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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始于Instagram。它也可能终于Instagram。去年秋天，布鲁克林时尚造型师克里斯蒂娜·特纳(Christina Turner)在自己狭窄昏暗的布鲁克林绿点公寓里一边为即将到来的纽约冬天发愁，一边无限向往地盯着洛杉矶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郁郁葱葱的花园和欢乐的后院晚宴派对照片。 “我看到所有这些纽约的老朋友坐在同一张桌边，”32岁的特纳（这是她在职场上的自称）说。她可以怨恨他们，也可以加入他们。所以，去年11月，特纳在克雷格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上把家具卖掉后，挤进破旧的丰田雅阁轿车，一路向西而去，直到在洛杉矶东部的回声公园(Echo Park)附近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两居室小屋。如今，洛杉矶对年轻创意人士具有强烈吸引力。去西部淘金的心态似乎又在纽约创意人士当中盛行起来：向西部进发！如今，纽约人经常抱怨自己的城市正变成全球富豪的乏味乐园（就像有暴风雪的迪拜），而洛杉矶的艺术、时尚和美食业正在复兴，对文化爱好者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因此，纽约和洛杉矶之间的传统对抗正在转变，至少东海岸这边在变。了解内情的纽约人不再条件反射般地模仿伍迪·艾伦(Woody Allen)老电影中的嘲讽，说什么洛杉矶唯一的文化优势就是红灯可以右转。在某些领域，纽约人曾经对洛杉矶积聚起来的嘲弄如今听起来像是妒忌。的确，对特纳这样的人来说，洛杉矶似乎是理想的选择。特纳坚持认为，她在物价过高、压力过大的布鲁克林放弃的所有美好事物在洛杉矶繁荣的东部早已就位：当季赞比亚咖啡分店、画廊，以及古董衫精品店。洛杉矶东区具有凌乱的波西米亚风情和放松的氛围，她觉得自己在享受纽约生活最好的部分，且不必承受纽约生活压力带来的偏头痛。“它像是成长中的威廉斯堡，”特纳说，“而且这里没有乌云。” 年龄大到在大银幕上看过影片《安妮·霍尔》(Annie Hall)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像背叛。长久以来，洛杉矶一直是自尊的纽约人嘲讽的对象。据说，约翰·列侬(John Lennon)曾说，洛杉矶“就是一个大停车场”；保罗·鲁德尼克(Paul Rudnick)写道，洛杉矶是“俗丽之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声称自己喜欢洛杉矶，不过只是因为“那里的人都好假(plastic)”。他补充说，“我喜欢假。” 2000年，在《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其中两集里，女主人公们跑到洛杉矶，在阳光下嬉戏，但是最终尖叫着逃离了这个乏味的荒漠，因为这里满是染出来的金发、隆出来的D罩杯以及过分干净的脱毛（“第二天，四个纽约人离开了洛杉矶，”卡莉[Carrie]写道，“我们都少了点东西，有的是少了些毛发，所有人都丢了点颜面”）。不过，本能的纽约优越感已经过时，甚至在那些代表纽约的权势人物当中。莫比(Moby)是高技术音乐的开发者，他在纽约西第148街出生，在东村长大。去年，他在《卫报》(The Guardian)上承认，他不仅搬到了洛杉矶，而且成为“典型的洛杉矶人”——用2月份在泳池边的自拍照逗弄纽约的朋友们。 “我对纽约荒谬的拜金主义习以为常，所以多年以后才发现，搞艺术的朋友们都离开了曼哈顿，”他写道。相比之下，如今洛杉矶是年轻艺术家们“真正能够尝试冒险”的地方，“如果他们的创作不够好，也没太大关系，因为租金相对便宜，他们认识的人几乎都在尝试新事物，失败是常事”。莉娜·杜汉姆(Lena Dunham)曾对《Vogue》杂志说，她在洛杉矶只要呆两周，就会“情绪低落”，不过据说前不久她花270万美元买下了乔治·佩帕德(George Peppard)的好莱坞旧宅。弗兰·勒博维茨(Fran Lebowitz)几乎是纽约的象征，她疲倦抽烟的样子完全可以刻到纽约的徽章上。她也承认自己对洛杉矶的态度有所转变。 “洛杉矶变好了，纽约变差了，”前不久勒博维茨在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的《名利场》(Vanity Fair)派对上说。她说，纽约市长朱利亚尼(Giuliani)和布隆伯格(Bloomberg)倡导的生活品质运动清除了这座城市里很多真实、古怪或独特的东西，结果，“纽约无聊了很多”，而“洛杉矶不那么无聊了”。这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人们普遍承认，近些年洛杉矶变得惊人地国际化。比如，艺术界蓬勃发展。另类报纸《洛杉矶周刊》(LAWeekly)报道称，从2013年底，洛杉矶涌现出50多家画廊。该报还指出，艺术界开始从市中心和好莱坞中心地区扩展到西亚当斯(West Adams)、雷麦特公园(Leimert Park)和卡尔弗城(Culver City)等新区域。安妮·菲尔宾(Ann Philbin)之前也住在纽约，现在是洛杉矶哈默博物馆(Hammer Museum)的馆长。她说，纽约仍是艺术市场的商业中心，但是越来越多的新秀艺术家和艺术学校毕业生搬到了西部。 “很多人说，洛杉矶的创意人才——视觉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电影制片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我也这么认为，”菲尔宾说，“现在的洛杉矶就像80年代的纽约。这里有一个不断壮大的、庞大的艺术家群体。” 时尚界也在经历类似的复兴。圣罗兰(Saint Laurent)的创意总监艾迪·斯里曼(Hedi Slimane)把这家时装公司的工作室搬到了洛杉矶；旁观者(Band of Outsiders)和罗达特(Rodarte)等品牌也在引领当地设计行业的发展。顶级时装公司也把目光投向西部。前不久，博柏利(Burberry)在格里菲斯公园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举办时装秀。那场盛大的活动吸引了700位宾客，包括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和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 “以前，洛杉矶曾是个牛仔裤之城，但是它很快变成了一个高端时尚之城，”雅虎时尚(Yahoo Style)的主编乔·齐(Joe Zee)说。他现在在这两个城市工作。“以前，纽约人很有点瞧不起洛杉矶，但是情况真的变了。” 洛杉矶东部的很多街区远离红毯和聚光灯，事实证明，那里正在经历高级波西米亚复兴。音乐人朱莉娅·普赖斯曾在曼哈顿居住，如今在加州。　John Francis Peter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留着胡子的纽约年轻人可以在阿特沃特村(Atwater Village)的证据面包房(Proof Bakery)购买奶油鸡蛋卷，在回声公园(Echo Park)谢泼德·费尔雷(Shepard Fairey)的微小项目画廊(Subliminal Projects)看展览，或者在银湖(Silver Lake)的斯泰拉酒吧(Bar Stella)点一杯木桶陈酿黑麦鸡尾酒。他们会恍惚以为自己仍在纽约的麦卡伦公园(McCarren Park)附近漫步，只有当2月份70华氏度的阳光照耀在脸颊上，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身在洛杉矶。洛杉矶市中心的变化更是惊人。市中心长期以来死气沉沉，环境不佳，如今这里成了时尚工厂，充满开放式艺术公寓、画廊、Baco Mercat等开创性餐馆，以及必然会出现的新埃斯酒店(Ace Hotel)，它被称为南方的《波特兰迪亚》（去年，《GQ》杂志称洛杉矶市中心是“美国的下一个伟大城市”）。所有这些喧闹连3000英里外的纽约都知道了。以前纽约人总拿威廉斯堡和银湖相提并论，但是现在不管是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还是威尼斯海滩(Venice Beach)，都让纽约人觉得厌倦、了无新意（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市市长阿贾·布朗[Aja Brown]。前不久她称康普顿市为“新布鲁克林”。该市位于美国中南部，目前经济遇到困难）。难怪新一代不安分的纽约人开始留心洛杉矶的魅惑呼唤，而不像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只有那些满怀抱负、愿意边当服务员边寻找演戏机会的纽约人才会注意到洛杉矶的诱惑。 “纽约好像是一个追求名利的地方”，20多岁的音乐人朱莉娅·普赖斯(Julia Price)说。她曾在曼哈顿居住。“洛杉矶则是一个可以搞创作的地方。” 她说，在纽约，为了付账单，她经常从早上5点至10点辛苦地担任《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的制作助理，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担任鸡尾酒服务员。而洛杉矶的节奏较慢，聚集了很多年轻艺术家，事实证明那里是实现艺术抱负的沃土。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所有的人都如此协作，”普赖斯说，“想拍一个音乐视频？你在Facebook上发一条消息，几个小时里就能收到15条回复，一些非常有天赋、有激情的人愿意免费为你工作，因为他们相信你和你的艺术。” 有趣的是，认为洛杉矶亲切友好的观点——或者如莫比所说，洛杉矶是个失败的好地方——与传统观念很不相同。1932年，命运不佳的女演员佩格·恩特威斯尔(Peg Entwistle)从好莱坞（当时是好莱坞庄园[Hollywoodland]）标牌的H上跳下自杀。自那以后，好莱坞一直给人的印象是折磨压榨人的地方。但是对很多从纽约搬到洛杉矶的人来说，单是这里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就值得搬来。洛杉矶人也抱怨房价飙升（这种抱怨无可非议），不过对纽约人来说，这里的房价还算便宜。在纽约，特纳每月支付1850美元，只能在绿点(Greenpoint)租到一个糟糕的小一居室；而在洛杉矶，她花600美元在回声公园与人合租一个迷人的20年代两居室房子，房子有带栅门的小院、仙人掌、烤架、独立工作室和车库。这并不是说，洛杉矶天生在各个方面都宜居。在洛杉矶，纽约人总是外地人，这里有自己的社交礼仪、节奏和身体语言。 “有一个关键的调适阶段，”创意顾问杰夫·思罗普（Jeff Thrope，他曾是《T》杂志的撰稿人）说。他从纽约搬来。“洛杉矶绝不是有棕榈树的纽约。” 新来者面临灾难般的干旱（这个危机越来越严重）以及没完没了的交通堵塞（这是个长期问题）。后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把洛杉矶视为波西米亚天堂的主要是那些可以在家工作的人，比如博主、摄影师和自由网页设计员。 “在我们住的东区，整个朋友圈中可能只有四五个人从事的是朝九晚五的传统办公室工作，”艺术家、设计师哈米什·罗伯逊(Hamish Robertson)说。他和担任小说家的妻子安迪·特兰(Andi Teran)住在洛斯费利兹(Los Feliz)。“即使他们是从事这样的工作，也很少提及，因为人们很少相互询问职业或教育背景。” 目前，无法说清究竟有多少纽约人真的冒险来到洛杉矶。人口统计局不会具体追踪布什威克的新表现派和数字品牌策略家们的移居模式。现在我们只有这样一些准统计资料：杰萨·布莱兹(Jessa Blades)是布鲁克林格林堡的一名化妆师兼美容健康企业家。她决定在这两个城市生活，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过去18个月里有十几个朋友搬到了洛杉矶。她说，“这样更容易找到一个团体。” 可以看见的是，外来的纽约人正成为洛杉矶人强烈反对的对象。网络杂志《晨报》(The Morning News)制作了一幅简易地图，突出标出对纽约人最友好的几个社区。热门网站LAist转发了这幅地图，并标出了一系列对纽约人有敌意的区域。“如果你碰巧来自纽约，正对洛杉矶这块乏味的荒漠感到不安，你可以”——呃，离开（这个帖子尖刻地建议）——“或者找出哪些地方更可能让你感觉像在纽约一样自在。” 《洛杉矶周刊》(The LAWeekly)列举了“毁掉洛杉矶的六种外来事物”，第一条当然是纽约人。 “除了谈论纽约，纽约人唯一更喜欢谈论的是洛杉矶为什么不如纽约，”这篇文章写道。它详细列举了纽约人对洛杉矶常有的抱怨（公共交通太差、人们太拘谨、酒吧关得太早）。至少纽约人又排在了第一名。

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特别节目《和大佬聊爸妈之任志强》，以下为文字实录：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是在利用父母的历史关系为个人谋发财，却不知道华远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有人说我是任弼时的后代…… 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是算一个知识分子。我父亲这个上的这个叫师范，完了以后就当教员，然后从教员以后开始当税务官，因为他懂一些，相对来说懂一些经济上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新四军发行货币，包括做财务，包括这个管后勤，包括当税务官，当地方专员这样的。我父亲确实是这个职务比较高了，五几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选举的时候，任命的副部级干部。许戈辉：商务部部长。任志强：商务部部长。 30岁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父亲的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亲在这方面的决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问题，就说是事业上的决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从部队。许戈辉：你好像立过七次功是吧？任志强：那么级别不一样，有的是战士的时候立的，有的是我当参谋的时候立的。我父亲非常看不起那个样子，你都三十岁才当个连长，我那个时候都是恨不得军长、师长什么的都当上了。就那种感觉，我就心里好像。许戈辉：所以你父亲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我估计因为您在这个和平年代，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就，我觉得是您是后来把这样的一种情怀，就寄托在商场上了，在商场上去挥斥方遒。任志强：你说的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复员了，我不干了，我去弄个别的。我复员就是跟我父亲堵一口气，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个什么出来。所以实际上我去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是安排待业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在青年服务社，就是卖过土坯，卖过香蕉，什么都干过。后来又到农科院去托管农科院的劳动服务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馆，那时候打印室，就是没有计算机，都是敲那个铅字打印的那种，那个打印室，然后装订室，然后在“五难”里头，其中有什么修理难，做衣服难，我们开这些小商店，为大院，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干出来。那时候我的工资也挺高的。那时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着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三四百块钱。父亲是个严厉而慈祥的人……一种特有的威严，却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依赖，一个港湾……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闲就会常常给我们许多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父爱。任志强：我记得他有一次出国去苏联，欧洲，去访问，然后就买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买了一个照相机，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喜欢照相。第二个是买了一个陀螺，陀螺就是这么大一个圆圆的，它有一个拉杆，一啊一转，就满地跑那种陀螺。半机械式的陀螺。第三个买了一个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个外形。然后把那个盖子一拿掉呢，是个八音盒，小天鹅，天鹅湖。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为我们，为孩子用的。他带我们去这个玉渊潭去游泳，那时候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少年发电站吧，一个实验品的一个少年发电站。我们去玩去，去什么，给我们照相。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虽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难，我们穿的棉鞋，可能都漏着脚指头。但是他省下来很多钱，给我们买了冰鞋，带我们到那个北海公园，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个冰鞋，可能没用太长时间，没有多少次机会，但是他起码我父母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着这个事。我说出来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很短暂。次数很少。但是越是次数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识与荣誉。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在退休的时候，姚依林专门到我们家里去跟他说，你要到哪哪去当个什么官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继续干几年的时候，我父亲不干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心里有一个这个底线，就是我为革命做贡献，是必然的。但是我绝不是为了自己当官去寻求一些什么过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专车，他可以用的，随便打电话，不需要花钱的，是吧。然后那个老干部局就派车来接你，送你去到处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没人管，你说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特别远的，去参加一些国家的，或者是大会堂的这种政治会议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年大会堂，过去有这个叫团拜，春节，十一这些活动，他会用公车去。剩下的时间，他很少用。戈辉：让我特别好奇和关心的是，就是你给你父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亲以前是商务部副部长，掌管着这个最。任志强：他是我们家最穷的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这个参加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亲就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哥哥就很愤怒，说你不准再骑自行车了。然后我哥哥就说，我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你打的，足够了，是吧，你去哪都够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还高，所以说我哥哥要给五千块钱，我就得给他一万块钱。一开始我们觉得我父亲，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买什么东西，都自我消费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养了好几个大学生，免费给他们赞助，然后让这些穷孩子们上大学。最后一个大学生是到研究生的时候来了信，我父亲死了以后，去世以后，来了信，说这个该交学费了，我们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经养了好几个人毕业了，就是最后一个，后来就是我们出钱，让那个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是个拉二胡的，我父亲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给他了。任志强：2007年的时候，在网络上出来的时候，叫做人民公敌。叫做就是中国人最想打的十个人里头，我排第三。第一是小泉，第二是阿扁，第三就排到我了。父母也会根据网上，报纸上对我的批评，提出一些意见。我会跟他们去解释我的真实意思。因为通常在媒体里头报道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的。我出生时妈妈在丹东负责商品供应与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3月，我就出生在鸭绿江大桥的边上……妈妈的家庭是一个村中的大家族，其中四五十个同龄人中，一半在奔往延安的路途中先加入了国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另一半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记者：你小的时候，父亲打过你吗？任志强：我印象中没有。记者：那挺少见的。任志强：因为他没时间打我，他们太忙了。记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你说。任志强：我记得我父亲直接管我的时间很少，大部分都我们的学校老师，班主任，都会找我母亲。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很差，然后班主任就找我母亲，我母亲就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看。我一看那些书都是他们看的，什么《红楼梦》，《牡丹亭》，我小学四年级，后来就看这个三国，水浒，三侠五义什么的。现在觉得挺好，它反而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书可看，只有一本红宝书了，没得可看了，我们就想法去看各种各样的书。我印象中，我那个十八世纪的书都是每个人都是这么一摞一摞的，巴尔扎克的一摞子，左拉的一摞子。所以现在呢，我这几年这个，就是在华远以后的这很多书，我楼下有个私人图书馆，我把我的书都放在那，说你们谁愿意来看谁看。妈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不对党的指示表示怀疑，只要是党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无论是毛时代，邓时代，还是后来的时代…… 许戈辉：他们的信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影响？任志强：我觉得我们最初的时候，也是受影响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吧，几乎都是住校。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能父母才有时间去把我们接回来。但是我父母经常因为出差，没法接我们。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这个学校里的阿姨，带回到阿姨的家里去过礼拜六，礼拜天。许戈辉：那个时候会很想家吗？任志强：很想家。这种生活过惯了。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不回家，但是去忙工作，就是牢牢记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印象中，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回不了家，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为革命，为工作，出差了，或者怎么样。许戈辉：是不是在你的脑子里会有一根弦，就是为了革命工作。任志强：传统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父母实际上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在这个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说是集体所有制，或者是相对于公有制的一种企业里头去干活。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去做个体户了，其实我也可以去做个体户。那么个体户，他们总认为是好像是为自己挣钱。那么在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呢，你好像是为大家挣钱，为国家挣钱。所以要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时间用在这上面。 1985年9月29日上午，我接到区纪委的通知，去区纪委谈话……事由来自1984年年底的分奖金……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按贪污罪被捕却按投机倒把罪判决，这大约就是不按法律而按长官意志和有罪推定办案的结果…… 任志强：我父母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会努力去保护自己子女。比如说抄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要跟造反派打架。我母亲就拦着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实际上造反派拿刀捅着她的后背，是吧。但是她会就是很爱护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父亲在这个政治问题上，是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我被关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会犯罪。他们有对子女有充分的信任。第二个，他认为如果我犯了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他们有权利管他们也不能去管。因为那时候的高院的院长，什么这个中国最高院院长，都是他的战友。记者：他真的没找过？任志强：我父母会比较固执地坚持，就是我母亲几次跟我父亲说，要去找这个，要去找那个。但是我父亲都不同意，我母亲也没去找过人。我回来以后，我父母当时很坦然。他们自己就蹲过那么多年牛棚，被冤枉过很多次，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事当回事呢。所以出来的时候就，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记者：你父亲就这么说话呀，就是这种。任志强：就是觉得，好像你就该回来似的，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母亲会问的多一些，我父亲就是这个将帅之间的这个胸怀，还是有点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父亲被关牛棚，就是因为他国务院开会，上海要求增加物资配置，我父亲就坚决不同意，王洪文就不干了。因为王洪文那时候是管上海，他非要特殊待遇。我父亲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然后最后第二天，跟王洪文吵完了以后，第二天总理说你去干校吧，就去干校了。没什么别的理由。像这种东西，怎么说，就是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一个阶段的，这个不正常，就导致大家幸亏这些老革命心怀很宽阔，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回事。我出来以后，我的总经理请我吃一顿饭，那时候在酒店里吃饭，还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就谈一谈，我说，我跟他说的就是，我们还会跟着共产党走。 1、任志强：尤其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的时候，更需要有厚脸皮。因为真理常常是不太容易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 2、任志强：他老说我见了女同志不笑，我说这个前面说阴阳是平和的，白天如果笑的多了，晚上回家就不笑了。 3、任志强：我最看中的品质，就是他喜欢不喜欢我女儿，别的我没有任何要求。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严格的管理和对家庭忠诚的信赖。父母教会我们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当官，而是如何做人…… 许戈辉：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父亲还是更像母亲？任志强：我可能更像父亲一些，当然大家都觉得，这个我长相，或者是什么的像母亲。在家里这四个孩子说，我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母亲最喜欢我。可能这个大家都选了一个小的去帮助，因为大的已经提前就是有谋生能力了吧。但总体而言，就是一个家庭中，父母实际上是以榜样来传递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也会传递到子女身上。所以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做人，尤其是在家庭里做父母，你的榜样精神，对你的孩子教育，是最印象深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去做大量的公益活动，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你不要仅为自己活着。你比如我做读书会，我拍卖45万，我都没见到钱在哪，就直接建立读书会了。但我努力去做很多工作，让他们可以得到很多钱，去做这个公益活动。就是我们自己要掏出钱来以外，你还要掏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动脑子，怎么样想法让这个组织的影响更好，这个做的事更多，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全身心的扑入进去，变成一种信仰。对家庭的忠诚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爱，而不论你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这种家庭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将这种爱传递给整个社会…… 许戈辉：那会不会让在你们在父母走后，心里面总觉得有所缺憾？任志强：我们一直觉得，就是我们陪他的时间太短了，在经济上我们可以给他很多帮助，我们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人，定了一个，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属于那个有钱出钱的，我妹妹属于那个有力出力的。许戈辉：所以父母晚年应该说相当幸福了，一个是他们也比较长寿了，都活到差不多九十多。任志强：都是九十多。我父亲是刚好过完九十岁的生日，我母亲是九十三吧。许戈辉：再有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又那么和睦，那么幸福。任志强：我们和睦，就是因为常常分离，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就没都在一块，然后在一起没待几年吧，就文化大革命就又分开了，然后以后就各自工作。所以这个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家庭里头这个，应该说从父母开始的，比如说我刚才说我父亲去帮助那个穷学生是吧。其实在这个工作期间，他也帮助过很多人，就是这种这个友爱精神，你不要看他表面很严厉，但内心还是友爱精神很强烈的。许戈辉：那么这些宝贵的品质，应该是传承下去。但是你觉得，到了您女儿的那一代人身上，他们还能不能传承，或者说还应不应该传承这些东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外人眼里，任志强就是一个官二代，然后任志强的女儿就是一个富二代。任志强：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你的出身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做出努力了。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富，不是因为我父母。要是因为我父母的话，我哥哥姐姐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富，我妹妹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获得这个，通过权利去获得致富。为什么他们很穷呢。那就说明在整个家庭里头，不是因为我父母，让我们这四个兄弟姐妹获得了官位，获得了职位，获得了工作，获得了什么什么，不是。我结婚生子的年代，还是“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但母亲已经开始相应党的号召，要求我们几个子女都只能生一个孩子，而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失误，但已经无法挽回了…… 记者：所以你相信穷养儿子富养女？任志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重要的是让她知道，应该有一个过苦日子的好习惯。但是不一定要限制她花钱一定要那么苦。有时候有些需要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你比如说你如果给她说，固定这么多零花钱，她就不知道拿这个钱去买书。她可能就买他自己认为最需要的那些奢侈品了。但是给她钱多了的时候，他多出来那部分钱，并没有用在奢侈品上，而是用来买书，或者是买一些学习用品了。她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学习不是第一位的，满足自己需求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位才说，满足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要买一些书看看。这个差别已经出现了。我觉得思想认识上，我教育上，我会要求，说你还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我会在很小的时候，告诉她你应该自己学会洗衣服，刷鞋，是吧。这些我们可能会要求她，比如说至少学会做三个菜，五个菜。自己能吃饱肚子，不至于出去的时候饿着。但是我不是要求他，每天你必须去做，这是有差别的。当然我做这些东西，对她是有好的影响，至少她知道，人应该去做公益，对吧。她也会参加，比如说放暑假，就到我们的秘书处待个几天，学一些东西，或者是做一些东西，做一些义工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就很好。她不至于到了那个，看到这个路边有个老太太摔倒了，不敢去扶，不敢去做这些这个公益的事情，不会到这种程度。也不会说疏于对自我的言词要求。我觉得这就够了。虽然父母离开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影响着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远是我追求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