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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在2014年至2015年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制造业正在在发生着一场非常有趣的变化，一次重大的创新。但是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面，中国的这些制造业的转型是走入了一个误区，被马云同志带到沟里面去了。以下为演讲内容摘录：大家好，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深，马克在战壕里对另外一个人讲，我们这一代人是否比上一代人更值得信任。一代人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上一代人干掉，只是干掉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配到一家全国最大的一家通讯社，里面有两位我的前辈，一位是离休干部，一位是50年左右的人，我上班第一天领导就给了我一个热水瓶，上班的时候，你到传达室，每个人排队，拿自己的水瓶上去写稿采访，下班的时候再把水瓶拎下来。所以我觉得不能这么过，记得工作没几年就买了一台电脑，电脑这个事在整个大院里面就变成特别大的新闻。我们的单位特别好，他分配你所有的东西，除了你老婆以外，然后买台电脑回去，当时我输入的是中文之星输入，我那两个前辈跟我讲说，单位什么都发给你，你干吗还要用电脑呢？后来他们知道了，因为我有了电脑，我写的更快，赚的钱就多，还可以保存很多东西。1998 年以后房地产起来了，我买了商品房，他们又疯了，单位分你房子了，你还买另外一个房子，你要包二奶吗。房地产起来后我们很多的煤炭、钢筋、电力，整个能源产业赚很多的钱，当能源行业起来的时候，中国经济由一个吃穿用的产业经济机构向重型化进行。然后我每年买一套房，跟着泡沫一直涨到今天。今天，如果我们有计划做一个时光穿梭机回到1998年的时候，你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买房子来不及了，你干的第一件事应该是跑到山西去找一个小煤窑签一个协议，做煤老板，这个就是红利问题，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型，从内贸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型。 2015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很困难，房地产不行了，外贸又出了问题，我们还能看到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吗?看不到了，说明今天又走到了一个新的产业经济的转型点。我在中国见过40后出生的企业家，这两年也碰到一些老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喝茶，因为看到他们心情很差，见到他们唉声叹气的，他们都说自己很困难，原来所有的赚钱模式变了，这些世界不再属于他们了。李宁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这个是1949年后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2008年我们办奥运会，全国找人点火炬就请了李先生，他1990年就创业了，他是中国第一个做个人品牌营销的人。1990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品牌营销最早的人。我有一个出版公司叫蓝狮子，2005年开始我们为中国公司写专辑。2010年的时候，李宁创业20周年要写一本书，我派了两个研究员去写，书写完之后我去北京见张志勇(李宁CEO)，他北京郊区有一个很大的研发中心，他说中国市场已经打完了，他说我要打欧美市场，所以他请了NBA球员来代言，2011年我们帮他写了一本书，张总就下台了。 20多年所形成的成功外型，服装行业是第一个遭到危机的。张志勇说我这个企业已经和耐克、阿迪达斯处在第一位的服装企业差不多，但是我怎么失败了?我们其实在品牌、市场产业趋势、技术投入上不需要有很大的投入，中国很多大型企业，从饮料开始到服装，研发部门非常的多，打开一看都没东西，因为我们不需要，很长时间对中国企业来讲模仿是最大的创新。模仿使我迅速地提升，当你跑到第一名的时候，你发现我没有人模仿，我已经是领跑了。这个行业的趋势在哪里，这个行业的核心技术在哪里，这个品牌发展应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品牌要打败就要打败欧美品牌。回到中国市场，你有很多连锁店，今天你的朋友聚在一起说买鞋都到天猫、京东买。我问我女儿知道李宁这个品牌吗?问她说知道李宁吗?我女儿说知道李敏镐。今天面临困难不止他一家，家电、服装、餐饮等一系列企业面临这样的困境，这个就是产业的周期。同样一个冰箱、空调、洗衣机，在不同的时代活的方式不一样，80年代你极力提高产业线就行，1990年我当记者到家电去采访，我写了一篇稿子，那个老总觉得很好，他说吴记者你来一趟，我有东西送给你，我骑着自行车去，他给我一个彩电票，我当时工资170元，他给一张彩电票顶我两个月工资。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李东生(原公安部副部长)都背了一个红袋子到王府井[-8.67% 资金研报]百货门口去卖彩电。因为彩电已经过剩了，董事长、总经理必须冲到前线去卖彩电，这个时候你要拍广告片，要做营销打价格战。后来挂红袋子送东西也卖不掉彩电，只有把彩电卖到全世界去。现在全世界卖彩电也不行了，现在怎么做呢? 我到海尔，人家说，冰箱里面有一个放鸡蛋的格子，在格子旁边放一个传感器，当你的鸡蛋吃了只剩下两个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只剩两个了，你需不需要补充。如果你的牛奶在里面放到第7天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不能再喝了。未来的冰箱会变成家庭膳食的管理工具，整个盈利模式都变了。但是我讲的这个场景是属于阿里巴巴?是属于苏宁?还是属于海尔的?所以不同的年代，同样一个行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一样，都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张瑞敏海尔的张瑞敏先生，他讲过一句很绝的话，自杀重生，他杀淘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断臂重生，还有一个壮士断腕，断一个指头都很困难。68岁的人跟我讲现在要自杀重生，他甚至可以金盆洗手不干了。今年初他跟李总理汇报说，我做海尔30多年，我一直认为有两个绝杀的武器，第一个，我有8.2万的产业工人，经过30年的训练，全世界最精炼的工人是山东人，纪律性很强。第二个，我在全国有万家海尔连锁店全部是直营和加盟的海尔专卖店，他说这两个是我以前大杀全国的武器，他说今天这两个差点把我干死。所以他把海尔全部打散变成小微企业，然后做渠道创新。他说我的利润、人员、生产线、研发、物流、品牌、管理全部产生危机，他讲完以后总理很感动，总理说你们看一个企业都敢那么搞，这个就是中国大企业一代的英雄，在它末年的时候，面临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事情。制造业转型：专业公司+信息化改造+小制造有没有变化呢?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制造业正在在发生着一场非常有趣的变化，一次重大的创新。但是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面，中国的这些制造业的转型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认为被马云同志带到沟里面去了。前年我在上海讲课，一个浙江温岭做服装老板听我讲课，我说互联网对行业有很大的冲击，我说要转型，他回去就转型了。今年年初来听我讲课，他说亏了500万，他的营业额是6000万。他说网上比线下还难做，首先线上线下价格不一样，经销商体系把我搞得半条命没有了，到了网上发现线上成本比线下高，你要买页面，要搞光棍节的促销，货是卖出去了，赚不到钱。我说为什么赚不到钱?我说2014年阿里巴巴的净利润是多少?阿里巴巴的净利润是46.8%，46.8%就是我这个同学付的学费，阿里巴巴赚钱都是我们传统企业付的学费。我认为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无论是品牌还是市场转型，如果你没有进行任何的变革，你做服装、奶粉、饮料的，当你跑到网上的时候，如果没有质量和差异化竞争，你将面临一个价格战，这个价格战中的钱是被平台赚了，你还是一个死。所以传统企业一定不仅仅是营销渠道的危机，你遭到的危机是生态性的危机，所以你要转型是生态型的转型。过去一年半张瑞敏去了青岛的一家企业9次，这是一家做了30多年的鞋服企业。5年前老板女儿回来接班，原来是一双板鞋、一套西装做5万件去销售卖不掉就留在渠道里。他女儿说，你看一件服装我生产线出来200块，商场卖2000块，其中一半是渠道成本。 5年后的今天张瑞敏为什么去9次，因为这家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化转型，如果我说需要一件西装，她派一个人过来把我的尺寸量好，量完以后把我所有的数据变成一个产品扔到他的生产线上，一个礼拜以后可以为我这一个人定制这一件西装，她现在一天可以接受2000件单品。当这2000个数据扔到网上的时候，意味着她的供应链、数据计算、物配各流程全部要进行再造。所以她那个工程叫3D智能服装工厂。我说你做这个工厂和原来的工厂有什么关系，她说没一毛钱的关系，是全面新建的。这意味着她能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打破了传统家电企业或者服装企业这些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基本逻辑，集约化逻辑就是我大规模生产标准款式来获取利润，这样的模式是的单一定制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我们在顺德还见到一个企业，还专门为他出了一本书，两年前我们发现这个案例。顺德是全中国做家居企业的地方，我们坐的沙发、桌子、凳子都是顺德生产的，所有企业都很困难。在过去两年多以来，顺德出现了几家企业做定制家居，有一家很小的企业到去年年底做到20多亿，他们怎么做家居的? 原来凳子、椅子生产完之后到红星美凯龙，没有卖完就打折。你现在跑到他的门店里面，你看到很多酗子和小姑娘拿了一个Ipad来跟你商量，根据你家的面积，根据你需要欧式的、美式的、日式的，他说全中国的客厅有180个款式，全中国的中式厨房，无论你怎么调整，100个款式而已，他全部都是数据化，然后就打勾，打勾完成之后就付2万定金。现在大型制造业都在发生由大规模定制变成个性化定制。上半年汉诺威工业展出，最大的展台西门子，有两件展品，一件是一瓶香水，所有走过路过的人，你在电脑上选一个你喜欢的瓶子，上面签一个名字，喜欢一个香型，他可以为你一个人生产。旁边是一台玛莎拉蒂，一台跑车，所有走过路过的人，你要买这个车子，你可以对它的颜色、凳子，各种各样的细节，只要不违反交通规则和汽车的基本性能都可以进行改造，改善完以后，玛莎拉蒂和西门子专门为你定制这辆汽车。你可以想象中国的家具企业，服装企业，和全世界第四工业最领先的西门子公司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要完成上面的转型。第一在中国做企业一定要做专业企业，一定要用信息化手段改造你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用信息化的手段改造你内部所有的流程(生产线、物流、管理、OA、财务、学习)，你首先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再通过信息化手段再造和消费者的关系。当你做完以后你由一个大规模制造企业变成小规模企业，现在所有一线的企业都在想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做奶粉叫贝因美[-5.98% 资金研报]，上一次我跟老板吃饭，我说你现在在想什么?他说我想未来三年内要干一件事情，中国所有孩子生出来之后可以做一个基因测试和身体偏向测试，我可以为这个孩子定制奶粉，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不一样，我为你的身体体质做一个测试，测试完以后我为你定制奶粉。奶粉都能做成这样，当他定制完了以后，其实这个孩子就会一直吃他的奶粉。所以中国所有的企业都在想这些问题，信息化、小制造。制造业升级：面向中产阶层的性能+品牌创新这是我们讲到的转型的一部分，我们再来讲升级的一部分，我前面讲转型升级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是在1997年中央政府文件中间。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面我们碰到老板朋友们跟他说企业转型升级，没有人睬你，他说转型升级干什么?我现在生意做得非常好。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信息化革命，你不转型必死无疑，但是你转过来行不行，也不行，你必须要升级。中国老板说我升什么级，中国消费者只相信四个字“价廉物美”，价廉物美意味着我高性能产品的同时又要保持低价格，这个在早期是可以的。在今天价廉物美一定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我今年一月份写过一篇专栏，大家有没有看过马桶盖的专栏?这个是我去年做自媒体单篇点击率最高，那一天点击量161万，是所有财经自媒体的记录。其实我在日本回来的飞机上，两个小时之内写出来的。因为我带了20多个高管去日本开高管会，这一天半时间里面，我的同事是80后为主的，我副总裁是 85年，他们疯一样的在买东西。然后他们买电饭煲，六千、1万的电饭煲，还有买纳米吹风机，还有买保温杯，还有买菜刀，有一个同学买了12把菜刀，还有人买马桶盖，拎着马桶盖就回来了。日本今年一季度马桶盖销量增长了10倍。我们发现他买的任何一样东西最大的生产国全部在中国，我在去京东之前，我给美的在写文章，一年4000 万台电饭煲，全世界最大的马桶盖生产基地在浙江台州，全世界最大的保温杯企业在常州，我都去过。为什么我们这些80后的朋友们，花打飞机的钱跑到日本去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大家有没有用金福菜刀，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原来已经不进厨房了，用了金福菜刀之后，又对厨房产生兴趣了。我太太在日本买了一个保温杯，我去查这个保温杯企业，这个企业做保温杯做了86年。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是中国制造一定有未来，但是我们缺少很多对技术的钻研，是因为中国市场长期以来是屌丝市场，屌丝市场就是物美价廉。所以我们很多企业长期以来是为屌丝市场服务的，屌丝是存在的。从马桶盖到保温杯到菜刀，现在中国出现另外一个市场，就是以男士高管为主的，一年收入10万人民币以上，所谓中国的中产阶级市场。我在杭州汇丰银行见他的行长，他说中国现在高净值人群，不动产股权全部不算，每年有500万现金可以拿来做理财的人有8100万。然后中国把股权和不动产全部加在一起在100万美金，或者两夫妻一年的收入在3万美金左右的家庭全部算进去，有1亿，这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屌丝肯定有几亿人)，这里的1亿人很恐怖，这1亿人是中国出现第一批愿意为性能买东西的人。我4年前写了一篇文章，我去参加中国皮鞋行业的年会，坐在我旁边是温州康奈的老板，他说我现在把做的鞋卖到最好的中国市常他说今天中国有人愿意花600元买一双中国品牌的皮鞋，原来都是买外国的皮鞋。因为他觉得中国皮鞋100块都很贵了，之前我就外销，我就受沃尔玛欺负，那我就没有钱赚，一双鞋就赚1美元，中国就是这样的逻辑。所以4年前那个老板跟我讲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已经看到中产阶级出来了。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和老一辈最大的区别，那些去日本买这些东西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这批中产阶级不在乎钱的多少，而在乎知识的东西。为什么那帮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为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今天这些人你骗不了他，日本电饭煲没有在中国投过一分钱广告，因为他去日本的时候，旁边王阿姨说我们家在日本买的电饭煲特别好，你去一定要买一台哦，这个靠的是口碑。当我买回来之后，发现6000块钱电饭煲烧出来的饭和1000块钱的味道一样，我肯定不跟那个王阿姨做朋友了，我马上就到网上去吐槽了，你为什么不那么去干?因为我相信我的体验。所以这是中国制造两大福音，第一是转型，第二中国出现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为我们的升级形成了空间，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新制造，什么叫旧制造，中国有没有夕阳产业，中国有没有传统企业?我认为中国没有夕阳产业，中国没有传统企业。今天大家回去一定不要说自己是传统企业，如果说传统只有一个是传统的，就是你这个脑袋是传统的。然后你是新制造还是旧制造，回去衡量四件事：第一个是定价，未来产品的定价一定要和成本脱钩，我们原来做产品卖多少钱是根据我们的原材料、渠道、税务成本加起来，毛利35%，这个模型肯定不行，因为你所有的成本都会提高，你的成本价格一定会因为同行业的竞争受到遏制，你三年前是35%的毛利，三年、五年以后竞争一定激化以后，你的成本提高，你8%的利润就变成3%，未来一定要脱钩。第二件事，消费者关系必须实现互动重建。单向型叫消费者，互动型叫用户。大家都学过科特勒的营销学，营销最大的成本是第一次营销，如果你的销售永远通过广告来拉动的话，一定不会成功。你的东西卖出去以后，我再也找不到你了，这就是单向型营销，一定要形成互动型营销。为什么我要做自媒体，我说我出新书了，你可以预购，我可以签字，这就完成了和读者的互动重建。第三件事叫生产，有没有从规模化生产变为定制化生产。一套家具、一件西装、一瓶奶粉能做的时候转型就成功了。第四件事就是技术，最后的1%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随着转型，随着中产阶级的产生，随着中国变成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新一代的制造城市，最终的杀手锏还是核心技术。未来的制造业者在技术上投入的能力一定要有这样的坚决性，这是我们在制造业看到的变化。危机中的产业:零售服务业消费业遭到的变化可能跟制造业差不多，发生了四个这样大的变化： 1.渠道扁平化 13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非常营销》，我写娃哈哈的，这是中国做营销最好的时期。宗庆后当年干了两件事，解决了在中国地区做营销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经销商的渠道链。我在杭州一瓶纯净水1元一瓶，我卖到拉萨的时候还能卖1元，中间的分销商、零售商都能赚到钱，这叫产销联合体。他通过金字塔的方式形成一个销售渠道。今天你娃哈哈开绩效大会，跟他做生意的时候基本上都做了20年，形成了金字塔非常好的利益分配体系。宝洁、可乐提出千城万乡计划，都花了10年时间。第二件事情，中国那么大，你把东西卖到辽宁去，是你先发货还是我先给钱，他要求所有卖他娃哈哈的人先压一个季度的货款在这里，他可以按银行利息算给对方，他通过这一件事做成了中国金字塔利益分配模式，在传统渠道只要这两条做到了一定是王。 2014年娃哈哈利润低了8%，这是创业以来遭到的第一次下滑，也是在他的暮年遭遇到了行业最大的问题，因为渠道变了，大量的销售是通过网络完成的。阿里巴巴现在在做一个菜鸟网络科技公司，终极目标中国人在中国任何地方，菜鸟网络24小时送货到你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传统模型全部都翻页了。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他凭什么知道要15袋大米，运过来要花多长时间?我家在云南，我要吃东北的五常大米，他凭什么24小时能送来?他凭大数据知道。在过去一年里面，两年里面，三年里面云南有多少人吃五常大米?1月份多少采购量?2月份多少采购量?他调出过去几年销售的数据，把大米配到云南附近的仓库里，就等着你下单。 2.消费社交化各位所有做品牌的人，今天的中国消费品牌方面出现了两个反转现象，第一品牌反转。在过去农耕文明时期，如果我要开一个店，我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方圆20公里我们的乡里乡亲，无论我是开药店还是卖鞋，所以中国传统的农耕时期品牌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我拿吴晓波的名字为这个产品做背书，我做的是熟人经济。当大工业革命形成的时候，我生产的鞋子和药开始卖到东北的时候，跟我名字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今天在互联网时期，一个人的名字变得更加有价值。你看我做频道，我为什么叫吴晓波频道，因为你看我这个频道的时候，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我筛选过的，当你拉黑这个频道的时候，就等于你拉黑我吴晓波。这就是个人品牌重新实现一种反转，因为整个传播时代是社交网。第二个是口碑反转，在农耕时期说这个鞋子好不好，口碑传播是靠人民口口相传。当我的东西卖到东北的时候，我要通过CCTV，我要通过报纸。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汽车要发布，你要做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在最恐怖的是当要开新闻发布会时我找不到那个记者是谁。原来开新闻发布会在中新社请一个人，上海商报请一个人，最多我请一些门户网站，请他们吃一顿饭，第二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汽车。现在你请了80个人，消费者还是不会知道你出了一款新车，因为媒介已经完全碎片化了。 3.支付在线化我爸爸今年76岁，是浙江大学的老教授，他原来是经济学院的副院长，退休以后老爷子不问世事，每天遛鸟。今年过年他的两个孙子回来，说要发微信红包，老爷子就开始装微信，然后就在网上开始抢红包。抢红包之后，他就开始买车票，然后他能在一号店买东西。你想一个76岁的老教授被他孙子逼到互联网上去，今天在座所有人都会用手机来支付，这件事在三年前没有的。当父辈转移到手机端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云端知道我这个76岁的老爷子用什么品牌的酱油，所有的消费记录都会被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一个大数据。我最近到百度研究院，我说你现在在搞什么东西? 他说我现在做的东西很多别人都不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小姑娘穿了一件衣服，你觉得这个衣服很好看，你手机把衣服拍下来，手机马上告诉你，这件衣服多少钱，你可以在什么地方买，这叫图像搜索系统。另外一件事，我对手机说，我想一个小时之内需要一束200块钱左右的花，我直接产生购买，这个是未来非常典型的销售形态，人在运动、娱乐、休闲的过程中发生了消费。所以所有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必须嵌入到社交和支付环境当中，如果你在大潮以外的话，你根本就找不到。 4.供应链社会化现在在中国做任何东西，从生产到渠道全部都已经社会化了，整个供应链都已经社会化了，我要花10亿做智能手机的时候，我不用担心我的工厂在哪，我只要回答我这台手机跟其他的手机有什么区别，有没有竞争?这件事情在10年前是难以想像的。所以现在渠道、消费、支付、供应链四个领域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在做连锁店、渠道的朋友都面临很重大的困难。服务业转型：重度垂直+社区场景+O2O 消费世代“突变”：8090化+小众圈层化+跨界增值化我认为服务业未来的转型是重度垂直。这个跟专业公司是一样的，我们未来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品牌只能干一件事，未来说我要开一个餐饮店，这句话都不成立，你必须说你要开哪一个领域的餐饮公司。说我要开一个服装店这句话也是错的，你要开男装店还是女装店，你是卖中年装还是老年装?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定位问题。第二是社区场景，第三是O2O，这三个逻辑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比如一家做二手房中介公司，其实他的逻辑很简单，原来我到虹桥来，我在这里工作，我要租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要去找房地产中介公司，他们赚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钱，现在有了房多多这家公司，整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就没有生意了。所以未来你的生意跟信息不对称有关的话，那你企业一定没有未来。未来所有的标准品牌，未来的保险、汽车、图书，只要是跟标准有关的产品，你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来获取利润，你的利润越来越低，到后来你的生意就会归零。有个老板是50后，他可以说是风投行业的传奇，做了30年的洗衣店，开了几十家店，洗衣店很赚钱的。两年前他宣布做一个手机APP，你有衣服要洗，你按一下服务，我就派一个人到你家来，然后拿一个袋子，你可以把你所有要洗的衣服塞在里面，一袋子99元，48小时内洗好再送到你家里来，去年估值2 亿。我问老板，凭什么资本市场看重你?他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家庭入口。一家传统到不能再传统的荣昌洗衣店，完成了一次重度垂直，跟社区场景有关系，当这个完成以后，他可以说我是估值几百亿的家庭入口。我们前面讲的是商业模型，回来再讲消费者本身，消费者本身过去两年里面，我觉得出现了变化第一个叫890化，第二叫小众圈层化。什么叫890化，去年我在上海做过一个演讲“把世界交给80后”，这部分人接受过完全的大学教育，10年之内就把前一辈干掉了。去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归来》，我觉得拍的很好，原来对张艺谋完全失望了，我专门写文章支持，结果票房1.6亿，我问90后为什么不看这个电影，他说看不懂，不知道写的什么东西，一个女的天天都举一个牌子在火车站门口是为了什么，然后说海报看不懂，这两个字不认识，90后不认识繁体字。以后做品牌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繁体字。看完《归来》之后去看《小时代3》，我被我女儿押着去的，我说丢不丢脸去看《小时代》，我看20分钟就要出来，女儿看的很起劲，我就只有玩手机，电影放完了，手机也没电了。但是票房5个多亿。我们现在卖一瓶饮料他的形状是什么样?卖一个服装，卖一辆汽车他的色彩、性能、消费需求是什么?都是以 80后、90后为主。中国是创业大国，创业者100%是80后，中国旅游人口80%是80后，整个时代发生变化了。我很多60后、50后的朋友碰到我，他问我怎么理解80后、90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回家跟我爸爸吃饭，我看到他衰老的容颜，我说这个老爷子一辈子没有理解过我，我也不能理解我爸爸，我和爸爸最多能够达成和解，但不能实现理解。我想我面对我鲜花一样的女儿，我能理解她吗?我是不能理解她的，她也不能理解我，我跟她最多能达成和解。再有50后、60后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说达成和解，不要理解80后、90后，我们就把世界交给他，怎么做品牌，怎么做渠道，这就交给80后、90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圈层化，今天都是品牌的专家，我认为从此以后没有大众品牌，没有大众营销。中国现在高净值阶层200万，富裕阶层1000万，中产阶级1亿，学生、屌丝、农民，每个人在不同的圈层里面，我喜欢古典音乐，有古典音乐圈，我喜欢足球有足球圈。新消费还是旧消费，关键的四个问题：一、中产消费在总营收中的比例是否提升?二、社交化传播是否成为二度营销的主要模式?三、社群关系有没有实现O2O化?四、软能力增值是否高于店铺及人力成本递增? 危机中的产业：金融业金融业发生的变化和制造业差不多，我认为从今往后中国将有一个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在过去30多年，中国赚到的钱都是在产业里面，从今往后，所有的产业都以金融产品的方式出现，你要么是上市公司，要么是金融衍生产品，这是非常大的空间。在未来10年内，所有的产业都会金融产业。中国未来是多元化、全球化的市场，我们个人面对财富和金融理财的能力也在提升。我们要积极拥抱产业泡沫。到2020年,传统银行将失去35%的份额，四分之一的银行将消失。二十年后，传统银行可能消失。金融业转型：网络银行+在线支付+大数据 2014年7月份阿里巴巴推出一个产品阿里巴巴无抵押贷款，阿里巴巴九几年创业的，他上面有几十万家做外贸的中小企业，阿里巴巴说外贸企业要贷款，你在这个平台做1亿美元的生意，我可以贷款给你，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他是不需要利息、抵押。但是遭到了几大银行的反对，因为他彻底违背了传统银行的贷款逻辑，需要看资产，看你生产线，有没有土地、抵押、担保。今年阿里说什么都不需要抵押，我只要你在过去十年、八年你做生意的信用记录。我想我要借钱给另外一个人，他家里有多少钱跟我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过去借钱的时候有没有还钱，你的信用是我能不能借钱给你最重要的依据，而不是你家里有多少房子多少地，阿里为什么能做这个事儿?因为有大数据。美国现在有一个保险公司很好玩，今年初推出一个产品。我们都有汽车吧，每年都要交车险，我们交车险的时候每个人都想一件事，我这个车今年实际只开了三个月，但是我要交一年的车险。旁边出租车司机开了12个月，他跟我交一样的钱。这家公司就在你车里装一个传感器，你开得多，交的多，开得少交得少。最后讲下城镇化。1999年以后，中国地区所有城市化的成就基本上体现在中国排名前7的大城市。大中城市是不动产增长的动力，未来可能会有变化，未来是城市化向城镇化的转型。城市化的建设有70个城市向2900个县转型，产业的下沉和西迁北移，公共配套的完善，人的现代化。今天，我花两个多小时跟大家讲当今中国的现状，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没有夕阳产业，没有传统产业，有的是生生不息的创新与对旧模式的颠覆。

李嘉诚家族企业将彻底撤离中国的消息引发当局不安。有消息称，中国新华社批准成立的瞭望智库12日发表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李嘉诚在中国经济正处敏感时刻作出此举，是过桥抽板，而且不能打算一走了之。文章而且形容李嘉诚只是靠特权致富的“一介小商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李嘉诚家族自2013年以来频繁撤资大陆后，中共首次发声警告。李嘉诚家族企业将全部撤离中国据法广网报道，李嘉诚旗下长江基建集团宣布上周星期二宣布，计划以116亿美元的换股形式合并旗下公用事业公司电能实业。合并后，电能实业将会退出上市地位。《华尔街日报》认为，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与电能事业合并的计划，如果一旦成功，意味着庞大的李氏长和系企业注册地将全部迁离香港。长和系目前共有10家上市公司，长和、长实地产、长建等公司注册地均在海外，电能实业是现存唯一一家在香港注册的长和系公司，因此一旦电能实业成功并入长江基建并退市，李嘉诚将最终完成旗下公司注册地的全部外迁。瞭望智库的文章则批评李嘉诚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在中国的资产，是对中国当初招安的过桥抽板。文章直指，香港的地产富豪们已经渐渐失去他们的利用价值，但李嘉诚等富豪不要打算一走了之。文章直指，地产的财富并非来自完全市场经济，而要得到官方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的大力扶持。在中国，地产、港口等产业，刚好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李嘉诚等“一介小商人”，绝不能买入时靠特权，卖出时就说这是市场经济。不过文章又承认李嘉诚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是稳定香港的基石，绝对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此前曾有消息称，李嘉诚正考虑将旗下和黄集团的部分货柜码头业务，出售予四家国企所组成的集团。上述四家国企则分别为招商局、中远太平洋、中海码头发展公司以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据《华尔街日报》指出，自2011年以来，李嘉诚抛售中国资产的行动就没有停止，最新的抛售行动是7月底传出的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位于上海陆家嘴的在建综合体世纪汇的消息。与抛售中国资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嘉诚旗下公司已三年没有在大陆拿地，长江集团自2012年起也没有再买入香港的土地。此外，李嘉诚还出售了部分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资产。以下为瞭望智库刊全文：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3美元，下同）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别让李嘉诚跑了。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BA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逐步改变治港思路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本文作者：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罗天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