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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女儿到美国后，这位曾“痛恨”中国教育的父亲傻眼了　　美国作业难倒中国老爸　　我是一个“痛恨”中国现行教育的父亲，有一个正在这种教育中备受折磨的女儿。　　往日我从女儿嘴里听到的最多的口头禅是“吐了，我要吐了”。问怎么啦？“背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哪！” 　　有时候，女儿也让我拿着那些语文或历史课的“标准答案”帮她背。这是一些什么“标准答案”哪，通常女儿还没背完，我已经受不了了，也想吐，还伴着万丈怒火———那真是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想到千千万万中学生脑子里，塞满这些不经思考只为通过考试然后便弃之如敝屣的“标准答案”，内心便生出莫名的恐惧———靠“背功”，能培养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一代新人吗？！　　在女儿刚开始上高三的时候，有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我当然知道，在高考之年脱离中国教育是一个极大的冒险———以女儿的成绩，考上国内一个不错的大学还是可以的；可去美国，骤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英语教育体系，命运难以逆料。反复权衡之后，我说明种种利弊，让女儿自己选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走”。　　决心“走”，我和女儿其实各怀鬼胎，女儿是为了“减负”，说美国学生多轻松呀；而我是为了让女儿能得到所谓“创造性教育”的训练。尽管我以往读过不少关于美国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心向往之，但那“创造性”到底是什么模样，怎么出来的，如果不浸润其中，仍是隔靴搔痒，实际上不可能有真切的体会。　　我万万没有想到，美国教育的“创造性”，竟会使我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老爸一度寝食难安。　　女儿到美国第四天，便进入波士顿一所最好的公立中学。首先让我诧异的，是女儿说不清她上了几年级。原来，这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除了课任老师之外，还有一个“指导老师”，负责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提出每门课进入哪一个年级学习的建议。结果，女儿的英文、化学在12年级，数学和美国历史在11年级，法语在9年级———每一门课，女儿都在不同的同学们之间“游荡”，她确实搞不清自己是几年级的。　　我原来认为，女儿在美国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只要语言过关，理科课程有国内的底子，可以“后来者居上”。没学过的课中，最容易的应该是美国历史，“区区200年历史有多少东西呢？”我在给女儿的电子邮件中，甚至只用了短短几千字就把美国历史的脉络讲了一遍。“就这么点东西，横趟！” 　　结果，让我大跌眼镜的，恰恰是这门“最容易”的美国历史。　　仅仅十几天过去，女儿就发来“紧急求援”邮件，一连十几个惊叹号。女儿从未学过美国历史，一下进入11年级，两眼一摸黑是可以想见的，把一本英文的美国历史读一遍至少也要个把月呀。我这个老爸，先当两个月的“拐棍儿”自是义不容辞。可是一看美国老师留的作业，我就傻了———这是中学生的作业吗？　　“公民权利”研究论文　　要求：在3到5页纸之间，打印出来，要双空行，至少用3种资料来源（如网上，书籍等），至少有5句引文。　　对比以下四人关于黑色美国（BLACK-AMERICA）的观点：BOOKER T.WASHINGTON（布克-华盛顿），W.E.B.DUBOIS（杜伯依斯），MARTIN LUTHER KING，Jr（马丁-路德-金），MALCOLM X（马尔科姆·X）。　　在你的论文里，应该控制关于他们生命的故事，我不想读传记。但是，需要把每个人介绍一点，还必须纳入贴切的材料在你的论文中。然后，讨论他们关于黑色美国的观点，要把你的想法写进去。还要把你的引文或材料的来源列出来，比如某某网页，某某书。　　女儿在邮件中说：“那几个人都是黑人，但除了金之外，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面对这个作业，我深感惭愧。说起来，我对美国历史算得上熟悉，至少读过几十本名家专著，多位美国重头总统的大部头传记，全部总统的列传，还有难以计数的文章。可是，这个中学生的寻常作业却让我“晕菜”了。什么叫“黑色美国”呀？　　这时我才体会到，研究必须阅读，而阅读并不等于研究，研究必须写作。以往在阅读时，哪里会想这些问题呢———其中两个人我甚至毫无印象！　　为了帮女儿适应这种学习，老爸必须应付这个挑战。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研究”美国历史。幸亏关于美国的藏书甚丰，于是疯狂阅读，书房里摆满了一本本夹着许多纸条的美国历史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国读本》这类的原始文献，外加网络搜索。等这4个黑人领袖的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时，我开始仔细对比他们的观点和实践，行文时材料取舍颇费踌躇，反复推敲观点，从早上一直写到深夜。此时，女儿在大洋彼岸竟一次借了10本书，也在疯狂阅读。　　后来，女儿说“部分”采用了我的观点，但结构对她很有启发：“原来论文是这么写啊！”我们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美国老师的“判决”。这对我们父女俩都是第一次！　　老师的评语下来了：“哇！极好的努力的结果和论文。你的关于这几个人的联系展开得非常好，准确而且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好样的！”评分：A。　　这个评语让我孩子般大叫起来！　　我以为这种难度的作业不会太多，可“求援”邮件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次都让我先晕半小时。在这些“研究写作”中，我感觉补上了许多知识漏洞，并且这些获得的知识，都在写作中与自己的观点形成了“孪生”关系，难忘。　　现在我列举两个作业题目，各位一看便知道这些作业的分量了！　　关于南北战争　　1。你是否同意林肯总统关于美国不能存活除非它全部解放或全部奴役的声明？解释。　　2。解释为什么北方白人反对奴隶制，南方白人拥护奴隶制，但他们都感觉他们在为自由而战？　　3。自由对于黑人意味着什么？　　4。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表示在内战后，南方不应被粗鲁地对待。为什么这是一个聪明的政策？解释。　　5。在内战期间，女人开始担任很多以前男人的工作。你能对由于内战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问题做出怎样的概括？　　构造一个争论，运用历史证据来支持或反对下面的观点：美国内战是地区差别不可避免的结果。　　菲律宾问题　　1。什么样的美国人可能会同意Josiah Strong的“我们的国家”？什么样的人会不同意？他们为什么会同意或不同意？　　2.Bryan如何将“帝国主义”同获得西班牙领土联系起来？你认为他联系得对吗？为什么？　　3.Lodge对获得菲律宾这件事的辩词是如何反映了美国的传统政策的？　　4。你认为有比麦金利总统以控制菲律宾来处置菲律宾的命运更好的选择吗？　　这两个作业，让我重读了一遍《林肯传》和《南北战争史》，捎带把菲律宾史也过了一遍。按中国的标准，我认为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会感到费劲儿。女儿吃得消吗？会不会望而生畏？　　女儿在邮件里说：“这个菲律宾问题是属于我们学的‘帝国主义和进步主义’一章内的一个问题。我们历史也有教科书，但老师上课从来都不讲，都是让自己回家看。他上课有时给我们放录像，讲的东西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作业就是给我们好多材料去读，然后回答问题或找重点，还通过让我们做一些有意思的作业来记住知识。比如自己编单词填词游戏，划时间线，和同伴一起完成地图、海报之类。工作量特别大，但有兴趣。” 　　女儿不仅没有在美国教育中“减负”，而且经常一夜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次竟只睡了一个小时———因为遇到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作业。　　正当女儿的“求援”邮件开始稀疏的时候（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不大需要“老爸拐棍”），突然又接到一个“鸡毛邮件”。看到美国学校里竟有这样的作业，我愣了半天——— 　　制作你的家谱　　写出从高祖父母至你的全部男女亲属的姓名和生卒年份。　　这个作业不仅让我也让我的朋友们大为感叹，这是在培养“寻根”意识呀，别忘了祖宗！别忘了“你从哪里来”！　　我又一次惭愧：因为两岁时便离开了我的祖父，直至他去世再没见过，我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无法完成这个作业…… 　　无奈，我们全家开始“总动员”，依据一份不够完整的家谱，开始“作业”。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家谱记男不记女，家族的女性稍早一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以××氏记之，到嫁出去就“消失”了。而且，没有生卒年份，只有男性姓名。幸亏女儿的爷爷健在，80老翁凭记忆一个个推算出是咸丰多少年、道光多少年、光绪多少年什么的，奶奶则抱着一本中西2000年对照历找出公元年份。最后，由女儿的二叔总其成。当我看到这份密密麻麻姓名的家谱时，一种家族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当我把这份作业传到美国后，女儿大为兴奋，竟说要再还原为中国朝代纪年，“我要用中国文化镇老师和同学一下！”因为她还要解释什么是中国纪年以及为什么中国传统“记男不记女”。所有这些，都要画在一张大纸板上。为此女儿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同学们的作业摆在班里，互相观摩，惊叹声此起彼伏。老师走到我女儿身边，拿起这份特殊的作业说：“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份！”然后开始结结巴巴地念那些拗口的中国名字……女儿这个乐呀！　　“历史”就说到这儿吧，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作业，没有需要“背功”的时候，更没有“标准答案”。你获得什么等级的评分，全看你搜集材料的功夫和有没有独特又言之有据的观点———你不必担心“对”还是“错”。　　英文（语文）课有没有这样的创造性？我让女儿发给我几篇英文写作的题目以及老师的评语。　　女儿回复说：这个学期的英文课是文学。我们老师新开辟了一个领域，研究美国黑人文学。要读很多美国黑人的作品，还要写论文。我们上学期学的是兴趣写作，有以下题目：　　1。本性独白。　　评语：希望你生活中快乐的时光可以帮助你渡过困难的时期。　　2。未解开的疑惑———写一件发生在你或你周围人身上的事，要求是一件让人不敢相信或无法解答的真事，不能是你做梦。　　评语：你的“令人无法解释”的经历可真是耸人听闻而有趣呀！（天哪，女儿竟有耸人听闻的经历？！）　　3。书信论文。要求以书信的形式讲述一件事，可以是两个人来回通信，也可以全是出自一人之手的信，但必须是一组信件，四五封左右。　　评语：年轻的爱是很美的事。（女儿写了初恋吧？我很想看到。）　　4。给校长的一封信。可以反映你对学校的不满或肯定，或问一些你一直想问的问题。校长会读每一封信，然后到班里和你们讨论。　　5。本性独白（2）。要求用一件事来反映你的个性，把重点放在心理描写上，全文用心理描写。　　评语：比赛之前的那种紧张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要经历的。（女儿一定写了竞赛心理，在国内，她是校运动会三块金牌获得者。）　　6。诗。写十种不同形式的诗：五行诗，美国五行诗，重复记号诗，HAIKU（一种不押韵的日本抒情诗），离合诗句（就是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可以拼成一个单词），字母诗（诗中包括所有的26个字母），政治诗，有形诗，每一节用“若是……但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为开头的诗。（中国乃诗歌大国，可学生们什么时候写过诗？）　　评语：你做了个非常好的作业，Stephanie（女儿的英文名）。你的诗展示了你过去的很多努力和想法。你的英文每天都有出色的进步，祝你在第二学期幸运！还有，请记住，任何时候你感觉需要聊天，我都会很愿意倾听的。　　这都是一些多么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题目呀！而老师的评语，会怎样激发女儿的写作热情！　　与女儿一无所知的美国历史课不同，女儿只要求我写一下以“没有人知道”为开头的这首诗，因为前面的诗已经让她“脑仁儿都裂开了”。结果，我和朋友一起诌出的“诗”，女儿竟没看上，只起到一点启发作用，“看了你的，我自己就有词儿了！” 　　女儿说：“我的英文老师特别特别好，我很多事都跟他说，我们俩的两次长谈，我都差点哭出来。其实已经哭了，但没让眼泪流下来。”我的眼睛也发热———在国内，直至上高三，女儿竟从没有一次与老师长谈的愿望和机会…… 　　有人会说：“你这算什么？给女儿做作业，这不是越俎代庖吗？”问题也许没有这么简单。我想，父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孩子的“学习伴侣”，可以互相讨论，可以指导孩子阅读，告诉他从哪里可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可是，所有这些在国内教育中是“奢想”，孩子从来没有与我讨论过任何学习问题，因为只要狂背“标准答案”就足以应付考试。我也主动看过几次作文的题目，那些题目平庸且缺乏想象力，令我顿失“参与”热情，逃之夭夭。　　女儿赴美只有短短3个月，变化很大。通过电子邮件，我开始领教什么是创造性教育，这比我看过的任何一本书都来得真切。“求援”邮件好久没有了，可我这个老爸，竟开始希望能接到这样的“求援”———这种“研究”，真是令人着迷的游戏！　　“我以性命担保她行” 　　如果在几年前，你问我“了解自己的孩子吗”，我会斩钉截铁大言不惭地回答：“恐怕在20万个父亲中，你才能找到一个像我这么了解孩子的人！”说这样的大话是有根据的。在女儿的整个初中阶段，我们父女俩之间经常进行有趣的谈话，老谋深算的我，常使女儿惊讶地大叫：“怎么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呀？” 　　女儿进入高中后，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高考战车”。每天5点半，她就要起床，自己匆匆吃点东西，6点多就出门了。晚上，我们只有晚饭的十几分钟可以聊聊，吃完饭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做作业直至深夜。我和女儿从容谈话的时间急剧减少。　　我渐渐感到“信息短缺”，以往“特别了解”女儿的信心开始动摇。事实上，除了议论一下每次测验考试的成绩，我们几乎来不及再聊点别的。在女儿上高二时，没有和我商量，她告诉我“要分文理科班了，我报了文科”。　　我心头一震，心想“大事不好”，这意味着女儿对自己的理科前景作出了否定评价。　　在理性上，我是坚决反对中学分什么“文”、“理”班的（我甚至认为大学本科阶段也应该是“通才教育”），谁有权这么早就强迫一个孩子只能学什么呢？凭什么这么早就认定一个孩子不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呢？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对自己“适于”学什么作出正确判断呢？　　我小心翼翼地问女儿：“你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女儿说：“老师说我没有数学脑子……” 　　这话让我怒火中烧，一个为人师者，怎么可以这样摧毁学生的自信呢？“再想想怎么样？我认为老师说得没有道理，你很正常，并没有偏科……”“你说没用，反正我得选一个！”我默然。　　家长和学生，竟这样只能屈服于现存的教育制度而毫无反抗余地———哪怕它是如此荒唐！　　我读过不少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深知“评价”和评价的方式在一个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因此，哪怕孩子在某次考试中成绩不好，我也总是说：“这没关系，没准儿比全对还好，因为错过的东西印象更深！”但是我也感到，家长的鼓励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小，因为你不“专业”、不“权威”，孩子做不出来的题，你通常也做不出来；你指导的作文，通常还会被判低分。　　很明显，在学校里，老师对孩子的评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有时我深感恐惧：我几乎已经完全不了解女儿了———每天能和她有效相处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她一天要在学校呆10个小时，要说“了解”，恐怕没有人能比老师更了解孩子了。可是很遗憾，无论是每学期一两次的家长会，还是学期结束时老师给孩子的评语，都丝毫不能增进家长对孩子的了解。我相信与我有同感的家长很多，那家长会实际上就是“动员会”，动员家长与学校一起来给学生施加压力，无论哪一科的老师讲话，都是形势多么多么“严峻”，希望家长“督促、督促、督促”———每次家长会后，都有几个悲惨地被点名留下的男人女人，那笃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每个学期结束后，成绩单上照例有老师的评语，本来这是一个使家长了解孩子的大好机会，可惜，每次都是那寥寥二三十个字，几乎是年年相同的套话———两三个词儿的优点和两三个词儿的缺点———有一次的评语绝对是学生的字体，看来老师自己根本就没有写评语的兴趣，干脆让学生干部代劳了。　　有一次女儿回家后很不情愿地告诉我，班主任老师让你晚上10点钟给她打电话。我诚惶诚恐地掐着表准点打过去，不出所料，那是一大堆“必须及时改正”的缺点！———老师大义凛然，刀刀见血，听得我头皮直发麻！　　女儿问“老师说我什么了”，我犹豫了一下，“嗯，没什么了不起……”考虑到老师对家长说话多少还会客气一点，我难以想象这些话当面对女儿说出来时是个什么气势，我不能再雪上加霜。　　尽管我对女儿很有信心，觉得她是一个心智很正常的孩子，品行也没有什么必须矫正的缺陷，但她的理科成绩确实有江河日下的趋势，老师对女儿的评价开始影响我，“也许女儿真是缺乏理科方面的才能？”“也许她真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也许她学习真的不够努力？”我自己都能感到在给女儿打气时有些言不由衷了。　　终于有一天，女儿迟疑地对我说：“爸，我厌学了……” 　　“是吗？”我沉默无语，内心涌起一片可怕的绝望。我明白错不在女儿，是什么让她苦苦挣扎到高三，却突然丧失了自信和学习兴趣？！她曾是一个多么快乐和不甘人后的女孩儿呀…… 　　所有这些，大概就是当有可能脱离这种教育的机会来临时，我和女儿都没有犹豫的原因。　　几乎丧失了学习自信的女儿，在美国会怎么样呢？她在陌生的英语教育环境中将遇到巨大困难，这是我可以想见的，也许她一开始就会沦为班上成绩最差的一名，美国老师会对这样的学生作何评价呢？我简直不敢想下去，并且做好了女儿再上两年高中的思想准备。　　仿佛在验证我的预计一样，进入美国高中没两天，女儿就在邮件中告诉我，“大量的单词听不懂，所有的计算、作图都用计算机，我都不会……”第一次美国历史课考试女儿竟得了个“F”。我心情沉重，但别无退路，“这是正常的适应期，你一定会挺过去的！”听天由命吧！　　不久，似乎奇迹发生了。女儿那边好消息不断传来，“突破”先从法语开始，女儿首次得了满分！女儿说，一次法语课，有别的老师进来找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正忙着，她就跟我聊了两句，我们老师过来以后说“她刚从中国来”。那个老师说“我知道”。我们老师又说“刚来，法语就已经得100了”。那个老师感叹：“Jesus（耶稣呀）！”这声惊叹让女儿心花怒放。　　很快，她的化学又开始频频获满分。女儿给我的信写道：今天化学考试又得了100。老师判完了卷子以后，拿给别的老师看，然后说：“班里没别人这样，这都能当标准答卷了。”正好有别的班的人来问问题，他就跟那人说：“问Stephanie（斯蒂芬），她什么都知道。” 　　女儿的每次邮件，都要写几句老师对她的评价。让我的是，这些评价无一例外是zan扬，而且往往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地zan扬，“你们要努力呀，否则将来你们都要给斯蒂芬打-工去了”等等，女儿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些zan扬有点像兴奋剂，不知为什么，女儿开始自信得让我感到陌生，一些我原来并未发现的特质似乎开始呈现。我不大有把握有资格“指导”她了。　　果然，3个月过去，女儿不经我同意，干脆地告诉我“准备今年就申请大学”，她甚至已经试着考了一次“托福”。我愣了一会儿，觉得女儿有点好高骛远，“托福”能考个四五百分就了不起了，她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世面呀！　　不久，成绩出来了，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她竟考了600多分。这个成绩申请美国大学富富有余。　　女儿真的开始申请大学了。她告诉我其中一个必要程序是中学老师的推荐信。与中国的“一考定终身”完全不同，美国对申请入大学的学生采用复合评价，不仅要看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SAT）的成绩如何，你平时的成绩也占一定的比例，还要看你有什么特长，甚至做过多少时间的社会公益工作，中学老师的评价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我大大地担心起来，以往国内老师对女儿的评价言犹在耳，刚刚在美国学校里呆了几个月，美国老师怎么可能了解一个中国孩子呢？　　女儿似乎忘了这件事。其后一段时间的邮件里，她绝口不提老师的评价是什么。我想糟了，美国是个信用社会，老师向大学推荐学生关系到自己的声誉，绝不会像中国人通常认为的是个“人情”，拣好话说就是了。也许，美国老师是否愿意推荐女儿都是个问题———女儿不提，我也不好问。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厚厚的一封信，是女儿从美国寄来的。打开一看，是4件美国老师给大学的推荐信！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油然而生——— 　　法语老师的推荐信　　在过去的5个月中，我很高兴认识斯蒂芬。她去年10月到沙龙高中读书时，我教她法语。法语对她来说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她的第二外语），同时她不得不掌握英语（她的第一外语），还要适应新的文化氛围，但所有这些都没有难倒她。　　斯蒂芬是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她在沙龙高中的第一周，就问是否可以放学后留下，让我教她以前没有学的功课。令我惊奇的是，斯蒂芬在一个小时内就都学会了。她不时地展示她的语言天赋，在班里成绩最好（从开学第一天起，她的分数没有低于A的）。她对细节和微妙的语法差别有敏锐的目光，能成功地记住新词汇并在文章中创造性地运用。出语轻柔的斯蒂芬能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对她适应困难的法语发音的能力印象非常深刻。斯蒂芬学习勤奋、自觉，总是认真完成作业，以自己的努力和精确超出我的预期。　　斯蒂芬是成熟、友好的女孩。她的同学大部分像大一新生，只有她像大四学生。她在小组中做得也不错，我经常看见她给同学讲解难题。另外，我们课下经常交谈，她既和我分-享她的经历，又喜欢问我有趣的问题。　　我相信，斯蒂芬在大学里会继续在个人学术方面取得进步，获取成功。对你的2005班（毕业班）来说，她是宝贵的财富。我毫无保留地推荐她。　　——凯瑟琳-M-特纳　　亲切、自然和对学生细致的观察，竟使我这个看惯了“套话”的人一时间感到既新鲜又温暖，评价可以这样写的呀！　　数学老师的评语　　我很高兴写这封信，并以我的名誉担保，斯蒂芬今年参加了我的初级微积分课程的学习。学习期间，我发现斯蒂芬不仅勤学好问，而且富有同情心。她总是努力、认真地完成作业。她在数学和解决难题方面有显著特长。　　斯蒂芬经常以自己优雅而且具有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难题、完成数学证明。斯蒂芬也常常帮助身边的同学做难题。在校期间，斯蒂芬为了得到问题答案，通常比别人回家晚，有时候她也在学校里帮助别的同学。　　学生们尊重她的文静和才智以及她解释问题时的耐心。显然，她在享受着帮助同学的乐趣。有斯蒂芬做学生我很高兴，她在任何校园都会受到珍视。为上述及更多原因，我向贵校推荐斯蒂芬。　　——特雷西-史密斯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竟有数学“特长”？还能“优雅”而“创造性”地解决难题？！她不是“没有数学脑子”吗？　　英文老师的评语　　斯蒂芬从不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学术辩论。她的准备总是全面而准确。她不喜欢大惊小怪，对每个可能的事件都有预测。有的学生考试时爱靠运气“赢取胜利”，获得最佳，但斯蒂芬不这样，她付出的代价是时间和努力，这在她优秀的作业中有所反映。　　斯蒂芬不仅仅是学术机器。她对学习感到兴奋。有的学生仅仅是搜集信息，而斯蒂芬在探索智慧。她与困难的概念搏斗；对有挑战性的问题，她不接受简单的答案。她所做的是把不同的想法结合起来，把众多概念放在一起。她不怕在解决难题时碰壁。我很喜欢像她这样有毅力的学生。她能适应高水平的大学学业吗？我以性命担保她行。对此，一秒钟都不应该怀疑！　　人格的力量。这就是全部。这就是麦粒和谷壳的区别，这就是斯蒂芬的内在。不自负，不自私，不虚伪，她是积极向上的女孩，能够明辨是非。　　斯蒂芬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事情不顺利时不找借口。她知道如何自我解嘲，也知道如何关心别人。她不贬低别人，也不利用别人。她尊重人，对人公平、体贴。她具有人格的力量。我就以此来结束我的评价。　　——约翰-C-科林斯　　英文老师对女儿的评价让我目瞪口呆，有哪位老师会对一个学生的品质“以性命来担保”？！无论对学业上的特点描述，还是对内在人格的观察，甚至对女儿未来的预期，这位有博士学位的老师都远远超过了我这个父亲———我感到惭愧，以这样宽阔的视野对一个孩子作出评价，对我，对中国的教育文化来说都是陌生的。　　指导老师的评语　　去年10月的一天，斯蒂芬从中国来到马萨诸塞州沙龙市的沙龙高中，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登记注册，成了我们这里的新学生。哇！我无法理解她脑子里会想些什么。第一印象容易给人错误导向，但我很快被这个女孩的沉着、聪慧所震惊，开始关注在她身上会发生什么。　　幸运的是，斯蒂芬11岁时曾经在澳大利亚住过一年半，英语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都不错。我们开始制订帮助斯蒂芬的学习计划。当天，斯蒂芬表示她的目标是争取和其他高年级学生一样从沙龙中学毕业，然后申请在美国读大学。作为一个在沙龙中学做过37年顾问，接触过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的人，我不得不指出斯蒂芬的目标太高了。但是，她以轻柔却坚定的语气笑着回答：“我是高年级学生，想这个学年就毕业。” 　　斯蒂芬表现得很完美。在我做顾问的经历中，还没有听说过有外国学生比她更快地完成了学术转型。谦虚的斯蒂芬甚至不愿意接受她应得的高分数。数学和其他理科方面的科目对她来说很轻松，遥遥领先于她的同班同学。她喜欢语言，学起法语来是个明星。然而在英语和美国历史方面，她的阅读和写作水平还需要努力。她的所有老师都有共同的想法，“她太不可思议了，请再给我们20个像斯蒂芬这样的学生！”他们一致zan扬她的勤奋、学术好奇心、专心学习和愿意帮助小组中其他同学的行为。平时斯蒂芬在课堂上很安静，但一被叫到回答问题时总是清楚无误，显示出极强的理解力。　　她的历史老师这样评价：“考虑到斯蒂芬有限的学习英语的经历，她在字谜、小测验和写作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我知道她花几个小时做每日的字谜测验准备，胜过她的同学。她来我的班3个月写作就大幅度提高。她总是来寻求帮助，问很棒的问题。” 　　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她在美国有竞争力的大学里会非常成功。她的法语老师补充说：“尽管这只是初级法语班，但斯蒂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她对语言敏感，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掌握别的同学一个月才能记住的单词。她人也很好，总是耐心地帮助同一小组中落后的、新来的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因而他们特别愿意和她在同一小组。毫无疑问，斯蒂芬聪明、专心、勤奋，而且特别有组织纪律性。” 　　最后，教她初等微积分和三角学的老师这样评价斯蒂芬，“一个优秀的学习数学的学生，拥有极高的数学技能。她的作业总是无可挑剔，很明显，她依靠直觉，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她谦虚、不摆架子、文静，但是她积极主动地伸手帮助同学。她经常放学后来找我，而我在忙着和别的学生交谈时，她就在教室里帮助其他同学。” 　　斯蒂芬在学业上越来越自信，同时她也开始交朋友，在社交方面开始轻松自如。她爱好运动，希望能参加我们学校的春季田径比赛。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和沙龙高中的同龄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最近，她的父亲问她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有什么区别时，她说：“老师不一样。美国老师非常亲切、友好。考完试他们进行评论；而在中国，我们只是拿到分数。在中国我们需要死记硬背，而在美国你不得不学习思考，学会表达思想。” 　　斯蒂芬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她独立、灵活，非常善于适应生活中的变化。她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将来在大学的学习。尽管她想念父亲、其他亲人和在中国的朋友，但她肯定对大学的挑战有准备。在沙龙高中的极短时间里，她就证明了自己是优秀的学生，是积极进取、善于接受挑战的女孩。　　我满怀热情地zan同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接纳她。　　斯蒂芬从不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学术辩论。她的准备总是全面而准确。她不喜欢大惊小怪，对每个可能的事件都有预测。有的学生考试时爱靠运气“赢取胜利”，获得最佳，但斯蒂芬不这样，她付出的代价是时间和努力，这在她优秀的作业中有所反映。　　斯蒂芬不仅仅是学术机器。她对学习感到兴奋。有的学生仅仅是搜集信息，而斯蒂芬在探索智慧。她与困难的概念搏斗；对有挑战性的问题，她不接受简单的答案。她所做的是把不同的想法结合起来，把众多概念放在一起。她不怕在解决难题时碰壁。我很喜欢像她这样有毅力的学生。她能适应高水平的大学学业吗？我以性命担保她行。对此，一秒钟都不应该怀疑！　　人格的力量。这就是全部。这就是麦粒和谷壳的区别，这就是斯蒂芬的内在。不自负，不自私，不虚伪，她是积极向上的女孩，能够明辨是非。　　斯蒂芬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事情不顺利时不找借口。她知道如何自我解嘲，也知道如何关心别人。她不贬低别人，也不利用别人。她尊重人，对人公平、体贴。她具有人格的力量。我就以此来结束我的评价。　　斯蒂芬从不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学术辩论。她的准备总是全面而准确。她不喜欢大惊小怪，对每个可能的事件都有预测。有的学生考试时爱靠运气“赢取胜利”，获得最佳，但斯蒂芬不这样，她付出的代价是时间和努力，这在她优秀的作业中有所反映。　　斯蒂芬不仅仅是学术机器。她对学习感到兴奋。有的学生仅仅是搜集信息，而斯蒂芬在探索智慧。她与困难的概念搏斗；对有挑战性的问题，她不接受简单的答案。她所做的是把不同的想法结合起来，把众多概念放在一起。她不怕在解决难题时碰壁。我很喜欢像她这样有毅力的学生。她能适应高水平的大学学业吗？我以性命担保她行。对此，一秒钟都不应该怀疑！　　人格的力量。这就是全部。这就是麦粒和谷壳的区别，这就是斯蒂芬的内在。不自负，不自私，不虚伪，她是积极向上的女孩，能够明辨是非。　　斯蒂芬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事情不顺利时不找借口。她知道如何自我解嘲，也知道如何关心别人。她不贬低别人，也不利用别人。她尊重人，对人公平、体贴。她具有人格的力量。我就以此来结束我的评价。　　——乔-贝克汉姆　　这像是一份学生评价吗？说实话，贝克汉姆先生的推荐信，我读起来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与我娓娓而谈，亲切、从容，充满热忱。显而易见，他是如此负责，除了自己的观察，还逐一征询了女儿所有科目老师的意见，遣词用语非常谨慎———例如，我很担心女儿因为爱面子、不主动在上课时积极回答问题的习惯，而这是美国教育中非常被看重的品质，几次在邮件中叮嘱她要“改正这个缺点”。贝克汉姆先生也发现了这一点，但他使用的词是中性的——“安静”。他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什么呢？呵护着学生的自尊！　　读完这些老师极具个性的评价，那个“没有数学脑子”的、只能上文科班的、垂头丧气感到“厌学”的女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起来正全面获得进展、甚至有点出类拔萃的女儿！仅仅三四个月过去，女儿的学习状态和自信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是什么起了如此奇妙的催化作用？　　我想说，是不同的评价标准使然！一个孩子如果总是受到负面评价，就会产生自我的“负驱动”，自暴自弃。处在学习过程中的学生就像一杯没倒满的水。在中国老师这里，通常看到“一半是空的”；而在美国老师那里，却总是看到“一半是满的”———前者否定，后者肯定，哪一种会对学生产生激励作用呢？当然是后者，这早已被心理学上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所证明———仅仅是因为教师对学生的期待不同，一部分学生就会比另外的学生取得更大的进步。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教育应当反省、深思的吗？　　尽管相隔万里，我还是想大声对这些了不起的美国老师说声“谢谢”，他们做到了我这个父亲力不从心的事，让女儿重新“起飞”。我已不在乎这些评价对大学录取女儿产生什么影响，但我问女儿，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一个叫科林斯的老师在评价自己时说———“我以性命担保她行，对此一秒钟都不应该怀疑！” 　　女儿热烈地回应：“Yeah！！”

作者：ironny，美国杜克大学女博士，居住在华盛顿。这才是美国编辑：荔枝。在美国这7年，是一场游历，一场冒险，一场人生观的洗礼。从平凡到努力追求光环，到回归平凡。从cultural shock，到适应这里的生活，到reverse cultural shock，到能够在中国美国之间自如地穿行。有那么多事情看着一头雾水，居然慢慢也能学会，然后做好。有那么坎好像真的过不去了，却也终于安安稳稳全都跨过。也许没有了身边父母的指引，朋友的影响，反而更容易长大，更懂得珍惜。　　 2003-2004 第一年登陆美利坚的那天，我们12个人，结伴从上海飞往北卡。没有高楼，没有华丽的装修，有的是蓝天白云，红花绿草，和之间那些漂亮的小房子，和想象里的美国挺不一样的。在最初的几周里，忙碌得穿梭在学校的各个地方，参加各种orientation，吃各种免费饭，自己几乎没有开过伙。我们系里（工程专业）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剩下的也是印度的，南美的，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英语全都说不利索，所以大家默认只和自己国家的人hang out，用母语说话。上课老师讲的话我能听懂1/3，能猜到1 /3，剩下1/3听不懂，好在班里有美国同学，老师一提问或者让大家提问题，他们就冲上去了堵炮眼了，不用担心会问到我们头上。Office hour我是不去的，有问题我也问不清楚，有那个空问自己琢磨会儿就明白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学期，老板很喜欢我，因为我听话，学东西又快，而且除了吃饭睡觉，我没什么别的事情干，所以有无数时间给他干research。第一学期三门专业课，全部都是A，只有英语课得个B，总结一下，考试写公式和数字的哪怕上课听不懂也是A，如果是用英语的，就没戏了。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现，她是我们的engineering school的dean·Stanford博士，她让我明白到，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你必须有勇气，敢想敢做，敢表现自己。如果不能有漂亮的表达，就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别人看不到你，也就看不到你身后的成就。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如果你来美国就是为了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用中国的方式生活，用中国式的思维处事，用中文和人说话，吃自己做的蹩脚中国菜，蜗居在电脑前推公式写程序读paper，那么你没有必要来美国，这些事情在中国你完全可以做的更好。所以我决定走出我火柴盒一样的生活空间。所以第一步是要让自己改变习惯。我鼓励自己用英语去思考，我给自己创造各种各样听和说英语的机会，我去参加学校的，各个系的，本科生的研究生的event，和不同的人聊天，学到什么就在自己心里默念几遍，然后找一切机会现学现卖，social对于我们来说不单单是学语言，也是学生活，学交际，扩大朋友圈子，很简单的道理：局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是无法真正体验美国生活的。我还给各种customer service打电话，和他们argue，和他们询问这个那个的服务，他们的工作就是陪顾客聊天，所以你说，他们就得陪着，就这么简单。我也去mall和sales聊天，谈话通常从我指着一样东西问what is it开始，然后人家说了以后，我paraphrase，用自己理解重新说一遍，到人家说exactly为止。渐渐地，我体会到用非母语把一件事情说清楚，把一个观点表述清楚，甚至把一个人说服了，是技巧，更是艺术。我参加研究生学生会，我们系外国学生多，都没啥民主意识，我冲出来volunteer，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系代表了，每周在会上要发言说说自己系里同学的活动心声，回来要和系里同学说说学校有什么机会啥的。因为做了系里的代表，名字就会被抄送来抄送去，系里的老师就都知道我了，觉得我是小学生头，有什么大事都还告诉我一声啥的，我们dean都定期和我有appointment，聊点这个那个的事情，从我这儿听听学生的声音，我有了更多接触她的机会，她告诉我了很多她的故事，一步步成功的经历。她说，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if you keep up the good work.这话我至今记得，也许在于她只是随口一说，对于我却是莫大的鼓励。当了代表没几个月，就赶上全国开研究生大会，在DC，作为我们研究生会里少数minority面孔，我就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开会，以显示我们的 diversity。于是，我屁颠屁颠地坐着同去的美国同学的车，来到了DC这个七年后我生活工作的城市，在capitol hill上做lobby，挨家的去找senator要求取消研究生stipend的征税。在中国，要见个领导有多难，在美国，我第一天上学就见到了校长，去趟国会山，就见到好多senator。无论政治家们内心有多阴险，他们看上去都好nice，有个senator还让我在他办公室坐着拍了个照，我给爸妈发回去，差点没轰动了我们半个城市。 2004-2005 第二年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国了，我老板的学生都很听话（系里的中国学生其实都很听话），所以让他最头大的估计就是我了，我的lab-mates一般老板说什么就算心里不高兴也不敢吱声，回到lab里又抱怨，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就丁是丁卯是卯和老板说，谁说得过谁就按谁说的做，被说服了就去做，心里没结很舒服。我当上了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颠颠地组织大家去接新生，去学校要钱然后办活动，因此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搞得很熟很熟，其实私立学校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钱来自于学生，所以里面有一块是专门留给学生花的，你找一个好的理由去要，它就会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点事情，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美国其实是民主的一部分，政府花钱也是一样，你想少交一分钱税是很难的，比你想个办法去申请笔funding要难。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它们不会砸到你头上，而是得你去争取，你得告诉别人你想要，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你就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应该给你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更值得被fund。任何事情，如果有 competition，就要敢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想法，hold your position，否则就算事实上事情做得比人家好几倍，还是会输。第二年在research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不太喜欢我老板给我的题目。我的老板是属于很nice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学者，聪明（博士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努力（拿到tenure以前是7 点来lab，11点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business man，不善于sell ideas，不善于言谈，所以纵然学术很强，也受人欺负。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希望大家勤能补拙，表达的缺陷用加倍的学术水平来弥补。这点上，我心里并不赞同。我本来research就很一般，比中国同学差，比美国同学好点，如果再来个做8分，只能讲出4分，就彻底没竞争力了。我知道我跟着我这 nice的老板估计肯定是朽木一块了，所以我决定自救。我们那学校的EE一般，但是BME很强，我对医学的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和老板说我想做医学应用，老板回答，我没钱。我见过有人读到一半转系的，有人转老板的，有人被老板派去和别的系一起做项目的，但我没见过学生自己去找合作项目搞钱的，不过我想试试也无妨，美国没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去BME系找老师。我去学他们的原理，然后sell我的算法，告诉他们我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还真的让我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组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对方同意教我数据采集，用他们几百万的机器做实验，然后用我的算法处理数据，于是两个老板就用我的idea写了个proposal，很快拿到funding，我就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我又想反正我也在BME做research了，不如拿个BME的MS，有此想法跑到grad school一问，回答说理论上可以，但是如果想不交学费，必须EE的老板同意，EE的系主任同意，BME的老板同意，BME的系主任同意，再加研究生院院长同意，被告知难度比较大，至今还没有先例。我发现我的中国式思维真的开始变了，以前我会想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多半也做不成，做不成不如不要去做。而那时候我却想，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先例，那么我就可以放手一搏，做不成无所谓，大不了就还是没有先例，做成了我就是第一个了。无数的persuading，无数次地defend自己的想法，当我最终拿到五个人的签字的时候，觉得太有成就感了！我身边学理工科的学生大多很专一，每天想的就是research，大家平时见个面，三句又说到research上，好像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比较喜欢折腾，坐不太住，一个礼拜做一件事情会疯掉的那种。所以我就满世界的找事做，除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之外，我就跑各处去上课，我在business school，medical school，law school都上过课，反正PHD学生多选课是不要钱的。b-school和law school的课和engineering的课很不一样，很多reading，很多课堂讨论，每个人都suppose要发言，要take participation，相比之下对表达的要求比engineering school更高。开始是不适应的，憋半天把答案在心里说了好几遍才敢举手，慢慢也就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实那些classmates说的仔细想想也实在是很平常的东西，人家自己觉得很brilliant，说出来就中气十足的，我也有我自己unique的想法，说出来就完了。business school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我，秋季学期上完课的之后，问我愿不愿意做春季课的TA（助教），于是我又颠颠得给MBA做了一学期TA。工程系的PHD跑去B-school做TA，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是史无前例。 2005-2006 第三年在这里不得不说说我的男朋友，爱折腾如我，他总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做得好就表扬我，做得不好就提醒我，失败了鼓励我，被人批评了他顶我。他本来是要本科学校读博的，我走了之后几个月，他思前想后还是quit了，然后申请出来和我在一起。现在想想，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没有对方在身边分享，那也没有什么意思。第三年搬家住进了house，在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的neighborhood里，有一个小院子。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找最佳契合点，买东西要买好的，但又不能贵，我们住的house拿到了一个特别好的deal，2000多sf（平方英尺 Square Foot/Feet ），只收$450一个月，包水电utility，比住apartment环境好很多，却反而便宜，房东的条件只是要我们定期割下院子的草，等于house sitting，对我们来说，割个草有什么难的，当是去趟gym了。都说中国人经常讨价还价，其实在美国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negotiate，买家具，买床垫，找任何的服务，租房子，在mall里买个skincare送礼物，全部都是可以negotiate的，只要你有砝码就可以谈。而negotiate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知道你要什么，而是在于你知道对方可以接受什么。尽管你始终是在关心自己的gain和loss，但话到嘴边，讲得一定是对方的gain和loss。这个事情当我多年后上negotiation课的时候，惊叹当年我实践得出的经验与真知如此接近。第三年的research做得没什么波澜，第二年末就顺顺利利把master给拿到了，第三年春天又把prelim做了。 PHD的定义是你毕业之后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做research的，约定俗成有两条路，academia或者industry，我们系毕业去 academia的很少，一般都是那几个美国学生，国际学生因为这个那个的原因，多半都是去industry。我两个老板都很想我去做faculty，中国老板觉得我表达很好（相比于中国学生），美国老板觉得我学术不错（相比于美国学生），其实我知道我都是三脚猫，为人师表，有点惭愧。另外，有件事情基本让我把academia的门关上了。我老板让我写过一篇paper，是第一年时候做的一个东西，实话实说，我觉得没什么东西，事实证明，也是peer review批评比较多，我和老板说，要不算了，这玩意就算有发明也是点皮毛啦，没做什么实际的贡献。老板听我一说upset了，他指着他那满书架的IEEE杂志，说你看看这一堆东西里面有几个是真正的revolution，多数的文章就是在灌水。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自己做的事情必须有认同感，如果做学术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在灌水，理由是身边大多数人也是在灌水，那么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做它。所以academia就被我否决了，剩下industry觉得可以去试试，毕竟industry做的比较实用，哪怕技术上讲不怎么惊天动地，能带来真实的产品提高或者成本降低，也算是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第三年的暑假就联系了行业里的三强之一S公司的研究中心去实习。这个研究中心在NJ靠近Princeton的地方，环境很好，第一个礼拜做得挺有味道的，但没过多久那种无聊的感觉又来了，每天完成工作真正需要的时间只要2-4小时不等，也就是说一天有一半时间是荒废掉的，无论是等程序运行，上网闲逛，还是和同事聊天，哗啦时间就过去了。这个site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印度人太多，做事方式还是中国那一套，我们组manager是中国人，人很nice，但是英语表达实在很抱歉，所以他能不说英文就不说，组里反正基本是中国人。大家平时也基本说中文，中午大家都带饭，然后热了在一个大multipurpose room里一起吃，吃饭的时候中国人和中国人坐，印度人和印度人坐，剩下的欧洲同事就和欧洲同事一堆。大家在一起吃饭就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讨论一下 bbs上的哪个坑，在要不就是说research，反正这个site后来是把MITBBS屏蔽掉的，员工上班不能上，可见这地方有多中国圈。我觉得这个工作的pay很对得起所付出的劳动，但是那些正式员工告诉我，相比于别的公司的Research Center，这里是算比较累的，而且在high tech领域，尤其研究中心，外籍的比例就会很高。这个挺打击我的，也就是说如果在industry工作，就要准备好过这样的生活，轻松，高薪，但是封闭，没盼头，还要deal with亚洲人特有的办公室政治。我现在很庆幸我去做了这个intern，这是体验生活的最好方法，有时候理性得去看待一些书面的材料，比如薪水，location，career path等等，都是抽象的，不如深入其中，闭上眼睛，follow your heart去体会：这是我未来10年想做的事情，想呆的地方吗？intern完之后，我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2006-2007 第四年从S intern回来，得到一个噩耗，老板说我们那个项目到期，本来是自动要续的，funding cut，明年5月到期，老板说，要么找点别的东西做，要么就快点做，争取5月毕业。从说这句话开始到5月，还有8个月的时间。如果我要毕业，就意味着要在 8个月里把prelim propose的那堆东西做完，要写论文，要准备答辩，然后还要找到工作，不是任何一份工作（找一份应该对我不太难），而是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要搞定工作签证问题（否则身份就有问题了）。老板说你可以试试，但我strongly doubt你能做到，如果你做得到，那么你是一个superwoman（这些是老板原话）。funding cut不是我能左右的事情，但是8个月毕业这件事情成不成不在天，在我。我有控制权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到它。有想法没行动＝白日做梦。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详细列出，把所有可能的困难都想一遍，具体的timeline，并且想好fall back plan。有了计划事情忽然就简单了，因为我只需要按计划做就是。找工作相比就太需要主动了，尤其是在决定了不去做faculty，而且犹豫还去不去industry之后，一时间基本没有头绪我到底要去干什么，去了一些career center的活动，找一些alumni咨询，看各种论坛，慢慢就有点想法，觉得做management consulting还挺好的，尤其M大公司有个APD program，专门招advanced degree的，所以就投了些简历，很快就有一些回音，收到M的第一轮面试通知，表现不错，进了第二轮。 Thanksgiving cruise一趟回来之后，就去M第二轮面试了。面试是三个case study，两个做的非常好，有一个interviewer都说我一定会推荐你，希望以后有机会和你一起做project了，但是我砸在了另一个case 上。面试的是一个associate principal还是partner级别的人，印度裔的，case本身没有问题，我很快想到了好的framework，开始给他讲，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板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打断我，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怎么讲他好像就是不明白，很明显他不喜欢我，十分钟之后，我有点乱了，我有种感觉我完蛋了，越是这么想就越着急，后来就都不记得开始自己的思路了，越讲越没信心，对他的问题实在抵挡不住了。面试之后，我收到了这个人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我的其它表现都特别好，但是我没有通过他特殊的测试，他说在M，在consulting行业，当一个年轻的consultant被派出去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来自客户内部的抵触，资深的主任们为什么要听一个小孩bullshit，他们会challenge你，有时甚至你的solution很完美，他们的问题很无耻，所以他就模拟了这样一个场面给我，看我如何来处理。我的中国朋友表现很好，最后拿到了M的offer，现在已经辞职回中国做企业内部的策略经理了，我非常看好他的。对于M的一个梦忽然中止了，不管它有多适合自己，有多少的遗憾，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没有回头。从M回来，我沮丧了一段日子，我曾经离终点那么近，现在又回到起点。M之前基本上只在学校网站上投了投简历，M之后才把简历往外发。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MIT的 career center网页上有PHD jobs outside academia，讲到这个option，说有律所在一定情况下会破例招收有PHD的人去做知识产权法的工作，然后sponsor去law school。我当时眼前一亮的感觉。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份工作可以用上我整个的skill set。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首先是一个工科PHD，我不是科研人才，但是我热爱技术，并有很好的技术背景，其次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表达，喜欢接触新的事物，新的挑战，最后我喜欢写东西，我高中想读文科，我们老师、校长和我急了，说浪费了我理科的好料，高考我又想以理科生身份报考新闻系（有些学校可以的），但是后来报送理工科学校，想读文科的想法再次泡汤。人生的一些想法有时候暂时不实现，它也会在你心底深处一直藏着，在合适的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再次触动它，然后你发现其实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也许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我就拿了一份top IP law firm的list，一个一个去人家网站上用最笨的办法投简历。投完简历我就回国过年了。回国前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我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开始一直说，我只听到是一个 law firm，然后对方就问我为什么要申请它们之类，这就是传说中的电话面试吧，可怜我连她是谁都没听清，我说什么好呢，于是只能胡说，对方最后只说了句thanks for your time，就挂了。晚上回家，我查了电话号码，我的天哪，原来是NO. 1的IP律所F啊。第二天早上，在芝加哥转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心里一直好懊恼自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不甘心，我又一次想起了M的经历，也许 out of nowhere的电话本身就是一种测试，我应该再努力一下。于是我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我很坦诚得告诉对方，我昨天没有听清她的名字，所以如果那是一个面试的话，我肯定fail地很惨，但是如果她愿意再给我10分钟，我一定会让她改变她对我的看法。so she did, and I managed to impress her. 我下飞机回到家，就已经收到了她的email，她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candidate，在如此差的表现之后还有勇气打电话给她要second chance，并且成功说服她的，所以F邀请我去onsite。我觉得M给我的伤痕在那一刻被抚平了。过年过得很开心，虽然我每年都和男朋友回国，但是回去过年还是第一次，我有太多东西和中国分不开，以后不管做什么，中国背景都将是我的一个 asset，而不是缺陷，所以我冒着被check的危险年年回国，体会和适应国内的变化，和朋友们吃饭聊天，最重要的是陪父母外婆尽孝心。当我有很多offer可以选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几千甚至上万薪酬的差别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影响到很久将来的决定，money is good, but it’s just a means not an end。 3年零10个月，除去每年回国的时间，4个月intern的时间，大概是3年多一点的样子，拿了一个PHD，一个外系的MS，修了80几个学分的课，做了一年中国学生会主席，三年研究生院代表，带着M给我的教训，和之后那些offer给我的信心，我离开了校园。 2007-2008 第五年工作和在学校的时候还是挺不一样的，我们所没有什么training，一下子就把我放到第一线做事情，开始什么都不懂，要靠不断学习人家的work来改进，也要靠在不断做的过程中来熟悉每个领域，每天都在take in无数的信息，技术也好，法律也好，都是新的。上班的同时，也开始准备9月的LSAT考试。一年前我都无法想象自己会去读law school ，而且还是免费去的。读PHD的时候，去law school听过一个课，那时候觉得law离自己好远啊，那些忙忙碌碌的law student和我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工作上，即使同事很nice，他们也无法真正体会一个外国人做美国法律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惑，甚至连OPT期间不用交SSN和medical care这个事情，我都要自己花半天时间去研究IRS的pub，然后去说服我们HR的人我是对的。申请学校上，中国人读JD的总体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国内法学本科毕业出来读LLM的，或者是LLM后来转JD的，所以他们的经验很难借鉴，而很多美国学生的申请论坛，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去搞中国的成绩单之类的事情，总之，being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you are on your own。我是一个相当不善于标准化考试的人，每一次标准化考试我都要靠别的途径去弥补，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保送的，所以成功地规避了高考，出国的时候GRE和托福都很一般，只能在PS等申请材料上下功夫，我老板招我是因为他被我的PS打动（是老板后来亲口告诉我的），当我再一次面对LSAT这个最难的标准化考试的时候，我依然不能逃脱这样的宿命。 law school的申请还不像grad school，录取的大头是看LSAT和本科成绩，而对外国学生（本科不在美国念的）来说，本科成绩也基本不看，所以说到底就要看LSAT。如果LSAT考接近满分，那么几乎申请交张白纸就可以拿到admission了。用我后来学校的招生办主任的话说，申请是跨门槛，好的LSAT会把你垫高很多，在其他方面你一般就可以跨过门槛了，反之，并不是你没有机会，只是说你要用别的把这个落下的高度补回来。可惜我是后一种，注定了要拼尽全力去够的那种。我的PS 写了五稿，推荐信拿了6封，好在无论以前的导师还是现在的老板们都对我印象不错，所以每封推荐信都写得很有分量。我在工作中给一个很难please的partner干活，每一个人都警告我这个partner有多tough，听了很多horrible story，然而以前的经验告诉我，tough的人只是有更高的标准，如果你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他会比别人更赏识和信任你，于是我就默默地努力。当我服务的客户不断地去这个partner那里夸我的时候，partner亲自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很满意。他得知我要申请law school，就主动说帮我写推荐信，并且还去说服了我们所最资深的partner给我写。我们的这个资深partner于是把推荐信直接写到了我想申请的法学院的院长那里（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我虽然没有和这个年轻人有过很深接触，但是我们所最苛刻的partner告诉我一定要把她推荐给你们，所以我确信这个年轻人一定不简单。就这样，我以比较底的LSAT，拿到了DC周围最好的两个法学院的admission。有的时候，自己把标准定的高一些，勇于去接受比别人更大的挑战，也许一时显得很傻，但以后一个不经意的场合却会帮你一个很大的忙。我感到如此幸运，不是因为不劳而获，而是因为努力终有回报。拿到admission那天正好是情人节，是一个星期三，中午收到信，兴奋得给男朋友打电话报喜，晚上回到家，看见他居然站在我家门口等我，我的天，他大老远从北卡开过来了！他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是有前科的。我博士答辩那天，他原本是在马里兰做 intern的，晚上答辩完了我就一个人跑去逛mall，看电影，等到电影院门口，看到这个人居然在那里拿着盒 Godiva巧克力朝我笑呢，原来他早就偷偷跑回来了，陪我看了个电影，第二天天没亮又走了赶去上班。每个女生都爱礼物，不过在我看来：再好的礼物，都及不上一个懂得浪漫，懂得珍惜你的男人。 2008-2009 第六年我的JD生涯在我懵懵懂懂中开始了。在law school，1L的竞争是白日化的，JD三年就是这样的，第一年拼命地学，第二年拼命地面试，第三年拼命地玩。JD学生最后的Offer通常是第二年暑假summer intern的地方给的，而summer intern是第二年刚开始就申请的，念书不是只为拿一个学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真正的学到东西，那么拿一个证书没有意思。 law 的学习方法和engineering很不一样，每天的reading assignment多，然后到课堂上基本上是讨论这些读过的材料，上课要看发言，既有自己举手，也有on call，所以说白了是以自学为主，老师点拨为辅，考试是考实际应用，全部是open book，不需要背任何东西，但又绝对要对内容烂熟于心。 law和science的最大不同是：science我们总是在追求正确答案，如果不能证明它正确，就去证明它错误，没有“可能”，没有“模棱两可”。但是law没有正确答案，law的nature决定了任何事情都可以argument from both sides，作为一个律师，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找你代理，你都要从浩瀚的法典和案例里去寻找支持你客户的论据。我觉得辩论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趣，你要用层层铺垫去说明为什么你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而且这些观点要以第三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因为最后评判输赢的是这个第三方。这也是为什么总统议员多半是律师出身，debate和上庭make argument所用技巧大同小异。有argument，就有counter argument ，所以在用任何一个argument的时候，都要去预期对方的counter argument，然后准备好如何来反驳这个counter argument。law student必看的一本书叫做getting to maybe，从工程师的mindset到一个律师的mindset，就是要把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变浑沌了，然后练就一身你说他是黑他就是黑，你说他是白他就是白的本领。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同学忙忙碌碌多半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我忙忙碌碌是为了学我感兴趣的东西。人的发展是有一些特定轨迹的，沿着别人的轨迹走往往事半功倍，而你本身又在加深这条轨迹，久而久之，这些轨迹因为如此的深，使得人觉得非这么走就不行了，反而禁锢了思维。比如PHD就应该去找教职，不找教职就找公司研发，比如JD就是要第一年拿个好成绩然后去拿一个好的summer intern。我经常听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说，我读PHD，因为I have no choice，我读完PHD，找不到教职我就得做postdoc，因为I have no choice，我要申请绿卡，因为没有绿卡就找不到工作，就不能转行，就不能回国，I have no choice。Well，我总是和自己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you always have a choice. 如果只是因为觉得非如此不可，那么事情不管做的成做不成，都不会有成就感。我的Torts老师在最后一堂课，对我们说，不要觉得因为你做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就一定要做什么，你只做你想做的事情，为此你可能付出别人无法想象的努力，遭遇别人的不理解，遇到别人遇不到的困难，但是，hey, it feels so good when you did it。她临走前，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送给我们，DO WHAT MAKES YOU HAPPY，为此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不妥协不放弃，坚持去做自己有认同感的事情，无论多么难，都努力去披荆斩棘，为的就是这几个字吧。这个世界上没有超人，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关键在于懂得自己独特的地方，然后寻找自己的perfect niche。没有一种成功可以复制，只有struggle to success的方法和心境可以借鉴。牛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定，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了自己的perfect niche。 IP law 对于我，现在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niche。因为patent law是基于技术的，而且通常是cutting edge的技术，所以有些案子很自然会要求很强很专业的技术背景，当时有一个litigation案子，正好firm里就我懂这个技术，那个 partner就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找到我，在engage客户的阶段就involve我，把我放到第一线去见客户，跟他去做presentation。后来客户因为看到我真的很懂这个技术，把原本想给另一个firm的这个案子给了我们，partner专门来我办公室和我说 congratulations，做成这样的事情，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宝贵经验。还是那句话，生活is all about砝码，要努力获得砝码，也要懂得运用砝码。除了技术背景之外，我的中国背景和语言优势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在law firm，语言和外国背景绝对是一个plus。我们有不少asian的客户，firm都喜欢让我们这些亚洲面孔去impress客户，通常也确实是亚洲人更能理解亚洲人的思维模式，交流更有效。同时，F和很多firm一样，一直在探索中国市场，以前在日本和台湾的成功经历使得firm都很重视中国，作为下一个strategic market。这一年，F在上海开了中国办公室，需要有人经常地去中国做rotating attorney，我就报名了，很幸运地成为这个team里唯一一个没有过bar的成员。此后，我每年都会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在中国期间，有比在美国更多的机会，直接去面对和engage客户。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梭，在美国improve自己的practice，上law school，在中国improve自己的clientdevelopment/management的能力，还能和爸妈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尽尽孝心，觉得与我心中想做的事情很契合。我们还没有绿卡，但是我这个人很不喜欢生活的局限性，我对自己说，what the hell，该去哪儿我还是去哪儿，想做什么我还是去做，与其因为一个身份问题而放弃某些机会，我宁愿冒险。事实上，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护照上有无数个签证，除了我PHD第一年回家被check了一下（其实主要是check我老板），之后签证都一帆风顺，我们去加勒比cruise，去以色列出差，去中国 rotation，都签证，上海签证处的人都认识我了，每次去聊两句就过了，反正我是签证的老油条了。可见有些事情是纸老虎，你越把它当回事，它越挡着你，反而让你失去了很多属于你的机会。经常看到幸苦等绿卡的故事，觉得等拿到绿卡，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而事实是，大多数人，拿到绿卡，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反而白白等了好多年。机遇是给准备好的人，不是给拥有一张纸的人，这个和拿学位是一样的，学位有时候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拿到 PHD学位就一定有教授当，不是拿到JD就一定可以进big law，nothing is guranteed，能不能做还是看自己。我经常告诫自己，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2008 年的秋天，男朋友也从北卡毕业了，在DC找到工作，搬过来团聚了，我们终于结束了DC-NC的commute生涯，开始考虑我们在一起的事情，弹指一挥，我们俩已经在一起8年了，出国前觉得自己都还小，现在在国外风雨同舟，不觉间就27了。在家庭上，我们真的是落后分子，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成家就要有家的感觉，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像家的样子。念PHD的时候，身边有很多人回国登记一下就算结婚了，挤在租来的apartment里抚育宝宝，去参加过几个朋友的婚礼，基本上就是请大家吃个饭，这都很正常，学生时代大家经济都不宽裕，没有什么随心所欲的资本。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俩心照不宣地觉得应该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再去make committment，当然，这个观点我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对的。 anyway，我们就这么拖着到了27岁，2008年底，我俩看了看自己的存款和收入，觉得经济上够做这些想做的事情了。于是2008年底，我们开始在DC周围看房子。拿到钥匙那天，心里那个美啊，自从出国之后，我们都没有拿家里的一分钱，从2003年带着5000个美刀，三个箱子登陆美利坚，六年后居然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成为有产阶级了，说实话，我感到很骄傲。 2009-2010 第七年有了house，不管你需不需要工作，不管你有没有嫁人，你都是house wife，里里外外比住租来的房子多操好多心。我家装修比较老，就需要一点一点update，现在已经把厨房整个翻了重新做了，接下来要做 bathroom，地毯也都换成了hardwood floor。另外，因为我们是从1 BR apartment搬进这个大house，家具连一个房间都塞满，所以又折腾去北卡买家具，一个一个房间的furnish起来。这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数的心血，都是我一个project，从什么都不懂，到成为expert，把事情做好，经历了太多过程中的痛苦和成功后的喜悦。做事情从不懂到懂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如果总是重复在做自己懂得事情，只能说明在原地踏步。做一件事情，我总是事前向很多人请教，听大家的经验和建议，但是我从来不跟从别人的想法和做法，我把它们作为砖头来建我自己的城堡，我的做法必然是融入了我自己想法，有我自己特点的，我只做我喜欢的东西，但是别人的经验真的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的弯路。我发现我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以比我大五六岁甚至十岁的人为目标，20岁的人不能去和50岁的人比成功，环境机遇人生的积累都大不相同，但是可以试着去超越时间，读PHD那会儿大家毕业的平均年龄是30岁吧，所以我赚了4年的光阴，同进firm的人，一般会在2年后开始读法学院，我用了一年，所以又赚了一年，我28岁买房子settle down，开始资本的积累，比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早一些。几年的law firm 工作，加上law school，加上要take care of房子，我慢慢意识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是时间，是quality time，钱不过是获得quality time的一个途径，不是唯一途径。quality time有很多成分，生活的质量是一部分，事业上的成功感是一部分，家庭是一部分，万事都是在寻找一个平衡。我做事的方式，价值观都因此而在改变，我们不能改变一天只有24小时的事实，但怎么样过好，过得有效率，过得开心，全部都在于自己。 2009 年8月12日，是我从上海rotation回来那天，也是来美6年纪念日，男朋友把一枚大大的T钻戒递到了我面前。这个男人等那么久，原来是要等自己攒够三个月的工资去给我买戒指，真够傻的。这下我又有了一个新的project，就是准备婚礼。写到这里，把我这7年都差不多写完了。之所以要写出来，完全因为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纪念。看看7年前的我和7年后的我，我不知道再过7年我会在做什么，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想。The beauty of life is in its uncertainties。我对未来非常非常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