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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私立学校及华人校长因拖欠工资被重罚

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能发展厅在5月28日发布的法院公告中表示，多伦多一所私立学院及其负责人因未支付14名员工近18.5万加元的工资，分别被判处巨额罚款。图源：CTV News 被点名的学校为Ontario International College Inc. /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L’Ontario Inc.，地址位于多伦多的16 Wellebourne Crescent。该机构负责人蒋安川（Anchuan Jiang）的办公地点位于北约克的3550 Victoria Park Avenue。根据劳工厅的说法，Ontario International College Inc. 未能遵守一项由就业标准官员（ESO）根据《2000年就业标准法》第103(8)条发布的工资支付命令，构成该法第132条下的违法行为。此外，该校负责人蒋安川也未遵守ESO依据第106条发布的“负责人支付命令”，违反了第136条的规定。这些支付命令是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期间陆续下达的。但学院方面既未履行付款义务，也未申请复审。随后，ESO直接向蒋安川本人发出付款命令，但他同样没有履行，也未提出复审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厅将学院及其负责人诉诸法庭，理由是未遵守工资支付命令。2024年3月28日，多伦多省级违法行为法庭裁定所有指控成立，两被告均被判有罪。和平法官Ruby Wong裁定：Ontario International College Inc. 被罚款27万加元；校长蒋安川被罚款14万加元。该金额不包括尚未支付的工资。此外，根据《省级违法行为法》规定，法院还向被告加收了25%的附加罚金，此笔罚金将划入省政府的受害者援助基金，用于协助犯罪受害者。本案由省级检控官Dave Simpson与Alexsis Qi出庭控诉。

1年前
飞来横祸加拿大华人要与警方和政府打官司

当法官在庭审结束时对陈旭说“你为自己辩护得非常出色，现在你自由了”时，陈旭长出一口气，但他丝毫也高兴不起来。一场无妄之灾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一份稳定的公务员工作莫名其妙地丢了，赖以维生的收入没有了。他花了两年时间自证清白，为自己洗清“毒贩”的污名，而警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不得不使用法律武器替自己发声。现在他需要得到专业帮助，请有与政府和警方打官司经验的律师联系他本人。陈旭曾经是多伦多社区住房公司(TCHC)的一名项目主管，这是多伦多市政府的一份工作。他2000年移民加拿大，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职业工程师证书，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因为是一个人生活，尽管有不错的收入，但陈旭一直没有买房，而是一直在租房居住。他此前与房东一直相处融洽，但因2018年房东要卖房，他被迫搬到了士嘉堡的一间出租屋，这是一间多人居住的出租房，房东也是移民，大家相处也还融洽，但是正是因为这间出租屋给陈旭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经历一场无妄之灾。陈旭在多伦多华人铁路工人纪念碑图源：受访者提供飞来横祸据陈旭介绍，2020年5月11日清晨，他正在自己的房间内睡觉，突然被闯入者吵醒。起初他以为遇到了抢劫，急忙锁上了卧室门。但闯入者强行破门而入，持枪命令他趴下并戴上手铐。陈旭这才意识到来人是警察，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捕。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警方随后控告他持有毒品意图贩卖及制造冰毒，他被带到OPP警局，也许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当天下午陈旭获释候审，没有要求交保释金。陈旭说，他是个本本分分的人，从来没有与毒品沾过边，连冰毒是什么都不知道。他是在从警局释放后才通过谷歌搜索才知道冰毒是什么的。他当即告诉警察搞错了，但是警察怎么会听他的呢?就这样，他拿着警方给的控告书回到了家，上面写有控告内容和不准联系的人员名单，当然名单上的人陈旭一个也不认识。陈旭后来才知道，这间位于士嘉堡的出租屋是警方当日突袭的大多地区14处目标之一，旨在瓦解一个涉嫌毒品贩卖网络。这是名为“Crowthorne项目”的13个月调查行动的高潮，由安省(OPP)牵头。加上多伦多警局和杜兰区(Durham Regional Police)警局密切合作，还有其他两家单位参与。据globalnews报道，警方当时宣布缴获约20公斤冰毒、100公斤麻黄素、20万颗疑似摇头丸(MDMA)、一盎司可卡因及50万元现金，当然这些都不是从陈旭家中查获的。但他确实是被捕人员之一，警方宣布行动共逮捕12人。陈旭说，被捕当天，公司找不到他人，就把电话打到多伦多警察局，因为多伦多警察局也参与了此次行动，所以知道陈旭，就告诉公司人没有失踪，但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陈旭一出警察局就联系了公司主管，解释了自己被警方逮捕和控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捕，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公司让他继续在家工作。但是几天后公司领导让他回公司一趟，只是告诉他被辞退了，人事部门给了一个盒子，让陈旭收拾办公室的个人物品，然后立刻离开公司。陈旭当时就懵了，当天怎么回到的家都不知道。几天后房东给他发了N6表格，让他搬家。陈旭几乎是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失去家园，生活被彻底颠覆。但他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只不过他要自证清白。艰难的自证清白之路陈旭事后知道，2020年4月29日，当时OPP侦探Troy Phillips在多伦多Etobicoke某处涉嫌制毒工厂外进行秘密监视。当晚6:26.一名亚裔男子驾驶一辆黑色凯迪拉克Escalade驶入停车场并进入建筑。Phillips笔记中描述该男子为45-50岁、黑发、体格壮实，穿黑裤和灰色夹克。 Phillips侦探随后尾随该车到了士嘉堡的出租屋，也就是陈旭所住的地方。车道上当时停着陈旭的车——一辆黑色雪佛兰Cobalt。虽然警方承认这辆车“与案件无关”，但正是因为这辆车将陈旭卷入此案。 Phillips侦探查询了车辆登记信息，看了陈旭的驾照照片，称他照片中的夹克和脸与监视到的凯迪拉克司机“相同”。第二天，Phillips侦探再次在出租屋外监视，并尾随凯迪拉克司机前往ATM等地。警方称该男子后来将两个蓝色罐子从车上搬下，这些罐子“类似于用来制冰毒的化学品”。警方据此将嫌疑人指认为陈旭。但陈旭坚称自己从未开过凯迪拉克，也从未去过警方所称的Etobicoke制毒现场。警方按车辆登记信息找到了车主，这是一位姓Ng的老人(时年67岁)，其年龄、容貌、体态与凯迪拉克驾驶员差别较大。这与警方监视的司机不一致。但是警方没有进一步调查，而车主Ng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不认识陈旭。陈旭后来想到自己的室友中有一位“吴先生(Mr. Wu)”一直是开着凯迪拉克的，只是不知道车主另有其人。陈旭说，吴先生年龄与警方描述相仿，但是身高没有他高，相差大概10公分左右，而体重大概比他重有10公斤，两个人长相差距很大。他认为警方实际跟踪的应该是吴先生，并提供房东信息协助追查。但是直到2022年9月庭审前几天，警方才首次对吴进行犯罪记录查询，发现其2006年有贩毒前科。法官暂停庭审要求警方彻查吴。但警方试图联络吴未果，因为吴自2020年突袭后便搬离。陈旭说，他被释放当天回到家，发现自己的房门大开，房间内一些现金、酒、茶叶和其他一些私人用品不见了，有室友告诉他看见吴先生和另外一个人进过房间。陈旭被捕时吴先生还问过警察被捕原因，警察告诉他是涉及毒品。结果吴先生当天就搬走了，自此了无音讯。陈旭起初还以为是因为自己被捕吓到了吴先生，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当时不知道吴先生就是自己被捕的原因。尽管陈旭提供多种办法证实Phillips侦探跟踪的人不是自己，但Phillips侦探依旧坚持那个人就是陈旭，而且他在工作笔记和调查报告中多次使用100%确认这样的字样。执法者的疏忽陈旭想尽一切办法要自证清白。他主动提供了多个方式证明自己当时不在现场：他提供的工作记录和电子邮件表明警方在4月30日跟踪嫌疑人时自己一整日都在办公室; 他提议警方检查他的手机GPS记录; 要求查看当天的ATM交易记录; 要求检查他与其他目标之间的电子信息联系。但警方从未采取任何一项行动。此后两年，他一直不懈努力试图说服司法系统自己是被误认的受害者。因为陈旭请的律师在最后一刻退出此案，2022年9月的审判中，陈旭选择自行辩护。法院指定协助律师Paula Rochman表示，警方的身份指认“显然存在严重缺陷”，调查“极为草率”。 Rochman表示，“他是一个守法市民，却因与案件无关的事情遭受极大痛苦，他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尊严。” 如今61岁的陈旭依然失业。他开始对此案涉及的警方单位、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提出两起诉讼，每案索赔近2000万元，理由是警方和检察官“疏忽调查和恶意控罪”造成的损害。陈旭说，虽然自我代理，但他仍需要律师的协助，他希望付费得到帮助，请有与政府和警方打官司经验的律师联系他本人。陈旭联系邮箱：stephen.chen2000@yahoo.com

1年前
警惕假楼盘骗局！加夫妇毕生积蓄175万打水漂

诉讼称，2017年8月，迪金向菲利普夫妇谎称其公司Havaal房地产解决方案有限公司拥有北温哥华Windsor Road的一处房产，而该房产从未归迪金或其公司所有。基于对Havaal持有该房产的信任，这对夫妇签署合同，通过Havaal公司向迪金出借52.5万加元，年利率10%，贷款期限至2019年8月30日止。 2018年3月，贷款金额增加7.5万加元，2018年8月再增5万加元，2019年6月又增加10万加元，至此贷款总额达75万加元，年利率始终为10%。诉讼称：“(迪金)持续向(菲利普夫妇)谎称……114 W. Windsor Road房产的持有、建设和开发进展非常顺利，并声称项目已盈利。” 诉讼指出，迪金未披露的是，实际拥有该房产的公司本身正面临诉讼。该房产最终于2024年4月19日因止赎程序被出售，而菲利普夫妇始终不知道该房产从未被Havaal或迪金持有。诉讼称，Windsor Road贷款到期后，迪金提议，与其让夫妇俩收回本金和利息，不如将资金再投资于北温哥华Edgemont Village的四个其他建筑项目，以获取更高收益。诉讼再次指出，迪金对这四处房产均无所有权权益。诉讼称，迪金提议以East 3rd Street的房地产为抵押进行更多贷款，均承诺每年支付10%的利息。诉讼称：“被告明知自己永远无法出售相关房地产……并用所得款项偿还原告。他持续虚假陈述、承诺并欺诈性保证原告的贷款资金安全，且将通过房地产销售收益还款。” 2023年9月，迪金又作出新承诺，这次涉及East 1st Street的一个开发项目。此时，菲利普夫妇从信用额度中又借出17万加元。诉状称：“被告明知原告已无更多资金，且其信用额度最多只能再借出17万加元。” 诉讼称，截至2025年4月底，菲利普夫妇发现，迪金及其控制的任何公司从未拥有或购买过他所声称的那些房产。这对夫妇现要求追回他们认为自己投入的126.2万加元本金，加上44.871万加元利息，总计175万加元。菲利普夫妇的律师斯图尔特·埃尔沃西(Stewart Elworthy)在诉讼中称：“即使被告瑞安·迪金声称自己相信其本人或公司能成功利用原告的贷款资金购买并开发房地产以获利(此说法未获承认并被否认)，这也不能成为其欺诈性虚假陈述的抗辩理由。” 埃尔沃西还指出，即便迪金声称自己相信能够偿还夫妇俩(诉状否认这一点)，他仍通过虚假陈述“使其能毫无风险地用原告的资金进行赌博”。

1年前
三成人背房贷退休！加国走向“负债养老”时代

根据Royal LePage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未来两年退休的加拿大人中，约三分之一预计退休后仍需继续偿还房贷。该房产公司于今年5月对1,626名加拿大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2%计划于2025年退休，3%计划于2026年退休。而在这些即将退休的人群中，大约29%表示即使退休也将继续还房贷。仅有45%的人表示已提前还清房贷，另有6%表示将能在退休前还清。另外还有18%的人表示自己并不拥有主要住所；剩下的人则表示不确定能否在退休前还清房贷，或干脆“不知道”。 Royal LePage总裁兼CEO Phil Soper表示：“这一代人所背负的房贷金额，远远超出他们父母甚至祖父母所能想象。” Soper指出，虽然“父母银行”在帮助年轻人置业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这也对接近退休的父母一代造成了压力。“我们的研究证实，接近退休的这一代人，更有可能曾为孩子的购房梦想提供过经济支持.” Soper也补充称，并非所有人都会因此而陷入经济困境。 “相比过去认为‘退休必须无房贷’的观念，如今的退休人士心态更为开放。尽管传统收入来源可能已中断，但许多人仍可通过投资收益、兼职工作或配偶收入轻松负担日常开支与房贷。” 退休是否换房？意见分歧在即将退休（占调查者5%）和已退休人群（占28%）中，有关“是否缩小住房”（downsizing），意见几乎对半分。 Soper表示：“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退休后缩小住房。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对原住所的情感依恋，都会影响是否搬家。” 数据显示，47%的人表示退休两年内不打算换更小的房子，44%的人则表示有计划downsizing，剩下的人还未确定。最热门选择：普通公寓，养老社区其次在计划换小房的人中，43%表示首选普通公寓（condo）；25%更倾向于搬入养老社区（senior living community）。选择独立屋（detached home）的人仅占16%，选择联排屋（attached home）的仅11%，其余人尚未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部分热门房地产市场的公寓价格正在快速下跌。一份报告指出，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寓售价预计将在今年底比2023年高点下跌15%-20%。

1年前
列治文3名华裔毒贩被捕！没收10万现金！

加拿大皇家骑警在2020年突袭卑诗省列治文一处住宅时没收的约10万加元现金，据卑诗高等法院最近提交的一份案件文件显示，卑诗省民事没收办公室正申请法院将其归为犯罪所得并充公给省政府。图源： NICK PROCAYLO /PNG 这起案件涉及三名加拿大人——Chun Yu Luk、Ya Bobo Chen 和 Shuai Yuan。他们曾居住在列治文 Cambie 路8000号街区的一栋公寓中。根据新闻报道，该案历经三年调查，发现涉案人员与日本黑帮“山口组”有关联。三人被控多项罪名，包括：持有毒品、为贩卖目的持有毒品、贩毒、持有犯罪所得、以及未申报应税收入。诉讼称，这笔现金是用于犯罪活动、通过犯罪所得、且可能被用来购买更多毒品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据法院文件显示，三人自2020年被捕以来一直在列治文省级法院出庭。2023年10月，Chen 和 Luk 被裁定移交至温哥华卑诗高等法院审理。2025年4月15日，他们出席听证会确定下一次出庭时间，目前定于8月5日进行量刑听证。不过，法院记录未显示他们是否已认罪或具体认罪的罪名。相比之下，Yuan 自2023年9月未按时出庭后便处于失联状态，现已被签发逮捕令。警方指控三人曾于2019年8月将12公斤甲基苯丙胺（冰毒）从加拿大运往日本，次月又运送了7.7公斤。第二批毒品被寄往东京一名中国籍嫌疑人，该人试图从羽田机场前往香港时被日本警方逮捕。图源：straight RCMP 表示，列治文住宅是在三人被捕一年后经搜查令突袭的，当时 Luk 在公寓大堂被捕，警方缴获他的手机和4,723.90加元现金。另两名嫌疑人在公寓中被捕。据民事诉讼文件显示，警方在屋内查获物品包括：芬太尼、可卡因、冰毒、MDMA、海洛因， 90,715加元、1,370美元和302元人民币现金，两把枪（一把已上膛且被报告为被盗），两支电击枪，三台笔记本电脑、九部手机、四套电子秤和一部无线电干扰器。 RCMP 表示，该突袭行动是其耗时三年调查、摧毁一个以卑诗省为基地的国际犯罪网络的一部分。目前，以上所有指控尚未在法院中得到证实，三名被告也尚未提交回应文件。

1年前

除了血液、器官、角膜外，很多疾病的治疗还需要骨、皮肤、肌腱等同种异体组织，且市场需求巨大，临床运用广泛，在来源、伦理上容易引起争议。不同于器官已经有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血液也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我国目前尚未发布针对性的组织捐献条例。对于用量最大的同种异体骨组织，2009年我国曾出台相关的骨组织库和骨产品标准，而其他组织材料的产品标准依旧缺失。截至2022年，我国至少有24家企业组织库，其中16家主营的组织产品为同种异体骨，对其监管方面与一般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并无太大差异。有专家呼吁，考虑到组织移植的特殊性，出台更具针对性的组织捐献条例，完善组织库的监管框架至关重要。骨：血液之外的第二大移植组织作为骨科常见的手术之一，骨移植也是每个骨科医生都需要掌握的技术。根据《同种异体骨材料的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我国每年完成超过50万例骨移植手术，骨是除血液外第二大移植组织。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免疫排斥风险、生物相容性等原因，自体骨是骨缺损移植材料的金标准。同种异体骨与自体骨都属于天然骨，当患者需要大面积骨移植时，自体骨不能满足移植所需，这时就可以使用同种异体骨。一位三甲医院骨科专家向“医学界”介绍，随着异体骨加工、消毒和储存方法等的进展，其移植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如对脊柱不稳及脊柱骨缺损的修复，是现阶段异体骨应用的一大场景，“对于一些椎间盘突出伴脊柱不稳，常见腰椎和颈椎的病人，医生需要先切椎间盘，而后进行植骨椎体融合。” 《同种异体骨材料的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指出，研究发现，从临床效果、患者术后满意度及术后植骨融合率看，同种异体骨都优于自体骨，也能弥补人工骨移植存在的二次手术返修风险。同时，治疗中联合富血小板血浆使用，还能进一步缩短异体骨材料治疗的骨愈合时间，减少并发症。突发事件外伤导致的骨折骨缺损患者逐渐增多，也增加了同种异体骨的应用。文章指出，在治疗骨质疏松性肱骨近端骨折上，同种异体骨可有效支撑肱骨头，减少肱骨头高度的丢失并降低并发症，使患者术后早期可进行功能恢复训练。 “同种异体骨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在手术中，医生无需另取患者其他部位的骨头，减少了创伤。此外，异体骨是现成的‘产品’，因此便捷性和灵活性也更高。”前述专家告诉“医学界”。据这位专家介绍，相当于医疗耗材，医院会向有相关资质的企业集中采购同种异体骨。“目前同种异体骨移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排除有明确需求的手术，比如需带血供的骨移植可能只能选择自体骨，一般医生会根据个人经验、患者经济负担、偏好等，术前综合考虑选用何种骨材料。”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600万人罹患骨缺损或功能障碍疾病，约2/3患者需要进行植骨治疗。2018年，天然骨修复材料占据了骨缺损修复材料行业约2/3的市场份额，其中的自体骨临床使用比例有所下降，由2007年的81%降至2017年的62%。组织捐献应与器官捐献同等倡导用于器官移植的人体器官来自于公民自愿捐献，虽然我国还未出台规范组织捐献的专门条例，但在2020年，包括骨组织在内，组织捐献已被正式写入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和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并利诱其捐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及成年子女及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和器官移植一样，组织修复材料移植的缺口也非常大。为了弥补这个缺口，20世纪90年代起，医院内骨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国骨科和烧伤科技术发达的医院陆续建立了自己的骨库，如解放军总医院骨组织库、积水潭医院骨库、西京医院骨库、解放军第88医院骨科…… 医院自建骨库的异体骨主要来自于临床手术中产生的“废弃骨头”，科室自行处理加工后存入骨库以备使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加工过程、质量控制标准的不统一等问题，进而影响移植效果。 2000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将同种异体骨修复材料纳为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并要求制定产品标准、发放生产许可证。随后一批公司获批成立，中国医用组织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时代。 2005年，在解放军总医院卢世璧院士的推动下，中国历史上首个骨组织库协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骨组织库分会成立。该协会召集组织移植医生、组织库从业人员、企业组织库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和技术培训，积极推动组织库及组织修复材料行业标准的建立。但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未将组织捐献和移植纳入管理。200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骨科研究所和江西省红十字会共同创建了中国医用组织库历史上的一种新模式——民办非企业单位：江西红十字医用组织库。业务范围包括：志愿捐献遗体和社会遗体捐献工作的宣传、推动、实施；对遗体进行筛选、取材、处理、储存、运输；向具有资质的有关单位提供合格的医用组织材料。随后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民办非企业组织库，但限于中国对于同种异体组织修复材料的监管要求，这些单位无法直接给临床提供医疗产品，只能获取、保存、运输组织材料，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学术交流。 2019年，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成为国内第一个将“医用组织库”明确到业务范围内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在中国医用组织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020年12月6日，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人体器官与组织捐献专业委员会成立，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担任名誉主任委员，该专委会为中国首个器官与组织捐献专业委员会。但有别于器官移植的迫切性，组织移植旨在修复人体受损组织，引导组织再生，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和生活质量，因此受关注度不及器官移植。因此，《中国医用组织库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展望》一文中指出，组织捐献和器官捐献密不可分，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器官移植后的组织常被当作“医疗废弃物”焚烧或丢弃，导致珍贵的组织修复材料无法充分应用于临床救治而浪费。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建设初具规模。如果能在倡导和实施器官捐献的同时，大力倡导组织捐献的重要性，共同推动器官和组织捐献工作，相信中国的组织捐献工作一定会像器官捐献一样快速发展。目前，全球包括美国、荷兰、比利时、新加坡、巴西等国均建有相应组织库，其中美国每年约有330万件的组织供应量。而根据我国的市场调研结果，国内现存的企业组织库，每年向临床输送约160万件组织修复材料，较2008年增长了约16倍。亟需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尽管针对组织库的认定、监管问题，我国已发布相关标准，但《中国医用组织库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展望》指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目前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对组织库成立、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管理。文章指出，《民法典》明确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和遗体。但在实际运行中，还是借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因此，出台更具有针对性的遗体或组织捐献条例是非常必要的。据“第一财经”今日报道，一位专家提及，同种异体骨的临床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人体捐献组织库，导致材料来源有限，而且企业出具的“同种异体骨”来源也很难追溯验证，可靠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前述骨科专家同样对“医学界”表示，和器官移植不同，在组织移植中，医院作为采购方，会确保采购流程符合相关规定，供货企业相应手续齐全，但具体的组织来源医院则无法溯源。缺乏规范管理的问题在皮肤移植方面同样存在。2019年发表的《异体皮贮存及移植应用现状》一文指出，目前仅部分医院烧伤中心进行了皮肤组织库标准化方面的研究，设有相对规模较小的皮肤组织库。 “异体皮的获取、制备、储存及使用大多由相关医疗机构自行组织，尚缺乏广泛认可的程序及规范，异体皮的质量及应用安全存在较大风险，同时移植受体缺少相应审核，可能导致资源滥用或浪费。相关皮肤组织库的建立和运行缺少指导和监管，相关产品尚缺乏标准及质控。”文章指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式是异种或人工的组织、材料。以人工骨为例，目前已经过多次迭代，相关修复材料出现金属、无机非金属、组织工程材料等多种材质，部分产品有成为市场主流选择之势。上海一位牙科医生则告诉“医学界”，现在口腔种植、牙槽骨修复等，大多使用冻干小牛骨制成的牛骨粉。有行业专家向“财联社”表示，今年的第四批高值耗材国采实施，医院对同种异体骨（人骨）用量逐渐减少，人工骨修复材料成为当前骨修复材料行业的主流。但规范组织库建设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常规情况下的医疗救治，《中国医用组织库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展望》指出，它与战争、重大自然灾害及事故灾难等息息相关，复杂性组织缺损的应急战略储备库具有极其重大的医学和军事意义。文章表示，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组织库认定或者监管部门，更多的是依靠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等社会团体的行业引领作用。 “具备生产同种异体组织材料条件的企业，需按照相关规范和细则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但组织库不同于一般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制定更适用于组织库的标准要求。”文章强调，“建立和完善组织库统一监管框架，形成中国的组织库标准是接下去亟需开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