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一对中国夫妻在住处被“警察”生拉硬拖地带走不说，还被掳走了约$52.5万，还被迫录视频！！ 示意图 吓人！一群彪形大汉冲进门……自称警察！就在这个月12日傍晚6点多，李夏义夫妇俩，正在隆市武吉泗岩末（Bukit Segambut）的公寓泳池享受阳光雨露，但没想到这个好气氛却被一群突然冲进门的彪形大汉给破坏了。这群人自称是警察，要对李夏义问话。 但是语言不通，无法沟通呀！怎么办？对方在李夏义的身上一顿乱搜之后，决定“没收”他的手机、背包和住处的钥匙。 天呐！掳走了$52.5万的宝贝还打骂、强迫录视频！这群人将这对李夏义和妻子带进房门，还把李夏义的2个华裔司机也带进家里做翻译。 警察打开了李夏义放在墙角的三个行李箱盘问他，这些钱是哪里来的？李夏义如实告知，一部分是储蓄，另一部分是从云顶赌场赢来的。 然后“警察”就在屋内又是一顿乱搜，嗯，没有发现违例品。怎么办？墙角处有三个大的行李箱，带走吧！！！ 天呐！看到这个情形，中国夫妇瞬间要昏倒了。因为这三个行李箱内存着价值$52.5万的现金、金饰、名表和名贵燕窝。 这还不算，这对中国夫妇还被这群人带上了警车，押回警局！没错！就是在警局，男子还遭受了一顿毒打，而女子被辱骂。 这还没完！遭遇非人的“待遇”后，这对李夏义夫妇还被迫拍摄视频，表示这些现金不是他们的，具体现金数目也不清楚。这视频录完了，人才被放了出来。 昏倒！涉事的是真警察！已获保释！ 惊魂未定的中国夫妻俩，一开始很害怕，不敢告诉人家这事，后来越想越不甘心，终于在朋友的协助下，在21号向当地警方报警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遇到了假警察，因为对方整个过程都没有出示警员证，只是展示了腰间的手枪。 但是！世事难料！经过吉隆坡警局证实后逮捕了涉案人员。这当中有4名警员和2名助理警监。目前这6名警察已经获得保释，但警方重案组目前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380条文（抢劫），及第384条文（勒索）进行深入调查。 荒唐！大马频现“黑警”抢劫事件真的，真的有点看不过去！这大马的警察也太过分了！好歹也是个政府部门，竟然公然做出打砸抢这种山贼才干得出来的勾当。最关键，这种事还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非常频繁！ 就在今年8月份，万事通就说过一件事儿。一个被停职的警察，伙同了几个哥们儿，就做起来山贼。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29岁的中国籍女子强行拖拉至附近停车场，然后公然抢劫。 去年5月份，万事通同样报道了大马5个黑警殴打抢劫一名50岁的女教师的事件。而且，当时女教师正要送一个生病的学生去医院。 而这些黑警却执意要女教师上交疏通费才可放行。无奈之下，当时女教师被迫交出了父亲做手术的钱和儿子交学费，一共月$3300。最后查明，涉事的5名警察都是在职警员。 真的有点看不过去！这大马的警察也太过分了！好歹也是个政府部门，竟然公然做出打砸抢这种山贼才干得出来的勾当，像话吗！！！

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从2月"封国"开始至今仍无法有效控制病毒蔓延，这也让不少赴美探亲的老人们无法如期返回。 一位滞留洛杉矶6个多月的W女士，于11月搭乘南方航空的航班从洛杉矶返回广州，除了一路上忍冻挨饿外；在隔离安排酒店入住时因无人帮助搬行李，导致摔伤膝盖；入住酒店后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打开造成“箱内污染”。 而为了给自己讨说法，W女士多次与酒店方、南方航空、广州当地卫生检疫部门联系。 W女士表示：记录下自己的感想，是为了反映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能促使防疫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规章，让防疫更亲民、更合理。 我们且听W女士为你讲述她自己的“抗疫故事”。 我的抗疫故事（一） 在全世界新冠病毒大流行、美国疫情大爆发的挚暗时刻，我终于带着渴望奔向光明与健康的想往，跳上飞机，逃离了美国。 祖国亿万民众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令世界刮目，也使我由衷地感动与自豪！置身疫情风暴中心的我，回归“风平浪静”、“柳暗花明”，真的是一种奢侈。 防疫为大，无论在飞跃太平洋的十几个小时中是怎样的不妥与不适，都全在理解范围之内，唯有这件事，我不能再缄默不言。 女儿把我送到了洛杉矶机场南航登机处，疫情期间中美航线受到了影响，但也依然挡不住来来往往的人群，航站楼里还是长龙摆尾、人满为患！好在公务舱排队人不多，我依常办理了登机手续，交运了两件行李，跟女儿一再嘱咐要小心再小心，道别后，独自走进了安检门。 一位美国的安检人员，把每一件手提行李都要打开翻个遍，过去尚且没有这样。疫情期间，那只检查的手到底沾了多少病毒？不得而知！机场根本没给备有酒精喷雾消毒剂和手免洗液，而这些液体消毒剂，乘坐飞机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我只能心里祈祷上帝，保佑没有病毒！ 可这种检查操作，上帝真能保佑没有病毒吗？ 飞机上，公务舱也没吃没喝没被子盖，饥寒交迫！盼啊盼，终于落地了广州白云机场。一系列繁杂的询问、填报、检测后，来到了行李领取处。 图: 南航洛杉矶飞广州航班上，所有空乘全副武装 （W女士供图） 图：W女士搭乘的南航商务舱内，因为疫情不提供毛毯、拖鞋等物品。（W女士供图） 图：飞机上提供的简单食品，W女士担心疫情全程没有进食。（W女士供图） 我的两件行李，外面本都套有箱套，捆有十字绑带，以保护箱体和便于搬运。 拿到行李后我却发现一个箱子的绑带不见了，箱套也给套反了，拉杆无法拉出来，当时行李员帮我把箱套套好，告诉我，有好多人的箱子都会开箱检查，检查人员会把外绑带和一张开箱告知单放在箱子里面，刚才就有一位先生打开箱子看到了绑带，叫我到酒店时打开看看有没有？ 我当时心里就一哆嗦，多脏啊！ 图：行李箱有一个被打开。（W女士供图） 图：被打开的行李箱。（W女士供图） 图：被打开的行李箱内，有一张海关的通知单，还有捆绑行李的绑带。（W女士供图） 我明白托运行李开箱检查是合规的，所以行李从来都不加锁，外绑带是专门叫家人从广州买好寄到美国的，寄费比买绑带的钱还贵好多倍！为的就是方便检查方便搬运。开箱检查我从来不反对，但应该把包装恢复原状吧！这是工作的基本职责所在。现在外绑带没有了，几十斤重的箱子要抱着搬上车搬下车。 疫情期间，人人都是没人接没人帮的，又一整天没吃喝，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搬抱几十斤重的箱子，根本不在能力范围之内！ 在把箱子抱上大巴的时候，终于体力不支摔倒了，膝盖受伤，是同车的一位男士帮我搬上的大巴车行李舱。跌跌撞撞的到了酒店，我膝盖受伤红肿疼痛，更是无法把行李箱抱上高高的台阶，我招手喊话一位穿防护服的男士帮忙，被狠狠地摆手拒绝！ 又是一位同车的小伙子帮我把箱子抱上了台阶。人在无助的时候有人出手相助，都会由衷地感动，记忆一生！谢谢这些主动帮助我的好人！ 那些所谓的“防疫”大佬们与之相比，相形见矮、相形见劣！ 图：酒店台阶过高，因无人协助，W女士在搬运行李时摔伤。（W女士供图） 到了房间，我第一时间打开了箱子，绑带果然在箱子里放着，还连同沾着的头发和脏东西，跟我箱内的食品和保健药品放在一起，旁边还有一张英文的开箱告知单。（注解一下，箱内放的靴子是新买的，干净没穿过，带包装）。 全世界都明白，机场是人员高度密集、行李集中堆积的地方，是防疫抗疫的重地！怎么还能允许这种往箱内污染的做法？岂有此理！ 而且开箱污染还带有普遍性，并不是少数个别人，我们同机取行李的人，就有好几个在吵吵，但没有一个有我这种箱内被污染了的想法。 说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防疫漏洞。 这几天国内新闻接连报道有几地出现了本土病例，源头都是通外口岸的冷链食品外包装染有病毒造成，被感染的人都计为本土病例。那么，我在登机前和落地后，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无发烧无症状，说明我是未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健康人。 但假如我没有重视绑带被污染的问题，没有防范意识，打开被污染的箱子后再被感染，或者回到家打开箱子，继而感染了家人和接触者，我是不是就被归类为“境外输入病例”？而家人就是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如果我在隔离后被感染，则会被解释为“病毒变异，14天后再发病”，有没有这种可能？想起来真可怕！ 鉴于这种情况，我就必须要求对我的绑带进行核酸检测，既开启了我烧脑又磨牙的诉求之路。 我的抗疫故事（二） 我在入住酒店的前台被防疫医护询问时，就讲述了行李发生的事，还没说完，医护就说“这跟我们没关系。” 我说“当然有关系，除了我的膝盖受伤外，还牵扯到防疫的大事！” 我还跟大堂副理提出过要求，那个副理居然说“你可以要求住到别的酒店去！” 我当即回话“你敢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你必须叫防疫部门的人接我去其它的酒店。” 看看她们不以为然的态度，我体会到了如今老百姓完成诉求有多难？ 继而我坚持要跟酒店总经理对话，下面是我和那位“副理”的对话： “我们总经理很忙。” “总经理有多忙？有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忙吗？” “你要跟他说什么？” “跟总经理要说的只有一句话牵扯到你，就是你叫我去住别的酒店，其它与你无关。” “我只能联系看看他有没有空。” “如果你不给联系，我会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他，到时候你的责任就大了。” 这句话把她噎住了。不久她就回话给我“总经理有空会打电话给你”。这是第一回合。 酒店的总经理来电话了，他首先跟我道了歉，然后跟我说了一些做隔离酒店里里外外的难处，我说无论你们有再多的困难和委屈，都与客人无关，与酒店的服务宗旨更无关，我们聊了很久。从跟他谈话当中，我读出了另一层意思，我的诉求必须要直接找防疫部门。 我当然最先找南航，要求帮我联系物品检测，追究洛杉矶南航的工作错误。行李部他们认为，开箱检查是正常的程序，尽管我一再的说明我不是追究开箱检查，而是防疫的大问题，当然这与他们开箱造成的污染有关，她们还是听不明白，先后有六位不同姓氏的小姐们，走马灯似的给我来电话解释问题，我是不能把问题讲清楚的人吗？ 我还着重讲了这样处理行李的严重性，难道他们真的能付得起责任吗？ 图：W女士给防疫部门领导发的长文。（W女士提供） 随后我给有关防疫部门打电话。一开始专管办的一位男士接的电话，下面是我俩的对话： “你的物品检测做不了，因为没有先例。” “天宫一号和天问一号都没有先例，为什么都上天啦？” “入境人员物品检测费用没有政策，要一千多块钱，不能浪费国家资产。” “是钱重要还是防疫重要？” “当然防疫重要。” “看来你还明白。” “这个事情没什么说的，办不了。” “跟你没的说就没的说了吗？你以为我就没办法了吗？” “& # @ % ～~ ……” 可能是这位男士说话的声音大了，在他旁边的专管办主任就主动把电话接了过来。主任在听完我的讲述和诉求后说：“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是个大问题，我马上向区里汇报。”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办事、能办事的干部。 后来了解我才明白，这位在政府工作的主任，他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能体恤民情、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是个能信得过的人。 经过了解，做物品核酸检测的费用是69.98元，根本不是那个人说的一千多块，但由于隔离人员的物品检测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先例，主任跟我说这个钱要自费，也不多，不行他就给我拿，他还真是个当干部的好人才，一句话就把我给解了，他知道我不可能叫他拿钱。 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个理，是防疫的大事。于是，我就写了一份原因说明和检测申请。 防疫部门在酒店开了专题会，领导们看了我写的文字请求，终于破先例的同意为我做物品的核酸检测，区长说：“特事特办，马上联系有关检测部门。” 图：W女士的行李几经周折，终于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W女士供图） 图：检测结果为阴性。（W女士供图） 第二天就过来采样，当天下午就出了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在接到通知电话时，我说了一句：“这真是个好消息，捷报！” 拿到报告之时，我才感到自己真正的安全了。 这场“攻山头”之战的胜利，除了我执着的坚持，还有贵人的相助，缺一不可！就看你能不能碰到贵人，难啊！我是幸运的。 当我把特批给我物品检测的结果告诉了南航之后，他们的一个领导出面了，表示愿意给我出检测费用，还对我的箱体损坏和物品污染给予一定的赔偿，说他们已把我提的这个反映告知了洛杉矶南航的站长，至此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我经历的故事，不好玩也不好听，说出来也是为了提醒所有的入境同胞严加注意。为什么登机前都是阴性，国内却每天都有输入病例？ 还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源头在哪里？建议只要托运的行李被打开被污染，都必须要求做病毒检测，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以捍卫全国人民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我也希望我反映的这个防疫大漏洞，可以转发给更多的人看，不仅仅引起所有入境人员的警惕，还能促使防疫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才是大格局所需要的。 进入无忧资讯《加拿大新冠疫情地图｜确诊病例｜防护方法｜加国无忧愿所有人平安》专题，查看更多文章 »

Janet Yu为了照顾的90岁受伤的母亲，今年6月从美国德州赶到多伦多，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身为注册会计师的她帮忙审查母亲退休账户时发现，退休账户里的数万资金不翼而飞。经过调查发现是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子公司Royal Mutual Funds Inc. (RMFI)的理财顾问擅自挪用账户内资金，导致损失12万元。RMFI接到投诉后已经对此作出弥补和赔偿。 图源：globalnews 据globalnews报道，Janet Yu的母亲今年稍早时候脊椎受伤，她赶到多伦多照顾，去前往医院和康复中心照顾时，她与母亲坐下来一起审查她的退休帐户。当Janet Yu和母亲查看9月份的投资结余时，她的母亲觉得这比她记忆中的数字要低得多，母亲以为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的股市动荡造成的。 Janet Yu是注册会计师，她查看母亲的投资几乎全部是现金和固定收益，与市场波动关系不大。 Janet Yu的母亲是来自韩国的移民，她是皇家银行40多年的老客户。她累计工作25年、每周工作6天辛辛苦苦积攒的退休储蓄大部分都存放在RMFI出售的低风险皇家银行共同基金中，由理财顾问Jeong（Abraham）Shin打理，她母亲非常信任理财顾问。 Janet Yu和理财顾问联络后，Shin承认从其母的一个账户中窃取了6万元，他提到自己陷入财务困境，并称会偿还该笔钱，他跪在母女面前道歉同时祈求宽恕。 根据RMFI的内部调查，证实曾有欺诈性和未经授权的资金转移，导致客户超过12万元的损失。RMFI向Janet Yu的母亲赔偿了财务顾问从账户中偷走的6万元，也赔偿了超过7,000元的投资增长损失。基金交易商还提供了超过5.2万元的额外补偿。 身为专业人士，Janet Yu想知道，为何RMFI没有发现可疑的账户交易问题。她母亲的遭遇凸显了大型金融机构保护脆弱老年人免遭欺诈的能力有重大缺陷，也显示受害者若要投诉或寻求赔偿是多么的困难。 Janet Yu和Donna Koh姐妹 Janet Yu的姐姐Donna Koh说：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整个事件的调查和举证责任完全落在我们的肩上，这为我们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如果Janet Yu不是一名注册会计师，普通人怎么能够进行彻底的财务审查。尤其是那些无人帮助的老人该如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Janet Yu在调查过程发现理财顾问未经授权从母亲的非常保守型投资组合中移走了价值约33万元的投资转投基金。两项交易均发生在今年3月23日，那是今年迄今为止北美主要股指最糟糕的一天。她认为理财顾问转换交易就是为了掩盖盗窃案。这个未授权交易导致其母亲的账户出现了超过5万元的损失。 Janet Yu就此向警方报案，但她的母亲最终决定不追究理财顾问的刑事责任。  

近日，加拿大政府宣布了未来三年的接受移民计划，令人大吃一惊... 根据这份新的移民水平计划显示，加拿大将在未来三年(2021-2023)共计接收超过120万名新移民，其中每个年度的目标人数均超过40万。 未来三年每年接收移民占全国人口1%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移民目标是什么概念。这么来说吧，每年40万的新移民人口，已经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在加拿大历史上，只有1913年接收的新移民人数超过40万，超过当时人口比例的5%。 2019年，加拿大接收了34万名新移民，超过了当年接收移民的目标水平(33万)。2020年的目标也是34万名新移民，但显然是没法达到了。 加拿大政府表示，将在未来三年提高移民水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将每年增加1万人，以弥补2020年大流行导致的移民数量下降。 具体计划为： 2021年：目标401,000名移民，最低300,000，最高410,000; 2022年：目标411,000名移民，最低320,000，最高420,000; 2023年：目标421,000名移民，最低330,000，最高430,000。 值得一提的是，在计划目标人数中，经济移民类别约占60%，家庭团聚移民类别约占25%，难民和人道移民类别约占15%左右。 新移民有助于解决劳工短缺及楼市问题 在疫情慢慢稳定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恢复经济，而这则需要大量的劳工，对于加拿大来说，这可能是个痛点，而新移民的到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 移民部长MarcoMendicino表示：“移民对加拿大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的计划将有助于解决我们一些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增加我们的人口，以保持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新移民的到来，可能也会给房地产行业带来一定的机遇，因为大多数新移民在加工作几年后，都会考虑房子问题。持续和庞大的移民水平，有利加拿大的经济和地产市场维持长期稳健的状况。 如果哪些小伙伴目前有移民留学想法的，不妨可以找专业人士详细咨询一下，毕竟近期关于移民留学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下面小编就给大家推荐2个比较不错的移民机构，有需要可以联系咨询，它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对一规划答疑哦~ 柏迪高移民 柏迪高移民成立于多伦多，公司团队由加拿大移民顾问监控委员会（ICCRC）注册认证的移民顾问及加拿大律师协会会员等组成。秉承以真诚与专业的服务为客户提供最实在而高度可行的移民方案，细心以及谨慎的分析和策划定制合适的个人移民计划。团队拥有多年文案策划和实践经验，为客户综合其中的优点和弱点，从而提高申请的通过率。团队专注为在中国和南美洲的客户规划投资移民,企业家移民，留学移民,配偶担保,父母担保以及各项的大小签证申请。 更多详情，可点击链接查看：http://info.yorkbbs.ca/item/337220 VPEA留学移民 VPEA留学移民专注于加拿大高中、大学、研究生留学移民服务18年。是一个真正懂加拿大大学申请的品牌。它始终于公立教育局以及知名大学联合打造纯粹的加拿大政府公立项目，目前已与70多个公立教育局、126所知名大学以及300余所教育机构展开了深入合作，并赢得了合作教育局及校方的认可和赞许。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从业至今，签证及移民申请100%成功，已顺利帮助超过20000名留学生顺利留学移民加拿大。 更多详情，可点击链接查看：http://info.yorkbbs.ca/item/257372

我和朋友高欣约在市中心一家每天都要大排长龙的网红店，这里以法国大厨全手工制作的甜点而出名。 “两年前，这里刚开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好出世。父亲知道我喜欢法式糕点，特地排长队去买了来，送到我家里，”她叹了一口气，“谁能预料到呢，两年之后的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联系了。” 01 高欣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香港人，她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一个中产阶级社区。 和其他移民不同的是，她的父亲刻意不让她接触任何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也不怎么带她去吃中餐。 他要求全家人，包括她的哥哥高阳和姐姐高露都在她面前说英文，生怕她的英文有口音。他也从来不教她认识汉字。 高中，学校里要大家选一门外语，她告诉父亲想要学中文，因为她有好几次在路上遇到迷路的中国游客，对方把她当成同乡，叽里咕噜说上一大通，她却不能帮到别人什么。父亲听到之后，如临大敌，立刻打电话给负责选课的老师，给她选了法语课。 “上层阶级都会说法语”。他这么教育她，他小时候穷惯了，靠着一股闯劲和拼劲，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却也没办法再向上攀爬。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他最引以为豪的小女儿。 她记得自己有隐约的不开心，但是她从小就不是有主见的人。父亲对她的关心无微不至。她的小裙子小皮鞋都是最新潮的。他给她买卡通书、乐高玩具，去哪里都会带着她，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他就让她坐在自己腿上，给她点奶油蛋糕吃。 他是数学博士，计算机硕士，大学教授。他有时候去开学术会议，一连离开好多天，回来的时候，他脱下皱巴巴的西装，朝她蹲下身去，她努力张开手，搂着父亲的脖子，父亲把她抱起来，带进自己的书房。 书房里有许多和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有关的书，还有更多和宗教与神学有关的书。他缓慢地给她读《圣经》，让她做神的儿女。 她非常崇拜父亲，但是哥哥姐姐和父亲的关系却非常不好。比她大近十岁的哥哥姐姐似乎总是想要把她笼络到自己这一方，他们会给她巧克力，让她去打听父亲的行踪。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姐姐会去夜店泡吧，哥哥则会带着另外一名男生来家里玩，他们在房间里打游戏。等到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他们似乎不再对父亲有所隐瞒，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开始没日没夜地争吵。 有一阵子，高阳和父亲经常在书房里吵到天翻地覆，嗓门一个比一个更大，时不时还有东西被摔碎的巨响。彼时，高阳已经成了大学辩论队的主力队员，他知道如何用一个词就让父亲暴跳如雷。 而她则蜷缩在自己房间的角落，关着灯，紧紧抱着玩具熊，希望一切快点过去。母亲蹑手蹑脚地去厨房，做一个鸡蛋卷送到她房间里，让她吃下去。也有时候，连母亲都忙着和父亲争吵，她饿着肚子呆在房间里，尖锐的叫骂声让她头痛欲裂。 02 她从记事开始，就被父亲要求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那是一周里面最隆重的时刻。他会花许多时间，把头发梳得服服帖帖，把胡茬刮干净，用上须后水或者古龙水。然后穿上一件白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再穿一条笔挺的米色或者灰色裤子，脚上则是一尘不染的麂皮鞋。 他也会给她打扮，通常是黑色或者白色的连衣裙，一定要有袖子，领口不能开大，裙摆要过膝。他还会给她穿上圆头的漆皮鞋。 她会在牧师的引导下读圣经，小组讨论时，父亲小声提醒她要说什么。父亲带她去的教会非常严格，需要会员定期做“奉献”——可以是捐钱，可以是做义工，还需要会员定期在自己家里组织分享会。她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哥哥和姐姐对去教会非常反感。母亲原本会跟着他们一起去，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母亲和父亲之前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渐渐也不再陪伴父亲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家人越反对，父亲去教会便去得越勤快。连平时约吃饭或者约打高尔夫球，也都是和教会的人在一起。因为教会对“奉献”的要求甚为严苛，所以在这个教会的人，以生活优渥的白人居多。父亲说到自己是他们这些白人中为数不多的几名少数族裔时，总会有种沾沾自喜的感觉。 彼时的高欣还不能理解父亲对与白人交朋友的执念，她是二十年后，在和父亲的一次争吵中，才听说了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上海来到美国的时候受到的歧视。 他英语的口音很重，又很老土，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的他，连去超市买吃的都手足无措，更别提有好多同学都会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而他连普普通通的计算器都没有见过。 他不会在电梯间里按按钮，不会打开天然气做饭，不会买票坐地铁，不会开车。他除了数学很好以外，其他的一窍不通，生存能力连小学生都比不上。 他是系里面唯一一个中国人，也是许多人平生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 彼时，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又落后又闭塞的神秘国度，他们问他开不开车，问他喝没有喝过可乐，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更有甚者，看到他走过来，就把手放在眼睛上做出单眼皮的样子，然后叫他“Ching Chong”（辱华词汇）。 当他按照学校礼堂里贴的教会海报去参加礼拜的时候，他在那里接受到了大洋彼岸的第一份善意，也第一次吃了顿饱饭——按照惯例，每次礼拜之后，都会有一户人家做东，请教会的朋友去家里饱餐一顿，顺便分享读经心得。他原本是为了吃饱饭才去教会的活动，但去的时间长了，变成了非常虔诚的信徒。 后来，父亲又和教会里的几个人一起，积极参与为共和党选举拉票的活动。那是2008年，奥巴马的民望直线上升，教会里的白人异常愤怒。他们无法容忍这个国家由一个被他们视为“低等民族”的异己来统治。曾几何时，那些人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这个国家，现在，奴隶变成总统？她现在还记得那群人在提到这件事时，嘴巴里发出“啧啧”的叹息声。 “黑人喜欢吸毒”、“黑人有暴力倾向”——他们这么说，连带着跟在一旁的她也有了一点点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贵。当她长大之后，她为自己当初站不住脚的优越感羞愧了很久。 父亲和这群朋友，他们开上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车，去阿拉巴马州，去奥克拉荷马洲，去肯萨斯州。到了活动现场，她站在人群里，因为个子矮所以只能看到前面的人的后脑勺，他们有时候喊口号，她看到父亲充满期待的表情，也会跟着喊一下。而父亲则喊得两眼发光，脸颊通红，喉结一上一下起伏着。 “我是这里唯一的华人。”父亲骄傲地说。他夸张地挥舞着手臂，周围都是代表共和党的蓝色旗帜和装饰物。 03 在她十四岁的时候，高阳第一次带着同性伴侣回家来，他炫耀性地在父亲面前牵着爱人的手。两位同样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亲昵地靠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说话，而父亲则气得浑身发抖。 向来文质彬彬的父亲骂出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脏话，而高阳则咄咄逼人地回敬过去。高阳更善言辞，逻辑更缜密，把父亲噎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听到一半，就被父亲赶到房间里去看电视，父亲让她把房门锁起来。 从那天开始，父亲就很少谈论起高阳。有一次，父亲郑重地把她叫到房间里，提起他的祖父曾经传给他一件古董玉器，是清朝宫廷之物，是他们家族传家宝，按道理要传给高阳，但是现在准备传给她的长子。她不知道什么叫清朝，所以就说了声“好”。 “你要替我们这个家族争气。”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她按照父亲的要求，去了天主教大学圣母大学读英美文学专业。她大三那年，父亲说自己和母亲感情淡漠，志不同道不合，想要离婚之后娶在教会中认识的一名女性。 和生活条件不好，所有的事情都靠努力争取得来的父亲不同，母亲出生在香港一个家境优渥的商贾之家，是一名温柔又优雅的女性。 她温柔到对谁都舍不得说一句重话，父亲提任何要求，她都点头说好。她不喜欢教会，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为了父亲高兴，轮到他们家组织教会活动的时候，她亲手做好多种不同口味的杯子蛋糕，再按照桌布的颜色，搭配烛台和餐盘。 在高欣的印象中，母亲是那个在餐桌下面把双手拧来拧去的女人，她用恭敬又崇拜的眼光看着父亲，如果父亲觉得菜很好吃，她脸上的疲惫就一扫而空，全是满足。 “我受够了。”快五十岁的母亲非常平静地对她说。早就离家自己居住的高阳和高露回来支持母亲。母亲尖锐地说父亲信奉白人的精英主义那一套，自以为自己已经混入了白人的上流社会圈子，却没想到自己一辈子都会是单眼皮黄皮肤，永远也融入不了。父亲的脸涨的通红。 再后来，父亲连夜开车送她回学校，他对高欣说：“只有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有了你，我才觉得我自己没有愧对高家的列祖列宗。” 04 母亲离开父亲之后，哥哥和姐姐每周都会去和母亲见面。父亲并不喜欢中餐，所以常常命令母亲在家里做西餐。离婚后，母亲终于开始做她喜欢又擅长的粤菜。高欣每每在网上看到母亲和哥哥姐姐围坐在桌子边，桌子上放着清蒸鱼，菠萝古老肉，咸蛋蒸肉饼，梅干菜烧肉等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每个人面前还有一个小汤盅，里面冒着袅袅婷婷的热气。 高欣觉得，与其去教会，她更想过这样的生活。 这么多年来，她按照父亲的要求，一路念的学校都是中产阶级白人子女会念的私立学校，参加课外活动也都是参加的在白人中更流行的滑雪和网球。她皮肤晒成小麦色，典型的美国大妞那样的肌肉型身材，谈的男朋友也都是白人。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知道自己的基因和血缘来自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度，她有时候遇到中国人，对方和她说中文，她会因为自己听不懂而羞愧——仿佛自己辜负了那一点基因和血缘。 哥哥姐姐因为早早就被父亲当做“不孝子”放弃了，他们都从中学开始修读中国文化课程，可以流利地说中文。她很羡慕哥哥姐姐的自由和洒脱，也不禁开始质疑父亲一直以来给她灌输的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的，同性恋是不是有罪的，黑人是不是就低人一等。 “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形成你自己的价值观，”母亲宠溺地抚摸她的头发，“怕你爸爸责怪你吗？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你过得好吗？”她问。 母亲装作无奈地看了下坐在她两旁的哥哥和姐姐，“挺好的，你也看到了，要是没有这两个人天天来我家里讨饭吃，我会过得更好。” 05 大四那一年，她参加了学校里的语言交换小组，她教中国留学生英文，对方教她中文。中文非常难学，她天天熬夜到凌晨，在网上买了供小孩子学说话的识字卡片，贴在对应的东西上。 留学生带她去一个都是华人老人的疗养院里做义工。有一个儿子发了大财之后就不再回家的老人很喜欢和高欣说话。老人说，前几年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会坐公交车，去奥斯汀北面的中国城里表演，唱旧上海的那些曲子。 说着说着，老人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来，眉眼之间顾盼生辉，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高欣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住在上海的祖母去世前，都是靠写信和父亲联系，她想起那些泛黄信纸上的娟娟小字，在灯下奋笔疾书的祖母的样貌和面前这位唱着小曲的上海老人的容貌重叠开来。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根在大洋彼岸，而她拼命想要抛弃自己生活的起源，所以才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 她后来开始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也去给不同的组织做义工，她去给穷人派发免费食品的食物银行做食物分类，她的同事里，有黑人，有墨西哥裔，还有战争时期从越南偷渡过来的难民之后——无一不是父亲嘴里“不上台面”的“下等公民”。 其中，在一家牛扒店做服务生的黑人女孩苏菲成了她最好的朋友，苏菲活泼又勇敢，节日时，她用自己那双神奇的手，把超市捐给食物银行的快过期的食品做成色香味俱全的大餐，让来“蹭饭”的人都大快朵颐。 她还会给队伍里的小孩子讲笑话，给他们讲大学里的趣闻，鼓励他们好好努力，考上大学。她甚至还花了很长时间，替一名因为遭遇车祸，付不起医疗费而不得不卖了房子住在车里的移民找免费的律师，替他讨回公道。 高欣接触到苏菲之后，彻底意识到你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你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给自己人生做出的选择才会。 06 大学毕业之后，父亲给她安排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工作，是教会朋友介绍的，待遇不错，工作也轻松，如果有心要发展，可以去读法学博士，然后考律师执照。 父亲还让她在奥斯汀本地买房子，并愿意替她付房子的首付。 “二十万美金以下，随便你选。等你买了房子，结了婚，我就从大学退休，”他说完，又顿了一下，继续说“你最好快点结婚，我不想再教书了。” “为什么？” “这几年，学校规定要多招一些少数族裔，或者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结果招进来不少黑人和墨西哥人，”他啧啧嘴，“这些人的脑子又不怎么灵光。” 她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 “退休之后，我要去做牧师，传教。”他自顾自地说下去。接着又开始抱怨物业公司派来修建草坪的工人从一名白人女性换成了一名黑人男性。 她望着父亲，一年不见，父亲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他说的每一个字她都能听懂，但是她就是不明白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到底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她意识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无法逾越。 她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并申请了东亚文化研究和教育学的双学位，准备毕业之后，在高中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 父亲还没来得及冲她发火，家里又出了一桩事：姐姐高露被查出患有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用。母亲和哥哥都拿不出这么多钱，便托她向父亲要。 “你不用给我付房子的首期了，我将来自己付，你把这些钱给高露治病吧。”她哀切地哀求着父亲。 “你忘记当初她是怎么骂我？”父亲问。 “但是高露怎么样也是你的女儿吧？而且这笔钱你本来也是留给我买房子的，我现在不要买房子了，求求你去救救她的命吧！”她一边求一边哭，但父亲脸上的表情却看不出来什么变化，更别提有一丝丝的哀恸了。她哭着哭着就停了下来，四处环顾，父亲的新任妻子轻手轻脚地走回房间里。 “我这笔钱与其说是给你的，不如说是给我的儿子。他出生之后，是代表着我们高家的列祖列宗的，既然你哥哥不学好，那我只能把高家的希望寄存在你儿子身上了。”父亲说。 她还要再争执什么，但嘴唇翕动了一下，发不出声音，她只能低下头。在父亲的逻辑里，高露得病，是上帝要让她为自己的罪负责。 07 高露的病并没有一开始确诊地那么严重，哥哥和母亲两个人四处凑了一点钱，又和医院达成了分期付款的协议，最后算是妥善度过了难关。 奥巴马将同性恋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之后，高阳和他的伴侣注册登记了。 她从小被父亲灌输说同性婚姻是有罪的。但是高阳和他的伴侣手拉手站在那里，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快乐，那么满足。她看着他们被阳光模糊了的剪影，眼泪不知不觉就留了下来。 婚礼前，她瞒着高阳发短信给父亲，希望父亲至少能够来参加一下，或者，写一张卡片也好。但是父亲没有来。 好几年后，她在做义工的过程中，认识了和自己三观相符合的男子，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继而有了爱情的结晶。她不想和父亲的关系太僵，会让父亲定期见见孙辈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我的哥哥姐姐伤害得太深，他似乎对我的叛变，并不怎么生气，也可能是因为我的丈夫是个白人，他最喜欢的那种人。”高欣苦涩地笑笑。 “为什么他明明自己经历过歧视，却可以坦然地歧视着在他看来，比黄种人更低等的人？”高欣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问我。 我就这个问题采访过高阳和他们的母亲。 高阳说得非常直接：“他就是那种会过河拆桥的人，如果有一扇门，他是那种会在通过了门之后，再把门在背后关上的那种人。他自己就是移民，顺利拿到了美国国籍，又一直享受着美国的福利。但是他支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墙，还希望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赶出去。” 他们的母亲则提起了自己的那段失败的婚姻——“那个年代，华人还很少，大家的交际圈也很窄，我是单身了很多年之后，有人介绍他给我认识。我们没怎么热恋过就草草结了婚。结了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援引《圣经》里面的教义，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大概是结婚十多年，高欣上小学那会儿，因为高阳的性取向，家里天天都在争吵，每个人都在尖叫和哭泣。他们的母亲突然发现自己不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了，这样沉闷的，了无生气的，在外人眼里丝毫不出错的生活，她也受够了丈夫无休止的种族歧视。 我后来和高欣在深夜通电话，她仍然会回忆和父亲相处中那些美好的画面，比如父亲替她剔去炸鱼中的刺，比如父亲熬夜守着发烧的她，一次又一次给她换着头上的毛巾。 但是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有了孩子之后，她发现自己可以忍受生活里的种种歧视、偏见和不完美，但她希望给她的孩子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