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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洲的“黑美人”来说，最想嫁的就是中国男人。而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非洲淘金，在当地落叶生根、娶妻生子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中国姑娘被非洲当地小伙俘获芳心，成为当地媳妇。中国淘金者在米尔网发表文章称，在非洲娶个老婆，可能只需要人民币1,000元（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就搞定了，丈母娘也不要求有房有车。由于当地鼓励女人多生孩子，丈母娘往往不催小两口结婚，倒是催小两口先生孩子。等到举办婚礼时，女方通常可能孩子都已经1岁多了。不过，不同语言、不同的文化，中国人在非洲的“跨国婚姻”却是有苦有甜，好多跨国婚姻也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在游行中的非洲女孩张枫以前是中国某建筑业驻坦桑尼亚的一名员工，而他的非洲妻子则是当地一名地道的土著，当时在张枫单位的医疗室工作。用他的话说，当时两人就“勾搭”上了。而这得益于他的语言天分。如今，他的英语和斯瓦西里语、汉语都能流利“切换”。而这名黑人女子则被他敦厚、爽朗的性格所吸引，加上他经常给妻子讲一些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好玩的故事，这也让这名从来没出过国的非洲女子芳心萌动，觉得张枫见多识广，很有学问。在张枫看来，其实自己当初并没有做好娶个黑人老婆的准备。但寂寞就像一窝毒虫，啃噬着他的内心。在中国习惯了每天下班后喝二两小酒、哼着小曲的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突然像不会过日子了一样。“没人喝酒，没人聊天，当地华人也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感觉这日子太无聊了。”张枫说，这时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女人搭伙过日子。 “咱中国有个习惯，大姑娘不能把孩子养在家里，大姑娘还没出嫁，在娘家就生孩子是很丢人的事。但在这里不是这样，一个女人领着两三个孩子跟你结婚，这是很正常的事。这3个孩子可能3个爹。当时她跟我讲的时候我也很吃惊，现在早就习惯了。”张枫笑着说。张枫最终是被“逼婚”的。女方觉得两个人不能老是“地下”关系，得有个名分。于是，2003年1月，两人按照当地习俗在教堂并接受众人的祝福而结婚。但结婚后的张枫很快发现，自己“上当”了：两国的文化差异实在是格格不入。 “要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他根本不是个好妻子。”他说，中国人要喝点小酒，需要两个菜，尤其是东北人。中国喝白酒，是需要吃菜的，一口酒，一口菜。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她不会说来客人了，就炒两个菜，而是纹丝不动。一开始，张枫还很不习惯，说这黑人老婆也太不识眼色了，明明有菜，她怎么不给你端过来呢，怎么这么不会照顾人呢？后来，他才算是明白了，当地人就这习惯，在家吃晚饭，喝酒要到酒吧。“要是在中国，家里来几个客人，老婆不炒两个菜，肯定得批评她。但当地人的习惯很不一样，很少喝酒，就算喝酒，也就一口干了。” 这可憋坏了嗜酒如命的老张。为了喝酒，他只好自己尝试着做中国菜，他原本就厨艺一般，到后来也嫌麻烦，索性罢了。但酒瘾却难挨。怎么办？只好每顿饭喝酒，拿些花生米、腰果之类的佐酒。直到现在，他还怀念在中国每天就着两个小菜，喝着二两烧酒的快活。为此，老张也曾多次督促黑人老婆学做中国菜。但到后来，他彻底放弃了。“我们全家都爱吃中国饭菜，包括我的女儿。只可惜我这个黑老婆，她笨得要命，手不巧，心也不灵，不会做。”老张猛抽了几口烟，拍着大腿叹息说。她摁着这个土豆，转来转去，把圆面摁在砧板上，土豆滚来滚去，切了十分钟也切不出一个土豆。”老张笑着说，都不知道该说她笨还是不动脑子，反正当时就觉得培训她无望了。无奈之下，他只好趁着回中国进口零件的机会，多吃几顿中餐。现在，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回中国一趟。而每次回中国的头一件事，就是吃一顿地道的北方风味的中餐。更让老张为难的是，妻子还经常想让他跟着一起参加家庭聚会。而老张则对外国人的聚会很不感冒。他说，非洲人聚会，就是在那里唠嗑、跳舞。倒不是语言不通，主要是自己在那边觉得没意思。“我一个中国人待在他们中间太扎眼了，藏都藏不住，浑身不自在。要是中国人聚会，我肯定十分乐意去。” “我这个媳妇，你给他太多钱，她都不知道怎么花。她完全没有资产的概念。她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别看我穷，我生活也很自然，也不会饿死，说白了就是没有上进心。”言谈间，张枫有些怒其不争。张枫说，自己的客运公司起初有8辆客车，自己一共投入30多万元，按照事先的测算，怎么也不会亏损。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严重亏损只好关张。他说，起初汽运公司还算能维持运营，中间有一段时间自己实在太忙，只能把公司交给妻子来管理。但妻子完全没有做生意的天分，对钱完全没有概念，4,800加上 48,000，她能给你算出结果是9万多。有一天，张枫到公司去看发现，怎么在那里上班的都是妻子的一些七大姑八大姨。这些亲戚在这里基本上不干活，属于白拿工资。但人都是妻子叫来的，她也不好说什么。两年时间，公司就亏损近百万元，只好停运。至今，4辆破旧的大巴车依然停在他家的院子里，由于长期闲置，已锈蚀不堪。而这场亏损也让张枫之前做汽车零配件积下的“老本”销蚀殆尽，如今，他只好重操旧业。通过这件事情，张枫总结出个门道，在这边做生意，一定要管理好当地人。让亲戚在其中掺和，只会把企业搞垮。“亲戚过来，错了也不能说，生意稍微不好，就变成老板给工人打工。实际上成了工人阶级剥削资本家了。” 尽管这段跨国婚姻不是那么完美，但张枫还算乐在其中。妻子虽然手不算巧，但脾气很好，基本上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两人9岁的女儿乖巧可爱，已经读到当地的5年级了。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娶非洲老婆，张枫建议，千万不要冲动，也不要图“赶时髦”。“非洲女人都想嫁中国男人。但如果有中国人要娶非洲老婆，我是要坚决阻止。我就是个例子。”他说，两个国家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鸿沟太难跨越了，不太可能过到一起去。“说白了，结婚久了，我俩的感情成了亲情，不再是爱情。但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苦中作乐。” 马程来自温州，早在2001年便开始从义乌倒卖小商品到坦桑尼亚。他的妻子玛丽是阿鲁沙的一名导游，两人结识是在2003年，他去阿鲁沙旅游。当时她便对这位当地姑娘产生了兴趣，经过一年的时间，他终于争取到玛丽的芳心。不过，在给聘礼的时候，马程却被“雷”到了。玛丽的父母生活在农村，按照当地的风俗，要求以1头牛作为聘礼。最终，他买了一头牛，披红戴彩送到了玛丽家。而这头牛，大约价值1,000元人民币。两人随后住到了一起。马程说，相比在中国结婚动辄几万元，十几万元，和非洲女人结婚，对中国的普通工人来说，经济压力小多了，有几千元人民币就够了。并且，女方也不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此外，非洲女人最想嫁中国男人，非洲丈母娘对中国女婿印象也非常好。“多数非洲女人都没去过中国，中国对他们来说，就像天堂一样。” 和老张的感受有所不同，马程觉得自己娶了这个非洲老婆，算是赚了。他说，当初自己做生意时曾经亏了30多万，这些年，生意上的“坑”都是女方在帮忙“填”。非洲老婆虽然算不上心灵手巧，但却十分贤惠。 “我教了她3年时间，现在已经会做中国菜了，他们全家也都喜欢吃中国菜，我爱吃的红烧鱼，现在她都会做。她甚至会讲一些基本的中文。”他说，如今在家，他基本上是“甩手掌柜”，家务活妻子会抢着干。而让马程觉得遗憾的是，即便觉得自己“赚了”，这桩婚姻还是遭到家里的反对。妻子也曾多次提出想回中国看看，但都被他拒绝，而主要原因就是马程的父母觉得儿子不该娶个黑人媳妇，对两人的婚姻一直反对。直到去年，经过他长期软磨硬泡，父母才同意他带妻子回家，而这一天，他等了整整9年。

中华-犹太研究所的叶亦伦带领开封的犹太后裔晨祷。中式逾越节晚宴——菜品是豆腐竹笋汤、蒸鱼和大盘的炸蔬菜蘸芥末酱——过后，16岁的李芃霖从自己坐的主桌座位上举起一杯以色列葡萄酒，沉静而流畅地念出中文版本的希伯来祷文。席上有大约50名宾客，包括当地的几名政府官员。他们齐声唤出“阿门”，喝下一点点酒，身体自觉地左倾。有些人戳了戳因为不熟悉犹太习俗而忘记倾斜的邻座。这是一个非典型场景里的非典型一幕：中国人在庆祝犹太人的逾越节，而这个节日纪念的是3000多年前以色列人摆脱埃及的奴役。这是中部城市开封的一家酒店的宴会厅，因为即将举行婚礼而装饰着紫色的花环。周五晚上，犹太后裔聚集于此参加传统的逾越节晚宴，讲述出埃及的故事。两天后，便是中国人扫墓的节日清明节。按照传统，人们会在此时拜访家人的墓地，寄托哀思。而在这里，犹太后裔的相聚是为了纪念更古老、更遥远的祖先。开封的犹太群体有约千年的历史，近年来出人意料地得以复兴。让这一现象更显突出的是，中国政府似乎报之以宽容的态度，而犹太教并不在政府认可的宗教之列。李玮（希伯来名大卫）在开封郊外的祖父母墓前。开封有八个家族宣称可以将血统追溯到12世纪迁居至这片富饶之地的一小群西班牙系犹太人。那时候，开封是北宋的都城，丝绸之路上繁华的中心城市。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异族通婚、同化和孤立让他们人丁渐稀。开封的犹太会堂遭到水火的反复损毁，19世纪50年代的洪水过后再未重建。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压制了宗教活动残存的任何痕迹。近年来，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访客及相关组织来到开封，寻找古代犹太定居者的踪迹、援建了一座小型的犹太社区中心，并资助了当地的15人移民以色列。中国政府对此予以接受的大背景是，以色列与中国正积极寻求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包括在开封。在周五的逾越节晚宴上牵头祷告的李芃霖表示，他是在利用犹太传统的复兴来更好地理解历史和广阔的当代世界。在周五的逾越节晚宴上，叶亦伦（中）在主桌上举着犹太逾越节薄饼带领大家祈祷。最左边是李玮，从左数第三个是李芃霖。他说，研习《摩西五经》让他得以了解开封以外的世界，超越古板的中国教育体系。“我在学校学老师要求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就像是关在了一个大房子里，”他说。“但我可以把这些当成一扇小的窗口，去看看外面的生活。” 对他而言，逾越节的故事尤其能与中国人产生共鸣。“我可以用自己知道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情况，想象那些犹太人逃离埃及法老控制的情景，”他说。开封犹太人对自己的血统颇为自豪。一些人在研习《摩西五经》并在家门口放置传统的门框经文盒。“我想要女儿在犹太文化下长大，”李芃霖40岁的堂兄李玮说。他在投资当地的建筑项目，喜欢用希伯来语的名字大卫(David)。“我们毕竟是犹太人，所以当然会有这种想法？” 他的女儿今年5岁，和其他三个孩童一起被选中演唱《马尼什坦拿》(Ma Nishtana)。这首歌的大意是询问逾越节的夜晚为何与其他所有的夜晚有所不同。逾越节宴席上的礼仪用书《哈加达》(Haggadah)的中文版由皈依犹太教的台湾裔美国人叶亦伦(Barnaby Yeh)编写。他工作的地方叫做中华-犹太研究所(Sino-Judaic Institute)，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犹太群体。叶亦伦自2013年起定居开封。去年12月，他得到了一批17世纪开封宗教文献的微缩胶卷扫描件，尽力将相关的希伯来文翻译成了中文，从而为当地的犹太后裔编撰了一本新的《哈加达》。 “我觉得，让他们有一种自己的祈祷礼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在周五的晚宴中，每张餐桌上都放着盛逾越节菜肴的盘子，里面装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用红枣泥替代赫罗塞思（由苹果、坚果等调制的糊状食物——译注），用当地味苦的蔬菜替代象征奴役之苦的苦菜。虽然从以色列经由北京运来了大量逾越节薄饼，但35岁的郭研回想起了以前犹太食物更加匮乏的日子。郭研的希伯来语名字为埃丝特(Esther)。 “过去我们几乎不可能得到薄饼，”她说。“我们每桌只有一张薄饼，还要10个人分。” 晚宴的部分预算用于邀请邻县兰考县李氏家族的五名成员，兰考县大约有100名犹太后裔，但其中大部分人之前都没有接触过犹太文化。 75岁的农民李发亮（音）是兰考县的一名居民。在长达三个小时的逾越节晚宴期间，他透过厚厚的方框眼镜盯着《哈加达》手册。 “感觉像是在做梦，”他在晚宴结束后表示，听起来他在得知自己与这段历史的联系后感到有些茫然。他带走了一份小册子的复印本，拿给无法参加晚宴的亲属翻看，还有新的无边便帽，他觉得这顶帽子“非常漂亮”。虽然中国政府对宗教事务严加管控，但逾越节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犹太教的复兴会给该市带来财政、文化效益。 “因为只有开封有犹太人，这是一个特例，”参加逾越节晚宴的财务官员王祥轩说。“政府知道这一点，而且非常支持。在这里，犹太教的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历史问题。” 王祥轩表示，市政府已经开始就保护、重建犹太遗址进行讨论，包括已经损毁的犹太教堂。他说，“我们可以将开封变成小以色列，这有利于发展经济。”他还表示，官员们也在考虑重建犹太社区中心和博物馆，那里会有一座犹太教堂，一个图书馆，一个幼儿园和一个犹太快餐店，但菜单仍是一个谜。他说，“我们不知道犹太人吃什么。” 谁来为建设项目买单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计划进行交涉的开封犹太人表示，他们希望当地政府会负担费用，以鼓励以色列投资。去年，以色列与中国签署大量协议，以加强经济关系。在其中的一个项目里，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和清华大学开展合作，耗资3亿美元（约合18.5亿元人民币）在中国设立一个环境技术研究中心。以色列还将一个高速铁路项目交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另一家中国公司最近获得了在以色列海法运营港口的权利。 40岁的金广忠表示，他认为以色列在开封的投资会促使当地政府建设犹太中心，“因为他们都认为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充满善意，而不是一个老是打仗的国家。”金广忠的女儿在以色列生活。很多参加逾越节晚宴的人认为，前一天庆祝犹太教节日，第二天过清明节，这并不矛盾。在第二场晚宴，也就是周六晚间在私人住宅举行的逾越节家宴中，46岁的葛慧娟表示，尽管她不是犹太人，而且已经与犹太丈夫离婚，她仍旧觉得女儿应该发掘自己所继承的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这非常重要。 “我们在几年前才知道女儿有犹太血统，”她边说边将戴着的佛像金饰塞到衣服里，因为她注意到金饰引起了注意。“现在，我们当然应该庆祝两种文化的节日。”在一个周日下午，大卫·李（李玮）带着四名外国人来到了祖父母的墓前，那里距离该市半个小时的车程。李氏或列维(Levi)家族的石质墓碑非常简单，周围摆有塑料花，还有之前的拜访者所烧纸钱的灰烬，碑文刻有中文和希伯来语。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说希伯来语的美国人念诵祷文纪念逝者时，李玮投去赞许的目光，这些祷文源于开封的古老手稿。墓碑中间有一个金色的大卫星，两边是他祖父母的黑白照片。 “逾越节和清明节并不冲突，”他说。“都是为了纪念祖先——非常类似，只不过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