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一千个移民心中就有一千个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后的所见所闻往往能重刷每个移民心中对这个国家的忐忑、期待与好奇。 　　加籍华人文史专栏作家高会民先生就在微博上分享了他的看法，且看他如何吐槽现实中的加拿大生活： 　　1、加航：没有仙女般的小姐 　　我不敢说人们乘飞机是冲着仙女而去的，但我敢说，有一部分乘客在作交通工具选择时，"仙女般的空姐"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 　　不管怎么说吧，蓝天，白云，美女，飞机，已经定格在我们这些乘客的大脑皮层，一直到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之前。 　　当我第一次进出加拿大，也第一次乘坐加航的飞机。在机舱进口处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上了年岁的女士。 　　其中有一位，如在中国的话，应当是退休在家含饴弄孙，或搓麻将，或每天跳舞、打太极拳的了。我们吃惊的发现，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不见了，有的只是慈眉善目的空嫂、空婆。 　　飞行途中，与空嫂、空婆一道送水送食的，还有一位先生，短袖体恤衫上套着一件驼绒背心。这位空大爷的穿法，让我们这群来自大陆的西装客大跌眼镜。 　　我也万万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常常是像这位空大爷一样地奇特打扮。 　　从上海到温哥华飞行时间要10几个小时。长时间呆在座位上，人很难受，我一有机会就离座到处走走，或者在大家入睡时，到空姐工作间旁的座位上，就着微开的窗户暗板漏进的光看书。 　　我的这种举动曾经被收起了笑容的全日空"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也被美联航严肃的空嫂，所严厉制止。只有在加航的航班上，我才有此离座自由。 　　加航的空嫂、空婆、空大爷，不仅不干涉我，还会亲切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有时还会坐下来同我聊上几句。 　　2、消失的西装革履 　　在家乡普及化的西服，在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里，奇怪的是，也居然成了稀有之物，变得扎眼起来。旅游鞋加休闲装，居然是大多数人上下班的通装。 　　如果要看西装革履的人，据说一是上金融街，那里的白领上班着统一西装;二是到旅游点，首次到加国来的祖国同胞，可以满足你的窥视要求。 　　我所在的公司，也只见过大经理一人穿过西装，那也是在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次的对外活动中。 　　我一位很富态的朋友，一行从国内短期来访，除睡觉而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西装革履不离身。 　　当朋友打扮如此庄重地出现在我打工的公司时，还被人误会为是上门来的客户代表。 　　土气啊，加拿大人确实太土。在加拿大生活几年后，我和家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归本来的土了。 　　一回国，就有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悄悄提醒我们可否换换装束，改变改变实在太土了的形象。老婆的妹妹甚至不客气地说她姐姐，穿得还不如大街上的民工。 　　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里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后归国的创业者。我从前的同事们告诉我，他们能一眼就看出其中哪些人是从加拿大回去的! 　　因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跟不上祖国同胞的进步步伐!而我听着他们的指点，只能发烧着脸点头称是。 　　3、乡巴佬之国 　　我祖国的同胞们，用土气来概括加拿大人，是很准确、很有眼光的。 　　人们常说，是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决定人的行为。也许正是加拿大的乡村环境，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呆久了的人，让我们的城市同胞，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那么土不啦叽的。 　　渥太华和北京，是加、中两国各自的首都，但二者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随便拿北京的哪一个区，都会盖过渥太华：不管是繁华程度、城建规模，还是人口数量方面，渥太华在北京面前，最多算得上是专县小城，休想像北京那样车水马龙、热闹得要排轮子才能上街。 　　多伦多和上海，同是加国和中国各自的第一大城市，但这两个第一的差距实在太大。 　　上海人口已将近3000万，但多伦多才300多万，把周边城市算上的"大多伦多"人口也不过500多万，仅与上海的"外来人口"差不多。 　　拿房屋的高度、高层建筑的数量来比，多伦多输得一塌糊涂。 　　只有倒过来，用没有建筑物的空地来比，多伦多才可能是赢家。那些夏天长草长树、冬天盛雪结冰的空地，不正是让人变土的农村景象吗? 　　并且，加拿大人的心态，还在日益乡野化，注定了他们不仅现在土，将来一定会更土。熬到冬去春来的日子，政府设立的堆肥场定时向公众开放。 　　此堆肥，并非我们在中国时所说的农家堆肥。它们是从各家各户收集的厨房垃圾和花园垃圾，经集中处理后变成的肥料。每到开放日，汽车一早就排起了长龙。 　　自觉自愿做农工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将这些免费肥土铲进自备的袋里、桶里，然后拉回家。 　　春夏秋三季，从事花园农活的兼职农民随处可见。即便是公寓楼的住户，没有私家花园，也有充任兼职农民的。 　　他们是通过向政府申请一块免费公地，去享受耕种的欢乐。农贸市场上那些鲜活的产品，有些就是出自这些兼职农民之手。 　　4、一土到底：捆绑城市 　　保持加拿大的乡野景色、争当兼职农民，成为加拿大人把土气进行到底的乡愿。这一土到底的乡愿，也难免不受到工业化、商业化的挤压。 　　多伦多西南侧有一个叫密西沙加的地方，36年前建市时还只有15万人，可现在约有80万人，已是加国第6大城市、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 　　昔日的绿野，被房屋、公路等占领;过往的宁静，被车流、人流和机械的喧嚣替代，可爱的乡村美景，被城市这头怪兽无情地撕碎。 　　怀抱一土到底乡愿的加拿大人，被城市怪兽的快速扩张所震惊。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绿色家园，任由钢筋混凝土侵占。 　　他们汇入了始于欧洲的绿色环保潮流，执意要通过立法，构筑起一个强而有力的绿色地带(Greenbelt)，将城市这头不断膨胀的怪兽捆绑起来，以遏制它的为所欲为。 　　民调显示，安大略省有90%以上的人支持绿带法案，散居于不同社区中，拥有法案废立权的政客，逆民意就可能在下次选举中下台，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的他们，不得不跟从民意。 　　2005年，绿带法案通过，在南安省划出了一块180万英亩的绿带(Greenbelt)。 　　5、傻乎乎不顾国家脸面 　　初到加国时，不管走进哪一家洋人开的书店，里面都有舒适的顾客座位。舍不得付买书钱，坐在那里不掏一个子儿地看书，想来是个不坏的主意。不过如此一来，买书的人数是否会大打折扣呢? 　　也许我的同胞倾向于这种思维，所以同在多伦多，在华人的书店里就找不到顾客座位。这类商业上的傻冒行为，当然不会是孤例。走出商业领域，傻例就更多了。 　　那年G8-G20峰会，相继在安大略省风景如画的小镇亨茨威尔和加国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召开。加拿大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全球峰会，而且是全球少有的同时举办两大峰会。 　　世界富国、大国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就像奥运、世博会对中国一样，那绝对是加拿大很拿脸的事。 　　按说，对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应当为此盛会高唱赞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当脸泛红光、无比自豪。 　　可奇怪的是，媒体不出来为国家面子撑腰，纳税人竟也不买国家面子的账。 　　媒体不仅盯着峰会的内容是否有益世界，还死死地盯着会议的开支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等。 　　会还没开，媒体上就沸沸扬扬地指责新闻中心的人工湖和人工景是多此一举，批评会场区域设立隔离带是扰民。保安费公诸于世后，更是像炸锅一样的抨击声浪铺天盖地于媒体。 　　峰会期间，反贫组织、环保团体，甚至同性恋群体，还组织了规模不小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中曾几度与警方发生冲突，一些人在冲突中被捕。 　　示威组织者和峰会会场所在地的居民，不仅不从国家脸面的大局出发去思考问题，竟然还将警方和峰会组织者的政府告上法庭。 　　不附属于政府，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的法庭，居然也判决其中部分属警方和政府败诉。人不得不放，还得对胜诉人经济赔偿。 　　傻乎乎的加拿大人，有一个纳税人联盟，为了让国民知晓并抨击三级政府的挥霍浪费行为，联盟创设了"泰迪政府浪费奖"(Teddy Government Waste Awards)。 　　2月8日，联盟在国会山煞有介事地举行了第13届颁奖典礼。花逾10亿保安费用的G8/G20峰会，获选为联邦政府最浪费项目。 　　安省政府获泰迪奖，是因为付出5600万元解雇金给一批没有真正失去工作的税务官员。他们不过是将名片上的PST收税官改为HST收税官，就因此人平获得4.5万元。 　　多伦多2010年当时在任的市长苗大伟，获颁浪费上的终身成就奖，则是因多市的营运预算增加了44%(28亿元)，将市府债务增加了10亿元，而每年的物业税增加多于通胀。完全不给代表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面子!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示威比峰会热闹、政府永远挨骂而得不到赞扬、媒体对公权力只会挑剔而不会歌颂的国家，居然不见上访鸣冤叫屈的人。 　　良好的社会治安，居然不需要高墙铁栏和保安大军来维持;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来源地的人们，也居然可以相安无事地和谐相处。 　　6、头脑简单，没大没小 　　土生土长的加国人，对我华夏最闹不懂的事情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我的父老乡亲、列祖列宗，在血缘亲属间的称谓上，是十分精确的。 　　例如，姑妈和姨妈是不能混用的，叔叔、伯父和舅舅也是不容混淆的。但在加国人的官语英语中，姑妈和姨妈只有一个独词：aunt，而Aunt竟有姑妈、伯母、姨妈、舅妈、婶母、阿姨6个汉语中的不同含义。 　　叔叔和舅舅，也只有一个共用独词uncle，而一个uncle也竟有叔叔、伯父、舅舅、姑父、姨父、大爷6种在汉语中不容混淆的含义。 　　名声在外的加拿大人，压根儿不动这个脑筋，一切从简，对所有人都一律呼名道姓，管他是总督、总理、经理，还是教师、工人、学生。 　　叫不出名字，就叫先生或女士。叫的人自然，被叫的人也很受活，没有尴尬、难受，也没有畏惧、担忧。 　　同学的邻居夏某，也与我这位同学有同感，他说一次他不在家，朋友挂来电话。 　　恰巧电话被儿子接 住。对方问："老夏在吗?"回答是："他不在。他老婆在，你要跟他老婆讲话吗?" 　　后来朋友向老夏通风，说他不在时，家里住进了小白脸。待其回家一查证，方知是其儿子。还有一次，儿子与他妈妈争执不休。 　　老夏为了保持公正，拒不介入战争的任何一方。于是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坐在书房里看书。突然儿子冲进来，气呼呼地嚷道："眼镜儿、眼镜儿，你要不要管管你的老婆啊?!" 　　加拿大人这一废头衔、去尊卑的偷懒之举，明显地模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界限，混淆了上与下、贵与贱，完全不符合孔老夫子为我们规划的等级有序的和谐社会要求。 　　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政客天天挨骂的国家里，居然没有犯上作乱之忧。 　　加拿大青少年没大没小的言辞，并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信口雌黄。 　　在人际交往中，加拿大人的古怪表现，并不局限于青少年，让我等来自礼仪之邦的华夏人，长时间感到不可思议。 　　7、不懂"人情事故" 　　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的国内乡亲早已与时俱进，待客通常选在高档餐厅、豪华包间。 　　送礼则按古往今来的惯例，一看求人所办事的重要程度，二看所求之人身份、地位、权势的高低和大小，确定所送之礼。 　　适应这不同层级的不同需要，我的老乡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礼品从含金的月饼、现金支票、名人字画、古玩古董到姿色美女，可谓五花八门。 　　送礼方式也从封红包、赠购物卡、麻将桌上的明输暗送，到使成为股东、业主，以及境外账户注资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而加拿大人聚会和送礼的方式，居然几十年不变，依然是AA制为主旋律、一瓶酒畅行无阻。 　　重大节日，例如圣诞节，不少公司也有礼尚往来的活动，但职工之间交换礼物没有下限，却有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上限，全视礼物交换人群的收入状况来定。 　　招待则不是下对上，而是上对下、资方对劳方的行为。 　　至于与公职人员、政府官员、政客议员打交道，如果想把他们拉下台、送进监狱，你可以尽管送礼，不过，可能他们还没倒霉，你自己却已被抓了起来。 　　初来乍到的同胞，急于拿到驾照，在考牌过程中做出符合原国情的举动，是不难想象的。 　　从这里报纸上，我至少读到过三则这样的消息：我参加路试的同胞，掏出100元或200元现金"感谢"考官。 　　不领情的考官掏出手机报警，让同胞被以行贿罪嫌带走。其中一位同胞就说：我只是按国内的习惯，想对辛苦的考官表示一点感谢而已，完全不知道这是犯法(大意)。 　　8、五颜六色也和谐 　　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加拿大有263个族裔!一个仅有3400万人口的国家，族别数竟然有我13亿人口大国的4倍多。 　　这意味着，世界上有多少个，这里就有多少个族裔群;地球人有多少种肤色，加拿大居民就有多少种色彩! 　　加拿大就很奇怪了。它最初是由四个省签协议立国的，后来陆续有其他省加入，才形成现在99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 　　国民皮肤的色彩，也是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年年增加，而逐渐丰富的。自从《自由和人权宪章》在1982年通过以后，多元文化就成了这个国家受法律保障的特色。

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法官日前裁定，兰里市（Langley）一对夫妇在协助一对中国夫妇办理移民申请期间，犯有民事欺诈罪，并判兰里夫妇赔偿逾11万元。 法庭聆讯中，来自中国的夫妇赵某（Bi He Zhao，丈夫）和杜某（Rui Du，妻子）称，兰里夫妇董某（Yubin Dong，妻子）和季某（Bing Ji，丈夫）提议帮助他们移民到加拿大，整个过程收取了近20万元，其中只有8.2万元是与移民事务相关的合法费用。 被告与原告是旧同学 赵某和董某原本是北京一所学校法律专业的同班同学。赵某在国内已是成功执业的律师。 在为期两周的法庭聆讯中，赵某作证说，2008年末董某与他联络，这次联络最后让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董某帮助赵某一家移民来加拿大。 赵某作证说，董某称会联络一家移民顾问公司的朋友，她本人不会向他收任何费用，而是通过该公司拿拥金。 董某自称是女商人，有多年移民服务从业资历。实际上董某既不是加拿大注册移民顾问，也不是律师。 董某是温哥华移民顾问公司加成移民（Can Achieve Consultants）的业务代表。在移民申请过程中，原告赵某向被告董某支付了193,897元。 卑诗最高法庭法官Martha Devlin周二（19日）公布裁决，认定这笔款项中只有82,000元是董某支付给加成移民的服务费用。剩余的111,897元去向不明。 法官说：“董某故意向原告骗取了过多费用，她知道这种行为不可接受。” 法官认定有足够证据证明董某的行为构成民事欺诈。 被告证词不可信 法官得出结论前，听取了原告和被告双方截然相反的证词，并认定被告的证词不可信。 法官称，董某为赵某夫妇的儿子申请学习许可（study permit）索要了32,000元，并伪造一份假文件来解释其中多收的17,000元。 当赵某夫妇要求董某解释明显多收的款项时，董某报了警，称赵某的妻子和儿子用石头砸她家的门恐吓她。 董某称，她报警是因为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以及赵某有犯罪记录，而且没有在移民申请文件中透露。法官并不接受董某的说法。 法官说：“赵某解释了他在中国的犯罪涉及他在部队时的一次枪击意外。法官接受赵某的证词，他的纪录已被删除。” 法官认为，董某故意编造理由报警，给原告制造麻烦，以摆脱原告向她追讨多收的费用。 法官也认为董某的丈夫季某的证词不可信。季某称他在原告夫妇抵加后提供协助，基本上是重复董某的说法。 法官Devlin说：“虽然原告夫妇过于信任董某，把钱交给她显得很幼稚，但这不影响我认为他们的证词可信。” 加成移民有3名证人出庭为被告辩护，但是法官认为他们的证词对被告没有帮助。 法官说：“加成移民的代表并不能对他们与董某这类移民代理人的合约关系作出一致的解释，因而我不认为他们的证词诚实可靠。”

小时候，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事迹一直在激励小编——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出国之后，小编也是这样做的。每当有外国人或外国媒体发出不实的指责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言论时，小编也一定会和他们据理力争。 小编自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并没有因为身在加拿大就有所改变。相信身在海外的广大留学生或者移民朋友也是如此。 知行合一，广大海外留学生和移民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在南海仲裁结果出来之前，包括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等40多个华人社团就发表联合声明，集体声援和支持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立场。 除此之外，每当中国发生灾难时，海外华人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 但是，万万没想到，现在却有人声称海外留学生和华人都是卖国贼!对于这样的言论，小编和广大留学生和移民的态度就像中国政府对待南海仲裁一样：不承认，不接受，并且坚决抵制。 当你怀揣着改变自己和改变国家的梦想出国留学或者移民时，你可能听到过这样的言论： “中国有什么不好的吗?你出国的目的是什么?” “你出国就是不想回来了，你这么不爱国?” “连国籍都不要了，你还敢说自己爱国?” “子不嫌母丑，移民就是不爱国!!” “出国留学就是给外国送钱!” …… 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样的言论几乎充斥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 小编很疑惑，什么时候留学和移民成了不爱国的代名词了?我们虽然人离开了中国，但是我们的根依旧在中国，而且在中国遇到麻烦时，我们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前一段时间，一个留学生在国外遭遇意外，微博上的部分评论让人非常心寒，充斥着对于这位留学生的无端中伤。 在一些“小粉红”的眼里，留学生和移民有三宗罪： 1、出国罪 出国就是不爱国，无论你做了什么。 2、给外国人送钱 出国就是给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送钱，而且这些国家在以前还侵略过中国。 3、有钱罪 由于出国留学或者移民需要一大笔钱，所以留学生和移民就会被指责家里有钱，而且会追问你们家里的钱是哪来的?奸商还是贪官? 其实仔细一想，这些罪状完全就站不住脚，根本经不起推敲。 出国就有罪，那每年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也是有罪了?肯定不能这样说了。 给外国人送钱也是无稽之谈。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留学生和移民虽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同样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少好处。如果没有留学生和移民，那么中国的那些移民公司和培训机构就要关门大吉了。 有钱从来不是罪。只要对方的钱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的，那么就该受到保障和尊重。 我们都知道，身在异国生活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即便你衣食无忧。所以留学生和移民在思乡之情的作用下，留学生和新移民其实更加爱国。对于无法在异国找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个体，“祖国”就被寄予了极高的价值诉求。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才算爱国? 小编对于爱国可能给不出非常精确的定义，但是小编知道： 在南海仲裁之后，拉着横幅去KFC、麦当劳呼吁国人不要吃快餐的人不是爱国; 在钓鱼岛事件后，到大街上砸同胞日本车、索尼相机的行为不是爱国; 一到遇到中国与外国冲突时，就号召大家抵制外货的人不算爱国……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经离不开外国的产品了。那些在互联网上叫嚣着抵制外货的键盘侠们，是不是要先把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给砸了呢?毕竟你的电脑用的是英特尔的芯片，你的手机用的是高通或者三星的处理器、索尼的摄像头、夏普或者LG的屏幕…… 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盲目的抵制。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学成之后用自己的知识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在移民海外后，通过他们的言行改变着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此外，在中国遭遇灾害的时候，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留学生和移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爱着自己的国家，而这些不是那些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可以理解的。

　　华裔男子匡春杰(CHUN JIE KUANG，音译)疑通过结婚移民加拿大，在来到加拿大两个月后就离婚，离婚后跑到一个地下大麻种植场当厨子，被警方逮捕之后遭法官从轻发落判处两年的缓刑，移民部认为缓刑也是刑，要求遣返。匡春杰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7月8日，最高法院法官Michael L. Phelan驳回匡春杰的起诉，他被遣返回中国。 　　离婚理由很奇葩 　　据法院判决书内容显示，匡春杰以夫妻团聚的理由在2011年底移民到加拿大，但在抵达温哥华两个月后便与妻子离婚，原因是“他的脚趾受伤，而伤疤很丑陋，引起妻子的反感”。夫妻俩于2012年2月离婚。 　　在大麻种植场打工被捕 　　匡春杰离婚后应聘到一个农场当厨子。后来他发现这个农场其实是一个地下大麻种植场，尽管如此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继续在此工作，直到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扫毒行动中逮捕。 　　因为匡春杰不是主犯，审理此案的法官对他从轻发落，仅判处2年少1天的缓刑，如果判处严厉最高刑罚是7年监禁。 　　加拿大移民部认为，“缓刑”(Conditional Sentence)仍然是“监禁”(Imprisonment)的一种，而根据移民法，被监禁过的永久居民都需遣返。匡春杰不服上诉，上诉失败后提出要以人道主义为理由驳回遣返令，结果再次失败，匡春杰抓住上诉庭说他假结婚一词，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法官Michael L. Phelan认为上诉庭说他假结婚不妥，不应该仅凭怀疑就认定假结婚，但他犯法与是否假结婚无关，最后驳回匡春杰的起诉，匡春杰被遣返回中国。 　　女留学生先假结婚移民最后真结婚也被遣返 　　据多伦多太阳报消息，来自中国大陆的李秀兰(Xiulan Li，音译)，以假结婚方式申请到永久居民身分被查获并被剥夺了移民身分。李秀兰向移民上诉庭申诉被拒，案件提交到联邦法院，法官判定上诉人的人道和同情理由不足，判决将上诉驳回。 　　法庭文件显示，现年31岁的李秀兰于2005年3月以学生身分从中国来到加拿大，修读英语和服装设计。2006年3月12日，李秀兰与加拿大公民Adam Ryan结婚，而这个婚姻是李秀兰花费3万元找了两名熟识的朋友安排的。事情进展顺利，Adam Ryan收取了一笔费用之后，办理了与李秀兰的结婚手续，并作为担保人帮助李秀兰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加拿大移民部于2007年3月28日批准了李秀兰的永久居民身分。 　　实际上，李秀兰和莱恩从未在一起居住过，2009年10月，在前述那两个办理结婚事宜的人的帮助下，李秀兰和Adam Ryan两人离了婚。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2010年12月在调查几宗“假结婚”案时，发现了李秀兰是通过花钱“买”来的假婚姻，因此要被驱逐出境。 　　李秀兰要求移民局允许她以人道和同情理由进行申诉。李秀兰声称，如果她被遣返回中国，会立即面临困境，因为她已经离开中国9年，而且她是家中独女，她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又居住在韩国，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亲人可以投靠。但移民局认定李秀兰多次、故意地假报情况，情节非常严重，损害了加拿大的移民制度，故驳回她的上诉。 　　李秀兰目前已经真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孩子，但她最终还是被遣返了。

　　与本土加拿大人相比，大多伦多地区的老年移民享受政府资助的家庭护理较少，依赖亲友邻居较多。尤其是在中国出生的老年移民与本土加拿大人的差别最大。究其原因，有语言障碍，文化习俗以及对政府服务系统不够熟悉。这是多伦多韦尔斯利研究所本周公布的一份报告的结果。 　　报告显示，在2007年到2014年期间，大多伦多地区65岁以上的本土加拿大人当中有8.8%享受了政府拨款资助的家庭护理服务，而中国出生的65岁以上老年移民仅有2.8%享受到这类服务。 　　这是因为华裔老年人身体比别人好吗？非也。在同一时间段内，求助亲友和邻居照顾的大多华裔老年人的比例是9.3%，而本土加拿大人的比例仅为5.4%。在报告统计到的意大利、英国、印度和牙买加这四个其他移民出生地当中，仅有以家庭观念重闻名的意大利老人求助亲友邻居比中国老人多，达到11.9%。但是他们享受政府资助的家庭护理也不含糊：10.5%，超过本土加拿大人和其他族裔移民。  　　这份报告涵盖的地区仅是大多伦多。但是以该地区的移民数量和族裔多元化程度，报告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可以反映出加拿大其他地区的情况。 　　英语能力和居住时间 　　如果英语不好，自然不容易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但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障碍。研究显示，母语为英语的老年人享受政府资助的家庭护理的比例为8%，母语非英语的老年人为7.1%。二者相差还不到一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用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来看，在加拿大居住十年以下的老年人享受政府服务的比例为4.1%，而居住31年以上的老人则达到7.8%，仅比本土加拿大老人的比例少1%。   　　在那些需要家庭护理服务但未能获得的老年人中，居住时间也造成了一定差别。在加拿大居住时间为11年到20年的老人有8.6%认为自己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居住时间超过31年的人有6.3%。本土加拿大人为4.1%。 　　这说明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也非常重要。家庭护理服务多半通过社区组织和市政府、区政府属下的机构提供。本台采访过的一位华人移民曾说，加拿大各级政府对公民的服务实际上相当多而全面，但是它们不会自动送上门来。因此她对新移民的第一个建议是，你要自己去敲那些关着的门。 　　新移民要主动寻找帮助，才会获得帮助。对需要护理服务的老年移民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然年龄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不论出生在何处，年龄越大，对家庭护理服务的需求就越大。 　　不同年龄段的大多地区老年人接受政府资助的家庭护理的比例（不分族裔和出生地）： 　　65岁-74岁：3.8% 　　75岁-84岁：9.5% 　　85岁及85岁以上：26.1% 　　韦尔斯利研究所专注于公众健康领域的研究，是一家非营利研究机构。这份报告由 Seong-gee Um 和 Naomi Lightman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