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对于最近网上盛传父母探亲签证要求将会改变。 移民部接受本报查询时表示，父母探亲签证要求并未改变，不知消息何来。移民部并建议申请人必须到移民部官方网站了解规定，勿随便听信谣言，以免影响申请进度。   最近多个中文网站流传一项信息，指「加拿大放宽父母探亲签证」规定，以后留学生家长欲前来探望子女，申请手续简化，毋须缴交存款证明及任职机构的准假单等。消息受到不少人注意，并经过多次转发，已让不少在中国的家长，误以为移民部真的已放宽签证申请，其实却不然。   移民部发言人拉里维尔(Remi Lariviere)在回覆本报查询时说，「探亲签证的要求并未改变，若想进一步了解有关规定，请上移民部网站查阅。」   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听说上述传闻时，表示「有趣」，因他从未听闻移民部有意放宽探亲签证的申请。   有关10年期父母及祖父母探亲签证的规定，请上网至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supervisa-who.asp查阅。

据移民部资料指出，中国配偶移民申请在2008年曾高达6504宗，但到了2012年减至4370宗，等于5年内减少32%。   至于被拒率方面，2008年中国配偶移民申请的被拒率高达36%，2009年更达39%，但到了2012年时，被拒率回降至15%，不及高峰时期的一半。   中国及印度向来是加拿大配偶移民申请最多的来源国家，移民部一直关注婚姻造假问题，打假不遗余力，但在另一方面，也有申请人抱怨明明是真实婚姻，却被移民官犹如以放大镜检视，尤其是检视两人究竟有无亲密生活关系，令申请人感到全无隐私可言。   此前曾有年过8旬的华裔读者向本报投诉，他与一位年轻二十多岁的中国女子共谱「黄昏恋曲」，双方爱得如胶似漆，才决定结婚，且将在中国的妻子接来同住，没想到，妻子申请结婚移民却遭到拒绝，让两人的「黄昏之恋」到最后未能有美满结局，空留遗憾。   移民部为防有人假结婚，因而修改法令，强加两年期的有条件永久居民规定，根据新例，配偶申请人抵加后，只获有条件移民资格，要经两年与配偶同住、移民部核实婚姻真确后，才会取消条件。

根据伯尼的研究，1883至84年，利顿经历一个史上最酷冷的寒冬之一。当时，曾经有2000名铁路华工被铁路公司遗弃在当地，任其自生自灭，华工们靠在石堆下生活，每日靠早上日出的丁点温暖、捡食河边的死鱼，熬过寒冬。   根据伯尼考究，2000名华工被遗弃度冬的地方，是利顿附近的Spences Bridge。他说，当时太平洋铁路公司从中国运来数以千计的华工兴建铁路，但在1883-84年间的冬天，由于工程无法进行，公司却将2000人暂时解雇，半点工资不给，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根据一名当时经过该处的旅行者的游记，他看到数百名华人在Spences Bridge的一处铁路旁，挖壕取暖，上面堆了一些石头挡风。伯尼说，一般在地下四尺左右，温度就可以保持恒温，这个法子也是原住民用了几千年的，不排除有原住民教导华工挖壕。   伯尼估计，华工会选择在该地点过冬，相信是因为该处的北面有山挡住寒风，而驻扎营地河流的对岸，是正东日出的地方，能尽早吸收阳光取暖。   当年，许多华工靠捡拾沿河的死三文鱼充饥，或从附近的农庄偷食物撑过来，而奇迹地，大部分人都熬过这个史上最冷寒冬之一。  

民间正筹备在利顿(Lytton)重建全加最古老的华人祭祀建筑之一的「香火堂」，并加建成为华人博物馆。筹办的白人夫妇，自80年代起就蒐集与当地华人历史有关的文物、寻找华人遗迹，也有白人禅师每年为客死异乡的华裔亡魂超渡。建成博物馆后，他们希望能更有系统地保存当地华人历史。   范德里奇(Fandrich)夫妇伯尼(Bernie Fandrich)及罗娜(Lorna Fandrich)，多年来收藏华人历史有关的文物，准备在重建的华人香火堂博物馆内展出，其中「镇馆之宝」可能是一套以一元购入的「同治年间」通书，购入时只是觉得它保存良好，并未想到价值。   这套「上海大成书局印行」的《改良鳌头通书大全》，内页包含「乾隆万年历」、「当今同治三年甲子」等字样。   同治三年为公元1864年，目前未能确定这套通书的印刷日期是否1863年，如果是的话，当年仍是淘金热潮，当时来的华人比后来者有钱、识字。该书在现今的古董市场上价格不菲。例如，品相比范德里奇夫妇收藏的更为残旧的一套《改良鳌头通书大全》也在中国一个收藏网站中求售，标价为5800元人民币，(以5.19汇率结算)约为1118加元。   罗娜透露，这套通书是她在1989年左右在内陆小镇Keremeos一家餐厅购入，当时还有几套类似的华人典籍，但以这套通书的品相最好，购入价为1元。当时物主说，通书来自当地的Hedley矿场，当地在1897年曾经发现有藏金。   罗娜又透露，利顿河流上游一位收藏家已经愿意捐出一批当年华人矿工淘金所使用的工具。罗娜说，原本只希望对方借出展览，但这位藏家似乎跟坚决要把藏品捐出，罗娜与当地博物馆前馆长Dorothy Doge将在短期内前往探视。   罗娜多年来所收藏的华人文物还有一些小玻璃瓶，上面的凸字有「健脑丸」与「丹平商会」等字样，同样甚为罕见。   罗娜在自己的漂流营地内也发现一些古老器具，包括一批野猪骨，营地之下的山谷就是当年华工兴建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火车轨道。   据当地文献记载，当年修建铁路时，曾经引入过一批野猪供华工改善伙食，故此不排除这些野猪骨头是当年华工所遗留下来的。     究竟「香火堂」内的「神像」及「菩萨像」最后去了何方？成为利顿镇一大历史谜团，衍生出种种猜测与传说。 小镇利顿上演了一出现实版《达文西密码》，范德里奇(Fandrich)夫妇一家出动，四出寻访历史宝藏，过程不乏悬疑惊险。 一些英语字典将Joss定义为「中国人拜祭的偶像」。而罗娜(Lorna)相信，「香火堂」内的「神祗」是以偶像的形式受到华人所拜祭。但究竟这些「神像」最后去了哪里？镇内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答案。 罗娜打听到镇内一种传言，指出「香火堂」被拆毁后，当地华人将这些「神像」移交予天主教堂保管，再另觅合适地方安置。 更有人说，当教堂尖塔重新铺设瓦片时，看见尖塔内有一些细小神像。 去年夏季，罗娜伙拍对这一事情也同感兴趣的「光天禅师」(Koten Benson)一起与天主教堂接洽，得到教堂的合作。罗娜个子比较娇小，爬进尖塔的第一个入口，却被下一个入口所堵着。刚好教堂里来了一位瘦削访客，这位男子自告奋勇钻入最后一个入口，但他说什麽也没有看见，只有一些被弃置的瓦片。 除此之外，罗娜的儿子也加入搜寻的行列。在「香火堂」原址不远处的铁路路轨下，有一个被石头堵塞的水道，当年用来疏导利顿溪(Lytton Creek)的流水。后来利顿溪改道，该隧道也被弃置。罗娜曾怀疑，神像被隐藏在石头之后，罗娜的儿子与当地博物馆的馆长也亲自探索过，但最后并无所获。   小镇利顿上演了一出现实版《达文西密码》，范德里奇(Fandrich)夫妇一家出动，四出寻访历史宝藏，过程不乏悬疑惊险。   一些英语字典将Joss定义为「中国人拜祭的偶像」。而罗娜(Lorna)相信，「香火堂」内的「神祗」是以偶像的形式受到华人所拜祭。但究竟这些「神像」最后去了哪里？镇内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答案。   罗娜打听到镇内一种传言，指出「香火堂」被拆毁后，当地华人将这些「神像」移交予天主教堂保管，再另觅合适地方安置。   更有人说，当教堂尖塔重新铺设瓦片时，看见尖塔内有一些细小神像。   去年夏季，罗娜伙拍对这一事情也同感兴趣的「光天禅师」(Koten Benson)一起与天主教堂接洽，得到教堂的合作。罗娜个子比较娇小，爬进尖塔的第一个入口，却被下一个入口所堵着。刚好教堂里来了一位瘦削访客，这位男子自告奋勇钻入最后一个入口，但他说什麽也没有看见，只有一些被弃置的瓦片。   除此之外，罗娜的儿子也加入搜寻的行列。在「香火堂」原址不远处的铁路路轨下，有一个被石头堵塞的水道，当年用来疏导利顿溪(Lytton Creek)的流水。后来利顿溪改道，该隧道也被弃置。罗娜曾怀疑，神像被隐藏在石头之后，罗娜的儿子与当地博物馆的馆长也亲自探索过，但最后并无所获。

对面向国际的顶尖技术人才来说，中国提供的发展机会，远好过加拿大的发展机会，趁年轻留在中国多赚几年钱才是长远之计。   据加拿大媒体加拿大家园网13日报道，加拿大移民部今年1月抽出首批“快速移民”申请人。在775名中签申请人中，印度人多达228名，占据首位；中国申请人只有36人，排在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申请人数之后。中国技术移民过去数年一向排名前列，此次“快速移民”排名令外界感到意外。       中国经济走强留住人才   《星岛日报》报道称，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根据《信息公开法案》取得加拿大移民部今年1月首批“快速移民”中签申请人的资料。若纯粹以中签人当时的居住地来看，最多的人士住在加拿大，有346人，其次是住在印度，有104人，而住在中国大陆的只有13人。   从中签申请人的国籍来看，228人来自印度，122人来自菲律宾，46人来自巴基斯坦，36人来自中国，爱尔兰人和尼日利亚人分别为34名和29名。   李克伦认为，虽然有人认为，加拿大对中国人的移民大门变窄，但“快速移民”系统只看技术种类及学历，不看国籍，这种方式最容易看出究竟是加拿大不欢迎中国移民，还是中国申请人不来加拿大。   李克伦分析称，首批“快速移民”中国申请人数确实很少，其背后原因有可能是对面向国际的顶尖技术人才来说，中国提供的发展机会，远好过加拿大的发展机会，对他们来讲，趁年轻留在中国多赚几年钱才是长远之计，所以中国人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意愿可能不如印度、菲律宾等国公民的意愿强烈。   他还指出，来自印度的申请人最多，可能是因为印度提供的发展机会仍不如加拿大提供的好。然而，中国现在已居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经济实力及发展机会早已不是加拿大能够相比，别说刚毕业的名校毕业生不会想来加拿大，一些在加拿大毕业的人才，都可能希望去中国发展。   李克伦还注意到，去年全年中国移民人数只有19938人，较前一年的34129人减少41.5%，是199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不过，他还表示，首批中签申请人都是拿有劳动市场影响评估（LMIA）或是省推荐移民计划提名的申请人，分数较高；接下来分数降低后，中国申请人数可能会增加，但料增加情况仍将不如印度申请人。   但也有移民律师认为，目前快速通道的一个趋势是申请者中已找到工作、拿到雇主加分的人会越来越少，因此分数会越来越低，不需要加分就可以拿到邀请的情况会更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申请者因在学历及其他评分标准上的优势明显，很快又成为快速通道中的第一来源国。

        自从总理哈珀针对历史上的人头税和排华法，在国会用粤语向华人社区表达道歉之后，华人心头郁积的「历史冤屈」好像被一扫而空，天空变得更加晴朗，加拿大变得更加可爱，担心排华之类的恐惧意识也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就在最近一周内，我听到了两位华裔的精英，在不同的场合，竟然表达了对排华风潮可能会卷土重来的担忧，让我心里震动。一位精英是加拿大名牌大学的讲座教授，在学界倍受尊重。他说在过去的十多年，在加拿大只遭遇过一次口头被辱骂（带有族裔歧视）的经验，但在最近的一年，已经碰到了三、四件类似的事情，有人公然就要求「中国人滚回去」。就他的观察来看，这些人显然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士，因此教授担心，未来加拿大如果发生20世纪20年代末期那样的经济大萧条，华人或许会再度成为不少人的「替罪羔羊」。         另外一位精英是加拿大着名的移民律师，他说，现在媒体都聚焦中国有钱人把房价炒高了，搞得本地人难以买房，但另一方面，华裔投资移民在加拿大交税甚至少过难民和保母，同时又发生了多起华裔谋杀的事情，再加上中国红色通缉令在抓逃往加拿大的贪官们，整个中国有钱人的形象糟透了，负面因素是否会导致新的排华浪潮？这位精通华裔移民史的律师甚至举出当年皇家调查报告的例子，认为现在的移民形象，可以与当年主流社会对华人社区的观感一比。         这样说是否有点危言耸听？我觉得不是。尽管加拿大的宪法和人权宪章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不会让历史重演，但社会的骚动和民间的反移民风潮不会那麽听法律的话，而是碰到偶然的导火线就会爆发，当年的排华运动开始也是非法的，后来就形成了社会民意，结果导致了排华法的出台。更何况，排斥移民的暴动骚乱，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发生过。         既然不是危言耸听，那华人社区应该如何解套？我觉得首先华文媒体不要跟风，轻易加入对华裔富人或者投资移民的「污名化」的造势浪潮中去，而是要全方位报导中国投资移民或者富人的生活形态。其次，华裔社区尤其是富裕阶层要积极参政议政，参与选举投票，并投入社区建设和各类慈善活动，改变社会对华人有钱者「为富不仁」、「钱财来源不清」等既定和刻板的印象。再次，华人投资者企业家要有长远目光，积极投入资源建立有水准的智库，来弥补主流社会不关心华人议题的不足，及时把正面的数据和研究披露出来，让全社会看到华人对加拿大的实际贡献，在改变社会对华人的负面看法之同时，也能影响各级政府的决策。         总而言之，华人即使把豪宅区都买下，把别人都「逼」出去，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建立「中国人的飞地」，都不一定能保护社群的安全；相反，华人要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走出华人餐馆，走出大大小小的唐人街，走进主流，融入社区，这样，一、两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就不可能殃及整个社区。        

康复心理健康基金会日前对16至24岁的东亚族裔青少年所面临的心理精神问题及他们如何应对此类问题，展开了历时9个月的「社区需求评估报告」研究，发现影响青少年心理状态的七大因素，语言及文化障碍成社交孤立主因。而部分青少年透过吸毒和饮酒来解决困扰。 这份调查主要对社区内说粤语、国语、韩语及越南语的青少年展开，调查以深度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来了解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青少年的情绪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对精神健康和精神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情况。 在对ESL学生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语言及文化障碍使他们在社交时感到孤立无援。当他们无法加入其他人的日常对话、融入校园活动，以及无法理解演讲或讲座时，就会产生被孤立的感觉。这也导致他们无法与其他人交友或融入主流群体，进而产生心理压力。调查发现，韩裔青少年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占39%，说国语的青少年占27%，说粤语的青少年占23%，越裔青少年占19%。 同时，由于 背景，这些青少年因面临身分认同及多元文化的挑战而产生压力。说国语的青少年表示，语言障碍是他们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之一，这导致他们没有自信、感到焦虑，在校或外出时情绪低落。其中一位青少年表示，因为自己刚移民来加，他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并总感觉自己落在别人之后，需要尽力赶上其他人。另外，作为第一代移民或国际留学生的青少年发现，他们的社交方式、朋友圈以及对自我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把握新生活的方向。 除此之外，调查还发现与父母沟通不畅、缺乏积极处理压力的技巧、学业带来的压力、对精神问题的偏见以及用抽烟或饮酒作为释放压力途径成为影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其他因素。19%的受访青少年在过去12个月曾出现过「如果他们死掉会更好」的想法，而11%的青少年曾认真地想过自杀，超过六成人表示若他们患有精神健康问题，他们会对自己持负面看法。 经调查，该报告认为获得更多有关精神健康的信息将对青少年有益，同时针对不同文化展开的精神谘询服务对青少年及其家庭至关重要，对不同背景及状况的青少年应采取不同的帮助方式。 康福心理健康基金会将于6月13日在万锦市的希尔顿酒店举行「康福之夜」筹款晚宴，筹款目标为20万元，以进一步开展如青少年外展服务、家属支援计画、自助服务计画、预防精神疾病及推广心理健康服务等服务，详情可查询www.hongfook.ca网站。   丰业银行向基金会捐款，为丰业银行多元文化业务中心亚洲业务部总监杨梁玉仪（左起），「康福之夜」筹委会共同主席方柯珞、黄丽苹，基金会主席张培德合影。（记者谢君／摄影）   康福心理健康基金会主席张培德医生（左一）在昨日的记者会上，呼吁社区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记者谢君／摄影）  

　　在哈珀政府取消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之后，反对党一直在传递一个讯息：联邦保守党对中国移民是遏制的。因此，联邦政府当局公布了2004年至2013年这十年期间的移民来源总数，中国人以32万人独占鳌头，紧追其后的是印度裔移民，与中国人相差几千而已。之后的顺序是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美国和伊朗。   　　这个数字显示，从联邦政府接纳移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移民非但没有受到压制，相反还是持续增长。而在投资移民问题上，中国人的人数更是具有绝对多数的地位。不仅如此，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入籍人数，也是十年居于榜首。本来，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投票率低，是因为入籍的中国人太少，手里没有票，因此，虽然「人多势众」，但却票源缺乏。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手里有票，但懒于去票站排队投票，情愿大伙儿一起去吃饭喝酒聊天。或者，另外一种可能，虽然想去投票，就是不知道该投哪个政党、哪位候选人，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移民十年占据加拿大移民来源国首位，但在参政或融入社区议题上，却落在前述罗列的其他族裔后面。仅以印度裔来说，移民人口并没有比中国少多少，但是在民意代表的选举中，投票率远远高于中国人。这难道是文化的问题？国民性的问题？还是民主参与的习惯问题？ 　　中国人移民或者公民很善于抱怨，华文媒体也常常放大这种抱怨，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错，民主国家，不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规律在起作用吗？但是，十年增加32万人，这就差不多是加拿大总人口的1%，不可谓不多。但是，从媒体上看华人形象，好像依然是百年前遭遇歧视和排斥的社群模样，这真有点滑稽。既然华人成为了英法裔主流社群以外最大的少数族裔，那么除了理所当然享受「移民最多」的头衔之外，是否还应该想想如何成为选举投票率最高的族裔，贡献社区最多的族裔？ 　　恐怕这些目前都做不到。同样，名为投资移民，但是大部分华人投资移民并没有在加拿大投资，也被认为没有为加拿大创造就业机会，与最多投资移民和最有钱投资移民的称号不相吻合，以至于移民部取消了这个项目。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说，通过20年观察研究发现，由于很多投资移民并不居住在加拿大，其缴税金额远低于其他类别移民，对加拿大经济几乎没有贡献。 　　总而言之，不管是原来的联邦自由党政府，还是今天的保守党政府，都没有歧视或者排斥过中国人移民，这已由移民部「铁的数据」证实。问题是，华人十万大军，是吃喝玩乐、只顾买豪宅的十万大军，还是拥有大量选票，想要参政、议政及贡献社区的十万大军？前者可能会触发排华风潮，后者则可以为更多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打下扎实基础。  

    “特快入境”新制对申请者英语能力要求门槛极高。资料图片 　　今年1月1日实施的加拿大经济类移民“特快入境”新制（Express Entry），推出初期为不少等候移民申请审批长达8至10年人士带来希望；然而昨天一所移民顾问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文件显示，大部分透过“特快入境”取得移民资格的为居住本国人士，其次是来自印度的申请者，来自中国成功申请者仅13人。   　　截至今年1月22日的审批数字，显示在中国大陆申请者中，只有13人可以进入“特快入境”新制的闸门，最多能“入闸”者是在加国旅居的申请者，共有346人；其次是来自印度的申请者，成功取得“特快入境”的有104人。   　　英语要求极高 　　移民律师龙莹表示，“特快入境”新制虽然为等候多时的经济类移民申请人，带来加快程序希望，然而该制度对申请者英语能力要求门槛极高，要求申请人必须对答流利英语，亦须取得雅思试（IELTS）较高分数，才可有机会获遴选为合资格人士。她称这对母语并非英语，及在原居地较少使用英语沟通的华裔人士，取得合乎联邦政府要求的语言高分数，确具有一定难度。 　　相反，一些经常使用英语沟通的国家申请人，如欧洲、印度及菲律宾等，申请人能说流利英语及懂听英语，在申请“特快入境”措施时有利。 　　经济类移民“特快入境”新制实施至今约5个月，联邦政府为让更多合资格申请人取得“特快入境”，降低分数门槛，问到有否可能在此方面有所变更，令原居地为中国的华裔申请人更容易入闸，龙莹称短时间内看不出联邦移民部，会在此方面作出任何变更，但她指今年10月是联邦大选，该措施会否有所改变，还看选举前后各党政纲承诺等，现时难以评说。  

　　于1990年在加拿大取得难民身分的一个中国籍男子，迟迟未有申请入加籍，反而17度持中国护照返回中国和香港结婚及经商，之后返加曾因刑事罪坐监，最终被取消难民身分。他不服上诉但已被法院驳回。   　　据联邦法院文件显示，案中男子李森（Peter Sum Li，译音)，于1990年获难民身分，两年后成为永久居民。2013年，联邦公共安全部向移民及难民局（IRB）申请，终止李森的难民保护及难民身分。   　　文件显示，联邦公安部指李森在获加国难民身分后，还重新申请中国护照，并17度前往中国结婚经商。此外，李森甚至在2000到2004年长住中国，在无法持枫叶卡返回加国下，还曾接受加国驻香港签证官面谈，最终持旅行文件回加。 　　2004年8月，回到加国的李森又因生产、进口及加工受管制物品，而被判坐监逾2年。IRB据此认为，他赴中国并非经商，而最终取消了他的难民身分。李森不服，还指加驻香港签证官同意发给他旅行文件，移民部后来又发给他枫叶卡，都说明这些问题早就解决，随后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 　　被裁「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 　　联邦法院安省法官奥瑞利(James O'Reilly）在判决书裁定，李森既然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逾20年，但迟迟未申请入籍，除了赴中国香港之外，还曾赴美国、委内瑞拉以及泰国等地旅行，在不断持中国护照赴国外旅行下，显然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而非加国提供的难民保护，最终裁定驳回李森上诉，并同意IRB取消他难民身分的决定。    

　　根据移民汇编杂志Lexbase取自移民部1月22日公布的内部数据显示，加拿大技术移民中国申请者数量在快速通道首轮遴选中直线下跌，得分靠前的775人中仅有29人来自中国。   　　首轮遴选是在1月30日完成。而根据1月22日从移民部获得的数据，快速通道首选遴选中得分靠前的775人中，排名首位的是印度(228人)，其次是菲律宾(122)、巴基斯坦(46)、爱尔兰(34)。向来申请者众多的中国仅有29人。香港有6人、台湾1人。   　　Lexbase的主编、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认为，这只不过是首轮遴选的情况，虽然本次中国获邀请人数急剧下降，并不代表未来情况依然如此。 　　泰瑞移民留学顾问公司的刘宝喜律师认为中国申请者在首轮中比例低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与得到省提名(PNP)或劳动市场影响评估(LMIA)雇主加分的人数 不多有关。首轮遴选获邀者最低分都有886分，基本上都是获得了600分加分的。而印度和菲律宾人的英文能力相对比华人高 ，如此获得的工作机会更多，有利于他们拿到LMIA。另外印度人公司本身很多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温哥华移民律师钱路认为，目前快速通道的一个趋势是申请者中已经找到工作、拿到雇主加分的人会越来越少，因此分数会越来越低，不需要加分就可以拿到邀请的情况会更普遍。而到这个时候，中国因为申请者的学历以及其他在评分标准下的优势，很快又会成为快速通道中的第一来源国。他认为这一趋势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就 实现。  

　　「新移民找工需要比别人更有耐心和坚持，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大陆新移民施先生昨天参加由协助就业的非牟利机构ACCES举办的「导师速配」(Speed Mentoring)活动时这样表示。工夫不负有心人，来加3年以后，终于成功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到工作。   　　昨日对于施先生来说很特别，上午还在家中为寻找一个职业导师而参加ACCES的「导师速配」活动作准备，下午出门之前就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请。他说，数数看他这几年来发出的简历共有85份，参加面试有十几次，开始的时候由于英语不灵光，对于本地文化不了解，令他吃了不少亏。   　　「英文里『have to』这个说法，华人会觉得很一般的表达，但本地人会觉得用了它就表示最后通牒了，我最初有一次和人家打电话约面试时间，就是不懂得这个表达的意思，结果人家就不理我了。」他对记者说。 　　在中国从事IT行业嵌入系统工作多年，来到多伦多找工作处处碰壁，直到第5、6次面试才找到一点感觉的施先生表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耐心很重要，要把握一切机会，比如在ACCES参加各种培训和人际网络拓展活动，这些虽然不能直接找到一份工作机会，但却是建立个人信心，为日后快速找到更合适工作的基础。 　　他解释自己虽然已经在昨日得到了工作机会，但还是决定来参加这个导师速配活动，除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口语的机会之外，他还是希望能认识到一两个导师，在日后的工作发展过程中对自己有所帮助。 　　ACCES总干事庞德(Allison Pond)表示，今年活动共有约35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导师及新移民找工者参加，在新移民希望从导师那里获取就业指导之外，还有来自金融、IT、人力资源、销售、工程和供应链等多个领域的代表，参加者亦可以通过这个机会，了解到移民专业人士中的就业潜力，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  

　　正当加拿大卑诗省府就该省华人的历史地点进行公开确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际，一群有心的民间人士正在为重建超逾110年历史的利顿 (Lytton)华人「香火堂」(英文为Joss House)而默默耕耘，并计划将在「香火堂」原地建立一间华人博物馆。这个利顿「香火堂」，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华人宗教建筑之一。   　　参与这场重建历史的热心人士，来自不同族裔;包括历史学家、民间历史爱好者，以及一位隐居山岭的白人禅师。   　　对于保育卑诗省华人的历史底蕴，彰显华人对本省的历史贡献来说，这份来自民间自发的人文关怀，可能与政府的确认同样重要。 　　这是一个白人和尚、一位华人历史学家、与几个历史迷的故事。 　　一切从一个世纪前一则通告说起 时间是「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2月13日，这是一个「Canada」的中文译名仍然是「坎拿大」的时代。 　　在西「坎」大埠「云高华」的中文报纸《大汉公报》的刊登的一则告示格外引人注目。告示的刊登者是「温领署」，相等于当今的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通告内文如下∶ 　　「迳启者，据列悟埠(LYTTON B.C.)华侨团体会荣记彽麭冬记彽麭祥和徱羧　　A该埠有华侨礼拜堂一所，其地址系卅五年前经地方政府批准发给。惟历年(颇)久，证据无从检讨。现有意大利人乘机谋占该地址。请代维持等语。查本案须有证据以资办理。本署业经函向该埠地方官及意人之律师。详查一切。该埠各侨民如知该礼拜堂地址之历史或详情，足资追寻证据者。仰亦从速报告本署，无任盼望，此布 　　中华民国六年二月七日 　　温领署布」 　　根据告示，这所产权不明的华人「礼拜堂」的所在地皮「系卅五年前经地方政府批准发给」，也就是1882年左右。当年的「列悟埠」正是今天的利顿(Lytton)。 　　但这次寻找物业产权证明的努力似乎并没有结果。到了1928年，也就是11年之后，《大汉公报》在当年5月10日与15日连续刊登了两篇有关「列悟」「华人公所」遭意大利人「啁秩湾氏」拆毁的报道。当年的中华民国派驻温哥华的保君　领事亲自乘坐火车前往「列悟」为华人出头维权。 　　据报道，保君　领事接触了当地警局，并传讯被指拆毁「公所」的意大利人。《大汉公报》写道∶「该意人言语狡诈，任意横蛮，欺侮华人，保领事申辩冉壸籄并与警官言，无论该意人如何奸狡。但私自拆毁华人公所实有违法律，须赔偿原惯。或另行建筑赔偿华人。方合公道。」 　　究竟这宗拆毁「华人公所　礼拜堂」，要求赔偿的案件其后有何结果，在其后的《大汉公报》中，已经再难找到踪怺。 　　对于利顿(列悟)华人「公所　礼拜堂」被拆一事的关注度，被关乎华夏亡国灭种的抗日战争的新闻所掩盖。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1980年出现转机 　　直至1980年，也就是「公所　礼拜堂」被拆毁半个世纪之后，事件才出现转机。 　　1980年，在利顿经营度假村及漂流探险业务的范德里奇(Fandrich)夫妇伯尼(Bernie Fandrich)及罗娜(Lorna Fandrich)购入这块土地。但与先前业主不同，夫妇俩对这块地皮与华人的历史渊源十分看重。 　　两人都是历史迷，曾经在大专院校任教的伯尼更撰写了《壮丽的卑诗省汤姆逊河》(British Columbia's Majestic Thompson River)一书，对当地掌故及历史有深入研究。两人不懂中文，从来没有看过《大汉公报》的相关报道，但却从英文报章《温哥华每日省报》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1933年5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知道利顿华人「香火堂」(Joss House)的故事。 　　该篇报道的题目为∶「利顿木屋中的神祗们」(Gods in a Lytton Woodshed)。报道的作者为传奇出版人兼政治家默里(George M. Murray)。默里在锦禄市(Kamloops)的田土厅(Land Office)发现几寸厚有关该「香火堂」的文件，对这所宗教建筑被拆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掌握。 　　综合这些中英文报道，列顿一名意大利人Guiseppe Taverna(也就是《大汉公报》的「啁秩湾氏」)窥觊这块土已经由来已久。原来「啁秩湾」在1901年已经去信田土厅，指出华人对该所「香火堂」并无业权，要求转售。 　　根据默里的报道，1901年也有一批华人及华人商号入@田土厅，要求购买该物业。田土厅最后派人走访利顿居住时间最长久的老居民厄尔(Tom Earl)，根据厄尔的叙述，华人在1881年之前已经拥有该栋建筑，修建「香火堂」的原因，是当地华人大量染病，故此修建该栋「香火堂」求神庇佑。 　　在1918年，意大利人「啁秩湾」的代表律师墨菲(James Murphy)再次去信当局，要求出售「香火堂」。 　　墨菲的信函再一次为该祠堂的修建年期提供线索，墨菲在信中说∶「在40年前，数以百计的华人在菲沙河淘金，当时这栋建筑对他们很重要，但最近以来已经被遗忘。」 　　1918年的40年前就是1878年，假若该资料可靠，则显示在1878年这栋祭祀建筑已经存在，并成为淘金华工的祭拜神灵菩萨之地。 　　假若属实，则利顿的「香火堂」可以名列华人在加拿大修建的第一批宗教祭祀建筑之一，甚至有可能是全加拿大第一家。 　　根据纪录，位于巴克维尔(Barkerville)的致公堂，建于1863年左右，但致公堂并不能算是是纯粹的宗教场所。维多利亚市的「谭公庙」原建筑在1877年由当地的客家团体所购入，其后加以改装成为华人庙宇。 　　根据默里的报道，这栋「香火堂」在1928年被拿出来公开竞投，最后被「啁秩湾」以42元的价钱买走。 　　报道又称，该事引起中国驻温总领事Chenhow H. Pao(《大汉公报》提到的保君　领事)亲自交涉，指出建筑物并非毫无价值，内里装修与家　优良，估价在1000元。这件事甚至惊动了中国政府，但最后仍然是不了了之。 　　默里指出，在这栋木建筑之中祭祀的神祗包括「观音」，以及「神农」。这些「神祗」被「啁秩湾」移到另外一家储物木屋内。而原本这栋祭祀场所其后被「啁秩湾」改作鸡舍。 　　重建「香火堂」为博物馆 罗娜夫妇珍惜华人历史 　　准备将利顿原华人「香火堂」重建为博物馆的罗娜(Lorna Fandrich)说，重建的构想其实已萌生了一些岁月，但由于事忙，一直未能实践。然而，这些年来对「香火堂」以及当地华人历史的兴趣一直未有减退，而自己最近开始对退休生活作出规划，其中最感兴趣还是这个重建项目。 　　她预计，重建计划将在9月初正式启动，目前正在与建筑师绘画图则，其后将呈交利顿村(Lytton Village)议会。 　　构思中，新建筑的大小与结构尽量仿照前貌，包括屋顶的格式以及屋墙的高矮。室内将设有两个房间，一个供博物馆展出之用，一个供宗教祈祷诵经之用。 　　她说自己曾担任过另一家博物馆的会计师，深知「博物馆」并非「赚钱」途径，对自己的旅游生意，也可能有一些衍生利益，但估计十分轻微。她只希望博物馆能够自负盈亏不用蚀本，也希望可以对利顿的经济带来一点提振。 　　华人历史学家蔡小珊对「香火堂」的重建计划十分支持;特别是罗娜夫妇将重建后的「香火堂」不仅仅构筑成一家宗教场所，而是一家博物馆的构想。她指出，夫妇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他们对华人历史的珍惜，也反映出他们对加拿大族裔关系的尊重。 　　她说，在淘金热早期，华商和华矿已出现在利顿及其附近区域，「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他们的过去是我华裔的一页重要历史。」 　　据蔡小珊考证，早在1860年，利顿的官员便报告称，华人矿工一批一批的到达，在各个河岸开展淘金作业。 　　部分淘金无果的华人开始在当地转而经营其他业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的修建，引入更多华人以及华人业务。 　　老华侨见证「香火堂」存废 　　Peter Chong记得当年华人饱受歧视 　　出生于1921年的利顿华人Peter Chong可能是曾经亲眼见过该「香火堂」而仍然在世的唯一华人。 　　Peter Chong不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但根据《大汉公报》现在1950年一则婚礼报道，Peter Chong的华文名字是刘鉴鸣，父亲是刘炳祥。这家刘姓人最后的英文姓变成Chong，也是因为当年取了父亲名字中的「祥」字作姓。 　　《大汉公报》在1928年提到为「华人公所」被侵占拆毁作出抗议的当地商号包括祥和、冬季、荣记，刘鉴鸣都有记忆。而刘家就是「祥和号」。 　　不过，刘鉴鸣说当年的大人们，很少与他讲述当年抗争的情况。 　　刘鉴鸣说当年利顿华人生活艰难，根本难以出价竞投。他甚至怀疑，当局出售「香火堂」时，根本没有通知华人，或许华人根本没有机会保存该「香火堂」。 　　出于迷信以及其他原因，刘鉴鸣父母不让他进入这所「香火堂」，所以他也从没进去过，只从门外向内窥望过，记得里面有一神坛，上面摆放有4至5个12寸至15寸高的木牌，上面写上一些他不认识的中文字，相信是纪念先人的神主牌，从外面看进去，他也没能看见什麽神像。他也不记得家人将这所「Joss House」称作「祠堂」、「香火堂」、「公所」还是「神庙」。 　　他也见过侵夺「香火堂」的Guiseppe Taverna，当时他已经或十分苍老。刘鉴鸣形容这位「啁秩湾氏」「并不友善」，但当年华人普遍受到不友善的对待。 　　他还是小孩的时候，「香火堂」这座建筑物已经非常残旧，华人也没怎麽去打理它，他记忆中也是破破败败的，但每逢过时过节，当地还是会有华人送烧肉、烧鸡去「香火堂」拜祭，而一些游民(华人白人都有)晚上就会直接去拿祭品吃。 　　他认为他成长的时代可能是加国华人遭遇最为差劲的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欧亚战云密布，种族歧视盛行。 　　他长大的时候，利顿常住的华人不多，真的只有「祥和」、「冬记」及「荣记」。四出在农场务工的单身华汉每逢冬季，总会返回利顿过冬，主要聚集在「荣记」。而「冬记」在河流对面经营杂货。当年过河还是靠独木舟，没有目前的渡轮设施。而他家所经营的「祥和」只有原住民光顾。 　　他说，当年华人非常贫穷，有时只靠一代米一条咸鱼过日子。偶尔都会遇到来求职的华人，但当地根本没有工作机会，他父亲很慷概，会给这些路过的华人吃饭。他说，这些华人其实很不文明，即使获收留赐饭，也会随地吐痰，满口粗言。刘鉴鸣的妈妈是在本地维多利亚出生，对他们的行径很看不过眼，往往一吃完饭就要他们离开。 　　刘鉴鸣说爸爸刘炳祥要向全村借钱缴付人头税才能前来加拿大，打拼了很多年才把债还清。但当年加拿大的移民官员不懂的中国人姓名的次序，将爸爸刘炳祥最后一个字「祥」当作姓，于是出现了Chong这个英文姓。 　　后来靠自己努力，刘鉴鸣终于入读卑诗大学，获得当时即使是白人也难以得到的教育程度。但毕业后与不少华裔一样，不获聘用，只能干一些「洗盆碗」、「企@」的工作。  

美国媒体聚焦科技行业的“玻璃天花板”并得出结论：美国亚裔人口很难打破。若把原因认定为“种族”使然，未免太过简单。语言、文化、沟通、领导力等方面的欠缺，使硅谷华人的职业升迁之路并不平坦。 报告中的“天花板” 美国的亚裔人口经常被认为是美国科技行业“成功的少数人”，但这种成功是有限度的。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在分析谷歌、雅虎和脸书等科技公司的就业统计数据后，发布了题为《硅谷的亚裔领袖》的报告，称白人男性在升迁方面比亚裔男性拥有150%的优势。同样，白人女性也比亚裔女性拥有150%的优势。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在谷歌、雅虎和脸书等科技公司，亚裔在员工中基本占到1／3的比例，但是当高管的亚裔却少之又少。 这是在重提“玻璃天花板”问题。“玻璃天花板”现象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指欧美主流社会中，外来移民尤其是亚洲人只能担任低层职务，或者做到相对高位后便再难晋升，无法进入核心决策层。 这种情况华裔中间有没有？ 当然有。作为亚裔中的大多数，虽然近几年来华人在美国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然而这块“天花板”却似乎仍然悬在华人的头顶，使他们在职场想要飞却飞不了太高。 美国雅虎公司2014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公司39%的员工为亚裔，但亚裔在管理层中仅占17%，其中华人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 在硅谷工作的许志忻周边就有一个做销售的华裔同事，“把亚洲的业绩从200万美元提升至2000万美元，但还是没能升迁。” “种族”并非唯一原因 那篇报告将差异归结为“种族”原因。在众多的研究报告中，“种族”都是能引发轰动效应的字眼儿。 2005年，美国研究者就用一系列的统计数据表明，亚裔科学家在美国研究机构里大多只是在试验室里担任研究工作，却很少能进入机构的管理层。 从某种程度上，“玻璃天花板”现象确实存在。但若把问题简单归结为“种族”，就会忽视了一些其他因素。 “在硅谷，华人工程师比印度工程师多很多，但从比例上看，印度人比华人做的职位高。”董旭东观察。若说亚裔有职业瓶颈，为什么印度人处理得游刃有余？ “有很多是我们自身的问题。”许志忻说，硅谷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是学数理化出身，“他们认为技术至上，对其他运营、销售等工作看不起。如果持这种态度，升职是不会有希望的。” 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美国人喜欢美式足球，“比如人家讲球赛，咱们不感兴趣。开会的时候，人家聊得很投机，你却插不上话，尽管你能听懂每个字。”华人李怀玺对记者分析。 “生活习惯不一样，喜好不一样，能够谈的确实是不一样。美国职场上有很多禁忌，不谈宗教、政治，不带中餐到单位，而是和同事一起吃饭交流。我觉得亚裔做得不是很好。”许志忻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交流问题。”李怀玺说，“中国人比较含蓄，美国人对此不理解，你不表达出来，他就不认为你有想法。” 当然，这其中也有对“美国梦”的理解问题。“许多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后，他们的美国梦就是一幢洋房，两台车子，有稳定的生活，这些实现之后就不求上进了。”董旭东说，这点与印度人很不同，“很多印度人做到一段时间后，就谋求往更高的职位前进，或者干脆自己创业。” 正反两看“玻璃天花板” 华人能不能突破“玻璃天花板”，达到人生事业的高峰？几位受访者并不乐观。 “语言、沟通能力和文化上的差异，我觉得第一代的移民突破不了。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在中国国内的成长环境。”许志忻说。 “第二、三代华裔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李怀玺说。 当然，第一代移民并非没有机会。许志忻认为，美国人喜欢领导能力，“如果你有领导能力并能展现出来，还会有很大的机会”。 当然，也有乐观看法。有华人认为，当今世界是个高速发展的世界，东西方经济发展在速度上处于博弈之中。自我创业也不失为一个突破“玻璃天花板”的策略。 目前，许多在硅谷创业的亚裔科学家，都是因为“玻璃天花板”阻挡，刺激他们向外发展，创出了辉煌的事业。华人的“玻璃天花板”问题，由硅谷而改变。

大量的中国富豪申请美国投资移民，导致该项目名额短缺，申请者的等待期长达两到三年。许多中国人申请昂贵的投资移民是希望能获得美国绿卡，甚至成为美国公民。从美国投资移民的供需可以看出中国新富豪是如何追逐美国绿卡的。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EB5投资移民项目，让外国投资人借由投资美国，有机会来美国居住和工作。该项目允许投资人不必经由美国亲戚或雇主申请绿卡，那种签证申请通常需要漫长的等待。 投资移民签证要求外国投资人为美国创造或保住10个工作机会。投资人必须投入至少100万美元，或者在部分高失业率的偏远地区投资50万美元。如此一来，投资人就可以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也就是俗称的绿卡。 在该项目开始后的头24年里，申请人数从来没有超过1万的限额。但2014年开始，情况大为改变，出现许多来自中国的申请者。预计2015年中国申请人将占所有申请人的百分之85。 伯纳德·沃夫斯多夫是洛杉矶一家移民法事务所的创办人。. 伯纳德。沃夫斯多夫：“我想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出现如此快速的收入增长，很少人能像中国投资人那样投资50万美元，眼睛眨都不眨。” 2015年中国申请者还在持续涌入，美国政府这个月初宣布，针对中国申请者，他们只会考虑在2013年5月1日之前提出申请的人。其他国家或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申请人则不在此限。 中国申请者暴增的原因包括中国国内不断恶化的污染，紧张的政治情势，以及美国大学的良好教育机会。 金·哈维是香港的一位移民律师，她说许多申请者也是被传统的美国梦所吸引。 哈维说：“我们很惊讶地发现，美国梦的概念仍然具有国际吸引力。我们碰过许多客户，他们的孩子已经在美国，在长春藤校就读，但他们想成为这种美国梦的一部分。” 在许多美国城市，这些有钱的中国人成了地方投资和创造就业的新来源。这项移民签证项目为美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新投资，支持者说，该项目对振兴美国经济，特别是偏远和低收入地区至关重要。几个大型土地开发项目都有来自EB5项目的投资人。批评者却认为，这个项目是在出售绿卡，对经济没有太大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奥德莉·辛格说，无论如何，许多美国城市都在积极争取这些有钱的中国移民。EB5项目催生了许多新地区中心，将投资人的钱整合起来，注入大型建设项目，以符合EB5签证申请的要求。这些中心由外来公司管理，负责创造签证申请要求的工作机会。 奥德莉·辛格说：“对我们来说，最有趣的是这些区域中心的扩张，这是由EB5投资项目堆积起来的实体。在我开始撰写相关报告时，全美有超过200个类似的区域中心，在那5年前，只有十几个，现在则有超过600个之多。” 现在有意通过EB5项目来美的中国申请人面临两到三年的等待期，该项目一共有来自所有国家的1万3千名申请人。 

        根据移民汇编杂志Lexbase取自移民部1月22日公布的内部数据显示，加拿大技术移民中国申请者数量在快速通道首轮遴选中直线下跌，得分靠前的775人中仅有29人来自中国。         首轮遴选是在1月30日完成。而根据1月22日从移民部获得的数据，快速通道首选遴选中得分靠前的775人中，排名首位的是印度（228人），其次是菲律宾（122）、巴基斯坦（46）、爱尔兰（34）。向来申请者众多的中国仅有29人。香港有6人、台湾1人。         Lexbase的主编、移民律师Richard Kurland认为，这只不过是首轮遴选的情况，虽然本次中国获邀请人数急剧下降，并不代表未来情况依然如此。        也有移民律师认为中国申请者在首轮中比例低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与得到省提名（PNP）或劳动市场影响评估（LMIA）雇主加分的人数不多有关。首轮遴选获邀者最低分都有886分，基本上都是获得了600分加分的。而印度和菲律宾人的英文能力相对比华人高 ，如此获得的工作机会更多，有利于他们拿到LMIA。另外印度人公司本身很多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目前快速通道的一个趋势是申请者中已经找到工作、拿到雇主加分的人会越来越少，因此分数会越来越低，不需要加分就可以拿到邀请的情况会更普遍。而到这个时候，中国因为申请者的学历以及其他在评分标准下的优势，很快又会成为快速通道中的第一来源国。

          作者：加拿大俗人俗话         1．第一次见到撞车时，我刚来加拿大才几个月，处处张着好奇的眼睛。某日街边闲逛，忽听砰的一声，循声望去，只见两辆小车追尾，两个司机从车里出来。我等着看加拿大版的大打出手或大骂洋街。惊奇的是听不见动静，只见两人各自绕自己的车一周，然后好像窃窃私语，说的什么我根本听不见。然后两人各自掏出皮夹，好像在抄抄写写交换信息。然后各自一溜烟走人。看得我一个张口结舌。          有了自己的车后，每月保险费抠得我肝颤。闪回当年看到的西洋景，才明白，有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保险，被撞的无责任的人可以坐享其成，有责任的人也有保险公司出面协调（其实不是出面，是出声，电话联络，能见到人才怪）。吵架打架，可以文明到书面，消失在街头。            2．第一次我的车被撞时，我感觉脖子闪了一下。我们双方下车，绕车一周，记下车牌，留了姓名电话和保险号，然后一溜烟走人。第二天，我脖子生疼，边揉着脖子边上报保险公司，然后就事论事，填几张不带感情色彩的表格（表格上的要求就是，不带感情色彩地描述发生的经过）。保险公司经过调查后，打来金口玉言的电话，对我问寒问暖。由于是百分百对方的责任， 我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了一把，去理疗中心捏脖子，去车铺修车，租新车开两天，一切有冤大头买单。可谓受宠若惊，小题大做。          第二次撞车，是由于我丈夫换线不当，追了别人的车尾。对方立即报警，警察几分钟后就过来了，疏导交通，兼做证人。过了几天，保险公司打来电话，这回就不是问寒问暖，而是兴师问罪了。对证核实，就是你小子的责任，等着涨保险吧。当然，话说得弯弯绕绕弯弯的。         一会是火，一会是冰。让人感觉像打摆子，忽冷忽热的。          第三次，又是撞车，又是丈夫的责任。本来他已进入了左转道，却忽发奇想要向右转，被后面正常驾驶的车“咣当”一声撞了右前门。我坐在副驾驶上，只听两辆车刺耳地停了下来。旋即，后面车的司机迅速朝我这一侧走来。我还以为他要破口大骂，却见他急切地问我：“女士，你还清醒吧？”我慌忙说：“我没觉得哪里疼，我丈夫正在打电话报警呢。”看着我活蹦乱跳，没昏过去，小伙子再不理我们，转头看自己的车况，然后坐在车里打电话。我出了车门一看，副驾驶侧的车门已经撞得惨不忍。毫发未损的我，越想越后怕。         丈夫报警后，走近小伙子的车，心有余悸，但是故作镇定地问对方，空气袋弹出来没有。          没有道歉，没有骂街。真实交换个人信息，然后把话留着说给警察和保险公司。在一个号称有序的社会里，出了事故，有各种降落伞托着。大家好像谁都少了些肝火，多了些伪善。          东窜西窜的这些年，我的车迹遍及北美大陆。见过最野蛮的司机，是一下子“别”到我车前面，然后从车里伸出一根中指。可能是嫌我慢吧。我亦心头怒起，按他一喇叭，关着窗户骂一句“去地狱吧”，然后减速，换线。           3．常在路上跑，小事故经常见。高速公路上的撞车，是最危险也是影响最大的。有时是路况不好，有时是司机瞎开。一堵几百人，接孩子的不能接，有预约的耽误了。插翅难飞，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有一次，高速公路上见到的事故很特别。一辆车正面撞上了隔音壁，事故似乎刚刚发生，车子在冒烟。路堵着，有些人把车停在路肩上，跑向出事的车。我还以为是人民群众看热闹呢，边往前蹭，边想，不用赶时间回家接孩子做饭，真是闲得慌。从后视镜里看，有人在张望着驾驶室，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回到自己车里，拿了个什么工具，又跑回事故车旁边。          越过事故现场，我接着心急如焚地一路飞奔。半个小时后，广播里提到了刚才我经过的事故地点。说接到好几个报警，救护车赶到现场时，已经有过路人为司机实施了简单的伤口止血，但是不幸的是，司机伤及内脏，已回天无力。         我听了真是唏嘘不已，立刻就后悔起了一件事：当年，在高速公路匝道上，见到一辆抛锚的车。 车外，男人拿着连接线，女人抱着孩子。我擦车而过，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其实，两辆车的电池连接起来，只是十分钟的事情，事故车就可以点起火来走人。           4．某天下午，大女儿学完小提琴课，我开车载着仨孩子回家，快到家门的两条大路交口，见一警车横跨。我停下，打上左转灯忽闪着，并摇下车窗，看警察同志有什么说法。警察大声冲我喊：“Move on！”，我理解的是：走你的！于是如常左转，欲转入进自家的小街，又见几辆警车和救护车停在街口，正好堵着我进入。路上站着很多人。我犹犹豫豫不知是否能够，或应该，从警车和救护车之间挤过去，警察大步流星朝我走来，底气十足，怒气也十足地说：“我不是告诉你赶快走开吗？你知不知道你在破坏犯罪现场？！”好家伙，我还以为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呢，怎么闯到犯罪现场来了。胆小如鼠的我边准备掉头，边颇不满地唠叨：“我家就在这条街上，你们堵住了。” 警察同志又火气十足地嚷嚷：“我才不管你！”得，我哪敢妨碍警务，赶紧仓皇逃窜。警察对纳税人这样不恭，使我耿耿于怀。          我把车停在附近风平浪静的小路边，抱下婴儿老三，吆喝着老大老二，下车嘎哟嘎哟走路回家。 边走，边看见听见头上直升飞机的轰鸣盘旋。         第二天大女儿告诉我，学校里专门开会，她的一个同学的姐姐过马路时让车撞了，而且撞得飞了起来。         学校为此出了一期校长专刊，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来往车辆，注意交通安全。还从教育局请来了心理辅导专家，为每个班级的孩子们疏心解郁。这些在我看来，也太夸张了，也太应该了。         几天后，本地报纸报道了此事，而且以司机的角度说，他正常行驶着，女孩突然从街边冲过来，一下子像个布娃娃似的撞到车上，他一点都反应不过来。事故发生在下午5点45左右。而我们回家时，是六点，正是救护人员和警察刚赶到，着急上火的时候。         很久后，我在我家的小街上见到出事女孩的妹妹，问你姐姐好了吗？她对我说，她就在那边玩呢。我望着远处的街边，那个女孩看着不缺胳膊不少腿，打打闹闹，没心没肺的。唉，安全第一，没事就好。         为救她一个人的小命，几十人，没准上百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更别提出动的直升飞机警车救护车了。什么叫人命关天，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

根据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海外接受专业培训的新移民在加拿大就业面临重重障碍，其中包括在抵加之前没有获取成功融入加国劳工市场的必要资讯以及未能充分利用实习和安置计划、导师计划等能够协助他们在专业领域找到就业机会的资源。   上述研究报告题为《认识就业障碍和解决方法》(Perceptions of Employment Barriers and Solutions)，是由移民政策智库五月树基金会委托一间谘询机构完成的，安大略省政府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经费拨款。   上述研究报告就新移民在寻找就业机会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讨，从而更好地了解哪些资源能够鼓励雇主聘请新移民，使后者能够发挥拥有海外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优势。   上述研究报告指出，拥有大学学历的海外移民与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相比，就业率更低。而在最近几年来，抵加不足5年的新移民较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就业率更低、收入更少的情况愈加严重。   就业最大障碍没加国工作经验   上述研究报告分别从海外移民和雇主的角度出发，对新移民在加拿大面临的就业障碍进行分析。从海外移民角度来看，他们面临的最大就业障碍就是缺乏加拿大工作经验，比例高达64%。至于其他的就业障碍还包括：缺乏行业和其他的人际网络，遭遇种族歧视或偏见等。   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多达95%的雇主对于新移民的语言和交流技能太差而感到担忧，这是阻止他们聘用新移民的最大障碍。在雇主看来，语言技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有效地运用语言来与客户和同事交流，其二是在工作场所使用与行业相关的专业术语。   上述研究报告还指出，新移民在就业方面遭遇重重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在抵加之前没有获取成功融入加国劳工市场的必要资讯。   实际上，上述资讯并非是新移民难以获取的，而是他们不知道在何处找到相关资讯，以及哪些资源是可靠的；如何不因大量的资讯而感到招架不住。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未能充分利用实习和安置计划、导师计划等能够协助他们在专业领域找到就业机会的资源。从新移民的反馈情况来看，实习和安置计划、导师计划等资源的利用率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新移民对于拓展人际网络和导师的概念不熟悉，因此，他们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找这些机会。   上述研究报告还向正在寻找就业机会的新移民提供了如下贴士，包括：   第一，在移居安省之前做足功课，可浏览安省公民和移民厅的网站，获取可靠的资讯，包括：在专业领域工作需要达到安省的标准；在何处寻找安省政府提供经费拨款的移民服务机构等。   第二，制订一份全面的安居计划，包括在抵加前和抵加后需要实施的每一步，帮助自己成功地融入加拿大的劳工市场。   第三，与移民服务机构取得联系，获取就业等各方面的可靠资讯。   第四，不要假设自己在海外获取的专业资格和工作经验将足以帮助自己在加国重操旧业，在安大略省从事护士、律师和工程师等职业需要拥有在安大略省工作的执照，新移民应预先获取专业资格的认证。  

于1990年在加拿大取得难民身分的一个中国籍男子，迟迟未有申请入加籍，反而17度持中国护照返回中国和香港结婚及经商，之后返加曾因刑事罪坐监，最终被取消难民身分。他不服上诉但已被法院驳回。   据联邦法院文件显示，案中男子李森（Peter Sum Li，译音)，于1990年获难民身分，两年后成为永久居民。2013年，联邦公共安全部向移民及难民局（IRB）申请，终止李森的难民保护及难民身分。   文件显示，联邦公安部指李森在获加国难民身分后，还重新申请中国护照，并17度前往中国结婚经商。此外，李森甚至在2000到2004年长住中国，在无法持枫叶卡返回加国下，还曾接受加国驻香港签证官面谈，最终持旅行文件回加。   2004年8月，回到加国的李森又因生产、进口及加工受管制物品，而被判坐监逾2年。IRB据此认为，他赴中国并非经商，而最终取消了他的难民身分。李森不服，还指加驻香港签证官同意发给他旅行文件，移民部后来又发给他枫叶卡，都说明这些问题早就解决，随后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   被裁「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   联邦法院安省法官奥瑞利(James O'Reilly）在判决书裁定，李森既然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逾20年，但迟迟未申请入籍，除了赴中国香港之外，还曾赴美国、委内瑞拉以及泰国等地旅行，在不断持中国护照赴国外旅行下，显然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而非加国提供的难民保护，最终裁定驳回李森上诉，并同意IRB取消他难民身分的决定。  

华裔女子张尔思（Ersi Zhang，音译）2013年申请加拿大经验移民，但移民官认定其工作经验造假而拒签。她不服提上诉。联邦法庭法官近日判决有关造假的结论暂且搁置，张女的申请案可获重审。 张尔思2013年申请加拿大经验移民，其中一段工作经历是2007年5月30日至2009年3月20日在「北中国餐馆」（North-Chinese Restaurant）担任餐饮服务领班。 但她的移民申请在2013年12月遭移民官拒签，理由是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官员前往「北中国餐馆」实地访查时，其雇主声称不认识张尔思，并质疑张尔思的工作经验造假。 于是移民官给予张尔思60天时间提供更多证据，否则将以「造假」（misrepresentation）处理。 张尔思给移民官发信指出，由于时间间隔的原因，她与在该餐馆的前同事们失去联系因此无法提供人证，由于她和前雇主因休假问题引发激烈争吵，前雇主不愿为她提供证明。在这样情况下，她只能撤回移民申请。 张尔思质疑移民部取证时是否程序公正，她认为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官员在调查前应事先通知她，她的律师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贸然指控申请人「造假」的说法过于严重。 联邦法官认为，该案中张尔思或其雇主中至少有一人说谎，但让案情变得更为复杂的地方在于张尔思寄给移民部的信，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法庭认证文件（CTR），但移民官员在做决定时该文件未被列入。另一份法庭认证文件即张尔思提供的T4税表，是由该餐馆开给另一位与张尔思无关的人。双方都无法解释为何该税表会出现在文件档中。 基于种种复杂情况，法官判决张尔思的申请可获重审，其造假问题先行搁置。申请案应该由另一位移民官裁决。张尔思需要就其工作经验提供更多证据。 张尔思质疑移民部取证时是否程序公正，她认为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官员在调查前应事先通知她，她的律师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贸然指控申请人「造假」的说法过于严重。 联邦法官认为，该案中张尔思或其雇主中至少有一人说谎，但让案情变得更为复杂的地方在于张尔思寄给移民部的信，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法庭认证文件（CTR），但移民官员在做决定时该文件未被列入。另一份法庭认证文件即张尔思提供的T4税表，是由该餐馆开给另一位与张尔思无关的人。双方都无法解释为何该税表会出现在文件档中。 基于种种复杂情况，法官判决张尔思的申请可获重审，其造假问题先行搁置。申请案应该由另一位移民官裁决。张尔思需要就其工作经验提供更多证据。寄给移民部的信，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法庭认证文件（CTR），但移民官员在做决定时该文件未被列入。另一份法庭认证文件即张尔思提供的T4税表，是由该餐馆开给另一位与张尔思无关的人。双方都无法解释为何该税表会出现在文件档中。 基于种种复杂情况，法官判决张尔思的申请可获重审，其造假问题先行搁置。申请案应该由另一位移民官裁决。张尔思需要就其工作经验提供更多证据。

由多伦多、温哥华、满地可、渥太华的七位华社代表组成加拿大侨界代表团，最近获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就中国当前涉侨立法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人大华侨委员会法律室主任毛起雄等与加拿大代表团座谈。毛起雄称，目前全世界有5000万至6000万华人华侨，在国内有3、4000万名归侨侨眷，中国政府和人大对海外华人权益及境内归侨权益的保护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这不仅体现在目前涉及华人华侨的法律法规已有200多项，而且还反映在人大对涉侨法律的执法监督检查。 加拿大代表团成员在会上就海外华人华侨比较集中关心的问题，譬如呼吁中国承认加拿大华人双重国籍、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内投资权益的保护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海外人才受聘回国任职期间遇到的问题等，提出了看法。 针对承认双重国籍问题，毛起雄和人大领导明确地表示，由于中国有非常特殊的国情和侨情形势，涉及各侨胞国的国际关系问题，综合当前国际国内的各种情况，目前实现双重国籍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具备，但是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为方便海外华人在国内居住创造条件，包括完善绿卡制度、包括与许多国家签订免签协定、其中包括最近实施的给予加拿大人10年免签证待遇等等，希望使华人华侨在权益方面尽可能地切实得到实际利益最大化。 毛起雄透露，目前国内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一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在国内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整套制度，以满足海外侨胞多年的愿望和要求。 毛起雄还表示，人大会不断继续听取海外华人的意见建议，直接反馈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促进和改进侨务工作，切实地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和维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   加国侨界代表团成员与中国人大官员合影。(图：主办单位提供)

　　在温哥华最后一场同茅于轼、信力建两位老师面对七十多位当地华人企业家与商人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习近平上来后推行的改革与反腐对海外华商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毋庸讳言，世界各地都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中国商人与企业家，但很少有像温哥华这样地方，集中了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欧洲不多，澳大利亚自叹不如，唯一可以同温哥华相提并论的就是美国西岸洛杉矶、湾区。这里“商人中的佼佼者”是指不但有钱，而且还赚得比较轻松的那种。中国政府刚刚公布的“红色通缉令”中的一百位在逃贪官，其中有近三十位潜伏在加拿大，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问题。 　　富裕的中国商人多多少少是同官场脱不了干系的，有些更是“官商勾结”的典范，这里并不是贬低他们，而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从这个“事实”推断，加拿大那些华商对习总的反腐有些惴惴不安甚至反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问题是，这个推断并不完全准确，只要稍微同一些华商沟通就不难发现，即便那些靠官场或者“关系”赚到钱的商人，也对那种赚钱的方式方法以及个人前途忧虑重重，不甚满意。移民到无法赚钱的加拿大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大多数华商来说，习总的反腐对他们既是“挑战”——以前赖以发财的官员不可靠了，“关系”可能不管用了;同时也是机遇——这些到了海外，多少接触了市场经济明规则的商人，可能比大陆一些商人更适应逐渐完善起来的明规则，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反腐风暴后他们如果还能完整无损，今后回到大陆，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与机遇。 　　温哥华蓝天白云、气候适中，我每次去都依依不舍，堪称人间天堂，有钱人无不向往。由于中加法律的不同，使得引渡很难实现，一个赖昌星几乎动用了所有最高领导人才引渡成功，这种境况又使得温哥华成了另外一种“天堂”——一些中国大陆贪官们转移家属和资产，亲自潜逃过来避难的天堂。 　　随着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以及多方沟通，加拿大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为了吸纳一些金钱而对贪官污吏听之任之也许并不一定符合加国的长远利益，尤其有悖加国之核心价值观。就在不久前，加拿大政府明确表态：加拿大不欢迎中国贪官，这里也不是他们避难的天堂。 　　对于海外华商来说，中国大陆如果不反腐，你赖以赚钱的那些关系网，你并不一定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继续生活其中，其中的酸甜苦辣，也不是金钱可以一笔抹消的，否则，也没有那么多富商跑路移民了。可即便如此，一些华商到了海外，不但不能拥抱国际社会都遵循的那些价值理念，甚至怀念、鼓励和传播在大陆盛行的腐败和堕落的那一套规则与习气。长此以往，恐怕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反感，此风不打住，不排除十年左右，全球会爆发一次反华(人)浪潮。 　　这也是多位华人华侨对我表达的忧虑。中国强大是好事，但如果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任意改变国家社会的游戏规则，甚至原本是逃难似地来到他国，稍微有了安全感一安顿下来就开始像好斗的公鸡一样，处处表现出近似当年法西斯那种极端民族主义，令人堪忧。目前国际社会因为受制于自己的价值理念(自由与包容等)而无法干涉，但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而无法自控，对人家的价值观造成威胁时，某种新的反华浪潮，可能会卷土重来并席卷全球，以前只在东南亚，今后不排除扩展到西方主要国家。到那时，首当其冲的正是华人华侨包括华商。这个应该不是杞人忧天。 　　习总的反腐表面上看，让一些华人失去了同大陆做生意的那些“关系”，有些还是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但从长远来说，对已经生活在明规则之下的华商来说，应该是机遇多过挑战。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华商都曾因为回到大陆搞潜规则(如行贿)而被捕。这些华商在所在地澳洲等国家可不敢这样做的。今后，反腐后必然带来的更多明确规则，是有利于华商回到祖国扩展市场、发展经营的。 　　在价值观方面，华商也不要因为担心得罪北京而含煳其辞，更不能为了一些生意的蝇头小利和官方的接待而昧良心说瞎话。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华人华侨包括华商站出来告诉大陆同胞，什么是“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必须是!不能让一些人肆意解释或者曲解“自由、法治、民主”这些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否则，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越强大越会陷入孤立，最终弄成没有几个真正朋友的“异议国家”，到那时，移民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到那时，即便移民到海外，恐怕也会越来越不安全。

你来加拿大多久了?你还记得初到加拿大的感觉吗?你还记得你到加拿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约克论坛会员@LYM谎言 发起了一个调查：大家刚来的第一份工都是干吗的呢?我真的很好奇!大家把自己来加拿大后的第一份工作写下来，让我大开眼界一下，谢谢啦!   该帖子勾起了好多会员的回忆，会员纷纷跟帖回复，讲述自己第一份工作的经历。   会员@winccccc123：waiter，还超低人工!(不容易啊)   会员@ andylulu：如果只干一天也算的话，在唐人街干货点店卖干货。(谁把谁炒了?)   会员@edtony：塑胶厂煮料，高温作业，半年体重减25公斤。(胖子的福音啊)     会员@多村云老王：酒店经理助理，后来CEO调到其他酒店，新来的CEO把我们部门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   会员@suri321：刚登陆后一周，跟一起租房的去了机场路那边的一家西人面包厂上夜班，我就记得傍晚五点半走，第二天八九点才回来，赚了121，把我累瘫了，休息一周还没恢复过来。就干了那么一晚流水线，真的太累，一晚上都是站着，我还干最轻松的发包装盒，我看抓面包的手指都起泡，吓得第二天中介再打电话来打死不去。然后休息几个月找到一份工作，电子厂的一些财务工作，电话里我以为是在市中心，结果一查就在家门口，走路就七分钟，所以工资不算特别高，但我还是在那家干了一两年，结婚生子后一直全职在家。   会员@用不着喷：DT的一个肉场，杀猪!(楼主好棒!)   会员@我不是坏人：卖大麻(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   会员@db78398k：做鸡(你现在还好吗?)   会员@fayemandy：学校助教，时薪30多刀，那时候领钱领的超级爽，可惜毕业后再也找不到这样薪水的工作了，唉。。(楼主的第一份工作好幸福啊!)   会员@专门来吐槽：来之前一直觉得电视上都是骗人的，凭我这么聪明油菜花，怎么可能去端盘子!事实证明，真的是去端盘子。(楼主，你是猴子派来的逗比吗?)   会员@3288：经纪 (30年前)(楼主来加拿大这么久了啊)   看了会员们讲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的经历，会员@qiyezhiyou感慨万千：哎!掉毛的凤凰不如鸡啊，回国发展多好，我大天朝环境，制度虽差，可论发展机会那肯定比加国好，况且天朝的问题就在于缺乏人才。   作为普通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拼，刚开始都是不容易的。小编也想到了自己初到加拿大时的场景，唉，不容易啊!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的生活也还可以。所以第一份工作好坏，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我们努力工作，肯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小编与大家共勉!!

移民并不代表着于中国隔绝，而于中国联系的纽带是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汉字与汉语，令美国华人的苦恼的是，自己的下一代说不好中国话。   一位中文学校校长坦言，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孩子不愿意学中文，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不少华裔新移民孩子英文和中文水平都不太强，对阅读容易失去兴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是没有语言环境，二是学语言要花很大力气，需额外做作业练习。   在美国，华人的下一代要不要学中文呢？这个话题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一些华人拿出来争论一番。那么中文对孩子到底有没有用途？对他们的未来有没有帮助？学中文是不是一项对孩子身心有益的积极的？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应当说，语言和文字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内容。早期华人华侨都会英语，其中不少人不会说中国话，有的能写少量中国字。从大陆移民的华人，中文英语都会，英语常用社交语和业务领域内的名词术语，均能熟练掌握。而下一代华人英语讲得很流利，拼写能力也不错。但对中文普遍无兴趣，上中文学校只有部分孩子学得较好。具体表现为发音不准，特别是中国南方华人后代，有的能认，不会写，作文更是一大难点。   与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一样，语言文字的使用也是胜利者的专利和产物。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汉语与汉字已经在国际上炙手可热，移民他乡的华人更不应该放松对下一代的汉语教育。   教育专家称，针对在美国成长起来的“ABC”华裔孩子，在中文学习上也要运用“美式”教学方式。让孩子喜欢阅读，产生“兴趣”最关键，对其来讲更难的中文阅读更要以兴趣为基础。因此培养华裔孩子对中文阅读的兴趣，要用特别的一套方法。   对于培养子女的阅读兴趣，专家的经验是“陪着孩子一起读”。此外，英语阅读和中文阅读相辅相成，让孩子对阅读有兴趣，培养读书习惯，喜欢思考是重点。很多美国儿童耳熟能详的故事，在中国都有注拼音的中文版，已读过英文版的孩子发现“同样的故事用中文这么讲”，对读中文书的兴趣也会倍增。

新研究报告说﹐难民与一些移民在新国家定居﹐更易患精神病。   《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周一刊登上述研究报告﹐比对加拿大移民第一代与普通安省居民的精神病发病率。   报告指出﹐加勒比海移民与东非、东南亚难民患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疾病﹐风险高1.5至2倍。与其他移民比较﹐难民患精神病的风险高25%。   另一方面﹐研究报告指出﹐北欧、南欧与东亚移民有一半精神病风险。   报告说﹐数据模式「显示与移民有关的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可能导致精神病」。「有些群体有更高风险﹐其他人不受影响。」   研究报告合撰人?科迪亚克(Paul Kurdyak)指出﹐研究结论与世界各国类似研究一致。他说﹕「移民与精神病风险有关联。」临牀评估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Clinical Evaluative Sciences)与癖瘾及精神健康中心(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研究员费时10年﹐追踪将近400万人﹐得出结论。   科迪亚克指出﹐结论有根据﹐因为加拿大一年接纳约25万名新移民。在安大略省﹐将近30%人口是第一代移民。   他在CTVNews.ca电话访问中说﹕「加拿大与安大略省特别是这项研究的好地方﹐因为移民比例这么高。」 「我们吸引的移民﹐来自更多国家﹐不止欧洲国家。」   科迪亚克说﹐移民在迁居加拿大前期间和以后的一些因素﹐可能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   他说﹕「我认为﹐我们看见一些群体有更高风险精神病﹐大体上归结于高比例的移民前紧张与创伤。」到了加拿大﹐歧视少数族裔﹐入息和住屋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移民的精神健康。   科迪亚克说﹐这份研究报告指出﹐精神病不止是生理问题﹐也有社会因素。他希望这份报告在现实生活引用﹐解决加拿大的精神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