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十年前，我选择来到澳洲谋生，这是个陌生的国家，也是个让我一度向往的国家，现在，我不禁开始回想，我这十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呢？ 澳洲生活开始得很艰难，刚到异国不能听说澳洲腔英文，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却敢把一家大小不远万里搬来;背负巨额移民费债，从本地人不屑的工作做起，即使当回工程师坐进高级写字楼，还是觉得永远融不入主流社会。 在当地读了几年书，你可以找到高级白领的工作,工作上没问题，同事一对一谈话也没障碍，可旁边同事兴高采烈的聊天，就云里雾里莫名其妙了。我学不来他们的很多，比如疯狂的看橄榄球比赛比命重要，比如每个周末仅喝一杯葡萄酒(不用酒菜配的）就能泡到半夜，比如会提早一年订飞机票和酒店去渡假……。 可我还是渐渐喜欢上了澳洲，为什么不作“海龟” ？我每次问自己，跟当初问“为什么要移民” 一样，总是没有答案。 今天看到中澳生活对比的几组数字，突然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喜欢澳洲，这里有人人平等的终生保障, 我喜欢澳洲平和的生活。这里，你开一辆全新宝马车没什么好耀武扬威的，你请我去打高尔夫球我还嫌累，最惨的穷光蛋患上癌症，他也一定是永远免费治疗到死在医院里。 据非专家数字，澳洲工人最低收入每周约400澳币，即平均每天80澳币;中国工人最低收入每月约800人民币，即平均每天27元人民币。无须管一澳币约合六元多人民币。 看看同样是最低收入的工人在当地的消费能力对比： 买一双耐克球鞋，澳洲120澳币，需工作1天半;中国￥230，需工作8天半。看一场容祖儿演唱会，澳洲160澳币，需工作2天;中国￥380，需工作14天。 买一台1．5匹的松下空调，澳洲1080澳币，需工作13天半;中国￥3000，需工作111天。 买一套普通办公套装，澳洲120澳币，工人需工作1天半;中国￥400，工人需工作12天。请1 2人一桌吃龙虾大餐，澳洲280澳币，需工作3天半;中国￥1500，需工作55天半。 买一台东芝手提电脑，澳洲2800澳币，需工作35天;中国￥22000，需工作815天。买一台2 9寸索尼全平彩电，澳洲699澳币，需工作9天;中国￥6000，需工作222天。 一年期环球世界机票费，澳洲2298澳币，需工作29天;中国￥20000，需工作741天。买一艘小游艇，澳洲18000澳币，需工作225天;中国￥230000，需工作8518天半。买一辆新丰田佳美小车，澳洲25000澳币，需工作312天半;中国￥450000，需工作16667天。 一年健身房会费，澳洲360澳币，需工作4天半;中国￥7000，需工作259天。一年高尔夫球会费，澳洲1800澳币，需工作22天半;中国￥175000，需工作6481天半。 去医院生一个婴儿，澳洲$0，政府额外奖励6000澳币;中国￥2000，需工作74天生病看医生住院作手术，澳洲$0，需工作0天;中国￥100甚至几十万，需工作多少天。 数字很枯燥,但说明问题: 普通人在澳大利亚生活比在中国生活容易, 况且澳 洲人年均收入为41000澳币,是最低收入的两倍。 中国经济正在迅猛发展, 但法规却跟不上, 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据报道13亿人口的中国已有了五千万的千万富豪, 千万富豪们在国内不可一世,有些现在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嘲讽起“海外的朋友”来。可对比的 12.5亿普通人生活得如何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贫富悬殊急剧拉大, 笑贫不笑娼,甚至富人迅速地一步步挤压穷人的生存空间, 让穷人吃不起, 看不起, 玩不起, 买不起! 中国社会对12.5亿普通人公平吗? 冒险家的乐园, 反过来不就是老实人的地狱? 有千万富豪本来是好事, 可中国的千万富豪有哪一个敢公开他的致富历程哪一个千万富豪可以公开传授他的成功经验(真心盼望会有)? 这是不是有掠夺12.5亿普通人来造富五千万的嫌疑? 澳洲也有亿万富翁, 但最低收入的工人在当地也有足够的生存消费能力, 不致于望 富哀叹。澳洲的中国移民,前五年通常艰苦, 需要还移民债, 重返大学进修学习适应澳洲腔英文了解澳洲社会, 多从事工厂等体力劳动, 拿最低的工人收入。后五年基本适应澳洲, 当小老板的, 当高级白领的, 当会计师律师医生的, 多数已车子房子孩子齐全,拿澳洲的中等收入。进入移民十年, 许多人开始自创公司, 发展房地产等投资 ,向澳洲的中高收入甚至富人排行塝进军。 “海外的朋友”没有什么值得嘲讽之处, 我们的一切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 我做得到, 每一个“海外的朋友”都学得到做得到! 和那些千万富豪的区别是: 我们不 怕侵占国有资产罪, 不怕非法集资罪, 不怕贪污受贿罪, 不怕伪造票证罪, 不怕非法倒卖票证罪, 不怕组织黑社会罪……，不怕警察敲门。 我享受澳洲平和的生活, 这里上班不用对上司逢迎拍马, 这里工作不用和同事勾心斗角, 这里办事不用托关系找人情, 这里下了班就是私人空间没可能陪客喝酒喝出胃穿孔, 这里开车不用怕警察(除非你超速), 这里工作以外你和澳洲总理一样大都是普通公民, 这里假日你可以享受太多的免费(如你愿意出门的话) — 海滩.公园.烧烤炉.表演,还有这里上街没人管你的衣服是不是名牌, 你可以看到穿三点式的和穿裘皮大衣的同时站着, 你也可以看到穿人字拖鞋的和穿皮鞋的同时走着, 没人见怪。 我虽然不能做千万富豪，却心安理得，十分惬意。澳洲没有社会弃儿, 街上的乞丐不是闲得无聊就是吸毒酒鬼, 单身母亲带一小孩在家无须找工作, 澳洲政府每周会准时自动汇她帐户五百多澳币, 竟然比澳洲工人每周最低收入还多!也许带大一个小孩的工作在澳洲政府眼里比最低收入的工人要贡献大。 如果你愤世嫉俗, 向往陶渊明式的田园美景, 这里有太多的农场供你租买，我一朋友全家租一农场种无土西红柿，遍地果树，各种家畜，收入还很可观; 如果你自命清高, 向往姜子牙式的渔翁生活, 这里有太多的海滨供你垂钓，澳洲的水产也是世界一流的。 十年，我生活在这种地方，到现在，这里的一切，我不能说是全部都接受，但我也都习惯了。澳洲的生活有苦有甜，总结起来，还是比以前强。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不再迷茫，不枉此生。

家中拮据，却坚持卖掉房子给儿子买钢琴；几年不添置新衣，也要给他交钢琴课学费；近十年不能回国探望老母，不能和丈夫团聚，也要陪他把茱莉亚音乐学院念下去……“孙嘉言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孙嘉言办过自己的独奏会、孙嘉言现在去欧洲演奏……”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刘丽娟对儿子的自豪，陪读十年是什么滋味？青年钢琴家的母亲刘丽娟把往事娓娓道来。 刘丽娟和儿子孙嘉言合影。 初来美国 身居黑人区 2006年我和儿子刚来美国，住在新泽西泽西市(Jersey City)的黑人区，发生了一件事，到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那是个冬天的下午，屋里很安静，孙嘉言在里屋练琴，我自己在洗手间洗衣服，阳光也特别好。手上洗着衣服，耳朵里听着琴声，我的心也特别沉静。可是这宁静突然被打破，前门“咚咚咚”地被砸响。而且不是正常人敲门的声音，是特别大动静砸门、揣门的声音。 琴声也在此刻嘎然而止。我赶紧叫孙嘉言，你别开门！去窗户那看看怎么回事。孙嘉言趴在窗子那告诉我，5、6个魁梧高大黑人围守在门口，咚咚用脚踹门。我吓得一下子心脏病要发作的感觉，赶紧躺在地板上就不敢动了。 我们母子两人那时候英文都不好，谁也不敢开门，也不会打电话叫警察。就任他们在外面踢门，围守了一个半小时。门口那些人后来自己打电话叫了警察，孙嘉言听到敲门声变小，走过去看到是警察，才敢开门。 两名警察当时走进来，在两个屋子巡视了一圈。哎，他们觉得奇怪也是正常。我们那时候什么家具都没有。一间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就一个床垫直接放在地上，是孙嘉言睡的。床垫送来时外面裹的塑料布，我也不扔，铺在地板上，再垫一床被子就当床了，晚上冷就裹着棉大衣睡。另一间屋子也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架钢琴。 看着这个家徒四壁却有一架钢琴的屋子，警察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嘉言老老实实地说，他在茱莉亚读书，妈妈在这陪读。一下明白过来的警察停顿了一会儿，跟他说练琴不要超过晚上10点，就离开了。出了门的警察反过来把“报警人”教育了一顿，说他们弹琴不违法，不许他们再来骚扰。 恍然大悟 原来那是自由女神 你说泽西市有房子不错？现在我们才知道是有好区有坏区的，靠着纽约这边，望得见自由女神像的才好。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出了门除了黑人看不到其他种族的人。 孙嘉言那时候白天去上课，我有一次自己走路出来，翻过一个山头，哇，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有高楼有小区，整洁美观。晚上儿子回来我跟他说，妈妈今天好像看见自由女神了，他还不信。后来查看了地图才疑疑惑惑地说可能真的是。 那时候孙嘉言每天上语言学校，下午2点一刻放学，我在家做好晚饭去接他。我们俩一起做Path去曼哈顿的茱莉亚练琴。一直练到半夜，赶着最晚一班午夜12点的车回家。这样一直持续到他爸爸在中国借钱，在这边买了钢琴，才可以在家练琴。 十年离别 心怀感恩 我特别感谢生命中每个阶段帮助过孙嘉言的贵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孙嘉言不会拿到今天的成绩。从当年在烟台教琴的老师、到后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再到茱莉亚学院的钢琴系主任，还有路上资助我们的善心人。 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慈善家资助我们的生活费和学费。后来等孙嘉言的预科念完，我自己也学了点英文。我们搬到曼哈顿茱莉亚音乐学院附近住后，我就开始自己出去打工。做指甲、看孩子、做清洁，这些事我都做过。 做指甲工的时候，指甲店在肯尼迪机场附近，我每天早上7点半就要出门，晚上9点半才能到家。周末还要到法拉盛上8、9个小时的语言课程。儿子练琴每天晚上练到12点，那时候我再给他做点饭。 不累，这都算不了什么，就是曼哈顿的房子都小。我们和别人分租房子，我们那个屋子放了床和一个小柜子，就只能一次进去一个人。哈哈，孙嘉言在里面，我就进不去，非得出来一个才能转开身。 最盼探望老母 我最挂念的就是家中的老母亲了，出来快10年了，很想在他们身边能照顾他们。对，和丈夫也分开快10年了，都没见过面，但是这份感情和对父母的挂念不同。你知道他好好的，但父母年岁都大了，身边没个照顾的人啊。 说到父母，公公去年去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他本来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因为摔断腿，前后没有一个星期就走了。哎，心里难过，你看我这都掉眼泪了，别见笑。 本来计划了好久，说好了今年6月15日要回国。老母亲老拉肚子，肾衰竭、心梗，各种毛病跟着来，我怎么能不挂念。但是自己心脏也不好，这边的医生嘱咐不能长途跋涉，怕会出危险，所以也没走成。哎，希望明年能成行，年年计划，年年苦想啊。 刘丽娟 孙嘉言   一家三口在中国合影。 后记 记者和这位来自烟台的母亲整整聊了一下午，从儿子6岁开始学钢琴，每一点每一滴，她都记得非常清楚。 很多人并不理解她的选择，离开丈夫、亲人十年，独自在美国陪公子读书，认为这并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这位开朗的母亲没说什么，她只是说，孙嘉言小的时候，她在废品收购站工作，身边完全没有学习高雅音乐的人，儿子也因此吃了很多苦。一路而来，只是希望在看到儿子兴趣所在时，全力支持，希望他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刘丽娟和儿子孙嘉言合影。

  图片来源: AFP/Fred Dufour 　　在加拿大的2015年大选中，一个让诸多观察家大跌眼镜的问题是穆斯林妇女头巾/面纱 （Niqab）所带来的冲击。 　　经济、医疗、教育、反恐… 似乎都是更有份量的问题，比如加拿大目前摇摇欲坠的经济就很令人担心，然而，这次大选，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争议夺走了很多注意力，民众们对“头巾”问题就是揪着不放，在9月24日的各党魁第一轮法语辩论中，这是火药味最浓的一个话题。 　　许多分析家摇头不解，为什么这个只涉及几名穆斯林妇女的事宜会引出如此大的“情绪”？ 　　两人拒绝为宣誓除头巾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 Gaétan Pouliot报道说，实际上，自从2011年以来，只有两名妇女因不愿解头巾而放弃了公民入籍宣誓。 　　公民移民部的发言人Sonia Lesage在给加拿大广播公司发来的邮件中证实，据我们所知，只有两个人，由于去面纱的要求而放弃了参加公民宣誓。 　　报道说，在过去4年中，总共有68万6195人被授予加拿大公民身份，这两例相当于只占其中的0.000003%。 　　穆斯林妇女挑战保守党政府 　　2011年，保守党政府宣布禁止人们在获得公民身份的宣誓入籍仪式上蒙头遮面，这个规定只是要求入籍者在仪式那一小会儿去掉穆斯林头巾/面纱，之前和之后没人管你。 　　祖内拉・伊斯哈格 （Zunera Ishaq）来自巴基斯坦，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她对保守党政府的面纱禁令提出了法律挑战，结果赢了。 　　伊斯哈格曾在多伦多星报发表公开信说，我是母亲，我受过大学教育，我相信保护环境，我相信做义工反馈社会，我也戴面纱。但对我的总理来说，这就证明我受到了欺压。…我不会让别人来告诉我怎样生活. 　　政府就法院的裁决上诉，2015年9月15日，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即保守党政府禁止入籍宣誓时戴伊斯兰面纱的规定无效。 　　保守党政府说，把此事交给加拿大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政党分歧 　　在穆斯林妇女的面纱问题上，新民主党和自由党反对保守党政府的规定，认为不应规定妇女在入籍宣誓时如何穿戴。 　　在这个问题上，魁北克党团与保守党站在一边，反对在入籍宣誓时戴裹头面纱。 　　“入乡随俗”？ 　　然而，在新民主党和自由党中也不乏叛逆的声音。 　　罗密欧・萨干那什（Romeo Saganash）是新民主党在魁北克省北部一个选区的候选人，他说，他个人认为穆斯林面纱属于“受压迫者的服饰”。 　　萨干那什本人是加拿大克雷族原住民，他说，历史早期，当法国人刚刚来到魁北克时，他们都不得不适应原住民的习俗，接受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穆斯林妇女也应该“入乡随俗”。 　　新民主党的另一位候选人丹妮尔・朗德勒维尔（Danielle Landreville) 曾发推特反对穆斯林面纱，但后来又赶紧删除了这条推特。 　　自由党内也有候选人表明了对面纱的反对立场，不和党站在一起。 　　关键涉及价值观 　　萨基・贝杰龙（ Serge Bergeron）曾经在2011年大选中任新民主党的候选人，现在他却换了阵线，转为支持保守党候选人马克西姆・伯尼尔（Maxime Bernier），就是因为伯尼尔强烈反对穆斯林面纱。 　　贝杰龙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我反对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在加拿大，我们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我们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为什么戴面纱的人要选择来这里？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文化，我们反对穆斯林面纱。 　　的确，这似乎是一个只涉及少数人的问题，但它触动了加拿大人的“神经”，这就是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 　　有分析家说， “头巾”问题有可能成为给这次大选“一锤定音”的因素， 信不信由你。

作为一个移民到加拿大十年的老移民，我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现在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某银行工作。能进银行工作，大家一定觉得我英语超级好、背景超级硬！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加拿大从来没有什么背景不背景的，凭得全是实力！而且其实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由于英语差，还闹出过不少笑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下定决心要学好英语！ 先给大家讲一个我刚到加拿大时，因为英语不好，在银行闹出的笑话。就是这件事情，激励我一定要学好英语的，也是这件事情，促使我现在成为一名银行职员。 有一天，因急需点现金用，我到温莎市的汇丰银行取钱。之所以在这家银行开户，主要是由于当时在温莎市，它是唯一有会说国语的前台职员的银行，那是一个香港来的女孩子，会国粤英语，后来由于大陆移民越来越多，她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很快就升职了，这是后话。 我到达银行的时候，有零零散散几个人在排队，前台有两个人在忙，一个是那香港女孩，另一个是一位中年白人女性。在中国排队是你想排那个人就站在那个窗口后面，而在加拿大却是排一条总队，轮到谁是谁。我发现这样排队比较科学，一是节省空间，二是公平，保证先来先办，这个优点在旅游景点排队上厕所时尤其明显。 由于当时英文很烂，所以我在排队时心里一直暗暗祈祷，希看自己能轮到那个香港女孩。尤其让我有点慌的是，在这节骨眼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取钱的“取”字用英语怎么说了。 最后轮到我的偏偏是那个只会说英文的白人。我硬着头皮走上前往，她和蔼地问我有什么事，我两手握拳，直勾勾地瞪着她，心里这个急呀，取钱怎么说？取钱怎么说？？就在俩个人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我灵光一现，想起可以用代替的说法，表达清楚意思不就行了吗？于是就在她又问一遍我有什么事的时候，我冲着她蹦出一句：“Ｉ　ｗａｎｔ　ｍｏｎｅｙ！” 只见她楞了一下，笑脸在她脸上慢慢凝住了，她身体僵硬地往后挺了挺，两只手挪进了柜台里面。在她严厉的表情中透着几分探究，几分迷惑，然后她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我：“你、你想要多少钱？” “100元.”听了这个回答，她的表情明显放松下来，又慢慢问了一句：“你有银行卡吗？”“有，在这。”我递上银行卡，这时笑脸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我觉得她有点分外热情地为我取了现金，打发我出了门。 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晚上老公回来我就把这事对他讲了一遍，老公当时就笑倒在沙发上说：“她把你当成了抢匪，抢银行的都是大喊：‘I want money！’,就跟中国抢匪喊:'把钱交出来'差未几.”我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又丢了一把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可真能想，那有我这么温柔的抢匪，连枪都没有。”“所以她才没有报警嘛。你以为她把手伸到柜台下面干什么？那下面有按钮和警察局连着呢！” 从此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想要在加拿大站稳脚跟，一定要学好英语！后来我报了英语训练班，在课上认真地跟着老师学，在家里没事就听天气预报（据说对听力很管用，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见到陌生人就想搭讪一下练练口语......近乎疯狂的英语学习过程，让我在一年内熟练地从一个英语白痴，变成了一个听力、口语、书写都完全没有问题的“专业人士”！ 既然语言没有障碍了，我开始考虑找工作，总在家里呆着有时候也是一种煎熬。找什么工作呢？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抢银行”经历，如果我成为了一名银行的员工，那么像我曾经一样有语言障碍的华人再去银行里办事儿，我不就可以帮助他们了吗？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我这个人向来是说做就做，于是开始查找申请银行工作的各种资料。在资讯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随着大量华人移民的涌进，越来越多的华人已经成功的进进到各大主要银行工作，甚至有的银行分部雇员90%是华人，从事的工作范围也非常广泛--如前台直接面对客户的服务工作、后台的风险治理、技术支持(包括IT 类)、日常业务治理与分析、金融/财务分析、证券分析与交易领域等工作，总之适合华人移民工作的岗位还是很多的，而且不需要金融专业的文凭，但需要拿到CSC证书。 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准备考CSC证书，但CSC并不是轻易通过的证书，而且我那个时间也不像现在有学校可以培训，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考出了CSC的2级证书，也为我北美就业打开了“天窗”。 果不然，有了CSC证书的简历发出后，很快就有中介与我联系，没想到很顺利就成了，最初的打算能做个Teller不错了，结果是做Content事Verification Clerk，而且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技能，但也需要知道一些银行的基本操纵流程、前台后台的职责、会计知识和计算机使用等，还好一进公司就接受了近2周的相关培训，压力小了很多。 由于我们银行系统的Branch当天的各类贸易存款都是晚上才到，所以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上，想做白班，需要熬些年头，而且薪资较少。我天天的工作既简单又单调，例如：天天清理工作台后，进进到数钱程序，确认上次操纵完全正确，然后往领各个branch送来确当天存款，核对钱票内容和存款单。 假如发现题目，就将题目的种类记录到计算机里；假如没题目，就进进到下一个流程。到凌晨的时候就是要平帐，所有当天经手的借贷必须丝尽不差，假如有题目就要把所有的帐目打出来重新核对。这个时候心里压力最大，看到别人都平帐收拾工作台放工，自己还要一笔一笔核对，特别是刚接手时，经常自已窝在那里流眼泪，但现在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我的这第一份北美工作薪资还是可以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夜班补助、绩效工资等。基本工资是按年头算的，基本上$14/小时，加上其它的一年大概有3.5万加币吧，还算不错。 实在银行适合华人进门的工作很多，低真个如Teller和我现在做的工作等，高真个有IT、分析等工作。假如想找我这种银行工作，简历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符合雇主找人的条件，着重突出沟通能力、客户至上、适应压力和数字处理能力的等要求，特别是为人忠诚。 其次是寻找途径，以我为例：我是通过中介寻找的，CIBC银行的工作基本通过Manpower和Peoplebank两家代理，也可以通过自己开户行的1-800银行服务热线了解CIBC银行的工作方式程序。当然成功与否，还要看运气，每年最忙的时候是圣诞节前后，那个时候招人的银行很多，要了解银行工作流程可到加拿大银行协会www.cba.ca 的网站上看，非常全。 好了，一顿罗嗦后，希看我在加拿大银行工作的经验，可以帮助到更多想进进银行工作的华人移民。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因“茨厂街言论”被马政府传召一事出现转折，黄惠康28日无需到马外交部进行相关解释。 黄惠康25日前往茨厂街看望华人华侨商家时表示，中国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及针对特定族裔的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据称，马外交部对此不满，要传召中国大使。不过马《星洲日报》28日称，现为代理外长的马贸易、合作社及消费人事部(贸消部)部长韩沙再努丁否决了副外长理查马力肯做出的传召决定，黄惠康也对外表示没有接到正式召见函。 黄惠康28日9时出席了在吉隆坡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马来西亚”论坛，间接表示自己到访茨厂街是以身作则，鼓励中国游客赴马，希望其善意不要被曲解。当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黄惠康与韩沙再努丁见面，会谈时间约2小时。不过，目前双方没有透露谈话内容。贸消部长秘书表示，外交部之后会发表相关声明。 《星洲日报》称，马旅游及文化部长纳兹里27日晚曾与黄惠康会面，讨论“茨厂街言论”，气氛良好。纳兹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副外长无权做出传召决定。按外交惯例，必须由外长阿尼法或总理纳吉布传召。不过，上述两人目前均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大会议。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马取消传召大使一事回应称，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大使在中秋节慰问华侨华人是正常做法。中马是友好邻邦，中方希望马来西亚保持国家稳定，族群和谐相处。

  1   在1990年代的大饥荒之后逃往韩国的数万“脱北者”中，仅有极少数人提出过要回朝鲜。金兰惠（Kim Ryon Hui）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位来自朝鲜的裁缝情况特殊。在2011年“叛逃”之前，金兰惠在朝鲜国内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她的丈夫是一名医生，一家人刚刚住进了政府发的大房子。 近日分别生活在朝鲜和韩国的一家人向媒体讲述了分离之痛。 4年前，金兰惠因为肝病，到了中国的亲属家里寻求更好的治疗。此前她在朝鲜国内就接受了半年的治疗，随后听说中国的医疗水平会更高，她还认为在中国治病还跟朝鲜一样是免费的，因此动了到中国看病的想法。 据CNN驻东亚记者Will Ripley透露，在“社会主义”朝鲜，政府承担人民的绝大部分支出，包括住院、医疗和高等教育。 在到了中国后，金兰惠很快发现事实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她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账单。 金兰惠说自己在沈阳的一个餐厅里打工，但工资非常低，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医生都要求预先支付费用。 此时有一个中间人告诉她，中国人也到韩国打工的，挣得非常多。当时她想的是尽快治好病，好回到孩子身边，就请求那位中间人安排到韩国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金兰惠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大错误。当时她被安排和另一批“脱北者”一起偷渡到韩国。据她回忆，没意识到一旦自己在文件上签了名，就宣告了与祖国决裂。但为时已晚，中间人夺走了她的护照不肯还给她。她甚至还没听说过“脱北者”一说，一夜之间竟被“叛国”了。 在到达韩国后，她就一直要求要回朝鲜。韩国有接纳“脱北者”的法律，但是遣送回国的是非法的，这让她的归国遥遥无期。金兰惠不得不签署文件，声明自己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同意遵守韩国法律，成为韩国公民。 为了回国，她尝试了很多途径，甚至还声称自己是朝鲜间谍，希望能因此被遣返。但韩国只会关押间谍，而不会将其遣返回国。 就在表明自己的“间谍”身份后，金兰惠因伪造护照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两年入狱。这让她的贵国遥遥无期。现在金兰惠时刻处于悔恨之中。 她现在只能被困韩国，没有其他选择，出狱后在一个垃圾回收站厂当机器操作员，在大邱的一家医院接受常规治疗。尽管身体状况得到改善，但她说精神创伤无法承受，手臂上还有很多试图自杀的伤痕。 而在朝鲜平壤，丈夫Ri Gum Ryong和21岁的女儿Ri Gyon Gum声称会尽全力让金兰惠回家。 当通过电脑看到母亲录制的视频时，女儿泣不成声 韩国统一部称，法律不允许将金兰惠一家团聚。正如许多半岛分离的许多家庭一样，金兰惠一家因南北两边的敌意而遭受着巨大的离散痛苦。 1950-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造成数百万人被迫在南北分界后与家人分离。由于民间通信被禁止，很多人至死都没有机会见到“三八线”另一侧的家人，也无法收到家人的消息。

五年前涉嫌射杀印度裔同事的华人医生王立山（Lishan Wang ），被高等法院裁决没有能力受审后，最近致函当地媒体，表示反对可能被迫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受审时被视为无行为能力。他说：“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接受审判。”  王立山曾在纽约金斯布鲁克犹太医疗中心担任实习医生，在还差六个月实习期满时，被医院开除；王立山认为是其主管图尔从中作梗，使他和妻子、三名儿女生活陷入困境，愤而于2010年4月26日持枪前往康州布兰德市的图尔住所，在图尔妻子和三岁儿子面前将之击毙，他并被控意图不利于另两名前同事。 王立山投书纽海文纪事报表示：“我希望这个案子审判继续进行，不要再以行为能力问题来干扰。”他写道：“这些非法用药会削弱我的心智状况，影响我出庭作证或在法庭上与证人交叉审问的能力。” 目前49岁的王立山说：“我需要外面世界的帮助，以对抗被迫在‘服药’和‘精神受虐待’的情况下受审的不公待遇。”他表示：“身为被告，在证明有罪前我是无辜的，我应受到美国宪法和第14修正案（即受到法律平等保护，及有生活、自由和拥有财产的权利）的保障。” 王立山在这封信函中说：“毋庸置疑地，我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他并不满14日听审中，他受拘押的怀汀拘留中心医生作证指称，他有时出现妄想，符合偏执性人格障碍的症状。王立山的公设辩护律师乌曼当时未找任何专家辩驳该医生的诊断。 案发后，法官就试图进行该案审理，但因王立山坚持自己担任辩护律师，使审判进行缓慢。今年4月，高等法院法官欧基夫首度裁决王立山没有可受审的能力，并下令壬立山不能继续为自己辩护，并不顾王立山的反对，任命乌曼为王立山的辩护律师。 新闻回顾：他受尽煎熬的人生 最终迫他选择走绝路(图) 法警将枪杀耶鲁大学印度裔医生的华裔医生王立山押下囚车。 (美联社) 王立山（图中）在警察押送下进入纽海文高等法院。 (美联社) 来自中国的医生王立山(Lishan Wang，音译)涉嫌因职场结怨，于26日射杀印度裔前同事图尔(Vajinder Toor)后，他的友人李永27日表示，王立山2008年5月左右被纽约一家犹太医疗中心炒鱿鱼后，全家人生活就陷入绝境，饱受煎熬。他前不久表示，他已沮丧到极点，是被开除时的百倍。 李永说，两年前王立山在上述医院做实习医生，还差六个月实习期满。未料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被医院开除了。他说，医院找借口开除他，主要是印度裔主管平日挑拨。这位主管一向对他不友善，甚至白人同事可请假，王立山却不能。 她说，王立山与患癌症做手术的太太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之所以退出纽约，前往亚特兰大，是因为失业后经济实在困难，一家教会机构介绍那里有一处空房可以免费给他一家五口居住。但到那里没几个月，房子又被主人收了回去。 那时他曾绝望地对友人说，他们一家随时可能会被撵到大街上，成为流浪者。绝望中他甚至大叫：「上帝为何不开眼？」 李永说，王立山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后到北京中科院遗传所读硕士班。 有报导说，王立山约九年前到美国时，在德州健康科学中心任务，2006年7月前往纽约市金斯布鲁克犹太医疗中心任务，在那里与图尔共事。 李永说，王立山到亚特兰大后在一所大学实验室做低薪技工，维持生计。他抱怨感到非常无助，很后悔当时贸然退出纽约，前往亚特兰大。当地华人听到他的遭遇，有的尽管同情，却爱莫能助，有的则埋怨他「好好的任务，你自己把它折腾到没有了」，让他更感到消沉。他也尝试过找媒体和领事馆，希望有人能在诉讼上给他帮助，都没有结果。 今年3月还与王立山通过电话的李永说，当时他告诉她，他的诉讼案将要展开宣誓作证(deposition)程序，这场官司对他很重要。 她说，一般来说，这一程序离结案还很远。没想到就出了事。

当地时间2015年5月28日，美国新泽西州卡尔尼，哈德逊县惩教中心景象。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纽约办公室发言人马丁内斯（Lou Martinez）当天确认，中国红色通缉令一号女嫌犯杨秀珠被美方羁押，听候被遣送回中国。杨秀珠目前属于美国新泽西州哈德逊县惩教中心在押人员。 9月30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中国百名“红色通缉令”头号逃犯杨秀珠于当地时间28日在纽约曼哈顿联邦移民法庭受审。杨秀珠聘请一名中文流利的中国专家出庭作证，美国政府也派出通晓中文的两名律师负责此案，双方律师进行长达2个半小时的辩论交锋。当天法官未决定是否给予杨秀珠“政治庇护”。杨秀珠的命运如何，还是个悬念。 杨秀珠被关押在新泽西州哈德逊郡的移民拘押所，由于杨秀珠受国际刑警通缉，法庭不准其保释。因此杨秀珠提出加速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其代表律师为柯自明(Vlad Kuzman)。 据悉，今年4月，中国方面启动“天网”行动，提升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为此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上100名外逃人员中的40人逃往美国，其中杨秀珠名列首位。杨秀珠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2003年4月携家人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 据《侨报》独家消息来源，28日，杨秀珠的弟弟和堂(表)妹来到法庭并见到杨秀珠。被关押者都穿着橘红色囚衣戴手铐出庭。 柯自明请来的中国专家是一个曾到过中国的美国人。该名中国专家进入法庭内作证45分钟。 柯自明两个半小时后才出来，由于法官当天还有其他案件要处理，而杨秀珠案的审理花了大半个上午，至中午12点，法官未决定是否给予杨秀珠“政治庇护”，杨秀珠还要再出庭。 报道称，杨秀珠自从2014年被捕后关押至今，其律师如此用心地聘请中国专家作证，可见杨秀珠想尽快在第一回合打赢官司，如果移民法官拒绝给予“政治庇护”，她还可以上诉，但翻案将会困难得多，而且耗费很长时间。 如果杨秀珠赢了官司，美国政府有30天时间考虑是否上诉，如果杨秀珠输了官司，也同样有30天时间决定是否上诉。从目前来看，不管法官批准还是拒绝杨秀珠的“政治庇护”申请，输了官司的一方应该都会上诉。进入上诉程序后，案件由弗吉尼亚移民上诉委员会受理，当事人不必出庭。整个程序走下来，由于不断延庭，可能拖两三年时间。 据此前报道，9月18日，同为“百名红通人员”的杨秀珠胞弟杨进军被从美国强制遣返回国，这是“天网”行动公布红色通缉令之后，首例从美国强制遣返的“红通”嫌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18日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答记者问时表示，杨进军被遣返，表明中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协助。腐败分子无论跑多远、跑多久，我们都会全力将其捉拿归案，杨进军被强制遣返，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进展，为双方下一步该领域合作打下重要基础。

　　加拿大新公民法(C-24法案)已经于2015年6月19日正式生效，新法除提高一系列入籍门槛外，还让政府历史性地拥了取消公民资格权力。就在不久前，被定罪恐怖分子、拥有约旦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 Zakaria Amara成为新法实行后第一个被褫夺公民身分的人。 　　据了解，多伦多18人帮头目 Zakaria Amara计划于2006年9月11日用炸弹炸毁安大略三个重要地区，包括多伦多股票交易市场、加拿大情报局多伦多办公室及安省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时他们准备在每辆卡车上各放一吨硝酸铵(ammonium nitrate)制成的炸弹进行恐怖行动，然因组织中有两名卧底线民，才让这项计划被瓦解。 　　Zakaria Amara于2009年在庭审中认罪，承认参与恐怖组织，并准备发动恐怖攻击，他表示这项行为目的是要逼加拿大军队撤出阿富汗;2010年1月他被宾顿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于2016年前不得假释。 　　既然被褫夺公民身分， Zakaria Amara出狱后将遣返其祖籍国约旦。众所周知，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一旦中国人选择加入加拿大国籍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那么对已经入籍的华人来说，一旦被褫夺公民身分，他们又该往哪里遣返呢? 　　据星岛日报报道，本地移民顾问罗宾表示已接手一个华人面临公民权被取消的案例，这也可能是新的公民法实施以来首宗华人移民面临被取消公民身分的案例。 　　据介绍，本地一位华人日前被联邦移民部官员依据新的公民法起诉，怀疑其通过假结婚的手段获得了移民身分。虽然该男子已经入籍成为公民，但如果在60天的自我解释期内不能给移民部一个合理及满意的解释，他的公民资格将被取消。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该人士的加拿大国籍被取消，他将成为无国籍人士。 　　至于无国籍人士如何遣返则是考验加拿大移民部智慧的事了。加拿大曾经拍过一部电影《鸦片天使》，说的是几个在加拿大的阿拉伯人后裔年轻人，为了帮助偷渡到加拿大而被遣返的那些“难民”，袭击加拿大机场的一个办公室，偷走被机场扣押的那些难民们离开他们本国所用的护照，尽管那些护照没有得到有效的加拿大签证，但是只要把那些护照毁了，片子里边是烧毁的，那么那些人就彻底没有证件了，于是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收容他们作为难民，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被遣返回原来的国家了。这样看来，目前面临取消公民身分的华人只有一条路，重新申请难民。 　　网友sagesage说：不太明白，如果已经入籍的，也可以随时被取消吗?哪位知道的给解释解释。 　　网友stang说：剥夺国籍这项貌似对中国人没作用，中国不认可双重国籍，但凡是入加籍的原中国人，必然只有加拿大国籍。剥夺了国籍岂不是成了“无国籍”人士?除非查出在入籍前有神马和入籍有关的问题，入籍后怎么搞也是加拿大公民。 　　对双重国籍的人没什么好说的，你有双重国籍，我没有，那我们自然就不一样。你拿着两个国籍然后扯“二等公民”来矫情?忒不说理了吧?  

　　联合国难民署派驻黎巴嫩的代表凯利•尼内特(Ninette Kelley)女士说， 她欢迎加拿大政府作出加快接受叙利亚难民的决定，将原来计划在三年内接收1万名叙利亚难民压缩到15个月内完成。她不同意那种认为加快接收难民速度会给国家带来不安全因素的看法，并说，80%的叙利亚难民是妇女和儿童。 　　尼内特女士来自加拿大多伦多，曾在加拿大难民委员会任职，后来参与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从2010年5月开始被派到黎巴嫩难民营，每天照顾1万伊拉克难民。自2011年4月叙利亚内战开始以后，那里又涌入大批叙利亚难民，到现在总共接纳了120万叙利亚难民。 　　尼内特女士用形象的比喻说，黎巴嫩的国土面积比温哥华岛还小，有大约四百万人口。叙利亚内战开始后，这里涌入大批的难民，相当于加拿大国土上接纳900万难民。这里每个星期登记和接待的难民，超过加拿大一年接收的难民数量。 　　她说，加拿大和很多国家宣布增加给难民危机的救助，令人欣慰。但一些欧洲国家现在关闭了边境。她呼吁所有发达国家回应难民署的总体战略， 分担接收难民的责任。  

　　本星期是防止问题赌博周(Problem Gambling Prevention Week )，家和专业辅导中心的总干事区慕启(图)表示，加拿大华人社区内女性的问题赌徒有增加趋势，比例由过去的10%增至近年的20%左右，相信这是因为多了女性出外工作，有了赚钱能力，在财政上不必再倚赖丈夫。  　　根据有责赌博议会(Resposible Gambling Council)所做的调查显示，有3.4%的省民属於问题赌徒，当中居於多伦多市的则7.1万人。 　　区慕启称，该中心处理的华裔问题赌徒个案亦有上升趋势，由去年的百多宗增至今年的200宗，而实际数字可能更多。华人赌徒中，女性的问题赌徒亦正在增加，男女问题赌徒的比例由过去的9对1，变成近年8对2。 　　一般人染上赌瘾多是因为生活上遇到重大挫折，利用赌博来麻醉自己，例如发现患上癌症、失业、亲人离世等;对於女性来说，丈夫突然过身、有婚外情等，都容易令她们染上赌瘾。 　　区又表示，当一个在不如意时，偶然接触赌博，并略有斩获，那种满足感往往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再次得到这些快感，於是继续赌博，甚至沉迷，并变成问题赌徒。所谓问题赌徒，就是当事人不再当赌博作为娱乐，而是千方百计外出赚钱来满足赌博欲望，生活亦完全被赌博所占据，一日不赌钱，就感到不安。 　　要防止自己变成问题赌徒，有责赌博议会提醒市民要留意自己赌博心态的转变。当发现一些症状，如经常想起或讲起赌博;为了赢回先前输掉的而赌得更狠;赌博很失都令自己心情大上大落;对自己的赌搏行为感到焦虑、挫败及担心，对日常事务失去兴趣及忍耐等。 　　区指出，要阻止赌瘾加深，其家人的协助亦十分重要。例如必须在赌徒愿意承诺戒赌後，并愿与赌场签订禁制书，家人才为赌徒还钱;否则，家人太轻易就范，如将住屋作抵押借钱，反而鼓励赌徒继续赌钱，因为他或会觉但有家人作後盾，便赌得更狠。

一对西班牙夫妇被控对原籍中国的十二岁养女下迷药三个月后并谋杀对方，2年前爆发的这起凶杀案于本周二（29日）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圣贾克?德孔波斯特勒(Saint-Jacques-de-Compostelle)开庭审理后，被法院宣判犯“谋杀罪”，获刑关监二十年。 涉案人西班牙籍女律师罗萨里奥?波尔多(Rosario Porto )及其前夫阿峰索?巴斯特拉(Alfonso Basterra )被法院宣判犯下“谋杀罪”，获刑关监二十年。他们周二不会出席在刑事法庭闭门举行、旨在选出陪审团成员的第一次听证会。 这宗被西班牙媒体大肆报导的凶杀案，应于十月二十一日在拉可罗尼亚省听审会前结案。 这是在发现从中国收养的孩子阿颂塔 ( Asunta Yong Fang Basterra Porto )的尸体后的2年，开始本案的开庭审讯；来自中国的阿颂塔还是婴儿时就被这对西班牙夫妇收养。 阿颂塔被杀后，尸体于2013年9月22日在靠近圣贾克?德孔波斯特勒市附近的Téo地方的一个森林小道被散布民众发现。 2014年7月，初审法官审理结论指出阿颂塔的父母在几个月当中给她拿一种药让她昏睡的镇定剂，然后以窒息手法弄死她，并把尸体抛弃在一座森林里。法官是根据本案毒品病理分析、解剖结果及周遭人士向警方的的声明等为基础作出本案判案结论。 这对被控阴险同谋凶杀的父母一直矢口否认犯案谋杀孩子，但互相指控对方给孩子服用一种白色粉末的迷药。 这起案件让西班牙人感到不耻，也引起中国方面的注意。一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呼吁“把凶手绳之以法”，采取具体措施保证被收养的中国孩子的安全，保护其利益及合法权益。 本案凶杀动机至今仍模糊不清，线索曾一度朝向因养母父母遗产引发杀机，因阿颂塔是这项遗产继承人。初审法官判案中所提到的是一对分手但关系复杂的夫妇。 根据一项司法消息来源，本周一起，法院聆听了84名证人及咨询60名专家的意见，其中有几位专家指出，死者曾被下迷药。

“你回来了，”她很吃惊，随后领我进到她那墙壁斑驳不堪的小屋里。她笑着说我离开的时候还是胖乎乎的。之后，我奶奶坚持为那个她根本不想要的孙女做了一桌子的菜，欢迎我回家。 Ricki和她的弟弟吴超 “那你什么时候到西雅图机场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但这对在中国给我发短信的弟弟吴超（音译，下同）来说有点困难。19岁的他还从来没有搭乘过国际航班，他也没有想到要问一问到达的时间，航空公司或是航班号这些信息，他只知道自己的飞机大概是从上海出发。我需要自己搞定这些问题。 最终我让他把机票的订单发给了我。那是用中文写的，并且超出了我对这门语言的认知范围，于是我只好求助于谷歌翻译。啊哈，我终于解密出那是一架德尔塔航空的飞机。之后我发邮件给航空公司客服，然后试图核实里面的信息，还要保证我这么做不是想窃取任何私人信息——我只是想在我弟弟走出海关的时候不要没人接他。最终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他预计在12月21日早上7点42分到达。 有时候想起我们俩的事情觉得很奇怪。吴超被认为是享有特权的孩子，他是男孩，这在中国社会里比女孩更受到青睐。他出生的时候我被家里人藏了起来，到后来我被别人收养了。 我是自1990年以来十万个被西方家庭收养的中国孩子之一。我们大多数是女孩，是计划生育政策和性别偏见的副产品。我们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抛弃我们的家庭的信息，或者说，是谁抛弃了我们。 当我9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给我寄了一封信。从那之后，我两次去中国找他们，去解答困扰无数被遗弃孩子共有的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要我？或者如果他们不想遗弃我，为什么我在这里？如果我没有被遗弃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猜和很多被遗弃的孩子大同小异：我的父母并不想抛弃我。事实上，他们拼命的想留下我。之后我学会了不要再对那些可能发生而最终没有发生的事太过挂怀。计划生育政策让我的家庭和无数家庭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不过由于我的父母被迫遗弃我，我也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机遇——这个机遇使得我父母没有遗弃的弟弟去年来到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美国可以提供的其他机遇。 对于很多被遗弃的孩子来说，特别是那些被外国家庭收养的孩子来说，寻找亲生父母的尝试多半是让人沮丧而无用的。我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是一个几乎不会发生奇迹。 在2000年我7岁的时候，我和我美国的父母回到中国去接我的新妹妹瑞贝卡，这是我美国父母收养的第三个女儿。此行我们造访了他们第一次在衢州见到我的孤儿院。我们向工作人员捐助了医疗设备和来自别的收养家庭的捐款。当我的美国父母质询关于我原来家庭的信息时，我们接受到了一份邀请：想不想见见我的“寄养家庭”。 我们的车在颠簸不平的路上行驶一个半小时，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我见到了方女士。她头发凌乱，穿着深蓝色的衣服。方女士很快认出了我，不过当她说起我为什么会到她身边时讲了些前后矛盾的话。一开始她说我是在车火站捡到的。后来她又说，其实是临近小镇的一家人希望她照顾我，我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后来我回到了美国，方女士写了封信给我，她说她其实是我的祖母——并且希望我们寄给她一万美元。 随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衢州的亲生父母听说了方女士在给一个美国家庭写信。后来我的生母告诉我，她们前往了方女士在村庄打听这件事，一开始方女士对此支支吾吾，但是她儿子悄悄的给了我生母一个写有美国地址的邮包。 在我第一次美国之行后的两年，一封写着错误城市但是邮编又正确的信出现在了我西雅图的家里。那封字里行间透露着真诚和同情的信件让我确信方女士说的不是真话。这对夫妇自称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什么也没有向我索求。相反，他们感谢我在美国的收养家庭照顾我，并感谢他们给中国的孤儿院提供捐助。信封中还有一张婴儿的照片，那是我，他们说的是真的。 Ricki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亲弟弟在2005年的全家福 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母——或者说，在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在机场，我母亲呜咽着紧紧抱住我，仿佛再也不想放开我一样。见到他们时我既兴奋又紧张，但是，这场重聚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不懂中文的缘故，我不是很清楚发生在周围的一切。 18岁的时候我再次返回中国，这次我待了6周时间。因为学了一些基本的中文，加之岁数也不小了的缘故，我慢慢能够拼凑出关于我身世的记忆碎片。但是其中有些细节模棱两可，我或许永远也不会搞清楚真想了。我发现中国人在面对含糊不清的话语时反应比美国人温和多了。 我出生的日期可能是4月26日、4月30日或者5月5日，这取决于我相信谁说的话。对于我的家族来说，我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存在，他们叫我梦停（音译），合起来就是“梦想”和“停止”的意思。我的奶奶要求我父母不要给我上户口。她说，“在我们乡下家里面不能没有男丁。在这些地方遗弃女孩直到生出一个男孩为止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我的父母不希望这样做。我妈妈告诉我:“我求你奶奶留下你，但她拒绝了。我说，‘养个女孩也没什么不好啊’。但是你奶奶毫不让步。” 在我们家族中，我爸爸的母亲具有很大的威望。所以我的父母只能同意继续尝试生一个男孩，与此同时，这意味着我必须被“藏起来”。 在生命里的前几年，我是非法的，不存在的。在出门时我会被一个布袋包裹起来，在家时我就藏在楼上并且不能弄出什么响动，我需要呆在阴影之中。 有一次我跑到了院子中，我外婆当即给了我一耳光。那时每个人都吓呆了，他们生怕我被发现。 父亲对我说，“那时候如果超生了后果是后严重的。如果政府知道了这事，你就有大麻烦了。有人会冲进你家，拿走你的粮食，他们可能做任何事，有时候毁了你家也是有可能的。” 母亲也这样说，“即便是新盖的房子，他们也会把他夷为平地。我们一直在到处躲躲藏藏。那真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和方女士联系上的，他们对这件事语焉不详。不过他们告诉我，吴超，也就是我弟弟出生后，他们和方女士达成了一个协定，方女士会收养我。方女士有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兄弟，他于是成为我的收养人。我的父母会给方女士一笔钱，而方女士则会守住我身世秘密。 关于方女士的记忆，我只能回想起某些片段——我非常饿，在一个脏兮兮的 地板上啃着鸡骨头。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多长时间，大约100天后，我被计生委的工作人员抓到了，随后被放到个孤儿院。方女士说这是因为有人举报了我。 父亲说他试过去孤儿院接我离开，但他被赶了出来。我母亲则责备他没有做进一步的尝试。我母亲因此情绪失控，用刀刺伤了我父亲的腹部，导致我父亲被送到医院急救。最终，这也导致了他们离婚。 当后来知道什么是计划生育政策时，我很伤心。后来又听说了“重男轻女”，我一开始觉得我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不过和我的家人聊得越来越多后我发现，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中国有很多的田地，而很多家庭的生计取决于耕种的好坏，男性能提供耕种所需的体力劳动，所以他们收到偏爱。同时男性还是父母养老的保障，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嫁入了别家门，所以她们需要照顾的是自己丈夫的父母而不是自己的父母。男性还能传递家族的姓氏，延续香火。所以某种程度上的性别歧视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这不是男孩比女孩好这么简单的事情。 或许你们觉得我这样说起来显得过分平静了——我和我奶奶达成了和解。我很怕见到她，但是我又对这个有如此巨大能量以至于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人充满了好奇。于是，我父母带我去了我奶奶住的地方。 “你回来了，”她很吃惊，随后领我进到她那墙壁斑驳不堪的小屋里。她笑着说我离开的时候还是胖乎乎的。之后，我奶奶坚持为那个她根本不想要的孙女做了一桌子的菜，欢迎我回家。 环视四周，看着我在中国的家庭如此艰辛的生活，我忽然觉得应该为自己被遗弃感到庆幸——如果我留下来，那本也是属于我的生活。 我的故乡衢州，也是孔子家族在南部中国的故乡。那里有著名的孔庙和美丽的湖泊。同时也是一个大街上还可以看到马的脏兮兮的城市。 尽管我的父母在中国被视作中产阶级，他们也只是过得马马虎虎而已。我的父亲在几年前一次失败的软饮料投资后失去了所有的继续。现在，他每天两点起床，把一些日常用品运到早点摊和小商店。他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货车，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除了喇叭哪里都在响。在没有 装修好的屋子里，地上铺着一层灰，各种电线毫无规律的盘绕在墙上，这就是我爸爸的家。 我妈妈住在相对好一点的 公寓里。不过当我和她呆在一起的时候，她好几次去医院接受放疗——她有宫颈癌。据我所知，在中国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她需要她男朋友的接济。 至于我弟弟吴超，我父母离婚似乎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当我在中国见到他时，他很少说话，经常看着地板。他不喜欢出去和朋友逛逛。在学校，吴超的成绩也不太好，我妈妈说他沉迷于电脑游戏。我妈妈和弟弟之间也有着某种隔阂，当我和他们呆在一起是，总是能听到母亲对着他嚷嚷这嚷嚷那。有一次，我妈妈的话刺伤了他，我弟弟跑着离开家，躲进了夜幕中。 妈妈似乎是说，“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宁可你姐姐回来。我更愿意养她，而不是你。” 妈妈说她知道这样会伤害吴超，但是着能让她感到好受一点——这也能让她对我的愧疚少一点。 在我养父养母从孤儿院带走我后在宾馆里拍的视频中，我不停的大哭大闹。那时候我大约五岁，看起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并且脾气也很差。我会咬人，然后把食物吐的一地都是，我的养父养母都一度怀疑收养我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晚上我也会做恐怖的噩梦：我看见我心爱的人被杀。 比尔和温迪·马德是他们的名字，他们有五个孩子，三个收养自中国，两个收养自越南。在新家庭的帮助下，我渐渐融入了美国的生活。他们并不富裕，但是过得也不错。我养父在消防局工作，我养母在一家美容院工作，后来他们在eBay上开了家店卖玩具和收藏品。我们住在西雅图郊区一个有6间卧室的房子里，院子里有游泳池和秋千，从我们家到西雅图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医生预言我学习成绩不会太好，因为我被确诊有注意力不集中症，不过后来我让这个预言落空了。18岁的时候我从高中毕业，并且从社区学院获得了副学士学位。这让我有足够的资本前往华盛顿大学就读，在那里我拿了两年的全额奖学金然后毕业了。随后我在学校精神病和行为学研究中心做助理研究员，本周起，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人体工程学（human-centered design and engineering）硕士学习。我是家族中接受最高教育的人，我努力使我的家族为我感到自豪。 我弟弟的航班准时到达了，我在那见到了他。弟弟带着一个手提行李和两个行李箱，其中有一个装满了给我在美国家庭的礼物。我收到了一个胖乎乎的熊猫玩偶和几件衣服。 收养我的家庭表示如果吴超愿意的话可以来美国当交换生。吴超当时没有选择这样做，后来高考的时候他没有考上一所很好的大学，我的亲生父母就重新考虑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在美国获得一个学位，特别是能掌握英语，对于吴超将来在中国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今年秋天，他在一所社区大学开始学习会计专业。我中国的父母支付他的学费，我美国的父母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吴超在来之前对于美国所知甚少。“美国有大米么？”他想知道。当我每天对他说一些关于美国的事情时，他用看疯子一样的眼光看着我。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彼此。当我们谈起以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时，他沉默了，虽然他的眼睛在看着我，但是我觉得他像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样。他说，他也会感到自责。我试着让他安心，我对此并没有怀恨在心。对于我父母离婚时我没有在他身边，我也感到很自责。我们约定，在未来要相互照顾。“ 当我事业有成赚了大钱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弟弟说道。 中国社会或许只给了我们两姐弟一个人的容身之地，但我们的命运将会永远交织在一起。 

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今日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本年7月1日，加拿大年度人口增长速度打破1999年的最低数据，创下了16年新低。 移民数量方面，据加拿大统计局消息，加拿大今年的移民数量与上年对比，减少了3万人。另外，年龄层位于65岁或以上的移民数量已经超过了14岁以下的移民数量。 目前加拿大人口数量在35,851,800人，增长率为百分之0.9,与往年同期数据相比，2014年加拿大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1.1。 在过去的12个月内，总共有大约239,800名新移民进入加拿大，与上年同期的267,900人相比，今年新移民数量减少了约3万人。 图片源自：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

如今的加拿大，已不是十多年前我们刚移民时，那个对普通中国人遥不可及的陌生国度了。自上世纪末起，加拿大就是中国人最热门的移居地，最高峰的2002-2004年，每年移民加拿大的人数都在三四万左右，此后虽有所回落，但谈论这个话题的人，却有增无已。 离开故国久了，有关国内的情况，于我们而言，有点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我们竭力想象着曾经熟悉的故乡现今的样子，更激起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有时不免想，国内的朋友看我们、看加拿大，恐怕也会和我们如今看国内那样，既饶有兴趣，又似是而非吧？ 这些年来，我们对国内那些表现加拿大华裔移民的作品——不论标榜“纪实”还是明言“合理虚构”的——感到颇多遗憾：这些作品固然填补了“从无到有”的空白，但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准确、真实地反映这一特殊人群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实态，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扭曲。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结果却只能让今天的大陆读者对加拿大大陆普通移民的生活、心态和精神面貌，对移民加拿大本身，都产生一种既不切实际又自以为是的先入之见。我们有条件也有责任去弥补这一缺憾：把这里的真实故事讲给在中国的朋友们听，正是我们对国内同胞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1.谁移民到了加拿大？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移民加拿大的华人一般有两种方式：2008年前以技术移民为主，2008年后以投资移民为主。两类人的生活和遭遇，大有不同。 技术移民的群体，通常年纪轻、学历高、不富裕，口袋里普遍只有几千块加币，省吃俭用，也仅能勉强维持几个月开销。 他们虽然凭着技术获得加国国籍，登陆之后，一身“武艺”却很难施展。这主要归咎于加拿大技术移民引进中一个奇葩的现象——在引进人才时分门别类，强调“专才”，但引进后，人们的境外学历、专业资质认证和境外工作经验却很难得到承认。我们所熟悉的大陆移民中，甚至有人在加拿大企业境外分支工作，移民后同样被告知“缺乏本地工作经验”。 结果当中很多人遇到“融入”瓶颈，始终无法获得满意的工作，长期在低薪、非固定的“小时工”圈内徘徊。 投资移民就没这个问题了。这些在中国就腰缠万贯的富裕阶层，通过联邦投资移民、联邦企业家移民和各省提名经济类移民等各种方式，获得入籍资格，“除了钱和卡啥也不带”，一落地就忙着看房、买房，甚至有些人移民尚未办妥，就已在加拿大买好了独立屋了。     他们在加生活方式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两栖人”：这些人大多在国内或其它地方有实业，移民的目的是“拿身份”、“留后路”、“保资金平安”，或为儿女家人考虑，但生活、工作重心仍然在加拿大以外； “时差派”：他们虽然在加拿大长期居住，但挣钱仍然靠内地，其共同特点是“晨昏颠倒”，在夜里工作，凌晨开始睡觉，下午则悠闲享受生活。 “实业派”：真正在当地投资、经营的，近年来数量有增多迹象。其中也有一部分特殊人士，投资实业并非看中商机，而仅是为了满足企业家移民条款中对投资规模、雇佣人数和经营时限的约束，因此投资时往往不计盈亏，一旦期限熬满就任其自生自灭。陶短房前几年曾在列治文市用餐，发现某餐馆价钱低得离谱(特价菜竟有1.99加元/份的)，服务员介绍称，这家餐馆就是“移民专用企业”，并准确告知了关门日期，事后证明一天不差。 “神秘派”：这类富裕移民的共同特点是深居简出，行踪诡异，富不外露，其中有些人被传闻是“贪官”、“贪污犯”，但并无实证，也有些则不过是担心“钱财露白”有风险的民营企业家。这些人中许多都谨言慎行，不熟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富翁； “贵妇和小阔佬”：最初是“97大限”前后出现过大批香港“大奶”、“少爷”，在加拿大过着奢华生活，近年来大陆出身的也开始多起来。这类富裕移民通常比较张扬，许多纠纷都由他们引发，他们也常成为黑社会觊觎的目标。 联邦政府移民部提议取消经济类移民项目时称，研究表明，投资移民比其他类别移民支付更少的税收，缺乏专业技能，官方语言能力差，融入加拿大社会、环境的能力逊色，最终定居加拿大的意愿淡薄。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都适用于新一代大陆“富人移民”，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不融入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加拿大没有值得融入的主流文化”，人虽到加，“根”却仍在内地。     2.移民们大多选择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 青溪2000年抵达温哥华那天，在机场遇到的同胞中，大多数人都是转机去多伦多落地的。在以技术移民为主的中生代移民阶段，多伦多是华人移民首选。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加拿大的人中，有49%的人选择在多伦多居住，13%的人选择在温哥华居住。 多伦多位于加拿大东部，是全国经济中心，加国第一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房价相对西岸便宜，拥有众多的著名大学，犯罪率低，就业机会多。华人常常举办文化活动，中国使领馆也资助了很多中文学校，有助于华人家庭保持中国传统。就业机会、子女教育、房价是中国移民海外定居的三大要素，多伦多在这三方面得天独厚，迄今约有40多万华人，其唐人街颇具规模。 多伦多之后，华人次选定居地是西岸的温哥华。这是因为温哥华气候宜人，是高纬度的加拿大绝无仅有的冬季不算冷的地区。要说居住环境、生活品质，还是温哥华更胜一筹。在大温哥华地区的一些城市，诸如列治文等社区，华裔人口之多，到了不会任何英语也不担心无法生活的地步，被部分大陆移民戏称为“解放区”。     但正因为“宜居”，温哥华的生活费用远较多伦多高，尤其是住房、交通等费用令人窒息。1997年前后的香港移民潮，已让这里的房价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在技术移民为主的2008年前，选择温哥华的大陆移民相对较少，当地中文电视台和华人社团流行的是粤语。2008年移民政策调整，投资移民取代技术移民成为新生代移民主体，移民定居地选择出现了戏剧性转折。2010年的统计显示，超过50%的华裔新移民选择大温哥华地区定居，多伦多退居次席。这些人财力充足，对较高的生活指数浑不在意，自然，他们的涌入也令大温哥华房价、物价更上一层楼。 随着移民门槛的收紧，省提名计划因为门槛低、费用节省而受到越来越多青睐。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新不伦瑞克省等陌生的名字经常被新移民提起。但这些地方城市气候恶劣，社区也不发达，华人比例低，让许多新移民觉得不方便，他们也只是把这些地方当做跳板罢了，如萨斯喀彻温省2010年批准的省提名移民中，华人获批者3年后仍定居当地的不到30%。真实情况可能会更少，相当多的人仅仅在当地保留一个联系地址，以免被查出后取消移民资格。当然，也有一些内地城市工作机会多，薪水高，会吸引一些定居多年但始终境遇不佳的“半老移民”迁徙，如卡尔加里就因此成为“半老移民”首选的迁徙目的地。     3.你以为的加拿大房价便宜，不是那么回事 对于加拿大的房价，国内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神话”：一种认为，中国大城市买公寓的钱，在加拿大可以买别墅，且土地也属于业主，没有“70年收回”的担忧；另一种则认为，加拿大房价早已高企，正等着中国人去接最后一棒。 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研究所(RBCER)去年发布了一份“房屋市场趋势与居民负担能力”报告，根据报告内容，加拿大两层独立屋和标准两睡房公寓的全国均价和中国相比，并不算高。但温哥华、多伦多等华人移民热门定居地的房价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是在这份报告中，大温哥华两层标准独立屋和标准两睡房公寓均价，分别高达83.3万加元(编者注：约合471.3万元人民币，1加币兑换人民币约5.66元，以下括号内均为人民币)和38.9万加元(220万元)，可轻松负担的家庭年收入要达到15.7万加元(88.8万元)和7.5万加元(42.4万元)才行。当然，相较大温哥华，多伦多的房价要温和得多，同类房屋均价一般要低三成左右，且同是公寓，大温哥华多为2-4层传统木结构，多伦多则是钢混结构的现代化公寓。     美国物业顾问公司Demographia今年初的一项研究发现，温哥华家庭平均年入息中位数收入仅为6.5万加元(36.8万元)，按2012年第三季房价中位数62.1万加元(351.5万元)计算，当季房价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9.5倍。 按照该公司的说法，一个城市房屋价格倘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3倍以下，则为“可负担”；3.1-4.0倍，为“中度难负担”；4.1-5.0倍，为“高度难负担”；5.1倍以上则为“严重难负担”。大温哥华的9.5倍不但几乎比“严重难负担”标准线高出一倍，且仅次于香港的13.5倍，成为全球购屋置业负担第二沉重的城市。 加拿大有经济学家指出，温哥华、多伦多等华人聚居城市，房地产市场与中国经济增速间，存在十分密切的正比联动关系，即中国经济走势强劲，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价量齐升，反之则走势疲软，这种说法一度引发部分城市“限制外国人购房”的呼声。     4.加拿大的养老福利确实不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养” 加拿大是福利社会，很多中国人都会误会，认为“福利社会人人都有养老金”，在他们看来，中国移民到了加拿大，未来的养老问题，主要应该通过社会福利去解决。 实际情况是有很大差异的。加拿大的养老金制度，恐怕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养老制度，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曾经称之为“西方最难读懂的养老体系”。 这个“最复杂的养老体系”中，有老年金(OAS)、养老金(CPP)、养老储蓄基金(RRSP)三大部分，除此之外，还有配偶补贴、私人养老储蓄等一些补充部分等。 这其中完全由政府负担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并非如国人所理解的“政府福利养老人”，而主要仍是“自己养自己”。 政府负担的部分是老年金，所有资金来源都出自联邦政府税款。但这部分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按照规定，只有在加拿大定居满10年，年满65岁后才有资格领取老年金；定居满40年，才有资格领取全额老年金，而全额老年金有多少呢？2010年的数字为每月516.96加元(约2925元人民币)，而加拿大最低工资标准倒数第一的卑诗省，每月也有1600加元(约9056元人民币)收入。可见即使是“足额老年金”也根本不够生活，如果仅定居10年，那么每个月更只有可怜的129.24加元(约731元人民币)，那就连吃饭都够呛了。     老年人主要的养老保障靠的是养老金，据统计有50%以上的加拿大老年人靠养老金为主要收入来源。 加拿大18-70岁从事固定职业的人，都要被强制参加养老金计划，该计划规定，雇员和雇主按1：1的比例从月工资中提成养老金，该比例在1965年养老金制度建立时为各3.6%，如今已涨到各9.9%。 一个劳动者必须从事这种固定职业至少满40年，才有望取得足额养老金。“足额养老金”每月通常也就只有几百至一千多加元，且养老金也和老年金一样，有不足年份的折扣比率，如果工作不满40年，那么吃亏就大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养老金来源为雇员和雇主的养老金提成，联邦政府只负责保管、发放。随着加拿大进入老年化社会，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交提成的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养老金还包括残疾补贴、配偶补贴和儿童补贴等，即使养老金领取者本人去世，他的配偶、未成年子女也可按规定享受一定补贴。这样一来，养老金就出现了缺口，政府本打算将雇员、雇主提成比例上调到各16%补上缺口，结果遭到群起攻击，最终只提到9.9%了事，其他的从税款中掏钱补上。 这部分养老金提成，政府虽“代为保管”，但不得擅自动用，除存银行外通常不会有其它投资动作，购买股票等风险投资则更是大忌。     如果仅靠老年金、养老金，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很低，因此许多加拿大人都会参加养老储蓄基金和私人养老金计划。这种计划系给予固定职业者的一种福利，即允许他们购买一定比例的RRSP(注册养老储蓄计划)，这笔钱由专门基金负责运作、投资，雇员退休后可以获得本息收益，政府则会提供必要的投资指导并保证基本收益，同时，给予购买基金者以税务抵扣优惠。 一般来说，养老基金收入会占个人养老收入的35%左右，但和养老金一样，只有从事固定工作者才有份参加，且工作年限越短，退休后收益也就越少。 相对于本地人，大陆移民来加年限普遍较短，且登陆时年限一般不算年轻，找到有福利的正式工又往往需要一段时间，这样七扣八扣，他们到手的福利，通常会比本地人逊色得多。不过技术移民的一代普遍吃苦耐劳，而投资移民的一代又常常“不靠加拿大吃饭”，加上节俭和量入为出的习惯，因此通常在外人看来，华裔移民的生活水平和养老素质并不低。近年来加拿大大部分省份陆续取消了退休年限，废除了强制退休制度，这对于华裔技术移民一代而言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合法地多做几年工，补上和本地职员间的“福利坑”了。     5.关于加拿大的免费医疗，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许是尝尽了看病贵、医保不健全的苦，国人对加拿大这个福利国家的“看病不要钱”推崇备至，一些移民中介也往往拿医保当做招徕客户的金牌幌子，屡试不爽。 他们说的没错，这里的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商业化”的，实行全民医保。不仅公民，甚至拥有居留权的外国移民、留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在一些省份，参保人需要每年缴纳不多的医保工本费，而在魁北克、阿尔伯特等省，就连这些费用也被免除。 但医保不覆盖私立医院，患者若没有可以在私立医院就诊的商业医疗保险，都不会轻易选择私立医院。这使得这些医院生存艰难，不得不走高价路线，甚至会高到离谱的地步，一个阑尾手术，结账后也要付几万加元。几年前曾有一对澳洲夫妇来加拿大探亲，结果妻子意外早产，因无医保，不得不去私立医院接生，巨额诊费刷爆了夫妇二人的信用卡，最后丈夫不得不飞回澳洲借钱，再回加拿大“交钱领人”。     公立医院是完全非商业化的，患者在医院治疗的全部费用，都不经过医院，而是通过医保系统划账。医生的工资也无需医院经手，而是由医保体系支付。 医生当然也不用靠着卖药养家了。加拿大的医院，医药是分家的。住院期间医院必须免费提供药物，平时开药则不是医院的职责(加拿大的医院没有门诊部)，而由家庭医生负责开药，病人自己去药店购买。只是，药物价格很贵，普通的感冒药如泰诺，一个疗程的价格也要几十加元，因此都是论片零卖，处方开几片就只能卖几片，像国内整盒整盒买药的，那一定是土豪了。对于低收入家庭，加拿大政府有豁免部分药费的补贴，而普通家庭如果没有商业医疗保险，就只好忍受高药价。 但正所谓天下无免费午餐，“覆盖面广”和“看病不花钱”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首先是资源短缺。据加拿大联邦卫生部的统计，全国共有医院1227所，其中公立医院1121所，私立医院仅106所。尽管全民医保解决了基本看病问题，但开支庞大、效率低下。加拿大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却有500万人口没有家庭医生，近100万人口在等待治疗，许多医院设备陈旧落后，复杂的医保体系导致病人等候时间长。     加拿大“候医联盟”对全国1189个专科医生处所做的调查显示，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平均要18周，且在所统计的21种病症中，等候时间超过18周的竟有15种之多，因等候时间过长导致病情耽搁甚至死亡的医疗纠纷官司，在加拿大见怪不怪，每年因看病排队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加元以上。 加拿大实行层级医疗体系，病人要先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需要，才会推荐给专科医生，而专科医生觉得需要才会送去专业医院，除了急诊室，加拿大的医院一概没有门诊部。 完成本篇文章前几天，陶短房一位朋友的父亲因一次小小的肺叶手术失败不幸去世。老人早在8年前在国内体检时就被告知应做此手术，但几次走到专科医生这一环节，都被告知“不是急需”而未安排手术，等最终认定“需要手术”时，老人身体条件已大不如前，轮候到上手术台时更是不堪负荷，最终酿成悲剧。     据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厅的统计数据，2011年该省省民从家庭医生转专科医生，平均要等7.2周；由专科医生转医院动手术，平均要等7.1周；动个手术要等3个半月，更要命的是，安省是全加拿大轮候时间最短的，全国平均等候时间为19.0周，而且这一问题还在不断恶化中。陶短房的长子两岁半时尚不会说话，走正常流程申请语言矫正，等轮候到自己时，孩子已快四岁，早已成了一个话痨。 免费往往也意味着不得不忍受低质量的医疗服务。加拿大医学水平和医疗科技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领先的，但受制于经费，医院设备却并不很先进。如彩超，在普及商业医疗的美国是普通的服务，但在加拿大却是需要自费的“选择性服务”项目，且不少医检所根本就没有彩超设备。加拿大卑诗省列治文医院因为缺乏微创设备和核磁共振仪，多次向医疗系统申请拨款却无着落，最终不得不连年举行慈善募捐自筹资金。活动进行了五六年，仍然未完成目标，据牵头组织募捐活动的朋友介绍，医院计划添置的两台核磁共振仪仅添置了一台，而微创设备依旧不足。 近年来，加拿大改革医保的呼声不低，民调公司Ipsos-Reid曾做过调查，80%的受访医生希望医改，而加拿大医疗协会更宣称“医改非做不可”。但普通民众则不以为然，他们宁可忍、等，也不愿丧失医保的“平等、福利与公平”，让部长、总理跟自己一起排队就医，是许多加拿大人感到十分自豪的事。2004年CBC评选“史上最伟大加拿大人”，“加拿大医保之父”汤米·道格拉斯成为唯一当选者。     6.加拿大人对移民们多少有一些意见 国内很多朋友都误认为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是一个由不同族裔、不同地方移民融合而成的“种族熔炉”，不同的文化、风俗融合后，形成统一的“美国梦”式新的主流文化。 但其实并非如此。和美国的“种族熔炉”理念迥异，加拿大强调所谓“民族调色板”理念，强调尊重各少数族裔的民族特色，鼓励“多元文化”，并将“多元文化”本身作为加拿大文化的最大特色。政府也会为少数族裔保持本族裔传统拨款。在官方场合，“多元文化”是“绝对政治正确”，政客们是不敢公开说出与这一政策相抵牾的话的。但事实上的歧视总是有的，对华裔的歧视，近些年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主流媒体对华裔的情况了解并不缜密，如曾在报道“艳照门”事件中错用王力宏照片，指为陈冠希。很多时候，往往还会刻意回避华人的一些重大、敏感活动，如为抗议“人头税”，华裔商户曾自发在每年7月1日关门停业，为时长达数年。对此，主流媒体视若无睹，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多伦多星报》自己也承认，对华裔的报道有“刻意过滤”之嫌。 一些地方性电视台、报纸则时或刊登一些针对华裔“不良小节”的报道，在加拿大西部，这些媒体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华裔中黑帮势力较猖獗、有人种植大麻牟利，以及香港移民中“富二代”热衷飙车等颓废生活方面；而加拿大东部则对华裔卫生习惯差、在别人社区通宵钓鱼等反应强烈。各地普遍共有的反感集中在盗版影碟、假文凭、非法移民、中餐馆卫生状况等方面。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大陆移民的增加，这种族裔间的文化冲突出现了新的现象。在一些华裔聚居的社区，针对华人的侮辱性涂鸦开始出现，针对华裔新移民的抱怨也屡屡见诸网络、媒体，如“中国人哄抬本地物价”(最常见的抱怨是房价)；加拿大大学“太亚洲了”(2010年时事杂志《麦克琳》和日报《多伦多星报》分别刊出文章称，加拿大大学，尤其女皇、西部、麦吉尔等名牌大学里充斥着“过多的亚裔学生”，并借一些受访者之口，称这些亚裔学生是“靠成为分数机器进入名校”)。此外还有“华人抢饭碗”(卑诗省因缺乏矿工引进中国煤炭工人，曾引发当地劳工组织的诉讼)、“华人抢资源”(萨斯喀彻温等省曾不满华人资本、新移民大量收购当地矿产和农地)等等。 甚至中文也会成为“敏感源”。北美华人比例最高的列治文市近年来就多次因此爆发争议。该市《列治文评论报》曾刊出文章称“加拿大将出现华人国中之国”，一度引发轩然大波，令这家免费小报蜚声世界；2012年夏天，两位列治文非华裔居民Kerry Starchuk和Ann Merdinyan对列治文中文店标、门面广告进行取证，得出的结论是，“纯中文标语太多”、“对不懂中文者十分不便”、“会增加种族隔离和抹灭加拿大身份”，倘若政府不加管制，不久将来该市将“完全看不到英文”。 一些当地评论认为，加拿大人长期以来竞争压力小，生活态度闲适，随遇而安，华裔的大量涌入带来不同的工作、生活节奏，已令他们非常不适。“非本地色彩”更浓，且看上去更有钱的新移民，则让他们感到更多刺激。一些针对性言行，实际上是这种情绪的宣泄。这也在情理中，许多华人移民也在反思自己某些不当的言行，如将国内一些不良习惯带来加拿大，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和高消费，对不同的宗教信仰缺乏尊重等等。     7.如何融入加拿大生活，是移民们永远的话题 加拿大华裔的融入呈现明显的“两头差、中间强”特色。 所谓“两头差”，指二战前移民的“老侨”，至今不能熟练使用英/法文，很少迈出唐人街，而2006年以后来加的许多大陆新一代投资移民，则习惯于居住在华人集中的新兴城镇、社区，过着“中国化”的生活，对融入的积极性也相对迟钝。 所谓“中间强”，即二战后、大陆投资移民大规模进入前的这一批华裔移民，融入的主动性最强，效果也最好。对他们而言，“融入”意味着更便利的生活和社交、更好的工作及收入，意味着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安居乐业，他们也被称作“走出唐人街的一代”。 但所谓“差”和“强”，大抵指第一代移民而言，他们的下一代都普遍“本地化”，日常交流往往以英文为主，生活习惯也更西化，甚至和父母、兄弟姊妹间也用英文交流。 由于生存的需要，老一代大陆移民惟恐子女英/法文不好，融入遇到障碍，影响升学、工作和前途，因此千方百计为子女营造融入氛围。陶短房刚到温哥华时曾在一所教授中华文化的学校当义工任教，学校里一位同事的女儿是小学四年级从大陆随父母移民过来的，中文听、说、读、写都有相当基础，该同事夫妇惟恐女儿被汉语环境“污染”影响融入，在家里实行“汉语禁令”，尽可能不让孩子接触到任何汉语元素，结果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孩子连听别人说汉语都觉得理解很吃力，而英语却毫无问题了。     因为融入关乎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前途，对于大多数华人家庭而言首先并非族群认同或文化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华人移民重融入甚于“存文化之根”，在是否融入的话题上通常表现得比本地人更敏感。前几年大温哥华的本拿比市、高贵林市曾有“是否在幼儿园开设汉语双语班”的大讨论，结果出现非华裔民代、家长踊跃投票支持开设，华裔民代、家长却竭力反对的怪事。 但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崛起，汉语的重要性开始被更多加拿大人所认知，率先尝到甜头的并非中国移民，而是会说汉语的西人，从而刺激更多当地人开始学习中文，前面提到几个地方的西人家长普遍支持在幼儿园开设汉语双语班，奥妙就在于此。 随着经济实力更强、与中国联系更紧密的新一代移民的到来，华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子女的族裔认同问题，认识到生长在加拿大的下一代最大的融入问题，并非融入当地，而是融入父辈的华裔文化，是找到自己的“根”。卑诗省温哥华-快乐山选区香港裔华人省议员、从小在温哥华长大的关慧珍曾坦言，直到大学期间利用假期回广东老家“寻根”，她才在两个“融入”间找到自认为准确、理想的平衡点。

        有多伦多移民顾问表示，已接手一个华人面临公民权被取消的案例。他提醒华裔移民，新修订的《公民法》(C-24法案)实际上对已取得公民身分的移民同样有约束力，如果移民局证实有关人士通过假结婚获取公民身分，即使已入籍仍有可能面临遭褫夺加国籍。           多伦多移民顾问罗宾周一对《星岛日报》表示，他目前已经接手了一个公民权面临遭取消的案例。据他所知，这也可能是新公民法实施以来，首宗华裔移民面临可能取消公民身分的案例。           罗宾称，该人士日前被联邦公民与移民部官员，依据新的公民法起诉，怀疑他通过假结婚，获得了移民身分。即使他现在已经入籍成为公民，但如果在60天的自我解释期内，不能给移民部一个合理及满意的解释，证明他不是假结婚，他的公民资格将会取消。           C-24被指对已入籍公民严苛           罗宾表示，有许多华人移民误以为新的公民法，主要是严格对付从事恐怖活动和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士。以为具有双重国籍而被判定为恐怖分子的人，才会遭剥夺加拿大公民身分。他称感觉到自新法实施后，对所有归化入籍的公民的管理都更为严苛。           罗宾特别强调在近20年来，都没有听说过华人公民权遭取消的案例，即使曾经有人在入籍后被发现移民身分曾经造假，但往往会因为已经入籍而免于追诉。但从上述新法颁布后的最新案例来看，入籍后也照样会被追诉。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该人士的加拿大国籍被取消，将成为无国籍人士。           罗宾还表示，加拿大国籍一旦被取消，该人士只是移民身分，而假结婚的移民可遭遣返。至于该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将遣返到哪里则是后话，有待公民与移民部进一步解释。           罗宾认为新的公民法对归化入籍人士是愈来愈严格，当中规定了许多公民权可以被取消的情况。除了恐怖分子和双重国籍人士外，之前或在境外有过刑事犯罪纪录的人士，包括单一国籍的人士都在受规管的范围内。  

  华裔女医师曾秀颖因涉嫌为病人滥开止痛药，被控二级谋杀罪一案继续开庭审理。 华裔女医师曾秀颖（Hsiu Ying “Lisa” Tseng）因被控为病人滥开止痛药，涉二级谋杀罪案，28日续审。一位多年前曾去看过曾的年轻男病人坦言，他曾因用药过量（overdose）当场晕倒在曾秀颖诊所的洗手间内，工作人员当场报警，召来急救人员（paramedics ）。也因此被曾秀颖拒于门外，不愿再为他看诊。 男病人在法庭上作证表示，他于2007年之间看了包括曾秀颖在内的多位医师，并从曾的诊所成功拿到处方药药单。他在看医师时夸大了他的症状，如疼痛和焦虑，还说他无法入眠和正常饮食，有忧郁症。有一次，他在两天之内，用药过量（overdose）三次。其中一次是在他前往曾秀颖诊所时，在诊所洗手间用药过量，直接晕倒 他表示，尽管他被救回来了，身体并无大碍，但此后当他再去看曾秀颖时，曾将他拒之门外，不愿意看诊。他不甘心，多次试图劝说曾秀颖回心转意，甚至几乎要当众大吵大闹，但并没有结果。 一位曾在洛杉矶县验尸官办公室工作的女验尸官Joanna Young上庭作证，她曾在2009年4月对一位曾看过曾秀颖医师，居住在Palm Desert市25岁的年轻男性死者Steven Ogle进行尸检。她发现Ogle「内脏充血」（congestion in organs），包括肝脏、肺部、脾脏，从而判断他是用药过量死亡。 在验尸报告中，Young指出，Ogle没有其他疾病史，虽然手臂上有伤疤，但并无大碍，Ogle的死因是「死亡前不久服用大量药物，主要是美沙酮（Methadone，镇痛药物）服用过量」，医师推测Ogle服用十至15粒。报告还指出，死者身边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但Young认为「这并不能充分说明，死者生前有自杀的想法」。 一位在橙县验尸官办公室工作了17年的验尸官Anthony也上庭作证，他曾在2008年3月对一位曾看过曾秀颖医师，刚满21岁不久的男性死者Ryan进行验尸。他认为，尽管Ryan有浅浅的割伤和疤痕，而且他还有抑郁和癫痫抽搐（seizure）等病史，他曾承认自己有精神过度紧张、脖子疼痛、注意力失调（ADD）等症状，但这些都不是十分重要，不足以致死。尸检报告指出，Ryan致死的原因是体内有多达十种左右不同的药物。 根据检方起诉书，曾秀颖涉嫌滥开止痛处方药Xanax和Oxycodone，导致至少三名患者死亡，而这两种药都有成瘾性，并且有毒品效果，可以让服用者处于亢奋状态。 曾秀颖的律师Tracy Green表示，死亡的三名年轻人，其中一人是把曾秀颖开的药和高浓度酒精一同服用，另外一人则有毒瘾，并且将处方药和其他毒品一同服用。这一控诉使得曾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个以二级谋杀罪被起诉的医师。 

大温华裔留学生汤远熙「弑母」案子正在开审，每逢报道本案的时候，心里常常充满悲伤和不安。我觉得社会和大众不要以看戏的心态来观察这个案子，而是从这个极端的个案中，找到一些普遍的教训和启发。   人们常常说，今天这个世代的孩子，是在电子游戏中长大的，欠缺人性中最为纯良的部分，对物质的追求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再加上电子游戏中暴力成为轻松的「常态」，以至于不少年轻人对生命的尊严毫无认知，对亲情的宝贵也不晓，稍有不如意事，即对自己或对别人的生命毫不负责，「杀人」成了解决问题或者逃避挫折的快捷手段。   既是「啃老族」又是「恨老族」   案中汤远熙的人格分裂是十分明显，一方面他像不少其他年轻人，非常不满父母的管控，性格中有叛逆成分；可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倚赖父母的物质支持，而没有独立承担自己人生道路的勇气。他不但是「啃老族」，也是「恨老族」，所以才会产生「谋财害命」的非人性想法。   问题是，当中国不少父母富起来之后，他们对待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往往出现偏差，一方面是无条件的过度溺爱，一方面又不自觉地用「钱财」来控制孩子，逼孩子就范，按父母的「好心」来铺排未来生活。   社会和家庭同样都需要反省   中国一些家长这种矛盾的养育孩子方式，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缺陷：缺乏独立生活的勇气和能力，但恃宠生骄的习气强烈。当生活的某种平衡或者与父母关系的某些平衡打破后，就很易做出些出格的事。   杀人从外表上看，显示一个人很「狠」，但往深层看，杀人常是「卑怯」表现。像汤远熙这样的疑凶，非但不敢承担后果，还装出一副「孝子」模样，来逃避罪责。   为何出现这种可悲情况，除了他自身要反省外，他的成长经历，也值得其他富裕家庭的父母思考。一个年轻人要去到「弑母」地步，社会和家庭同样都需要反省，这不是为杀人犯减轻罪责，而是替未来孩子健康成长，寻找更好的社会生态、家庭生态、亲子关系生态。

　　新公民法被指对归化入籍人士愈来愈严格。星报资料图片   　　移民顾问指假结婚移民就算已入籍，公民身分也可被剥夺。互联网   　　有华裔移民误以为新的公民法，主要针对从事恐怖活动和具双重国籍人士。fb图片 　    有本地移民顾问表示已接手一个华人面临公民权被取消的案例，他提醒华裔移民，新修订的公民法（C-24法案）实际上对已取得公民身分的移民同样有约束力，若移民局证实有关人士通过假结婚获公民身分，即使已入籍仍有可能面临被剥夺加国籍。 　　本地移民顾问罗宾昨日对本报表示，他目前就已经接手了一个公民权面临被取消的案例。据他所知，这也可能是新的公民法实施以来，首宗华人移民面临可能被取消公民身分的案例。 　　罗宾称，该人士日前被联邦公民与移民部官员，依据新的公民法起诉，怀疑其通过假结婚的手段，获得了移民身分。即使他现在已经入籍成为公民，但如果在60天的自我解释期内，不能给移民部一个合理及满意的解释，证明他不是假结婚，他的公民资格将被取消。 　　C-24被指对已入籍公民管理更严苛 　　罗宾表示，有许多华人移民误以为新的公民法，主要是针对从事恐怖活动和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士更为严格，只有具有双重国籍的被判定为恐怖分子的人，才会被剥夺加拿大公民身分。他称感觉到自新法实施后，对所有归化入籍的公民的管理都更为严苛。 　　罗宾特别强调在近20年来，都没有听说过华人公民权被取消的案例，即使曾经有人在入籍后被发现移民身分曾经造假，但往往会因为已经入籍而免于追诉。但从上述新法颁布后的最新案例来看，入籍后也照样会被追诉。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该人士的加拿大国籍被取消，将成为无国籍人士。 　　罗宾还表示，加拿大国籍一旦被取消，该人士便又成为移民，而假结婚移民便可被遣返。至于其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将被遣返到哪里则是后话，有待公民与移民部进一步解释。 　　罗宾认为新的公民法对归化入籍人士是愈来愈严格，其中规定了许多公民权可以被取消的情况。除了恐怖分子和双重国籍人士外，之前或在境外有过刑事犯罪记录的人士，包括单一国籍的人士都在被规管的范围内。

　　移民部今年推出快速移民(Express Entry)计划，吸引全球经验技工，填补加国技术劳工空缺。新措施实行有10个月，企业和准移民抱怨新制无用处，未能达到目标。据说，身在加拿大的外国人有较大机会，透过这计划取得永久居民身分。 　　执政保守党今年1月1日推出快速移民新系统，渥京政府说，新系统活像红娘，它会撮合「最佳，最聪明」的移民和招聘员工的加拿大，主。 　　哈珀政府改革加拿大移民系统，当时出任移民部长的康尼(Jason Kenney)上周五夸赞快速移民计划，说它是「快速系统，联结人们与劳工市场，落实他们的梦想，在抵加后发挥潜能」。 　　康尼在温哥华记者会说，「新经济移民在数月内抵达加拿大，而不是数年。」 　　政府的目标是快速审批技术移民，但快速移民计划接纳的新经济移民不多。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对身在加拿大的临时外国劳工和其他外国人较有利。 　　公民及移民部7月报告，今年上半年快速移民计划拣选外国劳工，超过85%已在加拿大，亦即12,304人的其中11,047人。 　　85%被拣选外国劳工已在加 　　报告显示，3%住印度，2%住美国，1%住菲律宾，更小比例的申请人在其他国家居住。 　　截至7月6日，加拿大审批的快速移民申请只有411宗，发出总共844张签证给那些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属。报告指出，加拿大填满移民名额，不是透过快速移民程序，而是透过旧制的积压个案。大多数新经济移民使用新制拣选，要等到2017年。 　　商界说，新制最大缺失是借用刚改革的临时外劳措施。康尼与亚历山大(Chris Alexander)去年宣布，政府修订聘用外劳措施，遏制，主滥用外劳计划。 　　快速移民项目规定，经济移民不但要有，主聘用，还要，主提交一份支持文件，亦即劳工市场影响评估书(Labou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现在，所有，主聘用外劳，不聘用本地劳工，都要提交这份文件。 　　加拿大商会(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技术政策总监安逊－卡特赖特(Sarah Anson-Cartwright)说，「我们听到中，小型企业，主说，它们用不着那样的计划。」

  移民部今年推出快速移民(Express Entry)计划﹐吸引全球经验技工﹐填补加国技术劳工空缺。新措施实行有10个月﹐企业和准移民抱怨新制无用处﹐未能达到目标。据说﹐身在加拿大的外国人有较大机会﹐透过这计划取得永久居民身分   执政保守党今年1月1日推出快速移民新系统﹐渥京政府说﹐新系统活像红娘﹐它会撮合「最佳?最聪明」的移民和招聘员工的加拿大雇主。   哈珀政府改革加拿大移民系统﹐当时出任移民部长的康尼(Jason Kenney)上周五夸赞快速移民计划﹐说它是「快速系统﹐联结人们与劳工市场﹐落实他们的梦想﹐在抵加后发挥潜能」。   康尼在温哥华记者会说﹕「新经济移民在数月内抵达加拿大﹐而不是数年。」   政府的目标是快速审批技术移民﹐但快速移民计划接纳的新经济移民不多。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对身在加拿大的临时外国劳工和其他外国人较有利。   公民及移民部7月报告﹐今年上半年快速移民计划拣选外国劳工﹐超过85%已在加拿大﹐亦即12,304人的其中11,047人。   85%被拣选外国劳工已在加   报告显示﹐3%住印度﹐2%住美国﹐1%住菲律宾﹐更小比例的申请人在其他国家居住。   截至7月6日﹐加拿大审批的快速移民申请只有411宗﹐发出总共844张签证给那些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属。报告指出﹐加拿大填满移民名额﹐不是透过快速移民程序﹐而是透过旧制的积压个案。大多数新经济移民使用新制拣选﹐要等到2017年。   商界说﹐新制最大缺失是借用刚改革的临时外劳措施。康尼与亚历山大(Chris Alexander)去年宣布﹐政府修订聘用外劳措施﹐遏制雇主滥用外劳计划。   快速移民项目规定﹐经济移民不但要有雇主聘用﹐还要雇主提交一份支持文件﹐亦即劳工市场影响评估书(Labou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现在﹐所有雇主聘用外劳﹐不聘用本地劳工﹐都要提交这份文件。   加拿大商会(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技术政策总监安逊－卡特赖特(Sarah Anson-Cartwright)说﹕「我们听到中?小型企业雇主说﹐它们用不着那样的计划。」

　　(温哥华27日加新社电)叙利亚难民天天在联合国难民署黎巴嫩办事处外面排队，人数不断增加，多达数千人，加拿大职员凯利(Ninette Kelley)心里明白，难民危机将没完没了。 　　凯利原居多伦多，在2010年5月出任联合国难民高级公署代表，处理1万名伊拉克人。 　　到今年6月，她的职务结束，她监督的全球最大联合国难民机构负责120万名叙利亚人的个案。 　　黎巴嫩面积小於温哥华岛，人口约400万，後来邻国内战，数以百万计叙利亚难民颠沛流离。凯利说，黎巴嫩面对一波又一波难民潮。 　　她说：「我们这两年在黎巴嫩，每周的难民登记人数，比加拿大一年接纳的人数多。」 　　新到难民每周约1万人 　　她指出，新到的难民每周约有1万人。 　　「我会说，这是很慢很慢、稳稳的延烧。」 　　自2011年4月以来，她在海外处理难民危机，多年後，叙利亚男童艾兰(Alan Kurdi)在逃难时溺毙，尸体冲上土耳其海滩。小尸体照片震撼全球，激发人们的同情心。 　　据说，他的家人想要移居卑诗省。 　　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宣布措施援救难民，但一些欧洲国家关闭边境。 　　叙利亚爆发内战，凯利已在黎巴嫩工作，意外接掌职务，在一个「负荷太重」的国家提供国际支援服务。 　　凯利说，全球公众感到安顿叙利亚难民的迫切，这种感觉从来没有那麽强烈，但叙利亚内战已进入第4年。 　　现职联合国难民署联络办公室主管的凯利在纽约说：「加拿大电视没有大篇幅报道，不表示以前没有那麽大的需要与苦难。」 　　在她发表上述言论前数天，渥京邦政府宣布，它会加快叙利亚境内难民处理程序，用更短时间安置1万人，审批时间从3年缩短到大约15个月。  

  　　针对有关加拿大护照制作新系统存在缺陷，可能带来保安风险的新闻报道，联邦移民部日前发表声明，驳斥有关报道的内容完全失实，并坚称加拿大护照是全球保安程度最高的旅行文件之一。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电台(CBC/Radio-Canada)本周三(23日)的新闻报道，联邦移民部的内部文件披露，加拿大护照制作新系统存在缺陷，可能带来新的保安风险。至少有多达1,500本护照透过这个新系统制作，让不法分子篡改护照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联邦移民部在本周五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联邦移民部和其合作伙伴Service Canada，现正将护照服务迈向一个现代化、持续性的信息技术平台，其主要目标就是改善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保持护照的完整性。迈向新系统的这一行动，将加强加拿大护照的保安性。 　　上述声明又指出，联邦移民部在2014年有关计划和优先要务的报告中提及，联邦移民部的全球个案管理系统，现正由一小组职员开展测试，用于处理护照申请个案，该系统过往被用于安全和高效地处理数以万计移民和公民入籍申请个案。 　　使用新的信息技术平台来签发护照，是在一个非常小心、受到严格控制和分阶段引入的程序中完成的。在新的系统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之前，通过审核和权衡，来确保问题在出现后被确认和解决。 　　上述声明还强调说，在每年签发的数以百万计的护照中，仅有一小部分是通过正在测试中的新系统签发的。迄今为止，所有经新系统处理的文件，均需经过多个环节的严格确认和质量检查，从而确保护照申请人的身分和信息准确和保安，并符合持有旅行文件的资格。 　　上述声明说：「使用这一受到控制的测试系统，目的是为了确认问题和异常，以便在签发每本护照前纠正错误。实际上，这一测试已经确认了一些问题，所有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我们对新系统在测试阶段签发的每本护照的保安性和完整性有信心，护照的完整性并未面临风险。」

美核桃市一隐秘月子中心孕妇在接受警方的询问。   湾区CBS电视台26日消息称，南加州打击中国孕妇赴美产子，导致月子中心北上湾区，尤其是硅谷，生意极佳。 CBS记者找到一名旅行社经营者周杰瑞(译音，Jerry Zhou)，他拒绝就“旅游产子”之事响应，又说旅行社业务与孕妇产子无关。 消息说，周姓男子经营的旅行社生意很好，但游客目的地不是渔人码头，也不是金门大桥，而是北圣荷西一栋住宅。该住宅经营月子中心，孕妇大部分来自中国。 邻居拉莫斯(Robert Ramos)说，孕妇很少在小区中走动，出入时坐厢形车，车窗都有颜色，不让看到车内情况。“有一次同时有四名孕妇。生产之后人就不见了，又有新的孕妇到来。” 报导又说，北圣荷西住宅是周杰瑞经营的两个地点之一，他的网上广告称住宅为“加州婴儿护理”(California Baby Care)，每月收费3000至4000美元。服务包括保姆、厨师、医院接送及代办初生儿护照。 今年初，移民及海关局突击搜查南加州三家月子中心，发现数十名中国孕妇。报道说，南加打击月子中心，导致业者北上湾区。 美国是极少数采取出生公民权(Birthright Citizenship)的国家，无论父母有无合法身份，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自动拥有公民权。此一政策已成为明年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国会共和党人正酝酿修法取消。 反移民组织说：“孕妇申请赴美旅游，声称去迪斯尼旅游，事实上却来生产，这就成为诈骗。”不过，旧金山大学移民法教授邓新源说，美国没有法律禁止外国人赴美产子。当局最多只能对月子中心逃税罚款。

  27日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这一华人本该全家团圆、喜迎中秋的时刻，在布碌崙8大道华社却发生了一出人间惨剧。一名56岁的华裔男子于8大道N车地铁站上纵身一跃、跳轨自杀，选在欢度的日子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消息传出令人唏嘘。至截稿时止，警方仍在对其死因进行调查，尚未公布死者身分。 根据警方消息，昨日上午约9时48分，布碌崙8大道华社交通枢纽站N车地铁8大道交59街站内，一名56岁的华裔男子在北向曼哈坦行驶的地铁进站之时突然纵身一跃，重重撞上行进中的列车车头后被弹回月台，头部遭到严重冲击，渗出大量鲜血，经法医鑑定其当场死亡。 事发后十几分钟，管辖该区的市警68分局及纽约市捷运警局第34分区、市警布碌崙南区勤务指挥中心等大批警员和警车赶到现场，将出事一边的N车站台封锁，死者则被白布包裹、躺在月台上。警方指出，该华男试图跳到进站的N车前，但刚跳出就被车头撞飞，摔回到月台上。因头部受到的撞击巨大，大量鲜血渗出，当场宣布死亡。 在警方封锁站台调查期间，开往曼哈坦方向的N车甩站开过、不再停靠8大道地铁站，大都会运输署(MTA)派出工作人员在地铁进站口指挥欲北行的民众，先至另一边的站台，乘坐康尼岛方向的N车向南到62街站，再换乘曼哈坦方向列车，一时间N车8大道站的康尼岛方向站台人满为患。直到正午时分，死者的尸体从站台移走之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清洗，随后才解除了封锁，N车曼哈坦方向亦在不久后恢复正常通车。 MTA表示，当华裔男子跳下铁轨的一刻，地铁的驾驶员已经发现了他、并且马上勐煞车，但因为事发突然、而车体的惯性又巨大，驾驶员无法及时停车、阻止悲剧的发生。 而大批候车的华裔乘客看着对面白色裹尸布和调查中的警员与法医也是议论纷纷，对死者选在中秋团圆日轻生唏嘘不已，不明白为何要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嘆是人间惨剧。「中秋节对华人来说是大日子、好日子，怎么就想不开要跳下铁轨自杀呢？」 因警方已确定死者为自杀，涉及个人隐私，至截稿时止仍未公布死者的个人信息，其自杀原因也不得而知，仅指出正在联络家属，进行身分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