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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铊中毒案获受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通知这么说

5月1日，微信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透露“清华铊中毒案”最新进展称，日前，朱令父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已获受理。朱令母亲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通知如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朱明新：您好！您的来信收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您的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 随后，朱令母亲收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短信通知如下： “【接诉即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朱明新您好！我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信访材料，已依法转相关部门办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联系方式：0105876XXXX。您可在一天后通过网上检察服务中心（北京检察网、“掌上京检”APP安卓版、“北京检察”和“京检在线”微信公众号）查看。” 微信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称，朱令母亲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中提出，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第一、‘结办’案件违法；第二、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第三、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第四、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北京检察院关于此申请的后续处理情况，微信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将持续关注。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1994年12月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1995年4月28日被确认为铊中毒。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此案未能侦破。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 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清华大学“铊中毒”事件发生近30年后，据清华大学官方微博消息，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此案未能侦破。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顾。

2年前
法官：这位分居遗孀可获ICBC赔40万！非同住配偶本不具资格

卑诗民事审裁处（B.C.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裁决卑诗保险公司（ICBC）不能以死者遗孀于事发时并非与丈夫同住，而拒絶向其发出保险赔偿金，尽管法例中有列明这项条件。迪翁（Ghislain Dion）于2022年6月在一电单车碰撞事故中丧生，享年50岁，遗下了两名年幼孩子和妻子格拉泽尔（Grazzel Pabilona Dion）。根据裁决，当格拉泽尔向ICBC申请38万元的配偶死亡抚恤金时，对方以在发生事故时她并非与其丈夫同住为由而拒绝。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6067838557-0'); }); 民事审裁处副主席雷格尔（Eric Regehr）在周五发布的判决书中写道：「本案中涉及『配偶』一词的法律意义是卑诗省《加强意外福利条例》（Enhanced Accident Benefits Regulation）中所载的定义。该例将配偶定义为『在死者死亡当日与死者有婚姻关系并一同居住的人，或在死者死亡当日之前至少两年与其生活在类似婚姻的关系中的人』。」 ICBC认为，由于格拉泽尔不符合上述法例中第一个定义的标准，而她亦不应被视为属于第二个定义中的配偶。然而，雷格尔认为两个定义并不互相排斥。他写道：「两个人可以在类似婚姻的关系中『一起生活』，而无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驳回了ICBC的论点，即「一起生活」与「同住」具有相同的「效果」。格拉泽尔在呈堂证据中承认她在丈夫去世前几个月，搬出了一家人的住所，但她称他们的分居并非永久性。她就此提供了关于两人关系的私密细节，包括短讯、照片、影片、财务资料和亲友供词声明等作为证据。雷格尔一锤定音作出判决：「我认为迪翁从未分居（separated）。」裁决还指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ICBC都必须依例向夫妇的子女支付一笔配偶津贴，而且ICBC与争议结果并无「财务上的利害关系」。雷格尔勒令ICBC向格拉泽尔支付38万元的配偶津贴，以及约2.7万元利息及125元堂费，合共超过40万元。 (资料图片)

2年前
法官裁定分居遗孀可获ICBC赔40万但与法例冲突！

卑诗民事审裁处（B.C.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裁决，尽管法例中列明了这项条件，但卑诗保险公司（ICBC）仍不能以死者遗孀于事发时并非与丈夫同住，而拒绝向其发放保险赔偿金。迪翁（Ghislain Dion）于2022年6月在一电单车碰撞事故中丧生，享年50岁，遗下了两名年幼孩子和妻子格拉泽尔（Grazzel Pabilona Dion）。当格拉泽尔向ICBC申请38万元的配偶死亡保险金时，对方以在发生事故时她并非与其丈夫同住为由而拒绝。民事审裁处副主席雷格尔（Eric Regehr）在周五发布的判决书中记载：「本案中涉及『配偶』一词的法律意义是卑诗省《加强意外福利条例》（Enhanced Accident Benefits Regulation）中所载的定义。该例将配偶定义为『在死者死亡当日与死者有婚姻关系并一同居住的人，或在死者死亡当日之前至少两年与其生活在类似婚姻的关系中的人』。」 ICBC认为，由于格拉泽尔不完全符合上述法例中第一个定义的标准，她不应被视为属于第二个定义中的配偶。然而，雷格尔认为两个定义并不互相排斥。他写道：「两个人可以在类似婚姻的关系中『一起生活』，而无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驳回了ICBC的论点，即「一起生活」与「同住」具有相同的「效果」。格拉泽尔在呈堂证据中承认她在丈夫去世前几个月，搬出了一家人的住所，但声称他们的分居并非永久性。她就此提供了关于两人关系的私密细节，包括短讯、照片、影片、财务资料和亲友供词声明等作为证据。雷格尔一锤定音作出判决：「我认为迪翁先生及夫人从未分居（separated）。」裁决还指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ICBC都必须依例向夫妇的子女支付一笔配偶津贴，而且ICBC与争议结果并无「财务上的利害关系」。雷格尔勒令ICBC向格拉泽尔支付38万元的配偶津贴，以及约2.7万元利息及125元堂费，合共超过40万元。

2年前
侄子借宿赖着不走？华裔女一枪崩了他

德州发生罕见的伦常惨案，一名相信是华裔妇的法官妻子，疑因不满侄子在家中寄宿，争执之下开枪，侄子当场毙命。这名妇人被控谋杀。综合美媒报道，事发在德州哈里斯县（Harris County），48岁被告黄美（Mei Huang Wolfe，音译）是当地治安法官沃尔夫（Bob Wolfe）的妻子。而20余岁死者是沃尔夫的侄子，当局没有公布其姓名。哈里斯县警方表示，4日晚上9时20分接报，抵达现场后发现1名男子中枪，急救无效，当场死亡。当时法官沃尔夫、被告黄美、黄美的女儿以及死者4人在家中，黄美疑与侄子争吵后拿起手枪，沃尔夫见状首先致电911报警，随后尝试阻止妻子，但为时太晚。县府治安官冈萨雷斯（Ed Gonzalez）披露案情时表示，死者近日大学毕业后周游各地，回到休斯敦后寄居在沃尔夫家中，怀疑黄美不满侄子无所事事，情绪激动扣下扳机。冈萨雷斯形容事件属于悲剧。德州哈里斯县治安法官沃尔夫（Bob Wolfe）与妻子黄美（Mei Huang，音译）。 facebook 德州哈里斯县治安法官沃尔夫（Bob Wolfe）。 facebook 沃尔夫不时上载与妻子黄美的生活照。 facebook 沃尔夫贴出妻子庆祝生日的照片，有许多人留言祝福。 facebook 沃尔夫不时上载与妻子黄美去游玩的生活照。 facebook

2年前
本拿比华裔女童被害案凶手律师又出新花招

凶手阿里(Ibrahim Ali)因杀害卑诗省本拿比一名13岁华裔女童而被判罪成，其代表律师表示，法院的「自满文化」(culture of complacency)在诉讼程序中已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延误，因此现在应该暂缓判决。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阿里代表律师麦卡洛(Kevin McCullough)提出了「约旦申请」(Jordan application)，他在卑诗省第二天听证时就此论点辩护。「约旦申请」乃援引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16年R. v. Jordan案例，即要求撤销未在30个月内审判而提出的指控。阿里于2023年12月8日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他现在面临强制性无期徒刑，25年内不得假释。 2017年7月，华裔13岁女童的尸体在本拿比中央公园被发现，受害人名字被禁止发布。大约一年后，阿里被逮捕并提控。麦卡洛表示，与被告无关的问题导致了近60个月的延误，大约是「约旦申请」标准的两倍。他表示，法官伯纳德(Lance Bernard)决定驳回阿里原辩护团队于2020年8月提出的休庭申请，再加上法庭管理不善的问题，实际上「注定」该案将超过「约旦申请」的最后期限。阿里原代表律师团队早前退出，并于2020年9月由麦卡洛及其团队接替。麦卡洛说：「我并没有忘记，我要求法庭回去看看法庭做了哪些事情。」他表示：「很明显，在这个案件中，检察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迅速推展此案；第二，根据约旦申请案例，法院自始至终都没有尽力迅速推进案件。」预计检方律师将在周一听证会上对辩方约旦申请提出辩论。经过大约3年的预审程序后，阿里于2023年4月5日提出无罪抗辩。审判开始后，有几次休庭，导致审判拖延了8个月，原因包括阿里的心理健康问题、翻译问题、专家证人在完成证词之前死亡、新冠病毒 (COVID-19)大流行、陪审员之间的冲突，以及对阿里律师的暴力威胁。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9780206626-0'); });

2年前

赵银光（左二）带团友排练。淑梅、友娟、树芳、雪红们走上了“复仇”之路。她们甚至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但依然决定对强大的对手宣战。在山东济南，一群平均年龄63岁的女性组成了一支战队，公开宣传“防范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从最初的十几人到如今的150余人，这支硬核女团的不少成员都曾受过“被骗的伤”。 “骗子骗了我，我不能让老姐妹也受骗。”团长赵银光说着地道的山东方言，“我要斩断骗子公司的路，叫他们没饭吃。” 她知道，劝老人同龄人比子女管用。 4年前，赵银光牵头，“泉城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以下简称‘宣传团’）”成立了。阿姨们穿上鲜亮的演出服，去广场、社区、公园表演，她们唱歌跳舞，敲锣打鼓，把受骗经历和防骗指南写成情景剧或山东快书。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曾公开透露，2020年，全国共查处非法集资案件7500余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16年至2018年，该院及辖区内审理的相关刑事案件里，85%的涉案集资参与人是60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赵银光80岁了，两位宣传团副团长分别是75岁和71岁。团里的女性是妻子、母亲、祖母或外祖母，有人已经是“四世同堂”的曾祖辈。原本，她们的生活被“看病、带孙、做饭、伺候老伴儿”填满，如今，她们有了新的使命。 1 不久前的一天，赵银光正在为登台演出做准备。她掏出化妆包，里面有腮红、粉底、口红、针线包和一瓶速效救心丸。团里几乎每一只坤包都能翻出药来，对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时候，阿姨们还要对抗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和骨关节病等。准备上台的赵银光。她们曾经伤得很重，被骗几万元、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这些伤痕，被她们化成了寓言：“听说公司来集资，利率银行翻几番，大妈一算真喜欢，结果没等三个月，公司关门人走散，各位守好辛苦钱。” 每场演出，赵银光先讲自己的故事，眼睛瞄着观众的表情。当她说被骗104万元时，观众席常常“哎呀”声一片。有一回，赵银光讲完，有老人问“这是真事吗？”她回答，“你可以去查银行流水和报案记录”。故事能在台面上剖开了讲，不代表能在家里面放开了说。赵银光从没和家人细说过被骗钱的事。她至今记得，4年前，自己退休16年了，在济南市老年人大学报了舞蹈班，还担任同学联谊会会长。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进了校园，不时到礼堂做讲座，拉着老人唠家常。一次老年人大学的活动中，这家公司还和济南市地方金融局的人“撞”在了一起。金融稳定处处长耿浩负责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他先上台，讲了40多分钟，被老人们急着“欢送”下台——大家都等着那家公司上场。年轻的经理介绍，公司主打的理财产品，每季度最多能有14%的返利。经理还自称，集团公司投资过《人民的名义》，得到发改委专家的认可。一起上台介绍的，还有“律师”和“银行员工”。包括赵银光在内，不少老人现场登记了信息。后来，他们被这家公司送过红薯、矿泉水、洗衣粉、暖水袋、牙膏……赵银光上下楼，公司的年轻人冲上去架着她，每次活动都有新鲜的水果吃，“真比俺亲闺女都亲”。他们跟着这家公司去过“毛主席到过”的珍珠泉礼堂，还在山东大厦登台表演，学过寿司制作，看过油菜花。中午吃农家菜，桌上摆着鱿鱼和其他海鱼。 “咱能不相信吗？太相信了。”赵银光是老党员，被骗子一连串“国家”“政府”的大词唬住，5万元、三四十万元、六七十万元，她一次次交了钱。因为数额大，有人开车带POS机去她家门口，让她钻进车里刷银行卡。宣传团副团长王雪红是被一句“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实现个人企业双赢”骗到的。有一次她从那家公司楼里出来，正好碰到女儿。女儿问她干什么，她扯了句，“老年大学在里边排练”。另一位副团长田友娟本来只有存折，每次“公司活动”前去银行取钱，提着装有几万元现金的布袋子。她跟着这家公司办了人生中第一张银行卡。刚把钱转出去的时候，阿姨们每个月都等着利息到账的信息提醒，捧着手机偷乐，“美滋滋的”。后来，别说利息，连本金也要不回来了。她们到处维权，折腾了半个月，听说那家公司的资金链断了，熟悉的地方人去楼空。 2 “学好宣传手册，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明了。”阿姨们对着围观的人群讲。站在社区礼堂的讲台上，她们强调自己总结的“五招”：学金融知识、存风险意识、克服贪欲心、有钱存银行、远离相关项目，“招招都好使，一招就管用。” “存风险意识”还分“三看”“三思”“三不要”。阿姨们斩钉截铁地说，甜言蜜语是别有用心，小恩小惠等同于诱饵，讲座、参观和旅游背后是骗局，至于高额回报那更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下面是陷阱，你去见馅饼，定会掉陷阱。” 曾经，她们被骗后没法原谅自己。听说钱要不回来，赵银光脑袋“轰”地一片空白，过马路差点儿被车撞，被身边人猛拉了一把。她在屋里偷偷哭，不敢和家人说。田友娟损失了27万元，好几天睡不着，想过自杀，“一辈子算是完了”。她住女儿家，女儿信任她，外孙女的压岁钱交由她保管，“投没了真比丢了还难受”。怕耽误当公务员的女婿，她后来没敢死，但听说身边有“老姐妹”真的结束了生命。近年来，济南市地方金融局金融稳定处处长耿浩见过形形色色的受骗者，卖了房子无家可归的、夫妻离婚的、老人被孩子赶出家门的、患癌无钱治病的……不仅追不回财产损失，他们也解不开自己的心结。在实际的案例中，那些老人并不是“看上去就好骗”。有人家中有两位公安人员，有人亲属居省部级职位，有人上世纪就在学校教英文，做了一辈子会计的、退休前是企业干部的…… 耿浩和宣传团交流。 “我怎么就受骗了呢？”赵银光反复问自己。她曾是轻骑集团分厂厂长，为了推销摩托车，她在20世纪90年代去过美国、日本，还跟着货车跑宣传，坐在副驾座位盯车，“见过挺大世面”。她是企业管理层唯一的女干部，穿蓝白相间的工作服，“和工人一码儿的蓝不一样”。到了退休的年纪，她被留任5年。她完成过企业兼并，还被派去当另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投资时，她没和儿女商量，“我挣的钱我支配”。这些被骗的老人习惯出门坐公交车，除了买菜、交水电费、给孙辈买玩具，几乎没什么支出，有人几十年里穿得最多的就是工作服。随着城市化进程，一些人还拿到拆迁款。她们喜欢存钱。在赵银光损失的104万元里，有投资股票挣下的第一桶金。30年前，她买入轻骑集团的原始股，后来增涨了6倍。这笔钱里还有她婆婆的拆迁款。沈小平68岁，7年前“坑”她的公司说，企业有医药厂和百亩石榴园，倒不了。她投了钱，母亲、姐妹也跟着投了，她最愧疚带一家子“入伙”。钱要不回来了，她怕90岁的母亲受刺激，拿了两倍的钱还给老人，硬说挣了。第一次从办案人员那里听说自己参与了非法集资，阿姨们都很惊讶。她们总结，“不了解才上了当”。在济南市老年大学，赵银光又一次碰到来讲防骗课的耿浩。耿浩说要招宣传志愿者，赵银光想，讲自己故事比讲书本上的案例强多了，“这事儿我能干”。 2017年5月16日，在济南市地方金融局指导下，宣传团成立了。赵银光拉来第一期团员，多是女性，基本都受过骗。第一回出门发传单，赵银光、田友娟和一位团员一大早从家里出发，提着塞满材料的布兜子，坐1小时公交车赶到郊区集市——那里有熟人办活动，她们不会被赶走。顶着大太阳，她们边发传单边吆喝。两个半小时里，有路人不看她们一眼，有人把她们当骗子。一些发出去的宣传单被随手丢弃，她们捡回完整的继续用。有老人在广场上拉呱（山东话“聊天”——记者注），她们凑上去插话。传单字小，老人眼花不爱看，她们就把内容排成节目。上广场，打横幅，拉旗子，敲锣打鼓。通常赵银光一吆喝，就有人围上来看热闹。这群老人能唱戏，还能说快板。赵银光和她的队友们恨透了诈骗者的“宣传手段”，但把这些招数用了起来。她们再清楚不过，非法集资公司送鸡蛋、山药、挂面、旅游给老人，承诺高额利息回报，其实是“琢磨你的本金呢”。于是，除了《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宣传手册》《给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她们还往听众手里塞印着宣传语的围裙、扇子和扑克牌。 3 “阿姨反诈团”在济南市87个社区挂牌建站。一开始摸不到门路，一位团员去家附近的社区“磨”，总被对方以“太忙”婉拒。次数多了，对方同意试试，几个月后社区负责人对她感叹，“原来你们不要钱”。阿姨们进市中心的老年大学、社区、银行，也不放过城郊。她们的演说内容有5分钟、10分钟、20分钟3个版本。团长赵银光见过一位老人，上午11点，课没听完就急着搬凳子回家做饭，她赶紧在舞台一侧朝主讲人比个结束的手势。她们常常在党课、消防课、养生课后“顺带”上场。有些地方“容易出问题”，她们就常去。一家银行的员工透露，附近拆迁，老人刚拿到钱，阿姨们赶紧行动起来。气温降至零下七八摄氏度，她们在集市上铺地毯表演。80岁的赵银光除夕前一天还到郊区发材料，下雪天，她也和团员去社区谈合作。济南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吴哲记得，有一次，通知30人来听“阿姨反诈团”的课，活动现场来了130多人。讲到被骗经历，赵银光看到台下有聋哑人挥着手，用力点着宣传册。她知道，那是“中过招”的人。阿姨“成团”，最初有十几个人，现在超过了150人。有老党员听完课当场报名的，有退休官员要当志愿者的，团里吹葫芦丝的老太太拉来同好，能跳广场舞的阿姨也不少。副团长田友娟的丈夫80岁了，创作过快板《上当》、双簧《严防受骗》等4个节目。这位老人被号称“投资水厂”的项目骗过3万元。4年前，团员张爱萍家被骗了30万元，她编了一出《张大妈历险记》，用“山东琴书”来演绎，一句句教给队友。没乐谱，但所有人都学会了。 “公演”时刻到了，阿姨们穿好肉丝短袜，揣着老花镜，背上装满水的保温杯出发。有人用小车拖上展览用的支架、演出服、立杆耳麦和山东大鼓。在这支女团里，成型的节目有近40个。算上没登台的，有将近100个，包括旗袍秀、千手观音、大合唱。她们还和残疾人一起演《天上不会掉金蛋》，在现场把象征着陷阱的金蛋狠狠砸碎。赵银光是济南人。她上街宣传遇见朋友，被问“你还能受骗”。有熟人拉着她感叹，“俺亲戚和你一个样”。赵银光过去不好意思提那104万元的事儿，现在她想通了，“咱是被骗了，不丢人，每演一次，宣传面大了，人们上当的几率就小了”。 “宣传手册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是你们防上当的清醒剂、护身符。”团员在演讲稿里写道。她们把宣传材料背回家堆好，去免费的公园、写字楼大厅“蹭”排练场。后来，在济南市地方金融局的支持下，阿姨们在舜耕路有了一间办公室，可以穿着亮红色的团服“朝九晚四”地打卡。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她们没法演出，就搞了一场“防非法集资”书画展，收到1100多幅作品，最大的参展者88岁。阿姨们还拍短视频，扮成受骗群众、金融知识宣传员或骗子。有人捏着嗓子出演角色，“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来钱快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兼营销主任兼首席推销员，反正公司就我一人”。有人演小孩，劝老人提高警惕；一位友情支援的男士穿上裙子，鞋上绑朵大红花，扭着舞步扮受骗大娘。录视频时，田友娟直面镜头，对骗子宣战，露出银色的假牙。这支银发女团时刻关注着国家政策的变化，金融监管新规施行，她们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还会拎出口号加到剧本里。“要想投资先记牢，看看是否有执照，金融监管手续全不全，多看！”“为了防止来受骗，正规银行是首选，高额回报来钓鱼，不眼馋！” 团员们记得，她们去商场门口演出，几个老太太听完后松了口气，“正准备投钱呢”。有警官请赵银光劝自己母亲去报案，老人不相信儿子，说“别看你小子干公安，我就是愿意投”。一位老人到银行转账几十万元给陌生人，柜员反复确认，老人以为银行是要拉储蓄，不耐烦。直到看见阿姨宣传团送来的小册子，才意识到差点受骗。团员张爱萍曾被一位老人拉住：“你演的大妈就是俺，前年被骗去一辈子攒的辛苦钱50万元。”她劝，咱还有退休金，健健康康地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忙的时候，阿姨们一天演两场。在济南，有新成立的金融公司想请她们去“站台”，被直接回绝。她们得到了“泉城阿姨”的外号，“听着就刺激”，感觉和“朝阳大妈”不相上下。她们底气十足，“我们是在阳光下，骗子是在阴暗里”。阿姨们的反击取得了很多场胜利。有一次，她们在办公室附近遇见金融公司发传单的人，决定去看看。进了门，田友娟走在最后，偷偷拍照。听完这家公司的理财“大讲堂”，阿姨们劝在座其他老人“礼品拿着，钱别投”。去了两次后，她们向金融稳定处做了举报，并提交了音视频证据。那家公司后来搬离，现已被立案调查。还有一次，听闻有公司在写字楼“大爷大娘”地拉人，她们跑到前台，高声说要来宣传。第二次去，她们听说那些“骗子”已经打包离开了。有团员分管的社区站点，实现了全年居民“零”受骗。有公司卖养老床位，让老人存钱每月拿高息；有公司号称低价卖字画，升值部分返还老人；有地方先收钱再办“免费”旅游和体检；所谓的“某某金融互助社区”说投资是帮人做善事；还有打着“你消费、我报销”旗号的，其实是拆东墙补西墙。太痛恨骗子，团员李学学员甚会自己掏钱“卧底”，收集证据。她们举报过10多家“有问题”的公司。耿浩记得，阿姨们并不健忘，她们会一直问处理结果，没进展的话还催他想办法。办公室里，椅子、热水壶、文件袋、笔，都是阿姨们从家里带来的。耿浩支持她们在济南设立了100块公益宣传栏。广告公司半年维护一次，平时阿姨们自己管，最多一人负责6块。她们爱惜这些阵地，每逢雨雪天气后，就背上抹布和拖把，出门检查。 4 有人算过，这支宣传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63岁。成员们努力追赶时代，基本上每人都有智能手机。她们在朋友圈转发团里的新闻，给好友发为宣传团拉票的私信。这并不容易。一位总写文章的团员，手机标题字号占屏幕的四分之一，加微信好友要花两三分钟。表演队骨干李学珍在宣传团成立的前几个月，才在儿子的帮助下开通微信。田友娟接触智能手机算早的，从小灵通、老人宝换成儿女淘汰的iPhone3、4、6、7，始终落后于最新款四五个版本，目前她还不会上网检索信息。赵银光每次用微信找人，都要沿着对话窗口一个个往下滑。她专门给团员开过会，让她们把网络昵称改成真名。她手机里的应用软件除了出厂设置的，只有微信、学习强国和一个她不会用的打车软件。没人会用手机软件点外卖。她们的日常生活是老年化的。群里每天最后一条信息一般也在晚10点以前，演出会早半小时候场，中午必须按时吃饭。有人拎的布包被磨得起满线球，有人把花朵样式的雪纺外套搭肩上当丝巾。不少团员染了黑发，凑近了看，鬓角新发透出白色，皮肤上老年斑遍布。每次活动结束，赵银光就在群里发起接龙，让团员到家报平安。她给每个团员买了人身意外保。。赵银光上楼要把扶手，说话久了要扶住额头。她把办公室钥匙包交给更年轻的田友娟保管，钥匙包边角破了，田友娟掏出随身带的针线缝补。每次开会，几名骨干戴着老花镜、抱着厚厚的笔记本写字，有人已经记完了七八本。赵银光有白内障，今年3月做了一只眼睛的手术。术后两三个小时就瞪着另一只眼睛发微信，处理团里的事。田友娟得过两次癌症。最近一次是乳腺癌。手术前一天，她还把书画展的稿子送到印刷厂，术后一星期就回团报到。她摔骨折过，吊着胳膊出现在演出现场，做后勤。团员于树芳带孙子时磕破了头，缝完针就回来打卡。李学珍摔断了腿，刚见好就从城西跑到城东演出。姜淑梅切了大脚骨，想买双大点儿的鞋早点来活动。取肠息肉的、得盲肠炎的，总有老人因为突发状况去医院，过几天又归位了。赵银光每年打卡270天。急着出门时，就叫老伴儿叠被子。她和团员谈工作、排节目，有说不完的话，对着老伴儿，则是早晨问问做饭了没，晚上问问吃药了没。她们节省，在路上的时候，非紧急情况不打开移动数据功能。但赵银光和田友娟得开着，加入宣传团的4年，她们晚上没关过机。田友娟随身带一块充电宝，她曾患肺炎住过29天院，套餐外的流量花了40多元。赵银光和田友娟在等公交车。 5 在团里，阿姨们找到了琐碎家事外的另一个自己。来宣传团之前，她们习惯了接送孙辈、给全家做饭、处理家务。而在上台前，她们会脱下深色运动鞋，换上修身旗袍，涂上眼影、腮红、口红，盘起头发，描根根分明的假睫毛。有人坦言，在家基本不换衣服，脸都懒得洗。张爱萍年轻的时候，送儿子学画画、弹电子琴，自己则整日坐在办公室和算盘打交道。如今在宣传团，她拍照、写新闻、给节目做LED背景。偶尔闲暇，才给丈夫包顿饺子冻进冰箱。于树芳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当声乐班、二胡班班长。她去银行办事，碰见发传单的赵银光，来了宣传团。原本她计划要伺候女儿二胎的月子，就此改了主意。阿姨们爱穿鲜艳的团服，夏天是红色的短袖POLO衫，冬天是红色的面包羽绒服，秋天是玫粉色的冲锋衣。她们确实红了，在广场、剧院里演，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唱。李学珍去做按摩，被服务员认出来，“你不是电视上的名人嘛”。好几人在社区评上了优秀党员，于树芳接到参加表彰会的电话时愣了：“我有那么优秀吗？” 沈小平跳广场舞5年了。但宣传团不是公园，“想歇就歇”，她穿着团服，戴着镶金边的绶带，练合唱、发传单、讲课，从家到办公室要一个半小时，倒3趟公交车，她从没迟到过。阿姨们的日常练习，没有巨大的镜面或高级的音响，她们刷着马桶唱，烧着排骨唱，晾着衣物唱。赵银光让大家自由表演，把看家的本领展示出来。她常盯着人催节目，“弄不出来不能走”。阿姨们有股“韧劲儿”。一个道理，别人听不明白，她们就一直解释。遇见唱反调的，她们会勇敢驳斥。“防非法集资”宣传是她们的“事业”。在她们各自的家中，有老爷子开始学做饭了，有小外孙会说“姥姥打击非法集资”了。她们的新闻出现在家庭群、儿女的朋友圈。田友娟的手机锁屏照片是展示荣誉证书的自己。 100多个女人凑一起，不好管，团员也“抢C位”“争分段”，不如愿的要生闷气。赵银光让她们现场表演，谁好谁上。她从别的群里学定规矩，总发广告的踢出群聊。迟到的，第一次口头批评，第二次站着唱歌，第三次取消团籍。每小组一周排练一次，她专门强调，不能把家里的小孩带来。有知名吕剧表演艺术家来参加活动，穿花衬衫挤进统一的团服队伍合影，被赵银光请出去。这位艺术家还有一次给节目当评委，和邻座窃窃私语，下一场就被赵银光调换了座位。这位团长还会做荣誉登记本，记下团员的出勤和活动情况，留着年底表彰、发奖状。团里仅有的10多个男性成员，都不在“管理岗”。赵银光有自己的认识——男性受骗后大多沉默，爱在家附近和邻里下棋。不少人拄着手杖一瘸一拐，耳朵聋，主意还正，跟他们说话“基本靠吼”。她在老年大学组织活动，发现兴致勃勃来参与的男性多是单身，“人家是来找对象的”，她不想惹麻烦。所有新来的团员，赵银光都登记了基本信息，留3个月考察。年纪太大她也不要，70岁就是一道坎儿。管理企业的办法，被赵银光拿来用。除了团长、副团长，这个团还有专业的顾问，分宣讲团、表演团，下设合唱、葫芦丝、时装等小组，都有小组长。田友娟管考勤，每天在团员名后画“勾”“叉”。宣传团里有38个党员，她们还成立了党支部。团训是：“老有所为，无私奉献，志愿服务，防范诈骗”。 6 在济南槐荫公安分局振兴街派出所分管负责人谢磊看来，非法集资不到一定金额，构不成犯罪。打击这一类公司，主要还靠给潜在的“被害人”摆事实、讲道理。济南市平安银行舜耕支行是宣传团的挂牌站之一。行长薛虎说，客户有存取款自由，如果执意要转账，他们只能迂回提醒。要是电子转账，人不到银行来，柜员们想盯也盯不着。宣传团第一个挂牌的社区是七东社区，综合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王美华说，社区里有个老太太，家里堆满垃圾，工作人员定期上门清理。老人前年被邻居拉着投资了10万元，好久没有收到利息了。社区帮忙找律师一查，公司早被立案调查，可老人毫不知情。儿女远在他乡，又不信任社区，这样的老人不是个例。在济南市地方金融局金融稳定处，耿浩的宣传工作最初总是单兵作战。后来，全国各地成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但职能分散在10多个部门，要形成合力并非易事，一些人不足够了解非法集资特点，一起开会的人员也经常变动。直到阿姨们的宣传团来了。济南鞭指巷社区和宣传团合作了3年多。在社区党委书记任梅花的印象里，宣传团来办活动，至少一个月有一回。截至目前，阿姨们的团已组织各类活动400多次，获奖证书和奖杯塞满三层的办公柜——济南市“三八红旗集体”、济南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等，但赵银光还是最喜欢台下的掌声。宣传团进社区表演节目。有外地志愿者来学经验，交流后表示，“这样的人不好找”。电话费、交通费、饭钱，阿姨们自己掏，办活动常常“搭钱”。赵银光的老伴儿在新闻里看到“104万元”这个数字，问她，她说“100多万是几个人合起来的”。田友娟和老伴儿一起攒钱，填上了孙女压岁钱的窟窿。耿浩说自己变成了“拖后腿”的那个。下雨了，天热了，他劝阿姨们歇歇，被反驳“跟人家定好了，必须得去”。元宵节，阿姨外出打腰鼓，里面穿一套秋衣裤，外面套一件丝绸服，冻得打哆嗦。一上台，她们把脚步跺得砰砰响。今年5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施行了。山东省建起“金安工程”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抓取做非法集资广告的公司。济南市地方金融局也有了行政处罚权。“也许再有两三年，她们就可以结束使命了。”耿浩笑着说。赵银光80岁了，她在和时间赛跑。想着自己再多干几年，被骗的人就能少几个。和她一样，很多团员都觉得，上台的那一刻，才能忘了“受伤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