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加拿大联邦就业与劳工部长玛丽安?米海楚克( MaryAnn Mihychuk)将要求众议院委员会对外国临时工项目进行评估。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一任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改革让工人、企业和加拿大人失望，降低了这个项目的可信度。 加 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引述CBC报导说，保守党政府在2014年提出多项外劳项目改革措施，其中对违规企业收取高额罚款的措施已经自去年12月1日开始实 施。其他规定也将在今后几个月陆续生效。例如自7月1日起，员工超过十人的企业雇用外国临时工不得超过雇员总数的10%。 米海楚克说，要等委员会的评估结束后才能知道具体如何改变，但是整体来说，政府的目的是让这个项目更加明确、更有利于问责，并且帮助加拿大就业者，促进经济发展。 加拿大劳动市场有越来越多外劳，餐饮服务业就是明显的例子。(本报资料照片)

中国官媒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明确了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出入境、就业、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资格待遇。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在四方面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提出了改革意见。　　一是增设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市场化渠道，进一步便利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二是调整各类永久居留申请情形，逐步扩大簽发范围;三是全面落实永久居留资格待遇，建立社会融入机制，提昇永久居留外国人的社会服务水平;四是优化工作流程，完善各项措施，提昇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水平。　　意见明确指出，永久居留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免办外国人工作许可，可按规定参加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职业资格考试;在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面依法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依法参加相应社会保险，缴存和使用公积金;在中国境内居住但未工作，且符合统筹地区规定的，可参照国内城乡居民参加居住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在海关通关时，携带的自用物品按照海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意见还要求有关部门明确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永久居留外国人享有国民待遇的事项范围，并对外公布和加强落实。

一名加拿大华裔男子陈耀宗(Chan Yiu-Chung，译音)在网上认识了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士，两人网聊后不满一年就结了婚。可是，当陈申请太太来加拿大团聚的时候，却被移民部以“疑点太多”而拒绝。陈将案子上诉至联邦法庭，可仍被驳回。 据联邦法院的文件披露，陈耀宗于1979年从香港移居加拿大，并于1985年正式取得公民资格。他有一位前妻，两人婚姻维持了25年，并育有3名子女。 在离婚后，陈耀宗于2009年2月在一个名为“China Love”交友网站上认识了现年47岁的第二任妻子。据他表示，当时自己在该网站上看到妻子的个人简历，并加入了收藏夹。不久之后，他就收到对方发来的站内短信，于是两人开始交往。两个人一开始是通过站内短信联络，4个月后开始互通电话以及上网视频聊天。7个月后也就是当年9月，陈耀宗在视频聊天时求婚，对方答应了。 次年1月，也是就是两人认识的11个月，陈耀宗去中国与妻子结婚。婚后一个月，他便为妻子办理了家庭团聚移民申请。 在审查了两人的资料后，移民部发现了很多疑点，包括： 1、两人声称是在“China Love”交友网站上认识的，并互相通信的。陈太太不懂英语，可是在该网站个人简介中所有资料，均以英语表达。 2、陈耀宗同妻子认识7个月，没有见面，就订了婚，11个月后就“闪婚”，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 3、陈耀宗对妻子的工作﹑中国的住处描述，同妻子所描述的不同。 4、结婚后陈耀宗每年只回中国探访妻子一次，每次逗留只有2个星期。(后来陈解释他受姐姐所托，要管理她在加拿大的物业，故无法频繁往返加中两地。) 5、陈太太一再否认自己无意移居国外，直至认识现任丈夫后，才有此想法，可是她曾在一封电邮中表示，希望在婚后可以移居至丈夫所居住的国家。 6、陈太太并不了解“China Love”交友网站，一开始说该网站只供中国男女寻觅对象，后来才说该网站也可以寻找海外伴侣。 于是，移民部在2011年4月以“疑点太多”为由，拒绝了申请。 在申请被拒绝后，陈向联邦法庭上诉。这场官司打了4年之久，陈耀宗还是败诉了。法官在判决书中表示，鉴于上诉人与其妻就一些最基本的事情如工作与家庭生活，都缺乏沟通，所以移民部拒绝其申请合情合理。两人递交的证据有多处矛盾，确实令人怀疑该段婚姻的真确性。

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 John McCallum)表示，今后几周内将修订公民法，以使新移民入籍变得更为容易。 他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我们在试图减少人们在成为公民时需克服的障碍。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在大选竞选中，贾斯汀·杜鲁多承诺将废除前保守党政府引起争议的 C-24法案，该法案也被称为“加强加拿大公民法”( Strengthening Canadian Citizenship Act)，已经在去年成为法律。 根据 C-24法案，有双重国籍的人，若被法庭裁决犯有犯有恐怖罪、间谍罪或叛国罪，加拿大政府则有权剥夺其加拿大国籍。 移民部长麦家廉说，对公民法的修订，自由党政府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个是让政府不可能剥夺某个人的国籍，另一个是减少目前人们在入籍时必须克服的障碍”。 他说的障碍之一是语言测试。 加拿大原来要求18-54岁之间的人在入籍时必须通过语言测试，证明自己的英语或法语能力，但 C-24法案把需经过语言测试的年龄范围扩大到 64岁。 移民部长麦家廉暗示，自由党政府在考虑把年龄上限恢复到原来水平。 他说，“我们可能将把年龄上限再调回到 54岁”。

前两天的情人节，朋友圈里不少人秀着恩爱，非常甜蜜，非常幸福，更有不少朋友在2.14领了证。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婚姻经营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技术活，尤其是移民童鞋们的婚姻。 移民难，天下尽知，而保全家庭，才是万难之首。移民来到陌生的环境，婚姻本应是夫妻互相扶持的港湾，然而事与愿违，不少夫妻逐渐驶离彼此，最终分道扬镳。 2008至2009年间，美国华人的离婚率平均值为5%，之后5年，这一数字猛增至10.4%，翻了一番。在加拿大，约有38%的夫妇会在结婚30年内离婚，每年1月甚至被冠以“离婚月”之名；在这期间前往律所咨询离婚的人群中，也能频频见到华人的身影。 海外华人的离婚率为什么逐年提高？对于奋斗多年才拿到海外身份，憧憬开启新生活的夫妻来说，这是一个残酷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导致海外华人离婚的原因概括为三类，其中前两类适用于全家同时赴海外定居的情况，第三种则针对“一人先行，一人留守”的“隔空婚姻”。 第一类：简单来说就是夫妻二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差距过大，日积月累形成心理、事业等多方面的落差。 不少在国内事业有成的男性，移民后却连连遭遇语言不通、工作难找等问题，自信心受挫，却又抹不开面子，不肯放低身价重新打拼，只能终日徘徊在“是否回流”的矛盾里。而很多女性则恰恰相反，她们放得下架子、受得起挫折，在日复一日的吃苦耐劳中逐渐摸清了异国生活的门道。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必然导致发展轨迹的失衡，婚姻问题自然会浮出水面。 第二类：同样来源于环境的变化。 很多西方国家的生活并不像国内大城市这么丰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庭理念为很多西方男人所津津乐道，但在一些中国男人看来，这样的生活太沉闷了。加之语言和文化所带来的种种陌生感，使得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婚姻也因此缺乏了新鲜元素的刺激，变得单调、无趣。如果此时再发生一些并不美好的“意外”，那么婚姻很可能就此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第三类：隔空婚姻，感情路上的最大杀手 谈及对婚姻的破坏，上述两种情况加起来，恐怕也难及“隔空婚姻”一半的威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不少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并不愿舍弃中国的关系，有的干脆把老婆孩子往外国一丢，自己留守国内忙事业，逢年过节再飞过去小聚。有人把这形象地比喻为“候鸟一族”。 黄先生移民新加坡已经6年了，回忆起和“留守”在国内的妻子的关系，他的言语中充满无奈：“这6年来，只有在我春节回国时才能见到她，平时大家各忙各的，电话都很少打。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从我踏上新加坡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婚姻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新加坡定居后，为了给将来登陆的妻儿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黄先生忙得不可开交，又是重回大学深造、期望找到满意工作，又是打工赚钱，减少国内家庭的支出负担；学习和打工的压力层层叠叠，让他身心俱疲。 而在中国“留守”的黄太太也不轻松，兼顾工作的同时还要独自抚养孩子。现实的困窘就这样笼罩在婚姻上，再深厚的感情也耐不住这日复一日生活压力的侵蚀。加之黄先生在新加坡事业不顺，不得不将接妻儿团聚的计划一推再推，夫妻间的争执就此拉开序幕。 “不能兑现最初的承诺，我的压力越来越来，她的抱怨也越来越多。重压之下，我们除了争吵，几乎没有别的交流，争吵时也很少顾及彼此的感受，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黄先生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怀疑我有了外遇，所以才迟迟不和她们团聚，但事实是我手里的项目出了问题，自己的住所都差点被收回，哪有能力接她们过来？”最后，夫妻间的隔阂已无法填补，离婚成了两人仅剩的共识。 是移民岁月将婚姻推向了终点？还是隐患的种子早已埋下，只是借由移民才破土而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并不是用三个原因就能完全概括的。如何远离婚姻中的情感危机，维系家庭的幸福美满，这是值得每一个海外华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