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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历一般、资金不足，可以考虑这样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环境优美，福利丰厚，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移民目的地。但加拿大移民的门槛这些年也随着中国人的涌入水涨船高。动不动就是要几百万加币的资产证明，如果你现在的资金不够，那么我建议你可以通过技术移民，成功登陆加拿大。加拿大技术移民我推荐两种，一种是联邦自雇移民，一种是联邦技术移民。 1、联邦自雇移民全称The Federal Self-employed Persons Program，该项目主要针对文化、体育事业、艺术方面的优秀人才，希望通过引进这些人才能够推动加拿大的文体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申请要求简单，流程简便，申请周期快，一步到位全家获得加拿大永居身份。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优势：花费少：很多人移民加拿大会考虑加拿大投资移民，或者一些创业移民，这些项目都是适合一些高资产的申请人。而联邦自雇申请过程中没有硬性资产要求。不需要创业：根据加拿大移民法，“自雇”意味着申请人在移民加拿大后，不会占去加拿大本地劳工市场的工作机会，而是能够自行以个人才能及专业技术为自己创造工作。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需要提供未来想要移民加拿大的居住意向及自雇的计划，表明自己确实有能力从事自雇就可以。不需要雅思：虽然语言能力是打分的其中一个因素，但是，分数的标准只需要满足35分就可以。无名额限制，无排期：相对比美国人才类项目而言，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没有任何名额限制也不用等配额等排期，随时递交随时获批，随时获批随时登陆。周期短：通过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审理周期22个月，而且初期递交的案子可能相对来说审理速度会更短呢!联邦自雇移民最快1年多便能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可谓是一个省时的项目。门槛低：没有年龄、高学历、高语言能力等强制要求，也没有创建生意等条件，更不需要国际级的影响力! 具体的申请条件为： 1、申请前5年有至少2年艺术、文化、体育方面的工作经验： ①参加过世界级的文化、体育活动，或： ②有艺术、文化、体育行业自雇经验(依靠自己在艺术、文化或体育方面的才能或作品获得主要收入) *可以是上述两类经验各一年，或者每种经验两年 2、申请者必须有意向，有能力将来去加拿大创立文体方面的事业，且至少能为申请者自己创造就业机会(自雇)且能够为加拿大的文化、体育事业创造重大贡献。 3、项目评分标准满分100，打分至少35分。 4、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支持自己和随行家庭人员抵加之后一年的生活开支及未来发展计划。 5、全家通过体检，无犯罪记录。 2、联邦技术移民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名额充沛，无行业限制，无紧缺职业列表限制，一人成功，全家均可同时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是加拿大移民项目中为数不多的可直接申请联邦永居身份的项目。获得永居后无工作地点要求，无加拿大境内居住地限制，目前采用EE快速通道筛选系统，审理快速，周期最快8个月登陆加拿大。优势为一步到位拿永居，周期最快8个月登陆加拿大，无名额限制、无行业限制、无紧缺职业列表限制，获得永居后无工作地点要求，无加拿大境内居住地限制，优厚的福利待遇，一流的教育质量。具体的申请条件为： 1. 年龄：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 2. 工作经历：过去十年中至少一年工作经验满足加拿大职业列表0、A、B类; 3. 语言：主申请人雅思G类最低4个6; 4. 学历：建议专科以上学历; 5. 资产：至少提供1.5万加币的资金证明; 6. 无犯罪记录; 7. 全家身体健康，无重大传染性疾病;

7年前
UBC女大学生携带大麻油入境美国，相关禁令已被撤销？

加国一个女子上个月由卑诗省前往美国时，被美国边境官员发现携有大麻油(CBD)，结果遭罚款及终身禁止进入美国。不过，她的代表律师证实，近日接获美国当局通知，已撤回有关禁令，但未有解释原因。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一个不愿透露身份的21岁女子，今年8月从卑诗省前往美国，在华盛顿州布莱恩（Blaine）接受通关检查时，被美国边境官员发现她背包藏有一小樽大麻油。她解释道，须要每天使用大麻油来纾缓背部痛楚。可是，她最后被美国当局罚款500元，留下指纹资料，以及终身禁止入境。由于美国联邦法例仍然把大麻列为受管制物品，而边境是属于联邦政府管辖，因此，美国边境官员有权惩处携带大麻物品入境的旅客。不过，该个加国女子的代表律师桑德斯（Len Saunders）证实，上周五突然接获华盛顿州一个高级边境官员通知，表示已经撤回对其当事人的入境禁令。不过，对方未有解释撤消原因。桑德斯形容，这是同类事件中的最佳结果。他补充说，另一个委托人由日本东京前往美国，被西雅图机场边境官员发现携有两樽大麻油，结果同样地被罚终身禁止进入美国。

7年前
中国外逃法官为移民在加国做起了Uber司机

被列入“红色通缉令”的前中国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一直想在加拿大申请移民，但因为“红色通缉令”在身未能如愿。现在他可以光明正大地申请移民了，因为国际刑警组织取消了中国要求的针对谢卫东的红色通缉令。这是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辞去国际刑警主席一职并遭中国逮捕后，国际刑警第一次拒绝中国的红通令。据联合早报报道，今年62岁的谢卫东，已经和一加拿大女子结婚，目前在多伦多做Uber 司机，原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中纪委网站在去年6月发布追逃公告，指谢卫东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受贿罪，于2014年外逃加拿大，北京已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报道指出，谢卫东遭撤销通缉。

7年前
华人送女儿来温哥华上学：包被偷了求助网友

一位华人网友近日网上发布求助信息，称送女儿来温哥华上学，落地后第一天随身携带的包包在列治文一家汽车店被盗。包里有一家人视为命根子的文件呵呵重要物品，求助网友帮忙寻找。网友发布信息说：来温哥华第一天，就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求温哥华同胞转发。文章说，我们全家21日早上刚到温哥华，送女儿来上学。下午在Richmond丰田汽车4S店被视频中穿蓝色外套男子偷走。包里面有我们全家的护照，女儿的学签，我和我老公的所有毕业证，现金及银行本票，这些证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见过这个人或者能提供任何信息的联系我：2507976189，并请求各位见着转发。据网友的朋友介绍：我的朋友一家四口第一次来加拿大，于8月21日中午到达温哥华，我接他们去银行开完户后就去了 Richmond Auto Mall的Open Road Toyota店里看车，他们随身背了一个双肩背包，里面除重要文件外还有金额为$9700元的银行本票(开给车行的)和$3100元现金。朋友看车时把包放在沙发上，其他人坐在旁边看着。4点20左右我的朋友起身去交文件，4点半左右我发现背包不见了，在店里找了一圈无果后马上报警。后来通过店里的监控录像显示，自我们进店后就有一亚裔男子始终盯着我们，在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时，他就一直透过中间隔着的展车车窗看着，直到我朋友起身去交文件，他也立即起身站在展车旁，距我后背仅一米远。此时我一直关注着孩子，身体基本背对着背包，他试图两次趁机拿走背包，因孩子跑来跑去放弃。就在4点28分当我再次背对着背包时，他迅速拿起背包快速离开。此人戴着棒球帽，亚裔面孔、1米75左右，中等身材，穿牛仔裤。从他一直关注到下手拿包可以推断不是新手，应该是惯偷。恳请网友提供信息和帮助。

7年前
歧视言语不涉刑事白妇未必遭控仇恨罪

列治文上周五(8月23日)发生的涉及种族歧视事件，一白人妇女涉嫌以不当的言语和粗口辱骂一华裔女子，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发放后，皇家骑警正展开调查，至星期日晚上为止，涉案妇人的脸书(Facebook)已有接近4,000条留言，批评她的行为。不过，有刑事律师认为，她未必会被控与仇恨罪行相关的罪名。温哥华刑事律师李仪(Kyla Lee)表示，公众应明白，说出带有种族歧视的说话并不是刑事罪行，就算有完全令人苦恼、不能接受和应受斥责的行为，也不纳入《刑事法》的范围。她称，若要起诉一名人士这类刑事罪名，需有仇恨语言外，还要有其他问题，包括有令许多人均会生气的行为等。可能会面对滋扰罪李仪指，以本个案衡量，该名妇人可能会面对滋扰罪(disturbance)的刑事检控，然后可能再加控仇恨罪名。她强调，警方要起诉仇恨罪行，需符合两项条件：涉案人已犯上刑事罪行；犯案人的动机是根据对种族、性倾向或其他因素的仇恨而作出。以此案为例，当那名妇人被控制造滋扰，警方也可根据有种族歧视的动机，再将她列入有仇恨罪行，不过，大部分仇恨罪行个案都要涉及肢体暴力和破坏行为，有关指控才会适用。因此，李仪认为在这个案的情况下，当局将不会追究仇恨罪行，骑警反而也可以按照卑诗省《汽车法》(Motor Vehicle Act)的规定提出起诉，原因是有关视频已清晰显示两部汽车曾有接触。另一方面，列治文市议员沃尔夫(Michael Wolfe)表示，该名妇人的带有种族歧视行为，不能接受和令人感到不安，他说，当时还有小孩在场，加上该处为公众场所，有关行为绝对不应出现。有市议员倡开会讨论沃尔夫称，他不知道市议会下一步会如何处理，但希望可以于下一次的社区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市府有需要持续提醒居民和访客有关问题，以及在社区内提倡接纳和容忍。他表示，类似个案伤害列治文市的形象，也贬低市府支持文化和解的工作，虽然他不能代表市府或所有市议员，但他也想向受到侮辱的女子道歉。一位自称沃尔德曼（Carla Waldman）的女子，已承认她就是视频中讲粗口辱骂，更说出歧视华人语句的白人女子。不过，她说不后悔自己的言行，更反指当时的华裔女士是“卑劣的人”。骑警上周六指出，为确保调查的完整性，以及当事人的私隐，要求公众尊重调查程序，在社交媒体发布评论时保持克制。事发于列市3号路(No 3 Rd.)10151号，即夹威廉斯路(Williams Rd.)一个购物中心的露天停车场。事主徐太太上周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微信表示，当时她接载母亲去看病，并将车辆泊在停车场，母亲前往诊所后，徐太太与女儿到附近超市购物。当她们返回汽车时，发现她的车位前面的汽车越界并触碰着她的汽车。当白人女司机返回取车时，徐太太告诉她，对方的车似乎踫到自己的汽车。该女子不但否认，更质疑徐太太是否新牌司机，不会泊车，并以带有种族歧视的说话和粗口辱骂，徐太太期间以手机拍下过程。本报综合报道李仪

7年前

作者迈克尔·麦尔 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来到中国，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1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但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40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113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最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2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最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一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传言说，红旗路也要像铁路一样翻修升级了。当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过时了。甚至还有人说，村子的名字也要改。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迈克尔·麦尔镜头下的大荒地村过去，来这里扎根的“新人”，不叫这里满洲或是东北，也不叫关东，甚至不照地图上标示的那样，叫东北三省。他们只是按照所见所闻，用眼前的情形来称呼这里：北大荒。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有一位法国神父曾旅经东北，下笔成文，“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丽而独特，当得起这个引起无限回忆与共鸣的名字。北风从雪野之上呼啸而过，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层衣服。我神游天外，这阵狂风，应该有两个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叫戈壁霜雪，一个叫西伯利亚冻土。我的邻居们管这种感觉叫刺骨，不管你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这风还是能吹到你骨头里去。 3 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区域的丰富多彩不输美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有一首曾经全国传唱的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用半戏谑的口气，描述了东北人民乐于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所谓“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作为明尼苏达人的我自然被这历史和民风吸引。东北人鲜明独特的个性更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老邻居。另外，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都有非常独特和难懂的方言，比如藏语、维吾尔语或者粤语。而今天的东北则使用标准普通话和非常接近的方言，如此一来，我的听说和阅读都不成问题。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这片土地的历史。我所在高中的学生们，每每上历史课，都会用庄重而洪亮的声音，读着“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不过，在他们的历史课本上，东北在这上下五千年中所占篇幅少得可怜。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为三峡工程修建而被拆迁的尼姑庵，我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的。还问我能不能把她写进某个故事里，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哈尔滨每年都会举行著名的冰灯节，这是一场持续大约一个月的冬日嘉年华。人们从封冻的松花江上采来大量冰块，将著名的建筑以一比一的比例还原。现场流光溢彩，人头攒动。然而除此之外，东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仍然是长城以北的边疆，广阔遥远，只能望而兴叹。今天，长城也许不是屏障，冬季的天气是却步的主要理由。除了滑雪爱好者和被虐狂以外，谁愿意去零下的天气里度假啊。这里的夏日倒是温和晴朗，但就连我这个“老外”也总觉得这个中国右上角的地方只属于我一个：火车站售票处没有挨挨挤挤的人群，不需要提前预订酒店，也完全不用避让旅行团。我以荒地为起点去各地旅行，大概在这块土地上畅游了4万多公里。东北真正的划分线是所谓的“天下第一关”，长城就在这里与茫茫渤海汇合。这里的长城翻修过，大概延伸了不到五百米，就在一个水泥砖砌成的屏障那里戛然而止。这个建筑把什么风景都挡住了。走到这里的旅行者面对的只是一道灰色的水泥墙。不过中间有一扇正常大小的门，就是公寓里那种房间门。使劲推开门，眼前就能看到一段野长城，残垣碎石满地，高高野草丛生，老榆树肆意地长满了山头。穿过这道门，仿佛就跨入了东北之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4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就根本没法辨认了。帽子的边缘结了一层黑色的冰，帽耳还在风中有节奏地上下翻飞。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响亮清越，仿佛都能听得到拖拉机的电池消耗了多少能量。司机按得更起劲了。——在中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律，周围越安静，人们发出的噪声就越大。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干哈么呢你？” “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不过我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我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盖卷就暖和又舒服了。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你穿得太少啦”“多吃点”“抽根烟”“喝点茶”“冬天了，外面冷，多穿点”“喝点酒”“你看起来好冷啊”“吃吃吃，多吃点”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就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化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aunt），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一个人的表亲，也要分各种各样，可能是二表弟（妈妈妹妹的二儿子）。三舅，就是妈妈那边排行老三的叔叔。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66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身体反而越来越硬朗了，就像红旗路两旁的水曲柳。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你们那边儿该过圣诞节了，是不？” “还有两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一般来说，农民家里唯一的杯子都是用来喝茶的）。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他没给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5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荒地村。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是为《国家地理》采写东北历史的。我从省会长春出发，坐一辆满是脚臭味的大巴往东行进了两小时。司机停在两车道的路边，看着挡风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问我：“你真在这儿下，确定？” 大巴开走以后，我独自站在零下的天气里，后悔自己莽撞冲动的决定。没有出租车能让我逃离，也没有饺子馆或店铺什么的好进去等。甚至连一星半盏的路灯都没有。只有一块大概牛犊子那么高的花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汉字标明，我进入了荒地村的地界。我冻得上牙齿和下牙齿直打架，在满天繁星的陪伴下沿着红旗路北上。白雪覆盖的田野上，北斗七星仿佛触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烧稻草秸秆的味道从不知谁家的烟囱里飘出来。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区，和好几个中国家庭分享一个四合院。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北京正在拆迁旧城中心传统的老胡同，在胡同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进去实地体验一番，不想像游客、外国学生和记者（不过，我倒是依次都拥有过这些身份）一样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过了。两年来，我在胡同里的小学教英语，还带了一些老年学生，这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干，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认可。胡同里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么美好和浪漫，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我在胡同里见证的很多东西，都和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系在家养鸽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头顶的天空忧伤地回旋；比如名字里带有“旗”字的胡同，是满洲的军队划分单位；比如裁缝店里手缝的旗袍；再比如我一个老邻居的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那些年，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备用居住地。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光是看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我眼前就出现大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毅然决然甩掉手里的镰刀，跳上一辆路过的大巴，绝尘而去，再不回头。我想象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电视开着，闪着微弱的光；门口走过的奶牛哞哞直叫，听起来那么悲伤，她们的乳房里胀满了奶水，挤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荒地村离吉林市32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6 到2011年，中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年头，远超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时间。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这里最大的公司叫做东福米业，始于2000年，村里的两个合伙人和邻居一样，种了短粒黏粳米。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中国人则用来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规的邻居们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做了很多试验，试种了不同的种子，种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机作物。到第三次收成的时候，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这种大荒地牌稻米。 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视察了荒地村和东福米业的总部。一张他在检视产品的巨幅照片挂在公司新开的温泉度假村入口。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稳定的客流量。城里人纷纷来此一日游，沿着红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温泉度假村的门票是120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周的收入。一开始，公司宣布，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大家购买大米，并雇他们来操作日本进口的抛光机和包装机，我的邻居们都很高兴。公司获益，相当于整个村子都获益了。过去七年来，和东福米业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农民数量翻了番。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并保证每家收成之后至少能付给他们15500元——这个数字是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两倍。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过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公寓楼工程的广告部用激光喷绘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上面有一条名为奉士河的潺潺流水，这个封建时代的名字跟集体所有的农牧社区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广告牌的边缘全是美丽的荷花和挺拔的柳树，上面的公寓楼有自来水和集中供暖系统。在这幅未来的美好画卷中，人们带着妻儿老小，或坐在长凳上，或漫步凉棚下。女人们穿着好看的连衣裙或短裙，男人和小孩穿着T恤和牛仔裤。他们的外貌与言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荒地人。至少不像现在的村民。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炕上太暖和了，热得我脱了好几件衣服。圆桌下塑料板条箱里拿出来的几瓶雪花啤酒一下肚，三舅的双颊也变得绯红。我有点怕跑到天寒地冻的门外去上茅房。三舅先去了。我注意到斗柜上有一本书：《农民学法用法300问》。里面收录了300个农民关心的法律问题，并做出了回答。比如，村委会能从私人拥有的农田上获利吗？——不能；村委会必须将账目公开给民众吗？——是的；打老婆和孩子是家务事，跟村里没关系，是吗？——不是；农民有权向国家政府请愿吗？——有。我觉得再读下去应该能遇到“冬天是不是气温变化很大”这样的问题。不过三舅回来了，说，“这书也没啥用，那些事儿我都知道。” 他打开电视，刚好7点，《新闻联播》开始了。我们肩并肩坐在炕上。一位主播正在详细介绍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各项措施。每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一提起钱的问题，三舅就会问我在美国汽油什么价。 “猪肉呢，猪肉多少钱？一瓶玉米油多少钱？”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细数了大蒜和小葱的价格，学校的学费，以及房租。真是啥都涨价了，这是三舅的结论。 “米价也涨了，”我说，“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种子也涨了，燃料也涨了，水也涨了，电也涨了。只有税降了，挺好笑的哈。” 2006年，中国政府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固定电话响了。三舅拿起听筒。我听到的话如下：　（电话铃）啊！啊？啊啊啊啊。啊。（挂电话）在东北，“啊”这个词能代表很多意思，你好，再见，知道了，我同意，再来点儿，麻烦你和这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三舅的注意力又回到《新闻联播》。他跟我说，有人要来和咱们一块儿喝酒。三舅说的这个亲戚的辈分我不太明白，他放慢了语速，就跟我在黑板上向中学生解释复杂句子似的。 “他是——我弟弟——的儿子。明白了？就是你——丈母娘——的儿子。你——媳妇儿——的妈——的儿子。清楚了吗？” “啊。” 对了，我来东北，并且在这么多村庄里选了荒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我承认，一开始并不是因为什么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才让我好奇的。最根本的原因要简单得多：一个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