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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床吃什么早餐最健康?99%的人不知道

      (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今天你的早餐吃了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对早餐的饮食不重视,却不知道,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导致胃炎、胆结石、肥胖甚至是三高!德国埃朗根大学研究表明,不注重吃早餐的人寿命甚至平均缩短2.5岁。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还证实,这种做法会使患心脏病危险增加27%。很多人说早餐不要过于油腻,不可吃油条一类的东西,其实一顿好的早餐,并不是一顿禁欲餐,但吃一顿好的早餐,确实能降低上述几种风险。1、早餐前应先喝水。 人经过一夜睡眠,消耗了大量的水分和营养,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态。如果只进食常规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缺水。因此,早上起来不要急于吃早餐,而应立即饮500~800毫升凉开水,既可补充一夜流失后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道,但不要在吃早餐前喝较多的水。2、起床后20分钟后再吃早餐。 一旦吃早餐太早,势必会干扰胃肠的休息,使消化系统长期处于疲劳应战的状态,扰乱肠胃的蠕动节奏。所以在起床后20至30分钟再吃早餐最合适,这时人的食欲最旺盛。另外,早餐与中餐最好间隔4至5小时。如果早餐过早,那么数量应该相应增加或者将午餐相应提前。3、好的早餐要有三类食物。 淀粉类主食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品。营养学会推荐,合理的早餐中,碳水化合物供能要占一天总能量的60%左右,蛋白质供能占10%至14%,脂肪供能占25%至30%。淀粉类主食如馒头、面包、粥、包子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鸡蛋、牛奶、豆浆、豆制品、熟肉等;水果或蔬菜。最理想的是再加1勺坚果仁。4、早餐以五壳根茎类为主食。五壳根茎类(五壳类包括粥,粉,面,饭,面包,饼干。)不但含丰富的糖类,还可以快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基础能量,就像汽车必须要有汽油才能行走一般。一顿营养的早餐,可以选择稀饭、馒头、萝卜糕、吐司、燕麦、全壳类脆片,作为主食,或是挑选较粗糙的五壳根茎类,像是全麦面包、杂粮粥等。5、早餐时补充水果。 早餐如果能够补充水果,品质会更好!水果为维生素A、C丰富的来源,并含维生素B群、纤维质、与矿物质,不但具有刺激食欲的作用,同时可促进肠道蠕动以及维持体内酸堿平衡,吃水果不但能养颜美容,而且让我们一早看起来容光焕发、美丽又动人喔!可以选择吃清粥配青菜,或是来个生菜沙拉,火腿三明治中搭配小黄瓜。而在早餐后吃一个苹果、橙子或半根香蕉会更好唷!  
    time 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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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医生年均收入近34万 外科医生最高

    据一项新统计报告,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加拿大所有医生的总收入达250亿元,平均每位医生年收入为33万9000元,外科医生收入水平最高。 据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CIHI)23日公布的年度报告,称全国医生的年收入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了3.7%,医生人数也比2014年时增加了2.9%,共计8万2198名。据统计,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医生的人数增长迅速,平均每10万名加拿大人中就有228位医生。 同时,各省医生的收入水平和比例也有所不同。Nova Scotia省的医生收入最低,平均约为25万8000元,但该省10万名加拿大人中的医生比例为261人,比例最高;而Alberta省的医生收入最高,平均年收入达到36万6000元。 这份报告也首次公布了不同领域医生的收入状况,例如全国家庭医生的平均收入在27万1000元左右,医学专科医生年收入平均为33万8000元,外科医生收入水平最高,达到44万6000元。 报告还统计出,全国的医生中,有四成为女性,这个比例比2011年时的37%有所上升。其中家庭医生中的女性医生比例最高,占了45%。 该研究所还表示,根据加拿大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数量,医生的人数仍将继续增长。而现在在任的医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在加拿大境外接受教育和培训,但这个比例比70年代时有所降低。
    time 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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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裔医生抗议削医疗开支:贡献一生没有尊严

      多伦多市士嘉堡-红河选区将於9月1日举行省议员的补选,而该选区一直是自由党的地盘。在安省医生因集体合约谈判问题与省府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安省医生关注"组织昨日召集二十多位医生到投票点外抗议示威,称再选自由党就是拖长轮候时间。   士嘉堡全科医院的心脏科医师陈浩明称,从3年前他初进这家医院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一种风雨飘摇悲情气氛,因为院方为了大幅度节省开支,在不断地裁减全职注册护士的人数,代之以兼职注册护士。   "与全职护士相比,兼职护士的技能、素质和经验方面都有所欠缺,这导致了病人不能获得最好的看护,是对病人安全的威胁。但与前者相比,後者的薪酬要低很多,为了削支,院方也顾不得保持医院的医疗水准。"   而留在医院的全职护士,也是人心惶惶,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叫进人事部,听到那句她们最不想听见的话。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怎麽能指望护士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最後吃亏的肯定是病人。而我们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把这个担忧反映给了当地选区的省议员,但这个选区从1999年建立之後,一直是自由党来把持,选出来的省议员从来不把我们的声音当一回事。"   陈医生表示,由於加拿大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许多需要动常规手术的老年病患,排期等候的时间愈来愈长。   "盆骨手术要等2年,膝盖骨替换手术要等2年,此前还要等1年才看得上专科医生。安省目前每年只能够做2000个白内障手术,轮候者超出这个数目,只有等第二年。还有,就连等一个磁力共振造影检查,也要半年。如果是重病的患者,可能还没排到检查,就已经病情恶化了。"   此次示威行动的组织者吉尔医生(Dr. Kulvinder Gill)表示,省府计划削减的预算高达10亿元,这将导致许多家庭医生被逼关闭诊所,提早退休,然後会有近百万病人没有家庭医生,只好去医院的急症室排长队。   "就在昨天,因为病房严重不足,有多达20位病人被安置到急症室外的走廊中。这些老人穷尽一生来为医疗系统做贡献,现在却这样没有尊严和尊敬地躺在担架床上而不是病床上。"   她还指出,全安省目前设施最陈旧的手术室,就是在士嘉堡全科医院。不但是士嘉堡医院,连中区的新宁医院和圣米高医院等多家医院,都在关闭手术室。数以万计的手术被迫再推迟。
    time 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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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癌症患者赴美“当小白鼠”的背后

    三年前,骨科医生李明磊感到左胸疼痛越来越重,他决定去做一次CT检查。在发现肺部有一个4公分左右的结节以后,他给自己确诊了——癌。就在上周末,李明磊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跑完了5公里,而两年前,他是被妻子用轮椅推下飞机的。在被诊断为肺癌IV期以后,北京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也许只剩下半年时间了。   如今,李明磊定期来哈佛大学附属的麻省总医院治疗癌症。他病情的好转也许并不能被称为医学奇迹,而只是赴美国治疗癌症的众多患者中普通的一个案例。当然,他也是足够幸运的——EGFR19基因突变,让他进入了第三代靶向药的临床试验,在试验开始的两周以后,转机就出现了。位于北京的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盛诺一家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赴美就医的患者约有3000人,其中70%为肿瘤患者。在现有药物有效的情况下,参加临床试验并非病人的首选。然而,一旦患者对抗肿瘤药物产生抗药性,美国的新药临床试验很可能成为他们的最后一搏。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所医院里,医护人员正在分析癌症患者的病灶扫描影像。 在美国著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天有数百项临床试验在同时进行,超过90%的肿瘤患者会主动向医生询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如今,这里也不乏从中国转诊来求治的晚期肿瘤患者。67%的治疗方案被改变38岁的李明磊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就诊时,这里的医生告诉他,他属于“肺癌IV期,只能保守治疗,没有机会手术”。他知道,医生给出的分期,意味着他患的是有远处转移的晚期肺癌。这让他陷入了绝望。在接下来两个疗程的化疗中,李明磊的身体被化疗药物攻击得虚弱不堪,最终他已经无法自行翻身。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指出,肺癌是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癌症死亡人数的19.4%。由于控烟不力等原因,肺癌也是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的首要原因。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肺癌患者数量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上肺癌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肺癌在中国的5年存活率为16.1%,与美国的17%十分接近,但就癌症治疗的总体水平而言,中国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而死亡率却高于世界水平。数据显示,美国癌症患者5年存活率在60%至70%,而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存活率仅在30%左右。活检和基因检测为李明磊找到了患癌的精确病因——EGFR19基因突变。他说:“在国内,这种情况几乎没治。但在美国,当时已经有了针对EGFR19基因突变的第二代特效药阿法替尼,第三代药物AZD9291的临床试验也已经进行到了第Ⅲ期。”于是,他决定去美国去“碰碰运气”。在经过一系列非常专业的病历资料准备以后,李明磊选定在全美综合医院名列前茅的麻省总医院就诊。按照预约时间赴美以后,到达波士顿的第二天他就前往医院去见医生。美国医生一边叫他“李医生”,一边起身与他握手。肿瘤科专家还为他约了一位胸外科医生,共同讨论治疗方案。与国内医生的意见不同,美国医生告诉李明磊,在靶向药物治疗见效后,剩下的原发病灶可以再行手术治疗。盛诺一家创始人兼董事长蔡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在去美国就医后,有67%的中国患者的治疗方案被改变。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临床医学正在向“精准医疗”的方向发展,一个患者往往由多个学科的医生共同诊治,在这种理念下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两个肺癌病人的治疗方案是相同的”。治疗方案被改变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药品的差异。“大量的癌症患者到美国选择了新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最新的药品是美国2011年上市的,美国2012年、2013年…… 一直到2016年的药,我们都没有。”蔡强举例说,他们介绍过一个皮肤癌患者去美国看病,结果,美国的医生发现,中国用的药是美国30年前的。实际上,中国医生基于国内上市的药品而给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没有错误,只是药物不够先进。在新药研发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医生难为无米之炊。一位患者在美国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后这样说:“这就好像美国都在用iPhone6了,我们还在用iPhone3。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在手机方面,中国人是完全不甘落伍的。”皮肤黑色素瘤患者张天银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治疗,他的主治医生李陶建议,可以考虑去美国参加临床试验。刚刚参加完全美肿瘤学年会的李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当时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黑色素瘤的新药,正在做Ⅲ期临床试验,而且Ⅰ期、Ⅱ期试验的结果显示,疗效非常好。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药物和临床试验,对于有条件出国就医的患者,我会建议他们去国外选择最新的药物治疗。”幸运的是,张天银符合临床试验的入组条件,进入试验组后,他一直接受治疗,如今已有六七年,他对效果很满意。现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接受试验,而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审批积压1.7万件中国新药研发的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美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数据,截至2015年10月,全球共有201149项临床试验登记注册,其中有48.53%在美国进行,在中国开展的药物临床试验仅占 9.75%。以抗肺癌药为例,美国已经开始了第IV代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而中国还停留在第I代靶向药上。这意味着,一旦患者产生抗药性,在中国治疗的患者将没有其他药品可供选择。中国新药审批的第一步是批准开展临床试验。2007年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每个审批环节都做了时间限定,其中,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间不得超过90天,但实际上,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1.1类新药、3.1类新药及6类新药申报临床试验的平均审评时间为14个月、28个月和28个月。而在美国,申报者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提出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后,如果30天内没有收到FDA作出暂停临床研究的决定,便意味着通过审批。相对于美国“宽进严出”的审批制度,中国刚好相反。申报者必须经过国家和省级药监管理部门的两级审批,获得批件后,才可以进行临床试验。中国临床试验对申请者的药学研究资料要求更为详细,所有材料要在Ⅰ期临床试验前提交,且在4个月内一次性补齐所有材料。但事实上,对于新药的临床试验而言,许多研究数据难以在Ⅰ期临床前提交。在美国,这些资料都可以随着研究计划的开展而逐步提交。为了提高FDA的工作效率和药品审评审批质量,美国早在1992年颁布的《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中便要求:新药申报者可以向FDA交纳一定的申请费、处方药生产场地年费等,并要求FDA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审评、审批工作。这项收入可以让FDA聘请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审评人员、更新信息技术设施,极大地缩短审批时间。拥有9300多名雇员的FDA,是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但区别于美国的半商业化模式。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食药监局机关行政编制为345人,其中稽查专员仅有10人。虽然食药监局在受理药品注册申请时收取一定的费用,但这些费用全部上缴国库,并不能用于优化审评资源。食药监局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虽然约120名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了2015年9601件审评任务,但仍然有1.7万件积压。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上的新药、疫苗、医疗器械等都落后于欧美。譬如,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早在2006年就被FDA批准上市并进入很多国家的市场,但由于该疫苗迟迟不能在中国获批,有不少中国女性选择出境在私立诊所接种。直至今年7月18日,首支HPV疫苗才获批在中国上市,而这一审批过程经历了近10年时间。为了加速一些用于治疗危重疾病的药品审评,FDA设立了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审批、突破性疗法等4条特别审批通道。蔡强介绍说,这些特殊渠道“审批的速度要比常规快很多,有时候只需要三个月”。2012年,美国第5次修订《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强调改进FDA的快速审批通道,包括培训此类药物的审查人员,并且提出要优先审查孤儿药。第三代靶向药AZD9291得以在2015年11月上市,便是有赖于快速审批通道。中美临床试验差别大2014年11月6日,李明磊服用了第一片二代靶向药阿法替尼,这种药当时已经在美国上市一年,而国内还没有引进。李明磊清楚地记得,在服药5周后,PET-CT显示,脊柱和肋骨上的转移病灶就消失了,肺部原发病灶也缩小了60%。但不到一年,医生就发现李明磊对阿法替尼产生了抗药性,穿刺检查显示,他出现了耐药基因突变。但这刚好符合了AZD9291临床试验的入组标准,当时试验已经进行到第Ⅲ期。李明磊从申请参加试验到正式入组,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申请前,医生向他充分告知了药物的风险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授权同意书。这份授权同意书,还需要经过第三方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在中国,伦理委员会依附于医院,审查也流于形式。北京经纬传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绪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有时,医生会特别强调免费用药,却不充分告知用药风险。”作为这间第三方稽查公司的总监,蔡绪柳发现,有的医院会将患者集中在一起,由一个医生给几十个患者讲述试验的风险与利益,再让患者决定是否在授权同意书上签字。“这样做可能会让患者之间互相影响。”在美国,临床试验用药虽然是免费的,但患者的检查费用会高于平常。因而,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往往会得到医生更加细致的问诊,医护人员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充分了解患者的依从性、配合度。医生也会给患者留下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护士会时常给患者打电话,确保及时跟踪患者的服药情况、不良反应并协助患者填写试验表格等。但是,在中国,主导临床试验的大多是有资质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通常是主任医师,是整个医院里最忙的一群人。“其实,只要是研究者能够充分参与进来的临床试验,都会做得很不错。但基本上,他们很少有时间参与。”蔡绪柳说。由于中国只有400多家可以进行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其中主要是三甲医院,而药物研发和销售都需要依靠医院,这让中国的药企不敢得罪这些医院和医生。与药企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同,美国的临床试验大多由药企主导。“因为美国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参与到临床试验。”王常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他曾经在美国担任辉瑞公司肿瘤免疫部的研发总监。蔡绪柳说:“中国很多临床试验的方案,都是依靠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简称CRO)和医院共同设计,有的药企还不如CRO专业。”一些药企甚至会在与CRO的合同中注明:必须保证临床试验通过。如今,王常玉在成都创办了华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感到,信任是中美临床试验最大的差距。“美国讲究信用,申报时唯一的审查就是看你申报的资料中,结论、推论有没有错误,不会去质疑你的试验程序和结果。”因为在美国,一旦确定试验方案,十分细微的程序变动都需要主动向FDA报备,哪怕一个病人的输液时间从1小时变为2小时。但中国医生后补签名、后补检查记录、甚至后补化验单的现象并不少见。王常玉甚至听说,“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医院就能给你什么样的数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临床试验为了确保药物有效,会直接修改原始数据。有的医院会将对照组和实验组“掉个个儿”;还有研究者会直接修改病人病历;也有的医院会在患者参加临床试验前,将他的肿瘤大小“量大一点”,最终结果评估的时候再“量小一点”,药物的疗效便因此而“显现”。这些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一旦FDA发现临床试验数据造假,药企、研究机构、CRO付出的代价都会非常巨大。“美国基于信用系统,如果临床结果造假,这家机构在美国肯定是做不下去了,相当于上了一个黑名单。”王常玉说,由于美国的药企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如果发现对手数据造假,药企常常会主动举报。“但在中国,举报对谁都没有好处,不如一起赚钱。”2013年6月,FDA公布,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联合研发的新药阿哌沙班,审查过程将被延时3个月。原因是中国一位临床研究中心管理人员和另一位监察员“更改了原始记录,掩盖了违反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据”。这最终导致FDA调查人员对中国36个研究中心的24个数据提出质疑。虽然2015年7月22日,中国食药监局发布了“史上最严数据核查要求”的“722文件”,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造假代价仍然不大。当时列出的1622个需要进行自查的受理号,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上交自查报告,便要选择撤回申请。最终,超过80%的申请被撤回。李明磊在服用AZD9291约两周后,发现自己的呼吸重新顺畅起来,骨骼也不再疼痛。“不幸”的是,他仅仅享受了3个月免费的试验治疗,AZD9291就在美国获批上市了,自此,一个月的药量大约需花费超过1万美元。对于自费病人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据透露,一般来说,美国药企在临床试验时,对每个病人的投入大约在5万~10万美元。而研发一个抗肿瘤类的新药时间需要10年,花费20亿到30亿美元。国外药企的研发费用是每年40亿~100亿美元,而前十名的国外药企,平均每年能被批准的药物是两三个。一份2015年《国内药企研发投入排行榜》显示,市值百亿以上的医药上市公司中,投入研发支出最多的也只有13亿港元。从国家层面上看,美国早在2005 年便投入了791亿美元用于医药领域的开发与研究,其中政府投入278 亿美元,企业投入513 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临床研究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药企、厂商的赞助。2011年,中国政府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投入资金10 亿美元,而在临床研究上的投入仅为2.5 亿美元。如今,李明磊已经可以回国工作了,但他需要每隔三个月前往美国复查、开药。历史名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中心,也成了李明磊的希望之地。他的美国医生并不担心他会再次产生抗药性。他自己也相信,赴美治疗虽然花费不菲,但新药的不断研发能够让他在和癌症的赛跑中领先一步。临床试验往往是癌症患者为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搏。在李明磊看来,美国规范、严密、细致的药物试验过程,不仅让他看到精准医学的光明未来;作为一名中国医生,他还在美国的就医环境中找到了“做病人的尊严”。
    time 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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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医疗什么样?一华裔美国医生的住院亲历及反思

      我在美国做神经内科医生近20年了,带医学生、定期给医学院三年级学生上临床核心课程、带住院医也14年了。但自己住院、手术、甚至连用抗生素治疗平生还是第一回。   4次肠镜“不能结论”   八年前我第一次接受肠镜普查,结果发现了直肠“平滑肌瘤”,约1.5公分。病理确认。按建议5年后复检,临床结论没变化。两个月前复查,换了个胃肠科医生,发现肌瘤大小为3公分,也就是说增大了,且临床印象为胃肠道间质瘤,但病理未见异常。   于是,这第二个胃肠科医生又将我转诊至另一家医院看第三位专科医生,我因此去做了肠镜超声,报告为囊性包块,临床印象不像间质瘤,但病理见几个不典型细胞,可疑恶性但不确认。病理送梅奥诊所(Mayo Clinic)征询第二意见,结论同上,不能结论。建议:进一步活检。(顺便说一句,光是这次检查费用就达到$13319.81,折扣额$5482.43,还有$7000多的仪器费等,自己掏腰包约为$1200,剩余部分保险支付。相比之下,我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做肠镜,自付部分只有$200不到。)   进一步活检?我已经做了4次肠镜了。按美国标准50岁开始初检,无事10年一次,我把别人到80岁时才要做的第四次都做了。我决定干脆切掉,再活检,这样总不会再“不能结论”了吧!反正包块长大了,有临床下坠感症状总不是好事。   作为医生,一年有约$2.6万的4口之家保费(之前从来未用过),个人自付额今年涨了近15%,是$6850。我的医保可转诊的上级医院包括这几个选项:1)梅奥诊所(今年全美排名第一医院,6小时车程,飞机2小时,加上候机、安检、租车也差不多);2)芝加哥大学医院(2.5小时车程);3)BJH医院(全称为Barnes-Jewish Hospital,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今年全美排名第11,2.5小时车程)。我所住的伊利诺依州香槟市还有一家医院可选,不过因其位列全美最贵Top 10医院之一,且排期甚远,所以没太认真考虑。最后我选了BJH作为手术医院。   上网查看一下阵容,我决定请结直肠主任Matthew G.Mutch医生作为主刀医生,打电话留言。当晚他回电,我简单介绍病情后他即决定次日由其助理安排。一周左右后,我先做了盆腔MRI带造影的检查,同日下午初诊、读MRI、完成了术前常规化验和信息采集,决定十余天后做择期手术。预计手术次日即可出院。   8月3日我如期赴约手术。1小时手术一切顺利。5小时后起床散步。在圣路易斯做医生的李惠霖博士恰是我在苏州医学院77级的校友,他专程带来鲜花探视,真是雪中送炭!   实习生手太生   8月4日,术后第一天,我在微博记录当时情况:   早餐,今日原本预计出院。   凌晨被住院医生(刚刚毕业34天!)在没有高年资住院医带着的情况下折腾插导尿管,估计不妙,出不了院。遂写下打油诗一首:   “病人不好当,导尿如上刑。手术未感痛,全麻是先行。小鬼全当家,查房胡乱行。插管PGY1(即毕业后第一年),用药不个性。手术一只顶,旁的不好评。”   医生做病人时,虽然医院医生、护士、护工全一口一个Dr.Wang,其实心里还是不欢迎的。尤其手术后遇到的全是住院医生,毕业后刚刚实习了才一个多月就来给我插导尿管,真是折磨。不过自己刚开始也是这么过来的,只好鼓励大胆放心地插,两个晚上捣鼓了三次痛不堪言,也得忍着。后来才知,他没有用利多卡因麻醉剂在表面上先麻一下,直接就插了。   住院医们,尤其外科,白人天下,个个英俊帅气,自认天之骄子,又在名院如Barnes Jewish Hospital。我对他们所下的医嘱提出异议,很可能被认为是“依从性不好”,不够配合。但我还是要求停止Neurotin(加巴喷丁)、Flomax(坦洛新)和持续静脉泵入吗啡,请护士大量补液扩容。理由很简单:我的血压仅80/45mmHg。坦洛新为alpha受体阻滞剂,副作用就是血压下降,加巴喷丁及吗啡为中枢神经作用剂,可以使人昏昏沉沉,使体位变化引起明显血压变化。洋人受得了,亚裔就相当敏感。在我叫停这些药,又据理力争大量补液后,血压今晨升至112/68。我真的怀疑,如果这些药照单全收,我可能得休克、并发症……。   太太功不可没,护理这头监督严格,每天进出量、尿量、导尿管不畅都是通过计算发现的。到底也是在美国著名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干过很多年,是个很有经验的注册护士。   持续发烧   幸亏有保险,否则这次看病可就惨了。   8月4日:   又发烧了,昨晚已经行血培养抽了20毫升一侧,共两侧。结果仍然未出来,抗生素就是不用,只用泰诺。人一发烧,精神就萎了。今天又出不了院了。   8月5日,术后第二天:   发烧进入第三天,且越来越高、长。就靠泰诺压着。三天就给了一颗复方磺胺。两次床上胸部X光检查示肺炎表现。赶紧上阿奇霉素啊!这帮住院医死等血培养结果。不可以经验性下药,等血培养、菌敏培养出来再调整?机械啊!也不请会诊。快被他们弄死了!一天几次巨冷几身大汗(泰诺起的作用)。今天还能出院吗?这可是BJH!好在老同学李惠霖医生又送水果来了,心情顿好!知道什么是“他乡遇故知”了吧?   8月6日,术后第三天:   2颗泰诺后出了一身汗,体温下去后即起坐、拍背,就差刮痧了。在起廊里扶着空盐水挂瓶柱走路增加肺活量。走廊上碰到做手术一助的总住院医师、毕业第一年住院医及一个学生。我好好地说道了一通。9点整,主刀Mutch教授亲自来讨论,同意上静脉左氧氟沙星。但愿,从此止住发烧。   8月7日,术后第四天:   “好死不如赖活”。平生首次住院的我却说,“好死胜过赖活”。在左氧氟沙星250毫克静脉滴注一天(500毫克/天都不给)后,发烧消停。   总算出院了!体会:再好的医院也不是人呆的好地方!没事千万别去。   手术加多出来的检查,再加5天住院及治疗(几颗泰诺、布洛芬、1颗复方磺胺、左氧氟沙星250毫克静脉滴注,加上每天通便药。药占比忽略不计),估算下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收费应该不出奇。帐单还没来呢。   反正我个人今年肯定已经达到医保$6850/年的自付额度了。其他部分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合同折扣跟医院结算的,但不会照单全付。这样算下来,今年我家的实付保险为$2.6万加$6850=$32850。没有保险可能就惨了。   但是,真正的富人、以及Medicare/Medicaid覆盖人群――即65岁以上老人、65岁以下残疾人、终末期肾衰竭病人、贫困病人――根本不必担心,因为Medicaid不必有自费部分。苦的是辛苦工作的广大中产阶级。不少甚至因此破产。   出院后续   8月8日,术后第五天:   美国大医生还是不错的。一大早,我去锻炼,没有收到电话,他留了条语音留言。“Just wanted to check in and see how you are doing.Tried to call and will call again later.”(我只是想了解下你的情况。电话没通,我晚些时候再打过来。)人家毕竟是美国结直肠科最好的医生之一。要知道,在美国,医生是不给病人电话号码的,我自己也是一样。   今天是美国周一。早上外科医生很忙的,他百忙中还留意着我。我很感动、感谢!他是个好医生。   思考:   明涛医生(右二)和他在2014年带过的医学生和住院医。   通过这次住院,我自己对美国的医院有了新的认识,也进行了新的思考。   1.为什么一个简单手术之后发生了这么多问题?术后病人的“标准流程”VS“个体化治疗”,哪个更好?还是两者兼顾更好?   2.为什么在全美顶级大学医院,主要由住院医生在一线做术后观察、处理,主治医生只是遥控,而不是由主刀主治医生自己来?   3.为什么抗生素如此难开?对病人到底是好是坏?   4.为什么低年资住院医缺乏高年资住院传帮带?缺乏主治医生现场指导?其背后原因是什么?   5.为什么美国排名第11位的BJH在病房罕见主治医生“亲临现场”?他们在哪?   6.为什么血压掉到了80/45mmHg左右时,仍然得不到及时处理?   7.中国人赴美看病自己应该注意什么?   8.这对国内医改及住院医生培养有什么启发?   9.医生应先看病人还是看检查结果后才做临床处理判断?   10.??   现在,我更深切地体会到病人生病、住院时绝对是弱者,身心俱疲,甚至挣扎在死亡线上。医生的一个笑脸、一个关怀,会给病人带来多少活下去的希望!尽管医学尚离完美甚远,绝大多数病尤其内科病是缓解而已。医生尽到医生的职责,病人作为病人自己尽力,这就足够了。   对医生、对病人不要苛求,更不要无意义地对目前尚毫无希望的疾病非得战斗到底。有时远行可能更好。因为最后没有区别。   前面我说过,我的性格是“好死胜过赖活”。生、死,本来就是自然;有来就有去。早晚而已。生命的意义不主要是长短,而是自己为社会做了点什么。   你知道吗?作为病人,叫一声医生有多沉重?   你知道吗?作为医生,多是帮助、极少治愈。你问“能治愈吗”?那对医生是一个多沉重的问题?   愿医生病人更加互相尊重、理解。   愿世界更加美好、和谐。   给中国病人的一些提醒   若有选择,生病千万别在7-8月择期住院,因为全是新手住院医,也就是刚刚从学校出来、或者刚刚结束第一年住院学习。只要有的选,可以将择期手术尽量选择靠后一点。   一般来说,诊断明确的还是在本地看为好。因为主治自己查房、中间环节少。医患关系长期且稳定。   相对而言,名大学医院,住院后往往是小鬼当家。即住院医在一线,主治与病人的中间环节太多。美国的经济不景气,联邦每年削减$500亿,时间长达10年,商业医保相随减少付费。大学主治医生必须在医院外的诊所看更多病人才能维持稳定收入,因而影响医院临床教学。当然,这只是个人经历与浅析,可能是管中窥豹。   内行看门道之二:为什么在美国看病要挑医院   在《内行看门道:一个华裔美国医生的住院亲历及反思》一文发表后,很多读者提出了各种疑问。有人想知道,美国拥有相当严格、标准的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和研究医师培养制度,是否就意味着大医院和小诊所水平差距并不太大?如果水平都差不多,那么何不在我所住的城市手术?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通过自己的多年实践,回答是否定的。要不,包括《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内的媒体和机构也就没有必要每年做一个相当系统而权威的美国医院排名了。   “整体水平”,是关键词。不管是综合还是专科医院,一家医院的好坏,其“整体水平”是多科协同水准的体现。所以,如果医生没有自己的团队和其他科室的协同、辅助,就算是他/她本人受过顶级院校训练,专业素质很强,但在现代医学的环境下仍然很难做成品牌。纵观美国的顶级医院,无一不是协同发展的结果。   因此,医生假如只会自己开刀、开药,最多是个开刀匠,熟练工而已。外科医生尤其如此,面对复杂、疑难杂症时候尤其如此。   这样一来,我没有选择在所定居的伊利诺伊州香槟市住院的道理也就很清楚了。手术是可以在这里动,就手术本身、术后护理、方便程度、人脉关系来说,它可能更好――反正在哪家医院都是切了再做病理。但是毕竟香槟市的总人口才8万多,医院的专科医生可能没有大医院病例见得多,需要协同的其他科室,比如放射、病理、肿瘤可能不够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后者:基本上小城香槟市的医院还得外送病理,征询第二意见;万一出来的是恶性结果,也需要在第二阶段手术中,寻求化疗、放疗等肿瘤科室的配合。肿瘤科实力的强弱也是综合实力,在疑难杂症明确诊断前必须考虑到。   所以,碰到外科疑难杂症时,如果活检还不能解决问题,手术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我相信,不管是我生活的小城香槟市,还是中国国内,很多肛肠科专科医生都会做BJH做的经肛门内镜手术,但是术前的放射科及术后的病理科水准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耳闻还是有的,国内医院有“重标轻本”的传统,病理学科发展迟滞,很多医院出具的病理报告过于简单,有的不很严谨。而后者却往往是病人的命门所在。所以,高手过招,不在一刀切下去,而是术前、术后的功课与其他科室的高水平协同作战。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挑选医院时也可以参考。   诚然,术前疑难杂症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外科患者,术前诊断应该是明确的。如切个阑尾炎、换个关节、搭个桥就不必一定去美国最顶级的医院了,美国的社区医院一般均可以做得不错。   当然,美国人大多数选择当地就医,归根结底还是考虑到经济原因,也就是保险。比方说大量保险政策会对跨区域治疗,或者是住院费、手术费、麻醉费、心理治疗费等费用施加严格的限制,一些保险公司也会要求病人在看专科医生或者做特定的检查前,先由家庭医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如果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支付体系同中国一样,估计美国社区医疗机构也会下滑,而知名大医院,尤其是排名靠前的顶级医院也会人满为患。   好在,今天的美国医疗体系不允许有这样的“如果”发生。大选之年,选民也绝对不会让这种“如果”变成现实。
    time 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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