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刘先生(Roland Liu)来自北京，4年前移民至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 他说，他是个冰球迷，也是当地冰球队Charlottetown Islanders的忠实粉丝。 整个2014/15赛季，他从Islanders球队的第一场比赛开始，场场出席。 他说：“我迷冰球的一切，包括power play(以多打少)、打架、暂停、快速换人……比赛很快，很刺激。” 刘先生在当地开一间旅行社，定期邀请中国的亲友观看比赛，了解他们是否有意移民到爱岛。 1月26日 UPEI Panthers这场冰球赛为300多名华人发放免费门票。 “本地传统文化” 他说，多数人在爱岛上只住一年左右，就搬去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 “我们需要作出改变，用文化来吸引新移民。” 这个赛季，刘先生成为当地冰球俱乐部QMJHL的赞助商，一场比赛有400人观战。 他说，看冰球是向新移民介绍加拿大文化的一个途径。 Roland Liu的6岁女儿观看冰球。 “中国移民需要参与到本地人的生活中。” “我们需要和本地人做生意，需要学习本地的传统文化，还有什么比加拿大的冰球更加本地化，更加传统呢?” “参与社区” 根据爱德华王子岛的加拿大新移民协会，目前岛上共有3,000名中国移民。 Islanders冰球队的运营主席Craig Foster表示，新移民对于冰球的兴趣不逊于本地人，这让他感到欣慰。 “对于从未接触过冰球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很酷、很独特的体验。” Craig Foster与Roland Liu讨论新一场比赛。 刘先生说，他打算把冰球介绍给尽可能多的游客和新移民，希望让他们留在爱岛。 “我们需要新移民来这里，爱上这里的冰球，爱上这个国家。” 看冰球庆祝春节 Helen Tian于2016年5月与家人从中国移民到爱岛。他们表示，很兴奋在观看冰球的同时，庆祝中国新年。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想要和当地人交流，想要知道这里的文化。” 她说，我们不想失去自己的文化，这对我们重要，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当地人的文化，并且让当地人了解我们。 Henry Yin于2014年随家人移民来到爱岛。 他说，来看冰球赛是因为他的儿子喜欢滑冰和冰球。这也是与当地人接触的一个好机会，学习这里的传统。 “我们是新移民，从中国来，中国与加拿大的文化差别很大，这是让我们了解本地人的好机会，他们每天晚上都在观看什么?” 他说，这也是练习说英语的好机会。

根据安省移民局的最新消息，2017年安省省提名配额是6000人，而且安省硕士、博士项目和EE技能优先类别项目计划下周开放在线申请。 去年5月9日，安省突然宣布暂停大部分安省移民提名计划，包括硕士毕业及博士毕业的国际留学生的省提名计划。很多留学生感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次OINP重开，大概会给留学生带来一些希望吧! 移民配额比去年增加500名，增至6000名 近年来，安省的省提名移民计划的配额在逐年增加。2014年是2500名，2016年是5500名，而今年则是6000名。 可以获得安省提名成为永久居民的类别分别是：技术移民、国际留学生、有经验的创业者以及寻求扩展到安省市场的外国企业的关键职员。 下周，安省提名计划(OINP)将重开并同时启动以下项目的在线申请： 1、国际博士毕业生;（申请资格及步骤） 2、国际硕士毕业生;（申请资格及步骤） 3、EE技能优先类别项目;（申请资格及步骤） 对于国际留学生项目，申请人必须已经在安省公立大学毕业。 移民局为了更有效率地处理申请，这三个类别将会间歇性暂停和重开。 和之前相比，硕士毕业生的申请条件将有所变化。 重开之后，居住在安省之外的符合条件的硕士毕业生将可以申请。申请者还可以使用新的语言评估机构提供的语言成绩。 EE技能优先类别项目重开后，移民局将会在联邦的快速通道候选池里搜寻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并发放省提名邀请函(PT Notification of Interest)。 [email protected] // ，本次政策相对放宽了条件，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有： 1、硕士可以在海外申请了，不用再居住在安省，去年因为工签到期不得不回国的申请人也可以申请，但是依然要求拿到毕业证之后2年内(按照毕业证书上的日期)申请。 2、新的语言考试机构虽然没有公布，但是据估计是思陪(CELPIP)，这个考的人不多。一般硕士申请人雅思考4个6都不是问题，所以预计影响也不会太大。 OINP热议：安省硕士、博士和400分项目下周开放在线申请 更多详情，敬请期待2017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签署的一份“一刀切”行政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国民进入美国，可谓是赚足了世界的眼光，虽然如今已被暂时搁置，但其连锁反应还是波及到了邻国加拿大。继曼尼托巴省后，魁北克省目前也面临着从美国非法入境加拿大寻求庇护的案件激增这一局面。 　　根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数据显示，仅上周末，就有42宗难民非法入境申请庇护的案件在魁北克陆地边境发生。2017年整个一月份，一共有452个难民非法穿过魁北克边境，较2016年1月的总案件数增加了230%。2016年，一共有2,527名寻求庇护的难民从魁省边境非法入境，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仅为1，054。 　　魁北克移民律师协会副主席Eric Taillefer估计，1月份在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局的难民保护处开设了多达1000份新档案。 　　他认为，虽然川普的行政令被法官暂时驳回，但这份不确定性迫使很多寻求庇护的人都不得不逃离美国，而投靠的最佳目的地便是旁边的加拿大。 　　加拿大头条曾经报道过，过去三个月以来从美国偷渡加拿大边境进入曼尼托巴省的难民人数也在成倍增加。曼尼托巴省帮助难民和移民的组织“跨宗教移民理事会”在过去三个月中接待了80位想要在加拿大政治避难的难民，而在以前，他们一年只接待50位到60位来自美国的难民申请者，而且全是因为被美国拒绝申请后才来加拿大的。 　　这些难民之所以非法入境加拿大，除了因为美国时局的混乱，还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签署了有关难民的安全第三国协议(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凡是已经抵达美国这样安全的国家，就不能再向加拿大申请难民，所以许多在美国的难民就只有选择偷渡进入加拿大。 　　而帮助这些难民偷来加拿大的人也日益增多，他们根据难民家庭的人数以及伪造文件的难度向难民收取几百至几千块的费用，从而获利。 　　加拿大皇家骑警对这些徒步穿越边境的难民的人生安危也感到担心，边境城镇的相关难民接待机构也表示力不从心。但加拿大政府对此依然没有什么具体举措，这将会是一个需要时间解决的问题。  

温哥华华裔谢先生娶了华裔富二代吕女士后，入住了现成的房子。后来两人离婚，谢先生得到了近200万的房产。 谢先生对卑诗省法院的离婚裁决不满，2015年8月14日去卑诗省上诉法院上诉。上诉法院2017年1月31的裁决显示，谢先生获胜，不但赢得应有的房产权（2014年市直180万），还将减少配偶支持费，诉讼开支也由对方支付。 结婚即有房  生活无忧 根据卑诗省上诉法院的文件，谢先生是一名注册会计师，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温哥华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年薪6万多加元。1996年6月，他和吕女士结婚。吕女士在一家银行当客户经理，年薪约5万元。 谢先生和吕女士结婚后即入住温哥华Hornby街的一套公寓，这公寓是吕女士的父亲购买的。吕父1993年在同一栋公寓楼购买了5套单元，其中一套用吕女士的名字登记，就是他们结婚后入住的那套单元。 吕父在女儿结婚前偿还了这单元的所有欠款，吕女士名下的这套物业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这对夫妻在这套单元居住到2002年，那时他们的女儿出生，他们就搬到岳父母家住了。 2002年9月，吕女士的叔叔出资约180万加元，在温哥华丘吉尔街（Churchill Street）购买了一栋豪宅，用了吕女士的名字做业主登记。2004年，这对夫妻和女儿一起入住了这豪宅，直到谢先生在2010年离开。 在这整个婚姻过程中，吕家为这对夫妇提供了大量财政帮助，包括他们大部分的资本开支，除了帮买房子外，还给了他们一辆车，支付他们女儿上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除此之外，吕父在2007年给了女儿110万加元，作为他孙女将来的教育基金。 这对夫妻的财务是分开管理的，各自保存自己的收入，共同支付家庭开支。不过，因为吕女士家族的资助，他们自己没有多少费用负担，他们大部分的共同开支是膳食和娱乐。 吕女士拥有商业学士学位，在银行业工作了几年。因为客户难找，生意不好，加上她家族的财富和慷慨资助，她经丈夫同意后，1998年辞去银行的工作，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 老父担心先安排  前女婿仍享50%房产 2008年，谢先生成为毕马威的合伙人之一，为公司处理税务会计业务。当年两夫妻开始分居，但还住在同一栋房子内。2010年7月1日，这对夫妻正式分开，母亲与女儿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丈夫搬出去。谢先生当时年薪已升至40万元，他搬去自己买的一套公寓单元居住。 2011年6月30日，这对夫妻按家庭关系法做了一个声明，表示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获得和解。2015年1月23日，法官裁决他们正式离婚，夫妻的年龄已经分别是48岁及46岁。这时谢先生的年收入已经达到59至64万加元。从分居到离婚裁决之间，谢先生支付了部分孩子抚养费，但没有给妻子提供配偶支持费。 离婚后，这家庭的财产成了关注点。他们结婚时入住的、在Hornby街的那套公寓，2014年的市价已达965,000加元；丘吉尔街上的那栋豪宅，2014年市价高达440万元。 吕父在女儿结婚前已做出部署。1996年6月25日，在吕女士结婚前5天，吕父要求女儿签署了一份63.5万加元的抵押协议，就是Hornby街的那套公寓是抵押给吕父的。同时，吕女士还签署了一份盖章的确认书，表示她从父亲那得到的钱是贷款。 不过，吕女士在法庭作证时称，实际上，她父亲在1993年至1996年5月间没有贷款给她，他父亲也没有因为上面签的那个抵押协议给过她任何钱。她签那份协议，是因为父亲要求她这样做。她不住在那套公寓时，公寓的租金收入也是归她所有。 吕女士没解释她父亲为何要让她签那份抵押协议，但按她兄弟的说法，吕父当时是因为女儿马上要结婚，手上却拿着没有债务的房产而感到“不舒服”。 上诉庭法官认为，这个抵押协议并非为了保证债务得到偿还，住在那单元里的是吕女士，那物业后来出租的收入也是给了吕女士，而不是给她父亲。卑诗省法院的判断误认为这抵押意味着有债务要偿还，但事实说明，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抵押。 另外，虽然卑诗省法院的裁决书没明确表明，吕父打算将Hornby街物业的权益无偿转让给女儿，但吕女士确实将之称为“礼物”，而礼物变成有抵押条件的礼物是个法律上的错误。于是，上诉庭法官认为，吕女士需要给谢先生补偿Hornby街物业50%的权益。 法庭的原则是，离婚后，家庭债务和资产双方平等分配。但丘吉尔街的房产，吕女士应得70%，因为2002年购买时她叔叔给了180万，空置了2年后才成为这家庭的财产，而且他们2008年分居，2010年谢先生搬出去了。 吕女士要求117万元生活费 按卑诗省法院的裁决，谢先生应该一次性支付给吕女士1,175,787加元配偶支持费。按规定，这笔费用考虑了配偶的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经历、工作可能性及前景等。 上诉庭法官认为，之前的计算有误，是根据谢先生当前的年收入（64.7万）及吕女士的（3.6万）计算。正确的方法是，可追溯的部分要按谢先生过去具体每年的收入计算。法官的决定是，2010年7月1日至2014年的配偶支持费，按谢先生每年的实际收入重新计算。 这对离婚夫妻的女儿在他们离婚诉讼时12岁。她2002年出生以来，主要由吕女士照顾，也有保姆在家帮忙。卑诗省法院认为，谢先生应支付部分保姆开支。 不过，上诉庭法官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吕女士因为“就业、生病、残疾、受教育或就业培训”等原因，需要花钱请保姆。法官的结论是，尽管谢先生收入高，他们分开前吕女士有保姆帮助，法院将保姆费作为他们该分担的费用是错的。 上诉庭称，因为谢先生在上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需要支付相关的诉讼开支。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很多加拿大华人在经济因素的作用下选择回到中国发展，可惜由于已经适应了加拿大的生活，对于中国的生活反而不大适应，所以一部分人就会选择“二次回流”，即从中国再次回到加拿大生活。 由于加拿大存在税务居民(Resident for tax purpose)和非税务居民(Non-resident for tax purpose)的说法，所以选择“二次回流”的华人可能因此而担心税务问题。 非税务居民返回加拿大 宜一年内转移资产 华人离开加拿大后，由于不在加拿大居住或者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不够183天，就可能会变成非税务居民。当他们重返加拿大居住，就会重新变成税务居民。 曾在加拿大税务局工作的注册会计师马云指出，加拿大华人返回中国居住，由于身份变成非税务居民，所以他们在此期间取得的和加拿大无关的收入，都跟加拿大政府没有关系，也不需要向加拿大政府报税。加拿大政府只关注跟加拿大相关的收入的税务问题。 但是当华人再次返回加拿大居住，就会重新变成税务居民，而税务居民需要就其所有收入报税。同时，重返加拿大的华人很有可能依旧会取得海外收入(比如养老金或者房租)，他们需要就这部分收入纳税。 马云表示，中国、香港、台湾都和加拿大签订了税务协议，因此税务居民如果已经在收入取得地纳税，便会获得免税额(foreign tax credit)，只需要缴纳两地税款差额，不需要同时向两地缴税。由于加拿大的税率比中国高，所以在中国取得收入的税务居民通常都是补交税务差额给加拿大政府。 实际上，加拿大政府对于“二次回流”的华人的海外收入查的并不严格，因为往往涉及金额不大，所以很少有人足额缴纳，但是如果一次性转账大笔款项，或者频繁转账，那么很有可能会引起税务局的怀疑，要求当事人提供理由和证据。 所以马云建议，“二次回流”的华人，尽量在抵达加拿大一年之内将在中国的资产转移过来，这样风险最小，由于这些资产距离其返回加拿大的时间短，所以会被认为是在非税务居民期间获得的，被税务局怀疑的几率很低。 非税务居民和税务居民 在纳税方面，加拿大有税务居民(Resident for tax purpose)和非税务居民(Non-resident for tax purpose)的说法。 如果你是税务居民，那么你所有的收入都需要向加拿大纳税，无论你的收入是否来自加拿大；如果你是非税务居民，你只需要为从加拿大所取得收入纳税，在其他国家的收入就无需申报，比如在中国所取得收入，非税务居民就不需要向加拿大纳税。 加拿大税务局判断一个人是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主要是通过这个人和加拿大所建立的居住联系，这些居住联系包括： 主要显著居住联系 1、在加拿大有居所； 2、在加拿大有配偶或同居伴侣； 3、在加拿大有受抚养人。 次级居住联系 1、在加拿大有个人资产，例如汽车、家具； 2、在加拿大有社会联系，例如图书馆借书证以及各种会员资格等个人财产和社会关系； 3、在加拿大有经济活动，例如普通银行账户、信用卡等； 4、有加拿大驾照； 5、加入了加拿大某省政府的医疗保险。 另外，你在另外一个国家所保留或建立的居住联系也是用以判断你的居住状态的相关因素。判断居住状态是把所有的相关因素综合在一起来看全貌，而不是只看个别单独的居住联系。比如你有上面所列举的一项或若干项居住联系，并不等于你就一定是加拿大居民。 你的身份，比如是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永久居民、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旅游签证等，只能决定你是否有权在加拿大居住，而并不决定你在加拿大居住与否。

Lisa Ling 是华裔美国记者、作家，CNN电视主播，目前主持CNN“这就是生活”专题节目。曾就读于南加州大学，但没毕业就加入 Channel One News 成为记者。 Lisa从小就学习吃力，非常努力才能拿到一般的成绩，也最终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症”。幸运的是，她从小就找到了自己狂热追求并喜爱的东西，这让她格外努力并且野心勃勃，动力十足。 Lisa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各位父母们，应该给孩子们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特点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大家都知道在亚洲文化里，把聪明看得很重。在绝大多数亚裔家庭里，父母期待孩子学习好，最终能上不错的大学。 一个学习不好的美籍华人孩子会怎么样呢？好吧，那就是我。 其实也不能说我的学习特别不好，实际上我成绩中等，但我得特别努力地学才能得到中等的成绩。 我很难集中精力，又特别不会考试。我记得我得反反复复读东西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考试的时候，强烈的焦虑感经常让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学到的东西就都忘了。 但我的想象力救了我，我写作很好。虽然上学时我得过一些写作的大奖，但在数学和科学上经常得C，有时还得D，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笨，很失败。 更糟糕的是，我每次得C的时候，我要求严格的父亲就会惩罚我一个月（grounded），剥夺我做很多我喜欢事情的权利。 美籍华人在美国在学习学术上一直是“模范少数民族”，这就是我作为其中一份子所得到的。 虽然我在孩提和学生时代一直觉得自己很欠缺匮乏，很奇怪，我却变得非常有野心。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狂热追求和热爱的东西，就是给人讲故事。 我18岁的时候就到一个以初中和高中生为对象的新闻机构，那个工作得以让我满世界跑，让我有机会在各种文化里尽情汲取营养。 后来当我成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一直有ADD (attention-deficitdisorder)注意力缺陷障碍症，所以精神集中对于我很困难。知道自己有学习障碍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即使在40岁时得到这样的诊断，也并不出乎我的预料。 我的思绪喜欢漫无目的地狂跑，那是属于我独特的东西。但当我报道新闻故事的时候——那是我挚爱的工作，却使我变得精力高度集中。我非常喜欢学新东西，只是我不擅长在一个严格严谨没有自由的教室里学习。 作为父母，我们都非常执著执拗地希望为孩子找到一条成功之路。我们关注他们成长的每一步，希望他们上好学校，我们给他们报上各种体育、音乐、舞蹈、编程等课外活动让他们发展得更好。 但是我希望我们给孩子时间和空间，让他们琢磨出来他们喜欢什么，什么让他们激动冲动，野心勃勃。 在我的节目CNN的“这就是生活”里，我们曾探索了一个30年前试图增进人类聪明程度的基因项目。当年的Robert Graham，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时对看到越来越多智力水平一般的人感到失望的人。于是他决定要提高人类的聪明程度，就开始给绝顶聪明的人设立精子库，号召这些人捐献精子。 最终，有200个孩子是由这个精子库产生的。在之后的节目里我们准备访谈他们其中的2个人。这项基因项目能够成功吗？他是不是真的创造了天才孩子？ 虽然访谈还没有得到结果，但我想我一定不是Robert想要创造的人。他会不会认为我就是他厌倦的智力平庸之辈？ 我认为我的野心勃勃、动力十足主要来自少年时家境贫困，而且因为是亚裔面孔经常被嘲笑，但我学术上的困难匮乏从某种程度上同样促使我格外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我并不责备父亲因为成绩不好而惩罚我。他作为家长，做了他认知范围内最正确的事情，我也确实是需要那种管教的。 但对于我自己的女儿，我只是希望我能发现那些能点燃她激情的东西，而不是迫使她做好那些她可能根本不擅长的事。 如果孩子有好成绩，上好学校，但对他们所做的事，所成为的自己并不感到高兴幸福，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Hussein Ahmed与Mohamed Hussein在齐腰深的大雪中艰难前行，他们正由美国逃往加拿大，虽然两人都十分恐惧，但去意已决，为了生命安全也要做最后一搏。 34岁的Ahmed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地上爬，那感觉太糟糕了，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我觉得我们俩不可能活下来。” 他们两人是非法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的索马里人，只为能在美国寻求庇护。如今他们再次翻越边境，渴望能在加拿大发现希望。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的花言巧语让两人再次陷入不眠之夜。特朗普上任后下令暂时阻止难民进入美国，索马里的游客也毫不例外。于是Ahmed与同伴不得不开始新的逃离计划。 两人分别支付给一名男子300美元，该男子声称可以将两人带到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地区。周五晚八点，他驱车带领两人到达尽可能靠近边境的地方。他们必须提防不远处美国边境的刺眼灯光，否则将被遣返或身陷囹圄。 他告诉他们步行的方向，穿越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与马尼托巴湖（加拿大中南部）接壤的地方。但原本30分钟的旅程拖延至数小时。28岁的Hussein说：“我们走了一整天，后来就迷路了……” 在生死关头，两人试图寻求生还的希望。在两人的家乡几乎没有什么人看见过雪，更别说在大雪中步行数英里。 Ahmed说：“我几乎快要被冰雪吞噬。” 之后他们便看到了身后加拿大边境的灯光。他们拨打了911，随后加拿大皇家骑警赶到。 他们说：“漫长的旅行、付出的高额代价以及深深的恐惧感在最后的结果面前都值得！”在抵达美国之前他们便经受了太多不幸，Ahmed说他从Alshabaab死神那里夺回一命，Hossein说在自己的国家里他遭遇种族歧视，并目睹家人被恐怖分子威胁或者被残忍杀害，他的母亲至今仍在索马里，并试图劝说Hossein放弃进行危险的边境穿越。 Ahmed说：“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因为我是在用生命作担保，如果我还待在美国的话，我就会被驱逐出境。” Emerson当地官员称，一个半月以来共有约69人到达本地区。Ahmed与Hossein就是本周从边境到达Emerson地区的25人中的成员。 当地紧急事件负责人Brenda Piett在第一批庞大难民组织从美国到达Emerson时接到紧急电话。 Emerson消防队长Jeff French说：“我看到他们在小镇里来回走动，有好多次我看到成群结队的男人经过，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睡在高速路边上。” 当地居民称，有一些没有手机的难民会在凌晨两三点敲自家家门。 Brenda说：“事件由小变大，弄得居民人心惶惶，焦虑紧张，人们纷纷大门紧锁。小镇上人们一般都不会锁门，但最近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小镇消防部门每天有20%的电话都是与难民渴望进入小镇避难有关。进入小镇的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这使相关官员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此次事件不仅关乎危机、更关乎良知与政策。许多人称逃亡的难民状况让人同情，但是小镇的安慰也至关重要。 市政当局领导人Greg Janzen称：“小镇上的人们都很友好，我们正在设法处理这件事。” 但他知道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越来越多的难民还会陆续到来，所以小镇正在为此做准备。居民们称希望看到政府相关工作透明化，并且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得到保障。 J.F.Venegas，在接送难民往返的途中，抱着与家人一同穿越而来的小难民。 “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你将这些人接到本地区来，紧接着他们变成了罪犯，然后你就会联想到恐怖主义，另一方面，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居民们的生命安全……事情会愈演愈烈么？我们真的准备好了接纳穿越边境而来的形形色色的人吗？”Janzen担忧道。 马尼托巴跨信仰移民局执行助理Rita Chahal一直都在帮助这些跨越边境的难民渡过难关，她的小组成员一直都在边境往返，一接到有新成员到来的通知便迅速前往救援。他们为那些不会说英语或者法语的难民送上最热情的欢迎，并为他们提供救急食品与衣物。有时志愿司机会在一天之内来回往返好几趟。 Chahal说：“人们为生计而奔波，他们为了寻求安全，为了家庭，当人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他们语言不通，环境陌生，所以帮助他们找到方向很重要。” 用生命与四肢冒险 换取逃亡机会 Razak Loyal 和 Seidu Mohammed知道逃亡的伤痕终将消失。Mohammed说：“医生必须切除我的双手十指。”他们从他的大腿上截取皮肤来帮助修复被冻疮损坏的皮肤。 这两位来自非洲加纳的男子并未料想到此番加拿大逃亡之旅会如此艰辛漫长。“当你在雪中迈开一步的时候你就再也无法移动那一只腿。”Loyal说。 他们就这样行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双手被冻得像是玻璃碰撞在一起的感觉，他们对冻疮毫无概念。 Mohammed回忆称：“我身体内就好像燃烧了起来一样，我告诉Seidu……我们得放弃了。” 但他们又觉得与其说冒险被遣返回美国，还不如将行动进行到底，尽管在那一刻两人真的觉得生还的希望十分渺茫。 他们在凌晨两点半到达一条高速公路，两人当时并不知道其实已经到了加拿大。小镇官员称，公路由于极端天气于当天被封闭。两人就此搁浅，没有人看到他们，也没人能听到两人的呼救声。 Loyal说：“我们在公路上大约站了7个小时，在那一刻我们决定就此了断生命，我们将一切都奉献给了上帝，我们做了最后一刻的挣扎——抬起手呼喊救命。” 最终两人被加拿大警方发现，并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两人祈祷这是免于被迫害的二次机会。两人都曾梦想在美国获得庇护，但计划失败后他们不得不选择继续北上，返回家乡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 Mohammed说他逃离加纳是因为自己被标记为一名罪犯。 他说：“我被通缉是因为我的性取向问题……如果他们不杀我的话，我还是得面临牢狱之灾……” 他们所经受的一切真的值得么？两人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加拿大人“救了我的命” Hussein Ahmed，右一， Mohamed Hossein，左一。 Ahmed和Hossein称他们被美国所吸引，因为那片土地充满机遇，是难民安身之处，并且在那里人们处处讲究人权。 但去年秋天，所有加纳人、索马里人以及成千上万到达美国的其他难民都只剩下企盼加拿大的欢迎。 Hossein如今骄傲的穿着一件印有加拿大国旗的衣服。套上这件T恤时他的笑容不断划过嘴角。 所有的难民都对加拿大人致以最诚挚的感激，特别是那些在欢迎站工作的人们。 Ahmed说：“如今我终于有了一些生活的希望，至少我还有在这个国家安全生活的希望。” Hossein说：“感谢加拿大政府，感谢加拿大人民，特别是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真的谢谢他们，因为他们救了我的命。” Chahal称，她的团队会帮助难民找到工作，并且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结果总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在最后，被帮助的人都会心存感激，然后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社会。” Hossein和其他寻求庇护的难民们来到Chahal的门前，感到自己的逃亡之日终于要结束了。 “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加拿大人民对我们伸出援手，他们毫不见外，把我们当做他们中的一员。” 本文编译/Utwats 编辑/冯华妹

　　在很多国人心中，美国福利好，移民美国就等于安享晚年，国内各种留学移民中介，把美国的福利可谓是吹上了天。因此有很多华人毫不吝啬的从自己做起，“好好享受”了一把美国好福利。 　　近日，川普新行政命令草案称要制定政策来淘汰领取社会救济的移民申请人，而那些持有绿卡在美国靠救济金度日的移民将被递解出境。草拟的行政令写道：“我们的移民法本来是为了保护美国纳税人和提升移民自立能力的。但是现在很多移民家庭比公民家庭更能获得公共福利。移民法应该强制保护纳税人的权益。” 　　川普严打吃救济的移民，也炸出了网友热议的在美华人滥用福利的恶习。虽然不是所有海外华裔都滥用社会福利，但华人社区存在大量福利欺诈也是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了美国华人圈里公开的秘密! 　　华人骗福利，无孔不入 　　据报道纽约中国城“紧急食物”项目领取者八成是华人，大部分人并非流浪汉，都是抱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心态，尽最大可能的去薅美帝羊毛! 　　儿女住豪宅开豪车,父母来美吃救济 　　有些老人故意把自己名下的房产现金都转到子女名下，以“腾出身来”申请政府福利，每月领几百美元，再申请老人公寓等。他们拿着国内退休工资，还领着美国的福利。在美国这种现象早已见怪不怪。 　　洛杉矶排队登记老年公寓的华人 　　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老人的儿女个个“土豪”，住豪宅，开豪车。而老人们常年住在老年中心，吃住全包，还可以领取食品券。食品券用不完怎么办?直接留给自己儿女用，还可以直接卖钱变现。老年人还有专门的家护，有些老人行动便利，申请家护叫家护不来，转头要回扣。 　　孝顺的儿女来探望老人 　　这些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加上电补助、免费座机和手机、Wi-Fi补助、medicaid和medicare、现金，医药费，你完全不敢想象，这些花费加起来一个月超过1万美元!政府要用辛苦工作的纳税人的钱为从未在美国工作缴税的人买单! 　　华人倒卖基督教救济穷人的食物 　　旧金山KRON4电视台记者报道了“不忍直视”的一幕，一批华人大妈拿着几个空袋子，去在教堂门口领取免费的食物，教堂发放食物很慷慨，占便宜的大妈们也“不客气”，每次去领取的食物总能把袋子装的满满。拿到救济后，他们紧接着就在教堂附近的垃圾桶旁边开始旁若无人的“筛选”食物，把不太好卖的罐头直接扔进垃圾桶，心安理得的剩下的好换钱的食品带回家。 　　教堂门口是用来救济穷人的，有的人明明衣食无忧，却想方设法去领取“免费的午餐”，自己吃也就罢了，把福利当作商品倒卖，或者浪费掉，真正吃不饱饭的人依旧饿着肚子。 　　奶票也成“商机” 　　奶票的学名是妇女、婴儿及儿童营养计划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WIC)，是针对低收入的孕妇、产妇或喂母乳的妇女及五岁以下小孩。然而有商家在这里面看到了商机…… 　　在纽约，奶票福利为每三个月领取一次，一岁以下的婴儿，三个月下来可以领到300到400刀的奶票补贴，这几百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奶粉钱”。一岁到五岁期间的儿童，三个月可以领到150刀奶粉钱。于是，华人社区街头就出现商家店面挂着“接受奶票”的标识，不少商家在收取奶票的时候，兑换给顾客现金而不是奶粉或指定用品，商户从中可以赚20%到25%的差价。 　　女儿替母领住房补贴 　　如果说骗吃骗喝都是“小钱”，那么这个“骗房”的华人这次“玩大了”! 　　住在新州的华人陈Eliza涉嫌从2003年10月至2008年8月，以母亲名义五次向房屋保护和开发局递交申请第八类房屋条款福利，共谋取福利7万6370美元。而实际上，她母亲自从1976年就已经住在接受纽约市第八类房屋条款补助的大楼中，享受该福利直到2009年7月过世。陈Eliza被控罪名包括一项二级重窃案(Grand Larceny)，两项一级提供不实文件罪(Offering a False Instrument for Filing) 　　老人护理中心变赌城 　　逍遥自在的老人把护理中心当赌场，他们拿白卡带着护理来玩牌、赌博! 　　据报道，很多从中国来的退休移民没有在美国工作生活过，年纪大了来美，没有事业没有朋友，借着滥政府福利、用赌博打发时间，看起来日子过的安逸潇洒，其实内容很孤独，这样的风气严重影响护理中心的气氛，白天华人多的护理中心经常吵吵嚷嚷～ 　　月子中心申请医疗补助来“圈钱” 　　选择赴美生子的中国孕妇大多非富即贵，而孕期检查和生产的费用却要由守法报税的普通美国纳税人来埋单。“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交的税，结果去养月子中心了!”许多民众对于月子中心通过申请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诈骗政府福利非常的不满。在美国并没有合法身份的“妈妈们”在申请医疗补助以保母婴健康，这也助长了月子中心靠国内赴美生子团牟取暴利的姿态! 　　华人“骗福利”可写成攻略贴 　　国内某论坛上网友们大谈美国福利漏洞，华人在美“捡漏”事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从中也能看出几分“套路”——游山玩水不干活，管吃管住日子好! 　　网友爆料，在美国的老人，每人每月可领取好几百刀的政府福利津贴和食物补贴券，而老人公寓房租只要100多刀。申请条件只需要总资产不超过2000刀并且证明无收入。很多老人结余的钱留成现金出国玩～ 　　还有很多拖家带口移民美国的家庭，用现金买豪宅，一家人全身名牌，但没有一个人在美国工作。尽管国内有公司和地产，不过在美国依旧属于低收入，从基本补贴到奶票所有福利全都拿，纳税人哭晕在厕所······ 　　华人躺在家里吃救济，出门风光花大钱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一列下来完全可以成为经验帖，那么为什么美国福利会滋生众多不劳而获的人呢? 　　福利诱人成“懒人培育池” 　　政府机构发放福利是基于对申请人的信任，制定福利政策的时候是想给真正生活困难的人一定生活保障，可曾想到家里衣食无忧的人来“抢饭碗”? 　　美国政府部门监管人手有限，稽查不易，对于提供虚假信息申请福利和不合法的利用政府福利谋取利益的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很容易让一些不诚实的人有空可钻。 　　美国自由派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美有11个州的政府福利水平超过教师第一年的平均起薪，39个州的福利水平超过秘书的平均起薪，而排名前三的州福利居然比电脑程序员的起薪还要高。像这样如此优厚的福利，有时甚至超过很多职业的工资收入，辛苦工作，还不如在家坐等福利，长时间下来容易滋养懒人，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找工作的动力。 　　贪小便宜吃大亏 　　川普已经举起“砍滥用福利”的大刀，福利欺诈者首次成为了优先递解的对象，而且，欺诈政府或故意提供错误信息，也是优先递解的范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滥领福利一旦被发现，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 　　律师举例说，曾有一个越华裔客人，非法领取福利很多年，最后被判处坐牢9年。他掌握的很多案例都是来自大陆的客人在中国国内有房子，但没有如实申报，其中有个客人要赔偿政府10多万美元，而且政府还可能会对他进行起诉，将其遣返。 　　如果子女在自己每年报税的时候，把父母放在自己的税单上(dependent)报税，说明自己的经济收入可以支持父母生活，从而降低自己缴税(exemptions)，这样就在法律上把自己和父母“绑定”了。一旦父母被查有事，子女也难脱干系。 　　还福利一片净土，造福后人 　　也许在很多人眼中美国是个“钱多人傻”的地方，所谓的“聪明人”可以趁机占便宜，其实政府不傻，不是不知道有大把的人钻空子，只是不想因为这些人而剥夺了真正需要的民众享受到社会福利资源的权利。 　　新老移民也必须检讨是否过度使用医疗福利，是否应该制造虚假信息骗福利，若让下一代承担庞大赋税，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全民都不愿缴税，最终老一辈的福利被大砍，子女晚年也不再有保障。 　　当然爱钻福利空子的不仅仅是华裔群体，东欧人和印度人不在少数。其实享受社会福利是每个人的权利，然而这个“享用”的限度在哪?需要我们自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白纸黑字的条例是给自觉群体的通行证，对于“吃救济”为生的人面前苍白无力!

陈女士（前左8）到长乐公会致谢 ”为一张绿卡历经20年，遭遇无数心酸到底值得吗?20年前综中国来的福建长乐陈女子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后来再度偷渡入境，这种情况通常无法在美国调整身份，美国长乐公会向移民局写请愿信恳求给其豁免，近日获移民局批准，陈女士也拿到了绿卡。” 陈女士1996年第一次试图进入美国，刚到机场就被遣送回国，4个月后她又通过其他途经进入美国，从此再也没离开过。她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丈夫通过政治庇护获得合法居留身份。 其代表律师指出，有递解令的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还在美国境内，当事人可以通过各种途经申请豁免，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另一种是递解令已经执行，即当事人已经被移民局遣送出境，那么当事人无法申请豁免，并且要在境外至少呆10年以上才能再进入美国。 本来无法申请豁免 按陈女士的情况，她本来无法申请豁免，幸亏有了长乐公会帮助，竭力向移民局求情，移民局考虑到陈女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有两个小孩，并且有报税，最后同意给她豁免，允许她在美国调整身份。 向美国申请难民庇护 中国人第二多 美国移民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群体中，中国人占据第二。而近年来申请庇护人数激增的委内瑞拉人首次成为庇护申请的最大群体。 据福克斯新闻报导，美国移民局的报告显示，去年总计有17,745名中国人在美国提交了庇护申请，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的第二大庇护申请国。 据美媒的报导，随着中国人赴美国观光旅游越来越容易，很多人试图在美国拿到绿卡身份，而庇护申请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方式，因为申请避难者可以立即得到工作许可，一年后还可申请绿卡。

（中央社费城15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各大城市移民今天将缺工、缺课、不购物，展现他们对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商家也準备不营业响应。 美联社和「今日美国报」（USA Today）报导，费城、华盛顿、波士顿、休士顿、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都在筹办「无移民日」活动，在社群网站和大家奔相走告宣传之下，这场抗议声势也越来越大。 这场抗议活动是为了回应总统川普政府，誓言要将更多非法在美国生活的移民驱逐出境的作法。川普在美墨边境筑墙，并将高失业率怪罪在移民身上。他就职後，甚至要求来自以穆斯林为主的7个国家人民，禁止入境美国。 拉美裔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总裁兼执行长慕吉亚（Janet Murguia）在推特发文表示：「从医生到洗碗工，美国移民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她也赞赏西班牙裔的美国名厨安德瑞斯（Jose Andres），明天将华盛顿餐厅停止营业的决定。

“  近日，外联小编收到加拿大魁北克省移民局邮件通知：从4月1日起，魁省移民局驻香港办公室正式关闭。以后所有文件处理、面试全部转移到魁省移民局蒙特利尔办公室。   根据外联专家的分析，2017年魁省投资类别也将于4月1日再次开放；在加拿大政府愈发看重人才类移民的趋势下，该项目名额会比2016年略有缩减。   老祖宗说得好：有备无患，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准备好了么？ ”   1 关于魁北克投资移民     加拿大魁省投资移民计划始于1986年，至今政策成熟稳定，投资要求低，且申请条件简单，投资安全可靠，成功后再投资，并由政府监管，是目前投资移民中最可靠稳妥的项目之一。   此外，一步到位拿枫叶卡且无居住城市要求等优势，都使魁省投资移民成为投资者的首选。   TIPS : 魁投的申请条件有哪些？   魁投申请要求简单，无需创业，无语言学历和年龄限制，只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即可成功申请： • 商业经验：过去5年内拥有至少2年的经商管理经验 • 资产要求：160万加币净资产 （含房产） • 投资要求：投资80万加币给政府（5年后无息返还）或 22万加币一次性投资（一次性支付不返还） • 个人要求：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2 2017年魁投新变化   据外联资深专家分析，和2016年相比，2017年魁投会有以下几个重要变化：   • 申请周期缩短   魁省投资移民之前没有人数限制，所以申请周期较长。2015年起，魁省投资移民采用了配额制度，所以速度有所提升。   今年，魁省移民局承诺将加快审批速度，申请周期或将进一步缩短。     • 面试地点变化   2017年4月1日开始，魁投申请人的面试的90%将安排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可能会有10%的面试或将安排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而香港面试则将全面取消。   • 申请费用上涨   和2015年申请费从10106加币/家庭到15000加币/家庭大幅增长相比，2017年魁省投资移民项目申请费用增长只是象征性的：15111加币/家庭，增加了111加币。   3 容易的魁投不容易   可以说，和加拿大其他投资移民项目相比，魁省投资移民是申请条件最简单、投资最稳妥可靠、拿枫叶卡最容易的项目了。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近年来，魁投都是“僧多粥少”，一年的配额不出三个月就被抢光了。     以2016年为例，魁省对全球开放的名额是1900个，但针对中国申请人的名额就高达1330。没错！高达三分之二的名额是专门给中国申请人的。但这么多的名额，仍然在两个月内就抢没了。当时，有意向但晚了一步的申请人，是目瞪口呆的，万万没想到只是晚了一步，就又要等一年。   抢到了名额，也并不代表进入了保险箱，面试是申请人遇到的另一个门槛。面试官火眼金睛，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管理经验缺乏文件支持？部分资金来源无法说明？有的收入没有报税？——这些很多申请人遇到的真实问题，是不是让您觉得，稳妥可靠的魁投其实没有那么“手到擒来”？     4 选择靠谱中介=成功一半   细节决定成败，在移民这项重大而繁琐的工程中更是如此，所以选择一家专业、资深的移民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专业性要求极高的投资移民项目而言，没有多年成功办理经验的移民机构，是无法保证申请人的成功率和申请速度的。   可以说，选择了一个靠谱的中介，您的移民之路就已经成功一半了。那么， 如何选择靠谱的移民中介呢？   • 看资质   还记得加拿大移民局查“黑中介”的事儿吧？随着近几年加拿大移民配额趋于紧张，审核标准不断提高，申请人在选择代理公司时更要擦亮眼睛，认真考察，一定要选择加拿大、中国双重资质“一个都不能少”的移民机构。     • 看经验   选择具有较长行业的专业经验，有真正的加拿大专家在国内亲自参与文案审核、随时能够与移民官沟通解决出现问题的公司做代理，才能保证申请能够顺利、稳妥的进行。   • 看团队   移民不是单打独斗，一个靠谱的移民机构，背后都有一个靠谱的专家团队支持。例如，魁投项目要求一次性提交符合要求的材料才能抢到配额，这就需要既专业又耐心的文案团队来保驾护航；而面试辅导则需要专精于面试的培训、律师团队来雕琢打造。     5 选择外联=选择成功   为什么要选择外联出国？因为，外联是你的奶茶啊！哦不，选择外联，就等于选择了成功啊！   • 外联出国自成立以来就开始办理加拿大魁省投资移民项目，在成功率、市场占有率等方面都稳居行业前列。   • 凭借着二十余年的行业操作经验、专业的律师团队，外联出国已经帮助无数家庭实现了加国梦。外联出国一直以来的出色表现，最终赢得了基金公司的一致首肯。       • 在过去的2016年，外联出国做到了加拿大移民案件将近95%的通过率，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行业59%通过率的平均水平。   • 香港办公室将成为历史，而外联出国2016年所有参加蒙特利尔面试的客户，都是100%的通过率。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2017年魁省投资移民即将在4月开放新一轮的申请，名额已在预售抢购中。  

  　　在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一路火爆的情况下，一直有舆论认为是外国买家推高了加拿大的房价，且认为这一现象，现在已经从住房市场蔓延到商业地产市场。对此，加华移民留学中心总裁官国荣分析了外国买家的来源，及他们青睐加拿大市场的原因。 　　官国荣对本报表示，在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外国投资者中，如果有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者的身影，可能是准备先投资后移民。其中应以魁北克省投资移民居多，因为自 2013年，联邦政府对联邦投资移民一刀切之后，就一直没有真正重开，而魁省的投资移民则占了加拿大投资移民的绝大多数。以至于卑诗省有人抱怨，魁省招收了过多的投资移民却又留不住人，使这些投资移民到了西岸买房，推高房价。 　　据他了解，魁省的投资移民每年通常会有1,500 至2,000个家庭，甚至在2015年达到了4,000多个家庭，据联邦政府解释是由于之前的积压造成的。另外几个省的省提名计划中的企业家移民加起来也不会过千家，但却不可小看这些投资移民的购买力。特别是魁省投资移民的净资产都很高。 　　除了投资移民外，另一个外国买家来源，可能是10年签证持有者，他们部份人还有孩子在加国读书，自己往来两地也十分便利。 　　另外，他发现自香港占中后，香港移民回流及新申请移民的人数也在增加，大约比之前多了两倍。他们之中也有人会选择投资商业地产。 　　至于中国买家对加拿大地产投资感兴趣的原因，他认为有过去一年加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吸引力，也有许多有钱人感觉在中国有危机感，来此投资准备给退休留后路，或雾霾造成的环境移民。

　　作者伯爵奇士：春节回国时去探望一位朋友，朋友家16岁的孩子闹着要出国去加拿大，家长觉得出国留学交学费有拮据，请我以“华人”的身份来个反面教育现身说法，劝一劝她：资本主义是个大忽悠，是万恶之源。 　　自己也觉得中国有个性的人才都走了对国家发展不利，同时也因为朋友难于承担高额学费，为他排忧解难。和朋友家人到一家中等水准据说很有特色的餐馆吃饭。坐定后，我准备了很多劝言正准备痛斥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特意学习了那些当官的把子女弄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然后把美国等资本主义骂得狗血喷头的方法，必须说社会体制、文化教育，文明礼貌哪一项都不及中国的种种说词…… 　　这时一股浓厚的烟味飘来，按风路正好在我们这桌回旋，寻迹一看，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向几个人一边讲做人的道理一边在吸烟，旁边树立一块有警徽图案＂禁止吸烟＂的牌子。我们一行人对吸烟特反感，恰巧其中有一人眼睛有红丝，也极怕烟熏，遂讨论起这个牌子的作用。我准备阻止吸烟的人，朋友说：算了吧？这是咱们国家特色，都靠自觉呗。我觉得我少见多怪，但心有不甘，我征求对面这位16岁孩子的意见：“我管不管？”。这孩子一句话把我情绪弄激动了，孩子说：＂管也没用！＂就为这话，我想试试！ 　　我智慧地找来服务员，服务员看出我愤慨的表情，以为出大事了，急着往我们菜上看，知道我说吸烟的事，他放松了说：＂那就是一块招牌，都靠大家自觉吧？＂我说：＂那我举报你们呢？＂他不可思议又极具嘲讽地说：＂那你告吧！＂说罢扬长而去。 　　看来我们这规定那规定的都是一片招牌，摆样子。为了让孩子懂得管就有用的道理。我改变了策略，上前到那桌，和蔼地对干部模样的吸烟者说：＂我们那桌有对烟不适的人，你抽完这支，照顾一下大家可以不？＂顺便指指＂禁止吸烟＂的牌子，以达到心理威慑作用。这个人非常不错，马上说：＂好好！＂然后我向孩子打出胜利的手势。孩子向我竖起大拇指，我内心十分疏朗。 　　过了一会，一股烟味又飘逸而来，那个干部模样的人还在抽烟，我有些愤怒地走过去，还没等我发问，那个人一改刚才的面目，先发制人对我说：你看看后面，我回头一看，好吗，几乎都是吸烟者，有的还连吐痰带咳嗽，抽烟不误，只是风向的问题，我没闻到。干部模样的人说：＂同志！大家都抽，不差我了吧？＂。我恶心，谁跟你是同志呀？为了不想听同志这话，我用手势表示，你爱咋咋地吧？16岁的孩子说：＂看看！管不住吧？＂；我只能自圆其说：＂也有作用，还是起了一会儿作用＂。拌着烟味快速吃完饭，大家各分几路回家了。 　　我又回转饭店，对那个吸烟人说：＂我们刚才都劝那孩子别总缠着父母出国，那个孩子刚才看到你，她这样说：＂你看看！都这样的人，国内怎么呆呀？外面雾霾，室内还烟埋你，不出国让我痴呆呀？＂因为我的突然出现，那人以为我要揍他，也在发呆。我接着说：本来我想揍你！但你也给她父母上了一堂课，她父母醒悟了许多事。我拉开门要出去的时候，听到那几个人的私语声，“出不出国的和我们有啥关系”，另一个人说：好像谁没到外国一样，在国外我也照样抽。有一个人说：算了算了，现在有病的人多，咱们聊咱们的……我本想再返回去，但觉得已经没有意思了。出门后我大口地呼吸，把PM2.5的颗粒物吸收到肺组织里，这嘎达雾霾味道真TM的很纯。

当地时间2月15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审查与上诉委员会就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专利纠纷案作出裁决，华裔科学家张锋所在机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保留2014年获得的CRISPR专利权，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利申请没有冲突。这一判决将决定总值数十亿美元的科研和商业利益归属。 这场专利案纠纷以张锋一方获胜暂告一段落。据澎湃新闻报道，裁决书中，美国专利局审查与上诉委员会总结写道：“证据显示，将CRISPR-cas9用于包括原核细胞或体外的所有环境，这并不能显而易见地推导出这项技术也能用于真核细胞。因为一项普通的技术无法有根据地预期到CRISPR-cas9可以成功应用于真核细胞。” 针对这一裁决结果，作为专利案的另一当事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官网发表声明，表示会考虑下一步的法律措施，包括可能就美国专利局审查与上诉委员会这一裁决提起上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表示，将继续收集证据来证明杜德娜与卡彭蒂耶最先发明CRISPR技术可用于所有细胞系。 纠纷由来已久 这场专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的争夺对象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最为明星的基因编辑技术，被称为“基因魔剪”的CRISPR-Cas9，CRISPR-Cas9 是细菌和古细菌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一种适应性免疫防御，可用来对抗入侵的病毒和外源DNA。 之所以拥有“基因魔剪”之称，是因为它可以利用一段小RNA来识别并剪切DNA，通过降解外来核酸分子提供免疫性。基于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实现对DNA片段的敲除和加入，为治疗同遗传有关的疑难杂症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比以往发明的同类技术都要简便、好用。 澎湃新闻报道称，2012年6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德娜生物学家詹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与其合作者法国微生物学家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发表利用原核生物的CRISPR系统在体外编辑试管中的DNA的论文，张锋实验室则在2012年10月向《科学》投稿，并在2013年1月3日在线发表，率先在人类细胞上实现CRISPR基因编辑。 从左至右 杜德娜、卡彭蒂耶和张锋 专利之争也在那时拉开帷幕。科学专利一般在论文发表前夕开始申请。2012年5月25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提交了与CRISPR相关的专利申请。同年12月12日，张锋与博德研究所也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提交了申请，申请对象是在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组上进行CRISPR-Cas9基因编辑这一方法。 尽管在申请时间上，张锋比杜德娜晚了近7个月，但由于专利申请周期长，杜德娜没有因此得势。反而，博德研究所通过缴纳70美元的快速审核通道，凭借能证明张锋比杜德娜更早做出实验的实验记录本，在2014年4月15日，获得了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关于CRISPR的第一个专利授权。专利权限包括在真核细胞或者任何细胞有细胞核的物种中使用CRISPR。这意味着张锋拥有在除细菌之外的所有生物，包括老鼠、猪和人身上使用CRISPR的权力。 但杜德娜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没有就此让步，申请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介入，表示该校生杜德娜和卡彭蒂耶才是CRISPR技术的最早发现者，在CRISPR上的专利申请与博德研究所已有专利冲突，认为博德研究所2014年的专利无效。2016年1月，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展开调查。 杜德娜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为，张锋只是诸多杜德娜论文的跟进者之一，将CRISPR运用到老鼠和人类细胞上只需要常规技术，是基于他们在原核细胞中应用的延伸。 但张锋一方的理由是：杜德娜只是预测CRISPR会在人类细胞上有效，自己是第一个将CRISPR运用到人类细胞中的人，从应用于原核细胞到真核细胞是一个“质”的跨越。 张峰早已占得上风 实际上，在美国专利商标局12月6日在弗吉尼亚州首府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总部召开听证会上，张峰就已经占得上风。 据《自然》杂志报道，在听证会开始前一小时，前来旁听的观众就已排起长队，绕着专利商标局大厅里的圣诞树转了一圈，其中不乏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商、专利律师和生物企业代表。由三名法官坐镇的听证室挤不下了，观众只能被分流到旁边的两个房间。 当时纽约法律学院（New York Law College）教授Jacob Sherkow对全美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记者表示：“由于CRISPR-Cas9技术是近三四十年来生物科技界最重大的突破，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知识产权归属就显得尤为重要。” 界面新闻报道称，当天的听证会充满着火药味，因为这是双方在最终裁决前唯一一次同法官对话的机会，而且辩护时间分别只有20分钟。核心议题在几个月前就已敲定：CRISPR-Cas9技术在真核细胞（eukaryote）上实现基因编辑的难易程度到底是多少。 杜德娜和卡彭蒂耶认为，她们在2013年5月就发表论文并提出“基因魔剪”的专利申请，结果这项专利却在2014年被判给晚了七个月才递交申请的学家张锋，实在是不公平。 理由是：当她们证明CRISPR-Cas9可以用来编辑细菌的DNA后，“任何同行都能轻而易举地将技术应用到更多、更复杂的细胞上”。 张锋的辩护律师则引用了媒体对他将该项技术应用到真核细胞的诸多报道，来证明虽然他和杜德娜几乎同时完成对“基因魔剪”的研究，但张锋对构成了植物界、动物界和真菌界的更复杂真核细胞的应用才是划时代的大事件，理应拥有专利权。 不过当时法官理查德（Richard Schafer）认为“做出了简单细胞的实验，不代表技术必将成功应用到复杂细胞”。另一位法官萨丽（Sally Lane）也提醒到，杜德娜尝试过在人类细胞中使用CRISPR但多次失败。 鉴于CRISPR-Cas9技术的广阔前景，多家在此基础上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获得了数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人们希望用这项技术来治疗血友病、囊肿性纤维化症、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和癌症。也有科学家尝试用它来复活古生物，或者改造猪的器官以求未来移植到人类体内。 在这些新兴公司中，张锋创立的Editas Medicine已公开募股筹得9440万美元，杜德娜创立的Intellia Therapeutics获得了诺华两轮共计8500万美元的投资。有意思的是，杜德娜曾为Editas的联合创始人，但随后出走。 曾有员工倒戈 在双方官司期间，一封来自张峰实验室前工作人员林帅亮倒戈的邮件更是引起关注。这是一封带着求职意向的邮件，发送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收件人正是杜德娜。 在曝光的求职信中，林帅亮透露，自己从2011年10月开始在张峰实验室工作，当时是实验室中唯一一个着手研究CRISPR的人，而其他人都埋头于上一代的基因编辑技术TALEN。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林帅亮在张锋实验室期间，正是张锋证明自己率先在人类细胞上进行CRISPR基因编辑的关键时期。林帅亮提到，2012年6月，因为母亲的手术和国内的博士学位，他选择回国。 求职信 正是在2012年6月，杜德娜和卡彭蒂耶在线发表了关于利用原核生物的CRISPR系统在体外编辑试管中的DNA的论文。林帅亮说，张锋和丛乐是在看到杜德娜的论文后，在不告知林帅亮的情况下，迅速将研究方向转向了CRISPR，而在此之前的CRISPR实验并不成功。 在2013年以前，美国的专利归属实行的是先发明制度，谁更早地发现CRISPR，谁就获得专利归属。按照林帅亮的说法，张锋在CRISPR上取得进展是在杜德娜发表论文之后，现在的专利归属是“误归”。 对于林帅亮在邮件中披露的信息，2016年8月17日，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发言人Lee McGuire在该研究所官网发文回应。文中对林帅亮当时在张锋实验室时的情况进行介绍，提到说，林帅亮是在张锋的指导下进行了CRISPR研究，并表示，大量证据显示，林帅亮的指控是错误的。 为证明这点，Lee McGuire列举了一系列张锋和林帅亮之间的邮件沟通，比如：2011年8月，张锋向其介绍了Cas9在基因编辑方面相关方面信息；2011年10月他向其解释tracrRNA在crRNA二聚体装载在Cas9过程中的重要性等；2011年11月，他承认由于未能完全遵循张锋等人设计的实验计划操作而导致了部分实验的失败。 针对专利的归属质疑，Lee McGuire反驳道，大量例子表明，在2011年初，杜德娜发表论文之前，张峰团队就已经成功设计出了在真核基因组上的CRISPR-Cas9系统。 此外，Lee McGuire对林帅亮发邮件的动机表示怀疑。Lee McGuire透露，2015年2月28日，正值林帅亮3月1日美国签证过期的前夕，林帅亮向杜德娜发送求职邮件，表示愿意提供更多关于博德研究所CRISPR实验的数据，并在3月2日，得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职位。 综合自澎湃新闻、界面

据15日报道，当地时间12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奥克代尔（Oakdale）的一户亚裔人家遭受了严重的种族歧视：他们的车库被喷上了一个大大的涂鸦：CHINKS（对中国人的蔑称）。 熊女士和父母、兄弟姐妹是两个月前搬到奥克代尔新家的，他们还没来得及感受住进大房子的兴奋，就被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12日凌晨，送报人发现了车库的涂鸦并提醒他们：车库被喷上了“CHINKS”。 熊家人感到非常震惊，TL Xiong在Facebook发文说：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好人，我们搬来这里才两个月，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我没有想到明尼苏达州竟然还有这么严重的种族歧视……我、我的邻居还有社区一定会抓到你的，即使你侥幸逃脱，也一定会遭受报应。 奥克代尔警方证实了这件事，警方通报称，这件事发生在12日凌晨，在此之前，有一辆车也被涂鸦了。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中，但还未找到嫌疑人。 TL Xiong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意识到种族主义在这件事中发挥的作用：“种族歧视从我们的祖父母、父母，一直到我们的子女，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幸运的是，熊家的邻居们都非常温暖，他们对熊家的遭遇表达同情，还帮忙清理车库。 陌生人也纷纷写信留言鼓励他们，还提出要捐款以补偿熊家的损失，不过被拒绝了。 太可怕了，我也住在奥克代尔，好担心孩子的安全。 这些人真是太无知了，我对你们遭受的一切感到抱歉。 很抱歉你们遭受了这些，不要被他们打垮了！ 赫芬顿邮报称，从选举开始以来，全美国针对亚洲社区的仇恨犯罪就一直在上升。2015年，洛杉矶仇恨亚洲的犯罪大幅增加，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华裔。 非盈利组织洛杉矶AAAJ（AAAJ-Los Angeles）认为，这和特朗普在选举过程中，总是把中国塑造成“敌人”脱离不了关系。 无党派利益团体“南亚裔美国人领先（SAALT）”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对南亚裔的仇恨程度也大幅上升，尤其是美国南部，仇外言论和暴力行为已经达到了巅峰。

星期六早上，一个年轻的叙利亚家庭在魁北克的Hemmingford跨越美国边境。监视器的镜头捕捉到了他们的踪影。他们的孩子被放置在一个婴儿车里，被他们推过雪地。当时的温度为只有-15℃。皇家骑警在另一边等待他们，很迅速、但很温和地把他们关押了起来。这个叙利亚家庭是近几个星期以来从美国非法进入加拿大的数百名寻求庇护者之一。“他们带来了他们能够带上的所有东西，”一个退休的省警François Doré说。他住在离纽约边界三公里的地方，并在上周观察了数十名寻求庇护者的样子。“他们和孩子们一起跨过边境：牵着孩子、或者抱着他们、或者推着婴儿车。”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寻求庇护者真的踏上爬上魁北克的土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如同星期六出现的这个叙利亚家庭的情况一样，他们当中大多数碰到的都是由皇家骑警。但是证人和移民律师都说，魁北克省的骑警不倾向于将寻求庇护者当作罪犯。魁北克移民律师协会副会长Eric Taillefer说，皇家骑警认识到这些人是弱势群体，所以要以能反映这一点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说，不仅仅是加拿大执法部门正在寻找这些寻求庇护者。“我甚至看到了美国海关工作人也有这些案子，我想他们应该对这些事感觉很遗憾吧。”Taillefer说。当一名寻求庇护者在非法越过边境后被皇家骑警抓到，他们将面临两种可能。 如果他们有有效的身份证明，他们会被带到加拿大边境服务代理处Canada Border Service Agency去处理。 CBSA说，仅仅一月份，就有452个寻求庇护者在魁北克办事处提出难民申请。 但是，Taillefer说，如果申请人没有任何官方身份证明，他们只有假ID甚至没有ID，他们就会被拘留，以查明其真实身份。 他补充说，平均来说，他们在两个星期后被释放。 在提出难民申请后、进入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法庭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tribunal前，寻求庇护者有45天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以住在蒙特利尔Tupper街的YMCA公寓。该住宅的总监Pascal Altorre说，12月和1月是入住高峰，当时约有260人住在那里。在住在那里期间，这些人会得到衣服、食物和其他的支持。“他们会被指导，就是如何能证明他们真正处于危险中并需要寻求庇护。”Altorre说。他补充说，该住宅有大量志愿者在帮助他们。他们也可以一直有冬季大衣和靴子，以及财政支持。

  移民在资历认证上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相关的专业协会。魁北克省的“98号法案”建议的对现有法律的主要修改之一涉及专业协会的“现代化”，包括管理方式，协会组成和移民专业培训和实习的制度化。医生出身的库亚尔说，他理解专业协会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但是魁北克省在接受外国专业人才方面不应该落在其他省份后面。 魁北克省计划在2017年接收51000新移民。作为加拿大的法语省份，移民专业人士的法语化也是一个省政府关注的问题。   从现在起到2022年，魁北克省有140万份工作需要人，其中五分之一将由移民承担。魁省目前的失业率为6.2%，是1976年以来最低的。移民失业率尽管有所下降，但是和平均水平的差距仍然比其他省大。

  席丝(左)上大一时，一位同学叫错名字，她才知道她有个双胞胎姊妹考平斯基(右)。(取材自Youtube) 25岁的莎拉．席丝(Sarah Heath)1992年从中国被收养，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长大。她在乔治城大学读大一时，一名男同学叫错她的名字，因为他以为席丝是另一个人。 这个同学把席丝的照片传给赛琳娜．考平斯基(Celena Kopinsky)，后者在纽约市长大，目前在俄亥俄州读大学。 考平斯基表示，如果她不知道照片女孩穿的衣服不是她的，她会以为女孩就是自己。 由于在社群媒体错失多次连系，席丝和考平斯基几乎在四年后才见面，在气氛颇为尴尬下共进晚餐。席丝说，她们两人开玩笑称，彼此的关系看来像相亲。 考平斯基也说，通常和未曾谋面的人约吃饭，你可能会告诉对方自己长什么样子，但是她和席丝却要找长得像自己的人。 DNA检验证实两人是同卵双胞胎，她们最近加入富勒顿加州州大教授南西．西格 (Nancy Segal)的研究，成为该研究的第18对从中国收养的双胞胎。 考平斯基表示，最初和席丝相处有点不自在，看见对方就像照镜子看自己，只是没有镜子，她会想：“我吃面就是这个样子吗？我笑的时候就是这样吗？”席丝也说，感觉有点超现实。 1990年代初，中国开始允许国际收养，当健康婴儿供不应求时，兄弟姊妹被分开领养。西格指出，双胞胎的比率约为80分之一，一些专家估计多达1500对中国双胞胎被分开领养。 手足被拆散虽令人难过，但是西格却可藉在不同环境成长的双胞胎，来研究一个古老的问题：基因和环境如何影响人类行为。  

作者：罗四鸰 前言 中美建交后，失散多年的父亲和二哥有了消息。1977年，分别30多年的二哥从美国回来探亲，表达了帮我移民美国的意愿，我没有答应，当时我在江苏省地质矿产局下属的第一地质勘探大队工作，对工作充满热情。 但到了1988年初，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还是提出了移民申请。移民申请排期到时，我刚好60岁，办完退休手续就立即开始了移民。 1999年1月19日，我和妻子禹模正式移民美国，从上海抵达波士顿。 早在1984年，我的二姐三姐就在二哥的帮助下移民了美国，她们起初都是在二哥的农场和餐馆做事。我和禹模也不例外，我开启了自己的美国农场生涯，而禹模去了餐馆做“巴士”。 本文为“60岁出走美国”系列第一篇。 1 我二哥张作诚一家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阿姆斯特镇，他有四个农场，一个闲置，两个出租，自己只经营一个。农场位于Hedley镇。此外，他还在阿姆斯特镇上，开了一个中国餐馆“安城中国饭店”。 阿姆斯特镇是麻州西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小镇，以阿姆斯特镇为中心的康乃狄克河流域，是当时美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就隐居在此处，她的故居如今依然是麻州的旅游热点。 在这附近，还有1863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这是一个有三万多学生的综合性大学，周边又陆续建立了六所学院。阿姆斯特镇很自然地成为麻州大学的社会服务中心，二哥的饭店就开在中心，几十年来生意一直很红火。 二哥张作诚自幼立志务农，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在台湾糖业公司研究所工作达十年之久，后来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来留学美国。 获得博士学位后，谢绝了化学公司的聘请，走上自己创业的道路。他在台湾和美国的研究项目，都是化学除草剂，可没多久，他却从理念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心远离除草剂，生产无公害的农产品，遂自己开办农场。 为了给办农场筹集资金，他先在镇上开了个小餐馆，到朋友那里学了4天，就回来自己当主厨，带着妻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日夜劳作，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也从一间房扩到四间，而最重要的信誉，也一天天高涨——银行找上门给他贷款，餐馆的房东宁愿少卖几万元，也乐意把房子卖给他。 有了资金后，他开始买农场，他看上了康乃狄克河边一块最好的农田，土壤肥沃，水源优质。农田主人认为，这么好的土地，不能用来做商业开发，而要用来种地，张作诚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把土地卖给了他。这便是二哥的农场Chang Farm。 农场中间有一条公路穿过，公路东面是“高河漫滩”，西面是“阶地”，农场的房屋建筑都盖在西面的“阶地”上。以前，农场全部种植蔬菜，使用机械化生产。后来农场盖了一间豆芽厂，经治效益比种地高得多。 不过，二哥希望种植有保健作用的经济作物，只留少部分土地种植有机蔬菜，主要供应自己的餐馆，剩余有多的菜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 最终，合适的经济作物被确定为五味子。1999年1月我来农场的时候，正赶上这一时期。   2 农场虽然很大，但是用来种菜的土地却不多，大约六英亩多（合中国三十多亩）。真正负责种地的固定工人就我一个，其余都是豆芽厂的工人。农忙季节也会有一两个临时工，一般都是从中国来探亲的学生家属。 农场打工虽然挣钱少些，却无人打扰，只有在犁地、做垄等需要动用大机械时，才请豆芽厂的墨西哥工人帮助。 很快，我也学会了使用大机械，于是只有遇到难度高一点的工作，才请他们过来，其余都由我自己来做。 麻州西部只有120多天的无霜期，作物生长期短。春天从3月就要在温室里育苗，怕霜的植物要在5月底才能移植到室外。11月开始下霜，夏季蔬菜都会枯死，但是不怕霜的秋季蔬菜可以一直生长到12月初，真正的农闲时间只有1月和2月，其余时间都挺忙。 最多的时候，我种了17种蔬菜。春天播种和育苗；夏天田间管理和采摘，一部分给餐馆，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卖。露天市场每周六开放，所以周五是最忙的日子，采摘、清洗、打包装车，第二天一大早拉到市场上去。 记得那时，我刚学会开车不久，开着一辆破旧的福特面包车到菜市场卖菜。夏季常有雷阵雨，那辆面包车的雨刷不灵，要打方向灯它才动，于是我就不停地打方向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很是狼狈。 在菜市场，我认识了很多人。有顾客是麻州大学农学系的学生，还会问我是否农业系毕业的。 为了让蔬菜稳定供应，我想出很多办法，有些在温室里种植的叶类蔬菜，过去收获是连根拔起，我改成用镰刀割，这样每周可以收获一次，既省事又提高了产量；把香椿芽、雪里蕻腌成咸菜卖，也很受欢迎；我还试着用杜仲树叶和五味子叶制成茶叶，利用五味子榨汁后的残渣做酒，也很不错。 农场工作不能计较时间。早上和傍晚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所以起早贪黑是平常的事情。 最难熬的是夏天高温季节。虽然麻州的夏天与中国的四大火炉相比要凉爽得多，但是因为美国的空气透明度好，阳光直射到皮肤上，像是直接在火上烤。不管温度有多高，到田里干活都要穿长衣长裤或者抹防晒霜。我不喜欢搽防晒霜，但也不可能避开中午不去下田，因为中午太阳光最强烈时才是除草效率最高的时刻，除草后杂草很快被晒死。若在早晚除草，有一部分杂草还能活过来。 因为不用除草剂，人工除草成为很重的工作，夏日里杂草的生长速度比蔬菜快好几倍。   3 除了工作，在美国，学英语和开车也是两项重要任务，不会这两项就好像没有嘴也没有腿。 来美国之前，我在滁县学习了半个月驾驶，也可以说略知一二。至于英语，则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自学的。 我报了一个驾驶学习班，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基本上听不懂。同学都是一些十几岁的高中生，而我可能比老师的爸爸还要老。那些高中生大多数已经从家长那里学会了开车，上课根本不想听，只等着一周理论课结束，再去完成一周实习课，然后就能得到一个合格证。而我因为听不懂，也是只等着实习课。 平时有空的时候，我就用二嫂的汽车练习，围着农场的房子转，练习各项考试项目。后来二姐的小儿子送给我一辆旧的福特车，有了自己的汽车，我几乎每天都在练习。 二哥专门请了私人教练带我上路练习过三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总共考了四次才取得了马州驾驶执照，那时我已经62岁。   学英语要比学驾驶难得多，估计这也是我的后半生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美国每个城市都有针对新移民开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相当于扫盲班，我和禹模都去报了名。 经过摸底测验，我进了中级班，禹模进了初级班。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国，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我觉得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语最难懂，可是老师能听懂他们的，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原来我说的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英语。 首先没有人能叫出我的名字，张作训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用英语读起来非常可笑，我当场就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Rock（劳克）。因为我干地质工作，常年与岩石打交道，我就把岩石的英文发音当作我的英文名。 后来劳克就成了我的笔名，在我给别人画像时也签“劳克”。但是美国人对劳克这个词的理解，并不是岩石而是滚石音乐。所以后来，我开店画像，有人以为我是卖唱片的。 在英语班的学习活泼又快乐，在我62岁生日那天，英语学习班还专门为我庆祝了一番，使我大感意外。 禹模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事先和老师通了气。于是，老师就在上课中间，安排了一次防火演习，要求大家都下楼在院子里等五分钟再回教室。这次演习是专门为我安排的，当我回到教室时，课桌上已摆好了点心、蛋糕、饮料，大家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着实让我感动。   4 与我相比，禹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来到美国后，她去了二哥的餐馆工作，做“巴士”。所谓的“巴士”，是比喻这份工作像公共汽车一样不停地跑，以维持餐馆的运转。她在全餐馆年龄最大，干的却是最苦最累的工作。客人来前要准备每个餐位上的餐具，来了后要倒水倒茶，走了再收拾餐桌，打扫干净后迎接下一批客人，下班以后还要负责倒垃圾和打扫厕所。 巴士与招待生的比例是1:2或1:3。也就是说一个巴士要为两个或三个招待生做辅助工作，而小费的分配比例是，服务生拿百分之八十，收银员拿百分之五，巴士拿百分之十五。收银员拿固定工资，服务生和巴士的收入主要则靠小费。 这种显然不合理的分配却能一直延续下去，当然有其原因。巴士不需要与顾客有较多的交谈，只要打个招呼即可。而招待员则不然，不但要熟悉菜单和价格，快速记录下客人的要求，甚至要熟悉一些常客的习惯，可见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 在不断有新移民涌入美国的那些年，英语水平低的劳动力比比皆是，好的招待生却不多。到餐馆干活会很辛苦，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意料之外的，却是新来的经理处处刁难，让她苦上加苦。 新来的经理姓黄，英文名叫珍妮，台湾人，十八岁嫁人，生有一女，但很快就离了婚。离婚时，一位法官帮助她获得了家产，她对那个法官感激不尽，后来又做了法官的情人。 这位法官也是二哥的朋友，二哥对他也很钦佩。因为他原来只有小学文化，凭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法官，最后晋升为高级法院院长。后来珍妮来了美国，十几年前曾在二哥餐馆打工，那时二嫂管厨房，珍妮在前台，后来因为她与二哥关系暧昧，被二嫂伙同厨房其他人一起赶走了。 我和禹模来美国的时候，刚巧二哥做出了他人生中一次比较重大的决定：他决定把珍妮重新请回餐馆当经理，并与她共同生活。但他没有与二嫂离婚，按二哥的说法是：“如果离婚，别人会欺负她”。 在这之前，二哥已经到台湾与那位法官进行了“交接”，据二哥说，他们都是重感情的人。我们来美国的第二天，二哥把我和禹模以及大哥的女儿敬民叫到一起，宣布了他的重要决定，也警告我们不要干涉他的私人生活。 我们三人保证不管他的事，但心里却都同情二嫂，特别是禹模，她一向在男女问题上保守而又固执，难免流露出对珍妮的不屑。所以，她和珍妮相处得很不愉快。 珍妮上任经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二嫂请出厨房。这件事可能是二哥早有铺垫，所以很快就办成。 之后，她又常刁难禹模。禹模与其他人相比，确实年纪大，身体弱，工作生疏，所以很容易找出毛病。但珍妮却总是夸大其词加倍处罚。别人吃饭时她仍要工作，别人下班时她还要打扫厕所，下班回家要搭别人的汽车，也要看脸色。 珍妮向二哥告状，二哥总是批评禹模。因为二哥有个传统，就是要求自己的亲人比外人严格。 早上和傍晚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所以起早贪黑是平常的事情。 二哥最讨厌或者说最害怕别人讲他与珍妮的关系，有一次为珍妮欺负禹模的事，我实在忍不住，大声对他说：“她就是个坏女人！”二哥马上瞪大了眼睛问我为什么？我说：“她欺负人，就是坏女人。” 二哥是个诚实的人，他对珍妮欺负禹模心知肚明，马上态度软了下来，嘴里嘟囔了一句：“是啊，她欺负人。” 又有一次，禹模因在前台当“巴士”体力不支，二哥建议她到厨房切菜。可是进去一天就又被赶了出来，理由是禹模拿刀的姿势不对。实际上厨房的人手已经够了，如果禹模在厨房固定下来，就需要一个人到前台当“巴士”。厨房的人都不愿意，就联手把禹模赶走。 不过，使禹模下决心离开餐馆，离开我，独自到波士顿另谋出路的是另一件更让她伤心的事。 我在农场工作时，每天早上要给餐馆采菜。有一次禹模下班后告诉我，说二哥通知明天早上要采雪豆苗。于是，第二天我们俩就到田里采了一筐雪豆苗。 当晚二哥请客，请的是马州大学知名教授。二哥特地向教授介绍农场的雪豆苗是如何如何好。可是，等菜端上桌以后，才发现那雪豆苗老得像驴草。 二哥把一肚子怒火发到禹模身上，骂她为什么采这么老的菜。禹模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把菜连夜重择一下。她到厨房冷库准备去拿菜，一开门赫然看到我们采的那一筐菜就放在地上未动，厨房炒的是另外一批雪豆苗。她马上想起半个月前，有人曾问老板，有一批墨西哥工人采的雪豆苗不能用，是否把它倒掉。当时我和禹模都在场，老板不置可否，这批雪豆苗就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和禹模一起到餐馆，直接到冷库把我们采的雪豆苗拿出来摆在二哥面前。对于此事我得理不饶人，要求二哥给禹模道歉。他点头了，给禹模写了一封信。信中却列举了一大堆禹模的缺点，几乎看不到有道歉的词句。 这件事让禹模坚定了回国的念头。 就这样，2000年春节，由于工作不顺心，禹模又非常想念孩子们，我们回国了。   5 我和禹模回中国过春节，家住波士顿的二姐劝我们不要回去，她说刚到美国都会有些不适应，一定要坚持下去，二姐夫也说：“我们爹死娘死都没有回家。” 我们还是回国住了一个月，可因为儿女们对移民美国的期盼，我们又回到了美国。 征得二哥同意后，禹模离开了餐馆，住在波士顿的二姐家中，在波士顿开始艰难的谋生。我则继续留在二哥的农场。 在农场最艰难的，其实不是体力上的疲劳，而是人员关系上的不协调。 首先是在农场经营方向上，二哥与他儿子张心怡意见相左。二哥要发展五味子，再种少量有机蔬菜，张心怡却反对。 多年来，种五味子只投资没有收益，种蔬菜也不赚钱。因为规模小，采用半手工作业，需要添置小型手扶拖拉机。小型机并不便宜，效率还低，很不划算。心怡曾对外说，是豆芽厂在养活我们这些人，我听了很难受。 张心怡很能干，脾气也很暴躁，十几岁时放弃了大学学业，全身心投入农场管理。他对农场的活无一不精，在他管理下没有一人敢偷懒。在我之前，五味子的培育由高镇生管理。他原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专门从事人参种植方面研究，通过二哥的关系移民到美国，培育五味子对他而言算是才尽其用。 可是张心怡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正是在高镇生的怂恿下，他爸爸才迷上了这个赔钱的五味子，于是他处处找高镇生的麻烦。 在二哥回中国时那段时间，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据说，因高镇生不听指挥，张心怡一时火头上来，回宿舍拿了枪，高镇生吓得直接跑了。等二哥回美国后，事情已无法挽回，高镇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是看在我是他亲叔叔的面子上，心怡对我往往是不予理睬，也算是态度平和得多。 随着农场工作的加重，二哥认为我每周两次去学英语，每次加上路上的时间要三个多小时，太耽误时间，建议我停止去学习班。但是我觉得停下来太可惜，就改成中午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学英语，带着面包和水在路上吃，只占用一个多小时工作时间。 二哥发现后很生气，命令我停止去上课。 冬天，农场没有活干，我也在餐馆帮忙打“巴士”。“巴士”要比其他人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做准备工作。可是中午，我在在中午班学英语，要晚半个小时才能上班。为此我向经理打过招呼，希望别人能帮助做一下准备工作。经理心里不高兴，又碍于我是老板的弟弟没有当面拒绝，却把一肚子火发到二哥身上。二哥觉得自己的亲人不能搞特殊化，立刻把火烧到我的身上。 有一次，二哥冲进我的教室，没有向老师打招呼直接把我叫出去回餐馆工作。他的这一举动使全体师生感到愕然——在美国的确很少见到这样粗鲁的行为。 从这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回到英语补习班。   6 不过，2002年秋季，我也离开了二哥的农场，因为我的腰椎受了伤，第三、四、五腰椎和第一骶椎都有严重病变，最严重的一处是第四与第五腰椎之间，由于椎间盘向内突出，使椎管变狭窄，压迫神经造成腰腿痛。 二哥找了一个医生，是中国人，问他此病怎样治疗。他建议给我打针，四十天打一次，共打三次。于是，二哥就让我到附近的一个专门治疼痛的诊所打针，打针的药水是打在骨髓腔里，打了针就不知道痛，我继续下地干活，二哥也很高兴。可是几天以后药效过了，痛得却更厉害，我只打了两针，第三针没再打。 后来二哥又听说游泳可以治疗此病，就给我买了月票，经常带我去游泳。从理论上讲游泳时对脊椎没有垂直压力，有利于机能恢复。但是我这病怕冷，游泳池的水对我来说太凉了。 实际上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治疗，首先是不能再参加劳动了。如果一边治疗一边劳动，只能越来越严重。二哥希望我能继续留在农场，不干活或少干活帮助管理管理。可是，农场根本就没有只动嘴不动腿的活，说留在那里可以不干活那只是骗自己而已。 于是我毅然离开了农场，至于离开后怎么办完全来不及考虑。 （本文由张作训口述，罗四鸰整理）

　　作者芷语：朋友小A，单身女，20多岁，刚研究生毕业，谋得良职，年薪六七万。一切都很顺利的样子，只差男友。过年期间，家里人见学业事业已定，开始催婚。其实姑娘自己更想恋爱，交友网站登记过了，跑过来要跟我们“取经”。 　　我还没张口，朋友B先发言：“千万不要找CBC！（加拿大出生的华人） 　　朋友B刚刚结束一场恋爱。在我们看来，来也无影，去也无踪。某一天突然就难得约她了，原来是谈恋爱去了。给我们秀照片，清爽又帅气的男孩子，短T恤牛仔裤人字拖，香港裔CBC，科技宅男。 　　恋爱中的小B直接“抛弃”了我们，整天和男盆友腻腻歪歪，后来还整出买房的大动静，两人搬到一起住了。我于是默默地把红包准备好。 　　又过了一阵子，却听说分手了！小B为舔伤，工作辞了四处旅游。大半年后再回来时，怕她伤心，我们都未问及细节。 　　“CBC真的……比较单纯、直接，但是也很奇怪……”小B没用恶词。 　　“我早前知道他们喜欢把钱算清楚，比如吃饭会AA，我也能接受。他舍不得吃好餐馆、舍不得多点哪怕一个菜我也忍了。包括生日，吃路边小店，送我一个笔记本――不是laptop，是真的笔记本，买单的时候把账单分算到角了。” 　　小B未必爱计算钱――她家里有一定经济实力，而自己也大手大脚惯了。 　　原来小B和男友各租在温哥华，租金不菲。小B提议：要不我们买房吧。男朋友表示只能负担起素里，小B想买温哥华，讨论了半天没结果。小B约摸着这房价要涨，下手要快，便折中了一下，自己在本拿比买了一套两室，近天车。 　　“他认为这是我买房子，所以不能干涉，结果从头到尾就没参与，选房、买家具都是我一个人在弄，弄完了他还显得不情愿似的搬了过来。” 　　住在一起后，男朋友表示会付房租给小B，自己按市场行情给了小B一个数目，让她哭笑不得。接着又指出既然有两间卧室而他们暂时只使用一间，应该把另外一间租出去才更划算。 　　小B当然没同意。为什么要为了省一点点钱让自己家里住进外人？！ 　　正好小B想邀请父母过来探亲旅游，就以此为借口告诉男朋友到时候给父母住。结果小CBC很干脆地表示了反对――“我们都不与父母同住的”，然后很利索地将次卧改成了书房。 　　也是到了这一步，原本没想太远的小B这会开始提及婚姻之事――不是逼婚，而是与男友探讨婚礼等，实为试探。 　　“结果他认为婚礼应该由女方操办，告诉我西人家庭都是这样。我问他那男方家里需要给聘礼吗？他说没这回事。”试探的结果让小B颇为失望，婚前已经分得这么清楚了，结了婚柴米油盐能过到一块去？ 　　但是，在小B只是比较郁闷、还没到放弃阶段的时候，一天回家，却见CBC男友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留话曰“不合适”。 　　所以小B给小A的头号建议就是不要找CBC当男友…… 　　我个人觉得小B的遭遇只是个案，不代表全部吧，毕竟我也认识几个CBC男生。没错，他们会给人感觉不那么大气，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一来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很多高中时就要开始打工挣钱，因此比较节省；二来西人文化如此，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我的一个CBC朋友小C就是这种。当他认识了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习惯和想法后，吃饭时就没那么较真地分单了，而是接受了轮流买单的方式。也学会了一些“礼尚外来”，送礼物比较会拿捏。 　　小C很善良，他说自己更喜欢东方女孩，但也会隐隐透着一种优越感。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上海姑娘有点势利和拜金，跑过来向我求证。我说：“也有人觉得CBC很抠门的，你认为呢？” 　　但小C寻寻觅觅了很久依然单着，在他喜欢的人面前，他会傻傻做很多事，却不如老外般直接，这样的暧昧不明让他错过了很多人，感情的事拖到现在。 　　所以，同是CBC，也因人而异，不能一棍子打死。尤其是想想我们的后代将来也算是CBC一个，我们也不希望他们被扣上帽子打上标签吧。 　　最后，怎么样一眼分辨CBC呢？以下综合自网络： 　　他们会开口露齿自信地大笑； 　　他们或会一点中文，但口音有点奇怪； 　　他们第一反应是说ouch! 　　他们以小麦肤色和各种肌肉为美 　　他们喜欢说话时喜欢动眉毛耸肩膀 　　他们爱穿连帽衫戴棒球帽以及沙滩短裤人字拖，她们爱穿吊带衫热裤或瑜伽裤 　　他们把牛奶当水喝，有庆祝必喝酒，爱开party  

美籍科学家比坎纳瓦（Sidd Bikkanavar）猜测，由于姓氏较特别才被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CBP）盯上、拦阻去向，直到他缴出手机的个人辨识码让官员复制后才获释放。图撷自独立报(0213) 英国独立报13日报导，今年一月底，有位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科学家在返国时，被海关及边境保卫局（CBP）拘留，直到他解开含有机密资料的工作手机后才获释放。而这时间点，碰巧在美国总统川普禁止特定国家的人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发布不久后。 这名在NASA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是位出生于美的美国公民，名叫比坎纳瓦（Sidd Bikkanavar），他在1月30日从智利的圣地牙哥回美后遭CBP拘留。但比坎纳瓦早已註册CBP提供的可快速入境的全球通关计画，并也从未到过川普禁令针对的特定那七个国家。所以比坎纳瓦推测，可能是因他的姓氏较特殊，令CBP的官员产生疑窦。 比坎纳瓦在脸书先向友人道歉，他失踪好一阵子，并提及整个过程。他说："CBP官员拿走我的手机，并不肯释放我，直到我给他们个人辨识码好让他们复制资料。"他另强调他美国人的身分，点出这整件事的荒谬。 比坎纳瓦说，虽然后来他被释放了，且他的雇主也再给他新手机，但他仍未收到CBP的解释，为何他从智利回来会被拦阻。当时的他也只不过是因个人理由出国。而基于兴趣，一月他是去智利参加太阳能车竞赛。

2月14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近来移民社区盛传，特朗普总统可能禁止美国公民父母亲移民后支领美国福利，并确保移民经济担保人需负担新移民未来在美生活费用。由于许多华人入籍后，都会将父母接到美国一起生活，因此上述传言引起华裔社区高度关注，对于这个特朗普新政的说法，资深申请入籍服务的工作人员表示，现行的移民经济担保人的表格中，早就明文规定，申请者必须负担移民亲属来美后的至少10年经济保证，甚至担保人离婚都不能卸下此义务。这项法令早就存在，只是不见执行。 根据申请亲属移民必须填写的经济担保I-864表格中的第八页详列，担保人必须在此份表单上，签名同意负担申请者移民美国后的生活，的经济义务，直到被担保人“成为公民”“在美国工作十年”“不再持有绿卡身份或已被遣送出境”“被列入递解名单”“死亡”等情况下，才能解除义务，而其中也规定，申请亲属移民的经济担保人除非死亡，否则连离婚都不能因此解除相关责任义务。这份表单，主要证明担保人会尽义务照顾申请者入美国后的生活，以防杜新移民进美国后，靠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各种救济过活，成为公众负担。 “要说特朗普新移民政策在这方面有重大变动，实在有违事实，因为这些本来就已明文规定，只是签约者以及查核者都置若罔闻”，已经从事协助华人申请入籍工作10多年的资深工作人员这样表示。 此外，现行的部分福利政策，也让不少在美国工作数十年退休的华裔耆老不太能接受，从一家私人企业退休两年的66岁黄先生说，他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大约是1000美元，但其中三成，按规定要付给现在居住的老人公寓月租，此外，他也要依联邦规定，缴付两成的医疗费用，受到自己支领退休金影响，他也不符合申请粮食劵的资格。 反观同样66岁，透过女儿申请而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才两年的吕先生，由于没有收入，在申请入住老人公寓时，仅由女儿出具一张“每个月支付父亲100美元零用”的证明，而使他住进芝加哥市第九街的老人公寓后，但仅需按照“收入三成做为租金”规定，支付30美元当成月租。 在老人最需要的医疗服务方面，吕先生虽因持绿卡住还未满五年，无法申请白卡，但芝加哥库克郡医院(Cook County Hospital)却提供了不论在美国居住多久，医院社工都会为病患申请全免费的医疗卡服务，吕先生来美国后第一年，因为身体不适到库克郡医院求诊，不仅照了X光，还住了两天医院，最后尽管接到上万美元医院账单，但透过社工申请，没有收入的他成功免除了所有医疗费用。 根据规定，如持绿卡五年后，吕先生不但可以正式申请医疗费用全免的白卡(Medicaid) ，而且还可申请支领每个月至少100多美元的粮食劵，以及免费乘车卡。 黄先生认为，在美国打拼了数十年，才为自己挣得了微薄的退休金，但看着同龄的新移民，几乎没有在美国缴过一分一毫的税金，却享受着“比自己还优惠”的待遇，“心里的确有点不是滋味”。

Benjamin Nor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牛毓琳（中）出生于台湾，她于近日成为了纽约州议会第一位代表曼哈顿下城和唐人街的亚裔美国人。 12月的一个星期天，曼哈顿唐人街一家K歌房楼上，一间挤满了跳舞大妈的工作室楼下，大约20个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谈论美国总统选举。他们大多是20来岁的华裔美国人，移民的第一代子女。其中有些人是深度参与到政治与行动中的；有些人则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他们都是左倾的民主党选民。虽然此时距离新总统把炮火瞄准穆斯林移民、美国联邦法官、诺德斯特龙百货公司(Nordstrom)等还有数周的时间，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出人意料的当选已经让他们惴惴不安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让大家做好与新政治秩序对抗的准备，这是一个他们强烈反对的秩序。对在场的许多人而言，那意味着要去影响自己的父母和至爱亲朋，他们要么对政治漠不关心，要么是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民。作为一名旁观者在场的我，想弄清的是特朗普的获胜对唐人街的家庭关系和政治行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房间的前方站着四名女性，马克笔和讲演板都已准备妥当。大家先是做了自我介绍，分享了各自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把力量集中在什么地方？”“有哪些人可以动员？”），四人轮流带领大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练习。其中一个针对的是围绕选举的情感应对：当你得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时，你正在什么地方？这场选举给你个人带来什么影响？在另一个练习中，大家分享了如何进行有关政治的艰难对话并从中恢复过来的技巧。给出的建议包括：把负面的陈述夹在正面陈述之间；提出问题；发现契合点；给出别的思路。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楼上的广场舞培训班传来震耳欲聋的华语流行歌。 Courtesy of Eveline Chao 2012年，在唐人街孔子大厦张贴的投票标识。 Courtesy of Victor Wang 来自长岛的维克多·王（左一）从事投票倡导已有多年，是“台美精英协会”组织的董事，参与促进选民登记的活动。图为2016年9月他在波士顿参加“台美精英协会”的活动。 “真正去倾听是很重要的，”26岁的组织者之一米歇尔·李(Michele Ly)说。在场许多人的父母投给了特朗普，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作为移民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往往是只说不听的，因为我们常常要在外面帮他们办事，处理问题。但是这一次我还真是想去理解我爸为什么投给特朗普。” 在近几次总统选举中，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将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这种趋势是否延续到了2016年，民调数据是存在分歧的。由一个美国重要媒体联合会赞助的国家选举报道团(National Election Pool)出口民调显示，65%的亚裔投给了克林顿，29%投给特朗普（基于近1000名受访亚裔）——相比2012年出现了11个百分点的转移，当时73%的受访人投给了奥巴马，26%投给罗姆尼。但是亚美法律援助处(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针对近1.4万名亚裔美国人进行的另一项出口民调发现，79%投给了克林顿，17%投给特朗普。坊间没有公布华裔和其他特定族群的民调数据。 在曼哈顿，座落于这个自由主义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中的一个偏进步派的行政区，只有9.8%的选民投给特朗普。然而在唐人街的一些区域，对特朗普的支持是要略高一些。据市政府的数据，2014年在大约38800名已到投票年龄的唐人街居民中有25400人是华裔。据纽约市选举局(New York City Board of Elections)的数据，总共有14%的唐人街选民投给了特朗普，而投给克林顿的有83%。唐人街一个名为孔子大厦(Confucius Plaza)的公屋住宅区所在的选区有大量老年华裔居民，其中22.75%的选民投给了共和党。还有一个选区有30%的选民选择了特朗普。 与此同时，唐人街的投票率始终偏低。整个区域总共只收到10272张选票，根据2014年的选民人口数据，投票率为26%，相比之下全国平均投票率为54.4%。许多亚裔还认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政治候选人忽视的。在亚裔美国人决策(Asian American Decisions)和AAPI公民参与基金(AAPI Civic Engagement Fund)发起的一项亚裔美国人选举前夕民调中，57%的亚裔美国选民说没有政治竞选团队或组织就投票事宜与他们接触过。 然而，作为美国发展最快的族群，亚裔移民的子女似乎对社区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影响力。据对亚太裔进行政策研究的AAPI数据(AAPI Data)的数据，千禧一代和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比老一辈更倾向于支持一些进步主张，比如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黑人平权以及向大学提供更多联邦补助。此外，在亚裔美国人中，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具体党派的无党派人士比例相对较高，据皮尤研究(Pew Research)2014年的统计，这个占比为46%，而在2016年选举前夕民调中为26%。 因此，我在唐人街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之间的谈话，实际上将塑造亚裔选民的未来。他们的家庭代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香港、台湾、大陆——家庭政治同样是十分混杂的。在讨论中，有的人希望让支持特朗普的父母改变立场。有的人希望能激发不关心政治的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行动热情。有的人则只是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支持某个特定的议题，比如“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但是无论他们的目标为何，那天在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选择特朗普。 这种会议的形式是由菲律宾裔美国艺术教育工作者、活动人士贾娜·琳·乌米皮格(Jana Lynne Umipig)开创的，她称之为“我不害怕课程”。与会者要分成若干小组，根据一系列打印好的讨论提示进行角色扮演，比如和父母或他人交谈以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有些提示是一般性的，比如提示2：“和别人谈一谈他们是怎么获取新闻、事实、信息的。”提示4：“和一个看上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谈谈。”提示7：“和支持特朗普的老朋友谈话。” 还有一些提示具体针对了亚裔移民社区，比如提示6：“和一个不明白为什么有色人种对未来格外担忧的白人朋友谈话。”或提示5：“和认为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亚裔应该去实现美国梦的父母/长辈谈话。”这里针对的是一种观念：亚裔美国人比其他族群（包括白人）更成功，因为他们更勤奋。许多美国人（其中有亚裔也有非亚裔）相信的确如此，但批评者称之为“模范少数族裔迷思”。他们指出这种刻板印象掩盖了其他的问题。比如亚裔美国人也许比多数群体的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但他们集中在最昂贵的城市，支撑着比别的族群更大的家庭。因此很多亚裔移民家庭是在勉力支撑的。 我加入了邻近的一个三人小组。戴着一顶棒球帽的张苏宇今年25岁，出生在中国，十10岁时移居美国，他选了提示3：给一个民选代表打电话。“我喜欢这个提示，因为它给人一些简单的、可做的事情，”他说。“我认为它的一个好处是让人有一个电话稿子可依，”一个今年26岁、自称叫麦洛迪·L(Melody L.)的人说。她还说自己在上高中的时候到纽约市长办公室做过志愿者，接听中文的电话，还说他们会记录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我不知道那些电子邮件或信件是怎样处理的，”她说。“根据我的了解，打电话是最有效的。就好像这是一种真的实体的负担，导致他们不得不去处理。” 来自长岛的维克多·王(Victor Wang)27岁，家人来自台湾，他说他经常遇到一些人会说，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不足以让他们去投票。“我会对这类人说，想想那些去投票的都是什么人。很多人就是冲着一个议题去投票的，每一次他们都会去，为了他们的那一个问题，无论是控枪、堕胎还是什么。你觉得他们比你了解得更多吗？” 维克多后来跟我说，他从事投票倡导已有多年，是一个叫“台美精英协会”(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的组织的董事，参与了促进选民登记的活动，去年还去了牛毓琳(Yuh-Line Niou)的竞选团队作义工，牛毓琳近日已成为纽约州议会(New York’s State Assembly)第一位代表曼哈顿下城和唐人街的亚裔美国人。“我什么借口都听过，”在被问到为什么当地这么多居民不投票时，他说。“你会听到这样的回应：为什么我要把这当回事，政府没效率，并不影响我。”他接着说：“这绝对不符事实。民主的了不起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任何人都可以改变法律。是，的确会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改变是可能的，而且比人们想的要容易。” 在我们小组里，麦洛迪提到她父母在1970、80年代经常参加唐人街的抗议活动。当时有不少非常重大的抗议，包括1975年的一次反抗警察暴力的活动，1982年则是数万名服装厂工人罢工，其中大多是华裔移民女性。维克多对此肃然起敬。“介不介意我问一句——你的父母是移民吗？因为我以为多数移民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他说。“以前的唐人街在行动上比现在积极的多，”麦洛迪答道。在她看来，世道已经变了，她认为这肯定跟“模范少数族裔迷思”有关。“不幸的是，”她后来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会让人觉得，如果有些人没有成功，那么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麦洛迪的父母来自香港和广东，是通过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的。他们在唐人街住过，后来搬到了郊区；他们的许多朋友也是这样。麦洛迪感觉，从城市搬到郊区会让人疏远政治。几十年前，她父母那一代人在唐人街有一种强烈的奋斗感，但而今他们觉得“更融入美国生活了”，她解释道。“然而从我的角度看，即使你觉得安稳了，去了郊区，有了一些经济保障，种族主义和歧视观念仍然在影响你和你的家人，”她接着说。 但是另一方面，麦洛迪也提到，随着她的父母退休，有了更多时间去关注新闻时事，他们会再次产生政治热情。“我和家人的政治讨论多起来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香港出现了支持独立的探讨，”她注意到。“我们在这方面谈得很多，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他们突然对政治又感兴趣了。” 在我们的群组讨论中，让少数族裔免于歧视或其他高度敏感的问题出现过一次。维克多的回应是，“我总是在问别人，‘你觉得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了，会怎样？大家都表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上周就几乎要成真了！’”他显然是有夸大的成分，然而在会议前一周，唐纳德·特朗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一事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令全世界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都十分警惕。会后不到两周，特朗普再一次用“来一场军备竞赛吧”这样的论调上了报纸头条。 那天晚些时候，我和组织者之一米歇尔·李聊的时候得知，这些事件对她有这个格外大的影响：在特朗普获胜前，她是在考虑参军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参军了，”她说。“可能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我不认为可以出于肮脏的目的去使用军队。”根据对相识的人的观察，米歇尔感到，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导致人们分为两派，一方很兴奋，认为这将有助于让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得到更多的认识，而我们这样的人就会说：这是有毒的泉水。喝下这个，意味着你还要接受其他（特朗普竞选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种族主义言论让米歇尔很难接受父亲的观点。他是1970年代西贡陷落后逃到美国的华裔越南移民，在唐人街做过从送货员到鱼贩子的各种工作，最后成了有工会组织的清洁和维修工。他还利用闲余时间开了一家模型玩具店。从特朗普参选第一天起，他就是支持者。米歇尔回忆称，“我记得跟他对着吼，说你怎么会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你是一个移民，你就是他们要造起墙来防着的人。” 她提到父亲是属于一个工会的，有段时间还参加过奥巴马医保，他常说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薪水上是被亏待的。然而他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其他许多民主党事业。“我们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认为上过大学或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会更容易理解医保制度，或政府组织，或政府拨款是如何运作的，”目前在临床医疗研究领域工作的米歇尔说。“但我觉得像我父母这样的移民，或者老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就比较难让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体制的一部分。比如我认为我爸不理解最低工资规定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微妙关系。你无法想象自己身在这些制度中，因此你就想干脆把制度去掉。” 回到那天的房间里，组织者宣布休息十分钟。我的组还在聊，第五个人、23岁的王天（音）拉了把椅子加入进来。王天的父母来自辽宁，1990年代来到美国，当时他父亲得到了在纽约大学的一份研究员工作，现在已经是教授。他的父母投给了克林顿，但除此之外，他并不觉得他们有在积极参与政治。王天先是听了一会，然后开始发言，“我认为对我父母来说，来到美国就是大结局了。一旦来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完事了。他们已经受够了政治；他们可是从文化大革命里逃生出来的。” 他是笑着说出这些的，期间苏宇点了点头。后来通电话时，苏宇说他父母觉得能撑过文革就已经如释重负了。他们是来自河南的科学家，在日本读过书，2001年来到美国。苏宇的童年主要在日本度过，而后是康涅狄格州。“我的确感到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政治观点，”他说。“只不过中国大陆政治的严酷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 苏宇觉得，在美国要动员亚裔，其中一个办法是向他们解释像民权运动及类似事件是如何使亚裔和非裔共同收益的。“《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取消了对西欧以外国家的移民限额，而那是由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美国进步派领导的民权运动的核心理想之一，”他解释道。 我的小组还讨论了引发越来越多争议的积极平权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一直以来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裔在学校和工作场所有充分呈现。对积极平权的反对，已经成为许多投票给共和党的亚裔美国人的首要关注点，因为他们认为该政策导致他们的机会被资质较低的其他少数族裔成员抢去。苏宇解释说，有一种概念叫做“消极行动”(negative action)，正如一项研究指出的，在其影响下，亚裔在大学录取中受到了歧视，因为他们被要求达到比白人申请者更高的标准。这和积极平权政策截然不同，后者对低收入的亚裔和其他族裔实际上是有益的。苏宇说亚裔等族裔的父母需要知道两者的区别。“消极行动”是一种“在不伤害他人感情的情况下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他说。“就是说，是的，你是对的，积极平权政策对你有影响，但并非是你想象的那种影响。” 休息过后，组织者要求各组向大家分享自己讨论的内容。麦洛迪重申了致电民选官员表达个人关切的重要性。“告诉他们没什么可害怕的——电话那头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她说。 苏宇介绍了网上的一些相关资料，还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解释了积极平权政策。众人不时发出赞叹声。 我们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相互分享着各自的打算。一位年纪快到30的艺术家提到了向其他少数族裔表示支持的必要性，比如参加“黑人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还有一个来自日落公园（布鲁克林的一处唐人街）的女孩——她的妈妈是制衣工人——说她想找一些人帮她在那里开展工作。 在会议的最后，组织者问有没有人想参与下一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一些人犹豫着举起了手。有的人说，“也许吧？”四位组织者中有三位是政治组织工作的新手，但仍在前次会议中自告奋勇带头今天的会议，包括米歇尔。这一次主动上前的人更多了，即将走向一片未知的领域让他们感到紧张，但是，一种紧迫感，一种对唐纳德·特朗普誓要以总统身份彻底重塑的政治风貌做出改变的意愿，让他们斗志昂扬。 在我们的通话中，麦洛迪表达了乐观，尽管过程很缓慢，她身边的人渐渐开始认识到她所关切的东西。“我不在乎我的长辈认为我就是一个发了疯的自由派嬉皮士，整天拿这些东西去烦他们，”她说。“但是我阿姨最近对我说了一些很温暖的话。她大概就说，老一辈华裔经历太多动荡了，到头来我们是不希望再折腾的。但这对你们不公平。因为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更大，会失去更多的东西。” Eveline Chao（赵懿）是自由撰稿人，著有《牛逼：学校不会教你的真正中文》(NIUBI!: The Real Chinese You Were Never Taught in School)。2006年至2011年生活在北京。现居纽约，业余时间在曼哈顿唐人街从事口述史的采集。 翻译：艾尤

  据美国《纽约时报》2月12日报道，长期以来，拉丁美洲人民为了逃避贫困、动乱、暴力或自然灾害而移民，美国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移民在墨西哥扎了根，而不是把其作为通往美国的通道。 移民者表示，越过墨美边境越来越困难，特别是边境线上的执法更加严格，偷渡的费用升高。有些移民者被墨美边境路线上潜伏的危险所打败，而有些人认为在墨西哥获得合法身份要比在美国更容易。 然而，近几个星期以来，一个新的因素开始对这些“北迁”的移民群体造成影响，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他移民政策的具体细节尚未真正体现，但他长期以来限制移民的承诺使移民群体认为，美国对待移民者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热情了。 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任，他决定加强美国边境限制并驱逐非法移民出境。有移民者从长远考虑，决定留在墨西哥。虽然，与成千上万的把墨西哥当做过境走廊进入美国的人相比，决定留下的人还只是一小部分，但是由于墨西哥的庇护政策，他对于移民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加。 根据墨西哥政府的统计，2016年，有8100多名外国人在墨西哥申请庇护，几乎是2015年的3倍，是5年前的15倍。(实习编译：赵怡然 审稿：谭利娅) 新闻链接>> 墨西哥充当“美国宪兵”？移民称前者才是最可怕的墙 2月6日，在墨西哥蒂华纳，居民从美墨边境墙前走过。新华社记者淡航摄 西班牙《国家报》2月6日报道称，在危地马拉苏恰特河边，来自洪都拉斯的卡拉·奥乔亚不得不边卖啤酒边忍受着3名醉汉粗鲁的言语和色迷迷的眼神，这3人从上午10点起就一杯接着一杯往肚子里灌啤酒。 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绵延1000多公里边境的这条河流毗邻危地马拉的特昆乌曼城，在枯水期水位只到膝盖，人们可以趟着泥泞的河水过河。 不过在3次试图通过墨西哥潜入美国失败、遭受了1次强暴后，卡拉已经不想再过河进入墨西哥，宁愿留在河的这边靠卖啤酒为生。 离她几米远的地方是同样来自洪都拉斯的霍苏埃，他失去了双腿，靠着残肢艰难挪动着。6个月前，他在试图扒上横穿墨西哥南北的“野兽”号货运列车时不幸被坠地，被碾断了双腿。“野兽”号列车是准备偷渡至美国的中美洲无证移民最常搭乘的交通工具。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数据，每年都有约30多人像霍苏埃一样因为扒火车落下残疾。 在墨危边境的这片地区，商贩、移民、妓女、三轮车夫不计其数，他们都被困在了看不见的“南墙”的这一边。严密的警方监控、“野兽”号、监狱、人口贩卖网络和驱逐出境都像砖块一样砌成了这座隐形的“墙”，距离特朗普想建造的移民墙有3000多公里。 “移民害怕的是墨西哥的墙，而不是特朗普的墙”，特昆乌曼“移民之家”的工作人员马里奥·埃尔纳尼告诉记者，“所有开始这条路的人都知道自己将会遭遇抢劫、敲诈和强暴，而施暴者主要是公务人员”。 移民权益保护组织与超过3万名移民进行沟通后发布报告称，2015年针对这些移民的犯罪中有近半数是由警察犯下的（41%），其余来自有组织犯罪团伙和其他犯罪分子。 有专家认为，特朗普意欲打造的移民墙尽管对邻国来说是一种外交侮辱和伤害，但从深层次来说不会使墨西哥出现很大变化。 受移民墙产生的拉动效应影响最深的将是那些非法移民，预计美国的移民警察将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每年以墨西哥为跳板的非法移民多达40万，他们兜里平均揣着不到60美元，组成了一支想要逃离暴力局面的无声的大军。 36岁的马塞洛和20岁的南希2月4日从危地马拉逃到了墨西哥塔帕丘拉，那天一群武装暴力分子出现在他们家，用枪指着他们，限他们24小时内搬离，起因是南希不愿意为这些人卖命，从事皮肉生意。马塞洛和南希只能匆忙地收拾行囊，趟过了苏恰特河，进入了墨西哥。他们的所有钱和特别老旧的手机都在过境时被洗劫一空。 “我是因为害怕而离开萨尔瓦多的，因为不走的话就得挨枪子儿”，马塞洛对记者说，“我不管有没有墙，反正我得离开那儿”。 过去6年，墨西哥收到的避难申请增加了10倍多，从2011年的数百人增加到了5年后的近9000人，2017年预计还将翻番。 其中超过90%的人来自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他们奋力地想从圣萨尔瓦多和圣佩德罗苏拉等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暴力的城市出逃。联合国难民署甚至将中美洲的移民现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战乱时期相提并论。 墨西哥对此的反应是通过执行2014年在“梅里达计划”框架下签署的“南部边境计划”加强拘捕移民和难民的预算。从那时起，对难民和移民的拘捕和驱逐成倍增长。 奥巴马是迄今为止驱逐移民最多的总统，2008年至2016年间共驱逐了280万人。不过墨西哥显然已经成为了南部的宪兵，过去2年遣返的移民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和墨西哥遣返移民总数分别为9.6万人和14.7万人。 “我想去美国，但如果不可能，留在墨西哥也行。但我不想留在塔帕丘拉，这里让我害怕。”马塞洛在谈到塔帕丘拉的警察和自己感受到的强烈敌意时说。“我们被称作小偷、绑架者、罪犯和疯子。”他茫然地说。他和南希来到塔帕丘拉的时机不好，全城都在抗议汽油涨价，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而移民被认为是很多抢劫和哄抢案件的始作俑者。 “塔帕丘拉被外来者感染了。”这座人口仅为40万的小城的市长亲口说。（编译/韩超）

　　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在全美范围内进行了无证移民的扫荡行动。根据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于今天公布的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美已有超过680人被捕，其中在纽约市被捕的人数为41人。ICE的这一举动，也引发了川普总统上任至今移民社区的最大一次恐慌。 　　根据ICE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全美范围内，共有超过680名外籍人士被捕，其中在纽约被捕的有41人，包括有刑事犯罪记录的外籍人士、有递解令的无证移民和移民逃犯。虽然目前暂无华人被捕，但是ICE的这一次全国性的扫荡行动，还是引起了华裔社区的大恐慌。 　　一些州的餐馆工因为待遇相较于纽约更为优渥，一直是十分抢手的工作，但是自从ICE展开行动，其它州的务工人员纷纷回流纽约，俨然造成了这些州餐馆行业的工荒。 　　不仅是无证移民，一大批拥有绿卡的新移民，也因为川普政府捉摸不定的移民政策担忧不已，进退两难。 　　华埠共同发展总监陈作舟说，根据联储会(Federal Reserve)的最新报告，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正是新移民的流入为美国带来了活力，而川普政府的做法将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 　　但是也有民众认为，无证移民既然是“非法”的，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就不应该存在。而且现在政府只是针对有案底、有递解令的无证移民和移民逃犯，其做法更是有理有据。 　　然而也有民众认为，无证移民的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虽然之前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措施予以制裁，但是并未根除，更加说明这不是“一刀切”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