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导言 日报君也快两年多没回国了，唉，每天沉迷工作无法自拔，不想谈恋爱就想工作。咳咳，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 最近国内的基友问了君君一系列问题：“你知道‘扛起达康书记的GDP’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国内最火的出行方式是什么吗？你知道时下的爆款APP是什么吗？你知道什么叫’欧式大双眼皮‘吗？你知道现在最热的下饭综艺是什么？”以上问题，大家能答中几个？ 好久没回国，发现自己真是土爆了！君君的内心受到了一万点暴击，因为唯一能回答出来的下饭综艺现在也不播了，难道让我回答《奇葩说》？说君君是看着“大紧”下饭？ （图片来源：千搜娱乐） 和国内的小伙伴们聊天拼不过表情包也就算了，还跟不上聊天的节奏，这个简直无法容忍！！ 我们就在今天这个好日子，从六个点好好研究下土到爆这件事。 01 中国制造 唉，每次除了肉夹馍和凉皮，君君最想念的就是国内的地铁。在美国坐地铁真的有点烦。以纽约为例，传统意义上的“人少又干净”并不太适合用在纽约地铁上，“脏和乱”反倒是出了名的。 纽约地铁站和国内地铁站对比 其次就是纽约地铁每天一到上、下班的时间挤到爆，堪比北上广深。 （图片来源：南昌网） 更郁闷的事情不是纽约地铁里的“挤”，而是车厢内里散发着的蜜汁味道。 （图片来源：GIPHY） 你说在国内地铁里，大家顶多也就是吃个韭菜馅包子，味儿再大点儿的无外乎是涂个风油精。 （图片来源：GIPHY） 但是纽约的地铁可就厉害了。车厢内永远混合着各种体味，有时要靠憋气才能活得下去。君君基友曾经碰到过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看见有人在车厢里拉坨坨O__O …最近有一条新闻说的是，我们中国中车制造的地铁出现在了波士顿。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自”中车制造”2014年首次登陆美国以来，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获得了大量的地铁和通勤车订单。过去只要一提“Made in China”大家总觉得是廉价的代名词，可现在君君周围的很多外国朋友都表示，比起“Made in India”又或者“Made in Thailand"，他们更愿意买“Made in China”的商品，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质量更好。 02 中国支付 记得君君还没出国的时候，每次出门必须默念“钱包、钥匙、手机“，不然出了门也要回来；可是现在，国内的小伙伴表示，只要有”手机和钥匙“就行，没钱包什么事。 因为现在国内的手机支付实在是太！发！达！了！ 根据中国日报网报道，2016年我国的手机付款的市场规模较上年就增加30％以上，高达12.5万亿元。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上至校门口的煎饼果子铺，下至境外免税店的收银台，基本上有中国顾客出现的地方就有中国手机支付的存在。君君记得有个叫Will Ripley的CNN记者，他当时对中国的手机支付持有一定的疑虑，就在北京体验了一把“24小时无现金支付”。 （图片来源：观察者） 从早饭的煎饼开始，到后来买咖啡，叫出租车，和朋友吃饭等一系列过程，他完全是靠扫二维码完成的，真正做到了无现金支付。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普及，这种既快捷又安全的手机支付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就连君君的姥姥，都会用手机扫二维码完成买牛奶的全过程，你就说6不6吧。 03 中国脊梁 还记得新年伊始，网上的一张年龄对照表火了！ （图片来源：IMG） 90后的我们不再是宝宝了，最大的今年都27了......泪奔，我们所谓的90后小屁孩竟都开始步入而立之年。 对比70后和80后，90后一直是一个被标签的群体。 （图片来源：Reddit） 在90后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固化”一词，一切都是可以变通的；但这也让他们被扣上了“不靠谱”的帽子。 然而近年来，这些传说中“不靠谱”的90后们却越来越靠谱。 还记得2016年的里约，90年的张国伟，93年的宁泽涛，94年的朱婷，96年的傅园慧……中国代表团65.1% 的奥运健儿都是90后。 （图片来源：新浪体育） 90后，正在飞速成长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这两张图片曾经让大家百感交集，航天控制中心曾经被认为是老科学家们的天下，现在却充满了年轻的面孔。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又被称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神经中枢”。在这里有一支6人组成的飞行器发令小分队，其中就包括一位91年的小伙子。 说我们90后张扬也好，说我们90后肆意也罢，时间会见证我们一点一滴的成长。 04 中国娱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产片的标准公式变成：流量明星+票房保护+五毛特效+俗套剧本+脑残水军=票房“大卖” 为了不辣眼睛，很多小伙伴只能去翻看什么《康熙王朝》、《闯关东》、《大宅门》、《大明宫词》等老艺术家们参演的电视剧。 (图片来源：GIFBAY) 而随着《伪装者》、《欢乐颂》、《琅琊榜》等精品国产片的横空出世，让大家终于不用再天天去扒以前的老剧看了。 （图片来源：环球网） 与此同时，我们更是出现了以局座张召忠和王庆祥老爷子为代表的中老年网红！局座现在不仅是B站的站宠担当，在微博界也是坐拥百万粉丝的人。看着局座能自拍、会修图、还卖萌，君君顿时觉得会玩微信的姥姥也没什么了。 （图片来源：微博） 自称本宝宝的王庆祥老爷子就更是厉害了，网络用语用得那叫一个大写加粗的六。 什么皮皮虾、老司机、辣眼睛、哼哼、狼人杀。。。天啊噜！您知道的太多了，噗。 （图片来源：微博） 虽然还有不少国产片认为自己卡司演技再烂、剧情再扯，只要手握流量担当的小鲜肉，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启霸屏模式、掌控整个收视率。 熟不知，现在网友们都开始迷上自带“欧美大双眼皮”的老戏骨们。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被网友调侃“心里只有GDP的达康书记”，他的扮演者吴刚就是位1962年出生的老戏骨。 （图片来源：新京报） 还有在电视剧《老爸当家》里饰演川菜名厨权来的张国立，剧中他不仅是位厨师，更是一位独自抚养了四个女儿的父亲。 （图片来源：新视网） 他把善良温柔和讲原则不妥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让琐碎质朴的家长里短变得温馨动人。 更有以张译、段奕宏、张鲁一为代表，年纪不老但绝对是戏骨的优秀演员们回归了大荧幕。 网剧的异军突起，同时也宣告了观众们对流水线影视作品的厌倦。《余罪》以第一季8.1亿的点击量和第二季3.8亿的点击量杀出重围，成为名副其实的网剧黑马。曾经的小刘星，现在的张一山，更是把“贱人余”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图片来源：人民网） 《最好的我们》，耿耿和余淮的故事，让无数老阿姨们感叹“青春欠我们一个余淮，世界欠我们一个路星河”。 （图片来源：Dramag） 这些网剧大都把经费用在了制作上，后期的宣传经费相对较少，却靠着剧情和口碑大红大紫，杀出了一片天。 05 中国速度 君君知道最近流行的一种速度叫共享单车，但是两个轮子毕竟有点慢，我们今天说另外一种。有一种让世界羡慕速度的中国速度叫中国高铁！ （图片来源：Lofter） 根据参考消息的报道，截止2016年我国以“四纵四横”为主架建设的高铁，运营里程突破两万公里，跃居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 （图片来源：凤凰网） 我们克服了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各种极端气候状况，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做到这一点。 （图片来源：imgur.com） 不说虚的情怀，就说实际生活中，高铁的极速发展也为我们带来了世界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便利。根据央视的报道，在未来五年，我们的国家先进轨道交通专项会将重点放在研制时速400公里的高铁列车和时速600公里的磁浮列车。想着未来还会有更成熟的高铁和更快捷的磁浮列车，晕机的君君不禁乐开了花。 06 中国直播 网络直播让不少人一夜成名、瞬间暴富，简直成就了一大国民奇迹。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仅在2016年，中国的网络平台已经达成了超过200家，用户人数达3亿，市场规模150亿元。” 这一新兴媒体的发展不仅引发了全民直播的热潮，更是为中国带来了极其可观的经济收入。 (图片来自：CNNIC) 网络直播门槛低，回报高，对个人的知识水平、外在条件、表达能力没有硬性要求。 但是，物极必反。 直播平台极大的激发和利用了大众的虚荣心和牟利心，导致个别主播为了得到更多的关注、收到更多的礼物而无所不用其极。 (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去年在网上火了的“什么都敢吃的大妈”，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直播里大妈生吞鞭炮、玻璃瓶、电灯泡等等常人无法想象的东西，让大家一度以为大妈是被人绑架折磨。 更多的例子，像“黄鳝门”这种边缘化的辣眼睛直播，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图片来源：斗图啦） 直播的能量不容小视，而作为一个新兴媒体，它的约束现在还很少。 ▼▼▼ 在国内待久了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有时体会不到周围的好；现在出了国，有了对比，才慢慢感受得到。 比起在美国大学城里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国内的发展速度已经让很多出国党跟不上节奏了。 所以得趁着暑假回国的时候好好补补课，不然在国内同学眼中，咱们就显得土了。 感谢：西牧和希子小姐姐为本文提供的信息。

　　移民的意义就在于挣扎着去遇见更美丽的自己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在你喜欢的的城市，做你喜欢做的事！ 　　2004年3月，我遇到了这个我喜欢的城市。 　　那是刚结束了一年在卡尔加里的公派学习，回国时路过温哥华。在22路公交车在Downtown的终点一下车，推开几座银行的高楼，街道的尽头是还戴着白围脖的北岸的群山，眼前脚下就是Sea Wall的步道，一路迤逦前行，穿过Stanley Park的大森林氧吧，路过有懒洋洋的乌龟晒着太阳的Lost Lagoon……有山，有海，有离城市这么近的森林，有闹市，也有拐个弯就很幽静的小公园，可以在一天内上山滑雪下海划船，也总能在一天到晚任何时段看到有人跑步。我对温哥华一见钟情。 　　不过，在申请移民之后的漫长等待中，有些东西就一点一点的淡了，我一直在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除了牙医，我还会做什么事？ 　　2006年10月正式登陆，很快我在Downtown爱马仕的楼上叫GYU的铁板烧找到了中餐的工作。儘管在后厨切掉半个手指甲血流如注，儘管被香港老板骂，但是那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第一次挣到小费，$20。直到当上牙医我都觉得小费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的，它让我有服务意识，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公立大医院裡等着病人排队挂号来看牙的副主任医师了。 　　5周以后，我接到了加拿大最大的烤瓷牙加工厂AURUM在温哥华的分部打来的面试电话，这样我得到了这个跟牙医梦的距离又近了一点的牙科技师工作，我负责包埋蜡型并铸造切割，并给黄金牙冠抛光。我每天6点钟起床提前一个小时赶到lab,为了免费停车，也可以再多读一会儿书，5点钟下班6点钟到家做饭吃饭带上第二天的午餐，然后就开始了主要就是查单词的学习。大量的生词扑面而来，不停的查单词，甚至有很多生僻的专业词彙很难查到确切的中文翻译，每天只有2-3页的进度，蜗牛一样前行，凌晨1点抬起头来看看考试推荐的100本专业书籍的书单，我怀疑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了。 　　周而复始，终于迎来了考试，又是漫长的等待，结果出来只有78分，试着申请一下UBC, 回复我明年再考。2008年10月，我回到国内疗伤。这裡有我的亲人，有发小，有熟悉的牙医工作，可是我突然觉得自己像夹生的米饭，我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开始排斥这个从小长大的环境，幻想回到温哥华。这时候读到一个非常励志的老鹰的故事，不知道真实与否但对我触动很大。据说老鹰在成年之后因为沉重的羽翼和过度弯曲的喙让他很难捕猎，就会在悬崖上筑巢，然后脱掉沉重的羽衣用力摔断自己的喙，等到新的羽翼新的喙长成就可以再次搏击长空开始第二次生命。 　　2010年10月，我在枫叶卡就要过期之前再次回到温哥华，开始在悬崖上筑巢。也有犹豫徬徨的时候，但是这一次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在国内是放射科医生的老婆选择在日本料理当waitress来支持我全职学习，我只偶尔打些零工，送送报纸，Richmond夜市做锅贴，UBC菜店搬菜，和平饭店waitor。有一次我从早上10点不间歇地刷盘子直到晚上10点，边刷边告诉自己，爷跟你拼了，拼不过去，就一辈子这样刷盘子吧。 　　加拿大的牙医考试一共五关，每一关只有3次机会，3次失败就不能再进行下一个考试。其中最难的一关就是技能考试，仅仅报名费就$6500。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在培训班裡遇到志同道合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牙医战友，一关一关的考试大浪淘沙，每一次站起来抖抖灰土回头望一眼倒下的战友继续悲壮前行，当我最后以自己都不敢相信的straight A的战绩通过考试的时候，老婆却悠悠的说了一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你考不过去，因为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强！至此我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人生需要克服的困难确实很多，最难的却是要战胜那个不自信的自己！因为不自信，就浪费很多时间在考虑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就给自己留很多退路，就不够专心学习；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更难成功！ 　　2014年3月，我在温哥华西区有了自己的牙医诊所，11月，可爱的女儿在温哥华出生。我的故事被放在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网站裡鼓励新移民努力奋斗，我自己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 　　一晃移民10年了，我常想，移民的意义，甚至人生的意义，也许就是努力着挣扎着去追求幸福，去遇见那个更美丽的自己吧！

不管在哪个时期，不管在什么场合，礼仪都是非常重要的，对“立足美国，追求卓越与成就”的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来说更是如此。 前不久，“百人会”会长吴华扬教授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片题为《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信》的文章。“百人会”会员们既然都有极高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自然明白谨言慎行的道理，因此我不愿带着情绪对吴教授的“公开私信”加以驳斥。 吴华扬教授文章 吴教授的文章反映出他对1980年代以后赴美的中国移民存在极大的误解，他居高临下地在“我们”和“他们”——即美国本土华裔精英和政治思想“未开化”的中国暴发户——之间划了一条刺眼的分隔线。华人新移民对特朗普鼎力支持，令传统华裔精英始料未及且无法理解，究其原因乃是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过于单薄。 新移民们深受共和党的话语吸引，因为它强调个人责任和勤奋工作的重要性。与美国许多少数族裔一样，他们也对种族歧视有着切身感受，但从不让此类负面经历动摇自己在新社会环境里出人头地的决心。他们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却不习惯依赖社会福利，更不同情靠政府“供养”的群体，因此有时稍显缺乏仁善之心，但这却是他们的真情实感。其实换在30年前，这也是美国人的主流观念。去年，华人新移民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未来，他们还会投票给支持财政保守主义的类似候选人。 华人新移民难以与其他“弱势”群体紧密团结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顽固不化、心怀恶意，而是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看作弱势群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美国提供的经济和教育机会心怀感激。 但无可否认的是，新华人移民与其他少数族裔确实在某些利益上无法取得一致。例如美国顶级名校在招生时，华裔学生往往处于不利位置，“看不见的天花板”无处不在，使许多华人感到心寒。一方面优秀的华裔学生被名校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其他族裔的学生哪怕成绩较差，校方也会出于“多样化”的考虑吸收他们入学。 许多华裔学生的家长认为，正是“多样化”使他们子女的合理权利遭到剥夺，因此这个词在华裔社群中的污名化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如此明显的歧视现象，“百人会”却从未将其纳入据理力争的议题，不免显得失之虚伪。如果“百人会”真想为所有美国华人争取社会地位，保障受教育的权利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华裔精英们应当鼓励华人社群奋起维权，而不是划出一条防疫封锁线，把新移民隔离在外边。 如果美国亚裔社会活动人士迫切地想把初来乍到的同胞改造成“真正”的美国人，就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战争、饥荒、贫穷、动乱，成为了许多早期移民的伤心地。他们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彻底融入新的国家是唯一的选择；随着美中数十年交恶，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断绝了与故国的一切联系。 对1980年代以后赴美的新移民而言，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经历与老一辈华人移民截然不同。新移民心中所属的祖国，已经不再是他们祖辈的那个祖国。中国即使有再多缺点和不足，仍然处于国力回升阶段，民族自豪感使许多新移民愿意维护自己的祖国——哪怕他们已经离开，哪怕它有时略显刚愎自用。出于各种原因，新移民与中国保持着情感联系，他们与国内各地亲友们也有密切往来。 在美国政治语境下，泛亚裔是个被主流社会高度同化的少数群体，但华人新移民却无意迈入这个“大家庭”的门槛。他们或许眼界失于狭隘，或许个人习惯不佳，损害了您这样早期移民的华裔精英为美国上层社会苦心经营的模范形象。虽然华裔精英努力试图帮助新移民变得更加“美国化”，但这两个群体本不相同，后者也不期待变成前者。 在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里，美国华裔温顺守法，不喜与人争执。喧闹的新移民则完全是另一个物种，他们将在人数上超过说英语的老移民。随着中国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他们的声音将变得更响亮，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主流。 新移民来自各种各样的背景，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地方自豪感，争强好胜，拒绝美国讲究“政治正确”的文化，势必导致新老华人移民内部产生摩擦和对抗。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声音早晚会成为美国华人主流，逐渐取代“百人会”等老一代华人移民组织。 他们不只将争取所谓的“一席之地”，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地位。不管你欢不欢迎，这一天都必然会到来。 （杨晗轶译自《赫芬顿邮报》，翻页阅读英文原文：）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r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Americans And Proud Of It Etiquette is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important, yet perhaps particularly so in the rarefied society peopled by the Committee of 100, a group of Chinese Americans “dedicated to the spirit of excellence and achievement in America.” Professor Frank Wu, the chairman, recently wrote an article titled “Private Note To Asian-American Activists About New Arrivals,” which ran in The Huffington Post. In light of the reserve and temperance conferred on committee members by their sterling educations and social standing, I shall eschew anything like the emotive rebuttal that Wu’s very un-private note provokes. The note’s profound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U.S. since 1980 demonstrates a condescension that establishes a neon distinction between “us” and “them” — the incumbent Chinese-American elite and hordes of politically unenlightened diaspora upstarts.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 were appalled by the watershed of support for Donald Trump among new Chinese arrivals. The failure to foresee and understand this support arises from their weak connection to the newcomers. Recent immigrants are drawn to Republican Party rhetoric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to hard work. Like many minorities in the U.S., they have experienc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but have not permitted it to cripple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and excel in a new society. Coming from a socialist country, they are ironically unaccustomed to social welfare and have little sympathy for those who depend on government “handouts.” This stance may be uncharitable, but it is nonetheless what they feel and, in fact,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sentiment of a majority of American citizens as recently as 30 years ago. The new arrivals voted for Trump and will continue to vote for Trump equivalents, as long as such candidates espouse fiscally conservative platforms. New Chinese arrivals do not feel solidarity with disadvantaged groups not because they are bigoted but because they do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disadvantaged. Most are pleased to have a chance to pursue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paths the U.S. offers. Undeniably, they have sometimes found that their interests are misaligned with those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For example, many Chinese have found repugnant the unacknowledged but ubiquitous glass ceiling confronting Chinese applicants to top universities. Qualified applicants of Chinese ethnicity are denied entry, while underperforming applicant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gain admission on the grounds of “diversity.” It is small wonder that this mystical euphemism ― “diversity” ― has become a dirty word among many aggrieved Chinese parents, who feel it denies their children a rightful place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It is odd and more than a touch hypocritical that such squarely discriminatory issues have never been the remit of the Committee of 100. Were the committee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gaining a seat at the table for all Chinese in America, here would be a good place to start.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 should galvanize our community rather than erecting a cordon sanitaire around a group of new Americans. To any “Asian-American activists,” fretting over how to transform their newly arrived brethren into “real” Americans, a brief review of history may be handy. Broadly speaking, war, famine, dism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over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and a half marked China as a place of only grief and sorrow and drove early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S. Full assimilation in the new country was the only option; many severed ties with the old country unwittingly, due to decades of enmity between the U.S. and communist China.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of new arrivals since the early 1980s, however, differs tremendously from that of earlier immigrants. The China with which the new immigrants identify is quite a difference place ― literally, not your grandfather’s China. In spite of its numerous flaws, China has been on an upswing and many new arrivals find themselves to be robust apologists for China ― yes, the same place from which they upped and left ― and its sometimes wayward behavior. They continue to be connected to the old country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and provincial, regional and city ties remain strong. These recent immigrants do not seek membership in the highly assimilated pan-Asian fraternity as defined by American political parlance. Their parochialism and sometimes less-than-refined personal habits affront the carefully constructed model minority image that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 have shown to American elite. Despite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s most assiduous efforts to bring them round ― to assist them in becoming more “American” ―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se elites and they do not aspire to become more like them. Chinese Americans have been perceived by many white Americans as a docile, law-abiding and non-contentious group. The boisterous new diaspora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a different breed and will outnumber Anglophone Chinese Americans. Their voices will become louder and their behavior more prominent, as their home country becomes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more powerful. Moreover, hailing from diverse Chinese communities worldwide, their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fierce competitive habits and rejection of a cultur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will generate plenty of friction and rivalry. The overarching reality is that they will sooner or later become the de facto Chinese voices in the U.S.,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cumbent Chinese-American organizations. They will do more than compete for a seat at the proverbial table. They want their own table. Whether or not I welcome this eventuality, I do not doubt its inevitability.

　　对于很多人而言，FIFA这个词并不指代国际足联，而是一款他们每周甚至每天都在玩的电子游戏。FIFA足球游戏也・伴随着无数人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而不为人知的事，FIFA这款游戏竟然来自一个中国人25年前的脑洞大开。 　　1992年，一位中国工程师加入电子游戏巨头EA，怀着对足球的热爱，他开发出了如今累计销量达到1.5亿套的FIFA系列足球游戏。作为核心团队成员，他解决了诸多技术难题，奠定了今日FIFA游戏的成功。 　　他就是FIFA创始团队成员田嘉庚，FIFA游戏之父。   　　老田的“留洋梦想”   　　EA Canada在温哥华的分部，FIFA系列游戏在此制作。 　　三月的温哥华总是阴雨绵绵，这里有EA Canada最大的分部，1300多名员工在此工作，游戏迷们耳熟能详的FIFA足球和极品飞车，就出自EA温哥华。 　　到达采访地方后，田嘉庚已早早在门前等候，和过去的照片相比，现在的他要消瘦一些，虽是一身运动装扮，但还是透着高级工程师的书卷气息。 　　采访还没开始，我们就在大堂就聊了起来，田老师非常平易近人，和高大上的“FIFA之父”头衔相比，眼前的田老师更像小时候邻家的叔叔，这种亲近感，让我不禁想称呼他为“老田”。 　　1983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老田踏上了未知的旅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温哥华。当时加拿大经济状况很糟，随处可见凋零破败的工厂和忧心忡忡的求职者，就连麦当劳都在门口贴出告示：“我们不招人”。 　　这一切出乎老田的预料，与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的梦想相比，眼下最重要的，却是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那个年代，电脑在国内还是稀罕物，读语言专业的老田有幸在出国之前，在北京计算机学院(现已并入北京工业大学)旁听过软件方面的课程，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 　　来到温哥华后，老田先是在温哥华理工学院学习软件开发，然后在温哥华社区学院学习硬件研发。毕业之后，他在一家电脑公司做硬件维修和维护。 　　“做硬件维修就是一直重复同样的工作，哪家公司的电脑坏了，我们就带着主板和零件去维修，后来台湾出了一种特别廉价的主板，公司自己的员工都可以直接把坏的主板换成新的，根本用不着我们去修了。而那时候软件还处于新兴的状态，挑战更大，发挥的空间也更大，我就想在软件方面试一试。” 　　后来一家猎头公司介绍他去一家名为Distinctive Software的公司工作，而这家小公司，就是EA Canada的前身。 　　老田起初还对这家小公司心存疑虑，但当他见到了那个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的年轻团队，体验了公司出品的一款赛车游戏(Test Drive)后，他便选择加入了这家生气勃勃的新兴公司。 　　Distinctive Software当时主要是承接软件外包和翻译工作，老田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迪士尼外包的一款游戏。 　　世界杯带来的足球热潮 　　1991年，EA公司以1100万美元买下了Distinctive Software，将其更名为EA Canada。 　　作为一家北美游戏公司，EA对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时候的北美还是足球荒漠，橄榄球、棒球、冰球和篮球才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 　　不过，美国将承办1994年的世界杯的消息，让北美的足球市场慢慢热了起来。当时在负责网球游戏开发的老田，一直建议EA开发一款足球游戏。 　　老田说：“我自己其实不打网球，所以开发的时候并不觉得享受，但我是个足球迷，在大学的时候经常踢球，来到温哥华后，一有空也会踢球，我就想该做一款足球游戏，因为这才是我喜欢的事。” 　　开发完网球游戏后，老田就被任命为EA第一款足球游戏开发的负责人，说是负责人，其实这个项目组最初只有老田一个人。 　　老田先是买回了世面上所有的足球游戏，玩过这四五款足球游戏后，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他认为当时的足球游戏最大的问题就是，球都是粘在脚上的，而且视角都是从球门后看台望过去的，毫无纵深感和立体感可言。 　　老田自己是球迷，当然知道这样的游戏和真实的足球相去甚远，所以老田在自己开发这款足球游戏时，最重视的不是画面，不是音效，而是游戏性。 　　老田说：“我当时一直在考虑如何让游戏里的球员像真正的球员一样思考，该传球的时候传球，该跑位的时候跑位，这涉及到很多人工智能的设计。” 　　他如何创立FIFA初代模型? 　　老田花了两个月写了一个小样，球员是一根白色的小棍，足球就是一个白点，这根小棍会把球往前踢，然后自己追上去，这就是最初的球员带球动作。 　　而在传球方面，当时的游戏控制只有8个方向，当传球方向上有两名球员时，老田通过植入人工智能修正，让应该接球的一人主动接球。 　　老田说，与玩家控制的球队相比，电脑AI控制的球队在编程方面的难度更大，按照老田的想法，每个AI球员都有一个自己的任务处理器(Task Manager)，当处于无球状态时，AI球员需要选择站位，而如何站位就是一大难题。 　　老田的解决办法是一套阵容编辑系统(Formation Editor)，让球员根据阵型选择站位，比如边后卫就应该在防守时站在本方后场边路的位置，而不是冲到对方禁区抢球。 　　后来，老田和同事在公司试玩这个小样，吸引了很多同事围过来观战，很多同事直接站在桌子上围观这场小小的赛事，其中就包括当时EA Canada的副总裁，他也被这一与众不同的足球游戏所吸引，并要求老田在1993年的圣诞节让这款游戏上市。 　　于是，老田组建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负责这款足球游戏的开发。 　　叔叔，能不能让我爸爸回家呀 　　老田为了这款游戏废寝忘食，回忆起游戏开发之初，老田说：“当时我经常连续工作48个小时，后来心脏偶尔会感觉不舒服，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在公司感觉不舒服时就自己偷偷吃药，还担心被同事撞见。” 　　“后来有一次，找药的时候才发现随身带的药吃完了，我就强撑着自己开车到了附近的医院，和医生说明情况后，直接就被送上了担架车住院了。医生说我过于疲劳了，必须休息两周。可我放不下手头的工作，感觉好一点后，就继续工作了。” 　　“那时候，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见到我五六岁的儿子，因为每天我回家时，孩子都已经睡觉了，而孩子早上起来时，我已经走了。” 　　“记得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正在公司加班，正巧经理在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工作，忽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的经理就随手接起电话，居然是我儿子打过来的。他和经理说：‘叔叔，你能不能让我爸爸回家呀?’听到这话，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中国队10号――Tian Jiagen 　　1993年的圣诞节，EA的首款足球游戏《FIFA国际足球》上市了，过百万的销量、球迷们的热情让EA公司都吓了一跳。 　　《FIFA国际足球》是一款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改传统的鸟瞰视角和俯视视角，而是采用了等尺寸视角，球员卡通形象活泼，甚至还有观众在场边呐喊助威。 　　一经发售，游戏就在欧洲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玩家给EA公司发来信件，老田对其中一封信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收到了一封英国来的信，里面说他在商场逛街的时候，远远看到橱窗里的电视在播足球比赛，当他走进一看，居然是足球游戏的画面，这种体验是过去的足球游戏从未做到的。” 　　而如果你玩过这款游戏，应该还记得中国国家队的10号球员叫“Tian Jiagen”，没错，老田用这样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足球梦”。 　　醍醐灌顶，重塑FIFA辉煌 　　到了1990年代末，已经离开FIFA项目组，正在开发其他游戏的老田听到同事说，FIFA系列的销量已经被科纳米的实况系列赶超了。 　　EA公司因为FIFA的销量一直不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惰性，新一代的游戏往往和上一代相比，只有数据方面的更新，在1997、1998年，FIFA系列甚至依然在使用一些老田在1992、1993年写的代码。 　　另外，与直来直去的FIFA相比，实况的操作要求更加细腻，更容易得到玩家的垂青。 　　老田回忆到：“当时我家里住进来一名国际交换生，是一个15岁的西班牙男孩，他非常喜欢踢球，但是他不玩FIFA，而是玩实况。我问他为何不玩 FIFA，他说：‘FIFA不够有挑战性，实况才有自己控制一支球队的感觉，田先生，您能不能让经理把您叫回去，重新搞一搞FIFA呀?’这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后来，老田找到了FIFA团队，团队中很多成员都是他当年的下属，和他们聊了FIFA面临的不利局面。老田还鼓励FIFA团队要打破传统，不破不立。 　　后来的FIFA系列终于另起炉灶，重新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游戏引擎，才有了如今重新超越实况，在足球游戏领域一枝独秀的FIFA系列。 　　老田看待FIFA系列，就像慈父看着心爱的孩子。一个父亲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 　　而现在的FIFA，就是一个让老田感到骄傲的孩子吧。

林谊廉（ Ammy Lim Cuccia）从马来西亚来美国时， 第一份工作是在华埠小礼品店打工，幸运的是她抽奖抽中了美国绿卡，接着她努力学习英文和法律，让自己不断增值，在一个偶然机会邂逅现在的丈夫爱德华·古奇律师，两人合作经营律师楼，如今她是律师楼经理，成为名副其实的曼哈顿白领。 林谊廉和丈夫爱德华·古奇。林谊廉提供 走运：初来美礼品店打工抽中绿卡 我刚来美国时，只带着一个梦想，口袋里只有200 元，我拿的是旅游签证，一下飞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赚够了钱回马来西亚做小生意。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坚尼路一家礼品店。来到美国第三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来美国不到两个月，我竟然抽奖抽中了绿卡。来之前，姐姐告诉我说可以参加美国绿卡抽奖，当时离申请截止日只有一个月，我姐姐说既然你要去美国，就去试试吧。我觉得希望很淼茫，但还是递了一份表，我想碰碰运气吧，于是把信件丢进邮箱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两个月后，家里人说你有一封移民局寄来的信。那封信是手写的，很简单，内容是：恭喜，你被OP-1 program 选中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啊。别人建议我找个律师，可是我要上班，要养两个孩子，哪有几千元请律师啊。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42 街， 每天下班我捨不得坐地铁，只能跑几条街去上英文和电脑课，刚开始几年很累，有时候想要放弃。可转念一想既然来了，为什麽总想着回去呢。抽中奖后，又拖了一年，我才去申请绿卡，还好抽奖没所谓的过期。我那时候一周的薪水200 元， 一周工作六天，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那家店卖收音机，老闆叫我把装在箱子里的收音机搬到二楼， 我一盒一盒地搬，一直在流泪。我想，我为什麽要来这里，有好几次，我真想放弃。 申请绿卡时，移民局要我的雇佣证明信和高中毕业证书，我让老闆给我出证明，老闆说可以，不过你拿到绿卡后要在这里做两、三年。我说，我有绿卡了，为什麽还要呆在这里。我第二天就要去问话，老闆也已经把证明写好了，但他对着所有人的面说，这是Ammy 的工作证明，但是她不想为我们工作。老闆说完就把证明当场撕掉。当时，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 第二天我去移民局问话，移民官很快就让我通过了，可能那时候刚开始抽奖，还没什麽人，比较容易过关，不需要我的工作证明。移民官说，欢迎到美国来！ 林谊廉和丈夫爱德华·古奇。侨报记者林菁摄 姻缘：法庭偶遇律师后来成我丈夫 在来美国的第五或六天，一个老外客人问我，你懂英文吗？我说会一点。他说，你既然懂英文，为什麽在这里？他说，你应该去上学。 后来我就去上学了，我知道如果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读书。我来的时候大概28-29 岁，后来念过法律助理。刚开始很辛苦，但只要勤奋，就会成功。 从1989年开始，我边学法律边给一个老外做兼职，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开了个办公室，帮人家申请移民抽奖和考公民。有一天，我带一个客户去法庭考试。那个客户是个女孩，她妈妈已经是公民，女孩满18 岁之前，可以申请N-600 入籍。那天，正好碰上女孩18 岁生日，移民法官说她必须自己考公民。我说24 小时还没过，移民法官说，你不是律师，你要去找一个律师来跟我辩论。 我想怎麽办呢，这时候我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在打电脑，我问他能不能帮忙，他问我是哪个法官，别的什麽也没问，15 分钟后，他拿着公民纸出来了。我问他，你向法官讲了什麽理由？他说，24 小时还没过呀，她还没满18 岁。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问，你收费多少？我以为他要收我300 或500 元，但是这个案子我总共才收150 元的手续费。他看都不看就说不用了。我觉得这个律师很不错，不计较，觉得可以跟他合作。这个律师就是我现在的丈夫爱德华·古奇，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律师，在百老汇有一个小办公室。刚开始我们一起合作，上个世纪90 年代我们结婚，我们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之前我与两个律师合作过，有一个律师不可一世，我带客人去见他时，他让我在外面等几个小时。爱德华很好，没有给你这种压力，后来有几个案件我介绍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律师蛮好的。刚开始我为他管理办公室，只有三个员工，现在我们有十多个员工。 工作：融入社会了解穷人帮他们解决法律问题 我先生很随和，不会摆架子， 他的父母也是律师，三个姐姐两个是律师，一个是化学技师，他外公是移民法官。我婆婆今年90 多岁， 1946 年就当移民律师，她很尊重我， 也特别疼爱我的孩子。 我们帮了很多人，他们没有身份、被人骗，能帮他们把身份办好感到很开心，特别是对华人社区有感情。我亲眼见过很多新移民很苦很累，但不懂用什麽方式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他们来了之后，在餐馆工作， 很少与外面的世界沟通，即使拿到身份后，与孩子和社区也有隔阂。我觉得除了赚钱过日子，至少要懂英文，在美国生活，至少在日常生活上你要与人沟通，不然千辛万苦来美国干吗。 我刚开始接触法律时，向客户解释法律很困难，因为我不是律师。那时候移民局对面有个书店，卖一本书叫《如何拿到绿卡》。那本书好像29.95 美元，我不捨得买，每天下班就去书店看书，后来书店里一个白人女店员对我说，你天天来看，我老闆会不高兴，你想要哪部分，不如我给你複印。这件事让我觉得，只要你好学，就会有人帮你，但你也要自己帮自己。 刚开始，很多人要考公民，我和我先生一天带十几个人去考试，每天五、六点就要起床，自己开车带客户去考试，移民局七点开门， 考完试再带他们回来。 有个客户，他来美国后被关押， 40 多岁了案件还做不出来，躲在黑暗的阴影中，我们给他开案、关案。开案那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默寡言，我问他的故事。 他说：“我出来时是个年轻人， 现在是中年人了，身份还没办下来。”他有两个在这里出生的女儿， 女儿跟他关係不好，他说女儿只跟他讲英文。 他坐船过来，在海上漂流几个月，途中看到有人死了，他心里有障碍。那天去问话，正好是他来美国的纪念日，相隔20 多年，我把他的故事说给移民官听，移民官听了后说：“我们通常都是过后才发通知，今天我就当场给你盖章。” 客户高兴地拥抱我说“谢谢！谢谢！”我也很感动。 有时候碰到很穷的客户，我们也尽力帮他们。有个华人客户的小孩有自闭症，孩子爸爸把他们母子抛弃，我们以配偶受虐待为理由，成功给小孩的母亲拿到绿卡。 心语：成功关键是努力拼搏用心去做 我先生移民法很精，做每个案件都很用心，即使上诉的案件，也很用心做。他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人。如果你问我老公对我的看法，他会说，我老婆很聪明，会讲几种语言，会做生意。我先生从来不知道费用是多少，他不想让费用来干扰他， 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政治庇护收费多少。有时候他会说，老婆，这个客户很穷，我就知道应该减少点费用。当然，我们不是伟人，我们有十多个僱员，要吃饭要发薪水，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我也不想让孩子觉得钱不重要，但碰到很穷的客户，我们会尽力帮忙。 有个客户做十年案件，已收了一些定金，后来客户和丈夫孩子搬到外州，没联络了。过了一段时间，客户打电话说，她先生去世了，她不想做了，想回马来西亚。我先生在旁边听到了，什麽都不说，马上叫我把2000 元支票寄回去，说“她需要钱”。 来美国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开了个小礼品店，有一天，一个老人拿着公文包，在我店里转来转去， 当时天气很热，我说老伯你过来，我给你倒杯茶。老伯让我把手打开，他给我看手相。他说，你老公很英俊，是个外国人。那时候我还没想过来美国，二儿子才几个月大。老伯说，你心肠很好，你老公将来会对你很好，这是30 年前的事情了。来美国之前我还去过荷兰，我哥哥在那里，但呆了两个月觉得不适应就回了马来西亚，然后才来了美国， 后来认识我先生，我觉得缘分真是很奇妙。 我们的家庭还OK，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大是MBA，曾经到马来西亚做生意，现在回到美国。老二去马来西亚，接管老大开的饼乾厂。我先生非常疼他们，其他三个孩子我都送他们去马来西亚几个月去磨练。老三跟着老大做自闭症儿童辅导治疗，老四在加州，最小的女儿在长岛。 我觉得我很幸运，虽然之前有过不开心的时期，但我比很多人幸运，但幸运不是必然的，你要比别人更努力，更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要靠走捷径获得成功，要懂得自我增值，这样才能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大家的尊敬。 华言侨语 林谊廉的美国故事有三个令人惊奇的地方：一是带200 美元又能够在刚到美国的第三天找到工作并立足，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令人佩服的是还能应付得了一下飞机后的衣食住行。二是二个月后又抽中绿卡，这几乎跟博彩中大奬毫无两样，老天如此眷顾她，又让上帝为之动容：安排她邂逅巧遇一个美国好律师，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可谓好运没到头，鸿运跟着来，事业、财富、地位三聚头。 但话讲回来，林谊廉也不是走了运而过上无所事事的日子，走进律师楼她把工作当事业努力奋斗。以自已的经历，她理解穷人、帮助穷人，亲眼见过很多新移民很苦很累，没有身份、被人骗，就帮他们把身份办好感到很开心。她了解客户、帮助客户， 尽管向客户解释法律很困难， 她会尽心尽力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难处。 “我比很多人幸运，但幸运不是必然的，你要比别人更努力”，对工作的敬业态度使得她“只要勤奋，就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