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代表加拿大边防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CBSA)工作人员的工会说，最近几个星期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与美国接壤处非法越境的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处于被拘留状态，因为他们有严重的犯罪记录。 其中一名男子还袭击了加拿大边防局的一名官员。 上周末一越境者袭击边防官员 Jean-Pierre Fortin ? CBC 海关和移民部全国工会的主席让·皮埃尔·福尔廷(Jean-Pierre Fortin)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上个周末，该男子在被送往马尼托巴省埃默森(Emerson)的一个拘留站时，袭击了边防局的一名女官员。 他说，这位女官员受了伤，没有生命危险，但这已经够严重的了。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 Karen Pauls 报道说，皇家骑警RCMP证实，4月8日凌晨约1点，这个名叫艾哈迈德·阿丁·阿里(Ahmed Aden Ali)的37岁男子非法跨越了边界，警方逮捕了他，并把他带到位于埃默森的边防局办公室提交了难民申请。 之后，在被送往拘留站途中，他威胁要伤害边防局官员，并打了上述女官员，他还破坏了囚室内的消防灭火设备。 现在，艾哈迈德·阿丁·阿里被指控犯有威胁罪和攻击罪，关押在狱。 边防人员担心自己安全 福尔廷说，上述事件突显了加拿大边防人员已经面临了好几个月的安全风险。 他说：“过去几个星期，埃莫森的警察已经注意到，大约 50% 的寻求庇护者有严重的犯罪纪录”。 加拿大边防局对这个百分比没有作出评论，但确认，确实有边防局的一名官员被寻求庇护者给打了。 边防局在提供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项声明中说：“这名官员受了轻伤，但不需要进一步治疗和照顾，我们的官员具备应对这些情况的训练以及工具”。 根据加拿大的移民法，如果有人犯了罪或被定罪，他们是不会获准进入加拿大的，将被拘留，遣返回原籍国。 这包括以下罪行： 盗窃罪 攻击罪 杀人罪 危险驾驶 在药物或酒精的影响下开车 拥有或贩运毒品，以及受管制物质。 但在18岁以下被定罪的人仍有可能进入加拿大。 特鲁多过于“鲁莽” 埃莫森所在选区的保守党议员泰德·福克(MP Ted Falk)说，这不是一个严重事件，但这是该地区许多居民害怕的开始，那里的情况可能会演变成暴力状况。 他说，这是当地居民心里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政府需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 保守党议员泰德·福克呼吁联邦政府使用“安全第三国协议”的第10条款，来堵上现有的允许跨越边界者申请难民的漏洞。 加拿大是“联合国难民公约”( United Nations Refugee Convention)的签署国，所以，通过非官方入境点偷渡过境的人，可以在加拿大合法提出难民申请，不会因非法入境而被起诉。 福克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出推特，说“欢迎来加拿大，无论你是谁，你来自哪里，加拿大都有你的地方”，这样的信息是大意鲁莽的，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确实有人来这儿是为了逃避法律。 CBC

“汉堡，”我叔叔在新泽西唯一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内隔着桌子指着我说道。“莉萨喜欢汉堡。对吧，莉萨？” 我回答是或是不，都无关紧要。我是这个家族中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个成员，所以这个决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他们料想我会背弃中国饮食而喜好美国食品：皇堡(Whoppers)、加奶酪的4盎司牛肉堡(Quarter Pounders)和带洋葱的白城堡汉堡(White Castle)。我后来的确这样。 对我的亲戚——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而言，这是我被同化而他们没有这样的证明。“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当我和表兄弟/姐妹央求着要吃大力水手(Popeyes)炸鸡而非咸鱼时，父亲会摇着头这样说。 那是1986年，我当时10岁，我们家正奔跑在成为十足的美国人的快车道上。我们是街区里第一个拥有微波炉的家庭，我母亲说我们可以在里面“照射”和“微爆”我们的食物。早餐是一大块微波加热的“萨拉-李牌”(Sara Lee)冷冻磅蛋糕。我们撕掉斯旺森(Swanson)的饿汉(Hungry-Man)电视便餐的塑料包装，享用玉米粒、土豆泥和奶油朱古力块。我会用微波炉加热法式面包披萨，当作放学后的零食，会吃奇多(Cheetos)膨化食品、品客(Pringles)薯片，还会直接从罐子取雀巢柠檬茶粉吃。 在《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允许更多非欧洲人移民到美国之前，我的父母经历了战争和独裁统治。因为在童年尝尽艰辛，他们出于过度补偿的心理——同时伴随一种负罪感——任由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被鼓励同化，却也因此被指责。 由于父母是在曾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出生和长大，他们对美国食物和文化并不陌生。我母亲很会做饭，但能负担得起和享用美国方便食品，即美式富足，是能让我们感觉自己跻身中产阶级的方式。 对我的父母来说，“美国的”往往等同于“白人的”，但我的白人朋友们吃的根本不是电视广告中的食物。他们在家里吃无糖苹果酱、烤鸡胸肉和芹菜。偶尔才会从真正的饼干罐里拿一块燕麦饼干。我想不通怎么有人能满足于仅仅吃一块。在我的中学食堂里，其他孩子吃花生果酱三明治和苹果的时候，我在尽情享用塞满了美国干酪的热狗。遇到餐厅菜单上有中餐的时候，端上来的往往是一份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湿乎乎的面条状东西。 我的白人朋友家里甚至没有有线电视——他们的父母听AM广播，看PBS——但我父母说服了安装有线电视的人，不仅给我们连上了Showtime和MTV，还有HBO、Cinemax和电影频道(Movie Channel)。全都免费。 我没时间看所有我想看的电视节目，哪怕是第五次看《炮弹飞车2》(Cannonball Run II)或《国家讽刺》(National Lampoon)杂志的《欧洲假期》(European Vacation)——我看这部影片时，正忙着把Combos Baked Snacks外面的面饼啃掉，取出里面的一块块披萨味奶酪，把它们揉成一大团。我十分渴望我们家会被选中，成为尼尔森家庭(Nielsen family)，还痴想着保留一份电视观看日记，好让我的观看习惯对收视率产生影响，但父母说我们永远不会接到这样的要求。 那是伊朗门事件曝光的年份，是“挑战者”号(Challenger)爆炸和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革命的年份——这场革命推翻了在位20年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美国政府将他飞到了夏威夷避难。（我和父母的确在电视上观看了最后这个事件，至少看到了美国新闻媒体惠准播出的一些片段。）但是在当时的黄金时段，播出的是《科斯比秀》(The Cosby Show)、《家族风云》(Dallas)和《锦绣豪门》(Dynasty)；还有整天不断的游戏节目。我一直盘算着怎么才能在《价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节目中转个转盘或在《强棒出击》(Press Your Luck)中按个按钮，就赢到一辆新车、一套客厅家具或一趟瑞士游。 我想在《销售的世纪》(Sale of the Century)节目中赢得现金大奖，在彩色气球的环绕下接过一个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就像父亲每周带回家的纽约乐透彩票和我在《纽约邮报》最后几页填写的温戈(Wingo)游戏卡一样，游戏有奖赛节目就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赢家；每个人都有可能一夜暴富。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经写道，美国媒体的“主旨不是带来困扰，而是安抚”。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会帮助维持一种天真的幻想，它可以掩盖我们国家的暴力。希玛曼达·恩戈齐· 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提到过美国的“对慰藉的迷恋”；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说我们一心追求“令人安慰的叙述”。要维持美国例外论抚慰人心的神话，就必须保持其慰藉和天真的属性，不管它有多么虚假。或许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毕竟，我的家人拥有在表面上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条件，可以试图将自己从精神和地理上与里根年代造成的破坏拉开距离。 通过调高电视的音量，大吃特吃Velveeta奶酪和Steak-umms牛肉切片，我们在竭力掩盖自己的恐惧、对留在菲律宾的亲戚们的内疚感，以及我们的经济隐忧和内心的不确定性。还有什么比这种绝望的拒绝更美国的？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早就是了。 美国属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我的朋友洛丽(Lori)过去经常在我们家吃午饭，她要求我母亲做Spam午餐肉汤面、Spam午餐肉米饭，或加大块Spam午餐肉的卡夫(Kraft)乾酪通心粉。“我喜欢Spam，”她会说。“它太好吃了。” 有天下午，她不愿意再吃这种东西。“我妈妈说Spam让人倒胃口，”她一边看着我母亲放在她面前的碗一边说道。她把碗拉近了一点，然后又推开。“我妈说她永远不会用它做饭，也不会吃它。” 洛丽回家之后，我母亲翻着白眼说，“美国人一直都吃热狗，热狗跟Spam是一样的东西。” “Spam怎么啦？”我父亲说。“Spam是美国食品。” 这话有几分真。在各个战时占领期，美国军队曾把Spam带到关岛、韩国、日本和菲律宾去，它们成了世界上食用Spam最多的一些地方。在菲律宾，吃Spam没什么好丢人的。但我们家把这种美国食品又带回了美国，现在我们被告知，这种东西不能吃。 有关移民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描绘了两种文化通过食物相融合的美好景象，就好比我母亲会往我们的感恩节火鸡里塞糯米。但是在现实中，同化来得更暴烈，历史更复杂，文化则没有那么截然不同。我曾大口吞下在我眼中属于美国常态的食物，但我依然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人。或许根本就没有美国常态这种东西；或许美国常态本身只是一种表演。 最终，我大吃特吃的有着鲜艳喜气包装的东西，破坏了我的健康，令我出现食物过敏和慢性自身免疫问题。如今，吃一小块披萨或一小把Doritos玉米片，就会让我出数周的荨麻疹。 然而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深深地羡慕那些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且不会有不良后果的人，尽管我羡慕的可能只是1986年的天真，一种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天真，是羡慕我以前那样直奔商场美食广场上卖汉堡的摊位。多加奶酪。加洋葱圈。就着一杯奶昔一起吃下。或者是吃一份微波一热就可食用的方便晚餐——这种食物在声音开得很大的电视机前，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边吃的时候，永远不像它盒子上亮眼的包装图看起来那么美味。

　　上诉庭质疑 若属母子 为何在华未办领养 　　一名华裔妇人担保养子申请移民，被联邦移民部质疑并非真正领养，或只是意图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华妇提出上诉，被移民上诉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驳回，认为两人没有母子连系，只是姨母与外甥的关系。 　　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法庭文件显示，该华妇在2010年飞抵加拿大，与受聘在加国工作的丈夫团聚。华妇在2013年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后，担保19岁的养子申请移民。 　　签证官员认为申请个案有问题，不相信是真正领养；申请人也没有与生父断绝关系；拖延极长时间才办理领养手续也不合理；申请人在表格上填写生父而不是养父母的资料。因此拒绝发出签证。 　　上诉庭法官指出，领养的移民申请要通过移民部的两项考验。首先，是否有真正的领养关系；其次，领养是否为了透过家庭团聚类别取得永久居民身分。 　　上诉庭法官指出，上诉人的证词含糊其词和不能令人满意。上诉人也选择不传召养子作供。各项证据和文件皆无法证明上诉人与养子有真实的亲子关系，或领养并非是为了移民。 　　办领养申请人仍与生父同住 　　法官接纳上诉人声称与申请人自幼建立关系，在申请人两岁时便已经有实际上的领养关系。申请人的生父另组家庭，并且有财务困难。不过法官认为，证据无法证明有真实的亲子关系，只是姨母关怀一名外甥的家族关系。 　　法官指出，2013年办理领养时，申请人与生父居住在同一地址。户口登记也发现，申请人与祖母和生父自2006年便一起生活。领养文件显示，上诉人当时居住在中国，也没有提及上诉人已经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法官指出，如果在2010年以前便有真实的领养关系，上诉人为何离开申请人，跟随丈夫到加拿大。如果有真实的领养关系，上诉人为何没有在离开中国前便办理领养手续，要拖延至成为加国永久居民才领养。 　　上诉人的代表律师说，上诉人到加拿大以前便与申请人有亲子关系。上诉人在2010年到加拿大之前，与丈夫仍希望有自己的子女。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而阻碍上诉人提早领养。 　　上诉人在加拿大仍继续向申请人提供金钱上的支持和帮助。 　　法官指出，上诉人与申请人在中国更合符姨母与外甥的关系，而不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他不认为2010年至2013年办理领养，以至担保移民申请期间，存在着真实的亲子关系。 　　法官指出，上诉人在2013年领养申请人，主要是为外甥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因此驳回上诉。

联邦保守党华裔参议员胡子修(Victor Oh)与自由党参议员Mobina Jaffer联合提案，建议修订正在审查的C-6法案中有关未成年子女入籍的规定，让未满18岁的永久居民无需一定要跟着父母一同申请入籍。4月11日，此提案在参议院以47对24票大比例通过，目前交由众议院作最后审议，业内预计该规定不久就会实施。未成年人可以单独申请入籍的政策对那些担心英文欠佳无法通过入籍试、或父母需要经常飞回中国的太空人家庭来说是大好消息。 参议院已通过的附加条款规定，未成年人只要满足了入籍条件，就可以在一个监护人证明申请人身分为真的情况下，独立加入加拿大国籍。 据明报报道，胡子修说，在加拿大众多的移民来源国之中，中国和印度等国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给一些新移民家庭中希望入籍的未成年人带来麻烦。他提出这一附加条款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发生多宗移民子女因身分不明而面临永久失去成为加拿大人机会的局面。 华裔参议员胡子修(Victor Oh) 胡子修说，很多华人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很好的教育，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安排在加拿大读书，而他们自己就做空中飞人中加两国两头跑，维持家庭的生计。这使得他们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足，不符合入籍的资格。而他们的孩子，虽然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和这个国家已经有很深的联系，却因为父母的原因而不能入籍。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青少年相对比较容易冲动，可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留下并不严重的刑事纪录，但可能会导致这些青少年被褫夺永久居民身分并遣送回中国。对于那些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人来说过于残酷。 据介绍，加拿大寻求庇护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越来越多，2016年人数增长超过50%，达到3400人。 温哥华移民律师理Richard Kurland说，他帮助参议员起草了这项建议，他认为这将是几十年来加拿大儿童权利的最大改进。目前，18岁以下的加拿大居民自己申请公民身份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同情”的理由，但很少有人能使用这个理由。 移民部长Ahmed Hussen说现行的《入籍法》已有在个别情况下单独考虑未成年子女申请入籍的机制，但Richard Kurland不同意部长的说法，他表示，这类特别申请案件每年只有数十宗，而所需要等待的时间是3至4年，这些未成年子女往往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长到18岁，已有单独申请入籍的权利。

我家所在社区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公立学校，另一所是天主教学校。而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他们所在学校的学生人数远多过天主教学校。在孩子入学前我曾去那所教会学校考察过，教学楼虽然不大，但教学环境更加整洁，设施也更为齐备。只不过由于我及家人都不是教徒，孩子不被天主教学校接收。但有时路过学校我也会慢下脚步，看看那些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 今天我跟朋友边聊天边走过学校，正是孩子们课间休息的时间。路边有三个八九岁大的白人女孩见我们走过，居然靠近过来，其中一个问道：“你们穷吗？” 我停下来有些茫然的看着她们，脑子里琢磨刚才听到的话，“她认识我或是我朋友吗？”“又怎么看出我穷了？”“我穷吗？”我看看旁边的朋友，他却是笑着问我，“我们穷吗？” 小女孩走近又问了一遍：“你们穷吗？” 看她并无恶意的样子， 我笑着说： “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在讲中文。” “中国人就穷吗？” “是啊，我们教堂经常为中国人捐钱和食品。” “你们教堂里有很多中国人吗？” “很多，吃饭时特别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她一 幅天真的样子继续说，“每个星期天中午和星期四的晚上我们都有免费的餐饭，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来。”朋友显然有些绷不住了，沉下脸说“我们一点都不穷！”这回轮到小女孩儿茫然了。 我蹲下身对她说：“谢谢你，我们有很好的工作，一点都不穷，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也都不穷。”三个小姑娘互相看看，嘀咕了几句就跑走了。我朋友明显是被气到了，“我们像穷人吗？这幺小就种族歧视呀！”我安慰道“看上去她们挺可爱的，一脸关心的样子。我们就算是躺着中枪了吧！” 看看中国人穷吗？住豪宅，驾豪车。中餐馆遍布全城，一到节假日便见高朋满座。尤其是多伦多房价的飙升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呀！想想中国人富吗？六年来帮无数华人报税发现绝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远低于安省家庭的平均收入 (2014年安省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78790)可即便是那些年收入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也不乏开着奔驰，宝马来寻求免费报税服务的人士。他们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 连我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都搞不清楚，何况是当地的小孩子了。 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并不信教的中国家庭把孩子送进了天主教学校。父母一方先去参加某教堂的“慕道班”以便从神父那里开具一份证明信，凭此证明就可以让孩子进入天主教小学了。“慕道班”每周一次课，持续大约一至两年。但这些父母往往是拿到证明信，待孩子入学后就不再去教堂了。 我们社区的天主教小学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拿出对策：“慕道班”的证明信必须每年更新，孩子才能继续留校学习。否则就要转去公立小学。因而有些家长为了孩子能留在天主教小学只好被信教了。 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总希望能尽早适应，尽快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这不仅从语言文化的角度，也不只是追求金钱财富的比肩，同时还应考虑我们的行为和道德观是不是能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如果“融入”只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那么即便我们的语言再流利，收入再丰厚，也无法真正整体融入到这里的主流。 看看华人聚居地Scarborough还留下多少主流人士?当地的非移民已成为少数族裔。而原先当地人 为主的Markham在近十年华人的融入下, 主流被迫流出大多，流向偏远。 难道我 们还要再追逐他们到Barrie，并追向那更遥远的北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