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 John McCallum)表示，政府将修订公民法，以使入籍变得更为容易。旨在为人们减低成为加拿大公民时的重重障碍。 　　在去年大选竞选中，小杜总理承诺将废除前保守党政府引起争议的 C-24法案“加强加拿大公民法”( Strengthening Canadian Citizenship Act)。 　　根据 C-24法案，有双重国籍的人，若被法庭裁决犯有犯有恐怖罪、间谍罪或叛国罪，加拿大政府则有权剥夺其加拿大国籍。 　　移民部长麦家廉说，对于此次公民法的修订，自由党政府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让政府不可能剥夺某个人的国籍，另一个是降低目前人们在入籍时的要求，例如入籍英语考试。” 　　加拿大原来要求18-54岁之间的人在入籍时必须通过语言测试，证明自己的英语或法语能力，但 C-24法案把需经过语言测试的年龄范围扩大到 64岁。 　　移民部长麦家廉暗示，自由党政府在考虑把年龄上限恢复到原来的54岁。这个举措对那些为入籍英语考试犯愁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说非常走心。

　　喧闹了好一阵的“上海姑娘一顿饭逃离江西”事件，被证实纯粹是子虚乌有。但其激起的，却是人们最真实观念碰撞，比如地域歧视。 　　“歧视”这一恶疾，在国内可能体现成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对立;在国外，则常表现为种族之争。 　　就在昨天，美国时间2月20日，似乎一向在这个移民之国中显得安静隐忍的华人群体，却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全美三四十个城市的华人走上街头，声援一位被宣判为过失杀人罪名的华裔警官――梁彼得。 　　梁彼得，一位在纽约供职的华裔警察。2014年11月，他与同事在巡逻一栋公寓时，在黑暗中意外扣动了手枪扳机，子弹经墙壁反弹后击中一名黑人男子，致其死亡。今年2月11日，此案宣判，陪审团裁定梁彼得过失杀人、渎职等5项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15年监禁。 　　令华人群体爆发不满的，正是这一判决结果。 　　案件刚发生时，纽约警局局长布拉顿的用词是意外走火(accidental discharge);但宣判裁决的结果是“疏忽误杀”(negligence manslaughter)。在法庭上，法官Danny Chun表示该罪名成立，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当时明知道有各种风险因素，却故意忽略这些因素导致他人死亡。对此，陪审团成员认为，梁的最大错误是“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违反了警方规定。因此尽管陪审团知道梁彼得不是故意开枪，但认为这是明知风险而为，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此看来，陪审团的决定很有道理对不对?但为什么许多华人，会认为审判不公正? 　　这就要提到另一些背景因素。该案发生时，正值全美警民关系和种族冲突紧张的时期。在梁彼得案发生的4个月前，纽约史丹顿岛白人警察锁喉勒死非裔，紧接着密苏里州弗格森白人警察枪杀非裔少年，掀起“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生命也重要”运动。但美国司法系统对警察用枪留有很大余地，认为当处于危险境地时警察有权开枪，所以这两名白人警官都最终免于起诉。 　　所以，梁的支持者认为，美国近十年来都没有一位警员因为误杀被定罪，只能说梁彼得这一次是个不幸的替罪羊。对比之下，射杀无辜平民的白人警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而华裔警员只是因为子弹击中墙壁后的反弹，就将成为阶下囚，令人不满。“感觉梁先生像是过去错误的牺牲品”，美国网友Jose I.Piquero Jr.这样留言。 　　华裔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在美国，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在种族问题要正确。即便是最毒舌的脱口秀主持，开起黑人的玩笑也还是要先掂量掂量。但同样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群体，似乎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有在北美留学的朋友认为，此次事件戳到了华人的痛处，甚至认为华人对黑人群体也是“积怨已久”。华裔群体勤劳能干、重视教育、依法缴税，能在华尔街谈笑风生的亦是不少，但这次一个梁警官，令大家产生了危机感：我们已经做得这样好了，但在大是大非上，为什么还要拿华裔开刀?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令一些华人不满的，不仅仅是纽约警察工会PBA没有像支持一些白人警员一样出面支持梁彼得，更是像华裔市议员陈倩雯在梁彼得被起诉时，竟第一个站出来声讨。直到昨天梁彼得被定罪，华人政客都不见踪影。这让华人社群感到愤懑。 　　于是，华人群体开始抱团，发出反对的声音。 　　2月12日，有人在白宫网站发起请愿，号召撤销对梁彼得的指控。 　　13日，名为“天天”的网友开始通过微信等平台，组织华人在20日举行游行。包括纽约、洛杉矶、华盛顿等地在内的华人群体积极响应。《游行集结号》中写道会为游行队伍制作标语，并号召大家“穿上红色衣服”来支持梁彼得。 　　20日当天，在费城亲历游行的人表示，此次游行人数超过千人。“是费城历史上华人参与最多的一次游行”。参加游行的人很大一部分是各种同乡会组织的，光是福建的同乡会就有好几个。其动员能力强大，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孩都不少。 　　转机? 　　那么，游行示威，有用么?梁彼得案发生转机的可能有多大? 　　梁彼得定罪后，他的代理律师罗佰能号召民众致信法官。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法官有最终裁决权，可以推翻陪审团的裁决，只要其认为裁决结果与法理推断有着较大出入时，即可否定陪审团的裁决。 　　但曾任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的华裔律师莫虎认为，无论是致信法官还是民众请愿，在司法程序上，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争取在动议时推翻此前定罪。二是争取不要入狱。根据目前的定罪，梁彼得最轻可判3年监外看管，最重可判15年。最好能争取到最轻量刑，如果被判入狱，要马上上诉至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甚至是联邦法院，尽量减轻此案对梁彼得未来的影响。 　　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在采访中则认为，梁彼得案中，他的辩护律师没能就“为什么开枪”这一核心问题做好辩护，“辩护的方向是错的”。“他没有找到最好的律师和专家。” 　　对于华人游行示威是否会改变审理结果，李昌钰认为“游行的话不会改变结果，一开始游行示威的时候应该在警察局门口”;“第二个游行要在检察官办公室门口，要求他不起诉”，但现在已经都太晚了。 　　同样，律师C. Aaron也认为，华裔和团体的抗议活动可能没有大作用。“我知道从梁彼得被大陪审团(grand jury)起诉到最近的宣判，华人白宫请愿、抗议、捐款等此起彼伏，但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最终的判决结果，这就是美国司法独立的宗旨。按我个人的观点，与其凑钱帮他上诉，不如用来安抚被害家庭，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也许会对最后刑期的减少甚至缓刑有利。” 　　而针对华人律师认为上诉还有成功的机会，C. Aaron认为“在美国如果被陪审团定罪，老实讲上诉成功的机会很小”，“只有在法官犯了比较大的法律错误时上诉法庭才会推翻原判，如果没有法律使用问题的案子上诉法庭一般都不会受理的”。 　　所以，20日这一次庞大的华人游行，或许并不能达到最初的目的，对案件本身可产生的实质性帮助很小。其更多的作用，也许体现在给了华人群体一个团结的契机。正如其标语写的“不做哑裔”。华裔群体要如何维护自身利益、更积极地融入美国政治，处理好种族之间的问题，这是梁彼得案之后最大的思考。

　　一位非裔女性和一位越裔男子举牌要让梁彼得坐牢，同现场华人激辩。 　　洛杉矶华人挺梁大游行，有人公开喊“Free Peter Liang”(让梁彼得自由)，但是一位非洲裔女性和一位越南裔男子针锋相对，公开举牌要求让“梁彼得坐牢”，理由是警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并且反问，如果被打死的是亚裔，你们还会游行吗? 　　这名非裔女子名叫Vessels，是一位民权人士，越南裔男子名叫阮汤姆，他们各举一面纸牌，男子的牌上写着，“黑人的命也是命，所有警察要对自己行为负责。不能因为肤色例外。为死者Akai讨回公道。 ”女子举牌写着：“警察要对行为负责，取决于他们的行动，而不是他们的种族。” 　　他们以对抗的姿态登场后，立即受到华人游行者的包围，双方展开舌战。俩人虽然势单力薄，但是毫无惧色。他们反问游行者，如果将梁彼得和被他打死的非裔 Gurley的位置对调一下，开枪者是一名黑人警察，而无辜被打死的是一名华裔，陪审团判黑人警察有罪。你们华人还会不会上街集会游行，替这位黑人警察打抱不平? 　　华人游行者们表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梁彼得并没有犯罪。亚裔和非裔都是少数族裔，大家应该团结和包容，减少对抗。事情已经发生了，应该向前看，降低仇恨。 　　但他们俩人依然坚持，警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华人集会游行可以改变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也可以组织一场游行，再将案子翻过来。 　　虽然双方激辩，但是没有动粗，理性平和，也没有结论，但是各有支持者。

　　持续了一年多的纽约华裔警员梁彼得误杀非裔青年案最近在全美各地持续发酵，北美三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华人纷纷策划声援梁彼得的游行。OPEN开腔邀请特别关注本案的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对本案的看法。 　　本场大拿： 　　@一笑风云过：刑警; 　　@Sean Zhang惟一：旅美品酒达人; 　　@爱国：海归一枚; 　　@玛洁阿米：导演，编剧; 　　@王海：打假维权专家; 　　@安娜：OPEN开腔驻西雅图新闻评论员; 　　本场主持人：@二向箔在三环。 　　梁彼得是否应该被起诉?判刑是否合理? 　　@一笑风云过 说：“其实简单点说，先排除掉判罚是不是公平，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认识基础是，梁确实有罪，这一点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法律上的认识应该是一样的。现在看到很多观点，说定罪太重?我觉得在定罪问题上，只有有或者无，定5个罪名，那就看是不是有证据证明涉嫌这5个罪名。” 　　但对梁的判刑是否过重呢?@Sean Zhang惟一 认为：“我觉得起诉的罪名，与其他声称‘走火’而牵扯进官司的白人警官相比有点太重了，检察官应该是可以不把manslaughter(过失杀人)放进官司的。” 　　对此，@一笑风云过 解释说：“‘间接故意杀人’从我们中国法的角度，是指放任伤害后果发生的心态，也就是明知某种行为可能造成伤害后果，依然实施了某种行为，这里又分两种，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度自信的过失，梁应该是属于第一种，疏忽大意、没有尽到足够的关注义务;而‘走火’，是指因枪支故障或者其他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的意外击发，和行为人本身关系不大。而对梁彼得很不利的一点是：他声称是‘走火’，但被实验排除了。” 　　所以基于此，对于“因为白人警察犯了法没事，所以我们犯了法也应该没事，不然就是种族歧视”的观点，@一笑风云过 反驳说：“现在的问题是：白人警察没有犯法，我们的华人警官确实犯法了。现代法律都不会将种族作为裁量的证据。” 　　开腔：为梁彼得游行?美国华人可能正在砸自己牌子 　　但是，这案子正值全美因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白人警察枪杀非裔获不起诉、纽约市史泰登岛白人警察勒死非裔也不起诉、引发全美示威抗议之际，如何看起来，都逃脱不了种族歧视的嫌疑。这两起案件中，白人警察没犯法吗? 　　@Sean Zhang惟一 说：“有嫌疑和犯法是两回事。有嫌疑正常，在美国得定罪才叫真犯法。”@一笑风云过 继续解释说：“另两起案件我都有关注，那两起案件都是客观证据对警察有利，主观证据不利，第一起弗格森案后来证实他试图夺枪，而第二起是因为拒不服从警察指示，在被制服过程中引发了疾病，显然都达不到犯罪的程度。警察使用武器和行为合法，是不起诉的基础”。 　　那么是否梁彼得的五项罪名是不是都无疑义呢?@一笑风云过 说：“要根据每一个罪名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去判定。如果在我们国家，这五个罪名会被吸收进入最重的那个，也就是过失故意杀人罪里。” 　　那么在本案中，陪审团制度是否应该被质疑呢?@王海 说：“这个案件主要看辩方怎么用证据重建事实和说理，目前看辩方没有说服陪审团，那么意味着要么辩方的证据没有说服力，要么说理不足以服人。”陪审团尽管不专业，但是有基本常识，并且会在法官的指引下做出适当判断。“大陪审团构成肯定不可能都是黑人，所以目前很难得出有种族歧视的结论”，@王海 说。 　　@一笑风云过 说：“其实我们国家也在司法改革中逐步引入陪审团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法治进步的表现。目前来看，美国的审判制度还是全世界最完善的，更加完善的制度还没有研究出来。” 　　亚裔是否因为不发声，成为了这场运动中被牺牲掉的群体? 　　在 @爱国 看来，这个案件重点就是判罪判得太重了：“很多白人警察误杀了人，连起诉的人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偏偏一个华裔遭起诉，还要5项罪名将其定罪，15年牢要坐呢?” 　　对此，有说法称：“亚裔因为不发声，成为了这场运动中被牺牲掉的群体”。虽然梁的行为违反了警务规定，并且在没有清晰判断局势的情况下盲目开枪致人伤亡，难辞其咎。 　　但 @Sean Zhang惟一 表示：“美国想改变‘警察误杀都不犯法’的观念，却不应该从少数族裔下手，我主张一视同仁，那么现在就不是该替梁喊冤，而是去监督法制系统，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傻逼警察。” 　　而对于此事件，华裔群体反应巨大。并且在2月20号全美多个城市的华人集会游行支持梁。@安娜 说：“华人对此的感觉是大家一样有过失而只有华裔警察受到起诉，那就是歧视。再加上大学入学的亚裔歧视，让华人对此非常敏感，觉得自己在美国各个领域都处于弱势，没有发言权。” 　　但在 @Sean Zhang惟一 看来，这些对判决不会有太大影响：“在美华人也仅仅有本事在中文媒体造势，屁用没有。华人搞民运，大部分都是为了为自己挣影响力。并且有碍华人在美声誉。” @玛洁阿米 说：“我觉得目前证据对梁是不利的，这种情况下，华人更要理智，声援不是靠人多势众大声喧哗。而是需要有的放矢。” 　　@Sean Zhang惟一 举例说：“华人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尤其新移民，简直就是惨不忍睹。游行可以啊，但你能保证参与游行的队伍里的人都是能说出有道理的话吗?还得是用英语、还得说得有理有据、如果说不出那就是大减分。现在游行的这帮人在接受采访时连整句英文都说不好，谁会搭理你?事实是二十年的老移民说不利索英语都大有人在，天天抱团混唐人街啊。在美国就英文好绝对是个天大的误会。你如果想找一个能上电视辩论的，估计你得累死。” 　　@安娜 对此也有同感：“我之前加入了西雅图为梁彼得寻求帮助的一个群，他们也是游行的组织者，但是他们搞的那一套和反日那套没啥区别。感觉到了美国并没让华人学到什么民主自由法律。” 　　那么华人想要在美国有政治地位，获得尊重，改变“模范族裔”的形象，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呢?@Sean Zhang惟一 说：“很简单，选地区市长，选议员，送自己孩子去精英大学学点不挣钱的专业，别都扎华尔街去。中国人讲究闷头挣钱，莫谈国事，到了美国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有最牛逼的会计、银行家、律师、科学家。政客呢?” 　　@一笑风云过 说：“遵纪守法，辛勤工作，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其他族裔，华人形象自然提升，跑到美国去输出革命的话，我觉得只会加剧对立。 　　梁彼得案是否已经到了无法改变的终局? 　　从理性的角度，陪审团不是终判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途径继续争取减刑? 　　@一笑风云过 认为可以尝试上诉：“只要在法律框架下，不采取非法手段，都是正道，但是要证据说话，不能舆论说话。美国还可以走控辩交易，减刑我觉得还是很现实的，能帮助他少判几年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脱罪我觉得不太可能”。@Sean Zhang惟一 说：“可以通过媒体施压、政客施压，但是这个案子来说，比较难，好多证据都是对梁不利的。最要命的是法官也是个亚裔，他还得判你重，不然显得他偏袒亚洲人。” 　　而对于舆论是否能改变案件的判罚，@一笑风云过 说：“舆论所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一些表面的证据更为深入化，据我所知，美国是有案件提供公民公开查询的渠道的，但是有时候停留在字面上的证据也只是部分真相，舆论的深度挖掘，有助于全部事实的呈现。就像NETFLIX上的剧《making a murderer》中，从证据角度确实是有瑕疵的，但是我觉得那不是舆论改变案件，而是舆论使案件中本身不合理的部分显露了出来”。

　　近日来，中国旅客入境时因为被加拿大边境署发现违禁内容而被遣返回国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的，可惜大部分消息来自网络，无法证实真假。 　　记者从安省律师监管机构(LSUC)查得一个真实个案。一名从中国大陆结婚回来的华人律师入境加拿大时，因行李里有儿童色情视频和图像而被捕。他随后入狱3个月，失去律师资格6个月，5年内不能担保他的中国妻子移民加拿大。他在2月18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后悔犯了大错。 　　2012年，华人律师沈平(化名)回中国结婚。同年5月27日，他返回加拿大。加拿大海关官员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检查他的电脑时，在3段视频和 983张图像里发现了儿童色情淫照。视频和图像里的儿童很小，有的只有8岁。警方随后控告沈平持有儿童色情罪(Possession of child pornography)，并逮捕了他。他后来获得保释。 　　回忆往事依然羞愧 　　目前在安省烈治文山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沈平星期四(18日)接受了记者采访时，回忆了3年前海关人员搜查他行李的情景，依然感到羞愧。事情已过去3年半，沈平想不起来海关人员当时为啥搜查他以及搜查了多长时间。他提醒其他旅客入境时要小心谨慎。 　　安省律师监管机构(LSUC)的资料显示，沈平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并取得本科学位。2003年，沈平来加拿大读书，随后取得了西安大略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经过8年的努力，包括克服加拿大有别于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外出工作赚取学费，2011年，沈平取得安省律师牌照，随后主要从事企业法和地产法业务。 　　沈平对记者说，3年前，他抵达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因为时差关系，感觉很累。当时海关人员要求检查他的行李，说可以在海关大厅里搜查，也可以在小房间进行。 　　沈平选择了大厅，因为他完全忘了他的行李里有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也万万没想到海关人员会搜出这些东西。海关人员查看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发现里面有儿童色情，马上没收了他的电脑。 　　2014年4月，沈平在刑事法院认罪。他对法官承认，他在加拿大时登陆了成人网站，无意中下载了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他看到这些内容后也感到恶心。但他没有马上报警，也没马上删除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他承认自己错了。他表示非常后悔，愿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他在对法官的承情书里认了错，但他求法官可从轻法落，他说：我不想离开这个他生活了11年的国家，我想和新婚妻子一起分享这个他热爱的国家，我发誓我将在我的余生里维护加拿大的社会价值。 　　法院随后裁决，沈平持有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的罪名成立，须入狱90天。 　　安省律师监管机构(LSUC)的资料显示，监于涉事律师未有大量或重复使用，以及未有散播电脑中的儿童色情录映片段，加上当事人也不是儿童色情照的直接使用者，也没有发现当事人对异常的性行为有任何兴趣及心理影响，与此同时，当事人一直在接受心理辅导。又顾及到当事人因为相关事件，令他无法在 2015年4月刑满后5年内，申请其中国妻子移民加拿大;安省律师监管机构表示，沈平的行为不负责任，影响民众对司法系统和法律界的信任。监管机构决定，吊销他的律师资格6个月。  

　　有一阵没写博了，这段时间朋友晓搬家、卖房、老公忙着考驾照，每天忙忙碌碌地完全没有时间静下来写东西。今天朋友晓的房子顺利卖出，我也替她高兴!想想也该写点什么了，今天就记录下孩子在加拿大的幸福生活吧! 　　没来之前就听说加拿大是老人和孩子的天堂，真正融入加拿大的生活，有了亲身验证，才发现此言不虚。我们生活的大温地区到处都是公园，凡公园必有游乐场，还有学校里也会有游乐场，而很多学校都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想想国内的游乐场，要么收费，要么是某个小区的，不能随便进入。公园里的游乐设施很少有简单的滑梯、秋千这些设备，基本上都是收费的电动玩具。加拿大这边的playground都是很简单的滑梯组合玩具，秋千，儿童攀岩设施等等，甚少看到电动玩具。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孩子们就应该多玩这些运动身体的玩具，滑梯秋千比那些电动玩具更有趣也更环保! 　　我们住的地方对面就小学里的playground，每天晚饭后都会过去玩一会 　　除了游乐场，孩子们在这里随处可以享受绿草如茵，蓝天白云，没有雾霾的危害，没有有毒的食品，不会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地掉入水井，也不会动不动就发生电梯意外。来到加拿大感受最舒服的一点就是进了超市想买啥买啥，再也不用费心去想到底哪种食物才安全!而加拿大的食材真的是非常丰富，光是鱼的种类就能让你眼花缭乱。各种不认识的鱼的名字，各种类型的虾，叫不出名字的各种海鲜，肉类更是丰富，光牛排就有十几种，适合各种不同的烹饪方法，连我这个做饭白痴都有冲动学习煮饭了――每天的早餐可以是各种面包，各种花样的果酱，价格比国内还便宜。当然想吃豆浆油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可以自己学，哈哈孩子们在加拿大的幸福生活 　　很多人说加拿大好山好水好寂寞，我想那他可能没去参加这里的社区活动吧!加拿大的社区活动太多了，每天只是去社区中心或图书馆参加活动都会忙得不可开交，怎么会寂寞呢?我们在Burnaby的时候，就带着宝宝去了Bonsor的社区中心游泳，$3 一次，大概合人民币15元。Bonsor有两个儿童池，一个不到一米深的，里面是热水，适合小baby，水池里还有很多玩具，让孩子们边玩水边玩玩具，减少对水的恐惧感。另一个儿童池一米多点，适合孩子游。錡錡还是在4月份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在酒店的游泳池第一次游泳，当时套着游泳圈，玩得不亦乐乎。这里有专门给儿童准备的救生衣，浮板，noodles。我鼓励錡錡甩掉游泳圈，穿着救生衣，扶着浮板游。没想到小家伙居然一会就适应了，还玩得非常开心。等下次长登，准备给錡錡报个儿童游泳班，正式学习下。这边社区组织的游泳班比国内可便宜多了。我在北京的小区儿童游泳班30节课要接近5000块了，大概是这边的10倍! 　　除了游泳馆，社区中心还可以打篮球、羽毛球、排球、也有健身房，各种瑜伽班、健身班，小孩子也可以参加各种培训班学习不同的运动项目，节目十分丰富。老公去打了两次羽毛球，我呢就带着錡錡游泳啦!社区中心在每个社区都有，我们搬到 Coquitlam之后发现这里也有好几个社区中心，运动健身都非常方便。 　　除了社区中心，我最开心的就是这里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第一次去Burnaby的图书馆就震撼到了。图书馆的规模虽然比不上北京的国图，但是它更有亲和力。任何加拿大居民，在本省居住都可以办理借书卡，一次可以借50本，借书和还书手续都非常简单，在电脑上就可以完成。 　　带錡錡去图书馆，是因为这里每周二下午有个Lego club，让小朋友们可以免费玩2个小时的乐高。这种活动要在国内，估计要抢破头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去了三次，每次都不超过20个小朋友，大家都很有秩序，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尽兴。 　　每次陪錡錡去，我就会拿本书坐那看。随便在书架上拿了本Heather Graham的The Night is Watching，没想到正是我的菜!看得欲罢不能，可惜当时没法办借书卡，下次登陆以后第一件事先去图书馆办卡，把这本书借回家看!

　　【编者按】中国是北美、英国、澳洲等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尤其是那些富豪，为了能让子女读名校，不惜动用高额资金。据胡润研究院《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中国富豪们为什么这么热衷送子女出国? 　　西方是许多中国新富的目的地。过去几十年，他们席卷纽约、伦敦、洛杉矶等城市，抢购房产，引发人们关于不平等和全球财富的焦虑。中国富人已经成为公众想象的载体，就像1990年代的俄罗斯富豪和过去几十年海湾国家的富人。温哥华的中国富人尤其多，这得益于温哥华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有利地理位置，宜人的气候和轻松的生活节奏。中国新富们将温哥华看成避风港，不仅可以在这里安置钱财，渐渐地也把后代送到这里接受教育、工作和生活。 　　中国富人的孩子被称为“富二代”。在一个贫困和节俭曾经司空见惯的国家，富二代们的奢侈变得臭名昭著。去年，中国首富的儿子在网上发了几张自己狗的照片，狗的两只前爪分别戴着一只镀金苹果手表。 　　网友们在网络论坛上抱怨富二代“炫耀不劳而获的东西”，称“他们荒诞的显摆是中国社会职业道德的毒药”。习近平主席已经指出，有必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过积极的生活(编注：指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近，中国政府为 70余户富商子弟举办了教育课程，学习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一直以来，富二代话题持续吸引着人们。近年来，中国一些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如《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和《冰与火的青春》――就有围绕富二代展开的情节，他们的爱情强化或危及家族财富。同样，温哥华还有一个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 of Vancouver)。 　　该真人秀用普通话和英语制作，在线播出，受到全球华人的关注。它跟踪呈现了6名年轻女孩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些女孩疯狂花钱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却对其他人的炫耀不屑一顾。第一季结尾，一名女孩被指控犯有可怕的罪行――试图背假的爱马仕包包，穿粗劣的服装。第二季在洛杉矶取景，两名女孩正在寻找豪宅准备迁入。 　　对暴发户存有敌意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但是中国的情况很独特。中国财富的积累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没有可以模仿的旧式贵族，富豪们没有花钱的模板。 　　目前，中国人正在以每年4500亿美元的速度将财富转移出中国，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据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的数据，中国买家已经成为美国住宅房地产市场上最大的外资来源。 　　富人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中国。一些人担心环境污染问题，还有人想要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在中国取得了学士学位，他说， “中国教育系统的竞争很残酷，好学校就招那么多学生，在某个层面上，不管你多有钱，你也进不去。”但是，对中国富人来说，移民最根本的原因是，财富并不安稳。而更深层次的担忧，甚至不仅仅关乎经济放缓和股市动荡，生意想要做大、做到一定规模很难。 　　约翰・奥斯堡(John Osburg)是一名人类学家，多年来在成都研究成功商人。他说，“他们总是有忧虑，如果与他们有关联的官员在反腐运动中被扳倒，他们自己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一个忧虑，商业竞争对手会打倒自己。”他认识的一些人认为，被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是一种诅咒。“连续数年出现在榜单上的人，在之后一两年之后，会成为刑事调查的对象，或者在一场腐败丑闻中被拉下马”，他说。 　　这是第一次出现中国富人大规模移民的现象。研究精英人群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萨默斯・卡恩(Shamus Khan)说，“现在人们把中国称为新兴经济体，但是在1810年前，中国称霸世界经济两千年。在1810年前，中国精英很保守，看不起洋人。在他们看来，欧洲精英是企图获取中国文化的落后人群。”西方人艰难跋涉来到中国这个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中央王国”，获得珍贵的商品――瓷器、茶叶和丝绸。 　　直到19世纪，西方才明显超越中国，特别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因中英贸易不平衡而爆发的鸦片战争让中国惨败，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终结。“中国第一次接触全球化导致了它的崩塌，自此之后这个国家就从未完全恢复。”卡恩说，“中国新精英的出现，是中国与全球化进程再次相遇的结果，有趣的是精英们在某些方面改变了。” 　　中国第一波企业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足以将子女在新的特权氛围中养大，独生子女政策让父母对孩子尤其关注和期待。此外，贫穷和落后的记忆始终存在于他们的集体意识中。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系学生雷伊(Ray)曾对我说，“父母年轻的时候越穷，就越希望子女有更好的环境。”渴望孩子受西方教育，不仅是想孩子成才，也出于声誉的考虑。 Organic Eco-Centre Corp创始人兼CEO保罗・黄(Paul Oei)的观察表明，他的客户不是中国最富裕或最有特权的一类人，他们希望子女拥有他们自己所没有的文化和政治资本。中国人对富二代的热议，体现了举国对未来中国精英的忧虑。 　　过去六年，温哥华独栋房的价格上涨了75%，达到平均190万美元一栋。与此同时，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差距并没有出现在当地人中。去年，一名愤怒的29岁女人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带有“#没有一百万”标签的自拍，引发数百名温哥华本地人跟风效仿。 　　大卫・伊比(David Eby)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议会上的温哥华-灰岬选区代表，他告诉我，最近会见了该地区的居民协会。“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的钱。他们很焦虑，觉得中国买家只买房，却不为社区做贡献或者融入社区。” 　　压力之下，温哥华市长格雷戈尔・罗伯森(Gregor Robertson)提出了豪宅税和房地产投机税。他建议提高投资性房产空置税，呼吁“更好地追踪”国际投资和缺席的业主们。但是似乎这些措施不太可能被实施。随着房价上涨，普通加拿大人意识到自有房屋价值攀升。包括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内的多名联邦政府官员也主张谨慎地采取措施，以免打压房价―― 富裕的国际买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加拿大沉迷于税收，”伊比说。

　　(后排左起)烈治文山欢迎中心移民服务处经理Ann Labombard、多伦多地区伊斯兰会代表Lara Chebaro，及颐康何黎霭云中心行政总监吴婷婷，与参与活动的部分长者合照。 　　颐康何黎霭云中心的10多名长者亲手织成的100多件手套及颈巾，捐赠多伦多的叙利亚难民，捐赠仪式上月底在颐康何黎霭云中心举行。物资将会分派到 多伦多地区伊斯兰会(Toronto and Region Islamic Congregation)及烈治文山欢迎中心移民服务处，帮助有需要的难民。 　　鼓励学习重拾自信 　　颐康何黎霭云中心为长者举办了「编出爱心」这个活动，目的是透过鼓励老人家学习针织，令他们重拾自信，甚至在过程中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楚或心中的忧虑。活动 由2011年开始举办，现时共有约22名长者参与。他们在职员的指导下，亲手一针一针地编织，每年他们亦会把制成品捐给不同机构，让有需要的人受惠。

　　来自中国大陆的陆旭照(Xuzhao Lu，音译)最早是以外劳身份来到加拿大，并找到了一份在工厂切肉的工作，于2008年在雇主的帮助下，连同妻子和女儿一起办了移民。 　　不过，陆先生在申请中没有提到的是，自己还有个儿子文斌(Wenbin，音译)，是国内超生下来的。之所以闭口不提，是害怕万一被发现了要罚款。他想着移民之后再把儿子办到加拿大，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小文斌就这么被留在了国内的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费等还是由陆先生来提供。   　　2010年，陆先生的妻子带着女儿来到加拿大，很快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时，陆先生已经存够了钱，足以应付超生的罚款。一家人便琢磨着担保小文斌也移民加拿大。   　　不巧的是，在关键时刻他听信了雇主的建议，做了个错误的决定――等到自己入籍后，再以收养的理由申请儿子来加拿大。 　　2014年4月，陆先生成为加拿大公民，几个月后以人道理由为儿子提出移民申请。在申请中，他强调――妻子因为长时间和儿子分离，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都在自责与懊悔中度过;老人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根本没有办法长期照顾孩子。 　　但他没想到的是，申请被拒了。 　　移民官的理由是――陆先生在当初申请移民时并没有提到文斌，法律上这个儿子是不存在的，之后自然无法再担保，既然当时做了决定，就要承担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以后陆先生和儿子还是可以通过旅游签证来往两国。 　　最新进展： 　　陆先生就自己的情况提出司法复核，联邦法院已经于1月12日展开聆讯。一家团聚重现曙光，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陆先生当年申请自己和妻子、女儿移民加拿大时，一定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竟然令自己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近年来，本国诈骗案件案陡增，骗徒也变得越来越猖獗。在经过媒体报道，本国民众的防范意识渐渐增强之后，这些骗徒又将黑手伸向了刚抵达加拿大的难民。近日，新布伦瑞克省一个叙利亚难民家庭就被骗走了400块钱。有社区人士批评，这起案件凸显了政府对落地难民的帮助不足。 　　据新布伦瑞克省圣约翰警队透露，骗徒是在本周一(2月15日)联系上那户难民家庭的。骗徒说有一个英语班要报名参加，问他们的财政及银行资料，然后让他们将300多块钱的“学费”打过去。 　　这家难民刚来加拿大，人生地不熟，就按着骗徒的指示去做了。等到翻译上门，他们将事情的经过一说，才知道上当了。翻译赶快联系银行和警方，但是钱已被提走。 　　圣约翰警队警长马吉女士(Lori Magee)说，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警方和其他社区机构下周安排时间，与区内叙利亚难民家庭开会，解释如何避免上当受骗，包括什么是电话诈骗、在电话中透露私人信息的严重性，以及如何报警或向社区机构求助等等。   　　马吉女士坦言，现在的骗徒都颇有手段，可能使用无法追踪的电话，他们可能设立假帐户。警方追查这些案件，要克服很多障碍。换句话说，只要钱打过去，警方就不太可能追回来。   　　抵加叙难民抱怨缺乏帮助 　　另一方面，有社区人士批评，政府对落地难民的帮助不足是上述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据CBC采访了一些在BC省的难民，他们都抱怨得不到足够的服务。 　　一户来加拿大已数周的难民沙地(Shadi Alradi，上图)通过翻译说，他们家申请去参加英语课的分班考试，可已经等了两个月了，还没有消息。“BC省的移民服务协会甚至连和我谈15分钟的时间都没有…这让我非常沮丧，我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据CBC早前统计，由于资源缺乏，新到的人要上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语言课，排队时间为1到16个月不等。 　　沙地说，他们落地后最大的进步就是在一个月前终于住进了公寓，但是随后就发现被困在了家里。因为买不起公共汽车的车票，所以不能带孩子去图书馆，需要得到紧急牙科治疗，也没有人帮他安排预约牙医。语言不通，他寸步难行。 　　另一户难民也表示，由于没有机会学英语，全家在这里好像陌生人，她甚至无法和孩子学校的老师沟通。 　　统计显示，自2015年11月4日以来，BC省已经接纳了超过1770名叙利亚难民，其中1411人由政府赞助。虽然各项资源缺乏，但是政府并没有停止接收的脚步，在未来10天内，还有1100多名政府赞助的叙利亚难民抵达该省。

　1名已入加拿大籍的移民﹐近年试图赞助其母亲及有轻微精神问题的弟弟移民加国﹐但移民部官员以其弟的患病会令加国「承担太重」( excessive demand)的社会或医疗服务经费为理由而拒绝由其母递交的移民申请。赞助人不服而向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以人道理由提出上诉﹐该局近日判决上诉得直﹐指尽管移民部拒绝上述申请并无违法﹐但也应考虑人道因素﹐移民部要依据移民上诉部门的判决而继续办理该项申请。　　大多伦多华人及东南亚裔法律援助中心主管吴瑶瑶表示﹐曾有遇上类似上述情况的华人向该中心求助﹐也有最后获申请成功的例子。　　她指要视乎每件个案的情况而定﹐并无成功机会比率的资料。无论如何﹐上述赞助人向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提出上诉也是明智之举。　　她指其实不单止是被赞助的移民﹐就算无赞助的申请人﹐当经过身体检验后若验出有大病﹐日后会花费加国政府大笔医疗费时﹐移民官是有权拒绝移民申请。加国政府似乎定出若估计每年会花费逾6900元医疗费用时﹐便属于令纳税人「承担太重」而可拒绝申请。　　根据移民部的资料﹐令加国「承担太重」的定义可是某人的医疗或社会服务费于连续5年内计﹐超过加拿大国民的平均支出﹐也可是于连续10年内会有巨额支出﹔或是需求的医疗或社会服务会加长现有的服务轮候名单。　　上述个案的上诉人是黎巴嫩移民迪亚(Mohamad-Daoud Daya)﹐他是根据《移民及难民保护法例》提出上诉。他是赞助其母亲申请移民加国﹐其弟弟于申请上则是其母的随行家人。　　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的资料显示﹐赞助人于2008年提出赞助其母﹐其母亲递交的移民申请于2011年7月被拒﹐移民部指是基于赞助人弟弟的健康因素。　　该项上诉聆讯期间﹐赞助人曾作供指他有向母亲提供经济帮助﹐但其母也能自给自足。倘若其母移民加国﹐会卖掉黎巴嫩的两间房子﹐转为在加国购买柏文单位或小房子。尽管赞助人的弟弟有轻微精神问题﹐他移民加国后﹐可在例如超市﹑药房等商店做劳工。　　赞助人又指其姊妹及她的家人已于去年9月移民加国。　　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指若赞助人弟弟移民后需要特别训练﹐便令加国「承担太重」﹐但赞助人于聆讯中声明弟弟不需要该类服务﹐并可在例如超市﹑药房等商店做劳工。　　赞助人指会经济上帮助其弟弟﹐他是加国1间制药公司的环球市场推广主管﹐经济富裕。他的保险公司也发信证明赞助人弟弟可获医疗保险﹐包括心理医生费用。

　　对于每一个想移民加拿大的人而言，了解加拿大当地的生活成本很重要。总体来说，在加拿大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压力真心比国内小很多。下面小编为您详细介绍。 　　目前最低生活保障为每人每月900-1000加币。 　　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养老金、助学金、失业金或者其他资助基本按照这个标准。   　　有了这个概念，想计算来加的生活成本就丰俭由人啦。如果一家三口租房住，最低开支大概如下：租房(2房1厅)800-1000加币，伙食600-800，公共交通三个人的月票180-200，网络电话通讯100，其他开支100-400，大致每月1800-2500。这只是最简单的吃住行的标准，旅游、文体活动、社交、外出吃饭、手机、个人爱好、服装、家具、电器等等都不包含。   　　买房的话，全款付清就减掉800-1000住房开支，增加300-400左右房子的地税、学校税，增加100-200的取暖费，100-200的保养费或共管费(耗死要保养，公寓有共管费)。 　　如果家庭收入低或都没有工作，18岁以下的孩子(6岁以下最多)每人每月有500-700补贴，还有其他补助和退税，所以初始移民(有一个孩子的，没有工作)的开支预计在1100-1800每月。如果父母读书还有其他补助，大约400-700每月，看你读什么学校、学位。 　　关于工资的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个人差异、专业差异、单位差异太大了。就以工程专业为例吧。大学毕业平均起薪4-5万加币，3-5年工作经验6万-10万加币，福利保险都有。超过10万就要当领导或是盈利大公司的老资格员工。 　　应用学科本科生比较好找工作，研究生博士生主要方向是科研和教学，科研要靠科研经费，否则断顿。华人也有当大学教授的，收入高，假期多，但混成终身教授的资格不容易。如果一直是聘用，却不太受学生欢迎的话，学生很有可能把你休掉。 　　在加拿大，工作经验和推荐比学历更重要。蓝领不比白领工资低，特别是技术蓝领。白领最低起薪2万5，中线在4-5万，普通经理5-8万，高级别的更多。小时工资最低10加币(每年都在变化，好像只多不少)。 　　打工工资最高的和最低的交税后差别一般不超过2-3倍。所以加拿大是普通百姓的天堂，是甘愿奉献的纳税英雄的牺牲地。区别是，高收入的可以投资避税，可以有良好的信用，可以找银行贷更多的钱，可以付很少的钱买很贵的车、很贵的房，很被人尊重，尤其被银行、投资理财经纪人追捧。简单地说，高收入的就是靠高信用过体面日子。落入口袋的钱其实不如想像的多。 　　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要有工作，付5%的首付(单身一般买20万左右的公寓，收入高的也有人买 30-40万的)，就能买房。买车不用付首付，每个月按揭就可以，每月200-300的普通级别的日本美国车，500-700奔驰宝马，其他豪车就更贵。车双保险800-1200不等。买二手的就更便宜。 　　身边的刚毕业几年的大学生，找到工作后都买房买车，但要精打细算过日子。总体感觉比国内的大学毕业生轻松快乐有奔头。 　　这里是很单纯的正当的收入，个人财务是对政府公开的透明的，每一分都要交税的。如果消费水平比收入高很多，是会被稽查的。 　　最低收入也比较高，现在每小时10加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和生活水平比较高，不用负担孩子学费、伙食(学校管饭)、全家人的医疗，有廉租屋住，社区和教会还有各种免费服务，比如中餐、衣物、孕妇营养品、食品、孩子托管、夏令营、足球队、乐队、捐赠等等，五花八门。

近日来，中国旅客入境时因为被加拿大边境署发现违禁内容而被遣返回国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的，可惜大部分消息来自网络，无法证实真假。 记者从安省律师监管机构(LSUC)查得一个真实个案。一名从中国大陆结婚回来的华人律师入境加拿大时，因行李里有儿童色情视频和图像而被捕。他随后入狱3个月，失去律师资格6个月，5年内不能担保他的中国妻子移民加拿大。他在2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后悔犯了大错。 2012年，华人律师沈平(化名)回中国结婚。同年5月27日，他返回加拿大。加拿大海关官员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检查他的电脑时，在3段视频和983张图像里发现了儿童色情淫照。视频和图像里的儿童很小，有的只有8岁。警方随后控告沈平持有儿童色情罪(Possession of child pornography)，并逮捕了他。他后来获得保释。 回忆往事依然羞愧 目前在安省烈治文山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沈平星期四(18日)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回忆了3年前海关人员搜查他行李的情景，依然感到羞愧。事情已过去3年半，沈平想不起来海关人员当时为啥搜查他以及搜查了多长时间。他提醒其他旅客入境时要小心谨慎。 安省律师监管机构(LSUC)的资料显示，沈平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并取得本科学位。2003年，沈平来加拿大读书，随后取得了西安大略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经过8年的努力，包括克服加拿大有别于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外出工作赚取学费，2011年，沈平取得安省律师牌照，随后主要从事企业法和地产法业务。 沈平对记者说，3年前，他抵达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因为时差关系，感觉很累。当时海关人员要求检查他的行李，说可以在海关大厅里搜查，也可以在小房间进行。 沈平选择了大厅，因为他完全忘了他的行李里有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也万万没想到海关人员会搜出这些东西。海关人员查看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发现里面有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马上没收了他的电脑。 2014年4月，沈平在刑事法院认罪。他对法官承认，他在加拿大时登陆了成人网站，无意中下载了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他看到这些内容后也感到恶心。但他没有马上报警，也没马上删除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他承认自己错了。他表示非常后悔，愿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他在对法官的陈情书里认了错，但他求法官可从轻发落，他说：“我不想离开这个我生活了11年的国家，我想和新婚妻子一起分享这个我热爱的国家，我发誓我将在我的余生里维护加拿大的社会价值。” 法院随后裁决，沈平持有儿童色情图像和视频的罪名成立，须入狱90天。 安省律师监管机构(LSUC)的资料显示，鉴于涉事律师未有大量或重复使用，以及未有散播电脑中的儿童色情录映片段，加上当事人也不是儿童色情照的直接使用者，也没有发现当事人对异常的性行为有任何兴趣及心理影响，与此同时，当事人一直在接受心理辅导。又顾及到当事人因为相关事件，令他无法在2015年4月刑满后5年内，申请其中国妻子移民加拿大;安省律师监管机构表示，沈平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影响民众对司法系统和法律界的信任。监管机构决定，吊销他的律师资格6个月。

加拿大联邦就业与劳工部长玛丽安?米海楚克( MaryAnn Mihychuk)将要求众议院委员会对外国临时工项目进行评估。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上一任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改革让工人、企业和加拿大人失望，降低了这个项目的可信度。 加 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引述CBC报导说，保守党政府在2014年提出多项外劳项目改革措施，其中对违规企业收取高额罚款的措施已经自去年12月1日开始实 施。其他规定也将在今后几个月陆续生效。例如自7月1日起，员工超过十人的企业雇用外国临时工不得超过雇员总数的10%。 米海楚克说，要等委员会的评估结束后才能知道具体如何改变，但是整体来说，政府的目的是让这个项目更加明确、更有利于问责，并且帮助加拿大就业者，促进经济发展。 加拿大劳动市场有越来越多外劳，餐饮服务业就是明显的例子。(本报资料照片)

安德烈.道莱和卡萝尔.米尔斯夫妇俩住在西北地区首府耶洛奈夫郊外的莱塞姆岛。那里可不是一个能经常遇见移民的地方。但是道莱夫妇最近为治病来到了埃德蒙顿，在那里，他们意外地和一大家子刚到加拿大的叙利亚难民做了朋友。 CBC 记者Richard Gleeson报道说，道莱去年被诊断出癌症，需要到埃德蒙顿的一家医院来接受干细胞治疗。夫妇俩因此住进了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而这家酒店也是埃德蒙顿 市接收的叙利亚难民的第一个落脚点。就这样，道莱夫妇每天早上都会和一群语言不通的叙利亚人一起吃早饭。 Submitted/CBC 他们在餐厅最经常遇见的是一个九口之家。这家人最小的孩子是一个两岁的女孩。她似乎对道莱格外有好感。米尔斯说，两人每次遇见了就微笑着你看我，我看你。 一大一小这样“眉目传情”了几天以后，小女孩有一次在正要离开餐厅的时候突然撇下家人跑回来，给了道莱一个大大的拥抱，又亲吻了他一下。 米尔斯说，这个小女孩的热情简直把安德烈的心都融化了。她的举动也打破了大人们之间最后的矜持，两家人很自然地开始交往。尽管一边只会说阿拉伯语，另一边只会说英语，但是凭借着字典，翻译软件，手势和表情的帮助，大家倒也聊得挺开心。 这家叙利亚难民担心留在家乡的亲属遭到报复，因此请求记者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 互相帮助 过了些日子，小女孩一家找到了房子，要搬出酒店了。本来这段萍水相逢的友谊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当小女孩的父母弄明白下个月道莱要住进医院接受治疗，米尔斯将独自住在酒店里的时候，立刻向她发出了邀请。他们打算把大儿子的卧室让给她住，在道莱住院期间照顾陪伴她。 米尔斯说，想不到一个难民家庭要向她提供庇护。她最后婉拒了对方的热心，但是两家人的来往却愈发密切了。 道莱夫妇有车，因此经常充当新朋友的司机，还专门为小女孩买了一个儿童座椅。他们带着孩子们去学校，公园，游泳池，成了他们开始加拿大新生活的辅导员。因为孩子多，常常需要跑两次才能把所有人送到一个地方去。 孩子们的父母用翻译软件笨拙地邀请道莱夫妇到家里来吃饭。得知米尔斯吃素，他们努力地为她做了具有叙利亚特色的西餐素菜。 冬天的莱塞姆岛。By Kylewith/Everything Yellowknife 我们的岛长这样 翻译软件有时也靠不住。把吃饭的邀请说成“请来喝一杯薄荷酒”也罢了。但是叙利亚朋友们一直以为道莱夫妇住在一个有着沙滩和椰子树的热带岛屿上。这是因为 米尔斯的手机里有她和道莱在牙买加举行婚礼时拍的照片，而他们又告诉对方自己住在某某岛上。这个误会颇费了米尔斯一点时间才解释清楚。 下雪了。道莱和米尔斯教给他们在车道上撒盐化雪防滑。“等我们一走，孩子们就把盐撒满了后院。” 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的叙利亚家庭得到道莱夫妇的许多帮助和指点。但是米尔斯却说她也受益良多。她和丈夫在埃德蒙顿没什么亲友，又要面对癌症带来的烦忧。没有这家叙利亚人，他们在埃德蒙顿的日子会比现在难熬。 现在孩子们都进了学校，英语进步很快。15岁的大儿子一面上学一面在一家餐馆里打工。道莱夫妇还要在埃德蒙顿住一个多月。以后他们也要定期来做道莱的后续治疗。 读者反馈 在CBC网站上留言的读者当中，许多人表示受到了感动，认为道莱和米尔斯代表了”加拿大精神“，并且祝愿道莱早日恢复健康。但是也有些读者认为这篇报道是在鼓吹自由党政府的难民政策。 记者格里森则说，这是一个如何看待他人的故事。

　　在未来10日内会有1100名叙利亚难民抵达卑诗，是次被形容为获政府资助难民最大批的一次「涌入」本省，也正因为他们欠缺社区团体的财政赞助而使安顿服务带来挑战。 　　卑诗移民服务协会(ISSofBC)安顿服务总监弗里森(Chris Friesen)形容是最大的一次政府资助难民涌入本省。 　　据《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报道指，这批约一半将抵达的难民会到大温以外的城市，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大温一直是本省唯一备有他们所需支援的地区。弗里森称，约240人会前往维多利亚；维市上周才被定为另一抵达城市。另外160人会到阿博斯福，而前往纳奈莫(Nanaimo)、乔治王子市(Prince George)、基隆那(Kelowna)和维农(Vernon)会各有约30人。   　　弗里森和其协会的职员将在下周出发，去训练这些城市内的安顿服务职员如何应付；他更形容：「这是有组织的疯狂。」   　　阿博斯福社区服务协会的多元文化和移民服务总监格雷尔(Manpreet Grewal)表示，早在去年10月已开始为叙利亚难民抵达而计划，但协会本预计的支援对象，是获教会团体的私人赞助难民。对于将在下周一起陆续抵的政府资助难民，会带来额外挑战，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社区赞助团体的财政支援。 　　格雷尔指，房屋是一个大问题，叙利亚家庭倾向较大，而政府资助的金额不够租用一间足可容纳大家庭的大单位。她续说，阿市自1999年接待过一批科索沃难民后，近年都没有大批难民涌入，而那次亦只有约71人。 　　至于大温地区，卑诗移民服务协会仍在为已抵达难民继续寻找永久居所，协会接待的1000多名难民中，仍有598人需暂住在酒店或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柏文大厦内。 　　温哥华和数个加国城市就永久住所问题而在上月一度暂停接待叙利亚难民，弗里森指，其协会现在通知渥京临时酒店的空位数目，从而有序安排新的难民抵达时间。

连日来，美国华人社区对于华裔警员梁彼得被定罪群情激愤，全美40多座城市20日举行全美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梁彼得。美东的华人已经走上了街头，文学城收到各地网友传回来的现场图和视频。 游行人群集结 有人打出马丁·路德·金的横幅 华盛顿游行标语   192米拱门前 圣路易斯华人集结 纽约白人女性参与游行   旧金山游行路线（文学城西部网友传送）   华盛顿游行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华盛顿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华盛顿纪念碑前（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纽约现场已聚集万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纽约游行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纽约万人游行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纽约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纽约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波士顿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波士顿公园内人头攒动（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波士顿游行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波士顿现场已超过4000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波士顿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上千人从费城中国城开始游行（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费城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芝加哥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芝加哥现场 匹兹堡游行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匹兹堡现场（文学城东部网友传送）  

　　担心叙利亚难民安全审核的不止是美国佬而已……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只有31%的加拿大人相信叙利亚难民得到充分的审核，确保他们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另外有37％的人相信审核并不充分，还有32%的人不能确定。   　　支持难民计划的人刚过半数（52%），反对者为44%。   　　BC人对难民计划的支持率是全加拿大最高的，达到了61%。 　　已经抵达加拿大的难民约有2万，还有5000正在路上。到2016年底，抵达加拿大的难民可能高达5万。   　　大约有42%的加拿大人希望政府能够立即停止接收难民，另外29%希望难民人数不要超过25000。

中国官媒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明确了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出入境、就业、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资格待遇。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在四方面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提出了改革意见。　　一是增设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市场化渠道，进一步便利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二是调整各类永久居留申请情形，逐步扩大簽发范围;三是全面落实永久居留资格待遇，建立社会融入机制，提昇永久居留外国人的社会服务水平;四是优化工作流程，完善各项措施，提昇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水平。　　意见明确指出，永久居留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免办外国人工作许可，可按规定参加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职业资格考试;在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面依法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依法参加相应社会保险，缴存和使用公积金;在中国境内居住但未工作，且符合统筹地区规定的，可参照国内城乡居民参加居住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在海关通关时，携带的自用物品按照海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意见还要求有关部门明确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永久居留外国人享有国民待遇的事项范围，并对外公布和加强落实。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一些新抵达的叙利亚难民抱怨得不到足够的服务。 由政府资助而来的叙利亚难民Shadi Alradi 通过翻译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  我申请去参加英语课的分班考试,  这已经等了两个月了。 Shadi Alradi 和妻子在一个月前搬进了位于Coquitlam的一套公寓, 他说,  “BC省的移民服务协会甚至连和我谈15分钟的时间都没有…这让我非常沮丧，我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Shadi Alradi说，他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家里,   因为买不起公共汽车的车票, 所以不能带孩子去图书馆，需要得到紧急牙科治疗，也没有人帮他安排预约牙医。 他的邻居Abeer Louaihaq也表示，由于没有机会学英语, 全家在这里好像陌生人.  她说, 比如，我不能和我孩子学校的老师沟通, 他们跟我说话，我听不懂。 加拿大广播公司不久前报道说，新到的人要上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语言课,   排队时间为1到16个月不等。 自2015年11月4日以来，BC省已经接纳了超过1,770名叙利亚难民，其中1411人由政府赞助。 另外, 还有1100多名政府赞助的叙利亚难民将在10天之内抵达BC省.

一名加拿大华裔男子陈耀宗(Chan Yiu-Chung，译音)在网上认识了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士，两人网聊后不满一年就结了婚。可是，当陈申请太太来加拿大团聚的时候，却被移民部以“疑点太多”而拒绝。陈将案子上诉至联邦法庭，可仍被驳回。 据联邦法院的文件披露，陈耀宗于1979年从香港移居加拿大，并于1985年正式取得公民资格。他有一位前妻，两人婚姻维持了25年，并育有3名子女。 在离婚后，陈耀宗于2009年2月在一个名为“China Love”交友网站上认识了现年47岁的第二任妻子。据他表示，当时自己在该网站上看到妻子的个人简历，并加入了收藏夹。不久之后，他就收到对方发来的站内短信，于是两人开始交往。两个人一开始是通过站内短信联络，4个月后开始互通电话以及上网视频聊天。7个月后也就是当年9月，陈耀宗在视频聊天时求婚，对方答应了。 次年1月，也是就是两人认识的11个月，陈耀宗去中国与妻子结婚。婚后一个月，他便为妻子办理了家庭团聚移民申请。 在审查了两人的资料后，移民部发现了很多疑点，包括： 1、两人声称是在“China Love”交友网站上认识的，并互相通信的。陈太太不懂英语，可是在该网站个人简介中所有资料，均以英语表达。 2、陈耀宗同妻子认识7个月，没有见面，就订了婚，11个月后就“闪婚”，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 3、陈耀宗对妻子的工作﹑中国的住处描述，同妻子所描述的不同。 4、结婚后陈耀宗每年只回中国探访妻子一次，每次逗留只有2个星期。(后来陈解释他受姐姐所托，要管理她在加拿大的物业，故无法频繁往返加中两地。) 5、陈太太一再否认自己无意移居国外，直至认识现任丈夫后，才有此想法，可是她曾在一封电邮中表示，希望在婚后可以移居至丈夫所居住的国家。 6、陈太太并不了解“China Love”交友网站，一开始说该网站只供中国男女寻觅对象，后来才说该网站也可以寻找海外伴侣。 于是，移民部在2011年4月以“疑点太多”为由，拒绝了申请。 在申请被拒绝后，陈向联邦法庭上诉。这场官司打了4年之久，陈耀宗还是败诉了。法官在判决书中表示，鉴于上诉人与其妻就一些最基本的事情如工作与家庭生活，都缺乏沟通，所以移民部拒绝其申请合情合理。两人递交的证据有多处矛盾，确实令人怀疑该段婚姻的真确性。

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 John McCallum)表示，今后几周内将修订公民法，以使新移民入籍变得更为容易。 他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我们在试图减少人们在成为公民时需克服的障碍。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在大选竞选中，贾斯汀·杜鲁多承诺将废除前保守党政府引起争议的 C-24法案，该法案也被称为“加强加拿大公民法”( Strengthening Canadian Citizenship Act)，已经在去年成为法律。 根据 C-24法案，有双重国籍的人，若被法庭裁决犯有犯有恐怖罪、间谍罪或叛国罪，加拿大政府则有权剥夺其加拿大国籍。 移民部长麦家廉说，对公民法的修订，自由党政府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个是让政府不可能剥夺某个人的国籍，另一个是减少目前人们在入籍时必须克服的障碍”。 他说的障碍之一是语言测试。 加拿大原来要求18-54岁之间的人在入籍时必须通过语言测试，证明自己的英语或法语能力，但 C-24法案把需经过语言测试的年龄范围扩大到 64岁。 移民部长麦家廉暗示，自由党政府在考虑把年龄上限恢复到原来水平。 他说，“我们可能将把年龄上限再调回到 54岁”。

出国对于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曾经认识一个来自北方的女孩（说是女人更恰当一点），她告诉我她出国就是为了多生几个孩子，当然这无可厚非；我有一个朋友出国时国内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他说他来就是为了孩子能有个更好的将来，我也快要为人父了，我想他的想法我能体会；我还曾经有个同事，山东老乡，他说他来就是冲着这边的高福利来的，也可以理解；对于我和我老婆，我们曾经把这看作新生活的开始，把我们的决定看成对梦想的追逐，虽然有点矫情，但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年龄和生活经历一定是决定这些想法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春去秋来我们的想法就会悄悄的改变，于是两年半以后的现在，我试着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一、我后悔吗？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会做怎样的选择？二、这刻骨铭心的三十一个月于我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我学到了什么？ 我不后悔。其实你问很多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不后悔，即便他肠子都悔青了他也不说他后悔，说自己后悔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种图嘴便宜的人是不会承认的，但不承认不代表不后悔；我不是那种人，我是那种不肯跟自己承认的人——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让你相信我的确是不后悔？ 重来一次——谁能让生活重来一次？生活不是一场游戏，游戏可以从头再来，你只需要回到游戏的保存点重新载入；但是生活呢，你的上一关在哪儿？假设大学毕业是一个存盘点，可是你对大学不是很满意，怎么办？你可以回到高考之前那个存盘点。或者干脆重新开始，别忘了把角色好好设计一下，比如有个权势熏天的老爹。 这个理由足够说明当你试图严肃的研究生活时，重来一次这种假设是多么想当然，我们只能后退一步，比如说，假设我带着今天的智慧回到几年前的情形里面去，虽然我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智慧。 2003年到2005年之间的三年是我们做出决定要出国的关键时期，有很多的因素促使我们下了决心，这包括事业上的波折，朋友的鼓励，父母家人的态度。这些因素在我五年以后知悉了出国的种种以后在这个假设里面应该保持不变；但我对于美丽而富裕的资本主义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周围污染的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产生的审美疲劳都应该归零。而且我应该已经知道在一个第二语言的国家里生活除了新鲜感是正面的以外，其他都是负面的，我应该已经知道从一个轻松而体面的办公室工作到劳累的处于最底层的车间工作的落差，巨大落差。我也应该已经知道多元文化从来就是一个谎言，在所有的社会里面种族对立与隔阂都是人的本性使然，只要你接触本地人，你就一定听人跟你说过他们的祖母告诉他们土着人就是猴子！我曾跟一个很小的小孩儿开玩笑说我是属猴的（其实不属猴），小孩立刻问我是不是土着人。很显然小哥们儿已经直接把土着人跟猴子挂钩了。问题是，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上，我们自己的表现不比澳洲人强多少，这是人的本性。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华人的一员，你在白人的社会里面永远都是被标签化的。被认同是一种奢望，越有礼貌的人心中的成见越深。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曾经具有较强优越感的人来说，你应该知道被别人轻视是一种多么深的刺痛。 我也应该已经知道，是国内的生活让我养成了对人际关系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实际上所有人都在被有意无意的歧视着，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少数民族，不仅土着人是少数，中国人是少数，亚洲人也是少数，外国人包括亚洲人加拿大英国人也是少数；本地人里面，胖子们就是少数，他们天天抱怨自己受歧视，吸毒的也是少数，他们也很敏感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平等对待。 所以我应该已经知道，歧视别人跟追求幸福一样是人的一项权利，只要你不打扰别人，就没有人计较，就算是计较，也没有办法。有人告诉你说本地人在酒吧里开中国人的玩笑，你除了无奈能怎样？那些面目可憎的人在电视上收音机里大声的数落中国人的不是，你又能怎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的背后大说他们的坏话，用中文，反正他们也听不懂。 回到我的假设里面去，当我带着今天的满脑袋高级智慧穿梭时空回到五年以前，我还会作出一样的决定，可能这除了出国这一行为的利益预期以外，还包含了我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于利益这一概念的阐释。 当你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出国前后的各项指标对比时，你经常会失望。从所谓的金字塔顶端5%到底层5%，心理上的落差可能还不止从法老到奴隶。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与其把出国与否比作两个点来比较高低，毋宁把他们比作坐标系中的两条从原点出发的曲线。让我们把这个坐标系想象成三维的或者四维五维的，相比较那些固守着自己的规则在一个维度里直线生活的人，我们这些选择飘洋过海的不安定分子已经划出了怎样的人生曲线！这不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吗？ 还有希望，别忘了我们还有希望。我知道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简单枯燥的生活而抛弃了理想，但是我没有，我知道你也没有。既然我们能在中文环境里优秀，在英文环境里我们照样可以优秀。我才三十岁，即便在一个第二语言的国家里，我仍然有一个锦绣的前程。 曾经有高人把出国比喻成嫖妓，说都是之前的时候无比兴奋，之后的时候后悔万分，而且在生理或者心理上都存在一个高位到低位的落差。我个人以为这是不恰当的，出国只是漫漫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对自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难，虽然社会地位暂时下降，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总是有所斩获，经济上也总是有进步，不像是嫖妓，更像是卖淫。 这么说，你还会觉得我后悔吗？你不会，因为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容易后悔的人。出国本身不会让人后悔或者不后悔，是人自己的本性使然。出国就像毕业选择接受单位一样是一种选择，总存在机会成本，当国内的同伴已经宝马香车美人如玉的时候，我不眼红，那不是我的生活。 回到我的第二个问题，我收获了什么？语言上的进步是不用多说的，除此之外，与国内声色犬马的生活相比，这里简单枯燥的生活使得我的家庭更加稳定；还有，居高不下的烟草税使得抽烟的成本大幅度升高，相比较国内在这里戒烟有更高的成功率；最重要的，我可以交上各式各样的朋友，分享他们各自精彩的人生，以及多少有些不同的信息环境，使得我可以考虑一些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虽然社会地位下降，收入还是逐渐改善的，在财政上的进步也是不能忽略的。 我原先在国内从事销售，如果有个声色犬马指数的话，相信这个职业的指数一定高居各行业榜首，如果还有个婚姻破裂指数的话，不难推论也一定同样榜首。诱惑不仅仅是婚姻破裂的直接导火线，有时候诱惑像是一道门，敞开的是我们心灵里面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恶的世界。一种辛苦而简单的生活并不会让你的家庭贫困潦倒，相反它让生活的重心回到本来的位置，正确的位置。 肯定有人已经发现了，国内国外的价格系统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用品上，日常消费品和低价值易耗品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没有汇率的差距的，我的意思是国内的可乐一块钱，澳大利亚的可乐也卖一块钱。但是贵重的电子产品等却是国际统一价格，比如同型号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中国要是卖一万，这边肯定是一千五百左右，不会差很多的；而服务价格，尤其是与声色犬马相关的服务，其表现非常接近贵重电子产品。 这就造成一种结果，在我们收入按汇率计算上升的同时，我们的购买力下降了，尤其是声色犬马产品，诱惑的减少直接增加了家庭的稳定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共患难总是比共富贵容易，这简直就是金科玉律。 购买力的下降还同样反映在戒烟上，烟贵了嘛！我有个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戒烟的机会每个人只有一次，有人是第一次决定戒烟的时候，有人是第一次没烟抽的时候。我是后一种，于是我戒掉了。 综合考虑汇率与实际购买力的区别，出国对于财富积累的贡献的确不算太大，但是不赚钱不代表没意义，不管你怎样理解人生的意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体验对于人生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的。每次我听到登山运动员关于冒险的那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我都在想，为什么他们不尝试到西藏去生活？而不是仅仅去那里爬爬山，挑战生理极限有什么吸引人的，挑战心理极限才是真正的人生冒险。 有一次SBS（不是韩国那个）采访中国画家沈嘉蔚，沈先生1974年因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成名，有多幅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依然能勇敢地只身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对他完全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了他的人生探险。从一个文革革命画家到以欧洲历史场景为主题的历史画家，再回归到带有中国元素的世界历史画家并获选为丹麦王妃画像，其中的转变本身就具有饱满的艺术张力。让人深深地为那个满面谦卑带有浓厚中国口音的艺术家感动。 我有个同事是波斯尼亚人，他大舅子是前波斯尼亚拳击冠军，叫塞巴诺维克（Nermin Sabanovic，两次奥运会冠军，先后九次获得波斯尼亚冠军），我曾在电视上见过那个人的专访，这个风云一时的人物现在一个社区中心给那些流浪汉安排住宿。 这种转变给了我深深的震撼。社会关系至于人身上的的光环实在是太亮太耀眼了，使人经常过分关注光环，却忘记了事实，事实是对面的家伙是跟自己一样的人。在所有的社会关系的底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朴实的就像猴山上的两只猴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能紧张，为什么你还能窘迫，甚至，为什么你还会害怕？ 我想，在人生这场旅程里面，基于社会制度和各种游戏规则的客观存在，我们需要学习种种的技巧，使自己尽量在社会竞争之中游刃有余，但是多数人迷失在了里面，我们也迷失在里面，但我们至少尽量让我们自己清醒一些。只有当我们体验过不同的生活，我们才能领悟到真谛。 所以，作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毋宁说自己学到了什么，倒不如说自己领悟到了什么。生活不是一种真相，生活是很多种真相。就像是一栋爬满藤蔓的大屋，而我们只是在藤蔓中逡巡不前的虫子，不让自己跌落，你就永远进不了纷杂纠缠的表象下面辉煌的殿堂。 人生似乎包括了两个旅程，向外的是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在这个层面上澳大利亚可以给你提供好的环境、居住条件、生活水平、医疗保障，可是澳大利亚不会给你提供幸福，澳洲不是一个生活从此幸福的故事结局，远远不是。在向内的旅程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尽着自己的最大努力寻找生活的真谛，智慧的大门不会只为飘洋过海的人打开。审视已经走过的路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认识自己。而只有认识了自己，人生才会完整。

前两天的情人节，朋友圈里不少人秀着恩爱，非常甜蜜，非常幸福，更有不少朋友在2.14领了证。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婚姻经营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技术活，尤其是移民童鞋们的婚姻。 移民难，天下尽知，而保全家庭，才是万难之首。移民来到陌生的环境，婚姻本应是夫妻互相扶持的港湾，然而事与愿违，不少夫妻逐渐驶离彼此，最终分道扬镳。 2008至2009年间，美国华人的离婚率平均值为5%，之后5年，这一数字猛增至10.4%，翻了一番。在加拿大，约有38%的夫妇会在结婚30年内离婚，每年1月甚至被冠以“离婚月”之名；在这期间前往律所咨询离婚的人群中，也能频频见到华人的身影。 海外华人的离婚率为什么逐年提高？对于奋斗多年才拿到海外身份，憧憬开启新生活的夫妻来说，这是一个残酷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导致海外华人离婚的原因概括为三类，其中前两类适用于全家同时赴海外定居的情况，第三种则针对“一人先行，一人留守”的“隔空婚姻”。 第一类：简单来说就是夫妻二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差距过大，日积月累形成心理、事业等多方面的落差。 不少在国内事业有成的男性，移民后却连连遭遇语言不通、工作难找等问题，自信心受挫，却又抹不开面子，不肯放低身价重新打拼，只能终日徘徊在“是否回流”的矛盾里。而很多女性则恰恰相反，她们放得下架子、受得起挫折，在日复一日的吃苦耐劳中逐渐摸清了异国生活的门道。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必然导致发展轨迹的失衡，婚姻问题自然会浮出水面。 第二类：同样来源于环境的变化。 很多西方国家的生活并不像国内大城市这么丰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庭理念为很多西方男人所津津乐道，但在一些中国男人看来，这样的生活太沉闷了。加之语言和文化所带来的种种陌生感，使得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婚姻也因此缺乏了新鲜元素的刺激，变得单调、无趣。如果此时再发生一些并不美好的“意外”，那么婚姻很可能就此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第三类：隔空婚姻，感情路上的最大杀手 谈及对婚姻的破坏，上述两种情况加起来，恐怕也难及“隔空婚姻”一半的威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不少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并不愿舍弃中国的关系，有的干脆把老婆孩子往外国一丢，自己留守国内忙事业，逢年过节再飞过去小聚。有人把这形象地比喻为“候鸟一族”。 黄先生移民新加坡已经6年了，回忆起和“留守”在国内的妻子的关系，他的言语中充满无奈：“这6年来，只有在我春节回国时才能见到她，平时大家各忙各的，电话都很少打。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从我踏上新加坡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婚姻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新加坡定居后，为了给将来登陆的妻儿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黄先生忙得不可开交，又是重回大学深造、期望找到满意工作，又是打工赚钱，减少国内家庭的支出负担；学习和打工的压力层层叠叠，让他身心俱疲。 而在中国“留守”的黄太太也不轻松，兼顾工作的同时还要独自抚养孩子。现实的困窘就这样笼罩在婚姻上，再深厚的感情也耐不住这日复一日生活压力的侵蚀。加之黄先生在新加坡事业不顺，不得不将接妻儿团聚的计划一推再推，夫妻间的争执就此拉开序幕。 “不能兑现最初的承诺，我的压力越来越来，她的抱怨也越来越多。重压之下，我们除了争吵，几乎没有别的交流，争吵时也很少顾及彼此的感受，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黄先生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怀疑我有了外遇，所以才迟迟不和她们团聚，但事实是我手里的项目出了问题，自己的住所都差点被收回，哪有能力接她们过来？”最后，夫妻间的隔阂已无法填补，离婚成了两人仅剩的共识。 是移民岁月将婚姻推向了终点？还是隐患的种子早已埋下，只是借由移民才破土而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并不是用三个原因就能完全概括的。如何远离婚姻中的情感危机，维系家庭的幸福美满，这是值得每一个海外华人深思的问题。

  自从梁警官罪名成立的消息公布以来，网上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舞，但是在读完所有热门的分析和研究文章以后，还是觉得没有写出自己想要说出的话，为了能够更好的在这场维权运动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地写下此文，以供有志之士参考，所有消息来源都基于检方的MEMO和一些网上公开信息，如有不实之处，敬请指正。 一、梁警官罪名成立的来龙去脉 这几天网上有许多人关注了Manslaughter这个罪名，为了方便许多非法律人士理解该项罪名，我尽量用朴素的语言来解释，梁警官被起诉了多项罪名，其中以Manslaughter罪的罪名成立条件最为严格，换句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该罪罪名的成立，那么其他相对较轻的罪名也自动满足成立条件而成立，所以主要的庭审焦点就集中在是否该罪罪名成立的问题上，而按照纽约州的法律规定，该罪成立的其中一种表现方式为明知有致他人死亡的风险存在，而放任或者疏忽大意这种风险的存在，最终导致他人死亡，则罪名成立。而这种放任和疏忽大意在本案当中就具体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梁警官是否意识到了开枪造成他人死亡的高风险而放任这种风险存在，二是在意识到因为自己开枪造成他人受伤时，是否积极主动施救，努力避免造成他人死亡这个结果存在。 先来看第一点，这一点具体在庭审上体现出来的争议话题就是梁警官到底是无意识的意外走火还是有意识的将手指放在扳机上，造成最终开枪的局面，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无法体现他是明知有致他人死亡的高风险存在，从而可以免罪，而如果是后者，根据警员培训的相关证据，在警察行业的培训标准中已经明确提到这项将手指放在扳机上准备随时扣动的行为是危险动作，明确定义了该动作会有致他人死亡的高风险性存在。 根据庭审的一些公开信息表明，法庭和陪审团相信子弹射出的原因只有两种，一种是梁警官自己听到声音主动使力扣动扳机射出，一种是意外走火。造成了非A即B的选择局面，而梁警官和他的辩护律师一直坚持是意外走火造成子弹射出的结果，他并没有将手放在扳机上主动扣动扳机，所以才会有陪审团长时间调查是否有意外走火的可能性，检方让每一位陪审员都亲身实验了扣动警员配枪的动作以及需要多大力度才能扣动扳机，以此来证明必须要靠人主动扣动扳机，子弹才能射出，虽然根据陪审员目前接受采访的各类信息报道说每个人觉得扣动扳机的力量大小不同，但是都证明了梁警官意外走火的可能性非常低，而其他证据和同伴的证词已经说明他在子弹射出之前已经将手放在配枪的扳机上，做出了有意识的随时准备射击的动作，这个证据对梁警官非常不利，造成了陪审团认为他撒谎的印象，从而影响了他所有证词的可信度。 关于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美国的证据法非常看重可信度的问题，一旦证词的可信度受到质疑，陪审团则可以选择不相信该证人的证词，从而不采纳该证词。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双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是非常关键的，有时候因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而导致最关键的证词不被法庭采纳，排除在证据范围之外，最终导致罪名成立或者不成立的案例比比皆是，在本案中，因为梁警官自己的证词提出的意外走火的说法被陪审团质疑，导致陪审团对他的印象非常差，认为他为了逃避自己做出危险动作而撒谎，从而进一步不相信他的其他证词，而选择相信其他证人，特别是他同伴所做出的对他不利的证词，可以说这个意外走火的可能性被推翻以后，梁景官在本案中作证词的可信度就大幅下降，影响了最终对他的判决。 而另外关于该项危险动作的问题，并不是只要做出这项危险动作就要被追究责任，美国的法律还是非常保护警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警察可以因为一种例外情况而不被追究该项危险动作的责任，那就是警察自己主观上有理由相信他需要做出这个危险动作，随时准备开枪，如果说之前关于如何判断枪支意外走火法律采用的是客观标准，即需要其他正常人来判断是否存在意外走火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法律赋予警察这项权利是根据的主观判断的标准，换句话说，只要警察主观上坚持相信自己有理由开枪，哪怕客观情况或者周围环境并没有显示这个理由存在，法律还是相信依赖于警察自己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应该做出这个危险动作。这就是这几天大家类比其他白人警察为啥不被起诉的案例时，遇到的情况，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其他白人警察为什么没有被起诉，而只有梁警官被起诉，先抛开其他歧视性的隐性因素不谈，这一部分稍后会详细说明，单从表面上所公布出来的信息而言，这些白人警察无一例外都提到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应该开枪，甚至前段时间纽约闹得沸沸扬扬的锁喉烟贩的案件，那位警官坚持相信自己有理由做出锁喉的动作，哪怕事后证明他所担心的理由并不存在，但是因为法律在这一点上保护警察，采用主观标准，所以警官最后被免予起诉。 在梁警官的案件中，因为梁警官和他的辩护律师坚持意外走火的说法，从根本上就杜绝了他有理由开枪的可能性，因为他自己的证词也承认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主动开枪，所以才会意外走火，那么在当陪审团认为意外走火可能性不存在的时候，倒推回来，梁警官的证词就已经自我阻断了有理由开枪这个唯一的免责例外的辩护理由。 案件走到这里，基本上检方已经证明了罪名成立所需要的第一点。接下来检方就想继续证明第二点，即梁警官是否对受害者履行了积极施救的行为。关于这一点的证明过程，网上有大量的公开信息表明法庭采用以下信息和证词，基本上总结出来就是梁警官在子弹射出之后，表现出心理素质非常差的一面，向同伴表示担心自己会被解雇，跟同伴争执谁应该是那个负责向警局报告事故的人，同时梁警官第一时间在寻找射出的子弹，对受害者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在邻居第一时间报警911以后，回到案发现场时，邻居作证还见到梁警官还站在一边，看着受害人的女友施救，梁警官自己在警校学过CPR，但是跟受害者女友说自己不熟悉相关操作，更愿意等待救护车到来，由相关更专业的人士施救比较好。关于这部分的证明过程，不需要再细说，梁警官和他的辩护律师主要的辩护理由就是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但是因为陪审团对他已经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在这部分证明过程中，梁警官没有赢得陪审团的好感，陪审团选择相信了他人的证词。 到此为止，基本上检方完成了证明罪名成立的过程，而辩方律师没有很好的反驳检方的观点和证词，导致了最终陪审团一致裁决梁警官罪名成立。表面从逻辑上，这就是一次控辩双方专业较量的过程，如果顺着这些思路，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劲的，顶多是梁的辩护律师技不如人，导致梁警官输了案子。 但是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接下来就是真正的重头戏，让我们来揭开梁警官罪名成立的面纱，找到真正导致他罪名成立的罪魁祸首。 二、揭开梁警官罪名成立的面纱，展现NYPD隐藏背后的十宗罪 首先NYPD的第一宗罪，从公开信息我们都已经了解到梁警官和他的搭档都是实习警察，甚至到开除的这一天为止，都还没有完成两个人的两年实习期，他们的职位有一个专门的名称，NYPD probationary officer, 按照NYPD的规定，他们在这个期间无法受到工会保护，警察局认为这种方法最有利于在他们闯下大祸之前把他们赶走，避免麻烦（ http://nypdconfidential.com/print/2014p/140519p.html），而这一点很不幸的在梁警官身上实现了。从一开始，梁警官就没有在警局自己的行业保护之下执勤。不要说什么实习生不需要保护，如果没有给他对应的行业保护，就不应该去执勤跟正式员工一样的高危险工作，这样的权利跟义务根本并不对等。 第二宗罪，根据NYPD patrol guide，作为PATROL的supervisor要对高犯罪地区进行评估，确认参与巡逻的职员接受了适合的培训，对巡逻成员的表现，专业知识和能力进行评估.而NYPD的梁警官的上级主管并没有评估实习生是否适合执行这个在高危险地区巡楼的任务。而事件的发生也证明了梁警官作为实习警员，根本没有能力处理突发事件，证明了当初主管的决定是有问题的。 第三宗罪，在开始巡楼任务之前，没有对梁警官进行辅导和帮助，没有配备监督警官，整个案件从头到尾都淡化和弱化了梁警官的监督警官的角色。 放任实习警员在没有任何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去执勤，这等于就是把梁警官放在一个高风险高危险的环境之下，而同时没有培训他如何去面对，这是监督警官的失职。 第四宗罪，把两个还处在实习期的菜鸟警员配成一组去完成巡楼任务，这个决定和分配方案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何能够评估这两个人能够有能力完成在高风险地区巡楼的任务，而且还是在刚刚几周之前发生过有警察巡楼被袭击的案件的大环境之下，NYPD盲目自信两个实习警员就足以应付在高危险地区巡楼的任务了，而梁警官的同伴在事件发生以后的所作所为也反映出了作为一个搭档的不合格，没有相关经验不说，甚至两人有长达四分钟左右的争执，他并没有给梁警官应有的帮助，作为安排他们搭档的NYPD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宗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相关培训的时候，没有告知梁警官做出这个手放在扳机上这个危险动作的权利和风险，虽然检方在起诉书中提到了警方有培训这个动作是一个危险动作，但是从梁警官的证词来看，他并不知道警察在某一个例外的情况下仍然有权利做出这个危险动作，他可以在感觉到外部的危险或者压力，或者有理由相信有袭警的可能性，或者出现其它自己主观认为能够有理由开枪的时候，他是可以合法做出这个动作的，而这一点正好就是跟之前提到的检方在证明他有罪的第一个方面联系起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有权利可以做出这个动作的，只要他有主观上的理由相信自己需要这么做，而根据法庭披露的信息和各类证词，当时大环境下是几周前刚发生过巡楼时的袭警事件，警员都非常小心翼翼和紧张，而巡楼当天，即使打开了手电筒也看不清楼内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听到声响，梁警官绝对是有合情合理的理由作出这个危险动作，以做好随时开枪的准备，保护好自己，但是从警察内部调查开始的第一次笔录开始，梁警官就说了无理由开枪的话，我不知道这么明显的开枪理由，为什么在作供的时候变成了无理由开枪，我无法确定NYPD是否正确向梁警官解释了这个无理由开枪的法律含义，是不是让梁警官真正有机会了解他实际上是做出了有理由开枪的行为，而不是他自己认为的所谓的那个“无理由”呢，这一点也是质疑NYPD歧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因为这几天网上类比其他白人警员免予起诉的案件，都可以发现关键的一点描述，就是有理由开枪，这些白人警察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话，我觉得我应该开枪，我是有理由的。如果一个两个白人警员这么应对证词，我还可以解释为是这些白人警员聪明绝顶，对法律无师自通，但是从目前网上披露出来的所有的白人警察案例，无一例外全都是因为这个套路而免予起诉，这令我很难相信NYPD没有内部培训，没有教育警员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行为，甚至这都会成为保护警员的一道法律护身符，而恰好，梁警官就成为了这个例外，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公司里所有的白人员工都知道有一道安全通道可以通过密码逃离，大家都知道这个密码，但是唯独梁警官不知道，他不仅不知道这个密码，还被公司教育不准靠近那扇门半步，否则就是危险的，违规的，然后突然某一天公司失火，其他的门都被堵死了，全公司的白人都因为知道密码而顺利逃出，只有梁警官因为乖乖遵守公司规则，压根就没有考虑从这扇门逃离的可能性，活活被烧死了，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歧视？为什么不把能够保护白人警员的法律武器教育给梁警员，让他知道自己原来还有这样的法律权利。而且在警察内部开始调查的时候，听到同伴和他自己的证词就知道他当时实际上是客观处于外部环境的压力状态，做出这个危险动作，完全符合了这个例外状况，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你是有理由开枪的，为什么要任凭他自己对“理由”这个单词的理解，做出了无理由开枪的证词。 NYPD完全无视梁警官的客观情况于不顾，急切地把他推出来做了替罪羊。 第六宗罪，关于如何处理巡楼时遇到的突发状况，根据梁警官和同伴的证词，他们俩都是不知所措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如果NYPD在事前对这两个菜鸟警员有过相关应急处理的培训，告诉他们一步步应该怎么操作，或者在梁警官打电话回警局的时候，接电话的主管能够主动告诉他应该怎么操作，事情都不会恶化到最终的结果。陪审团认为梁警官冷漠无情，没有履行一个警察该尽到的施救义务，但是如果没有NYPD的支持和指导，你如何期待一个实习警员在第一次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做出跟一个有经验的警员一样的反应呢？ NYPD可以声称他们提供了完善的培训，都教会他们怎么操作了，所以按照逻辑，他们遇到实际情况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这就跟把一个实习医生直接扔到手术台上给病人做手术一样，没有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就两个实习医生操作一个在医学院的书本上学习过的手术，遇到病人突发状况，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而寻求主管帮助的时候，主管就一句话，我教过你，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这怎么可能避免医疗事故呢？放在梁警官这个案子里，梁警官在事情发生以后不知所措的表现，NYPD要负上绝大部分责任，可以说是NYPD冷漠的看着他一步步地自我挣扎，走向了最终的悲剧。  第七宗罪，针对CPR这个特殊的话题，检方的指控说警员都有CPR的相关培训，所以梁警官在现场没有实施CPR的行为是冷漠无情的，虽然梁警官没有在现场“嘘寒问暖”的行为值得商榷，但是作为培训CPR的NYPD，根据梁警官的证词，根本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培训，只是走个过场，签个字就算了事，梁警官根本就没有机会系统专业的学习过CPR，然后NYPD和DA就要期待他能够做出专业人士才能做的CPR的行为，如果不做就是冷漠，渎职？如果这都算渎职的话，那么负责培训他CPR技巧的NYPD的责任更大，因为压根就没有成功教会过他。NYPD都没有正确衡量过他是否有能力施救就把他推出去做了渎职的样板，这样的迫不及待，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害怕被人追究NYPD究竟是否正确培训了警员有关CPR的方式方法呢？  第八宗罪，整个案件，不难发现，NYPD一直都在用有经验的警员的正常表现和行业标准来拷问梁警官，而庭审的时候DA却又以一个有经验的警员的行业表现和标准来衡量他是否有责任，这本身也是不公平的，其他白人警察的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些白人警员绝大部分都是有过多年警察从业经验的，自然在事发后的表现体现的无懈可击，完美无瑕，找不到法律的漏洞，但是梁警官是一个实习警员，缺乏多年的警员从业经验就决定了他的反应跟有经验的警员是有差距的，而又缺乏NYPD的指导和帮助，怎么可能不落入NYPD和DA的陷阱呢？就算是一个普通的任何行业的公司，在对待实习员工的时候，都会安排专门的人负责带领这些实习生，遇到问题，实习生跟主管或者负责人商量着决定如何处理，不会单独放任一个实习生去独立面对客户或者处理需要有经验的员工才能处理的事情，这个是行业惯例，但是在NYPD却变成反向惯例，一个新兵菜鸟警员，要被扔去做最危险最困难的活，只有成功生存下来才算是成功经受考验，成为合格的正式警员，如果说这只是一种考验方式，无可厚非，但是如何风险和考验远远超过了实习警员所能够处理或者承受的范围，这样的行为就是明知有造成危险的风险，而放任这种现象的发生，这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犯罪呢？ 第九宗罪，NYPD和DA 与梁警官的同伴达成了协议，同意他的同伴提供对梁警官不利的证词来换取对他同伴的不起诉，从某一种程度上，NYPD，DA和梁警官的同伴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而梁警官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一开始 NYPD就没有把梁警官摆在自己人的位置上，一出了事情，第一时间找证据，找漏洞，找各种对梁警官不利的东西和证据，完全对梁警官的尴尬处境视而不见，而警察工会律师的表现就变成了一个披露这些消息态度的导火索，根据梁家人的说法，是警察工会的律师太忙，有太多的案件无法处理，而且劝说梁警官直接认罪，所以他们被迫更换了律师，排除法律上的那些有争议的点，NYPD的这种行为完全就是消极不配合，警察工会律师的职责就是专门维护警察自己的利益的，结合刚才提到的第一宗罪，因为他是实习警员，本身不受工会保护，所以工会律师可做可不做，无所谓是否能够代表他的权益，所以梁警官要么就要忍受NYPD的消极态度，要么就要被迫做出更换律师的选择，我甚至更加恶劣的猜想，NYPD故意采用这样的方式消极避开了工会律师参与到本案中，从而最小化NYPD在案件中的影响，把它单独看成是梁警官个人独立的案例来处理。这难道不是NYPD对梁警官的消极歧视么？ 第十宗罪，回归到网上热烈讨论的这么多白人警察案件和梁警官案件作类比，我必须要问一句，为什么是梁警官，为什么是要这位华裔实习警员，为什么是在这么多白人警察免予起诉之后，第一个被判罪名成立的人？排除梁警官本身的案情不提，梁警官最终罪名成立，是由NYPD一手造成的，他们把梁警官从案件发生的最开始就一步步逼迫得他没的选择的走向被告席，通过消极不配合和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手段，把他逼得毫无退路，成为整个案件的替罪羊，可以说是NYPD一手倾力打造了这只替罪羊，但凡在我文章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阶段性的环节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梁警官都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悲剧。梁警官性格上的弱点和缺点，甚至他的华裔身份，都不能够成为NYPD打造替罪羊的借口。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大家正确分析梁警官的案件，看清NYPD在这场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让我们反抗的怒火来得更猛烈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