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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8月24日消息 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将数年前曾以“电击疗法”戒网瘾受到舆论关注的杨永信再次拉回公众视线。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些当年接受过“电击疗法”的年轻人，他们讲述了当年和此后数年的经历。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大学生沂蒙情协会”来访，杨永信为一行人介绍（杨永信新浪博客图）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一个小包，从家里偷出来的4000元钱，是张旭同所有的财产。他不敢带手机，他怕亲戚找过来，再一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的“13号室”。在路边摊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有遮挡的，公共场所要找门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尔见到山东车牌的车子特别是临沂的，哪怕绕两条街都要躲着走。出发前，张旭同在夜市买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刀具，别在腰里。他决定万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结了自己。可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削个水果。一从2006年至今，超过6000人在“四院”接受过治疗。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但7年过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对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他们更愿意用“那儿”来替代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2009年7月15日，山东临沂，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张旭同第一次进“四院”是2007年，当时那里还没那么大争议。他在通宵打游戏时，能看到网上有人喊“小心你被电”之类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电了。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在网吧带了出来。16岁的张旭同很平静，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表情。他很听话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车一看，心中想着“就这样？不过如此”。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在这间屋子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对他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说罢，8个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体，给他嘴里塞进了牙套。一阵“滴滴滴滴”声之后，有人拿着两个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张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又一次来袭。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 “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张旭同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张旭同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 “成功戒除网瘾”家庭跪谢“杨叔”（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他至今无法用语言说清那种感觉，“那种对人心理的把控，让人确实感受到你是真的错了，电击会让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说《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种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相比于张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几个月到的江一帆显得平静得多。辍学打了两年游戏，厌倦每天“杀杀杀”后，江一帆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治疗“网瘾”。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四院”。入院时接待他的正是张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睚眦必报”。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参观中心期间，“盟友宣誓展示”（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二江一帆回忆，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给举报了。入院电击后，体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头晕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亲觉得闷就去外头转了转。谁知道独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违反了“不能独处一个小时”的规定，又一次接受了电击治疗。电击治疗在这里被称为“点现钱”。直接被“点现钱”的行为共有86条，比如 “忽悠家长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药”“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挑战杨叔模式”“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等。 “每一次电击，需要交治疗费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疗，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平时，孩子们互称为盟友。盟友中选出班委，负责管理盟友；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再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参观治疗中心期间，“在杨永信的示意下”，一名“盟友”在母亲面前跪下（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举报他人在这里是被鼓励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5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最开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点评课进行思想教育；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记录一天感想。他以为只要“少说”，就能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有一次，学习委员问江一帆，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有时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江一帆发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被电次数多了，江一帆甚至能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 “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当电流是30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保”的三条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讨好“掌握生杀大权”的班委和家长。一次军训，一个盟友只因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接受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此后，这位盟友语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换成了“不勤快”。他还曾目睹过身为班委的张旭同，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盟友，立马施以50个俯卧撑的惩罚。三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3个字，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五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他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他说，在那半年多里，没有一点漂着的感觉，“至今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可当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向父母求助。回来后，张旭同没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根据惯例，送回来的“再偏”的盟友要无条件地接受从严从重的治疗——每天进行一次更大强度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江一帆这才发现，自由是这么的脆弱，只在家长一念之间的改变，到手的自由立马就会摔得粉碎。好在10多天后，父亲又派人把他接了出来，并向他道了歉，承认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不太好。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学会了更高明的伪装。上大学后，他和父母沟通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就签下了一家在国内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业，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远离父母，远离山东。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寒暑假骗家里说在外头打工，实际上就在寝室里打游戏。每月他靠游戏能赚4000元左右，以此支撑了他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实施他的逃离计划时，张旭同却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张旭同就再没回家，在老家的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说，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当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在后面追赶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觉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样疲惫。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等他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说他事后赔了酒店3200元钱。他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药店直接买到。张旭同将5瓶降压药，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来患有高血压，母亲在一旁照顾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他找过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过去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患上了抑郁症。七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网戒中心里，大多数人都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网瘾，但实际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暂迷茫，之后他们还能回到正轨，可那些因此堕落无法回头的盟友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盟友家长看了《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文章后倍感气愤。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假设你有孩子不学习了，和正常人不一样了，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着急。这个临沂戒网中心，是一个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说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家里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不和家里接触，脾气越来越暴躁。“作为家长，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才交给戒网中心来管理”。在他眼中，孩子从四院出来以后，内心没有恐惧，回家就和他们沟通。还把打工挣来的钱，给爷爷外公各买了一箱酒，给外婆和奶奶买了手表。可当被问道，如果孩子“再偏”，还会把他送去四院时，这位家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会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经好了，毕竟已经长大了。孩子的行为上有缺陷，家长自身也缺乏沟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当。”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了网戒中心，门口一群家长在门口蹲守，还有人从附近的小车里给记者拍照。从外面看，网戒中心的每一层入口都被两道铁门紧锁着。当记者试图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些带着“xxx爸爸（妈妈）”名牌的人开始跟随和驱赶记者，表示“请你快点离开”。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杨永信，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据8月22日《沂蒙晚报》报道，杨永信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如果没有患者，网戒中心一天也开不下去。网戒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规外，也是因为有众多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长和孩子不需要这个地方了，网戒中心因此关门了，那将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但现在，那么多的家长带着求助和无奈而来，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份事业，责任和同情心是驱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结尾最近，张旭同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看到其中一个桥段时，他不停地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有什么太大影响。”张旭同说。这几年，张旭同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可最后也都“处理”掉了。他表示，他对做一个好父亲没有信心。毕业后，江一帆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煤矿实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让矿工能够有较长的集中时间回家看看。江一帆几乎没有用过这10天假期回过家，而是去呼伦贝尔看草原、去中卫沙坡头看胡杨林。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矿井四五次，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被浓缩在智能触屏手机的App中，在这里，原始人变成了“疯狂原始人”，他们抱着恐龙蛋，在孩子的指尖下跳跃、前进、收集金币，如果没能越过悬崖，“疯狂原始人”会大叫一声，坠入深渊。这是一款适合4岁以上人群的跑酷游戏，它已经足够让一部分中国家长担忧。而在苹果手机的应用商店中，100多万个应用程序中，游戏就超过30万个。王冠发现，女儿在2岁时便会用手指滑动桌面和电视机，她希望得到和触屏一样的交互体验。冯美蓉4岁的儿子，在iPad上学会了成语和第一首唐诗。6岁的郑琳（化名）正在用iPad做作业，她的童年过早地陷入孤独，父母离异后分居两地，陪伴她的是祖父母和一台平板电脑。她的祖母说，“玩游戏比学习多。” 智能触屏设备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它会把下一代变成什么样的人？站在传播媒介变化的历史转折处，父母们对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尽管如此，出生在触屏时代的孩子们仍然在父母的焦虑中成长着。心智灾难？一位苹果公司的员工希望向孩子隐瞒iPad的存在，尽管白天他会想尽办法拓展iPad的销售渠道。儿童游戏的产品经理石伟说：“成为父亲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如何让孩子远离iPad。”他的朋友从不限制孩子接触平板电脑，结果，孩子3岁时视力便只有0.5。于是，石伟决定在自己孩子8岁前禁止他接触iPad，即便使用，每次也不能超过3分钟。而同在计算机行业的冯美蓉却不这样严格。她的儿子从2岁便开始玩父母的智能手机，当他可以拿得动iPad时，其他玩具都黯然失色。儿子最常点开的App是“小伴龙”，并跟它学会了唐诗、成语、三字经。有一天，儿子突然对着屏幕又唱又跳：“小燕子穿花衣。” 三十多年前，冯美蓉坐在东北老家的厨房里，第一次听正在做饭的母亲哼出了这首儿歌。直到上大学时，她才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三十多年后，一只橘红色的卡通龙，在触摸屏上对冯美蓉的儿子说：“今天怎么没来找我玩？我想你了。我们一起唱歌吧。” 腾讯网儿童频道在《数字小公民安全成长指南》中指出，56％的中国儿童初次上网的年龄低于5岁，而家长希望儿童第一次触网的平均年龄是7岁。但互联网低龄化的趋势，没有也不会按照家长的心意逆转。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年龄低于10岁的中国网民超过1800万，未成年上网人群已经过亿，儿童的网络渗透率还在不断提高。影响视力是家长的首要担忧。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对1.5万名儿童进行了抽样调查，32.48％受调查的儿童平均每天在iPad、电视、电脑等电子产品上花费1到3小时，60.87％的家长表示，孩子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少于1小时。在18岁以下少儿中，近视增速最快的是小学生。超过40％的小学生近视，这个数字是2000年的两倍。人民网曾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不具名的医生的建议：“18岁以下孩子不要接触iPad之类的电子产品，18岁以上的孩子在玩的同时一定要限定时间，每次半小时，每天不超过1小时。”可是，这看起来并无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术规范》中建议，0至6岁的儿童，每次使用电子视频产品不宜超过20分钟，每天累计时间建议不超过1小时。而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卢海认为，“iPad是儿童视力的杀手的说法，过于武断，不够严谨。” 但“让孩子放下iPad”还是成为一些早教班的招生宣传语，这吸引了一批对iPad早有怨气的家长。作家王蒙将触屏时代的到来称为“心智灾难”。在他看来，触屏和电视一样，提供了一些文化含量可疑的声像信息，让人们再度被科技征服。电脑与鼠标、触屏和智能手机先后冲进生活、杀入头脑，它们“提供了最全面的服务与引领，也许还有劫持”。 2012年，在iPad上市的第二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曹晋主持了国家社科课题《新媒体与都市儿童研究》，“儿童玩工”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她认为，孩子的童年是跨国公司最易驯服、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低龄儿童逐渐被技术异化，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在她看来，iPad已经沿袭了电视曾承担的“保姆”角色。在一些公共场合，唯一能使孩子安静下来的方式，就是把成人的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放在孩子面前。而当交互设计师戴传庆将儿童App的设计经验发布在科技媒体上时，家长给他留言：“你是一个无良奸商，故意去挣儿童的钱。” 因为长期不当使用iPad导致自闭症的孩子不断见诸报端，曾经困扰家长的“网瘾少年”现在被称作“屏奴”。 2013年，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的戴文静进行了《学前儿童使用iPad情况的调查研究》。她发现，有一个孩子直到5岁还不会说话。他的父母忙于工作，老人打麻将，保姆便把iPad丢给孩子。最后，孩子语迟的原因被医生诊断为：“长期和机器交流，对真实人声不敏感。” 然而，对于儿童使用触屏设备的危害似乎并没有公认的结论。戴文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看到的更多是弊端，但现在觉得（iPad）优点也不少。”她同样忙于工作的邻居，将孩子的照料交给讲方言的祖父母，但孩子跟着iPad学儿歌、听故事，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两个同样疏于与父母交流的孩子，iPad使用效果却截然不同。在3年前的研究中，戴文静也没有想到，同样不被限制使用iPad时间的孩子，一类沉溺其中，另一类却可以自觉地放下手中的iPad。其中原因，戴文静认为：“没有定论”“很难界定”。戴文静曾进行过一个试验，她让两个沉溺于iPad的孩子的父母不在家中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结果，两个孩子分别在两周和一个月后，便不再长时间使用iPad。当父母把触屏设备当作玩游戏、看视频的玩具时，示范作用会让还在感性认知阶段的儿童开始模仿。戴传庆也发现，只要自己一开始使用手机，孩子就爬了过来。 “为什么爸爸可以玩手机，我不可以？”严格的禁令没有办法回答孩子的问题。王冠已经习惯了父母的权威感消失在移动互联时代。作为财经节目主持人，他无法避免在家使用手机，于是他只给女儿规定了单次使用时间不超过30分钟。女儿只在早晚各用一次，其中包括清晨女儿用iPad模拟钢琴弹一首儿歌，送他上班。而大多数被严格限制iPad使用时间的孩子，隐忍着对家长的不满情绪。曹晋进行的涉及上海市100个3至5岁的儿童的调查显示，当家长拿走设备时，78.9％学龄前儿童会有强烈的反抗。为了阻止孩子使用iPad，父母会为触屏设置密码，而对于这些被严格限制使用时间的孩子，偷偷记住触屏的启用密码，不是一件难事。他们会蒙上被子，蜷缩在黑夜，任触屏闪烁。这令人想起三十年前，上一辈家长怕电视影响功课，而竭力阻拦孩子看电视的情形。未知的恐惧当iPad成为世界各地儿童最想要的礼物时，被触屏时代困惑的不只是中国的家长。 2011年，美国儿科学会提出建议，不要让2岁以下的孩子接触电子媒体。但在移动互联不可逆转的趋势里，该学会又指出，电子设备有助于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但并不建议3岁以下孩子接触触屏设备。纽约科恩儿童医疗中心的鲁斯·米兰奈克医生在实验中发现，不到3岁就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幼儿，会影响孩子学习走路和说话的速度，言语智力测验的得分也低于其他幼儿。在触屏设备上经常玩“愤怒的小鸟”或者“水果忍者”等非教育类游戏的孩子，在言语智力测验中的得分，低于不玩这些游戏的孩子。而玩教育类游戏的孩子与不玩触摸屏游戏的孩子相比，在言语智力测验中的得分并没有太大差异。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语言障碍的儿童在过去6年增加了71％。语言研究专家认为，这与智能手机、游戏机等电子产品更多地进入儿童生活有一定关联。触屏设备一方面成为专家和家长质疑的“自闭儿童”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又弥补了治疗自闭症儿童原本基于纸质图片的交换沟通系统的不足，iPad已经被儿童心理医生广泛应用在治疗中。爱尔兰科克大学医院的研究甚至发现，多玩触屏设备有助于儿童智力发展。被调查的82名幼儿中，很多孩子早在1岁时便具备操作触屏的能力。王冠的女儿在旧金山告诉他：下次想去巴黎，因为那里有埃菲尔铁塔。王冠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埃菲尔铁塔是在挂历上。“儿童游戏是有世界名胜的，我没有教过她，但她显然明白这是巴黎的地标。”触屏一代探索世界的方式已经不再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触屏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窗口。王冠今年36岁了，小时候，他奶奶把鞋盒裁剪成识字卡，现在，她的女儿用iPad识字。“没有本质区别，”王冠说，“科技让我们总觉得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不清楚里面是什么，会有什么结果，然后家长就活在对未知的恐惧里。” 王冠对触屏的唯一恐惧是，触屏的交互会给孩子一个答案。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心理学教授桑德拉·卡尔弗特看来，儿童专注地滑动触屏，与拼乐高、玩布偶时全神贯注的状态是一样的。心理学家将这种状态称为“心流体验”。但两者之间，仍有一个微妙的差别：什么时候放下乐高或拨浪鼓，是由孩子自己决定的；而在触屏游戏的世界中，孩子的任务是否正确完成，都是预先的程序设计。 “但谁知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纸质阅读塑造出人类的线性思维，进入触屏时代后，交互设计会给孩子带来什么？目前还没有科学家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不可否认的是，移动互联的迭代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时光里，石器时代过渡至铁器时代用了250万年，3000年的时光让人们从铁器时代进入蒸汽时代。而进入信息时代人类只用了109年。现在，技术迭代会不停地发生在一代人身上。“每5年迭代一次，每3年就有一次重大创新。”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张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3年，IBM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触摸屏手机。当乔布斯拿出第一代触屏iPhone时，各个年龄的人们发现自己突然同时进入了触屏时代，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全新的媒介环境里。冯美蓉刚刚办了一张图书卡，她也想让孩子知道，读书是一件有趣的事。于是她和丈夫放下手机，开始阅读，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自己看不下去。事实上，中国的成年人已经对纸质书和电子书做出了选择。在第13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中，2015年成年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58.4％，比2014年的58.0％上升了0.4个百分点，而数字化阅读达到64.0％，较2014年的58.1％上升了5.9个百分点。张洁正在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开展“未来学习项目”，东区6所公办小学和2所公办中学参与其中，她希望能用5年时间，将基于平板电脑和移动网络的数字化教学常态化。在项目开展之初，她发现，仍然有孩子从来不用电脑、不会上网。“这不是经济原因，而是观念问题，因为家长和老师花了大量的努力阻止孩子上网。” 这些出于关心的焦虑，对儿童真的有更大益处？一些父母“一看见孩子玩iPad，就头疼”。后来他们开始承认：“只要我看孩子醒着，但是没有在学习，我就觉得难受，我觉得他在浪费时间。” 张洁设计了一项用iPad完成的图文作业，在6个问题中，测量孩子会不会拍照、打字，知不知道什么是新闻，能否选择和处理信息，是否能判断信息的真实性…… 有的孩子看完题目便放下平板电脑说：“不会，只会玩游戏。”看到测试结果的老师第一次意识到，平板电脑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教。电子课本被放入平板电脑，已经足以比纸质书丰富、吸引人。地球仪也被放在触屏上，同样旋转在学生的指尖。一堂课内，更多的学生可以在触屏上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每个孩子的热情正在得到尊重。但电子课本推行之初，父母依然有不由分说的反对和担忧。如今，这样的焦虑正在减少，他们开始寻求应对方案。但父母最为关切的仍是具体而琐碎的问题：“孩子几岁时买？”“如何制定家庭规则？”“一天可以使用几次？” 被改变的童年恐惧和焦虑也来自于父母对社会竞争的不安全感。张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母舍不得孩子玩，觉得孩子怎么学都不够，一看到孩子玩就坐立不安，担心被同龄人落下，这是物质稀缺年代的后遗症。” 在不够富足的时代中，竞争已经被训练成几代人的本能。“活得比别人好”的生活目标也沿袭在80、90后的身上。但诞生于丰富物质中的触屏一代，已经和父母不再一样，他们需要的是获得幸福感。张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生活在物质富足的时代，不必为了争抢资源而抹杀个性，每个人都可以更好地做自己，个性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并获得尊重。”在她看来，平板电脑的意义正在被低估，它并不只是“好玩一点”。了解触屏、驾驭触屏，它可以是一个帮助孩子了解自我选择，进行自我管理的工具。但一些家长仍然疑惑：“以后的孩子还会写字吗？”张洁给出了一个看似激进的回答：“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不需要写字也能顺利进行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写字呢？”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演变更替出现过无数次。钢笔、圆珠笔取代了毛笔，毛笔字从日常的交流中退守成为艺术，“即便硬笔书法在历史上消失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戴传庆曾是爱奇艺的高级设计经理，在仅有一个工程师的团队中，“爱奇艺动画屋”诞生了。最初这款应用程序只是爱奇艺客户端中的儿童频道，但即便过滤掉成人客户端中对儿童不利的信息，还是难以吸引孩子。成人客户端以黑色、绿色为主，这并不是儿童喜爱的颜色。戴传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儿童的视力发育有一个过程，他们喜欢明亮、简单的颜色。”他发现孩童直到8岁才开始尝试理解一种颜色的不同色度。于是，蓝色、红色、黄色成为了大多数儿童App的主色调。设计师还把提示字变成了柔软的字体，每个视频的边框也都设计成圆角。和“小伴龙”等儿童App一样，第一次进入“爱奇艺动画屋”时，也要输入儿童的昵称、年龄和性别，不同的年龄和性别会筛选出不同的卡通。针对3到6岁还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这些应用程序会用声音指引孩子。在“动画屋”每隔15分钟，会出现一个女声提示：“你已经看了很久了，休息一下吧。”有的儿童会对家长说：“刚才有个阿姨告诉我，要休息一会。”这样简单的交互制造出了触屏对儿童的陪伴。“如果从盈利的角度看，我们肯定希望儿童用这个产品的时间越长越好。”戴传庆坦言，让家长安心，是儿童产品的重要准则。为了防止儿童点击家长操作的按钮，设计师特意将这些按键半透明化。当播放动画时，孩子的天性会点击活动的卡通形象，为了防止频繁错误地退出视频，播放动画时会自动锁屏，只有在家长点击解锁后，计算一道数学题，才可以退出观看。“我们会帮助家长控制时间，我们设定连续使用60分钟，客户端就会锁死，只能第二天再用。”但交互设计师的用心并没能被家长完全接受。应用程序有三种主要盈利模式：广告、增值服务和付费软件，但这些并不适用于儿童产品。虽然不断提升儿童的用户体验，但家长才是最终的消费者，铁皮人科技公司的市场调查显示，愿意为App付费的家长仅占总用户量的2％。而出于好奇的天性，当儿童将一款游戏“通关”，便不再有任何兴趣。冯美蓉的儿子，每个游戏最多玩2周，她的手机中删掉的儿童游戏难以计数。美国儿童教育研究机构迈克尔·科恩集团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玩具，儿童更喜欢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玩游戏。玩偶和公仔的确只能吸引戴传庆儿子2天时间，王冠送给5岁的女儿一只电子表，她欢天喜地玩了几天，就不见踪影。在触屏时代，交互设计师试图用精细的设计留住最不忠实的用户——儿童，也在用各种方式向家长示好、让他们安心，但家长仍在千方百计地让儿童远离这些有可能并没有伤害、促进成长的产品。 “既然趋势是注定的，为什么不能帮助孩子更好融入这个趋势、让他们尽早理解数字媒体呢？”一些父母没有办法回答戴传庆的疑问。近代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学龄前儿童的早期认知发展是在触觉、视觉的互相配合中完成的。而触屏刚好融合了这两种感官，又将听觉加入其中，形象思维和想象力都正在被激发。在皮亚杰生活的年代里，他所指的触觉是，触摸一朵花、一只猫、沙滩和海水……但交互设计也可以让人走向户外。AR（增强现实）技术下，诞生了一款“Pokémon go”（城市精灵）的游戏，它让世界各地的成人拿着手机，甚至在夜里到处闲逛，收集“宠物小精灵”。当人们还在担忧触屏会缩短孩子的童年时，可能让人们变得更加孤独的AR、VR（虚拟现实）时代正在赶来。互联网科技观察者莫小谦说，这些人与机器更深层交互的技术，正改变着孩子的童年。“不同领域的明星科技产品整合起来，或许就是陪伴当代儿童成长的哆啦A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