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2017 年 11 月 6 日，安杰玛国际事业集团在加拿大温哥华开启了本年度的千人祈福盛典，并在盛典当天向加中体育基金会捐助了价值 1,500,000人民币的精油产品。 据悉，安杰玛集团 2016 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启“全球慈善行动”，旨在帮助弱势群体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 安杰玛国际事业集团董事长王安祥女士说道：“悉尼歌剧院是一个人生的舞台，也是安杰玛全球慈善行动的开端”，本次安杰玛温哥华千人祈福活动携手加拿大加中体育基金会自闭症关爱基金，聚焦自闭症儿童，努力推进自闭症儿童回归社会。活动得到温哥华哥伦比亚省本拿比市议员Mr James Wang、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志文市议员 Chak Au、加中体育基金会秘书长吴自力先生、加中体育基金会自闭症关爱基金秘书长施懿庭、太平洋自闭症家庭中心副总裁 Laura Lombardi、温哥华旅游局代表 Micheal Drake 等嘉宾的大力支持。 每年，逾万名儿童被诊断出不同程度自闭症，包括华裔在内的许多移民社区由于缺乏对自闭症的了解，致使孩子错失最佳治疗机会，为以后儿童独立生活造成困扰。本次安杰玛全球慈善行动，为加拿大的自闭症儿童捐赠价值人民币 150 余万元儿童精油产品，给予自闭症儿童更多关爱，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本次捐助的善款全部来自于安杰玛国际事业集团董事长王安祥女士自传《说出我世界》的销售所得。自 2016 年 8 月该书出版，王安祥女士即刻承诺将本书所有收入用于慈善事业。截止到今年 11 月 1日，共计售出 38800 册，筹集善款 1506000 元。 关爱儿童尤其是自闭症儿童，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安杰玛儿童精油，源自安杰玛全球 100 多位芳疗师精心研发而成，能够从身、心、灵多方面给与儿童纯天然的呵护，细小的精油分子，配合父母亲密的抚触渗入到身体里，能够使在自闭症中饱受煎熬的孩子们感受到父母的爱意，打开他们接受世界的大门。 用爱与科技延续生命梦想，是安杰玛集团 46 年来一直秉承的核心价值观。在不断扩大事业版图的过程中，安杰玛始终不忘回馈社会，积极走在各项慈善事业的前列。2016 年 5 月，安杰玛开启全球慈善行动，为悉尼残疾运动协会捐助价值 2,000,000 人民币的运动四将精油产品；2017 年，安杰玛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开展两癌筛查公益行动，关爱男女常见肿瘤，帮助成千上万的国人合理规避重大疾病风险。 安杰玛国际事业集团的祈福活动至今已经持续进行了 9 年。全球慈善行动也已经来到了第二站，正如董事长王安祥女士所言：一旦选择做了，我就一定会坚持下去。相信安杰玛在慈善的道路上也一定会不忘初心，笃梦虔行。

  加拿大人力资源公司Monster Canada的总经理Angela Payne表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做出的多数决定，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工作。你的职业道德和声誉完全由你自己掌握，影响到你的将来。 Payne说，有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坏习惯，也有时候是在自毁前程。但是这些坏习惯都会阻碍我们挖掘自己真正的专业潜力。为此，Payne介绍了以下五个最常见的职场坏习惯，以及它们的对职业的损害和如何作出修正。   1.迟到   这说明你欠缺时间管理技能，以及你并不遵守其他人的时间。迟到的越频繁，其对你的伤害也越大。   为此，Payne建议，在日历上记录会议时间，确保提前几分钟到会，并养成好的习惯。   另据BBC报道，由领导力与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于2013年对2000多名经理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迟到是第五大经理们最希望员工克服的坏习惯。   2.只埋怨，不担责   员工出错是难免的，过了交付日期，或者把整个任务给遗忘了。但是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情况将对你起决定作用。   Payne指出，如果你一再陷入这种棘手的局面，把自己的错误归归咎于同事，你可能很快失去信任。正确的做法是对自己已知的错承担责任。诚信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   3.说“No”   偶尔一次说不，可能不会影响到你。但是如果把拒绝当成了习惯，什么进修都说不，会传达错误的信息，让你的雇主因为你又会拒绝而不再考虑你，从而限制了你在职场取得成功。   所以，如果你的面前有了一个机会，最好的态度是说“Yes”。   Payne说，如果是一周有一晚要加班，就OK，显示你有兴趣和热情多学，让同事和老板看到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员工。   4.拒绝改变   Payne称，职场环境唯一的常态就是变化，但有时候它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阻碍。拒绝改变，固守过去只会让你无法进步。“抱怨新的事务，只关注于旧事务，会让你和你的同事固步自封，无法迈步向前。”   5. 拒绝发声   不管你是新入职的员工，还是资深员工，发言很重要。   Payne说，如果你在开会或其他工作环境总是保持沉默，可能会让你的同事以为你没有兴趣。避免沉默的一个简单办法是在会前准备好要提的问题。这样可以帮助你提出有见解的想法和意见。  

　　在美国大学录取季，斯坦福大学学生丹尼尔撰写了此文。 　　他从孩子的心理角度揭示了广大华裔学生面对的升学压力以及美国大学录取过程中族裔间竞争的现状，他认为自己的高中生涯“实际上是一种侥幸的赌博”，不应被正常化。 　　我从加州一所非常知名的高中毕业，被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录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学生。基于这句话，您可能认为我高中一定过得很顺利高兴。 　　但是，真实情况并不是您所想像的那样，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高中四年来，每得一个A，平均下来大概就得有一次恐慌的经历。每次得不了A的时候，恐慌发作得当然就更严重。我有过跳楼的冲动。 　　但是，大多数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会感觉难受到连真正跳下去的动力都没有。 　　四年来，我经常会有非周末没时间睡觉的经历。 　　有时候，会连续几个月，在非周末期间日均睡眠低于四个小时。有时连周末都没有补觉的机会。 　　这种情况很容易用褒义的话来讲：您可以说我有干劲、有动力、有野心，等等。您甚至可以用大学录取官的行话来说我的成绩单如何出色，我的课外活动如何优秀。 　　我承认这些方面有很高的含金量。但是，更准确的说法是：我高中四年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几乎是一直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以学习为例，当时我的时间表根本没有任何的缓冲余地。 　　就算能延期的作业延期了，能吃个零分的作业不做了，我还是得争分夺秒。无论什么作业，什么任务，都只能是在最后一刻才能做完。 　　在大学，我的学业也不算轻松，但是直到现在，还从没有什么经历能和高中的忙碌相比较。 　　我不对我高中的经历有任何忌恨或后悔的感觉。它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锻炼。 　　没有这些经历，我估计不会从挫折中成长这么多，学到这么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认为更多的孩子-―您的孩子――应该走这条路。 　　您也许不知道，在我们高中大概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是亚裔，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华裔。 　　华裔家长们自己组织一个家长会，其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每月例会上请来各类专家做有关大学录取的讲座。 　　每年，在录取结果发布的季节，家长会请来的“专家”是被名校录取的学生们。 　　我记得我当时和两个被藤校录取的同学也被请去给满满一礼堂的家长演讲。 　　演讲之前，家长会建议我们把履历上的所有信息都写进一个幻灯片上，然后用这个幻灯片来给大家解读我们的高中经历：选了什么课，参加了什么俱乐部，课外活动是什么，在哪里做义工等等。 　　我们在台上讲，台下的家长们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我们的高中生涯就这样变成了各位家长用来鞭策自家孩子尽其所能效仿的模版。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感到难受，因为我不希望成为您家孩子的榜样，因为我不希望您家孩子活得像我当时那样痛苦。 　　我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但是所付出的是什么代价? 　　高中四年，我的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完全被忽略了。我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试图面对我的心理负担，所以我的应对措施就是忽视一切。 　　我在大学才开始重视我的心理健康。 　　但是等我到了斯坦福的时候，我的心理状况已经坏得一塌糊涂，需要漫长的适应过程才逐渐好转。 　　这是我付出的代价，我真的不希望您家孩子也付出这么多。 　　但是我也明白，您可能觉得为了考上名校，这样的代价并不过分。至少，您可能觉得这只不过是努力学习的副作用而已。 　　其实我很明白您的心思。望子成龙(专题)咱都不用提，谁不希望自己家孩子努力学习，长大有出息?您为大学录取而焦虑，我也明白。 　　亚裔子弟在这方面的确和白人孩子比有几点先天性的劣势。 　　一，亚裔孩子家里说的都不是英文或不是地道的英文，家长相对来说对升学过程比较不了解，所以咱们信息上有缺陷。 　　二，咱亚裔和美国主流社会还是有一定分离的，所以亚裔孩子欠缺所谓的“社会资本”能提供的帮助(比如，能找到好暑期实习机会的关系)。 　　三，美国平权法案的确对亚裔学生有歧视倾向，并因此照顾白人学生。如果再加上您家是低收入或者孩子英语不是母语的话，您又多了第四条、第五条。 　　在美国现有的系统下，能上哈佛、斯坦佛、宾州大学这样的名校的确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任何人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当然要付出代价。 　　不过，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从起跑线开始就处于劣势，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更严酷，更离谱。 　　这种不公正是系统化的歧视所造成的，更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正的，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亚裔学生确实需要比白人学生还要努力才能达到进入名校的目标。 　　但是那又怎么样?您的孩子需要努力，但是“努力”又代表什么? 　　我只知道，我在高中的经历绝不能被正常化。 　　但是当我把那个差点把我弄垮的选课表提供给您，作为您的孩子模仿的样板的时候，而实际上我做的恰恰如此。 　　像我那样的高中生涯实际上是一种侥幸的赌博，我的确有可能考上名校，但是更有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或者刚入大学就完全垮掉。我没有垮掉，只能算是我走运而已。 　　我觉得这不是值得您孩子尝试的赌博。谁都希望孩子能成功，能有出息。但是，成功的代价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您孩子的身心健康。

在学业上优胜的亚洲学霸们，却在职场遭遇“竹制天花板”——顶着“勤奋”的刻板印象，被压制在美国同事之下，成为隐身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旧文，汇集好几个亚裔学霸故事，讲述他们在职场和美国社会中的不得志。 　　 小编并不完全赞同文章立场，但也觉得文中实例，适合在录取季与读者分享：当中国孩子进入美国学校，追求成绩的单一模式真的走得通么？正如文中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杰弗逊•毛所说，他现在更清楚自己高一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了：“学习上只要有一半的努力就够了，但在其他方面要做得更成功。” 　　 亚裔隐形人   有时候，我会向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影子投去一瞥，然后惊讶于自己的所见。漆黑的头发，斜长的眼睛，像煎饼一样平坦、黄中带绿的皮肤，类似爬行动物的漠然表情。我曾竭力让自己相信，这张面孔和其他任何面孔一样美丽。但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得这张面孔很陌生。这是我的面孔，我没法否认这一点。但这张脸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时候，我怀疑我的这张脸在其他美国人眼里显示出的是：一个隐形人，很难在一堆和他相似的面孔中将他辨认出来。一个站在人群中颇为显眼但毫无个性的人。一个美国文化貌似非常推崇但实际上是在鄙视与剥削的偶像。不只是那些“擅长数学”、会拉小提琴的人，也是一大群被憋得不行、被压得要死、被虐得快残了的循规蹈矩的半机器人，在社会与文化层面都没什么重要性。但我对这一切都感觉厌烦之极！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封来自年轻人杰弗逊•毛的邮件。他先是进了史岱文森高中，最近则刚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现在他更清楚自己高一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了：“学习上只要有一半的努力就够了，但在其他方面要做得更成功。” 　　 史岱文森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招生。这就是结果：仅占纽约人口12.6%的亚裔在这所学校中占据的比例高达72%。 　　 在史岱文森念到大概一半的时候，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悦之感开始侵蚀毛的内心。他一贯都觉得自己是一群“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亚裔小孩”中的一员，这些小孩不起眼得“就像房间的装饰物的一部分”。 　　 他一贯都满足于埋头苦学，朝着史岱文森学生们共同的目标而奋进：哈佛。但是大约在他毕业班那年刚开始时，他开始怀疑这场通往学业成功的路是否是唯一的、或者最好的路。 　　 “你忍不住会觉得肯定还有其他的道路，”他边吃米粉边解释，“这就像是我们这群人被按着头和彼此较劲，而中西部的孩子却可以做着少得多的功课，还可以在车库玩玩乐队什么的——如果他们的智力还可以，在学校也还算努力的话……” 　　 “自在于我，还有好几代远” 我们见面几周后，毛让我和他在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尔•朱联系。朱去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他的诗歌还赢得了一个创意写作比赛的奖项。他从18000美元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到中国旅游，但现在他回到布鲁克林的唐人街和他父母住在一起。 　　 朱记得他在威廉姆斯的第一学期时，他的大三学生辅导员时不时地会把他拉到一旁问，觉得一切都好吗，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我还在适应这个地方，”他说，“我不是完全开心，但也不是完全沮丧。”但那时他新交的白人朋友也会说出相似的话。“他们会说：‘丹，有的时候，有点难看出你在想什么。’” 　　 虽然朱有着一张好看的面孔，但将他的行为定位为保守不算个错误。他声音轻柔，没什么音调起伏，面部表情也很少变化。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家庭气氛。“如果你在一个中国家庭长大，”他说，“你不会怎么说话。你会闭嘴听你的父母叫你做什么。” 　　 在史岱文森，他完全处于一个亚裔的圈子， 和谁交朋友是由你乘哪条地铁线来决定的。但当他到了威廉姆斯之后，朱慢慢地意识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新英格兰走动的白人总是面带微笑。“呆在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变得很友善。” 　　 他决心要开始多微笑。“这是我必须通过积极练习的一项技能。”他说，“就像你在商业中进行一笔交易时，把钱交给对方——然后你微笑。”他说他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是任重道远。 　　 “我正在试着清空18年中国式教育。在威廉姆斯的4年有帮助，但是还不够。”他的父亲，一位IT经理的遭遇让他很在意。“他是办公室里最优秀的程序员，”他说，“但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升职的时候就永远没他的份。” 　　 “我猜，我想成为在某方面特别擅长的人，那样我在社交方面的缺陷将不再重要。”他告诉我。朱是一个聪明、勤奋、文凭无可挑剔的在美国出生的年轻人。他对于凭借自身能力赢得世界尊重这一点充满信心，但他怀疑自己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在威廉姆斯的白人同学身上看到的自在。那种自在，他说——“我觉得离我还有好几代远。” 　 职场天花板：亚裔=苦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当詹姆斯•洪还是伯克利一名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他到IBM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面试。一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看洪的简历，问了一些程式化的问题。然后，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去关上办公室的门。 　　 “听着，”他告诉洪，“我会很坦白地跟你说。我们这一代来到这个国家，是因为我们想给你们这群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用尽全力，离开家国，来读研究生，那时连英语都还说不溜。如果你得到了这份工作，你将会和我们这一辈遭遇同样的‘天花板’。他们只当我是一个亚裔的博士，而永远不是做管理的料。你将会得到一份工作，但是你不要接它。你们这一代必须比我们走得更远，否则我们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这位研究员谈的正是一些人所说的“竹制天花板”—一种隐形障碍，用于维系美国大公司金字塔状的种族结构，在其中，许多亚裔位于金字塔底层，少数位于中层，而几乎没有人位于高层，掌控领导权。 　　 这是亚裔美国人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众多名牌大学的亚裔学生发现，他们所熟悉的精英即领导的制度在毕业后便陡然终结。如果每个美国常春藤盟校毕业班学生中亚裔占15%至20%，如果常春藤盟校是美国社会领导人的孵化器，那么推论说亚裔将在公司领导层中占据相应的比例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统计数据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事实。根据最近一项调查，亚裔在美国人口中占大约5%，但在企业管理层中仅占0.3%，在董事会中还占不到1%，在大学校长中占约2%。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9名亚裔CEO。 　　 在一些亚裔集聚的特殊产业，情况也大体相似。硅谷中1/3的软件工程师为亚裔，然而在圣弗朗西斯科湾一带的25所最大型的公司中，仅有6%的董事会成员是亚裔，仅有10%的公司管理人员是亚裔。 　　 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身聘用的科学家中有21.5%为亚裔，但实验室或分部主管中只有4.7%是亚裔。 　　 在一个名叫Yellowworld的网站的评论区中出现过这样一条简洁的感慨，概括了这个现象： “如果你是东亚裔，你需要上一所顶尖的大学来才能获得一份高薪工作。但即使你获得了一份高薪工作，那个全家都是普通州立大学毕业的白人可能不知不觉就爬到了你上面，仅仅因为他是白人。” 　　 竹制天花板一部分阴暗叵测的本质在于它看起来并不是由公然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种数据上的不平衡更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偏见导致。比如，没有人会肯定地说个子高的男人天生就是更好的领导。 　　 也许这只能归咎于传统的亚裔成长环境。要成为领导需要个人主动，需要思考一个组织可以采取怎样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搭建人脉关系、自我推销和自信的主张。如果断言任何亚裔都不擅长创造性思维或不愿承担风险，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如果说一个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填鸭式灌输的群体，在整体上不大可能造就很多倾向于挑战当权者、或打破传统行事方式的人，那么这只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观察。 　　 Sach Takayasu曾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成员之一。但是大约7年前，她觉得自己的晋升慢了下来。“我超额完成任务，工作很长时间，但这样的努力就算再多也无助于我向上走。”她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参加了由一个名叫“亚太裔领袖才能教育”的机构举办的研讨会。 　　 Takayasu在2006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课程培训。最初的练习中有一项是由小组教员请大家列表展示他们所认同的亚裔价值观。学生们的回应包括：光宗耀祖，孝敬父母，克己慎行。接着教员让同学们列出心目中的领袖要具备的品质，然后提示他们注意到：两个表格鲜有交集。 　　 法律教授兼作家蒂姆•吴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这使他在白人与亚裔如何看待彼此的问题上能够获得一个有趣的见解。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在亚洲人天生适合做‘辛苦工 作’”，他说，接着他定义了“苦力”，也就是中文里代表“辛苦工作”的词。“在这种古怪的自我选择现象，亚裔员工总是向那些最艰苦繁重的工作部分迁移。”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师总是擅长把自己描绘成高人一等，超越“苦力”。“白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直觉：要给人一种他们只会去做真正重要的工作的印象：你就是一个四分卫。这种傲慢却是亚裔在不曾被灌输的。在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要成功，你必须了解什么样的规则是你要打破的。如果你打破了错误的规则，就完蛋了。因此，最简单的就是遵守所有的规则。但这样一来，你就把自己困在底层。真正的诀窍在于懂得哪些规则不是为你制定的。” 　　 这是一种由规则来管理的规则打破游戏——在规则手册并未提及，但是在内在的文化意识中代代相传——这也许是我听过的对于竹制天花板如何在现实中运作的最好解释。

加拿大安省24所学院12,000名教职人员上周一(10月16日)罢工，到周末还没有结果。不过罢工揭示出，加拿大高校倾向于雇用短期合同工，教师工作不稳定已成高校“新常态”。 据CBC报导，高校合同教师几乎没有工作保障，一般一学期签一次合同。他们收入不但不稳定，而且比全职教师少，也无法享受健康或退休金福利。 安省学院罢工教师，要求合同工签约期更长，兼全职教师同工同酬。罢工诉求获得加拿大各地高校支持。 大学也有合同工问题 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CAUT)上周末在多伦多举行会议，研讨合同工问题。 CAUT 执行总监罗宾逊(David Robinson)称，加拿大有75,000名教授，其中大约1/3是合同工。这些教师收入大约比全职教师少1/3。当他告诉人们，这些拥有博士头衔的教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方都很震惊。 他说，在某些情况下，高校雇用合同工属情理之中，比如有教师轮休，需要填补空缺。问题是这种趋势已成“新常态”，高校雇用越来越多的合同教师。 不过他说，这可能涉及管控问题。如果都是终身教授，他们有学术自由，工作稳定，管理起来更困难。高校为保持教师队伍的可塑性，所以才雇合同工，而且相对便宜。 CAUT估计，自1999年以来，合同员工增加200%，常规员工仅增加14%。 “这确实影响学生，”罗宾逊说。他曾经是西蒙菲沙(Simon Fraser)大学的合同教授，一次在节礼日收到邮件，让他几天后去上课。 本次罢工学院方代表是学院雇主委员会CEO辛克莱(Don Sinclair)，他说，学院传统上专兼职教师搭配使用，效果很好。给教师的工资是公平的，而且过去5年，学院增加数百全职岗位，都不是最低工资工作。 合同教授诉苦 温莎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系40岁教授卡奇(Frankie Cachon)，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专门从事社会正义问题研究。自2004年以来，她一直是名合同工，每4个月续签一次。她称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但要付出专业、经济和情感等多方面代价。 卡奇说这太讽刺了，“我们吸引人来读高校，还承诺说将来会找到好工作，但教学生的人却没有一份好工作”。 高校合同教授面临诸多不利，比如很少通知备课、一学期教几百学生但没有办公室、研究或专业发展机会受限或根本没有支持、无法参与学校委员会讨论等。 劳瑞尔(Wilfrid Laurier)大学社会学合同教授黑尔(Kimberly Ellis-Hale)，本学期教大约500名学生。她没有办公室，不想在楼梯间遇见学生。合同教授压力很大，但她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学生，只想在课堂上集中精力教他们。 谈到合同教授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时，黑尔哽咽说：“如果情况有好转，那再好不过。”她表示，大学是公共机构，应该是雇主的榜样，但他们没起到榜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