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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个女人，用半辈子的光阴漂洋过海，从中国到荷兰，经德国到新加坡再到德国，最后落户西班牙，跨越销售、翻译、机场管理、饭店老板等行业，做一行就能有所建树，然后又去挑战下一个新的目标和新的行业。这是怎样的一种奇特人生？在西班牙阳光明媚的马约卡海岛上，有一个面积2万多平米的庄园，除了主楼，还有20多个床位、十几间客房的侧楼。院子里有美丽的游泳池，花园里种着各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鲜花、橄榄树和柠檬、橙子、枇杷和梨树等五百多棵果树。一位身材苗条、穿着朴素的女士，轻盈地穿梭在园林和客人之间，偶然冒出来的几句中文，恍惚间会让人认为这是哪个世外桃源。女人名叫何菱，是这个海岛庄园的女主人，但她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饭店老板，而是一个用前半生的时间，跨越几大洲、闯荡了五个国家，在销售、机场管理、翻译和酒店等多个行业都有成功建树的优秀女子。这海岛庄园里美丽的一切，都来自于她50岁生日的一个主意，然后她们全家就从德国搬到了西班牙上，再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改造出来的结果。 1.艰难困苦中，有女初长成何菱1964年出生在东北，成长却是在北京。何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何妈则主管学校毕业班的思想教育工作，协调、解决各种问题。她常年加班，起早贪黑地工作多年，是海淀区模范教师及三八红旗手。繁忙的工作和生活重担让她得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经常痛得满床打滚。所以何菱的童年里很少有父母的呵护和宠爱。何妈为人热情开朗。尽管家里经济紧张，她也仍然经常帮助别人。有亲戚朋友来北京，何妈都会留人在自己家住宿吃饭，帮别人解决困难。受妈妈的影响，何菱兄妹们很小就学会了接人待物，并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四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何妈又加班做家访去了，何菱和姐姐没有饭吃。八岁的姐姐就试着给妹妹煮粥喝。每当锅里一冒泡她们就往锅里加水，一直加到米汤溢出锅外，把火扑灭了。两个小姑娘吓得把被子捂到头上，饿着饿着就睡着了。在这样的记忆里何菱慢慢长大了，长大后她非常独立，性格也很好强。（1966年何菱2岁，全家福）何父和爷爷很有远见，他们认为从小就要给孩子们一个翅膀，让他们学知识、尊重知识，学会外语就能走遍天下，因此何菱兄妹在80年代就各自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外语。 2.闯荡欧洲，独自打拼大三大四的时候，何菱在国旅北京分社做了两年的业余导游，积攒了一些工作经验，也丰富了自己的英语口语。87年何菱到一家荷兰公司做工业复印机的销售与公关。荷兰公司很欣赏她的语言能力和积极努力的工作态度，第二年就派她到荷兰、香港以及德国进修和出差。（1987年第一次出国，在荷兰住处的花园留影）外企的工作让何菱经常出差去上海。她出入住的是星级酒店，大半的工资都花在买漂亮的衣服和化妆品上，日子过得很滋润，活得也没有负担，她无忧无虑，所以尽管她觉得欧洲很美丽，却也并不想出国。 89年，公司老板问何菱，愿不愿意去德国加强德语学习。正值男友去美国继承遗产，与她分手，于是何菱就动身前往德国。何菱的德国朋友老包在汉诺威有套遗产房。可是老包喜欢北京的生活，房子一直空在那里。他说何菱可以在他的房子里住一年，随便住、随便吃，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条件是帮他照顾好房子。就这样何菱在德国算是有了立足之地。何菱还不会德语，也不会开车，德国的天气又冷又潮湿，相比国内舒适自由的生活，她觉得在德国的生活很艰难，可是她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用六个月的时间，她快速地在汉诺威的一个私人学校里学了德语课程，拿到了证书，也有了很好的德语交流能力。（读书期间何菱在汉诺威附近旅游留影）何菱以前就认识一位来自德国汉堡的声乐系教授。德国教授当时应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的邀请，在中央音乐学院和成都音乐学院做一年的客座教授。因为在日本、中国、加拿大以及中东都待过，教授很理解海外生活的孤独和困难，经常资助他的中国和日本的学生，帮助大家解决在德国找房子、成家立业等各种困难和问题。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在德国没有别的熟人，何菱就经常在周末坐火车去不莱梅见教授。教授是不来梅东亚协会的积极成员。该协会经常举办文化活动来促进商业交流，教授会在庆祝会或节假日里登台演唱，何菱则是他的热心听众。因为英文好，她经常协助他们接待一些亚洲贵宾，带贵宾们游览不莱梅，或者陪夫人们购物等。通过完成这些任务，她的德语口语得到很快的提高，也认识了很多人。通过教授的引荐，她又认识了很多热爱亚洲文化的欧洲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她的朋友，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教授其实是商人出身，但因为热爱声乐，一路自学成才拿下汉堡音乐学院的博士学位，最后还当上了教授。何菱从教授身上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他坚强的毅力和成功的典范成为了她的楷模，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还给了她很多的温暖和帮助。教授的儿子也是何菱在国内的一位熟人，这期间他也回到德国，与她相恋并走入婚姻，教授也就成了她的公公。（何菱的公公，德国男中音歌唱家Claus Ocker教授）教授在86岁的时候被查出患有肠癌，他坦荡地说“我不希望接受任何治疗，我希望这样自然的死去。” 他坚持工作，仍然上舞台办音乐会，直到92岁自然断食。他说：“我很感恩能活到现在这个年龄，还有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我很清楚每个家人的名字，而且我什么都很健康！”然后他断然绝食，不再吃饭。何菱陪了他最后七天，每天都去看他。她很难过，公公却告诉她不要伤心，他说“没什么可伤心的！我很享受我的人生，你为什么要伤心呢？”还说自己要笑着面对死亡。最后教授真的顺其自然，坦然地走掉。他自强不息以及坦荡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何菱。 3.转战新加坡 1993和95年，何菱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了。她想让孩子们接触亚洲文化，正好先生找到了去新加坡工作的机会，于是全家就搬到了新加坡。尽管新加坡的工作许可证特别难拿，但因为中文、英语和德语都非常流利，何菱马上就在樟宜机场找到了工作，负责机场的贵宾接待工作，管理着一支33人的团队。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团队，里面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缅甸人和巴基斯坦人。（职场中的何菱，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刚开始何菱没有多元文化的工作经验，不知道每年春天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当地的斋戒节。在这个月里，穆斯林们每天在日出之后到天黑（八点）之前既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因为饥饿，团队里的姑娘们都很虚弱，注意力也很差。正赶上世界名模克劳迪娅希弗访问新加坡，何菱在排班的时候并没把斋戒的因素考虑进去，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失误---希弗被四百多名影迷围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本该在贵宾室里值班的姑娘们，因为饥饿都自行离岗休息去了。这以后何菱就努力学习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在行政管理上也更加充实自己。（新加坡是个多元化的国家，孩子们在等妈妈下班）新加坡有很多华人，他们的幼儿教育不仅早，而且是强迫性的。那里的孩子从三岁起就学很多东西，比如语文和数学。可何菱的孩子都在德国出生，秉持的是德国自由放松的教育方式，即让孩子们尽情地玩，所以孩子们不适应每天坐在板凳上、背着手上课的方式，很不开心。另一方面97年亚洲的金融风暴影响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正赶上女儿快上小学了，所以1999年6月，何菱夫妇就离开了新加坡回到德国不来梅。（孩子们在新加坡不是很开心）其实何菱丈夫的家庭背景不错，个人的学历、外貌、语言等才能都很好，工作也一直顺利，说起来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可回到德国后的生活让他觉得很失落。德国的人工很贵，所以家里就没有了新加坡的保姆和司机，一切都得自己来。他觉得父母不爱自己，所以他非常悲观、消极，经常萎靡不振，看事情很阴暗，既不懂得感恩，不满足现状也不愿意改变，经常抱怨。这与积极向上、爱热闹、阳光爽朗的何菱很不合拍，最后导致了他们13年婚姻的结束。（1999年，何菱与孩子们在离开新加坡前合影留念） 4.协助开办德国中医诊所尽管还在婚姻破碎的痛苦期，何菱却鼓励自己要重新开始，就马不停蹄地四处打听。正好她的一个德国朋友乌茜在考虑办一个中医诊所。乌茜是学汉语的，很了解中国的文化，她在德国考取了自然医生的执照。她说：“你回来得正好，能帮帮我吗？”于是何菱就加入她的队列，从事务性的工作开始做起，正式筹备中医诊所的开张。她全力投入，参与了这段艰辛的开拓性工作，其中包括很多和中国有关的实务性事情，比如和医院交流考察、挑选合适的中国医生到德国来等。 2000年11月，何菱带领不来梅市议会的18位德国议员，代表不来梅红十字会访问中国。他们访问的目的是考察中医在德国的可能性，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落户到德国、尤其是不来梅市。代他们先后考察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肿瘤科、肺科、内科、针灸科等各个科室的日常工作，还考察了不来梅港口与上海港口合作的可能性。这次中国之行的结果是：不来梅红十字会中医诊所正式挂牌成立，德国从此有了第二个正规的中医诊所，是中医走进德国的一个里程碑。（高雅大气的不来梅红十字会中医诊所）在建立诊所的初期，他们精心挑选并邀请国内的老前辈到不来梅，比如上海的林钟香、陈治立、丁一谔，陆垚淼（已故）、张海蒙、倪伟医生，昆明的林一萍、李锦明、徐红、梁晓英、邓一军、马黎医生等。这些医生为不来梅诊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诊所每天门庭若市,成为德国最专业的中医诊所之一。（2009年，在不来梅在市政厅纪念中医诊所成立十周年，右四是何菱）诊所成立以后，他们还到各个地方，比如汉堡和不来梅的周边做了很多讲座，全方面地在德国介绍中医。何菱的工作就是在中医和病人之间做翻译。不仅工作，在生活上她也会照顾医生们，为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创造一些便利条件。业余时间她还经常带他们出去旅游，一起做饭，让医生们在不莱梅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尽可能的快乐。后来他们都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有的还与她成为了挚友。病人们也很尊重何菱。他们感恩又热心，与她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在她50岁生日的时候，还有病人特意从汉堡赶到不来梅给何菱送花。（在不来梅诊所为公众讲解养生保健知识）就这样何菱在诊所工作了17年，与众多的名医一起共事。她从医生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生活终身受益，也形成了尊重自然，顺从自然的观念，并把这些思想都传给了自己的孩子们。在何菱集中精力投入诊所的这些日子里，她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先生当时是不来梅市的议员，在上海豫园中品尝了美味的小笼包，就爱上了中国美食。他们因工作而结缘。他对何菱的两个孩子视为己出，十分疼爱。孩子们有什么需要，甚至都不需要何菱的参与，父子三人直接就解决好了，包括资助孩子们上学、找房子，给孩子买汽车和投资厨房等。2003年小儿子出生了，父子四人照样亲密融洽，并没有因生父不同而造成隔阂。（何菱39岁时在工作中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并生下小儿子） 5. 五十岁华丽转身，西班牙再创辉煌 50岁，何菱在心里酝酿新的目标。不来梅的天气阴冷潮湿让人心情不好，诊所的工作没有了挑战性，成了常规生活;她还想给小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当她考察到西班牙的马约卡岛后，觉得那里不仅风和日丽、阳光明媚，那里的私立学校对儿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2016年，他们卖掉在德国的房子，举家搬到了马约卡岛上，临行前她还在德国短期地学了一些西班牙语。来到海岛上，她买下了西班牙首富闲置多年的庄园，请人和自己一起动手改建，把积留了几十年的垃圾清扫干净，还自己动手重新装修，把整个庄园改造得别致漂亮。（阳光灿烂的马约卡岛上何菱的宅院）她努力去了解那里的地理、地貌和气候，先后举办各种饮食、营养保健和健身的讲座，每逢节日比如中秋节和元宵节也都会搞活动。这些活动增进了她与当地人的联系，几年下来就有了很多朋友。（组织当地人搞活动做室外运动）为了不与当地社会脱节，2017年何菱申请了TUI公司的危机经理的职务，在机场负责所有德国航班在起飞前checkin的这一个小时内的问题。也就是说，登机前的等候期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飞机误点导致的问题、还有顾客的任何问题，不管是业务上的还是时间上的，包括超重、生病、护照丢失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归她管。（在西班牙帕尔马机场上班的何菱，负责机场登机管理工作）尽管何菱的西班牙语水平还只是初级，她以前在新加坡机场的工作经验，以及她出色的德语、英语和中文能力，让她顺利地拿下这个工作职位，并很快在新的岗位上长袖善舞，干得如鱼得水。同时她也结交了很多西班牙朋友及同事。他们在生活上对她很关心，为她在西班牙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小儿子在马岛的私人学校里也很开心，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疫情下，他们尽情享受海岛上清净又自在的生活，没有复杂的人事关系，每天在大自然里呼吸着新鲜空气，惬意地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小儿子和女儿在划船俱乐部） 6.独特的育儿方式，教会孩子自爱、自立、自强何菱的三个孩子来自两个不同的爸爸。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人，却仍然彼此友爱。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何菱感到非常满足。（同母异父的三姐弟亲密无间）延续自己小时候养成的节俭习惯，何菱从孩子们一出生就给他们买二手服装。德国二手店的童装都很干净，并不是破衣服的代名词，不少高薪家庭都会给孩子穿二手服装。何菱会带着孩子们参加德国教堂组织的二手物品交流会。她带着孩子们把自己平时不用的玩具和童装洗干净、熨干平整后再标上标签，然后出售。因为准备得精心，所以每次都卖得精光。孩子们辛苦又快乐，挣来的钱成为他们的奖励，可以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二手玩具。（穿二手服装长大的三姐弟，自立，自爱，自强）何菱很享受跟孩子一起准备二手物件的活动，孩子们也甘心情愿地穿上漂亮的二手服装。后来孩子们长大了，不管到哪里都有极强的环保意识。女儿习惯于书包里总是装着布袋子，从来不用塑料袋。大儿子现在已经做了爸爸，他给宝宝买的也是二手服装。何菱认为，爱别人容易，爱自己却不容易。没有人照顾和爱你的时候，就要自己照顾和爱自己。首先要先爱自己，然后才会爱别人，所以她培养孩子们从小就要自立、自爱和自强。作为母亲，她认为只有自己坚强了，才能带出坚强的孩子，也只有爱自己、也爱生活的人事业才能真正成功。（孩子们在父母的爱中健康成长）她每周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单独和一个孩子相处，比如她想单独带老大的时候，就会把老二托付给保姆。这样孩子们在每周的这一天都很高兴，因为TA 是主角，可以主宰自己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什么事情。女儿每到属于她自己的那一天，总会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和妈妈去买各种手工材料，然后回家做手工，而妈妈一整天都会陪着她。大儿子喜欢户外运动，所以他的这一天多半在公园的游乐场里度过。攀高、爬树一整天，回到家里他很充实。儿子说，“妈妈这一天都贡献给我了，我特别满足。” 小儿子最大的爱好就是乐高玩具。妈妈会带他去汉堡的乐高专卖店，给他买不同的乐高产品，然后陪着他玩乐高，为他做好的模型一个个拍照，再剪辑成小电影。这成了他长大后难以忘记的美好时光。小儿子的国际象棋比赛妈妈每次都会参加。她会往返接送儿子到全国各地，在那儿等候他一天，结束后再带他回家。这也许是因为她自己小时候缺乏父母的陪伴，现在就补偿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吧。（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就这样每个孩子都没有兄弟姐妹的干扰，每人有足够的空间自由发展，所以他们也很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他们三人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群，在需要的时候互相支持。包括上大学、选择专业等重大事情，他们都先互相讨论过了，然后才会和父母商量。因为一家人住在不同的国家，他们还会彼此委托去采购礼物，时不时在父母的生日送给他们一个惊喜。何菱还鼓励孩子们参加体育运动。两个儿子在不同阶段都打篮球和排球，而且都打得不错。小儿子和女儿都参加了划船俱乐部。他们要自己准备比赛用的船，还要擦船、洗船、学会准时起床以参加比赛、以及等候比赛等，这很好地锻炼了他们的自理和组织能力。女儿现在在奔驰赛车公司主办世界级的赛车赛事。她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能独立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能熟练地使用四种外语，她一个人在世界到处旅行，满足地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大儿子则是一个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家庭暖男。他生活在柏林，有自己的小家庭和宝宝，很满足地自己种菜、自己煮饭。他学的就是饮食科技，正好负责全家素食、吃健康食品，这是他的愿望。小儿子今年18岁，已经拿到了德意志银行的奖学金，他干得非常开心，深受到德意志银行总部的重视，可以有选择地去学金融专业，走投资的路。现在他正准备要开始大学生活。回顾自己的前半生，何菱的观点是：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其实说的就是人生要不停地有新目标，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国内不少她这个年龄的人都已退休，但对何菱来说，生活中上还有很多东西等着她去开发、去学习，她要努力跟年轻人打交道，不停地发现生活的美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2021年5月3日星期一，洛杉矶居民孟宪军与儿子Tom和太太Diane一同，在临时栖息的酒店召开Zoom网络发布会，指法庭“非法驱逐”，为自己维权。(Zoom视频截屏) 5月3日星期一中午，名叫孟宪军的洛杉矶居民带着太太和16岁的儿子，在临时居住的酒店召开了近两小时的Zoom网络发布会，为他所指控的法庭“非法驱逐令”(wrongful eviction)进行公开陈情。他将这次会议命名为“第三届华人维权，法庭战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社区民众参加，并通过推特邀请其他各方--洛杉矶警察局、洛杉矶县政府、联邦调查局，还有寻求对他全家下达驱逐令的“敌对方”地主等一同参加。大约有70多人参加了发布会，官方和“敌对方”没有公开出席。 “如果不是密码上出了一点协调上的误会，出席的人肯定超过上百，”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筹划社会签名，呼吁洛杉矶政府，纠正法庭舞弊迫害，让孟家尽快回家。” 警察全副武装驾车驶入移动房园区 4月27日清晨，大约2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着20多辆警车，驶进了洛杉矶东区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Rowland Heights Mobile Estates)，对孟家破门而入。孟宪军说：“他们冲了进来，说是执行法庭的驱逐令。我们三人都没有起床，衣装不整就被赶出了家门。” 不过，一家三口都用各自的手机录下了当时的一幕。孟宪军的小儿子Tom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一边对着脸上遮着口罩、手持武器、从门口逆光而入的警察录像，一边喊道：“别碰我，我16岁，我未成年……”有警察低声说：“我没碰你。” 2021年4月27日清晨，全副武装的警察持枪冲进孟家，根据法庭命令实施强行驱逐。(视频截屏，本人提供) 孟宪军一家是2012年搬入这处活动房屋区的。整个园区有320多户人家，其中75%是华裔。住户们是各自活动房屋的所有人，但是，房屋“停泊”的园区土地是从地主那里租用的。园区由地主统一管理。房主们需按月向园区的地主支付地租和各种费用。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自从搬入园区之后，就致力于为这里“饱受地主及管理人员压迫”的住户维权。这让地主一直以来“怀恨在心”；“地主伙同管理层”利用加州州法中“地主利益代理者游说而制定的恶法”，对他“打击报复”，最终导致了警察的破门而入，以及他一家三口现在的“流离失所”。美国之音记者致电“罗兰岗活动房屋区”办公室，接听电话的男性工作人员称自己名叫乔希(Josh)。他听说美国之音需要确认几天前被驱逐的房主孟先生的一些情况之后，彬彬有礼地表示，需要留下记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会请掌握客户信息的工作人员回电。不过，美国之音此后没有接到任何回音。孟宪军说，他说的那条“恶法”，就是《加州活动房主法》(California Mobilehome Residency Law, MRL)第六条的798.56款(Article 6，Code 798.56)：活动房屋区居民的每月地租付款，如果“逾期三天未交，地主可驱逐房主”。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家里有点什么事儿，很容易就会错过三天时间。这是地主集团立的法，居民完全没有力量影响这条法律。” 活动房园区的管理“统治者” 孟宪军一家搬进“罗兰岗活动房屋区”之后，惊讶于园区管理办公室对房主的“欺压”。孟宪军说，“我发现，园区里的大量华人总体年龄偏大，英语不行，害怕惹事，因此饱受欺凌。当然，为数不太多的其他族裔也同样水深火热。” 他告诉美国之音，感觉管理办公室把住户当成了罪犯，“就像监狱罪犯一样。” “明明是这些房主支付地税来给管理人员发工资，养活他们，他们却反过来觉得自己是统治者，来欺负大家……给你一张通知，就是你必须要做的，如果违抗，后果就是被赶走。你的房屋就留下来变成他们的财产了，”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一位匿名的王阿姨在这个园区已经居住了几十年。她告诉美国之音：“我们这里已经撵走好几家了，房子没收，然后卖了，钱他们就分了。” 孟宪军说，这个园区最奇葩的现象是拖车处罚；园区的车位是两车前后停泊；如果要开前面的车，就得先挪开后面一部，待前面的车开出来以后，再把原来后面的车停入车位。位于洛杉矶东边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一角。(Zillow.com资料照) “这个过程半分钟就能结束，但是，园区居然有拖车公司的车7天24小时转悠。拖车只要一看到居民在搬车，就会火速前来强行把车拖走。这里的住户因此气得要死要活的，可明知园区不对又毫无还手之力，”孟宪军说。园区住户李阿姨告诉美国之音：“一次我先生搬车时，拖车就冲过来了，拖着那辆要停回原处的车就走，我先生英语不好，正好我儿子在家。儿子跑出来大喊，邻居也都出来了。我儿子吼着说，如果你不放下车子，我就打电话找警察了，他们才勉强放下了车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拖车公司的车一直在我们园子里cruise(游弋)。实际上，这样的园区是私人财产，没有地主的允许，拖车公司是不可能进来的。” 居民王阿姨说：“我们都被拖过车，一次就罚款五六百美元。好在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了。” 李阿姨说，当时的管理办公室欺压居民的行为“比比皆是，几乎就是不胜枚举”。孟宪军说，那些人会拿着大棒，把居民的墙壁敲得梆梆作响，命令住户粉刷墙壁，“甚至当有些人根据管理者的要求，花了上千美元刷完之后，管理者一看说，这颜色不好需要重刷，住户也只能忍气吞声再掏腰包重刷一次。” 组织园区住户维权被地主报复用法律撑腰 2013年初，孟宪军在园区成立了“互联会”。他说：“开始，我想找个律师来帮忙。律师说，我不能做这个，会被人赶走。但我看不下去园子里发生的这些事。后来找到政府，政府律师也这么说。在我的理解中，这些都不应该，这是美国，美国不应该这样。” 接下来，孟宪军通过房主们参加的这个“互联会”，逼迫地主改善园区管理。他带领房主们与地主对话，举行游行，向洛杉矶县政府、洛杉矶地区检察官、洛杉矶警察局长办公室，还有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用书面方式进行投诉，控诉地主欺压弱势群体。园区维权做得轰轰烈烈的同时，地主把孟宪军告上了法庭，试图通过法庭把他赶走。他们列举的第一条罪状是，孟家把车子停在园区的景物上，“可是我们园区哪有啥景物啊？” 第二条罪状：孟家把餐桌放在阳台上，“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干过，也是撒谎，”孟宪军说。园区住户王阿姨说：“那时的园区管理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比方说同样在屋外放东西，跟管理办公室关系好的就没事儿，关系不好的就会被打击报复。住户如果送个红包啥的，不能做的事儿也就可以做了。” 地主列出的第三条罪状是孟宪军略微延伸了车位的防雨棚。孟宪军说：“把防雨棚的架子往外延展了一点儿，其实那块地是属于我家的。主要是我们的VAN停不进来，必须把它弄宽了。而且，邻居们也有这么做的，做工还没我好呢，就没有被追究。” 地主找来加州“房屋与社区发展部”(HCD)进行检查。“那位官员说，我做的改造不安全，”孟宪军说。地主的诉讼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开庭，“我们根据法律，提出要求由陪审团来审理，法官拒绝，理由是‘太晚了’。我们看出来，法官明显偏袒地主。我太太当庭提出，法官有偏见，要求替换。根据美国的权利法，人民有权利取消法官资格，而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孟宪军说。当天下午继续开庭，果然换了法官，名叫辛普森，“他要求我的证人作证。我们互联会有20多人到法庭为我助阵。他们胳膊上都戴着同样的标牌，占据了法庭听众席的一大片，好些人轮番上去作证，”孟宪军说。地主作为控方也请来了证人，包括加州“住房与社区发展部”的相关官员，“不过那人神色紧张，前言不搭后语，还哆哆嗦嗦。我们看到，他显然为自己需要撒谎感到不踏实。他说没有收到我们给他寄的信，但是，我们用的是挂号信，有回执的。他马上说，哦，我不经常回办公室，”孟宪军向美国之音描述，“法官当天判下来，让我重做雨棚，而不是裁定把我赶出园区。不仅地主没有得逞，而且法官还对控方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老板(地主)，你们的做法是打击报复，’这句话让我舒畅得无法描述！” 孟家取得胜利，不过是阶段性的。驱逐孟家没成，地主向法官要求孟家支付律师费，遭到法官否决。“地主不服，上诉到同一法院的上诉法庭(Appellate Court)，这里是三个法官判案。上诉庭判下来说，研读法律发现，关于律师费的申诉，的确需要重判，于是，案子再度发回给原来的法官，” 孟宪军说。孟宪军回忆，这时辛普森法官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My hands are tied—我束手无策。根据相关法律，他只能裁定我支付律师费，尽管对方输了。这又是根据地主集团立的法。” 那条法律说，只要是地主赶人的案子，不管地主是输是赢，都要对方出律师费。法官对这条法律很不满意。他在诉讼说明上写了一句话：“(本案)发现针对对被告和其他亚裔住户的报复证据。” 他裁定，孟家支付原告索要律师费的10%，就是3600美元，而不是数万美元。这条法律，以及上文的“迟付三天驱赶法”等，都是孟宪军称的利益集团推动的“恶法”，也是他一直致力于要推翻的法律。经过互联会的抗争，2014年，园区的地主被迫做出了让步，改革了管理，替换了办公室班子，甚至史无前例同意当年不涨地租。这让园区的屋主们欢欣鼓舞。李阿姨说：“换人之后，他们还是合理了，不像以前那么刻薄，我们没有那种压力了。拖车百分百没有了。车在路边停太久，他们会在窗户上放一张纸警告。以前会把像报纸那么大的纸用胶水牢牢贴在你的挡风玻璃上，抠都抠不下来。” 另一名房主赫尔南德斯也告诉美国之音，他身体不太好，想搬离活动房区，但是，“孟给了大家很大的帮助，抗争以后比从前好了。” 对抗洛杉矶县政府，挡住大麻流入孟宪军说，把大麻挡在洛杉矶外面，是他最有成就感的经历。 2016年11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选民通过《成人大麻使用法案》(第64号提案)。该法案规定了大麻的销售税和耕种税，并使21岁及21岁以上成人，出于非医疗目的销售、拥有、种植和消费大麻的行为合法化。孟宪军与太太Diane2017年在会议上发言，反对在洛杉矶推进大麻。（洛杉矶政府反非法大麻网站）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那是2016到2018年，大麻来势汹汹，洛杉矶县要把大麻往洛杉矶各个地区推动，第一场圆桌会议就在我们罗兰岗召开。也许他们觉得，这里是他们赚钱的战略要地，因为华人多，餐馆多，生意好。这是2017年，我担任相当于地区议员的职务，就是罗兰岗协调议会的理事。” 在那场大约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圆桌会议上，主要官员是洛杉矶县推动大麻办公室的主任。“本来意思是让我们帮忙推动，但是我就站起来反了，嘿嘿。他们很惊讶，一些协调会的同事都很惊讶，没想到我突然站起来打出了牌子。” 他打出的两块牌子一块写着“杜绝毒品”，另一块是“保护罗兰岗家乡”。在第一场推进大麻的圆桌会议上，孟宪军突然站起来，打出反对大麻的横幅标语，让举座皆惊。（本人提供）孟宪军说，尽管有他高调反对，洛杉矶县政府当然还是想继续推动下去，“我就找了当地以教会为主的将近20个组织，约定一起出席罗兰岗的一次协调会议。一般来说，协调会议上，我们这个协调委员会是八个人，加上长期关注社区事务的活跃居民50人左右，每次大概几十人开会。这一次，我呼啦一下叫来了280人(我专门请人数了)，而且都是反对的，他们傻眼了。” 孟宪军在台上发言后，要求支持大麻商业化的都站起来，“只有几个人；请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站起来时，哈，近300人都站起来了，一大片。这个声势多厉害！” 此后，孟宪军带领全家出动，加上邻居帮忙，到社区、超市征集签名，获得两三千人的签名支持。这些反对的声音都被呈交给了县政府。发动了三四次抵制行动之后，洛杉矶县感受到了压力。2018年6月19日，洛杉矶县政委员詹尼斯·韩(Janice Hahn)提出动议，阻止大麻在洛杉矶的非城市化社区商业化，而且获得了县政委员会通过，“所以，大麻一直到现在都挡在洛杉矶之外，”孟宪军骄傲地告诉美国之音，“记得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公开发言表示反对的寥寥无几，只有我们四人，就是罗兰岗协调委员会当时的主席和太太，加上我和太太；公开发言支持的则有50人左右。而那些容易受大麻影响、行为能力因毒品减弱的一群残疾人士，也举起手来支持我们。最后，我们这批反对者赢得了关键人物詹尼斯·韩的支持。” 在2017年的洛杉矶大麻推进最后一场听证会上，提出反对的两对夫妇。中间是孟宪军当时还没长大的小儿子Tom。（本人提供）根据洛杉矶县官网的信息，洛杉矶县大约有120-125个非城市化社区，覆盖该县面积65%以上。孟宪军推动的这条阻止大麻的规定，能够管辖洛杉矶地区的所有非城市化社区的毒品流行。推动洛杉矶县活动房“地租控制法” 孟家居住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的地租上涨幅度一直让住户倍感压力。孟宪军说，“我们那几年看不到制约租金上涨的方式。”他认识到，没有相关法律来监管租金上涨。 2016年，这个园区的地主需要重新申请“有条件使用许可证”(CUP, Conditional Use Permit) - 商家每隔几年就需要重新申请这个许可证，获得批准之后才能继续进行特定类别的商业活动。孟宪军对美国之音说：“我大儿子发现一个东西，这个许可证获得通过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活动房的房主不能抱怨地租太高。于是，我们就紧盯着这条。” 当时，批准这个许可证的是洛杉矶县“地区规划部”(Regional Planning Dept)。园区的屋主“互联会”于是组织起来，上百人前往参加批准听证会。洛杉矶县地图，粉色部分为这个县的“非城市化社区”，孟宪军所在的罗兰岗就是非城市化社区之一。(洛杉矶县官网) “我们在那个部门参加了三次听证会，每次都有70到100多人，都是我们这里的屋主。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可以向县政府提出申请，让政府派大巴车来接我们，每次都是洛杉矶县两辆大巴负责接送，我们得以浩浩荡荡地来往于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听证会场。” 孟宪军看到，许可证的批准听证会上，虽然许多老年居民轮流上场哭诉，表达水涨船高的地租让大家度日艰难，但是，“地区规划部”似乎不为所动，仍然打算给地主发放许可证。 “我们找了一个法子，就是向洛杉矶县政委员会提起行政上诉。不过，县里也不客气，要收取上诉费800多美元。我决定坚持到底，没有犹豫就交上了这笔钱。这个许可批准案于是就到了县政委员詹尼斯·韩的手里。最后，也是韩女士站在了我们这边，提出了动议，并获得洛杉矶县委会的通过。这就是‘洛杉矶活动房地租控制法’。这个成就对这里的华人来说应该算是前所未有了，”孟宪军不无骄傲地表示。洛杉矶县政委员詹尼斯·韩(Janice Hahn)。(维基百科资料) 据显示，洛杉矶县至少有86个活动房屋区，每个园区大概有两三百住户，也就是总共至少有两万户左右的家庭，将因此在地租上涨问题上受到法律保护。刚到美国就维权收获了奇迹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是1993年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从那时开始，在美国“维权”的事就找上了他。 “那时，大学毕业没几年，就是想到美国巩固和进一步学习一下英语，”他说，“听说加州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农业交流项目，于是向领导提出要求，请他派我出来学习一下。来了以后，发现交流项目是假的，虽然可以让我们赚点儿美金，但不是真让我们学习，只是把我们放农场做一些没人做的农活。这个项目让有人能够得好处，比方说可以拿到绿卡和赚一笔钱。我于是就提出来，其他干活的人也跟着附议。之前我没说，别人也不想说，觉得能赚点儿钱也就算了。结果发现大家都想学习。组织者于是认为，我对他们的项目构成了威胁，要送我回去。” 孟宪军心想，领导派他出来学习一年，如果几个月就给送回去了，可不是没完成任务么？“我很难，决定不能走，得待着。于是，我联系了移民局，告诉他们，我参加的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真的交流项目。也许移民官是感动了？反正没想到，他当场就告诉我，‘我现在把这个事儿给你立个案子，两年之后再处理，你就待下来等着吧。’我的签证本来为期一年，他这明明是给我开绿灯，让我留下呵！连陪同我的律师也一阵惊讶，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有这样的运气！” 本来没打算留在美国的孟宪军就这么待下来了。不久，他在教会遇到了现在的太太，组成了家庭，成了一个美国人，有了三个孩子。与此同时，维权、纠正社会不公、无偿服务社区等，成了他的事业。孟家这次被警察驱逐出家门，也是孟宪军看到地主驱赶别的屋主，为鸣不平把地主告上了法庭，败诉后他欠下地主数万元律师费。地主因此借用法律之手要对他“除之而后快”。他的太太Diane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由于维权等冲撞权势的行动，他们全家屡屡经历生活的风雨飘摇，不过，她完全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支持先生走上维权之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使命，是上天安排我们要做这些。” 孟宪军的小儿子Tom也对美国之音说：“我不后悔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正是我们的行动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过去的经历让我成长……我要纠正不公正，要改变这个世界。” “罗兰岗活动房屋区”的老住户王阿姨对美国之音说：“老孟这么多年为这里社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地主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让他正好中计把他整走。但是，老孟如果有谁替他说话，一个一个都会走老孟的路。这里的人都很害怕被撵走，尤其老孟走后，都怕走老孟的路。” 不过，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和律师刚刚发现，地主在对他家的驱逐案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导致法官的判决成为“错判”。他们目前正在上诉中，也看到了回家的曙光。重新回家并不是孟宪军和家人追求的精神终点。孟宪军表示，他和家人从来不曾、也不会中断为弱势群体的维权之路；他们正在继续致力于改变利益集团制定的不公平法律法规，推动解决流浪汉的居所困难，防止毒品扩散，对抗碾压弱势群体的强者，等等。孟宪军与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伊斯(Ed Royce)在罗兰岗的社区活动上。(2017年8月1日，本人提供）孟宪军对美国之音说：“到美国后亲身经历过无家可归的困境，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让我对弱者有了同情心。在那之前，我肯定不是坏人，不会伤害别人，但也就仅此而已，并不懂得同情弱者。” 马丁·路德·金说，“我们肩负使命，要为弱者说话，为默默无闻的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