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近年来，有关中国“精英移民”的报道和评论不绝于耳。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分析，大量报道不仅存在偏差，有关评论也高度政治化了。富人移民既不是舍弃祖国的逃离行动，也没有导致国家的重大损失，而是一种正常的投资和交易行为。 　　已经移民的富人比例并不高 2013年10月的一天，著名导演贾樟柯发了一条微博 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 如果说这只是贾导的个人印象，2011年招商银行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则肯定了他的观察：“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2014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更新了这一数字，称“已经移民，正申请移民，和正考虑移民”的富豪加起来占到受调查者的64%。 就我所见，相关报道引用最多的数据就是六成千万富豪“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这似乎意味着大多数中国富人已经或即将离开中国。 问题在于，究竟多少人已经移民，又有多少人只是想想? “新世界财富”是总部设在南非的一家咨询公司，每年根据世界各国的投资移民数量发布一份全球百万富翁的迁移报告。这里“百万富翁”是指主要住所之外净资产价值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相当于中国的“千万富翁”概念。根据2015年的报告，约有九千名中国富人移居他国，仅排在法国的一万名之后，是印度四千人的两倍多。 中国富人移民的绝对规模虽然很大，相对比例却很小。据“新世界财富”统计，2015年中国共有65.4万名百万美元富豪，当年移民占全体富人的1.4%。另据泰康人寿和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5中国高净值人群医养白皮书》，截至2015年5月，中国大陆共有121万千万富翁，这样移民率就低至0.7%。 由于中国投资移民热潮从2008年开始兴起，最初几年的人数也就几千，因此可以大胆估算，已经移民的中国富人也就占富豪阶层的二三十分之一。这一比例仍然值得注意，但还不到“60%”的十分之一。由于中国千万富豪增长迅速——《医养白皮书》称2015年比上一年就多出11%——因此他们的移民率很可能还在降低。“新世界财富”的报告这样评价：“从印度和中国迁出移民潮不值得特别担心，因此这些国家新产生的富人远多于离开的富人。” 与此对照，2015年法国和西班牙的富人移民率都在2%左右，希腊则高达5%，俄国和巴西也由于国内问题不被看好。那么，为什么贾樟柯为身边的朋友都在移民而感到震撼?富人移民集中在某些阶层和群体内，特别是拥有话语权的圈子里。这些圈子里的人们因而时常会感到“怎么大家都移民了”，并将这种印象传播到全社会。舆论界流传着一个不实说法——“第三波移民潮以投资移民为主”。其实投资移民只是国人向外迁移的新潮流，在人数上从来没有构成过主流。以中国投资移民最多的美国为例，2014财年美国向中国人签发了九千多张投资移民签证，而当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高达7.6万人。在中国每年迁移到国外的几十万人口中，投资移民仅占很小的比例。 有读者可能会问，2015年移出中国的富人一共有九千人，为何美国一年就发八九千张EB-5(投资移民)签证给中国人，这还不算澳大利亚发的五千张商务创新和投资签证?这是因为投资移民还包括富人们的配偶和子女。假定一份投资平均带来两张绿卡，移往美国的中国富人每年约有四千人，去其他国家的还有五千人，连家属总共不到两万人。从1992年到2014年，美国一共批准了1.3万多份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申请，我们可以推算，通过EB-5签证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约在三万人左右。在香港和加拿大没有关闭投资移民通道之前，我估计各有上万中国富人移居两地。这些年已经移民的中国富人及其家属大概在六至八万人之间，应该属于较为合理的推测。 　　土豪渴求洋身份 已经移民的中国富人在富豪阶层和全体移民中只占较小比例，为什么投资移民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众多关注? 首先，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中，中国都是最大的来源国，有时占到所有配额的八九成。 其次，有移民意愿的中国富人数量远高于已经移民的人数，他们推动着这个话题的持续热度。 再次，富人移民属于中国精英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同人才外流和裸官现象一道成为坊间议论的话题。 若想对这一现象进行准确评价，我们必须了解富人移民的根本动因。 正如“新世界财富”报告所示，富人移民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很多国家都推出了“现金换国籍”、购买房地产和债券，或产业投资的签证项目。然而，投资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一般遭遇了经济衰退或政局不稳，中国相对而言繁荣又稳定，这就显得有些奇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去年曾根据五大迹象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富豪“一脚已经站在国门外”，并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留学，一旦国内有事就会大规模出逃。可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每年仍有三四十万留学生回到祖国。如果预感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何还会回来?我在相关访谈中发现，留学生回国主要为了谋求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和吸引力。 与崩溃论类似，国内有些评论家批评不良政策逼迫富人移民。在最近共识网的采访中，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称：“巨富的移民，则多半是因为最近几年的国进民退，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困难，官方想引入民营企业的资本，但又没有一个恰当的方法，导致民营企业家群体忧心资产安全，结果巨富移民人数大增。”任剑涛的观察首先以偏盖全——中国的投资移民的确有相当比例的民营企业家，可还有很多高收入的国企和外企经理，以及律师、演员、建筑师和金融家等职业人士。 资产安全也不是中国富人移民的主要考虑因素。2015年，汇加顾问集团发布《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该报告称仅有6%的投资移民将“资产安全”列为移民原因，远低于“教育质量”、“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 图 | 2015《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 visas &HUNRUN Report 以上三大因素也是中国媒体报道富人移民时最常提及的原因。富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最关心子女教育和身体健康。从各种国际比较指标来看，发达国家的教育和环境质量确实优于中国，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富人渴望移民——这本质上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投资和交易行为。为子女办理移民身份有利于他们申请发达国家名校，而且也只需要付出较低的学费，父母也可以借机享受国外的美好环境。然而，移民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仍然值得探究。就像富人们购买奢侈品，他们不仅看重其使用价值，也在乎那些商品所显露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富豪们也时常被讥为“土豪”，这正是他们急于摆脱的标签。他们不满于仅仅在物质上富足，而且希望在文化也高雅起来。想做到这一点，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追求“高端大气国际范儿”，在生活品质与西方同步，挤入全球精英阶层。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刘双所言：“对于土豪，还有什么比作为对立面的‘洋’更能摆脱‘土’的形象?”比起其他移民通道，投资移民恰恰是限制最少的一条终南捷径，“若想从此过，只交买路财”。 刘双最近在《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表明，中国富人移民实质上是一种阶层导向的消费行为，也是一种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当亿万富豪已经移民，千万富豪们就得跟着这么做了，否则就会让圈子里的其他人比下去。换句话说，投资移民热潮并非由于发展受阻，正是发展本身导致的现象。 　　移民不移居，左右皆过虑 投资移民的中介业务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产业，据说有国内有数千家大大小小的中介公司，向一位移民客户收取的费用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截至2014年，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一共吸收了来自中国大陆的67亿美元直接投资，并创造了十万多个就业机会。然而，富人移民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恐怕还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在政治领域。 在很多网民看来，富人移居属于“不爱国”，甚至“叛国”的行为，并将“仇富”的恨意集中在投资移民身上。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富人们或是做过亏心事，怕政府追究，卷走财富逃往国外;或是贪污腐败，先将家属送出国，自己身为裸官逐步转移资产。这两种情况不是没有，但不太可能成为主流。根据《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投资移民的资产主要来自投资回报(34%)、公司经营所得(32%)和工资奖金(23%)，长辈赠与只占8%。此外，美国等主要目的国对申请者的资产来源都会严格审查。有位中介顾问告诉我，他所在公司的不少客户由于未能充分说明财产来源而遭到拒签。我们可以相信，大部分中国富人使用合法财产，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了合法身份。况且，他们大多只拥有外国的永久居留权，并没有改变国籍，不应被加上“不爱国”的罪名。 图 | 投资移民的资产主要来源。数据来自2015《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专项调研的受访人平均年龄为40岁，其中年龄在31~45岁之间的人数最多，占比58%;46岁及以上的占比33%;30岁及以下的占比9%。资产方面，受访人平均拥有3千万资产，其中1~5千万区间内的人数最多，占比57%;5千万~1亿的占比7%;1亿以上的占比4%。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像一些评论者那样，担心富人移民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如任剑涛教授在采访中表示：“……产出财富的‘优质’居民大量遗失，而甚少财富贡献能力的‘劣质’居民愤愤指责生活质量下降。国家因之缺少必要的财税来源，陷入管理资源的窘迫短缺。”这位学者其实过虑了。如前所述，每年中国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移民，而富人们的数量却以一成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的确在放缓，可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将原因归结为投资移民。 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很多中国富人“移民不移居”，大部分时间还在国内经营业务，“留住企业家”的呼声就显得无的放矢。不少媒体报道都表明，大部分已办理移民的富人并不会真正移居国外，关键在于获得移民身份，便利子女就学和自己旅行。据《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富人海外投资占其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16%，仅有5%的受访者将一半以上的总资产投向海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富豪并不是真的要彻底告别中国，只是通过投资移民购买一个洋身份罢了。 由于中国企业家不了解国外市场，也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他们的事业发展还会限于国内，至少短期内不会离开中国。脱离了国内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规则，他们的经营才能在国外并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刘双教授还委婉地指出，中国“体现男子气概”的商业文化，也是很多富人乐意呆在国内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富人让家属或子女作为主申请人，以逃过目的国规定的居住时限。家属作为主申请人在国外坐“移民监”，也方便他们在国内享受自由生活。 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的状况下，投资移民恐怕会存在一二十年。台湾和韩国的发展水平超出中国大陆一截，每年仍有几百人投资移民到美国。不过，这股移民潮很可能不会继续扩大了。由于投资移民项目在很多发达国家受到批评，目的国政府不断提高移民门槛或是拉小门缝，中国富人移民的数量或许已经达到了目的国愿意接受的上限——他们在美国也已开始排队等待进门。中国的富人移民属于发展中出现的现象，也将在发展中消退。我们淡定看待这一潮流便好，不必将它政治化，为或左或右的言论所歪曲。

  波莫那学院的物理与天文学系华裔教授郭绍隆日前前往国王谷国家公园登山健行时不幸遇难身亡。 （取自波莫那学院官网） 郭绍隆于2010年攀登怀俄明州「魔鬼峰」（Devils Tower）。 （取自个人脸书） 攀登Canadian Rockies。 （取自个人脸书） 郭绍隆身穿「远征」字样的绿色T恤，于8月7日在Sasketechewan冰河健行。 （取自个人脸书）   波莫那学院（Pomona College）物理天文学系（Physics and Astronomy）华裔教授郭绍隆（Alfred Kwok），前往国王谷国家公园（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登山健行途中失联，21日校方证实他不幸遇难身亡，学校不少师生留言缅怀。 据国王谷国家公园公布消息显示，50岁的郭绍隆上周独自前往公园登山，原计画从位于内华达山东边印约国家森林（Inyo National Forest）的洋葱谷（Onion Valley）前往国王谷国家公园（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再于周日从Deerhorn山原路返回，但不料到了计画返程日前却迟迟不见现身，20日（周二）被宣告失踪。 20日下午直升机出动搜索，在Deerhorn山的西南面发现郭绍隆的遗体，Deerhorn山海拔1万3270呎，其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中。 波莫那学院日前证实，物理与天文学系华裔教授郭绍隆死亡。校方表示，郭绍隆多次获奖，是十分杰出的教授。据其Linkedin主页显示，郭绍隆来自香港，随后来美读大学，本科入读圣他克鲁兹加大（UC Santa Cruz），又在耶鲁大学攻读应用物理学系博士学位。随后于1993年进入史丹福大学激光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Free Electron Laser Center）担任研究员三年，1996年在宾州法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四年，2000年到波莫那学院担任物理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ysics），至今已16年。 校方公布郭绍隆的死讯后，其学生及同事纷纷留言表示哀悼，物理系教授Tom Moore说，郭绍隆能给别人带来活力，热爱做一名老师，总是想着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不少学生留言表示，「郭总是在Millikan待到凌晨2、3点，他热心帮助每一位学生，即使是哲学课的学生有不懂问题，只要他知道也会伸出援手」、「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并总是分享一些建议和经验」、「他（郭）是我选择读物理系的原因」、「他很热爱生活，不论是物理学术方面、美食、或是登山方面的心得，他总是乐于与人分享」。 从他的个人脸书上也不难看出，郭绍隆是个十分热爱生活、热爱登山健行的人。脸书上的照片也大多是有关登山攀岩时的照片，人物照或是风景照，不论是头顶烈日还是天寒地冻的雪山，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样可悲。 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在心中积蓄很久了，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个月。一直难以下笔，实在是因为自己也是被骂者的同类，损敌一千，自伤八百。无奈最后水满自溢，还是忍不住从脑子里破堤而出，落在了笔端。把草稿拿给几个朋友看，有的说好，中肯；也有的说我太刻薄，伤人。也有的说：你找死啊？写这样的东西！就让我心里特犹豫，要不要发出来啊？最后就借着点酒，贴了。酒壮怂人胆，一点不假。只是脑子里一直闪现着儿时看过的一场电影，里面的主角对着步话机大声喊：向我开炮！这几句话算是前言吧！ 到中国旅游，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带着儿子，让他们从小能够切身体会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到各个历史景点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传承，真是胜过书本上一万个对长城，故宫，兵马佣介绍的文字与图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让儿子去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会让他们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弄得儿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尴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譬如，为什么街上的气车从来不让行人？为什么到处都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为什么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为什么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为什么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多的人扑过来非要卖东西给你而且缠着不走？其实答案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在心中种下太多对中国负面的印象，尽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终可能仍会是徒劳。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往中国跑了，目的是趁他们年纪还小，还能够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时，让他们尽早地习惯中国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几岁了，认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够吸收一路的所见所闻了，于是带着去中国，满怀期望地想让孩子去感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去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而结果却往往是趁兴而去，扫兴而归。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来后孩子们做总结一般地对父母说：那就是你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与不屑，并拒绝以后再去。这个时候，弄得做父母的一只手伸了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抽孩子的嘴巴，还是往自己脸上煽。 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说上海，几个月不去，就会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市容。记得95年去上海，当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已经飞临上海的天空时，我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当我的兄弟接上我，穿过无灯的黑暗，驱车行驶在上海市区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肠子都颠腾出来的的街道上时，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建筑工地，道路两旁以至绵延到天边的全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几年后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发现它已经完全成了灯火通明，高楼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纽约还要气势！当我一次从上海绕道香港回到美国，向太太描绘这这个崭新的世界时，太太凭着她八十年代的记忆，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在她嘴里一直是个”破上海”的地方比她的香港还要繁华了。当然，如果我要是告诉她，上海外滩旁边的停车场里帮司机寻找车位的老头，身上的西服与领带比比尔盖兹穿得还要正式气派，那还不如告诉她，我从上海到香港其实是脚踏着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买票坐的飞机，所以我没有提起。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 这几年往中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让我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她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她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笑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我有时与朋友开玩笑道：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 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至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一次乘飞机从杭州到北京，身后坐着一位不知道何等来历的中国人，想必自己以为应是有点钱，或是有些权的。从登上飞机的一刻到最后下了飞机的一秒，一路上全机舱里就听他大着嗓门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来唤去地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神气活现地，觉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脸面。其实让人看着十足地缺乏教养，浅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么大牌，何不买个头等舱的位子，坐到前面让空中小姐好生伺候着，也般配他有钱有地位的身份，却要挤在普通舱里拿腔做势，真是让人看着莫名其妙。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平时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为是，迈起步子来，一定会以为屁股下面至少抬着八乘的大轿。 这样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馆里，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人模人样，可一张嘴招呼服务员，那架式就象是奴隶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可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以为奇，估计是司空见惯了。据说这样才特别能章显出自己是个大爷的身份，请客时在客人面前也显得面子十足。 而下面的这次的经历，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心理鸿沟。 一次去杭州办事，有半天的空闲，便独自拿了相机到西湖边散步，随手拍拍西湖的风景。这时，看到前面一对年轻男女，互相轮流着在一个景点前面拍照，从言谈举止看，应该是一对新婚夫妇出来度蜜月。心想，一对新人出来一趟，这样互相照相竟不能留个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着那男人手中的相机问道：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个合影？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平常的。无论你到哪里游玩，如果你是几个人在互相照相留影，总会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友善地问，需不需要帮你们一起拍个合影。常常有人这样帮我，我也常常这样帮助别人。可令我万分尴尬的是，那两人听了我的问话之后，立即惊鄂地圆睁了眼睛看着我，满脸的疑虑，将我从头到脚很戒备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一步一回头，将手中的相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机，怎么着也得比他们的要贵好几倍的吧！ 这件事时常让我想起，让我感叹，是什么让他们对别人的友善带着仿佛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怀疑，戒备甚至恐惧呢？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足以表现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药的“美国大傻瓜”的事件之后，让我多少获得了一些答案。 事情是这样的，还是在杭州。一次去那里办事，住在世贸大厦酒店，早上到楼下吃早餐，刚坐下，临桌便有两个和尚热情地招呼我与我聊天。我正一个人怪无聊的，便与他们攀谈起来。这两个和尚自称是从五台山来的。五台山我听过，那里的和尚很有名，至少历史上如此，于是我便对他们生了些好感。这样聊着聊着，两人便讲起了他们如何来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后便讲他们的大师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使他们不得不滞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处向人化缘筹集回去的路费。最后就说到我了，说能碰到我并和我这样开心地聊天，可见我很有佛缘，并说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后便请求我发发善心帮帮他们。我虽然对各式宗教向来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佛教多少还是有些偏爱的。尤其是两位长老话说得如此诚恳，又一脸真诚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夸我，让我的虚荣心十分受用的同时，便觉得如果不有所帮助的表示，就真是说不过去了。适逢身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民币，没多想，便从钱包里拿了一张一百元的美钞给了他们，问可不可以？两人不动声色地接了，向我的钱包里瞥了一眼，说，能不能再多给一张。这一问，反让我觉得有些蹊跷了，心里瞬间闪过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谢怎么可以这么贪？便和颜拒绝了，没再多想。 两人匆匆又吃了几口饭，便起身告辞。我也吃完了，跟在他们身后出去。 这时餐厅的领班走了过来与我搭话，问那两个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钱了，当知道我给了他们一百美元后，立即让门口的服务员通知楼下的警卫追了出去。我正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领班告诉我，这两个人其实是骗子，已经在这里多日了。因为他们正正当当地买了餐卷进来吃饭，又看我与他们聊得很开心，便不好过来打挠提醒我。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现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追回损失。果然，等领班带着我走到楼下时，那两个“和尚”已在正要上出租车前被追了回来，领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来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至于后来那两个“和尚”如何处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向杭州当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点儿笑得背过了气，道：就你们这些美国回来的大傻瓜才会上这样的当！让我觉得，这人世间的几十年真是白活了。 记得当年刚到美国时，常与几个朋友嘲笑美国人如何大脑简单，呆笨无比，一点都不知道转弯。想不到二十多年下来，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国人眼里的美国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真是很单纯，平日从来不会想到有人会成心地骗你，大家说话办事也都直来直去，就事论事，用不着天天花时间精力说半截话，或是揣摩别人一句话后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说走到外面还要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防着别人费尽心思设了圈套来坑你。这样的生活，能不让人变笨吗！ 只是，我现在不再嘲笑美国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觉得，生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之中，中国人聪明得可怕而且可悲…… 而美国式的呆笨碰到中国式的聪明，有时候所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是我西雅图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一次去中国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掉了一个钱包。秉持着美国式的实在，我的朋友马上过去捡了起来，一边喊着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钱包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见，反而脚步越来越快，于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脚步匆匆往前赶。这时，从路旁一条偏街里就冲出一个人来，做着手势把他拦下，叫他不要声张，指着他手中的钱包说，看有多少钱，两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听这话，哪里同意，义正词严地批评他怎么可以如此没有道德良心，贪别人的便宜，甩下他继续追赶那丢了钱包的人。那人终于被追上了，收回了钱包，却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反到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让我的朋友十分诧异不解；后来将这件事向当地公司的人说了，经过点醒，才明白，那两个人原来是同伙，专门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钱包里也许只有两百块钱，如果你贪便宜同意和后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这里正分着呢，那丢钱包的人这时就会非常适时地折了回来，把你们两人抓个正着。那与你分钱的人就会顺势一副改邪归正息事宁人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白或几千元来(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声称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数归换，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现在却要变成了几百或几千才能还清了，否则人证物证俱在，只好叫警察来解决。 中国式的聪明机关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不义之财的贪婪，据说这样的套子成功率极高，不想碰到了我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大傻瓜，却竟然让那两个骗子徒劳无功。那两人看着我朋友远去的背影，估计一定会哭笑不得，恨得牙根发痒以为出门看错了黄历的。 仔细想一想，之所以中国会有这样的坑骗招数，其实不也正说明了社会上有太多贪图不义之财的人，才使他们的伎俩有实施的市场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这难道不应该是从小父母对孩子们最起码的做人的教育吗？怎么竟会有那么多的成年人能够忘记这个基本教育而使骗子们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写这篇文章是会被国内的中国人骂的。其实这本身也是如今中国让我感到叹息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你要是说中国一点的不好，那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于是不是真的不好，则不在考虑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会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为自己辩护。也有人会说：你以为你在外面时间长了，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其实，我算什么东西不重要，也不是这里谈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就事论事。谁能讲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心里还有着中国，我完全可以象个局外人一样，对中国的一切缺陷，幸灾乐祸地当热闹看，何必费这么多的口舌。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样可悲！  

中国政府从10月1日起，将把在中国的外国人分成A、B、C三类。 「纽约时报」22日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作许可制度的一部分，旨在通过「鼓励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来建设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 报导引述将负责实施该制度的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说，此举的目的是「提高外国人才管理服务水平」。报导说，结束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九个省市的试点后，这一制度将于明年4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 规划中的改革引起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热议。他们迫切地想知道：「政府会把我归为哪一类？」 官方数据显示，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约20万名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就业，另有40万名家属。 这一数字看上去并不高。根据在总部位于北京的人力资源公司福瑞恩担任顾问的埃瑞克·刘(Eric Liu)估计，2015年中国总共有约200万外国人，其中有高达30万的非法就业者，这些人拿的通常是旅游签证。他说，中国需要更多外国员工，但他们常常很难获得工作签证。他说，「各种公司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外国人，不管是大型国企还是私企」。 报导说，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可能会被分类感到不安。詹姆斯(James)曾是美国怀俄明州的一名高中老师，现在北京一家幼儿园任教。他想知道中国政府会怎么定义老师。他要求只公开自己的名字，以避免引起雇主的关注。他说，「他们还没公布这个评分制度会怎么运作，这让我感到担心。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对中国有价值的人，以及我的定位」。 在研究了仅有的一点信息后，埃瑞克·刘说，老师可能会被归为B类。 詹姆斯同意他的观点。他说，「一开始我对被归为B类非常反感」，感觉他好像是B类员工。但新制度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如果能带来更多透明和责任心的话，我认为会是一件好事」。新制度将通过电脑施行，并与每个来华工作人员的带照片身份证件和号码连线。旧制度的实施主要基于纸质材料。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中国组织人事报」给出了更多细节。该报说，A类包括高端专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但未给出具体的例子。 B类包括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短缺的其他外国专业人才，特别是管理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从事国际贸易、体育、文化和教育工作的外国人会受到限制。 C类包括非技术性或服务性领域的工作人员。该报称，对这类外国人要「严格限制」。 评分将参照工资、受教育水平、汉语水平和年龄等标准。达到A类至少需要85分，B类至少60分，60分以下为C类。

　　在山东某地相亲大会上，一名来自美国的黑人小伙在当地按中国传统方式举办婚礼，来“迎娶”娇艳动人的中国新娘。  

　　受害人江女士20日回想当时仍心有余悸 　　布碌仑八大道19日夜间再爆一起针对华人的暴力袭击案，一名57岁的华妇在家门口遭两名西语裔女子突袭暴打，甚至连华妇躲入屋内后还不肯罢休，抄起折叠椅将防盗门玻璃砸了个粉碎，气焰嚣张。据邻居透露，肇事西裔女子疑似就住在华妇家附近，而且长期聚众在街头嗑药闹事。 　　该起恶性攻击案于19日晚9时许发生在六大道交55街街头，57岁的闽籍华妇江女士当时正在住宅街对面打电话，没想到却被两名二、三十岁的浅肤色西语裔女子围殴，并一路追打江女士至其自家防盗门前仍不停止攻击，疯狂恶行持续5分钟之久。 疯狂歹徒将华妇家铁门外层玻璃砸碎。   歹徒就是用这把折叠椅狂砸铁门。 　　据受害人江女士介绍，她刚刚于去年11月与丈夫一同来美，与儿子儿媳同住在六大道交55街附近一栋民宅内。案发当晚，她接到一通友人来电，为避免打扰别人，江女士就一个人走到家对面的街边空地上讲电话。 　　过程中，江女士注意到与自家同侧相隔不远的一栋公寓楼门前坐着1男2女，都是老外，但没有放在心上。没过多久，她就见两名女子慢慢走到跟前，突然动手推搡，还用英语冲她叫喊，但江女士不懂英文，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更因为害怕二人要抢手机，只得紧紧攥住手机后退，惊慌中匆忙逃回了家门口。但还没等她打开防盗门，就被两名剽悍女歹徒堵在门前，拳打掌掴数分钟之久。 　　江女士心有余悸地指出，当时她在二人围殴中被重拳猛击胸口数下，还被其中一人重重掌掴左脸，巨大力道打得她当场耳鸣。而江女士的丈夫郑先生刚好返回住家，看到妻子遇袭马上冲过来施救，结果不但没能解围，两夫妻还一同被女歹徒肆意暴打。 　　在两歹徒激烈攻击过程中，其中一名女子因为太过亢奋，一个不稳滚倒在门前台阶上，这才给了挨打的华裔夫妇喘息之机，赶紧拉开防盗门躲进屋内并大声呼救。出乎江女士意料的是，肇事歹徒眼见“猎物”逃脱变得更加疯狂，冲着防盗铁门一顿拳打脚踢，随后更抄起门口一张折叠椅，将防盗门外侧的玻璃砸了个粉碎后才逃离现场。 　　在附近邻居帮助报警下，辖管当地的市警72分局警员迅速赶往现场调查，但没有搜获两名肇事西女。受害者江女士则被送往信义会医院急救，左脸用冰袋冷敷过后耳鸣才有所好转，所幸未在袭击中遭受更多伤害。 　　江女士形容说，当时殴打她的两名西语裔女子中一名年纪20多岁，一名30岁左右，都是金发浅肤色的大胖子。一位久住社区几十年的老先生表示，肇事女子似为两姐妹，就住在江女士家附近，脾气火爆，常与人争吵。而一位邻居余先生则表示，经常看到江女士所指嫌犯曾就坐的公寓楼门前，有多名男女聚众吸毒嗑药，搞的整栋公寓恶臭冲天，甚至还曾因此遭到逮捕，但后来又被放出，而袭击江女士的两名西女疑似就在其中。  

　　美国科学工程及医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大量涌入的移民已成为美国政府资金流失的负担，因为移民每年从政府获得多达2960亿元福利，远超过所缴的税。该研究发现，创纪录的新移民正让国家财政紧缩。 　　这项定2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移民拉低了美国人的收入，尤其是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劳工，冲击特别严重。 　　该研究还发现，新一代移民的同化过程并不如之前移民那样顺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新移民在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的欠缺。以墨西哥移民为例，在过去20年普遍面临的问题即为学习英语困难。 　　这份研究报告是对之前美国移民假设的挑战。作为移民政策的拥护者，白宫始终强调，推动无证移民合法化，以及合法移民的增加可以为政府增加数十亿元的收入。 　　该研究共分析八种不同的"想定"(scenarios)状况，在计算每一种想定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收支後，最终发现不论何种想定，移民最终都成为政府的负担。在最坏的想定中，2013年美国政府在移民身上的支出多达2960亿元，即使是最好的状况，政府也在那年多支付430亿元。 　　在某些想定中，联邦政府从移民身上的税收获益的确高於支出，但各州和地方政府却始终是付出更多。报告认为，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需要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资金。 　　这份报告公布的时空，正值大量新移民涌入美国。在30年前，美国每年接收的移民大约是60万人，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每年接收的合法移民数已经超过100万。2014年，美国的移民数为4230万，大约占到人口总数的13%。

有一位加拿大朋友说他所在的社区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栋房子总是进进出出十几个人。"一层的大厅里被隔成很多个方块，从墙壁的这边看不到那边。""他们在干吗？"我不得不给这白人朋友解释，屋主是把大房子隔成了很多小房子租给了别人，并不得不解释，在中国国内人口密集的很多大城市的房子都是这样被打成隔断出租的。加拿大朋友睁大了眼睛，似乎不相信我说的话，因为当地人的一栋房子即便家里有3个孩子也仅仅住5个人而已。     虽然我理解把房子打成隔断出租的新移民，但估计当地的居民很快会向房屋的管理方反映情况，隔断很快会被拆除，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但当地人对华人移民的看法却完全改变了。 我的同事麦克是个挺神气的大帅哥，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是我所在部门的系统管理工程师，年收入7万多加元，比加拿大同龄人的平均收入高了一倍多。麦克6年前结婚，之后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3年前买了一栋大洋房，生活可谓美满幸福，典型的北美中产阶级。 可是，近来他像变了一个人，瘟鸡似地时常唉声叹气。按说在欧美不能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之下，昨天忍不住开口问他：有什么不对吗？没想到他瞪了我一眼，说道："都怪你们中国人！"我一愣，忙问怎么回事儿。原来，多伦多的房价这些年一路飙升，已然大大超过了当地收入的增长幅度。多伦多，去年房屋均价持续疯涨至43万加元，涨幅达12%，温哥华的涨幅更高至18%。就在全美房屋均价跌破18万美元之时，加拿大的房屋均价却飙升至33万加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倍。 麦克购买房子时，房价已经高处不胜寒，因为北美多年来，房价一直维持在平均家庭年收入的一到二倍之间。而他买房时，多伦多房价却已超过他们夫妇年收入的4倍了！按北美人的生活习惯，孩子大了必须分房而居，享受各自的自由空间，麦克只能硬着头皮买大房。当然啦，收支相抵的日子过得紧绷绷，而且由于房价上涨了，政府收取的地产税也水涨船高。加拿大的房产税是从价税，市政府对每一个物业逐一估价，业主按估价交税，所以房价越高要交的税金就越高。最倒霉的是一年前他老婆被裁员，直到六个月后才找到新工作，但薪水比先前少了不少，家庭收入缺了一大块。 想想也是，麦克太太的收入只够请人看孩子、伙食及零用；而麦克每个月税后拿回家的钱，扣去房屋贷款、房屋保险、地税、汽车贷款和汽车保险几项大开支，再加上旅游度假娱乐等等，每个月都有几百块钱的大缺口，日子过得入不敷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白人家庭，生活按部就班，上学、结婚、生子，然后养孩子、养狗，工作、付账、听歌剧、看电影、旅游、减肥、看病、吃药……在他们的观念里，人生就该如此。 "但这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问。 麦克说，你们中国的有钱人，来到这儿有了一套房子还买第二套，买了两套又想买三套，甚至四五套，一门心思靠炒房子投机赚钱，一个新楼盘一开盘，70%的买家都是中国人；一套二手房一上市，中国人就争先恐后拼命地抢；中国人可以不上馆子、不进电影院、不去歌剧院、不购买图书、不到体育馆看球赛、不出去旅游、不上健身房，一心一意买房子买房子，哪怕自己没钱也要四处借钱去买房。多伦多的房价就是这样被你们抬高了。我们都住不起了。我父母已经退休了，原本准备在老房子里安度晚年的，结果他们的房子也涨了，物业税也随之涨了一倍多，搞得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将房子卖了，多伦多待不了了，搬去了伦敦（安大略省的一个小城），害得我每次去看他们都不方便了。我今天的生活状态全拜中国人所赐，逼迫着我像你们那样生活。不怪你们我怪谁？

    在美国，无证移民如果是犯罪行为受害人，可以通过检举加害人并配合调查，而获得U签证留在美国，3年后可转为绿卡。据报导，这个U签证已成为法律漏洞，无辜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反成为“受害者”。 福克斯新闻8日报导，蕾妮。孙（Renee Sun）女士的21岁儿子，就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一年前，一名来自蒙古的女学者，主动接近他并要求约会，和他一起上瑜伽班，了解他的信仰。 交往期间，这位女朋友经常上演分手泪崩剧，每次都要求他“发短信”。孙女士的儿子和家人直到他被莫名逮捕后，才明白中了这个女朋友所设的陷阱，因为她向警方报案称孙女士的儿子跟踪她，证据之一就是他过去发的短信。 孙女士说：“这是典型的设圈套诈骗美国年轻人的案子，这名女子的目的是为了她还有她的整个家人，获得合法居留美国的身份。找到像我儿子这样的受害者，他们可以因此留在美国，并立即享受所有的社会福利。” 移民专家和孙女士相信，这名女子利用U签证的规定，制造她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孙女士的儿子是加害者的事证。 多数妇女和儿童，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不了解法律和担心被驱逐等原因，遭到私贩人口、家庭暴力、性攻击和其它虐待等犯行时不敢报案，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美国在1994年制定了《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纳入U签证，帮助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合法地留在美国。 孙女士的儿子被检察官指控跟踪罪，在一审中陪审团僵持不下，但在第二次审判中，他被认定有罪。孙女士说，他们正在考虑上诉。 专家说，这个案子并不是先例，精明的骗子已知道如何利用漏洞，合法居留在美国，甚至入籍。 华府移民政策中心政策研究主任沃恩（Jessica Vaughan）表示：“听闻美国公民被设圈套，感到很难过，他们被骗后，不只是心灵受到创伤，有时银行存款被骗光，而名声也因此下降。这应该是推出U签证规定时即可预见的结果。” 近几年向美国移民局递交U签证申请案的件数激增，由2012年的24,768件上升到2015年的52,666件，预计今年会来到近58,000件。沃恩认为，家庭暴力或其它犯罪应该不致于突然增加这么多。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退休官员桑普森（John Sampson）表示，孙女士的儿子如果真的是跟踪狂，那名女朋友有很多方法可以制止他，例如封锁他的电话号码，或者另外买一支新手机，告知他的家人，申请禁制令等，为何她都没有采取这些作法？ 桑普森说，跟踪、骚扰或家庭暴力是最常被用来设圈套取得U签证的犯罪模式，其中骗婚再设计家庭暴力是最常见的。不幸的是，大多数法院和检察官完全不知道圈套的存在。 根据ICE的统计，美国每年因婚姻关系取得移民签证的件数逾45万件，其中近三成涉及诈骗。 曾被外国人骗婚的新泽西州居民玛丽亚。埃莱娜。洛佩兹（Elena Maria Lopez）经营一个网站，教育公众注意这种诈骗行为。她说：“对外国人来说，要得到快速绿卡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自称是美国公民配偶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为这样可以绕过背景调查快速得到绿卡。” 洛佩兹表示，虽然美国免费提供移民法律帮助，包括移民欺诈，但对被骗的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并未提供这类法律协助。 ICE土安全调查发言人贝内特（Dani Bennett）表示：“这些类型的欺诈行为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这是一个漏洞，使犯罪分子和其他恶意犯罪者获得进入并留在美国的机会。” 退休的ICE官员阿诺德（Claude Arnold）表示，1994年《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的制定，确实是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但有时法律会陷入两难局面，一方面想要保护真正的受害者，一方面又成为欺诈者利用的漏洞。

   “夜晚的世界是多么悲哀啊！如果你曾背着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走过世界，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第32章《永久避难所》 “孤独的人们啊，他们从哪里来？孤独的人们啊，他们属于哪里？” ——披头士歌词 目前，国际人口迁移已经吸引了空前的公共关注。除了欧洲严峻的难民危机外，“绝望孤狼”恐怖主义现象近期也在许多国家更频繁地出现，袭击者经常是移民。这也许不幸地证明了，移民问题可以造成道德、心理与精神方面的困境。 在许多国家的公共讨论（包括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中，一个无处不在的问题是，本国是否需要外国人，是不是应把他们赶走。尽管许多学者言之成理地主张，移民能给一国带来经济好处，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但民众仍然有一种合理的不安全感，或是当听到有关恐怖主义的消息的时候，或者仅仅是对外貌、习惯不同的人感到不悦。 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寻求归属的需求。因此，从移民的视角来看，如果融入一个社会面临重重困难，如签证、居住许可、工作许可等方面无穷无尽的法律障碍，这就会令人倍感挫折。但移民的观点经常会被低估，这就导致，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全面理解这种挫折感，而大多数从未在外国生活过的人，则通常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我以不同身份介入过移民问题——移民、学者、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人员。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有一些简单的办法，既能节省政府的资金，又能大大缓解移民的受挫感。我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个原则：为了创造一种良性的移民循环，移民政策应该优先考虑渴望并有能力成功融入的自立移民。 形成更公正的看待移民的心理 许多人批评，在移民等领域实行“达尔文主义”原则，帮助“最能适应者”，是太过资本主义、甚至太过犬儒的做法。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向急需帮助者施援，而是说，在任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首先援助愿意“积极地”接受援助的人。这是指，接受援助的移民应当证明，他们有能力利用资源实现自立，最好是达到能反过来帮助其他人的程度，这就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并降低最初援助他们的人的负担。 但不幸的是，许多国家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引发了恰恰相反的恶性循环。这些政策限制适合移民者的机会，将主要援助资源用于帮助那些绝望的人，但最终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包括维持官僚化的移民管理机构的费用。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不开心，既包括移民，也包括本国国民：一些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一些雇主的自由雇工权受限；与外国人建立亲属关系的人，也会体验到对方的挫折经历。 总体事态证明，每当异文化外国人的人数变得足够多时，社会紧张就会加剧，而不论哪一方成为少数群体，其处境都必然会变得脆弱。理论上说，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染上极端民族主义，甚至于做出集体决策，驱逐所有外国人，就像自古以来犹太人的遭遇证明的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国人而言最好的保障是，赋予他们公民权。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成为公民，迟早“外来公民”就会变成多数，本地居民变成少数，就像罗马帝国所经历的那样。“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未来几十年里，类似的变化可能在欧洲很多地方发生，包括我的祖国俄罗斯。 寻求移民难题的解决方案，就像莎士比亚说的“生存还是毁灭”一样，令人两难。但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有情感、有快乐与痛苦的鲜活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保持一定的公正性。为此应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外国人移民到某国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应该授予移民公民权，至少在法律上不再将其视为外国人。 负担、收益与人道主义 移民通常分为两类，自愿移民与被迫移民，前者通常指经济移民，后者通常指难民。尽管“难民”一词的法律含义有多样性，但为简明起见，我把被迫迁移的人都称为难民。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当前全球有6530万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比十年前高了两倍多，而且正在以每天3.4万人的速度增长。 不幸的是，在对待难民时，国家利益和机构利益经常会压倒对难民个人经历的考虑。各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的“负担分摊”问题：如果一国发生一场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流亡，而接纳难民又几乎肯定会造成经济及其他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哪些国家应该为收容难民负起责任？ 一个理所当然而且符合公正原则的回答是，哪些国家为战争的爆发负责，就应该承受难民带来的成本。但现实中，如果这些国家与难民母国正处在冲突状态，难民也许会觉得那里不安全，在情绪上不愿意去，同时，地理距离、法律障碍等原因也会导致难民无法前往。因此，直接承受难民负担的国家将成为冲突区域周边的国家，如叙利亚冲突中的土耳其，或者在冲突中中立的国家，如乌克兰冲突中的中国（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根据我们的分析的确应包括中国）。 让这些国家承受难民负担也许显得很不公平，除非它们能有效地将难民纳入本国经济，并赢得利益。历史上的著名例子是，二战中逃离欧洲涌入美国的难民，给美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爱因斯坦就是最杰出的一个例子。 但是，二战难民带给美国的好处并非常例。在“联合国难民公约”（联合国难民署负责其执行）之下，许多国家制定了极为复杂、成本极高的“官僚主义、条文主义”程序来确认难民。要通过确认程序，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还可能发生可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法律纠纷。这会给政府和私人造成资金损失、时间浪费和机会流失。 受关注较少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处境类似于难民的移民。这些移民在外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失去了与母国的所有联系。欧洲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引入了大量移民，随着这些移民年纪增大，大多数欧洲国家向其开放了入籍程序。 在中国，目前为止外国移民的法律地位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因为其占人口的比例很低。因为人数少，所以政府也能以特殊对待而非系统化的方式处理移民事务。但这一情况可能在近期改变，因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将达到退休年龄，同时更多移民将会来到中国定居。 处理原则：迅速、有效、简单 2006年，我曾协助一个法国移民机构简化其移民和公民申请程序。我认为我们采取的一些简单的措施，既有助于缓解移民的紧张情绪，也能节省政府资金，并可由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借鉴。 首先我们确定，优先考虑法语流利、能正确填写申请表格的移民，这是一种公正的做法。尽管这看起来是常识，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政府政策规定，官员应当鼓励移民学法语，帮助他们填写申请表，以支持他们的“融入”。我们做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对那些已经做了必要的努力来学习法语、为融入社会做准备的人，我们优先考虑，这会激励其他人自发向他们学习。 第二，我们觉得，把资金花在增强移民能力、能带来知识或经济产出的项目上，要比用于确保限制移民措施的执行好得多。比如，假设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为愿意提升语言技能的移民设立学习班，另一个是给没有犯罪嫌疑的移民买回程船票，这些移民的唯一错误是未能严格遵守复杂的、经常是自相矛盾的移民法规。我们把政府资金花在哪一项上更好？我们发现第一项大体上是更理性的选择。 显然，移民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接受国愿意将其劳动力市场向移民开放、允许移民与本国国民竞争的程度。基于我（可能有些主观的）观察，对本国国民保护较少的国家（大多是普通法国家）会比更惧怕竞争的国家（通常是大陆法系国家）更顺利地解决移民问题。 例如，当2004年欧盟扩围、十个新成员国加入时，英国、爱尔兰和瑞典是仅有的三个立即向新成员国劳工直接开放国界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大都实行了过渡性限制措施。又如，我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这个国际组织主要实行美式管理文化。世界银行鼓励员工介绍达到条件的配偶申请空缺职位。一份指导意见很直接地说明，聘用员工配偶既能让员工心理变得更稳定，又能节省新人培训费用，因为“你在家与配偶分享工作经验时就已经培训了他们”。 基于此，一些想法可能对中国有参考价值。一个是，允许外国学生合法地拥有兼职工作，这已经是许多国家的做法。这项简单的政策可以提高学生的自立程度，降低其对奖学金的需求。另一个是，向本国人的外国配偶开放劳动力市场。家庭团圆是一项价值观，家人应该被允许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国人的外籍配偶没有就业权，或者就业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后者是中国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谁来养活这些外籍配偶及其子女？这种政策最终惩罚得最狠的人，很可能不是外籍配偶，而是本国公民。 让我用一则轶事结束本文。法国中央政府规定了必须遣送出境的外国人数的目标，为了完成该目标，一个法国警察情报部门有次想出了一个很绝的“高卢幽默”办法。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将加入欧盟，在那天之后，罗马尼亚人再次进入法国就不再需要签证。2006年12月，这些警察情报人员与一些罗马尼亚非法入境者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他们将花政府资金“在圣诞节前夕遣送他们回国”，但在圣诞节假期后，他们就可以安全返回法国了。显然，这项安排成功地实施了，但如果被公之于众，显然会让很多法国人，而且不仅是法国人，感到多么嫉妒啊。

    加州州议会的一些民主党成员星期三来到美国首都，呼吁奥巴马政府准许非法移民购买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加州的国会议员也以书面发出同样的要求。 加州州参议员里卡多·拉腊和其他几位民主党成员星期三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他们公开造势，要求给没有合法证件进入美国的加州移民提供健康保险。他还和联邦官员会面，并要求加州的共和党国会成员支持他的要求。 要求豁免限制 根据可负担健保法，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健保的规定，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不符合购买健保的条件。奥巴马总统当年争取健保法案通过的时候，曾明白表示，可负担健保法的补助不会包括非法居留美国的移民。 然而，加州州参议员成员拉腊指出，他们只是要求华盛顿许可，豁免无证移民不得加保的规定，让更多的人购买保险，让更多人取得预防疾病的保险，他说，健康保险是人权，不是特权。 加州国会议员声援 加州的国会成员也发表37人联名的公开信，要求奥巴马总统批准豁免的请求，如果获得批准，加州将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允许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购买政府健保计划的州。 加州是美国第一个提出这个计划的州。卫生官员多年来一直努力为非法移民提供预防性的保健措施。许多有非法移民成员的家庭往往不敢参加健保，担心会因此导致家人被递解出境。 联邦政府有180天的时间做出决定。拉腊表示他不肯定政府最后如何决定。

2016年9月22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指导和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下，经湖北省委追逃办协调督办，武汉市委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扎实工作，“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蒋谦主动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 蒋谦，男，1968年3月5日出生，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涉嫌贪污、滥用职权罪，2011年11月逃往加拿大，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A-3156/5-2012。 湖北省、武汉市高度重视该案，按照追逃与追赃并重的工作思路，组建专班开展调查取证，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加强与加拿大双边司法执法合作，集中各方力量、采取多种措施强力推进该案追逃追赃工作。在法律威慑、政策感召和亲情感化下，蒋谦最终选择回国投案自首。据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12月依法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折合1400余万元人民币的款物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9月21日，列治文华人社区名人、曾经的亿万富豪、90岁的刘天就因涉嫌诈骗一个70岁老人的5万元投资款被卑诗证监会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处罚款8.5万元，向当事人偿还全数欠款，以及永久禁止参与卑诗省金融市场投资活动。 刘天就 据星岛日报报道，刘天就创办加拿大低收入长者福利促进协会(Canadian Low Income Seniors Affordable Housing Society)。2013年12月24日，刘天就得知协会一位70多岁的华人义工收到女儿寄来一笔5万加元汇款，就亲自驾车送该义工到银行提款;并游说对方把钱投资到长者福利会，投资期为6个月，承诺每年有5%回报率，每月都会派发利息，同时承诺可以随时取回本金。 结果事主把5万元交给刘天就，而刘天就同天就把5万元款项存入他的私人账户，该账户内当时只有805.41加元。刘天就收到5万元当日就用这笔钱还了自己两张私人信用卡欠款并提取现金，总数达2.3万元，之后刘天就用余款还了另外两张信用卡账、汽车贷款和其他债务等，5万元全部花光。       几个月后当事人要求取回本金但遭到刘天就拒绝，随即开始通过法律程序向刘天就追讨。 据报道，刘天就出生于上海，早年经商发财，1948年移居香港，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创办的妙丽百货成了当年香港零售巨无霸，1984年营业额近4亿港元，但随后因经营不善倒闭，李嘉诚发迹之前就是妙丽百货的供货商之一。 70年代刘天就移民温哥华，那个时候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他抓住机会，在深圳赚了钱，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人，先于李嘉诚和霍英东。 据记载，刘天就于1980年1月1日签署了深圳的第一份土地出租协议。在这块土地上修建的“东湖丽苑”，有108个单位， 每套售价1 0 万港元左右，在图纸确定后的三天内就在香港销售一空。4年后，因为战线拉得太长，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刘天就宣告破产，远走加拿大。 移居加拿大后4年后刘天就并没有闲下来，1 9 9 0 年， 刘天就建立“ 钓鱼俱乐部”，为老人们搞生日聚会，出海垂钓， 每次活动人气都很旺。经过多方筹备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参与支持， 加拿大低收入长者福利促进中心于2004年正式成立。到2013年，会员人数扩展到3万名。可以说刘天就确实帮助了许多人，在华人社区享有很高知名度。 然而刘天就还有另外一面。在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回忆录》中曾记述刘天就在深圳特区开始成立之时，以他经营的《天天日报》有财务上的困难为由，要求中国银行贷款三千万港币。结果刘天就拿到货款后，置报社不顾，不知去向。新华分社遭遇一个三千万港币的骗局。在列治文，刘天就也曾因房租纠纷等多次被告。 刘天就自称是亿万富翁，根本不会为几万元钱去诈骗，并称是有人陷害他。

  最近法国治安不断恶化，为非作歹的不光是当地窃盗集团，还有来自东欧、南欧的帮派势力，不过他们的目标都是同一个：大陆移民或游客。因为在这些不法集团眼中，大陆民众不但财力雄厚，而且势单力薄。现在歹徒作案手法越来越夸张，8月份还发生大陆游客被喷「催泪瓦斯」抢劫，甚至有移居当地的华人设计师当街惨遭劫杀！法国媒体分析，近年来陆资企业大举进驻，插旗范围从葡萄园到汽车业都有，引爆在地人不满，可能就是引发排华浪潮的导火线。 ▲「问卷帮」专门骗华人旅客。 （图／翻摄自Bloomberg） 巴黎地铁站直击四名外籍扒手行窃，民众用手机拍摄遭到包围动粗。这样的事件在法国层出不穷，尤其华人往往成为代宰羔羊。艾菲尔铁塔巴黎必访，但游客多，骗子、扒手也多。法国骗徒：「这是为婴儿身障者请愿，只要签名就好，捐零钱也没问题，1欧元、2欧元都好。」假借行善骗取零钱，这些「问卷帮」专门锁定荷包满满的华人游客，有的甚至团团包围，借机摸走皮夹。 ▲法国街头发生暴力抢劫。 （图／翻摄自FRANCE24.com） 法国游客：「他们向我要钱，所以我们就跑了。」财去人平安，但在法国，许多华人遭到暴力抢劫。法国华裔：「他们从后面冲过来，重击我的后脑勺，我还年轻有力，所以只踉跄了一下没有摔倒，但他们抢走我的手机，逃跑前又揍了我一拳。」 ▲有旅客被打到重伤住院。 （图／翻摄自FRANCE24.com） 法国华裔社区遭到法国年轻人发射烟火攻击，警方到场阻止，但几个小时后，暴力集团又回到现场攻击华人。法国华裔：「他们带着武器回来，打伤了四个人，打断他们的腿??，两人伤势严重。」年轻小伙子被打到全身是伤，住院超过两星期，甚至闹出人命。一名华裔男子张朝林被活活打死，引爆当地华人示威潮。法国媒体分析，由于陆资大举插旗法国各大产业，从葡萄酒到汽车产业都不放过，引爆民众不满，很可能就是法国排华潮的导火线。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候选人凯莉。里奇本周表示，你们别以为加拿大人只关心减税，价值观问题加拿大人也是关心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加拿大价值观呢？ 是什么理念让我们选择做这个国家的国民？ 凯莉。里奇提出对移民申请人进行加拿大价值观考核的想法后，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里奇并没有退缩。她日前表示，她知道她的一些党内同僚会大谈减税：哪里减得最多？谁得利最大？ 但是她想要讨论的是“加拿大人”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她认为，讨论加拿大价值观，维护加拿大价值观，是加拿大人所关心的。 保守党领袖候选人凯莉。里奇。CP/Sean Kilpatrick 里奇说，她心目中的加拿大价值观包括机会平等，自由，包容，勤奋，慷慨。大家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至少是支持保守党的加拿大人，希望就此进行讨论。 里奇是在一个保守党会议结束后对媒体说这番话的。就在她召集记者之前，保守党临时领袖安布罗斯刚刚在对媒体做会议总结时强调说，保守党的关注重点是经济，决意要在众议院为纳税人发声。 里奇在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还捎带踢了杜鲁多和自由党一脚，说他们忙着玩“光膀子自拍”，顾不上维护加拿大价值观。 其实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不久前也曾征询各国和本地网友对加拿大的印象和描述，收到的回答如下： RCI 内尔。麦克唐纳：到底有没有一个被大家认可的叫作“加拿大价值观”的东西？ CBC资深记者麦克唐纳说，加拿大价值观考核基本上是右翼的、本土主义的、反移民的、希望加拿大尽可能保持“白种+基督教+异性恋”的主张。这种主张，“让我们面对现实，”实现几乎无望。不过这倒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个被大家认可的叫作“加拿大价值观”的东西？ 他认为可以被称为加拿大价值观的观念或原则其实不多。政治家开出的单子很长，那多半是为了揣摩选民的心意。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的单子更是长得不得了，但是麦克唐纳不客气地把它称作“定义模糊的一团浆糊”。 麦克唐纳举例说，杜鲁多最喜欢说的加拿大价值观是互相尊重和宽容。自由曾被他称作“最高加拿大价值观”。而最经常获得他的赞誉的价值观是多样化。这些观念当然都不错，但是在麦克唐纳看来，它们作为加拿大价值观经不起仔细推敲。 麦克唐纳认为，互相尊重实际上是非常稀有的。我们真的应该尊重那些在网上肆意进行人身攻击或满嘴种族歧视脏话的喷子吗？“多样化”主要是为了让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体系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但是不少加拿大人尽管满怀良好意愿，但就是对其中一些体系一点兴趣都没有。 至于自由，加拿大人确实信仰自由，但必须是在合理范围以内 据麦克唐纳观察，美国人比加拿大人更在意自由。加拿大人信仰的自由是有边界的。例如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即使是在高等院校里，大家似乎也更在意保护公民不受言论侵犯，而不是相反。各省都有权力相当于司法机构的人权委员会，惩处那些发表仇恨言论或其他有害言论的人。 再比如集会自由。许多加拿大人其实不认同集会自由，甚至结社自由。在美国冲击军人葬礼的抗议者，在加拿大可能是会被逮捕的。 那麦克唐纳你说什么是加拿大价值观？ 麦克唐纳认为，给加拿大价值观下定义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因为可以被准确定义的加拿大人共享的理念真的不多。从加拿大人权宪章中我们可以找到的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权，男女平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除此之外，他个人建议加上保护弱势者这一条，尽管他也承认许多加拿大人可能更愿意相信弱势者其实根本不弱。

   华人青年欧阳凯文（Kevin Auyeung），少年移民赴美国时不懂英文，经常被人欺负，他认定只有“以暴制暴”才能解决问题，最后沦落为问题少年，1995年因参与抢劫华埠一家发廊，17岁的他被判一级抢劫罪。在监狱里，他发奋读书重新做人。但坐了6年监狱，为自己犯过的罪行付出代价后，由于有递解令在身，他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被关进移民拘押所。去年底，纽约州长授予他特赦令，他才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幽灵般的生活。这是一段浪子回头改过自新的人生故事，也是欧阳找回自己的成长历程。 少年赴美 近墨者黑 中新网报道，欧阳凯文14岁随父母从广州移民美国，17岁因参与一起持械抢劫案，被控一级抢劫罪，判刑4至8年。从1996年起在纽约州监狱服了5年刑，随后又在移民局监狱关了9个月，直到2001年12月才被释放。他原来持有绿卡，但因为犯了刑事罪，1997年移民法官给他下了递解令，这样即使出狱了，随时都有可能被递解出境。 当初欧阳全家移民美国后，父母忙于打工赚钱，做着低层次但很辛苦的工作，没有时间管教他，他在学校里没有一个朋友，经常逃学，被黑人小孩欺负、抢钱，后来又跟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欧阳说，那时候他动不动就发脾气，因为听不懂英文，不知道人家在说他什么，一不爽就打人。他记得抢劫案发生之前，他已决定改邪归正，很少逃课，在华埠发廊当学徒，但阴差阳错卷入抢劫中。 他给记者讲起那桩抢劫案：1995年万圣节那天，两个朋友叫他帮忙开车，因为只有他有驾照。到了现场，他看到朋友掏出枪，才意识到他们要去打劫。欧阳说自己“糊里糊涂”跟他们进入华埠一家按摩院打劫，有人报警，他被警察抓住。他说，虽然枪不在他手里，但因为是持械抢劫，因此罪行加重，他那年17岁，被当作成年人受审。 高墙之内发奋读书 1996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欧阳被关在纽约上州一所专门关押青少年犯的监狱。他说前半年是“度日如年”，日子过得非常慢。一个大房间里，摆着50张便床，没有隐私，夜里还要警惕别人袭击你。 这些青少年犯有的因抢劫入狱，有的因杀人被判终身监禁。因为年纪小，他们经常感情用事，缺乏理性的自我约束，动不动就打架。监狱里充斥着暴力。刚进去时，一个黑人狱友吿诉他，没有人会帮你，你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欧阳说，父亲每个月至少会上去看他一次，每次都带食物给他，父亲还把早餐省下来的钱给他买了电脑书。21岁生日那天，父亲赠给他一句话：“凡事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他一直铭刻在心。欧阳发现，在监狱里，要赢得尊重有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知识。如果你是个有知识的人，别人也会尊重你。于是从1998年起，他发奋读书，不想在监狱里浪费时间，每天上4节课程，从早上到晚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在监狱里完成了高中的同等学历，当上校长助理，校长很赏识他，借给他很多书，他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学会英文的。 移民拘押所 陷入绝望 2001年3月，欧阳服完刑期后直接被转到移民局。当时的移民局拘押所是在地方的郡监狱租用地方。地方监狱关着一些还没判刑的囚犯，欧阳就和这些人关到了一起。他说，移民监狱环境很差，他的鼻子对花粉过敏，但监狱不给他提供药物。更让他绝望的是，移民监狱的关押是遥遥无期的。欧阳的所有家人都在美国，并已入了美国籍，他在中国一个亲人也没有，所以移民局一直未能取得他的旅行证。 2001年5月，知名的移民案“移民局Vs. St. Cyr”有了结果，第二巡回法庭法官判St.Cyr胜诉，此判决给此后的类似案件提供了范例：移民局如果在近期内无法为被拘押者取得回国旅行证，不得无限期关押，必须释放。这件事间接地改变了欧阳的命运，再次让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欧阳终于感到出狱有了希望。关进移民监后，每3个月，被拘押者有一次心理评估，评估你是否对社会构成危险，是否可以把你释放。6月份，欧阳有一次评估机会，他把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信件交上去，并附上其他证明他改过自新的资料。但天有不测风云，接着突发“9·11”恐怖袭击，移民局改组为国土安全部属下的一个部门，又等了几个月，10月份，他才有了再一次评估的机会。他被带去见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问他，出狱后有什么打算。欧阳说，他想上大学，孝敬父母，父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他要好好报答他们……心理医生吿诉他，移民局准备释放他。还说，经他评估的人90%多都放走了。欧阳听了很高兴，充满期待地回到拘押所，等待着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一个星期后，跟他同去做心理评估的人被放走了。他觉得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但时间过了一个月，6个星期，什么消息也没有。他感到从天堂跌到地狱。 离开拘押所 柳暗花明 有天中午，欧阳凯文听到广播喊他的名字：“凯文，到移民局来。”他知道自己终于要回家了。他记得那天是12月15日，周五，他的账户里还剩下大约200元，但会计已经下班了，要等到下星期一才回来，但他一天也不想再等了，于是身无分文地离开了拘押所。 欧阳说，走出监狱时，他什么都不认识，看着周围发呆，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他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走在美国的大街上。他穿着一套紫色运动服，手上拖着一个大麻袋，里面装着自己案件的资料。手里只有父亲给他的一张电话卡，他打父亲的手机，不巧那天父亲做心脏手术，手机关机，他弟弟从医院接了父亲后，在家里上网，忘了接上电话线，家里电话一直打不通。最后辗转通过朋友的家人，终于联络到弟弟。 他需要从当地巴士站坐车到附近一个城市，那里才有开往纽约的灰狗巴士。一个黑人给了他6块钱买车票，还有一个白人给了他5块钱买东西吃。弟弟到纽约的灰狗车站为他付款，拿到一个密码，然后欧阳凭密码到宾州他所在的灰狗车站取票。凌晨1点，他坐上灰狗，第二天清晨4、5点，终于到了纽约，走出车站，他看到弟弟站在门口，两人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开车带他回家。 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烧着纸钱的火盆，让他从上面跨过，按照广东人的习俗，他又用柚叶冲澡，表示去除秽气。他记得家人给他煮了牛肉面，味道非常好。因为学过电脑编程，欧阳出来后第三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准备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但是，2006年4月，欧阳凯文再次被关进移民拘押所，这次给他的打击太大，他变得有些自暴自弃，因为对他来说，“已经不可能有更糟糕的事情了”。欧阳终于没有被遣送回国，9月，他被放了出来。 获州长特赦 云开见日 但在获得州长特赦前，欧阳一直过着幽灵般的生活，要定期去移民局报到，也说不定自己哪天又会被关起来。2009年，他的命运再次出现转机。有一天，他父亲高兴地拿着一份报纸给他看，那是华人伍清洪获得州长特赦的新闻。欧阳觉得自己的遭遇跟伍清洪几乎一样，心想，既然他可以获特赦，也许我也行。 欧阳的父亲于是到联成公所求助，这类请愿如果有社区支持会有很大帮助。欧阳给纽约州假释部门（NYS Division of Parole）主管行政赦免（clemency）的官员去信并附上资料证明自己已经改过自新，请求州长颁发他行政特赦令。 去年12月初，欧阳终于如愿获得特赦。他解释说，当初移民法官是因为他犯了罪判他递解出境，现在案底消除了，递解令也就不成立了。但在手续上仍需要消除递解令，现在他正聘请律师提出上诉，上诉法庭可以直接消除递解令，或把案件打回地方法庭，律师认为成功几率很大，预计数月内会有结果。 回忆起在监狱的日子，欧阳说自己“活该！”不过他也因祸得福，如果没有进监狱，自己现在可能仍然不懂英文，在唐人街做底层的工作。这些年在监狱里过着自律的生活，他已经养成了习惯，他打算以后也许去参军，因为他喜欢那种自律的、引导人往积极方向走的生活。“人如果真心想改变，好事最终会发生在你身上。”他说。

这是美国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一组照片，一组30年前纽约华人在唐人街生活的照片，照片很快就引起广泛关注，让我们跟随这组照片走进那个年代，看看30年前美国华人过的生活是怎样的？ ▲1984年纽约唐人街华人庆祝农历新年 如今，30年过去了，格里克说“回顾这些作品，它们能够在30年后数字化真是令人兴奋，我能够赋予这些老照片新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岁月已经改变了我和我看待我这些作品的角度。”美国侨报的报道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照片拥有了新的意义。格里克这些关于华人的肖像照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华人在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30年前美国华人的生活剪影 ▲庆新年放鞭炮 ▲华人经营的店铺 ▲单身公寓里的老人 ▲唐人街中的儿童 ▲唐人街中的中国大妈 ▲华人的葬礼 ▲购买彩票 ▲老人与年轻人 ▲车衣厂内 ▲晚餐 ▲厨房 ▲大妈上街吆喝 ▲住房 ▲全部家当 ▲老人 ▲家庭生活 ▲老人家 ▲乡情 ▲年轻的华人新一代

在旧金山街头看懂美国 这里是全世界高科技的实验室，有着令人咋舌的生活方式。但同时，贫困与高科技正面迎击。体面的游客，与纸箱内不成人形的身影共用着一条街。 我在国外生活了27年，大半时间是以驻外记者的身份派驻亚洲，报道当地的社会动乱与贫困现象。旧金山是我的新家，我像个陶醉其中的游客，在它的街头漫步。 和我同在一条人行道上的路人一定很纳闷，为何我会不时地笑出声。我笑的是旧金山公交车车身上的广告在推销可持续种植法栽种的大麻（“大麻：加州风味”）；乘坐大众运输工具的安抚狗，还有参加复活节礼拜不忘带上爱狗的女人；白得炫目的牙齿；大到拿不住的墨西哥卷饼；还有浑身刺青的警察。 Gabrielle Lu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旧金山，人们在百货公司结账。   我在里根总统当政时离开美国，所以要重新适应这里的生活，仅仅是忘掉公制单位、写支票的时候记得先写月再写日，这些还不够。 我开车在旧金山湾区转悠，为我们常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个美国感到惊奇。在我报道过的许多东南亚国家，精英阶层拥有将公有土地挪为私用的特权，是人尽皆知的常态。然而，身在旧金山周围的丘陵与谷地中，我凝望着大片未遭蹂躏的空地，大感诧异。 我也花上大把时间在超市货架间逗留。有机冰淇淋三明治！完全不采用动物毛皮的鞋子！“具备蓝牙功能”的电动牙刷！ 比起我在1988年离开的那个美国，2016年的美国专门化程度要高出很多。我们看起来简直像是在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这些需求。 我停下脚步，盯着旧金山那些专用来撕碎与回收文件的巨型卡车。一个社会能制造出数以吨计的机密文件，又派出特制卡车来销毁它们，实在奢华。我早知道瑜珈跟大麻在加州都很火，不过在发现“大麻瑜珈”的时候，我还是惊呆了。 Gabrielle Lu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大麻瑜伽课上，来上课的人在课前和上课时都会抽大麻。 当然了，旧金山湾区是为全世界测试新科技的实验室。我不时会遇到正在为某些问题寻找解决之道的人，而我还根本不知道有那些问题存在呢。有位女士告诉我，她在建立一种演算法，能判断一个孩子可能会想读哪类书。 在美国，大家总想让我赊帐。我从某汽车经销商处开走一辆要价3万美元的新车，一分钱都没付。这简直太让人激动了，所以我使劲地买买买。我又购入一辆伟士牌摩托车。不买白不买！在利息只有2%的时候，买车简直不要钱。然后我在家得宝(Home Depot)买了好几个手推车的改善居家环境的玩意儿，结果店家又说了，接下来两年我都不用付钱。 应该要来个人告诉信评机构Equifax，他们得回绝我为下一张信用卡提出的申请才行。我可能会挥霍一空。 当然我也遇过一些不那么引人入胜的事。我在旅居亚洲期间，经常要跟贫困导致的社会危害打交道。然而，面对旧金山无家可归者的规模与严重程度，不知怎地，我仍感到猝不及防。 时髦的特斯拉电动车在路上悄声飞驰，同时你又能看到受精神疾患所苦的人就在人行道上发作。贫困与高科技正面迎击。穿着考究的游客与纸箱内不成人形的身影共用着人行道。 Gabrielle Lu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旧金山，一名女子昏倒在人行道上。   我不知该怎么向家里两个孩子解释，一个富裕的社会为何容许那些最为脆弱的公民在街头凋零。我儿子第一次碰见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时候问道，为什么没人“想要收养他”。 对我的祖国来说，这似乎是一项可怖的声明：比起我们先前旅居的泰国，我的孩子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更有可能见识到无家可归之人和精神病患的景况。 有一次我回到曼谷，与当地无家可归者关怀组织人类住区基金会(Human Settlement Foundation)的秘书长诺班?蓬西(Nopphan Phromsri)女士聊起这种矛盾。 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曼谷这个有超过1000万居民的巨型都市区里，有1300名无家可归者。 旧金山的人口不到曼谷的十分之一，无家可归者人数却是后者的六倍。个人原因绝对够写上一本书了。蓬西女士认为，无家可归的问题在有钱社会里更为棘手。“富裕国家事事都有一套体系规范，”她说。“你要不身在其中，就是落在外头。”在美国没有中间地带。反之，富人与穷人在曼谷是共存的。曼谷有大批凑合搭盖出来的廉价住屋，都市人要是丢了工作或遭遇困境，也能回乡下去。 在大多数日子里，我觉得亚洲很遥远。 不过几周前在沃尔玛(Walmart)超市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昔日生活与我莫名地连上了线。超市仓库那洞穴般的屋顶、发出萤光的灯光网，还有单调乏味的空间设计，让我心里涌起某种熟悉感。我突然醒悟到，沃尔玛超市井然有序的走道，看起来与制造他们家大部分商品的亚洲工厂并没有太大不同。 我发现自己正端详着此中细节——工靴的鞋带、黏合足球的胶水痕、装着便携椅的抽绳袋上打的结。 我还记得制作这些物品的双手、我在中国与东南亚参观过的工厂；工人成天耗在这些厂房里，俯身在散发出黏胶、塑料与皮革气味的工作台上。 在太平洋两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工厂与收银台之间，仿佛有种对称性。 我站在结账队伍里，看着喝牛奶长大的美国人将手推车里的东西放上柜台传送带，心思则飞向了一群瘦小的中国工人。他们在我参观过的一座天津工厂里，为了赚取每月区区几百美元的工资缝着皮靴。他们在想到某天会塞进这些靴子里的大脚丫的时候，咯咯地笑了。

西安张灵甫陵园遭人破坏 墓碑上留字“杀妻恶棍，人民罪人” 张灵甫墓碑被喷漆（图源：网络视频） 北京时间9月20日早上10点左右，西安长安区东大村张灵甫陵园遭人破坏，刻有“张灵甫将军与原配邢琼英女士的合葬之墓”的墓碑被人用红色油漆写上了“杀妻恶棍，人民罪人”八个大字。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破坏者王某称，自己现在在加拿大生活，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大家对历史的反思和讨论。21日晚7点左右，《北京青年报》联系了一名东大村村民，该村民称，半小时前自己刚刚去过陵园，墓碑上确有红色油漆的痕迹，但大部分已被清理，看不出来之前是否留有字迹。 张灵甫又名宗灵，字灵甫，又字钟麟，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毕业于黄埔军校。公开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期间，张灵甫参与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场抗日大战。1947年在国共内战的孟良崮战役中战死。值得注意的是，张灵甫1936年枪杀了结婚三载的第二任妻子吴海兰。东窗事发后，张灵甫遭到了妇女界的一致讨伐，之后被判入狱10年。

9月19/20日，加拿大总理小杜鲁多和移民部长麦家廉在联合国出席难民高峰会议，加拿大已安置近了31,000的难民。加拿大政府也正与亿万富翁索罗斯及联合国合作助13国落实私人担保难民计划。在接受，安置和培训难民融入方面给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说到参与国际事务，就不得不提到加拿大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1956年10月发生“第二次中东战争”，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色列和英法两国决定从埃及撤军。加拿大提议部署一支紧急部队监督撤军，这项提议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同。加拿大人伊德森·伯恩斯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官。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在6000多名维和官兵中，加国军人就占到六分之一。最早倡导此事的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被公认为“联合国维和之父”。1957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在此后的几十多年里，加拿大始终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忠实参与者。截至到2013年4月，联合国一共执行了69次维和行动，加拿大就参与了其中的54次，派出的维和人员累计超过12万人次。在难民接收方面，联邦自由党政府上台后之所以不改初衷，并为此拨款7亿元用于安置2.5万名叙利亚难民，表面上看是因为杜鲁多总理要履行选举承诺，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当欧洲被叙利亚难民搞得焦头烂额时，更需要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挺身而出，国际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历史上，加拿大一直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人道救援及难民安置做出过卓越贡献，为国际人道主义不惜余力。 尽管2016年移民配额创历史高峰达到30.5万，但在各类移民的接受比例安排上却差强人意。经济类移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要兼顾人道因素;目前的移民政策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人道因素。难民和人道主义及家庭团聚类移民占整个国家的比例应该成为兼顾或补充作用。今年经济类移民(包含技术移民及投资移民)占总配额刚超过50%(16万)相较于去年的60%有所降低;而难民、人道主义及家庭团聚类移民也接近一半，比例过高。 当然加拿大历史上的移民比例在不同时期占不同的分配，经济类曾高达75%， 人道主义、团聚移民接近25%-30%。相比澳洲今年的移民分配比例， 经济类移民总比例接近70%， 家庭团聚约30%，才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移民分配比例。 加拿大不光是接受难民的榜样，也应当成为接受移民的样板国家，但是具体做法是否完美还有待商榷。加拿大应该把移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负担。加拿大应该为成为联合国国际人道主义的榜样国家而自豪，但不应接受过多的难民而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加拿大在移民接受和平衡的比例分配问题应作深入讨论，这更是加拿大政府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翘首以盼11月份的新政策出台办法。

　　有华人东主指餐馆、超市及装修等都缺人，加薪亦请不到人手 　　加拿大会议局(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调查预测，由于加拿大经济前景不明朗，所以非工会职工于明年薪酬平均加幅将为2.2%，而11%机构更准备明年冻结员工加薪。最低加薪幅度的行业是石油及天然气工业，增幅约为1.1%。最高加薪幅度为高科技行业，估计加幅为2.8%。以地区来看，明年工人平均增幅最高为缅省，幅度为2.7%，最低平均薪酬增幅的地区为亚省。 　　在万锦市经营海鲜酒家的陈先生表示，餐馆几年前开始一直缺乏人手，即使请到人很快流失。餐馆已经不断增加员工薪酬，但仍然请不到人。同样，其他华人经营的行业，例如超级市场、零售业及装修行业等都缺人手，加薪亦请不到人。 　　陈先生认为，只要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仍然旺盛，银行利息不大幅增加，市民手上的物业仍然值钱及上涨，每个人心中都觉得有钱，所以外出食饭、购物及消费都会松手得很。华人经营行业的薪酬，比主流社会已经低了一些，只要生意好，这些华人经营的行业仍然会缺人手，他们亦会用增加薪酬方式招聘员工。  

　　华裔居民海伦在蒙市横越马路时吃了一张罚单，她认为完全按照交通讯号标志通行，没有违规。 　　华裔居民海伦近日遇到一个烦心事，她在蒙特利公园市步行横过马路，吃了一张罚单。 　　海伦说，她按照交通讯号指示过街路，且前后都有其他行人一起过街，为何警员独独给她一个人罚单?她说，警员执法时问她是否日裔，她回答说是华裔，警员就开罚单，她认为警员执法涉嫌族裔歧视。 　　市议员林达坚表示，近期警方加强交通执法。若受罚者觉得执法不当，可向警局投诉，或到市议会陈情。 　　海伦表示，9月14日午后，她与一名女伴在林肯街与嘉伟街交汇处由南向北横越马路。常时她先走上马路，她的女伴被附近执法警员叫住，因女伴不熟英文，海伦主动上去替女伴翻译。海伦上前后，警员问她是否日裔，海伦回答是华人。警员表示，海伦涉嫌触犯交通法规，于是开了一张罚单。海伦申辩无济于事。 　　海伦表示，她与女伴是在交通讯号出现行人行走标志时才开始过街，出现手掌标志时已经过街，完全没有违法，为何独独给她交通罚单。在与警员申辩时，海伦指责警员眼睛没有观察准确，并表示要到法庭告警员执法不当。甚至有歧视华人态度。 　　在海伦遭开的罚单上，可看到警员开罚单理由是交通讯号标志已经出现手掌标志不允通行，受罚者依旧通行，所以开罚单。对于罚单上执法理由，海伦表示绝对不服! 　　华人市议员林达坚表示，近期市警局加强在市区交通执法，警示行人及驾驶遵守交通规则，也是尊重自己生命。他表示，在蒙市市中心部分街路，有些行人过街路不按交通指示灯，很容易导致交通危险，甚至可能出现肇事失去生命危险。他表示，若遭开罚单者认为执法警员执法不当，可到警局投诉，或到市议会陈情，若市议员、警局局长认为开罚单不当，会商议是否取消该罚单，若认为执法符合法规，该罚单一样生效。

　　去Marshalls 溜达，看到一件小衣服，可买可不买那种，看看价钱原价7元现价6元，因为想买一捆6双袜子，所以拿了袜子和衣服，就排队等付款。 　　这收款的是一个大概三十左右(猜不准)的白人女的，先check out袜子，又check 衣服，然后又拿着衣服去隔着几个收款台的另一个收款人那里问了什么(当时只有这两位收款的)，这女的问完回来，我说：你们系统里应该有这衣服的 information, 她回：没有找到。她又call 来一个男的，这男的走近时这白人女的用指头指着衣服标签跟这个男的嘀咕，这男的又走了，过了差不多5，6分钟，这白女的收款的从耳麦听到什么，说：这件衣服 24元，我说：你标价是6元，怎么又24 元了? 这衣服上的标签是你们打上去的，你系统里应该有。 这女的接着问，这衣服24元，你还要不要? 我说： 衣服不要，袜子也不要了。你们商店怎么这样做， 标一个价钱，等缴费时又涨价， 我还没见过其他商店这样做的。 　　闪念想起这女的刚才猥亵鬼祟的样子，不对，TNND, 这女的刚才脑子里是些什么东西。 我立马大声说道： 你们标的是这个价， 等顾客缴费时又改价， 你们给顾客提供错误的information， 你们必须向顾客道歉。 这女的说， 你可以找manager说。 我说，你应该告诉你的manager，你们这算什么服务。没见到那个商店这样做的。 　　这女的叫来刚才那男的，原来是她的manager， 我同样大声说： 你们应该向顾客道歉，因为你们给顾客错误的information，misinduce 顾客。这男的愣愣的，没反应，我又重复： 你们应该向我道歉，因为。。。。 　　这男的说： 我向你道歉。 　　我依然有气： 这商店， 这是什么服务啊? 　　难道要这样子赚钱? 还是想栽赃顾客?这收费女的举止证明其狗脑子里是后一个。 　　以前没遇到类似情况，吃一堑长万智。

在移民盛行的今天，不少华人做着一个美国梦。然而，由于对移民及美国生活一无所知，他们在寻梦的路上，时常会走投无路。 在这种时候，移民律所、中美旅行社、职业介绍所、游学团等各种华人中介的出现，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柱和依靠。 人往往在走投无路之时如果碰上一线生机，都会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当一些中介提出了一些“优厚待遇”时，他们毅然便踏上了赴美之路。 殊不知，这条中介所提供的“完美移民蓝图”，其实是一条不堪的卖淫不归路。 01 抛出拿绿卡的饵，实为为卖淫贩卖人口 移民律所：用卖身偿还律师费 8月23日，洛杉矶警方宣布破获一个华裔特大贩卖人口、强迫卖淫案，成功解救了28名华裔女性，逮捕了5名嫌犯。 案件虽告破，然而，隐藏在这背后的真相却让人不禁哗然和震惊。 据悉，这28名华裔性奴，曾经都怀着移民美国的梦，她们从中国以旅游和学生身份入境后，为了尽快拿到美国绿卡，就轻易相信了洛杉矶的“移民律师”的鼓吹：即使不会英语，财力不够，没有工作技能等等，只要得到律师的帮助，一样可以轻松拿到绿卡！ 于是，她们放心的交出了自己的护照、移民档案和部分随身携带的钱财，因为“律师”告诉她们，这些都是要办身份用的材料和押金。 后来，办绿卡的进程毫无进展，律师却不断的狮子大开口收取各种费用。终于有一天，她们再也交不出所谓的律师费了。 这时，律师瞬间变脸：“拖欠的律师费，卖肉也要偿还！” 迫于护照和办身份文件均被扣留，这28人走投无路下只得被迫顺从。于是，律师将“欠款女性客户”都送到洛杉矶各华人区卖淫接客，说是用卖身的收入，来偿还移民美国的服务费和律师费，直到还清为止。 其实这所谓的律师楼，根本没有律师执照和律师资质， 不过是利用一些国人女性初来美国急于获得身份的心理，以律师的名义招摇撞骗！ 该卖淫集团5名嫌疑犯均是华裔，面对他们的是长达24年的监禁（图） 其实，像这样的诈骗，早已不是美国警方成功破获的第一起。 所有诈骗的原因都不过是这些骗子利用了华人女性对于“美国绿卡”急于求成的心理。 留学中介：召骗中国F1 学生美国卖淫 90年代，美国华裔付菲利（Phillip Fu）就是通过开设留学美国的中介，来实现自己赚钱的目的。 1994年，付菲利在四川重庆创建了一个“中美鹏程文化教育交流中心”，号称他的这个学院是专门帮助那些低收入家庭的中国学生，实现留学美国的梦想。为推广这个学院，付菲利还开设了一个网站：SINO-ACE.COM。 然而，当这些拿到了美国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们心喜地入境美国之后发现，要去报道的地方不是美国的大学，而是洛杉矶某居民楼。 后来，美国警方在洛杉矶最终将以付菲利为首的4名中国籍老鸨抓捕落网。事后发现，这4人还各有分工，有人负责拉皮条客，有人负责治安和窝藏，而付菲利则是专门负责从中国引进卖淫女。为了让这些被骗学生能够在美长期居住，他们通过挂靠学校的方式继续延续F1学生身份，甚至给她们安排假结婚以获得美国绿卡。而一般这些留学生因英文有限，被逼上卖淫路之后，就很难脱身。 杉矶华人区某卖淫点 最终付菲利等4名华裔以输入和窝藏外国人进行卖淫活动、密谋假婚姻等罪名将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暑期交流项目：诱骗亚洲学生来美从事性交易 和付菲利一样看准了亚洲留学市场的，还有一个美国人库伯（Jeffrey Cooper）。2011年，他利用美国国务院下达的“暑期工作旅游计划”（这项计划旨在鼓励外国学生通过暑期交流实习的方式，体验美国的人情、文化和生活）来牟取利益。 库伯使用别名“Dr. Janardana Dasa”，宣称自己经营了一家瑜伽馆，并在专业社交网站LinkedIn开设了帐户。然后通过芝加哥的一家国际教育交流组织，以书面方式表示可为这些学生提供工作，待遇合理。 为此，不少学生真的信以为真，然而在抵达后却发现，库伯所谓的瑜伽馆根本不存在，他经营的其实是一家色情按摩院！所谓的“暑期实习工作”，实际上是“从事色情按摩和性活动”，积蓄不多的她们被迫从6月到8月在按摩院工作了2个月。 最终，库伯落入法网，得到15年的强制刑期。 旅行社中介：“罪恶之城”拉斯维加斯 有些旅行社中介打着 “伴游”出国的名号，实则担任 “拉皮条”的角色，并打出 “免费出境旅游，陪富商吃饭、伴游，有高额报酬”等噱头来吸引女性上当。 当这些“受骗者”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之后，才发现伴游的对象，都是两岸三地的富商、美籍华人甚至不乏一些社会名流。而之前 所谓的吃饭伴游，变成了与富商的共处一室。因人在境外，人生地不熟，只好被迫下海援交。 例如， 2015年轰动一时的跨国卖淫案。警方发现涉案人数近百人，至少骗召了10多名年轻美女、小咖艺人赴美国拉斯韦加斯等地从事高档卖淫，并以“吃饭”、“性交易”区分， 吃饭价码7万元人民币起跳，性交易行情最高达50万元。 据媒体报道，“太阳花女王”刘乔安是线人之一 据悉，香港的 “晨星旅行社”和拉斯维加斯 “海洋假日旅游”每年要往拉斯维加斯输送几十名华裔女子。这些女性在香港“晨星旅行社”的帮助下，持B2旅游签证刚抵达拉斯维加斯，护照就遭人扣押。之后她们被拉斯维加斯“海洋假日旅游”接手，又分别被卖给当地的多家妓院，由妓院老板协助为她们办理学生签证。从此，她们被囚禁在妓院中，每天接客甚至长达20个小时，有时被迫陪嫖客吸毒。 这是去年九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在拉斯维加斯展开的 “玉刀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警方逮捕了五名华裔拉斯维加斯居民，捣毁了多家非法旅行社。 招聘广告：美国华人圈找工作处处是坑 一位27岁的张女士，2015年通过 “假结婚”来到美国，对方是比她年长20多岁的中国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在“假结婚”的交易中，她期望通过婚姻获得绿卡，对方则赚取金钱。但在绿卡办理到一半的时候，她的 “丈夫”消失了，也切断了她一切的经济来源。 走投无路之下她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 “家庭保姆”的招聘广告，在最后一轮面试时，她按照老板先前给的地址，进入洛杉矶华人区一栋较为偏僻的公寓楼后，结果刚进门，老板就要她 变相提供性服务。 反抗无果，还对她施加了极其残忍的暴力，致使她面部和肢体多处受伤。殴打过后老板说：“你做了，我才放你回去。”之后几天她带伤开始了“工作”，很快在一次服务中被警察抓到，被指控卖淫。 纽约长岛西亨普顿（West Hempstead），一家涉嫌性贩卖被关闭的华人按摩店Luxy Beauty SPA 其实，这家老板经营的是一家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场所， 她身边的“同事们”几乎都是被此类“家庭保姆”、“正规按摩院招人”甚至“办公文员”的招聘贴给吸引过来的。在按摩店里，张女士每天平均接客4、5人。每小时收费60美元，老板拿走40、45美元，工人挣15到20美元。 也不是没反抗过， 然而这些组织华人妇女卖淫的都是华人，他们知道怎么从心理上控制中国人。有人还威逼利诱，说“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作呢，你能干算你幸运，还这么不知好歹！”也有些人用经济手段控制这些妇女，让她们欠下很多钱，想走也逃不掉。 02 在留学或应聘中如何辨别黑中介？ 事实发现，上当受骗者往往都不懂英文，不熟悉美国生活，又急于在美国站稳脚跟。因而被这些黑心中介故意“对症下药”所宣称的“好处”吸引。 如何辨别黑中介 1、注意招聘信息中宣称的没任何技术含量，却待遇丰厚的工作，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2、对招工中“包吃住”的字眼要多留心眼。 3、招聘信息中没有显示具体公司名称和具体地址，而且招聘信息文字简陋，信息量很少，可能就是骗局。 如何辨别黑中介 4、在选取留学中介的时候，一定要先查留学机构是否有正规留学资质。 （中国教育部在相关网站上公布了经资格认定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办公地址等核心资质情况。核对之后再签订留学合同。） 5、在美国，大部分正规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律师的名字冠名。 （因为他们的品牌就是他们自己，张XX律师的事务所叫“张XX律师事务所”。而用地区性的字眼如“洛杉矶”、“加州”、“美国””等字眼命名的律所，看上去是个覆盖面很广的大组织，但里面很有可能就根本没有真正的律师。） 6、警惕华人区域里挂着“结婚绿卡办身份”、“XX移民顾问”等招牌的门店，肯定暗藏祸心。

时移世易意思是时光推移，世界也会随之改变。对于海外移民而言，时光推移，加上地域变化，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还有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话头源起一位清华的学霸，目前在多伦多兼职做房地产经纪。通过他的微信，国内的小伙伴们都表示惊呆了——那意思是你一学霸级的人物怎么做地产经纪了？也许，可能，或者他们将地产经纪和售楼小姐划等号了。 母亲来多伦多探亲旅游时我带她拜访了一位好友，她以前是国内大学的英语教授，从美国辗转到加拿大后做过很多工作，目前维生的主业是PSW，母亲好奇地问PSW是做什么的？朋友面不改色地说就是家政服务，帮人干活，收拾屋子之类的。母亲当时没说什么，回家的时候和我嘀咕：她在国内都大学教授了，现在还帮人干活啊! 我笑着跟母亲说：你知道吗，做电工的有原来正规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做木工的有原来中国国家航空航天部的，做水暖工的可能原来当处长，我知道一个开餐馆的，人家以前是高考状元，国内深圳大型企业的中层干部。总而言之，你觉得这些人移民后都掉价了，是吗？ 是不是在国内的人群眼中，移民海外做医生，律师之类的工作才算是得偿所愿，否则都是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才华？都算是掉价呢？ 我给我母亲又讲了另外的例子。我来多伦多十年，经历过三次TTC工人罢工，一次环卫工人罢工。TTC，多伦多公交车司机（包括地铁），罢工，意味什么？意味着所有需要依靠坐公车的普通劳动者没法出门了，需要靠和别人拼车才能不被扣工资。你想想，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公交车司机罢工，你怎么办？而且他们猖狂得一罢就是一周以上，约克区公交车司机曾经罢工一个月，你就想想吧，有多牛逼，多狠，哪里还有天下劳动人民是一家。 环卫工人罢工更狠，走不出去还可以CALL朋友的车，垃圾倒不了那是臭到家了。当年有个朋友就因为垃圾没人收拾给我打电话哀告：你知道哪里可以丢垃圾吗？我家里已经臭死了。环卫工人算不算大爷。你敢欺负人家一下试试？你试试整个城市垃圾没人理会怎么样？！ 这些在国内人群眼里根本不算什么高大上的工作在多伦多正经有工会保护，正经是可以罢工，可以翘盘子涨福利的。你以为不是什么好工作，你试试看有多难进入这个领域。这可是个金饭碗。 国家不同，制度不同，你的内心就会随着调整，你的价值观同样也会随着调整。能适应的，留下来。不能适应的，回国。时移世易，你能做的是选择自己愿意适应的生活，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另外，别看不起地产经纪，PSW，凭自己劳动挣钱，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