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据报道，最近有一位税务和移民顾问David Lesperance表示，一些外国投资商，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商，正在利用加拿大的法律漏洞成为幽灵移民。 Lesperance指出，之前发生的傅某和夏某梁家争夺豪宅所暴露出来的移民惯用诈骗伎俩正是利用了加拿大法律中所存在的漏洞。由于没有人调查那些外国富商是否真的住在加拿大，所以他们正在利用这些手段将加拿大体系玩弄于手掌之中。加拿大的移民制度并没有真正关注这些人，加拿大的税收机构也因为缺乏物力而没有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 CRA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已经与省政府以及各市政府进行相关合作，加强当地的税收和主要居住法律的执行力度。“政府正在积极参与监督，以实现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良好风气和稳定性”。 此外，CRA还表示从2015年4月至2017年9月期间，税务局在BC省进行了4,471次审计，收回了1.179亿加币。同期，在安省进行了21,280次审计，收回了3.312亿加币。根据官网显示的数据来看，最高的罚款金额接近250万加币。 对此，CRA发言人表示“需要着重注意的是，CRA的职责是管理财务部提供的税务立法，移民问题属于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的职权范围”。 Lesperance认为“有些富商，在享受加拿大永久居民和公民身份的同时，却像傅某一样不缴税。他们在抬高房价，影响了当地餐厅和企业的活力并抢走了客源。但是他们并没有缴税”。他认为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的住房需求量很大，但是这些富豪却占着这些空置房屋的房源。 由于房市过热，政府最近采取了相关措施来遏制外国买家，实施征收外国买家税以及房屋空置税。根据安省1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2017下半年税收增加，外国买家的购房率有所下降。 对此，Lesperance表示，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审计过程要比20年前容易的多，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CRA开始通过对这些外国富豪进行审核来严打这种现象的发生。“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对加拿大社区现在所存在的这种现象感到震惊”。除此之外，进行一系列的审计浪潮还有可能会迫使这些投资商要么选择缴税，要么放弃追求公民身份。 最后，Lesperance称这种现象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有人向他通报了他所说的“规避移民和公民法的无赖指南”。而且，这种手段并不是只在某一个特定移民群体中流行，“对于那些感觉很容易骗过税务局和移民局，以低成本得到所有福利，还不被查的移民来说，这些手段都是大家皆知的。讽刺的是，最后，他们还都得到了公民身份”。

　　还记得那个"艳照门"的兽兽吗? 　　话说，兽兽翟凌和老公移居温哥华后就过上了低调的家庭生活。不仅生活过得悠闲，儿子"Timothy"也是帅宝一枚。 　　现在一家三口在温哥华过着岁月静好的小日子。 　　昨天，有网有发来照片，说在列治文遇见了这个中国车模界的传说"兽兽"。 　　从流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戴着棒球帽和一副黑超墨镜，穿着加拿大鹅(果然还是大鹅)，身边的就是他的老公… 　　翟凌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女车模，身高177cm，因其精致的五官和高挑的身材备受关注，在各大车展中都获得了好评。 　　而"兽兽"这个名字据称是前男友杨迪给她起的昵称，全名则是"碧水金睛兽"。 　　然而也正是这个前男友，2010年初一手炮制了"兽兽门"，将她推上了风口浪尖，虽然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但是她的模特生涯几乎毁于一旦。 　　关于现在婚后的生活，翟凌坦言与谈恋爱时没有区别，"工作以外的时间，两人一起看看电影、一起做饭，一起去旅游，跟谈恋爱的时候差不多。" 　　翟凌说，"要知道现在定居在加拿大更多了一份轻松，之间在北京工作繁忙，回加拿大反而成了度假。"

“他强奸了我。” “那个男人是谁？” “他不是男人，是动物。” “是法国人吗？” “是个黑人，他没有给我钱。”  以上这段对话，是我当年去巴黎交换的时候，对街头一位名叫“阿英”的中国女性的采访。 她看上去并不年轻，鬓角有些发白，头发只是很随意地披散下来，装束朴素，薄施粉黛。 从早到晚，她和她的中国姐妹们就在巴黎东北角的“美丽城”（Belleville）街区不断徘徊，偶尔也会停下来，用并不熟练的法语和男人搭讪。     在她们经常出没的区域内，有个名叫“幸福楼”的小餐馆，还有个名叫“中国红”的小超市。这一小片华人聚集地，像极了法国版的“法拉盛”。  你很难说她们到底是这里的“主人”还是“客人”，在法国当地人眼中，这群中国女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站街女”（La Marcheuse）。 中国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 50岁的阿英，在二十多年前怀揣着自己的全部身家，从东北途径香港后飞抵巴黎。 在阿英走出国门的那个年代里，东北传统的老工业基地正经历国企改革阵痛，不少人下岗。 “大家突然都丢了饭碗，没了收入，人心惶惶。”  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 引发了一波下岗浪潮 和丈夫双双下岗的阿英，面临着要养活三个孩子的窘境，眼见着家里就要揭不开锅。 就在这时，阿英听一个朋友的朋友说，“法国那边有门道”。那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去做保姆都能赚好多钱”。  孤注一掷的阿英，在抵达法国不久后就找到了一份照料瘫痪老人的工作，每天给老人做饭、喂药、换尿布，一个月能有800欧元的收入。  很快，阿英就发现这种工作并不好做。手脚不灵便的老人愈发暴戾，总是对着自己这个中国保姆骂骂咧咧，没及时换尿布，或是饭端过来的时间晚了一些，老人还会找借口扣她工钱。 一边是在法国并不好过的艰难处境，一边是在国内等着钱吃饭上学的孩子，阿英日渐憔悴。   然而，不懂法语，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已成了压在阿英身上的两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又简单上手又能保障收入的工作，少之又少。 她也试过和同在巴黎打拼的温州人学做生意，但没钱又没学历的她，最终还是被紧紧抱团的温州商会拒之门外。他们说，你来我的餐馆/工厂打工吧，可开出的工资却比法国人更低。 此时，去“美丽城”做一名“赚快钱”的“站街女”，用一次次短暂的性服务换取一张张钞票，似乎成了阿英这样的中国女人，仅有的选择。  2016年春天，法国导演纳埃尔•马朗丹拍摄的影片《站街女》在中法两地上映，引发轰动。 影片的主角正是另一个活生生的“阿英”——来自东北，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背井离乡来到巴黎，为了多赚点钱寄给家人，做起了“站街女”。  纳埃尔曾跟随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下属的“荷花车”（Lotus Bus）慈善服务机构做了七年的志愿者，为巴黎街头的站街女免费发放安全套，并帮助她们预防艾滋病感染。 他说，他见过太多太多黑头发、黄皮肤的“站街女”，其中有80%以上都来自中国东北，而剩下的，则来自于福建、河南、江西、广东……  20-100欧元，就是她们的价格。阿拉伯人、黑人、法国人和少数亚洲人，就是她们的“顾客”。一天下来，她们能做到6-10次“生意”。 纳埃尔说，这些华人“站街女”中鲜有年轻貌美的少女，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如果说她们中有一半是为了寄钱回去给年幼的孩子，那么另一半就是为了寄钱回去给年迈的父母……  “中国人好像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纳埃尔深深地感叹着。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这让纳埃尔感到难过。  饰演林爱玉的华人女演员邱岚，在接拍这部影片之时，已经在法国定居了十多年。然而她却认为，自己和漂洋过海而来的林爱玉“有一种心灵相通的默契”，似乎能在她身上看到自我。 “我的法国朋友总是问我，你到底叫邱岚还是岚邱？我说，我叫邱岚，因为中国人永远是祖宗姓氏最靠前。法国人，永远是我我我我我；中国是什么？永远是挣钱为我家人攒攒攒攒攒。”  被暴力、强奸和死亡笼罩的阴影 巴黎到底有多少华人“站街女”？这个处于灰色地带的问题，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据法国内政部2003年作出的统计，全法共有两万多名“站街女”，其中有5000-8000人分布在巴黎，而华人“站街女”的数量大约为100人。  而根据常年为“站街女”群体提供慈善服务的“荷花车”组织的统计报告，早在2011年，就有800名华人“站街女”与他们建立了持久的联系；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几乎已经翻了一番。  帮助华人“站街女”的慈善服务组织“荷花车” 和华人“站街女”日益增长的数量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围绕着她们发生的种种恶性事件。 “无国界医生”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6%的华人“站街女”承认自己至少遭受过一次暴力行为，主要原因是“拒绝嫖客不使用安全套”。 《欧洲时报》的记者也曾在地铁里听到两名华人“站街女”大声谈论她们的生意。其中一个说自己遇到一个“变态”，对方在用尽各种恶心的办法折磨她，把她弄得遍体鳞伤之后，一走了之。  光顾华人“站街女”的客人们，大多数本就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有些是同样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来移民。在他们眼中，亚裔女性比白人女性更为廉价和柔弱，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和对现实的不满，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情。 当暴力行为失控，也极容易走向被强奸和杀害的结局。死亡，像是她们头顶不散的阴云。  2012年8月，来自江西的胡姓“站街女”在巴黎11区的一所公寓内被人用书包带勒死，凶手是24岁的巴勒斯坦裔非法移民。身无分文的他在强奸了胡某之后，又凶残地将她活活勒死。 2014年3月，另一名55岁的中国籍“站街女”在巴黎第10区的一幢房屋中，身中数十刀而亡。这名“客人”在捅死她之前，对她进行了凌虐。  在2014年3月的命案发生后，“荷花车”贴出了一张讣告 提起那次被残害的“姐妹”，阿英的声音亦有些哽咽：“害死她的是个北非移民，当场就抓到了，手上身上都是她的血，满屋子也都是血……” 阿英说，那个凶手是“美丽城”一带有名的“恶嫖客”，打人、强奸、不给钱……可是她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竟然真的会杀掉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她们与法国社会的博弈，没有输赢 在巴黎做正经生意的中国人瞧不起她们，各色各样的嫖客虐待、折磨、伤害她们，普通的法国居民对她们避之不及，而法国政府，也在想尽各种办法“逼迫”她们放弃这一行。  2016年2月3日，就在纳埃尔导演的影片《站街女》公映的同一天，法国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对“反对卖淫”的法案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议。 这个充满争议的法案，在两个月后正式施行。  在此之前，法国政府对于“站街女”和“卖淫”的态度，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暧昧边缘。一方面，法国法律并未将卖淫行为纳入违法犯罪的行列；另一方面，在街头招揽嫖客以及有组织的卖淫行为，却又均在法律禁止的范围内。 在“美丽城”站街的“阿英”们，往往会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处境——她们出卖肉体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动作，却会让她们成为法国警察拘捕和打击的对象。  在最新出台的法案中，最让“阿英”们关心的，其实是其中新增的“惩罚嫖客”这一举措。它意味着，一旦嫖娼者被警察发现，将会面临1500至3750欧元的罚款，这足以让嫖客们却步。  对此，阿英和她的姐妹们曾多次上街游行，还打出了“身体属于自己”的标语。她们认为，法国政府的措施表面上似乎在善意地敦促她们尽快“从良”，实际上则是在断绝她们的生路。 阿英说，她们并不需要这样的“帮助”。  这些华人“站街女”组成的抗议方阵有个特别的名字——“铿锵玫瑰”。法国媒体在报道她们的时候曾这样评价：“‘铿锵玫瑰’们有着她们自身的诉求，这个问题远不如政府想象得那样简单。”  的确，她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群中国女人跑来法国卖淫”，她们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些无从选择的艰难人生，也照出了法国社会的另一个侧面，以及那些无法回避的现实。 《站街女》导演纳埃尔说，她们之所以选择卖淫，是因为法国社会给她们留有很少余地。 “我们常说妓女、非法移民和穷人是社会边缘人。但这并不准确，他们也是社会中人，只是社会地位特别低，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  在我和阿英道别的时候，她突然很小心地问了我一句：“我可以抱抱你吗？就一下。” 面对我的错愕和困惑，阿英连忙解释：“我的大女儿和你差不多大，她在国内读大学了……” 阿英的大女儿从来没有来过法国，也不知道妈妈在法国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二十几年来母女俩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在一个拥抱之后，阿英轻声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慢慢地消失在巴黎街头的人海中。 

Erika Ladouceur现居蒙特利尔，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对空气污染非常敏感。她在接受HuffPost采访时表示，自己在加拿大不同地区居住后的体验是，卑诗省基洛纳的空气最干净，而多伦多则是空气最脏的地方。 Ladouceur曾在西海岸的维多利亚居住长达八年，她的肺部已经适应了海边新鲜的空气，对污染非常敏感，以至于她拒绝了多伦多非常有前景的工作机会，移居魁省 Saint-Sauveur，一个蒙特利尔以北的滑雪小城。   如果不是因为她对空气污染特别敏感，其实她还是很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毕竟她很年轻，向往一份好工作。 “我曾考虑过蒙特利尔，因为我的人际关系网、朋友们都在那里，但是因为哮喘和空气污染，我最终还是觉得那里不是我的明智之选。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生活在加拿大的原因。” 当人们戏称加拿大是大农村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雾霾和拥挤的人群。 去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大型科学研究认为，2015年至少有900万人因污染而过早离世。每年因污染而生的相关疾病死亡人数约有290万。 加拿大统计局在2017年春天发布报告，空气污染对对多伦多地区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影响大相径庭。 研究者以为，新登陆的移民往往选择大城市作为最初的落脚点，例如温哥华和多伦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会前往较小的城市。 事实上，这个推论的第二部分是错的，“我们看到的是新移民留在了污染较重的区域，”该研究的联合作者 Lauren Pinault表示。该报告显示，多伦多地区受空气污染影响的人群存在种族和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差异。 之所以选择多伦多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里相对于其他加拿大城市而言，污染较重，而且聚居着大量人口，其中42%是少数族裔，同时拥有36%的移民。加拿大全国平均污染率是一立方米7.05毫克，多伦多是9.33毫克。 根据卫报的报道，2017年年初，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每立方米是95毫克。这比之前一年的污染程度上升了70%。研究发现，加拿大少数族裔群体暴露在空气污染中的程度每立方米高于白人群体1.61毫克。如果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差异就更大。 低收入的少数族裔比高收入的白人群体暴露在空气污染中每立方米多2.08毫克。报告称，“全国来看，被PM2.5影响的程度差别不大，但是在都市核心区，低收入群体聚居区的人比不住在这里的人空气污染影响大。” 过去六十年，加拿大空气质量经历了从“令人恶心”到“令人羡慕”的过程。当然，加拿大幅员辽阔，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但是同时，加拿大人口的90%居住在离美国边境不到160公里的范围内。 在这一水平方向的长条区域里，不但集中着大多数人口，还纵横交错着毛细血管一样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这些道路承载着无数汽车、卡车，以及它们排放出污染物。这些污染物进而在社区之间散播。结果就是：加拿大的主要空气污染来源是交通运输。 多伦多人口密集，交通为全国最拥堵。不过，即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也不一定能够缓解人们遭受的污染。 2017年4月的研究显示，多伦多地铁体系的空气质量和北京地铁的日常空气污染程度差不多。地铁里的空气污染物是地铁外的10倍以上。 只要是想想在地铁里会呼吸到和北京每天一样的空气污染都让大部分加拿大人望而却步。好在地铁外面的空气还很干净，比北京好太多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逃离城市污染，居住在魁北克滑雪小城呼吸纯净清新的空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避免乘坐地铁通勤。如果不是自己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能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多伦多的空气污染。如果有钱，问题的解决就容易多了。 去年12月初，多伦多市府将每立方米的PM2.5颗粒物水平定在不超过28毫克。  

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中心之一，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如今合计市值超过万亿美元，顶尖科技人才的薪水与硅谷开出的薪水相差无几。   据路透社1月25日报道，目前操盘一档以人工智能（AI）为主的基金的Thomas Liang表示：“企业资金充沛，求才若渴。”他并称，AI等热门领域的初创公司为从成型企业挖角，常开出加薪50%-100%的条件。 报道称，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中心，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如今合计市值超过万亿美元，这造就了招聘的繁荣景象和薪资增长，开始使得顶尖人才的薪水与硅谷开出的薪水相差无几。   报道认为，科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第四季度信息科技（IT）与软件行业产出较上年同期劲升33.8%，高于第三季度的29%。   根据一家科技行业招聘网站的资料，在中国AI领域工作的顶级学校毕业生的年薪要求可达30万-60万元人民币；拥有三至五年经验的团队主管年薪就可超过150万元。这些岗位许多都在北京或深圳。   Liang估计，该行业的薪资水平自2014年以来已经基本翻番。   报道称，对一些在美国学成的中国软件工程师来说，回国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科技企业表示，他们正从美国大学积极招揽中国留学生，许多企业已在硅谷设立办公室，以吸引顶级人才。   AI行业工作机会大增，促使中国一些工程师额外学习充电。   现年26岁的AI工程师Song表示：“跳槽进入AI产业后，我的工资翻了一番。”他利用闲暇时间进修AI课程，目前年薪约5.5万美元（约合35万元人民币）。   而另一位26岁的AI工程师George，他的年薪约为6万美元（38万元人民币），不过George表示，如果有更好的条件出现，他也可能跳槽。   报道称，资金仍在滚滚而来。根据普雷钦研究公司，去年大中华地区风险投资（VC）的规模超过650亿美元（约合4153亿人民币），较前一年增加35%，并且创下历来新高，仅次于北美洲的770亿美元（约合4920亿人民币）。   报道称，中国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与传统经济的整合。信息科技、机器人与节能汽车等领域特别被重点强调，显现出政府积极推升中国经济价值链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