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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个月三次就中美关系发声，警告“华盛顿和北京必须找到办法共存，否则将面临战争风险。”显然，这位世纪老人对美国激进好战的军事和外交风格了然于心。美国的对华决策是否已失去理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发表美对华政策演讲，挺有代表性：一边说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新冷战”，一边又竭力鼓吹构建“遏制中国”的联盟，拉帮结派对付中国。未来中美会不会系统性“脱钩”？中方最近也密集发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和基辛格的线上座谈会上也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很不正常，美方的极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他还疾呼：“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必须做出正确抉择”。这些话，美国听得进去吗？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教授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采访时认为： 1、美国的确好战。美国在维护和凸显美国霸权地位时，往往不惜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使用美国的武力优势。所以，我们对今天的美国，不能有任何幻想。 2、美国的对华政策充满了自以为是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虚伪和脆弱性。布林肯强调不想“新冷战”，是因为美国既要打压中国，又不愿意承担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另一方面，他还不想彻底得罪中国，还要说服中国和美国继续合作，因为中美关系也涉及到美国很多现实的经贸和商业利益。而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中美不能走向“新冷战”。 3、国家间的战略力量对比，最核心的因素不是GDP，而是有多大的国际动员能力。美国有超过45个盟友，也就是说，美国背后有不少小弟，美国一定想“打群架”，想利用美国霸权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我们不能小看这种战略打压。我们的对策之一是：能不能使得美国的盟友，和更多的被美国拉上船的那些国家，在中美之间依然保持相对中立和友好的姿态？ 4、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质变。对于一个充满敌意的美国，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力量差距，中方处于劣势。现在国内有一种“美国衰落论”，认为美国衰落了，只要再等几年，我们就完全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这种观点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美国有问题，但美国远没有衰落。 5、美国现在想“打疼中国”，最重要的就是，想阻止中国的科技创新，阻止中国的制造业向“高精尖”进发，阻止我们历史性崛起的伟大航程。 6、美国拜登政府想“脱钩”，但又不想太快“脱钩”。美国很清楚，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难以迅速摆脱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它会希望按照美国的利益去实现“脱钩”。我们必须清楚：不管怎么样，中美不能“脱钩”。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教授【访谈实录】真话假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态：要避免跟中国打“新冷战” 朱峰：美式虚伪！万霞直新闻主笔：谢谢朱锋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亚洲行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专门对外发表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演讲，说出了美国政客的一些真实想法。但是，其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方说，一方面说避免跟中国的“新冷战”，另一方面，他又要建立联盟来遏制中国，这不就是“新冷战”吗？您怎么理解他这种自相矛盾呢？朱锋教授：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中国政策，确实可以说，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这个美国栽赃、抹黑、打压甚至遏制中国；另外一方面呢，又强调不愿意把中国和美国拉入“新冷战”，这中间的矛盾反映了美国现在社会政策的虚伪性。包括拜登亚洲之行所抛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这个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作为抬升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单边主义的规则，吸引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加入，然后在产业链问题上，削弱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扩大很多区域内国家对美国市场和贸易所占的份额，然后最终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让这些亚太地区的国家更多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所以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基本的意图和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通过打压甚至遏制中国，重新拉开美中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差距。但是，美国又强调不想“新冷战”。我觉得不想“新冷战”，最重要的是美国想要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美国要避免现在国际舆论在美中关系激化问题上，进一步地批评指责和攻击美国。所以，美国既要打压中国，又不愿意承担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这是它的现实外交和政治需要。但另外一方面，它也存在着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打压中国，另外一方面，要说服中国和美国继续合作。所以它只能说，我现在不想跟你关系完全搞到最坏，这是美国一种自以为是的解释。当然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涉及到美国很多现实的经贸和商业利益。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进口物资来源国，美国现在想要摆脱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事实上找不到像中国这样上游和下游都非常充分的、具有世界工厂能力的国家。我们中国的反应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布林肯这番讲话，充满了美国自以为是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虚伪和脆弱性。万霞直新闻主笔：您刚才提到这个虚伪性特别到位。除此之外，王毅外长最近也有一个回应。他说布林肯的讲话里边透露出，美国的世界观、中国观和中美关系观，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您觉得，美国的政客真的是他的认知出现了偏差吗？还是说，就是虚伪性呢？朱锋教授：其实两方面都有。首先是认知的偏差，而且这种认知已经成为今天美国政界左、中、右派一致的基本看法，美国已经把中国认定是一个所谓的“player ”或“competitor”，“头号竞争者”，一个接近于同一水平的战略竞争者。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要通过打压中国，来重新拉开美中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进一步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这一点，恰恰是今天美国战略界的基本认知。那当然虚伪的一面就在于，就像布林肯的讲话说得也很清楚，一方面要全面打压中国，和中国冲突，栽赃、抹黑中国，把中国的涉疆、涉藏、涉台、涉港问题说得一无是处。说到底，还是今天美国基于自己霸权地位，面对中国崛起强烈地缺乏自信。一方面要栽赃中国，另外一方面又要避免自己成为全世界批评的对象，所以美国又想推责，又想免责，所以它的虚伪，恰恰体现它傲慢的霸权心态。打群架！拜登想纠集45个盟友“对付中国” ？朱锋：美因太焦虑而变脸！万霞直新闻主笔：美国对抗所谓“中国威胁”，还要专门成立一个负责对华政策事务的中国小组，这样拉帮结派地对付中国，它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吗？还是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心虚，是不是特别体现了它们这种战略上的这种焦虑呢？朱锋教授：我想在美国，现在涉华的战略焦虑是非常明显的，焦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也很清楚，它想对中国单打独斗，它到底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但是美国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就是世界所谓的超级大国，就是霸权国家。这么多年美国依仗霸权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组建了超过45个国家以上的，所谓双边和多边军事盟友的网络体系。所以这样，美国就可以不仅搞地缘政治的团团伙伙，还要搞地缘经济的团团伙伙，还要搞意识形态的团团伙伙，这恰恰是今天美国认为的，它在和中国进行所谓长期战略竞争中，美国最大的霸权优势。所以对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头脑清醒。国家间的关系，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的本质，一定记住是“打群架”，美国背后要有“小弟”。所以美国今天，包括布林肯讲话，拜登的首次亚洲之行，先去韩国，再去日本，他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就是今天美国依然还具有的这种霸权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因此，我们不能小看今天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万霞直新闻主笔：确实我们也感觉到，跟过去特朗普时期在2018年的贸易战相比，现在的拜登政府更加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他真的希望中美系统性地“脱钩”吗？朱锋教授：我觉得现在，系统性的“脱钩”如果来得太快，对美国肯定有伤害。尽管拜登政府要继续强化“印太战略”，安全和经济两条腿走路，来进一步地遏制中国。但是美国也很清楚，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难以迅速摆脱和中国业已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它一方面打压中国，一方面要使中美关系的“脱钩”，继续按照美国的利益去实现。另外，它现在打压中国，想打疼中国的是什么？打疼中国最重要的是，能够阻止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进发，阻止我们历史性崛起的这样一个伟大航程。所以，我们对于拜登政府今天对华战略的虚伪性、矛盾性，内在的冲突性，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变脸，构成了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以来，我们崛起的国际环境中最严峻、也是最重大的战略变量。所以，简单地、一味地批评美国是没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有效、准确、理性地应对，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崛起进程，不要出现“塌方”式的沦陷。万霞直新闻主笔：您说到理性地应对，理性地去看待美国的行为方式，那首先要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朱锋教授：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今天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这几年，其实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如果21世纪有一个大国可以像美国一样强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中国。所以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一旦跟美国一样强大，中国就会跟美国争这个霸主的地位。美国政治中的左、中、右派，今天主张对华强硬，首先是一致的共识，然后是要塑造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外敌，来为美国克服国内政治分裂，成为一个所谓的有利的、外在的抓手。所以我们自己脑子要清楚，我们不能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更不是简单地骂，美国人是新帝国主义也好、旧帝国主义也好，不能认为这样一种所谓的口号式的爱国，就能够对中美之间现有的复杂和尖锐的局面，作出有效的回应。 “好战”是美国的本色？两个关键词点评美国：军事霸权和种族主义万霞直新闻主笔：拜登也迈出了非常实质性的步伐，就是他这一次亚太之行。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想打仗，但为什么美国就是拿中国当对手，摆出这种好战的姿态？是不是有美国特殊的问题？朱锋教授：好战的姿态，你说得非常好，首先第一个，美国的战略文化充满了军事主义的色彩。美国怎么获得独立？1776年的独立战争？短短两百多年，美国怎么能够扩大成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因为美国从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始终在不断地进行扩张。而且冷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是卷入全球地区性军事冲突最频繁的国家。万霞直新闻主笔：只有十多年没打仗，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说了，建国以来，美国只有16年没有打仗。朱锋教授：所以对于美国战略文化，美国在所谓的维护和凸显美国霸权地位的时候，它这种不惜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和使用美国的武力优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政策倾向，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美国的American culture，就是美国文化，很多美国人都有自以为是的所谓种族主义的优越感：“美国就是山巅之国”，“美国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所以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护美国的利益，恰恰是美国白人优越感，这样一种他们所谓的“正邪分明”的内在信仰。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今天的美国，我们不需要有任何幻想。但问题就是，美国的这种战略文化，白人的种族主义、中心主义的文化，我们简单地去抱怨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我们还需要清楚，虽然中国的崛起非常迅速，但是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依然明显。所以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勇于斗争，敢于斗争，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善于斗争。美国进行登陆作战军事演习资料图美国要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摊牌？朱锋：美国的中国政策变了所以台湾政策也在变万霞直新闻主笔：美国在利用乌克兰冲突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您刚才说到武力是美国特色，那它是已经做好了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摊牌的准备吗？朱锋教授：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摊牌，确实在今天是美国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都知道，如果台湾走向“独立”，中国不得不最后通过武力解决的方式，来维护我们民族和国家统一，这是一个核心的利益。而且美国人也很清楚，中国实现民族统一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拜登尽管多次提到“美国要保卫台湾”，但是后来，美国的国务院、国会的官员，都进行否认，进行修正。然后5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亚洲协会的讲话，也再次明确，美国现在的台湾政策，其实并不支持台湾“独立”。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核大国。如果真的兵戎相见，那美国人也很清楚，对美国人民、对世界，将会意味着什么？但是问题是，今天美国的中国政策变了，所以美国的台海政策也在变。原来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签署的时候，美国为了联华反苏，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更多地作出了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政策表态。但是现在，它把中国牢牢锁定为21世纪最大的战略竞争者，所以美国的中国政策，现在出现了所谓有利于台湾当局的变化，强调“美国要保卫2400万台湾人的自由和民主”，这完全是美国单方面的说辞。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战略敏锐，如果美国真的不断助长“台独”势力的发展，想要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那我们一定跟美国斗争到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清楚，美国现在的台海政策，事实上面临着国内政治、军事、外交的困境，因为美国也不想把自己逼到悬崖上，和中国兵戎相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是有信心的，只要中国保持发展崛起的强劲势头，美国未来想要直接通过军事介入来干涉两岸关系，其实这个可能性不会有实质性地增长。美国真的衰落了？朱锋：不要自欺欺人中美不能脱钩万霞直新闻主笔：您刚才谈到它（美国）对中国这么大的敌意，战略上的这种敌意，那中美关系还能稳定下来吗？我们怎么去应对这种敌意呢？中方还有定义中美关系的能力吗？朱锋教授：现在确实中美关系出现了质变，那对于这样一个美国，我们到底怎么办？对于这样一个敌意的美国，我们能够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很多的路径、很多政策的设计，有效地应对现在美国这个中国政策的变化。首先第一，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力量对比，中方处于劣势。现在国内有两种观点，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一种就是“美国衰落论”，认为就是美国衰落了，只要再等几年，我们就完全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或者以我们新的力量、优势，来跟美国对话。美国有问题，但我非常坦率，作为一个国际问题专家，作为一个美国问题专家，我的观点：美国没有衰落，中国人不要自欺欺人。第二个非常重要，那就是国家间的战略力量对比，最核心的因素不是GDP，而是有多大的国际动员能力。换句话来说，就是你有多少个盟国能够站在你身后。如果国家间的竞争只是单打独斗，那我们不一定处于劣势。但美国今天在全世界有多少个盟友？美国有超过45个盟友。所以，今天在中美力量对比上，还存在着力量差距。我们一定要头脑清楚，简单地把美国再度定义为帝国主义，对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好处。当然，世界政治中，帝国主义的色彩和政策倾向，从来没有消失过。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受访者供图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表现亮眼，这引发了国人的焦虑情绪——越南、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围绕这一公众关注的话题，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在张建平看来，现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的。不过，目前越南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领域，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难以取代中国变成新的世界工厂。” 资料图虽然不必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忧虑，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现象引发关注。对此，张建平认为，基于商业和生产要素成本考虑的产业转移非常正常，符合当前我们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和实施双循环战略的需要。还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高涨。如今来看，制造业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张建平表示，政治性的产业转移违背了经济规律，只能是徒劳的，目前看美国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并没有回流。对于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张建平建议，在保持制造业规模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要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同时从维持就业的角度，还需要保持一部分低端产业在国内。此外，对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他建议，中西部地区还要有开放和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越南的制造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领域、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新京报：越南一季度货物贸易总额为1767.5亿美元，同比增长为14.3%。如何看待今年以来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现？张建平：现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的。在疫情之前，特别是在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越南就已经变成了明星国家。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为规避美国加征给中国的关税，有一些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到越南去投资办厂，通过在越南拥有附加值之后，再出口到美国市场或者其他国家。同时，越南自身也有比较优势。越南有人口红利——越南拥有上亿的人口，越南现在的人均GDP大概只有3700多美元，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同时在东南亚半岛的国家中，越南的劳动生产率相对高一点。所以，越南学习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为主导模式，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此外，越南还有区位优势，可以利用与中国、其他国家便利的交通运输。同时越南经济还受益于东盟国家对外高度的开放，越南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在这些有利因素的作用下，现在越南正处于工业化大发展时期。从短期因素看，去年受疫情影响，越南关闭和停工了很多工厂。但目前越南的疫情已经过去，全面进入到复工复产的状态，加上当前全球需求强劲，这就有力地带动了越南的外贸增长。新京报：当前越南制造业发展现状如何，其竞争力如何，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角色是怎样的？张建平：目前越南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领域，而且越南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和中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从越南的制造业增加值看，越南制造业也正处在爬坡阶段，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这个大盘子当中，越南制造业的占比是个位数。但是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增加值当中已经占到30%以上，而且中国是拥有全产业体系的国家，越南不是。在全球价值链的这个分工环节当中，中国目前和一些金砖国家处在中低端环节，但是中国有一部分产业已经是跻身到了中高端，而现在越南基本上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所以，如果说目前越南对中国构成一定竞争的产业，主要是集中在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越南生产的箱包鞋类、纺织服装等商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在提高，但也只是对中国的一些低端的代工企业构成了竞争。在对技术含量和加工精度要求高的行业，越南的生产能力还有很大的欠缺。比如说，我调研发现，我们广东生产变形金刚玩具组件的企业把工厂设到越南之后发现，生产的变形金刚被欧美国家退货。后来，这家广东企业发现，是因为越南的机床加工精度不够，还有操作机床的工人的技术水平也不够。无奈之下，企业只能把生产变形金刚生产线又挪回了广东。 “越南和印度难以取代中国变成新的世界工厂” 新京报：自19世纪以来，“世界工厂”的头衔也多次易主。很多国人还担心，越南和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核心？越南和印度想要成为新的“世界工厂”，面临哪些挑战？张建平：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难以取代中国变成新的世界工厂。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建立在中国本来就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承接海外转移过来的产业。在联合国细分的产业门类中，目前中国拥有99.99%的细分产业门类。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中，上下游需要的产业关联配套都可以找到，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而从越南和印度看，它们的产业体系都非常不完备。特别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原材料工业、基础工业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但越南和印度都在这方面存在欠缺。以纺织品为例，越南的纺织品工业依赖的棉纱、布料等都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目前，每年中国对越南和印度的贸易顺差高达五六百亿美元，而目前中国和印度、中国和越南每年的贸易额在千亿美元规模，也就是说，中国对印度、越南的出口差不多是七八百亿美元，而它们对我们的出口也就两三百亿美元。资料图此外，国土空间、人口、基础设施等也制约着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和水平提升。越南的国土面积和人口相当于广东省的空间和人口，越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程度和中国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制造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从基础设施看，越南的铁路系统、公路系统、互联网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要想完善这些基础设施非一日之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从印度的情况看，虽然印度的人口和中国相当，但是也有多个因素制约着印度制造：首先，印度的基建欠账太多，直至2012年印度才在全国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到目前为止，印度高速公路的里程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公路、铁路运输的效率很低，交通运输需要的电力保障有待提高。另外，印度的三权分立制度也让印度的基建改善效率特别低。第二，在营商环境方面，地方政府经常对外资不讲信用。无论是日韩企业还是中资企业都遭遇过这样的情形。第三，印度的土地是农民私有，建设工厂、大型基建项目使用土地需要得到90%的农民签字同意，这也大大制约了印度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也注定了印度的工业化快不了。莫迪曾经希望通过修改立法，把它降到70%，但是没有成功。 “基于商业考虑的产业转移非常正常，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新京报：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现象引发关注。这些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目前看中国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大概是一种什么程度，整体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的风险有多大？张建平：一般来说，基于商业考虑的产业链转移是正常现象。在历史上，从英国是第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后德国、法国制造业崛起，美国变成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再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到20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逐渐地承接产业转移，变成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但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它有两个比较独特之处：一个是中国具有全产业体系和全产业链，这跟过去的这些国家有所不同。一个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同时具有高中低端的劳动力。目前，中国庞大的中低端劳动力仍然需要制造业来提供就业岗位。正常的商业性的产业转移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综合的制造成本的上升，包括劳动力的成本、研发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税费的负担等等。企业家自己会算账，如果企业的投入和产出无法持续下去，有些产业就得离开，就去找更便宜的地方。所以，在过去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当中，制造业转移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从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来转移。在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随着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地攀升，同时劳动力人口在减少，在长三角珠三角，一个纺织工人一天的工资得三四百块人民币，而且是老板求工人去工厂干活儿。但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在东南半岛的这些国家，可能工人月工资两三千人民币就够了。所以，在最近这十多年当中，随着咱们国家也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有很多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走向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很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在亚非拉的一些国家，我们主要是进行绿地投资，以及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而在欧美地区，我们主要投资并购一些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和服务型的企业。总之，一句话就是，基于商业考虑的、基于生产要素成本考虑的这种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是非常正常，它符合我们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也符合我们实施双循环战略的需要。同时根据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我们把一些中低端的产业有序渐进转出的过程中，我们自身也在通过自主创新培育自主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来培育我们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另外呢，我们通过吸收利用外资，会集中在这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以三星为例，过去三星在中国的工厂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代加工工厂，目前这部分企业已经转移到了越南。但是，三星最新在中国西安投资了100亿美元的芯片项目。三星这个典型案例可以说明，很多外资也在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过去投资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转型。 “政治性的产业转移是徒劳的，美国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并没有回流 ” 新京报：在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高涨。当时很多人在讨论疫情是否会加速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如今来看，制造业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张建平：其实欧洲国家并没有提“再工业化”，现在欧洲国家比较享受它们目前高度的服务化和技术化的状态。而且目前欧洲国家主要通过绿色行政来追求低碳、绿色经济。 “再工业化”主要由美国提出，因为美国国内的劳工成本非常高，工会也非常强势，所以很多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大量离开，这导致了美国国内蓝领工人失业的问题非常严重，中西部地区出现了铁锈地带，这也进而导致了美国国内严重的社会撕裂、贫富差距的拉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特朗普提出中美脱钩，目前拜登加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力度，其实并没有让很多美国的制造业企业重新回到美国去。所以呢，一个企业或者产业是不是会回到美国去，取决于综合的制造成本、营商成本等，是由企业家去算账。所以，政治家出于一些主观的动机，希望去推动一些政治性的产业转移，在我看来，是比较徒劳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过了三届美国总统的努力和挣扎，目前美国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持续走低，跌到了11%以下，相对应地，美国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在美国所有的非农就业当中的占比也在不断走低，创出历史的新高。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不愿意在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上去就业。比如说，特朗普让郭台铭到美国去投资，郭台铭也很头痛，遇到招工难的问题。新加坡在美国投资的企业也早就抱怨过，说招工难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也是最没有保障的问题。 2020年，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讨论美国提出脱钩断链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对概念——商业性的产业转移和政治性的产业转移。其中，政治性的产业转移指的是在一些政客的人为的主导和引领之下，去有意识地推进产业转移，但这违背了经济规律，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应该说政治性的产业转移成功的机会并不高。 “在保持制造业规模稳定基础上加大自主创新” 新京报：从当前国际形势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猛虎、后有追兵的现实——一方面，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在加速崛起。另一方面，欧美等国提出再工业化。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张建平：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制造以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要有信心。目前我们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当中占比最高的国家，也是产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高中低端的产业都具备。我们目前也明确提出，要保持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把我们的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我们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占比目前在27%多一点这个比例，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个比例一段时期，有利于我们维持我们制造业竞争力的综合优势。第二，在保持制造业规模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要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鼓励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特别是要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相结合，通过传统产业加互联网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走向高端化、智能化，装备水平能够得以不断提升，进而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努力使我们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第三，即使中国的自主品牌能够得到大发展，并且制造业拥有竞争力，但从维持就业的角度，我们同时还需要保持一部分代工和组装这样的低端产业在国内，发挥我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当然我们这些三来一补的产业也有转型升级的机遇。比如，我们过去可能代工纺织服装产业比较多，但是在今后，我们可以更多地去代工一些附加值较高、技术含量更高的业务，比如维修飞机、轮船等。 “中西部地区还要有开放意识、要有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 新京报：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我国将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吸引力和竞争力如何？中西部地区是否有能力承接产业转移？对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链转移，您的建议是什么？张建平：目前国家鼓励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也鼓励外资投向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我们已经把它确立为中国先进制造业中心。所以，就是随着中西部地区开放力度不断地扩大，特别是有些中西部的省份已经建有自贸试验区的平台，通过融入一带一路，目前很多中西部的省份在吸收利用外资、加快承接国内外的产业转移方面，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也获得了很大的增长空间。如果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我们制造业的规模和就业，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我们的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和均衡，能够朝着“十四五”规划所制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进。但是这样目标的实现，客观上也需要中西部地区要加快转变思想和工作作风，特别要转变思想观念，要摒弃过去传统的等靠要的思维。还有，中西部地区还要有开放的意识、要有强烈的市场经济的意识，能够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动地去服务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发展空间，让市场机制切实能够在中西部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也相信，随着国内建设统一大市场这些方向会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