔视野，即便日后回到亚洲发展，眼界更开阔的后代也有助于家族事业的长远发展。

  　　大温地产局(REBGV)最新数据显示，大温地区4月透过MLS系统成交的住房达4179个单位，较去年同比明显增长，也高于今年3月成交量，显示大温房市持续升温，供不应求，现已进入卖方市场。   　　REBGV统计显示，4月房屋成交量持续上升，较去年同期的3050个单位增长37%，也较前一个月的4060个单位增长2.9%。4月间，大温共有1万 2436个单位挂牌，较2014年4月同期下跌19.8%，其中新挂牌单位5897户，也较2014年同月略减0.1%。 　　大温地区4月的综合房屋指标价格(Benchmark Price)为67万3000元，较3月上升1.9%，也较2014年4月高出8.5%。若以房屋类别区分，独立屋指标价格达到107万8900元，较3 月上升2.5%，也较2014年同月增长12.5%，最贵的地点仍在温哥华西区和西温市，指标价格达到250万元和220万元。 　　大温4月房市持续走高，供不应求现象已相当明显。(本报资料照片) 　　城市屋指标价格则为49万3300元，较今年3月上升1.7%，也较2014年同月上升5.7%。而公寓的指标价格为39万4200元，较3月上升1%，较2014年4月上升4.4%，价格涨势虽不及独力屋，但仍呈稳定成长。 　　此外，“成交/挂牌比”达到33.6%，打破3月纪录，再创2007年以来新高。其中独立屋成交1815户，较2014年同比大幅增加35.9%。公寓销售为1579户，较2014年同比上升34.7%。城市屋售出785户，较2014年同比上升44.8%。 　　REBGV主席麦克劳德(Darcy McLeod)指出，从数据来看，大温房屋供给赶不上需求，增加房价上涨压力，尤其是独立屋，现在的大温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高度竞争和快速变化的卖方市场”。

        【夏婳】那个冬日在超市看见一对老夫妻，太太坐着轮椅，眼睛却忙不迭地到处张望着，先生推着轮椅，同时还细心地注意到太太的鞋带散了，连忙蹲下身来颤巍巍地帮忙系。看他们的年纪，都是高龄了，这样的天气出来一趟还真是不容易。         我很震撼，震撼不仅是对老夫妻的恩爱和默契，还夹杂着一种难言的恐慌，那种害怕老去的恐慌，是不是我老了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我也和他们一样，简单的生活需求运作起来都变得很艰难。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心总是不安分的，最后扎根异国他乡。离开的时候，我踌躇满志，有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也坚信明天会更好，在经历了种种移民的不适应和艰辛之后，我也没有觉得后悔过，依然怡然自得。朋友们在国内过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的日子我也没有羡慕过，总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应简单的生活。移民路不是适合每个人的选泽，但对我来讲确实很珍贵的经历，人生因此而丰富无憾。         可是这一刻，我却觉得好茫然和纠结起来了，年轻的千辛万苦投奔和扎根他国，老了的我们还会适应吗？这这里如果我们不可以开车了，是不是寸步难行。那时是否出来买个菜都是奢侈？我们一直就没有纠正过来的胃会适应养老院的饮食吗？依然不流利的英文可以向医生描述得清楚自己的病情么？还有儿女对会离我们多远，是否会像我们离父母那样在山和海的另一边？我们和孩子依然是享受着常常相思的苦痛？         国内的环境是喧闹嘈杂的，可是这些喧闹和嘈杂背后却也是便利的，一日三餐或买菜楼下就可以解决，衣食住行似乎都不用出小区，有的条件完善的连小诊所都配备了。附近的邻里不用提，就是远处的亲朋公交车和的士也是便宜得很，真地是方便至极。精神文化就更不用提了，绝对是对我们胃口的，我们从就没有融入过这里的精神世界中去。         这样一想，我更加惶恐起来，而国内的美好也被我无限地扩大起来，的即便是脏乱的菜市场也在我的回忆里变得亲切动人起来。我似乎都要开始着手回国去养老的问题了，领导毫不留情地抨击着我：你就不考虑地沟油了，也不想新近的雾霾问题，还有国内物价飞涨，回去没房子没钱住哪里？孩子们还不知道在哪里，难道你要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备受子欲养而亲不在身边的煎熬。         看来我也无法回去了，我觉得自己仿如江中间的小舟，进退全无路也不是路。         想起以前老是希望可以优雅的老去，或是美丽的老去，而现在，我更期盼地是健康的老去，老去了依然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