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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我们并不想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泼冷水，只想为他们的顺利“走出去”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当我在马德里市中心，凝望亚洲“首富”王健林买下的西班牙广场大厦时，手机震动了一下，新闻提醒：“王健林巴黎血拼，百亿大单万达城法国落地。” 陪我们参观马德里的西班牙北京同乡会会长钱昌毅显然也看到了这个新闻，我们相对一笑。 “梦断”马德里走在马德里街头，你随便问一个当地居民，认识中国的王健林么？他都会回答你：认识，就是买下西班牙广场大厦的中国富豪啊。当然，这位居民还有下一句：告诉他，别想拆我们的古迹，想都别想。钱昌毅会长指着大厦附近的街道对我说：“我们也要理解，你看这些街道，我查了一下资料，两百多前就是这个样子，除了维护，几乎一点没变样。你怎么让当地居民接受自己的历史建筑——西班牙广场大厦被拆除呢？” 右边的建筑，就是王健林买下的西班牙广场大厦马德里市副市长蒙塞拉也对记者说，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我们更尊重当地市民对文化的保护的呼声。其实，当地市民也没有完全拒绝来自中国投资，只要你别改变大厦的外貌，里面随便折腾，你想改成写字楼还是豪华酒店，那是你的事情。但王健林是位商人，不用计算就知道，推倒重建和内部改造，其成本差之千里。西班牙大厦是王健林在西班牙的第一笔大投资。2014年6月，他斥资2.65亿欧元买下这座大厦。该大厦始建于1948-1953年，落成后几经转手，前一任主人是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BBVA银行买下后还没有来得及设计出具体使用方案便遇上金融危机，自顾不暇之下，西班牙大厦被撂在一边。王健林考察足球市场时，去大厦周边考察了一番，以他商人精明的眼光和判断力当即作出决定：买。钱昌毅介绍说，价格谈判很顺利，最大的问题是，当时西班牙大厦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建筑，法律规定，大楼的产权可以买卖，但其外形不能随意拆动，而王健林买下大厦的商业目的是将大楼整改成、写字楼和商场为一体的大厦。当时主政马德里政府的执政党是人民党，市长为了让王健林顺利接手大厦同意了许多整改方案，甚至动用议会将西班牙大厦的保护级别从一级降为二级。签署好文件后，西班牙大厦转归王健林名下。西班牙广场大厦附近的街道，几百年来没有变样第一笔投资如此顺利，以至于王健林有些刹不住。2015年1月，王健林和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签下一笔4500万欧元的合同，买下该俱乐部20%的股份。第三笔投资数额更大，他看中了马德里郊外的一大片土地，要投资30亿欧元打造赌场、高级住宅、商业中心和高档写字楼，连名字都已经起好：西班牙万达广场。接下来，问题就来了。2015年4月，西班牙全国市长大选。这场大选，“今日马德里党”领袖卡梅娜以绝对优势结束了人民党连续24年执政马德里的历史。她的政府反对万达集团拆除重建的计划。于是，国内媒体分析说，万达马德里计划搁浅，是“政治作祟”。其实不然，钱昌毅说，在此之前，马德里市民自己建立的一个7万余名市民联名签署“反对王健林拆楼重建”的网站，每天已经有上万点击量。在西班牙，反对的市民如果太多，市政府通过也未必真有用。卡梅娜也只是顺从民意，确切地说，是选民的意愿。同样，万达的其他投资，也要顺从民意，马德里大型商业娱乐区投资案，新政府也将重新审议各个细节，当地市民认为该项目会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尤其是设立赌场，为此举行过多次集会抗议。蒙塞拉副市长对记者说，有人认为是马德里市新政府上台后，让王健林的投资受挫，还说新政府对人民党的执政理念成见很深，波及了万达集团的投资。其实这是个误解，西班牙经济需要复苏，我们需要投资。但是，马德里是一个文化名城，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了这座城市。因此，当地华侨说，国内一些媒体的“支招”就有些可笑，居然建议万达再等四年，等人民党在选举中胜出，重新执政马德里，万达就可以一帆风顺。这完全是坐在国内的臆想，在这里，真的行不通。当地一位华人说，要是比富，谁能有中东石油王子富呢？他们最多买几个球队，马德里地产他们是绝对不碰的，这也是有原因的。据当地媒体报道，万达集团已经开始遣散位于马德里的项目办公室员工，但万达不作任何说明，马德里市长慌了，马上出面辟谣称，万达不会走，大厦改建问题还在商讨中。“欧洲文化与中国投资的碰撞”，刚刚开始。 “造梦”大巴黎？让我们回到大巴黎，看看王健林新的“造梦”计划。仔细看看这个项目，再看看场景模拟，确实很“梦幻”。 “欧洲城”效果图，很梦幻万达此次在巴黎投资的项目主体位于法国Val d'Oise瓦兹河谷省（Val d'Oise）的戈内斯市（Gonesse）。外延至戴高乐机场和布尔歇机场附近的城市，项目占地80公顷，总投资超过30亿欧元，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万达还强调，该项目建设期间预计提供约2万个就业机会，项目投入运营后提供约1.4万个就业机会，国内媒体说，这是法国最大的“民生工程”。在此不得不说一下国内媒体同行的主观臆断，当地居民还没同意呢，怎么就成了“民生工程”呢？当然，按照我们的标准，提供就业当然就是民生了。但是，法国人民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这个项目在去年初就开始酝酿启动，当时是丹麦BIG建筑设计事务所赢得了欧洲城国际建筑设计邀请竞标。该项目是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建筑集群。欧洲城将博物馆、人工滑雪场、购物中心隐藏在一个有广阔景观覆盖的屋顶下。欧洲城购物中心集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将涵盖法国所有著名品牌及国际名牌。这个项目刚刚有了点苗头，去年年初就有当地绿色环保人士开始抗议了。根据规划，在A1高速公路沿线，欧洲城所涉及的城市是大巴黎93省的奥奈苏布瓦（Aulnay-sous-Bois）。相信居住在大巴黎的华人，听到这个城市都会露出那种笑容，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个敏感区域。治安、环境都有很大问题。这个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就说当地民众的意见吧。去年年初，这个欧洲城计划透露之后，当地居民就不干了，在这里建什么娱乐城？那怎么行啊？我们的生活那不全打乱了？于是首先是当地绿色环保人士开始抗议，让后是当地居民开始向市政府发泄不满。认为欧洲城的开建，将破坏当地的环境。这个城市的市长是右派的拜赤扎（Bruno Beschizza），此人从小在廉租房中长大，曾经负责93省的投资部门，担任过当时UMP的发言人。他当然希望投资进来，改善一下当地的就业环境。因为标致集团职工反对奥奈（Aulnay）厂关闭的风潮还没真正结束，正给当地经济和就业带来冲击，王健林的投资无疑是救命稻草。但是，当地居民居然不答应。多好的事情啊，这也拒绝？华商周先生就住在这个城市，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在该市买了一栋别墅，感觉房间不够，于是就想向外扩充一下，反正花园很大么。刚开始动工，附近的几户居民就一起找来了。很友好的问他：你扩建经过市政府有关部门允许了么？拿到许可了么？你扩建的目的是什么？周先生办好了一切手续，邻居说，还不行，你要把改建标示牌子挂到工地上，让大家都看到。周先生说，我自己家扩建一小块出来，居民都不乐意，你就别说涉及到改变这个城市了。虽然这个城市治安、就业都有问题，但是绿化还不错，有一个不小的公园，树木茂盛，是居民休闲好去处。如果，欧洲城在此开工，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居民会答应么？西班牙北京同乡会会长钱昌毅（左）、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琳（中）在西班牙广场大厦前大巴黎在两次改造中，过分强调物质环境的改善，而忽视了对城市整体社会环境和服务的改善，尤其是忽略了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和居住环境的改善，结果导致社会问题突出。这个地区主要聚居着非洲与阿拉伯人移民。他们大多就居住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高层住宅里。法国政府当年为缓和巴黎城区住房压力，大力推动房地产开发，在这里建了大批高层房屋。这些匆忙建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虽然满足了居民的住房需求，改善了居住条件，但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生活单调，吸引来的都是无法负担市区生活费用的贫穷居民和新移民。高人口密度、移民众多、高失业率，使这些地区逐渐成为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的代名词。当然，大巴黎政府为了改变这个现状，也是操碎了心。比如，在巴黎北郊的投入，就占了市政府投入的一大半，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这次，法国政府支持这个项目，当然也有改变这个现状的考虑，所以连奥朗德都出来给王健林站台。王健林在西班牙遭受挫折后，也学到一些东西，对法国的这项大投资，他表示，不再套用在中国的打法，一定是到哪个国家，就体现哪个国家的文化特色。但是，这项投资，又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还涉及投资环境的考量。这次投资，万达不再单打独斗，选择了与当地零售巨头欧尚集团（AUCHAN）旗下地产公司Immochan合作。Europa City项目预计将于2019年动工建设，2024年揭幕。可以预见，在动工之前，这个项目肯定还会遇到很多障碍。但是，我们相信王健林能够结合当地文化和投资环境，见招拆招，获得最后胜利。欧洲议会华人议员助理、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琳说，投资欧洲，首先要了解当地文化、学会融合当地文化，文化融合解决了，投资才能真正成功。

文章来自孙立平老师去年年末发表的演讲，但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实在、很受触动的。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现在很多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企业家都不知道干什么，都束手无策，你连校门都没有出的大学生就知道干什么?这当中能不能出一两个比尔盖茨，这倒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是创不成的，不但创不成，弄不好把老爸、老妈在股市赔完还剩下的那点钱再给创进去。这个弄不好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2015年12月发表的演讲中《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如是说。 1、现在我们存在各种困惑 2015年快结束了，若用一个词来概括你的感觉和印象，你会用什么样的词? 我脑子里想的词是 “困惑”。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共同的感觉。这个“困惑”是双重的，一个是对改革，一个是对发展。而且这个困惑跟原来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对改革，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困惑在改还是不改。但是这次跟原来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次明确说要改，不但说要改，而且召开中央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但通过这两年的时间，很多人脑子里面的困惑和问号说不定比原来更多了。这就是改革吗?怎么跟我们原来脑子里面想的改革不是一回事? 对发展我想也是同样的情况。去年年底，我一个朋友（国务院一个司局长），他跟我讲国务院内部对中央出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包括他本人。他讲完之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总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说不定比你们的判断要更为糟糕? 大家都知道，去年公布GDP的增长是7.4%，前年是7.66%，按照绝对水平来说差不了太多。但是用电量的增长几乎差了一半，前年GDP的增长是7.66%，用电量的增长是7%左右。去年GDP的增长是7.4%，用电量的增长是3%出头，差了一半还多。那怎么解释呢? 大家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年之内产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没有可能的。那要怎么解释这个数据呢?这个数可能就有问题。所以经济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可能都有点说不清楚。我们看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对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也会遇到问题。但是那时候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你接着往前走就是了，前面的路是明确的。但是这一次好像有点不一样。这一次有点像在沙漠和戈壁上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有了，前面是个沙丘。车辙按照不同的方向走，有深有浅，最后哪条路能走通？我们现在可能就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我经常在讲，现在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转折点的含义。这个转折点，这当中无论是希望，还是挑战，可能都在这里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想法，现在我们面临着种种困惑，这种困惑后面既包含着挑战，也包含着希望。 2、股灾背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在这种困惑的背后，问题的要害在什么地方? 我想从这次股灾说起。应当说这次股灾是今年中国经历的很重要的事情之一，值得整个社会反思。从这场股灾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两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能够看到的，就是用集权的行政力量人为发动一轮牛市没有成功。各位都可以感觉到，最近几年中国有一个很明显的集权趋势，权力在不断地集中。而一个集权的体制，要能有效地运转，它要求的条件是非常高、非常苛刻的：一是必须要有很好的决策层，决策不能出现重大的失误。二是它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执行层，这个执行层能够准确地理解上面的意图，能够负责任、有效率地进行工作。前一个不能妄议，我们就说后一个。我们看到集权的趋势，最近这两年重建的过程，说实话有点人人自危，很多人不再负责任地进行工作。这次股灾首先能够体会到这点：开始的时候中央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用人为的方式激活资本市场，来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但是问题是，大家都是看上面的脸色行事。你要什么我就来什么，而且层层加码，投其所好。所以大概到了四千点的时候，它说现在仅仅是一个起点。我想到了四千点的时候，其实有点意识到了，这里面有一定的风险，就开始提出要注意风险。好，那咱们就来注意风险的，一夜之间把融资配资全部卡死。打个比方说，有点像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给你开车，你说要快，还是要慢?你说时间来不及了，你要快是吧，一脚油门到底了。你说别这么快，路上这么多人，别出事。好，要慢是吧，那就一脚刹车到底。各位可以想，这个疯狂的牛市，然后到这场股灾是怎么来的，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这场股灾可以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东西就是经济转型的困境。其实股灾也好，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也好，它背后的逻辑大体都是比较相近的。最基本的背景肯定是实体经济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实体经济当中特别是制造业当中产能严重过剩。这里面产能严重过剩，资金就不往这里面进，因为进到这里面回报率太低。不但是回报率太低，弄不好就赔了。所以钱不往实体经济里面进，到哪儿去呢?就进了资本市场。这钱怎么能挣得快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加杠杆。到加不动了，泡沫越来越大了，破灭了，那就是一场股灾或者是一场危机。所以这场股灾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经济转型的问题。经济转型讲了这么多年，就是转不过去，原因在哪儿? 我觉得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体制的脆弱性。我们承受不了这种转型，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荡。打个比方来说，中国现在脖子上有两个通灵宝玉，丢了就没有魂儿了。一个是高速的发展，一个是维稳。这两个如果都没有了，或者说缺当中的一个，日子很难过下去。这表明什么呢，我们社会的脆弱性。由于这样一种脆弱，我们没有办法来承受自然的经济规律，然后就人为地干扰这个规律。所以我谈的第二个问题，从股灾来看，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体制改革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转型的问题。 3、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第三个问题，怎么理解经济转型，怎么理解当前的经济困境? 这个问题，其实要说复杂的话，可能也真的很复杂。但是我想如果要说简单的话，其实可能也很简单。经济的困境，如果用我的说法来说，实际上就是两条曲线之间的关系——一条曲线是生产的曲线，供给的曲线;一条曲线是消费的曲线，需求的曲线，就是这两条曲线之间的关系。过去这些年，生产的曲线、供给的曲线拉得越来越陡，而需求、消费的曲线却走得却很平缓，两条曲线之间的张口越来越大。当前的经济困境在哪儿，就在这个张口上，张口越大困境也就越大。假如说我们看到这点，我觉得很多问题就值得思考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经济政策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刺激经济的政策，大家可以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是继续拉高本来已经走的很陡的那条曲线。虽然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可以保证发展的速度，但是我们知道，已经那么陡了，你继续拉高的话，结果使得张口越来越大，这样造成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大。刚才讲到创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创新的问题是中国别无选择的事情。在劳动力的优势消失以后，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创新了。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的创新，最后一定体现在市场上，这东西你得能卖得出去。但是产品的市场在哪儿?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炒菜的锅。德国生产的锅一卖就两三千，我们这里的破锅几十块钱。当然，中国要生产这样的锅，也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各位想中国生产锅的企业都生产两三千块钱一个的锅，卖给谁？农民一年的收入就那么点，他会买一个两三千块钱的锅吗? 我的意思是，哪怕创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后面你得解决市场的问题。市场的背后是什么?我觉得市场的背后就是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折射。最简单的来讲，手机。仔细想一想中国的手机市场，实际上就两个，一个是苹果的市场，一个是山寨的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手机这两个市场是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对应在一起的—— 收入高的就苹果了，另外一个是山寨的市场。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市场的背后是社会，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变市场。这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困境怎么来理解，它的背后是什么。 4、弄不好中产阶级还要遭次洗劫第四个问题，为了推动转型，社会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就是社会保障。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智能，讲的互联网+，但是要知道，在今天的美国，就两样东西，一个房子，一个汽车，这两个东西仍然占家庭支出的50%以上，这仍然是他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我们进入时代之后，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有没有制度的支撑，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解决人们对预期的问题，不安全感问题，不确定性问题，就不能为这种消费创造条件。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中国现在的老百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头驴子一样，你打它两鞭子，说你跑一圈，他就跑了一圈。跑了一圈，然后你说，这圈不算，你再跑一圈，又打了两鞭子，他又跑了一圈，你说这一圈也不算。他不停地跑，你不停地说这个不算。我们社会面对的是什么，就是你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你有没有一种制度的支撑非常重要。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西部某个市，这个市是一个资源性城市，是在煤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前几年煤好的时候，盖了不少福利房卖给职工，大概是2800一平米，现在市面的价格差不多是3200。我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求退房，不是一个两个，非常普遍的要求退房，说我也不想挣这个钱，你就按照当时的价格把钱退给我，这个房子我不想要了。怎么是这样一种心态呢?？很难理解，当地的朋友解释说，现在很多人是这样一种想法，他就觉得今后这几年吃饭都要成问题，很多人想，手里拿的房子是值二三十万，但是卖不出去有什么用?还不如把钱退给我，到时还能吃口饭。各位可以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进入一个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时代，怎么形成这种消费模式。所以这样一个制度的支撑，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觉得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个，经济转型需要新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主要是中产阶层的问题。因为刚才说耐用消费品或者是大宗消费的问题，它的主体是谁?是中产阶层，没有中产阶层，形成不了市场，你转不过来。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中产阶层发育得一直缓慢。虽然从绝对数来说还不少，但是前些年三座大山就把中产阶层搜刮得差不多了，这次股市又把中产阶层消灭了一批。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弄不好还有一个陷阱。刚才有朋友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我觉得这事也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学校现在也忽悠，忽悠学生们，要淡化就业意识，要增强创业意识，你别一入学就想怎么就业，要想将来怎么创业。问题是，现在很多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企业家都不知道干什么，都束手无策，你连校门都没有出的大学生就知道干什么?这当中能不能出一两个比尔盖茨，这倒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是创不成的，不但创不成，弄不好把老爸、老妈在股市赔完还剩下的那点钱再给创进去。这个弄不好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 5、中国历史上的三十年现象第五个问题，现在我们真的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三十年，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中国历史上的“三十年现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看看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怎么走过来的，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过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八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加起来二十七年，又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又是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我个人看法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将来过了若干年，我们回想这三十年，你可能说它好，也可能说它不好，但是有一点我估计是肯定的——这三十年和过去的三十年将会有明显的不同。现在很多问题都面临着重要的转折。这新的三十年，我们从经济困境、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讲，必须得有一个能够支撑未来新的三十年的理念。过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心的，但是要支撑起新的三十年、解决当前面临的很现实的重大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新的理念。所以最近这几年，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经常讲两个东西，一个是社会进步，一个是公平正义。也就是说，进入新的三十年可能需要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包括经济转型在内很多现实的问题，不在一个好的社会基础上来解决，实际上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