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移民律师辛湉王(Steven Meurrens)推算去年「快速移民」被退回申请个案高达5687宗，占申请总数的25.6%(约四分一)。他归纳「快速移民」申请被退回的五大原因，包括俗称「良民证」(police certificate)的无犯罪纪录证明未缴齐全；或是未能在两个月限期内取得某些国家的「良民证」时未有作出解释。 　　移民部公布「快速移民」2015年全年统计指出，移民部总共审理22,178宗透过「快速移民」系统邀请后，提出永久居民的申请，其中有14,058个申请获得核准，有2433个申请遭到拒绝。辛湉王由此推算，去年遭到退回申请高达5687个，占所有「快速移民」永久居民申请总数的25.6%，比例高于他预期。 　　退回申请多达5687个 　　辛湉王根据经验及自移民部取得有关「快速移民」被拒的电邮内容，归纳出五大原因，第一项及二项原因均与「良民证」有关。 　　他说，「快速移民」的申请材料清单(checklist)虽然提到「多张良民证」(Multiple Police Certificate)，申请人若未仔细研读申请细节，可能疏忽了具体要求。他说，根据规定，申请人在18岁以后曾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的国家，即需要向该国申请「良民证」。 　　他举例说，如果申请人在20岁时去了美国居住两个月，几年之后回到中国，但在24岁时又去美国4个月，如此该申请人在美国停留时间，加起来超过6个月，那么申请人就必须向美国申请「良民证」。他表示，申请人会误以为只有「连续」居住6个月的国家才需申请良民证，其实是居住时间加起来逾6个月的国家，即需要申请。 　　至于导致申请被退的第二个原因，是申请人不能在移民部要求的60天内，向某些国家取得「良民证」，但申请人也未提出解释或证明。辛湉王说，移民部希望申请人至少能够提供证明「已向这些国家申请良民证」，且是在他们收到移民邀请后即去申请，且已尽力争取，但仍无法取得。 　　至于第三项申请被退原因是申请人未经常查询MyCIC的申请帐号，以致错失缴交期限；第四项是未正确上传申请档案；第五项原因是申请人误信网上论坛其他申请人的经验，以为有些文件可以不交，于是遭到退回申请。 　　辛湉王称，除非百分百确定自己可免缴部分材料，不然，他建议申请人最好按照清全数呈交。

大多伦多华人及东南亚社区法援中心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昨天发表题为「甜酸苦辣：华裔餐馆工人的挣扎」（Sweet & Sour：The Struggle of Chinese Restaurant-Workers）的报告，指从事餐饮业的华裔员工在低工资、长工作时间及缺少安全及健康保障的环境下工作，甚至有黑工赚取3.5元时薪，显示安省在履行保护工人权益的责任方面「彻底失败」。有华裔业界指中餐馆请人难，连最低时薪都没有，根本不会有人应徵。   大多伦多华人及东南亚社区法援中心行政主任吴瑶瑶表示，在过去3年内该中心收到约600宗涉及雇主在工作场所违安省劳工法律的投诉，其中很多人从事餐饮业。该项调查主要面向从事餐馆行业的华裔工人，但回应问卷的184位工人并非全部在中餐馆工作，代表问题并非中餐馆所独有。接受调查问卷的工人来自多伦多、约克区、皮尔区及大多区其他各市镇，主要从事厨房、服务员及一般工种（帮手、洗碗、送餐、收银、接待等），这些工人大都换工率较高，有些在不同餐馆担任不同职位，讲普通话及广府话的大致各占一半。   存在普遍广泛违法现象   调查显示，餐馆业存在「普遍」及「广泛」的违反《劳工法》（Employment Standards Act）及安省《职业健康安全法》（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的现象。   工时方面，受访者声称每周工作40至50小时者占27%，50至60小时者占28%，逾60小时者占4%。合计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的情况，占全体受访者近六成。此外，工人普遍面对没有固定工作时间，或随时改变工作时间的情况。在餐馆生意不忙、不需要人手时，老板可随时让员工回家，当需要人手时，往往临时通知工人2小时内上班。   在如此高劳动强度下，工人的薪酬和福利普遍受到克扣。调查显示，受访者声称拿到安省法定最低工资只有57%，拿到加班费的只有7%，拿到法定节日工资及假日（vacation pay）工资的分别为35%，曾获取遣散费的仅11%。有20%受访者声称曾经在餐馆工作期间或离职后被老板欠薪，其中很大比例是餐馆结业时无法拿回欠薪。此外，有约30%的劳工只收到现金支薪，23%员工收到现金加支票支薪。   老板没按例缴EI及CPP费用   报告指出，通常老板是为了逃避税收，向员工支付现金工资，但引申的是老板没有按法规替员工缴交失业保险费（EI）及CPP养老金供款，日后劳工需申报这些福利时，只能领取其中一小部分。此外，现金工缺少受雇时间、工作时间及薪酬数额的完整和系统纪录，若发生劳资纠纷，劳工无法向劳工厅提供和证明这些信息，来支持追讨欠薪等合法权利。   餐馆工人的健康及安全权益，在职场受到侵害的情况亦屡见不鲜，有人受伤仍被迫工作，且大部分未向安省工伤保险局（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WSIB）报告。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工在职场上明显处于弱势，雇主可能胁迫员工不向WSIB报告，或故意拖延提交报告时间，及宣称当事人并非长期、固定员工，以减少赔偿额。   缺少就业保障亦是华裔餐馆员工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报告声称现时老板可以雇请留学生、新 、旅行者或是没有身分的人士在餐馆工作，有些仅支付每小时3.5元的人工，声称老板往往藉此威胁解雇敢于维护权益的人工，很多劳工表示自己是「可以随时被抛弃的一群」。此外，餐馆工人中很大比例对于本地的法规不了解，加上有语言沟通的困难，令他们容易成为所有劳工群体中几乎最弱势的一群。   业者：最大困难是请不到人   针对华裔餐馆从业员调查，安省华人餐馆协会会长陈勇仪表示，从他对中餐行业现状的了解看，事实上中餐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请不到人，如果连最低时薪都给不到，根本不会有人来应徵，首先在厨房工作，除了洗碗工，技术工种会远高过最低时薪，就是餐厅的侍应，加上小费肯定也会超过最低时薪，否则人们早去做其他的工作，如超市、装修等都非常需要人，且也是对技能要求不高的体力活。 　　    

近日，美国摄影师托马斯·霍尔顿（Thomas Holton）的作品引起关注。他花了13年的时间，近距离接触并用相机记录下史蒂芬（Steven Lam）和雪莉（Shirley Lam）夫妇和三个孩子在美国的生活。这个拥有五口人的中国家庭，蜗居在纽约唐人街一个32平米的公寓里。 2003年，林家三个孩子——Michael、Franklin和Cindy 2004年，林家一家五口聚在一起吃饭 霍尔顿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当时的他已经开始拍摄唐人街，感受中国情怀和生活。2003年，霍尔顿住进了唐人街五层楼的小公寓，认识了蜗居在此的林家人，并用了13年的时间拍摄了长达十三年的生活写真。 2004年，母亲Shirley看着三个孩子在浴池里嬉戏打闹。因为狭窄，霍尔顿为“俄罗斯方块”形容这个家里的家具摆放 13年过去了，霍尔顿的摄影作品集结成书——《律路街的林家人》。当时，最吸引霍尔顿的是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在他们30平米的屋子里，像俄罗斯方块一样摆放紧凑的家具。 2004年，母亲Shirley边看电视边拌猪肉 2005年，父亲Steven和两个儿子 这个项目，本来是霍尔顿在艺术学校的硕士作品，但当他走进林家的蜗居生活时他决定深入下去,霍尔顿的项目也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他更j加注重观察和思考他的拍摄对象。他说：“当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之后，我开始对他们居住的公寓不那么感兴趣，而是更加好奇他们的家庭生活、彼此之间的关系等等。” 2005年，Cindy放学后在家中 “第二章是变化最大的，是动荡的。”2010年，霍尔顿回到这里，他发现林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父母开始争吵，孩子长到了青春期。林太太找到了家庭护理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外面，原本共用的大床也被双层床替代…… 2012年，Cindy和爸爸躺在一起，哥哥正在一旁打游戏 最早，照片聚焦于这家人的生活环境。林先生Steven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林太太Shirley则是一位家庭主妇。之后，他开始接送孩子们上学、一起聚餐、也跟着去拜访了林家的中国亲戚。在霍尔顿的婚礼上，林家的女儿cindy担任他的花童。 霍尔顿与林家人的互动方式也一直在改变，后来他开始“停顿拍摄”。每次间歇可能会长达一年甚至更久，没有霍尔顿的时间里林家人会更自如，他希望这家人的故事会发展得更自然些。 2014年，Shirley在跟Steve、Franklin（右）聊天，Michael（左）正在做作业 作品的最新篇章讲述了林家人暴风雨后的平静：林氏夫妇离婚了。林先生搬到了新泽西，大儿子Michael也开始了大学生活。 2014年夏，Michael已经成为纽约州立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2014年，Cindy放学后在跟唱YouTube中的音乐，Michael则躺在上铺 2014年，Cindy正蜷在妈妈身边，Franklin在玩电脑 霍尔顿说，虽然自己成为了一个“背着摄像头的怪叔叔”，但是唐人街也成了他心中的牵绊，这一种前所未有的连系。“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看客。”与林家的相处，并没有真正让他体会到，离开祖国到异国他乡开展新生活，是一种什么感觉。 霍尔顿目前在纽约曼哈顿的私立高中Trinity School工作，全职教授孩子们摄影知识。霍尔顿认为摄影与生活紧密相关，“生活充满了惊喜，不像电影可以轻易被改写。事实上，生活可以说是一团乱麻，但至少那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美加两国边境以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境着称，加拿大摄影师卢考斯卡(Andreas Rutkauskas)在沿着两国边境线摄影之后发现，除了景色之外，还有其他意义。 　　虽然两国边境并无像美国的川普(Donald Trump)想在墨西哥边境所建的围墻，但是并非意味着不安全。卢考斯卡最近接受电话採访时说，美加边境并非完全没有设防，到处可见科技保护手段，例如无人飞机、闭路电视、热感应摄影机、感应器等都装在路上，监视边境。 　　两国都有巡逻执法人员，他们都会迅速盘问这名在边境走动并拍照的年轻摄影师。 　　卢考斯卡说，多数时候与边境执法人员遭遇是愉快的对话，他发现最好的方法是主动向他们介绍自己在做什么。　　他的摄影项目叫做边境线(Borderline)，在8891公里的美加边境挑选那些比较稀奇的地方拍摄。他从2012年开始，在叁年期间走遍东西两岸。 　　他说过程中的体验非常美妙，他沿着边境线露营，在不同社区遇到不同人。他为这个项目做了大量準备工作，参加有关边境的会议，看电视节目和电影，观察大众文化对边境的理解，研究档案照片，用谷歌街景挑选线路和有趣的拍摄地点。他规划在特定时间到达特定地点，以便有理想光线。 　　他的发现与预计有所不同。他说：「我的目标是展现边境田园风光，但是并非一定如此。多数照片看起来很鬆懈和平静，似乎可以随意走入另一个国家，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每次拍摄前或者拍摄后，卢考斯卡都会遇到美国边境巡逻、皇家骑警或者是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 　　有些官员友善，还移开车让他拍摄，给予他建议下一站拍摄什么。不过他们也清楚说明，哪些不能拍。有时候他到了禁止进入地点也会遭遇激烈的盘问。 　　在偏远的边境地区，通常是有一条宽六公尺的土地作为边境隔离区，通常会用小的方尖碑作为界碑。 　　当卢考卡斯进入这些隔离区时，边境人员在侦测到之后会出现。他说美国边境官员会指责他非法进入美国。他强调负面遭遇很少，而且边境官员们只是在尽自己责任。他每次都会告诉边境官员自己网站，在密西根州被盘问两个小时期间，这个网站非常有用。 　　边境之行让他对加拿大地理有了深入了解，更加欣赏加拿大多元的景色。他最爱的照片是在阿拉斯加和卑诗边境拍摄，只是一片荒野之地。也令他对美加两国共同之处有进一步认识。在为拍摄这个项目而驾驶了2万公里之后，他不排除再做一次的可能。

　　每次回国，总免不了见见闺蜜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们，一听说我回来了，不论工作多忙，家庭多需要她们，总会抽出时间从各地回来看我。可是晴，这个从小带着我采桑椹，骑着28自行车呼啸着穿校而过的假小子，却总没有机会见到。 　　机缘巧合，因为QQ的原因以及微信的普及，我们当年这一年级的同学，终于借着互联网这根线，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珠子，一颗颗串了起来。 　　在重新取得联系后的兴奋与喧闹过去之后，连接整个年级的群又渐渐沉寂下来。大家都成了冷静和审慎的观察者：眼睛在寻找，耳朵在聆听，心灵也在再度叩击从旧友中找寻友谊可以延续下去的契机。 　　年少的时候，我们对朋友的选择有很多原因：可以是仰慕，可能是投缘，又或许是互补，乃至自己也无法言说的种种情怀。如今人到中年，经历了生活的我们，在熟练的寒暄与敷衍之后，想要的，其实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一颗真心，一份共鸣，以及一份不劳解释，你已懂得的心有戚戚焉的惊喜和感动，感恩上苍能让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颗可以相慰的心，无需过多言说;有一种欣喜若狂的遇见，因为有缘与你相遇，并能携手同行，走过一段有绿树和各色花木点缀的道路。 　　生活是不偏不倚的，它会让那些有共同经历的人相互吸引。于我而言，那些吃过些苦的人更让我钦佩。和他/她们交谈，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情。没有经历的人，说山就是山，说水还是水;而那些有阅历的人，却说山不再是山，说水不再是水，然而沉寂过后，山依旧是山，水依旧是水，但内心的起伏却早已穿透了实际的人和事，所谓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和晴的谈话就给我这样的感觉。这个当初调皮的女孩子，如今成了芸芸众生中为了让家庭生活更好而努力过好每分钟的最普通的人。听她讲当初为了能留在上海而每夜工作到凌晨，想象着她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中取得平衡，怎样强悍地把自己撑到极限，又如何无法承受惊涛骇浪而落泪的身影，我有着莫名的感动。 　　晴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她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她提起一位老同学，认为他才是伟大的父亲。在我看来，这世上当得起 “伟大”二字的人并不多，该是爱因斯坦那样改变世界的人，贝多芬那样让心灵激荡的艺术家。晴当然更与伟大相距甚远，可这恰恰是让我感动，引我沉思的地方。 　　这次回汉，正逢校外修地铁和高架桥。路面被挖得一塌糊涂，正逢清明，那些天上的人们，看到地上的家人来寻找他们，忍不住落下了泪水，飘落到地上，就成了一汪汪的积水，忙碌的车辆溅起一片片水花，路上的行人要左躲右闪，才能不被沾染。政府无疑在努力改变拥挤不堪的交通状况，以前那种不作为的态度不复存在。但在我看来，如此多的车辆和人口，仅有两条干道是远远不够的。即算修了高架桥，车流阻在路口，也无法使交通顺畅。地铁固然可以缓解一部分交通，从长远发展的趋势来看，隐患并未从根本上解除，然而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似乎也并无其它良策。 　　被所谓专家诟病的民风也是如此。国门打开之后，走出去的人们的确变得更友善了，但一回到熟悉的地方，被大环境影响，那种焦虑又会慢慢回来，就好像各地的唐人街往往是当地较脏较乱的地方，于是一点也不奇怪被激怒后的声音变得焦躁起来，在嘈杂的环境中，也唯有更加尖锐，因为都想被听见。 　　回想起回来那日，父亲同我谈起凤凰卫视的某位名人提出的观点：认为唯有文艺复兴方能拯救这个逐利的国家，重新唤醒沉睡中的良知。我不置可否，这和早前提出的“中国应经历一次百年殖民”有何区别?! 　　听晴娓娓道来，那些儿时顽皮的男同学们，如今已成了好父亲，好丈夫，为了家人，他们有时几乎要用生命来应酬。各种辛苦，恐怕只有身在其中，才解那身不由己的况味。可是经济好转之后，他们并不打算把家产留给孩子，而是积极参与慈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边远山区的孩子。晴也提到一个公益广告，言无需传下财产，只需引导孩子读书，因为唯有知识才能永远傍身。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就是这样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正在努力为着家庭奔波的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也许我们一生中经历的最多的就是平凡，曾经的情仇悲喜都只是插曲，当你走过之后，再大的苦难都不值一提，再深的爱恋也会波澜不惊。或许这会被某些人视为苟且，因此崇尚外力来诗和远方它们。但我以为，我们是不需要借助什么外力的，因为那些向善向美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而整个国家也在悄然改变着，默默鼓励和陪伴着，虽然还有那么多不如意，但从这些支撑着这个国家的基础的人身上，我看到了阳光，且永远不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