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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提供的图片显示，她在北京师范大学2013届管理学博士课程班结业仪式上发言。陈玲供图原标题：兰州交大博文学院院长带数十下属接受澎湃专访：办学是做慈善在拒绝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女教师患癌后被开除”一事提出的单独采访要求后，8月25日上午10点，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院长陈玲带着副院长左闯、刘彦凯等30多名下属集体接受澎湃新闻的独家采访，全校处室负责人以上干部全部到场。 8月14日，博文学院女教师刘伶利因癌症去世，8月15日，微信公号“斗瘤”首发了标题为《在兰州一所大学教英语的她，在患癌后就被开除了》的文章，迅速引发各方关注。随即，媒体又揭露博文学院多名教师患病后被开除。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觉了。”25日上午一见到澎湃新闻记者，年过半百的陈玲就有些紧张地说，她显得有些憔悴。澎湃新闻原本单独采访的提议，被陈玲断然拒绝，她打电话要求学校处级以上干部全部到场接受采访，“我这几天情绪和精力都不便单独接受采访，而且社会上各种传言，八张嘴也解释不清啊。” 采访中，她否认在刘伶利去世前就知道其已身患癌症，也否认了自己学历造假。不过，学院相关负责人对何时得知刘伶利患癌说法并不一致。陈玲说，对于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十分痛心、遗憾，“刘伶利老师的悲剧也确实反应出校方在管理制度、人文关怀上存在的问题。” 采访中，她多次在记者提问后，面对一众属下，让记者问问他们。而在记者提出追问时，她亦多次将问题抛给副院长或其他人，下属中也有人直接接过记者的问题回答。到底何时知道刘伶利患癌，校方说法不一在8月25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及刘伶利一事，相关负责人对何时得知刘伶利患癌说法并不一致。陈玲多次强调，在媒体曝光之前并不知道刘伶利患癌。副院长左闯说，自己是在2015年5月得知患癌一事。而曾在刘伶利逝世当天给刘伶利父母送2000元慰问金的副院长刘彦凯则说，直至刘伶利逝世他都不知道其死亡原因。但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5年1月14日，刘伶利的母亲刘淑琴曾带着病例和大夫开的请假条到学校为女儿请假，“病例上写得清清楚楚，学校才知道孩子得了癌症。” 而博文学院作出开除刘伶利的决定是在1月19日，即是在得知刘伶利患癌的情况下，仍作出开除决定。对此，陈玲解释称，人事处处长江雪芸或许知晓刘伶利患癌，“但她人比较好强，觉得我压力大，就没对我说过，自己扛着了，开会的时候也没有提过。” 记者追问，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曾明确写道：2014年7月，原告（刘伶利）因身体不适检查确诊为卵巢癌。难道一审判决陈玲也不知道？陈玲回应，一审二审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江雪芸全权代表，“我是在事件曝光后，才找到律师，看到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 然而当记者提及，刘伶利在去世前，经常在微博上发布自己患癌的感受，并引起了部分网友的关注转发，难道学校教师和学生没有一个人看微博吗？全场一片默然，没有人回答，陈玲随后接话：“真的没有人跟我说过。” 陈玲称对此次事件反思很多据陈玲介绍，她于1996年下海做生意，一开始做物资运输，2000年开始涉足房地产，并成立了建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她开始操办征地办学校。 “办学校就是觉得能为社会作一些贡献，比较有价值。”陈玲说，最初办学校就是觉得是做慈善，自己也非常注重学校的人文关怀，但经此一事，她反思很多。她表示，给刘伶利老师家庭的50万元和解补偿金已在8月24日中午到位。 8月26日，就陈玲等学院人员在采访中的说法，澎湃新闻向刘伶利父母、刘伶利案的二审代理律师进行求证。刘伶利的母亲刘淑琴并没有让记者进门，称自己马上要住院了，对一些问题不愿意回应。她说不知道校方赔偿款是否已到位，银行卡在刘伶利的父亲刘宏处。而刘宏则说：“还没有查卡里钱有没有到，对我来说，这笔钱已经没有意义了。” 刘伶利的二审代理律师蔡翔告诉澎湃新闻，在二审过程中，自己已经把刘伶利患癌一事告诉了二审法官和校方代理人。但二审时，学校出面的是一个年轻办事人员，“可能是人事处的，但不是（人事处处长）江雪芸，至于陈玲何时得知刘伶利的病情，这个我不好说。” 此前在8月20日，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发布文件，称江雪芸在处理刘伶利老师相关事宜中存在工作失误，现决定对江雪芸做出停职检查的处理。陈玲带着学院处级以上领导，在这间会议室集体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对话陈玲】 “判决下来没及时汇报，导致做出开除决定” 澎湃新闻：刘伶利家属称，人事处处长江雪芸曾说“你别给我哭，这种事我见多了”。对这句话学校有没有调查过？让她停职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陈玲：我们学校停职她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判决下来后没有及时汇报，导致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决定。你可以问问在座老师，我们都不知道她（刘伶利）得了癌症，但后来报道都说我们是知道了她得癌症又把她给开除了，就是在道义上“不道德”。副院长左闯：（拿出刘伶利的请假条原件）假条上写的时间是2014年9月2日至10月31号，59天。当时她（刘伶利）拿着甘肃省人民医院住院的医院证明过来请假，医院原件上写的就是盆腔炎。假条是我批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这个病，还建议她去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看看。陈玲：我们学校在人事管理体制上是很严格的，有专门的引进人才管理委员会，由系主任、院领导参加，解聘人才也有学院考核领导委员会，也是有20多个人参加的，程序就是由系里先提建议，人事处审核，再提交到考核委员来决定，最后院领导同意后下发文件。副院长左闯：当时（刘伶利）请假是请到10月31日，应该从11月1日起来销假或续假，但她和我们学校再也没有联系过，可以说是失联了。我们人事处、教务处给她打电话，只有一次打通了，她说她在外地，再也没有说任何事，也没说她的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11月15号，学院要开始排下学期的课了，但她人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法排，只能让其他老师来上课。她请了59天假，但是超假82天，一直到（次年）1月中旬，我们要放假了，就做出了开除的决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点。现在说我们知道癌症（就）开除了她，产生了很多问题，对这个事情的核定，从请假时间就能看出来，还有人事处和她打过的电话，这个应该很容易也能找到。（澎湃注：此前据央视报道，江雪芸称，在请假快到期时，学院“相关人员通知了刘老师，通知以后得到回复说正在看病，没办法续假”。刘伶利母亲也确认，学校在2014年10月中旬曾打过电话询问续假的事情。刘淑琴说：“我女儿说我们都在北京，家里没人。他说知道了，那续假的问题就算了，你就不用管了。” 根据2016年6月21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法院认定博文学院认可刘伶利与博文学院在电话通话中，刘伶利陈述其本人及家人都在外地就医，无法履行请假手续，等回来后补办请假手续，不属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师聘用合同》中约定的擅自离岗、旷工的情况，博文学院以此为由开除刘伶利并解除与刘伶利的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办公室就有我的章，盖章都是成批量的” 澎湃新闻：当时联系刘伶利的人事处老师在吗？副院长左闯：现在这个人不在，具体是谁，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们是2015年5月份得知她得了癌症，刘老师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学校撤销她的处分决定，恢复劳务关系。在法庭上，刘老师没出庭，我们学校去了人事处的副处长还有律师。得到这个信息（指患癌症）之后，我们立即表示庭外和解，同时想办法通过医保提供医疗救助，但对方坚决否定。澎湃新闻：是律师不同意庭外和解，还是其父母不同意？一审时陈玲院长没去吗？陈玲：在新闻媒体曝出来那天我才知道的，当时就打电话给江处长，让她马上到律师事务所，与家属尽快取得联系，协商此事。第二天早上，我让律师事务所所长、律师和江处长他们一起落实，律师从包里拿出判决，我看了之后才知道一审是什么情况、二审又是什么情况，一审校方代表是江处长。澎湃新闻：江有权代表学校吗？陈玲：有盖章就可以，但不是每个文件都是我盖章的，办公室就有我的章。我们有人事处、法律顾问，如果院长要过问到这么细致的环节，那我就不用干别的事了。再加上人事处现在全权处理这类事情，办公室盖章都是成批量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校长都没有时间亲自给每个文件盖章，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澎湃新闻：刘老师去世前在微博上发布了大量关于癌症的信息，难道没有老师或学生知道吗？陈玲：真的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这件事情。我第一次见她母亲就是那天（8月23日见家属）过去道歉，当我知道这件事后第一时间就派我的副院长们，包括很多外语系办公室的老师去了，我怕她激动，万一有个意外出现，就让那些老师前前后后去了好多次。澎湃新闻：二审判决书下来是7月14号，为什么8月22号才回应，那么长时间拒不履行？陈玲：我听江处长说，当时学校也放假了，她给对方打了电话，对方意思是说，她在住院，家长也顾不过来，而且“你们也还没开学”。他们说暂时来不了，开学以后到我们学校来谈。家长反馈的信息电话都有记录的。（刘伶利方的二审律师蔡翔此前对澎湃新闻称，二审判决后，博文学院没有执行，原本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因当时刘伶利病情非常严重，而申请强制执行需要其签字，为了避免刘伶利病情加重，当时并没有申请。） “我们的管理体制是一票否决制” 澎湃新闻：经过此次事件，学校在人文关怀上有没有什么反思？陈玲：之前有一个得癌症的老师，我们对她进行捐赠，去世后，我个人也都进行了捐赠。我们对学生也很好，我们有个学生得了白血病比较困难，我们发动了全校老师和学生捐了23000多元。现在有一个学生也是白血病，我们在老师群里也一直帮助捐赠。我也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而且在座同志如果知道是癌症的情况下，会开除她吗？保证会批评我。刘院长，你谈谈你当时送2000元钱去的情况。副院长刘彦凯：当时我们招生结束，大家都很辛苦，就组织教职工出去旅游，我没有去，留在学校里。8月15号，有人打电话说我们外语系的一个老师刘伶利去世了，我都不知道去世是什么原因，就带着外语系副主任还有人事处的人赶到了火葬场，我们到达时已经火葬完了，就跟她母亲还有亲戚见了个面，他们当时特别痛苦，我就把学院2000元抚慰金给她了，她母亲也没有说前期的事情怎么样，就说感谢学院，她亲戚还邀请晚上一块去吃个饭，我们还有事，就没有去。我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刘伶利）患什么病，更不知道患癌症，她母亲也没有提。 “颁奖社团这半年才说是山寨” 澎湃新闻：网上说你学历造假，北师大也不承认授予你博士学位。陈玲：当了校长后我觉得压力很大，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确实在北师大上了博士，是北师大教育学院的教育与经济管理专业，我也确实是毕业了。北师大是在2003年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我也确实在北大上了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是黄恒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这就是事实。澎湃新闻：你有很多荣誉称号，比如中国教师事业十大创新人物，但不少评奖机构已被民政部认定为是山寨社团。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些不正规的评比？陈玲：当时这些社团并不是山寨，国家也没有说是山寨，他们都是对全国学校测评以后，主动发来我们学校评上的情况，我们才开始积极参与，然后是好几个机构一起评定的。所谓的山寨也是这半年才说的，在这之前并不是山寨。我也不了解这个情况。 “为何江雪芸不跟院里汇报，我们也在思考” 澎湃新闻：有传言说你性格霸道，不叫院长叫“陈老板”，江雪芸之所以不敢往上说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怕你批评？陈玲：（面朝一众下属）你们回答吧。副院长左闯：我们从来没听过“陈老板”这个叫法，她也是很希望我们叫她陈院长。 “霸道”这个事，其实我们学院有好多委员会，如评优委员会、学位管理委员会、人事管理委员会，就是说所有的决定，都是要通过委员会集体决定，大家集体签字，包括学位评定。陈玲：江处长也不是个能被吓住的人，很多事情就算把我能吓住，也很难把江雪芸吓住。但为何这么大一个问题江雪芸知道后不跟院里汇报？这也是我们思考的事情，也是让事情往极端方向发展的原因和关键。澎湃新闻：有传言说，以前老师一生病就会被学校开除，有这回事吗？陈玲：民办学校没有事业编制，师资确实很难管理，有时候考上公务员说走就走了，有些老师在外省（找到）工资高一点的，就先去试上三个月，觉得好就迁走人事关系。我也在反思，对教师以后的病事假，包括这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还管不管。管，有可能导致误解的决定。不管，那学生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要是老师不用请假，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我们学校成了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人生打击，也是一个总结” 澎湃新闻：你原来做房地产，是建坤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为什么会转到办学？陈玲：当时我们做房地产有一些结余，去西北师大吃饭的时候，饭桌有同事讨论在西北师大盖蓝天公寓，我觉得做个学生公寓不如做个学校有价值、有意义。从2000年开始征地，一开始选了很多地方，最后选到了这里。当时这里只是个果树园。我们征了100亩地。 2002、2003年我们建了很多楼，包括一校区，但学校没有名字。我们本来想申请独立名称学校，但教育厅说，你没有一个大学之称，企业办学的审批肯定有问题。（……后来兰州交大）和我们达成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就是由我们投资建房、建实验室，师资由他们引进。澎湃新闻：对于企业家办学和学校未来的发展，你是怎么想的？陈玲：刘伶利老师这件事的发生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痛心，网上曝出的一些说法和我实际的人品以及为人处世反差也非常大，我们深受打击。我们确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几天我已经把中层干部教育了好几次，也责成了外语系的主任，人事处确实在这方面也要加强管理。江处长说当时打电话没找到（电话号码），但是找不见你也应该继续去！反正也有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吧，我们也在反省，以后在人事管理上要进一步加强。澎湃新闻：反省刘伶利老师这件事？陈玲：就我本人来说，这是一个人生打击，也是一个总结，最近反思了很多，在各方面制度管理、人文关爱上都会完善，工作会更加细致，更多地去了解实情从而避免这种事件（再次发生）。而且（办）民办学校其实就是一个慈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我个人经济本身就损失很大，就凭我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如果去干其他工作，创造的财富远远不是现在这样，我现在还背负了很多债务，这都是为了学校的发展。

《中国青年报》8月24日消息 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将数年前曾以“电击疗法”戒网瘾受到舆论关注的杨永信再次拉回公众视线。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些当年接受过“电击疗法”的年轻人，他们讲述了当年和此后数年的经历。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大学生沂蒙情协会”来访，杨永信为一行人介绍（杨永信新浪博客图）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一个小包，从家里偷出来的4000元钱，是张旭同所有的财产。他不敢带手机，他怕亲戚找过来，再一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的“13号室”。在路边摊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有遮挡的，公共场所要找门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尔见到山东车牌的车子特别是临沂的，哪怕绕两条街都要躲着走。出发前，张旭同在夜市买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刀具，别在腰里。他决定万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结了自己。可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削个水果。一从2006年至今，超过6000人在“四院”接受过治疗。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但7年过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对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他们更愿意用“那儿”来替代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2009年7月15日，山东临沂，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张旭同第一次进“四院”是2007年，当时那里还没那么大争议。他在通宵打游戏时，能看到网上有人喊“小心你被电”之类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电了。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在网吧带了出来。16岁的张旭同很平静，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表情。他很听话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车一看，心中想着“就这样？不过如此”。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在这间屋子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对他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说罢，8个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体，给他嘴里塞进了牙套。一阵“滴滴滴滴”声之后，有人拿着两个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张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又一次来袭。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 “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张旭同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张旭同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 “成功戒除网瘾”家庭跪谢“杨叔”（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他至今无法用语言说清那种感觉，“那种对人心理的把控，让人确实感受到你是真的错了，电击会让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说《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种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相比于张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几个月到的江一帆显得平静得多。辍学打了两年游戏，厌倦每天“杀杀杀”后，江一帆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治疗“网瘾”。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四院”。入院时接待他的正是张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睚眦必报”。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参观中心期间，“盟友宣誓展示”（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二江一帆回忆，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给举报了。入院电击后，体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头晕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亲觉得闷就去外头转了转。谁知道独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违反了“不能独处一个小时”的规定，又一次接受了电击治疗。电击治疗在这里被称为“点现钱”。直接被“点现钱”的行为共有86条，比如 “忽悠家长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药”“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挑战杨叔模式”“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等。 “每一次电击，需要交治疗费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疗，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平时，孩子们互称为盟友。盟友中选出班委，负责管理盟友；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再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2016年7月27日，某大学参观治疗中心期间，“在杨永信的示意下”，一名“盟友”在母亲面前跪下（杨永信新浪博客图）举报他人在这里是被鼓励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5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最开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点评课进行思想教育；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记录一天感想。他以为只要“少说”，就能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有一次，学习委员问江一帆，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有时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江一帆发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被电次数多了，江一帆甚至能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 “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当电流是30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保”的三条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讨好“掌握生杀大权”的班委和家长。一次军训，一个盟友只因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接受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此后，这位盟友语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换成了“不勤快”。他还曾目睹过身为班委的张旭同，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盟友，立马施以50个俯卧撑的惩罚。三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3个字，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五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他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他说，在那半年多里，没有一点漂着的感觉，“至今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可当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向父母求助。回来后，张旭同没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根据惯例，送回来的“再偏”的盟友要无条件地接受从严从重的治疗——每天进行一次更大强度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江一帆这才发现，自由是这么的脆弱，只在家长一念之间的改变，到手的自由立马就会摔得粉碎。好在10多天后，父亲又派人把他接了出来，并向他道了歉，承认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不太好。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学会了更高明的伪装。上大学后，他和父母沟通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就签下了一家在国内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业，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远离父母，远离山东。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寒暑假骗家里说在外头打工，实际上就在寝室里打游戏。每月他靠游戏能赚4000元左右，以此支撑了他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实施他的逃离计划时，张旭同却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张旭同就再没回家，在老家的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说，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当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在后面追赶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觉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样疲惫。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等他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说他事后赔了酒店3200元钱。他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药店直接买到。张旭同将5瓶降压药，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来患有高血压，母亲在一旁照顾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他找过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过去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患上了抑郁症。七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网戒中心里，大多数人都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网瘾，但实际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暂迷茫，之后他们还能回到正轨，可那些因此堕落无法回头的盟友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盟友家长看了《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文章后倍感气愤。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假设你有孩子不学习了，和正常人不一样了，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着急。这个临沂戒网中心，是一个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说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家里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不和家里接触，脾气越来越暴躁。“作为家长，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才交给戒网中心来管理”。在他眼中，孩子从四院出来以后，内心没有恐惧，回家就和他们沟通。还把打工挣来的钱，给爷爷外公各买了一箱酒，给外婆和奶奶买了手表。可当被问道，如果孩子“再偏”，还会把他送去四院时，这位家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会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经好了，毕竟已经长大了。孩子的行为上有缺陷，家长自身也缺乏沟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当。”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了网戒中心，门口一群家长在门口蹲守，还有人从附近的小车里给记者拍照。从外面看，网戒中心的每一层入口都被两道铁门紧锁着。当记者试图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些带着“xxx爸爸（妈妈）”名牌的人开始跟随和驱赶记者，表示“请你快点离开”。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杨永信，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据8月22日《沂蒙晚报》报道，杨永信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如果没有患者，网戒中心一天也开不下去。网戒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规外，也是因为有众多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长和孩子不需要这个地方了，网戒中心因此关门了，那将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但现在，那么多的家长带着求助和无奈而来，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份事业，责任和同情心是驱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结尾最近，张旭同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看到其中一个桥段时，他不停地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有什么太大影响。”张旭同说。这几年，张旭同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可最后也都“处理”掉了。他表示，他对做一个好父亲没有信心。毕业后，江一帆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煤矿实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让矿工能够有较长的集中时间回家看看。江一帆几乎没有用过这10天假期回过家，而是去呼伦贝尔看草原、去中卫沙坡头看胡杨林。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矿井四五次，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