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一 “这份工作容易做吗？当然不。但这是一份糟糕的工作吗？也不算，因为它真的能赚很多钱。 ” 现居纽约最大的华人区法拉盛，来自中国福建的性工作者Candy如是说。 Candy现年41岁，出生在福州，小学毕业文化。15岁开始在工厂打工，每月工钱不到100元。她结婚很早，丈夫是一间海鲜加工厂的工人，只上过一年小学，却常年赌博、嫖娼、家庭暴力，经常把Candy和儿子打的浑身是伤。 那是80-90年代，福建移民风潮最盛的年代。Candy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决定想方设法去美国谋生。在前后历经十年、三次从东南亚、韩国、中东偷渡失败被遣返后，她终于在第四次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美国成功。 在一个福建蛇头的安排下，Candy花了50天，穿越了数十个国家，到达美洲的墨西哥。她至今都记得，自己如何蜷缩在卡车狭小的后备箱中动弹不得，经过七个小时车程到达边境丛林，之后徒步跨过几座山，翻山越岭进入了美国境内。 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还债。 Candy曾许诺蛇头，成功到达美国后给他7万美金，却没想到前三次偷渡已经把积蓄花光。东拼西凑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仍然欠蛇头3万刀。 为了还债，Candy刚到美国便四处打零工赚钱，然而英文不好、没有学历、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她，只能兼职做几份零工：在华人家庭做保姆，在中餐馆当服务员。每月收入1000多美金，付了纽约高昂的房租之后便所剩无几，根本无力还债，更别提寄给家人。 想起那个丈夫，和留在家乡生活窘迫的儿子，Candy明白：自己必须下决心在美国扎根，还债，拿到合法身份，把儿子接到美国生活。 一次偶然的闲聊，Candy听餐厅老板娘说起当地做性工作者的华人小姑娘，每月能挣将近一万刀。起初她很抗拒，但在巨额债务和为儿子提供美好未来的压力中，这份抗拒很快便土崩瓦解。 做出“下海”的决定，Candy只用了1天。 “不做这行，我在美国根本无路可走。” Candy托朋友联系到一个曾经的鸡头，请人家吃了顿饭，请教在纽约做性工作者的途径。鸡头告诉她，想赚钱就自己单干，去华人报纸上面刊登广告，留下联系方式。 个体性工作者招揽顾客的广告模板 纽约华人性工作者最常见的宣传方式是在华人报纸上打广告 Candy马上照做了。刊登广告花掉她200美金，也很快带来了第一位顾客。 这份钱无疑是好赚的。每次服务能得到100美金的报酬，以及20美金左右的小费。抛去每月1000美金的房租、1000美金的生活开支，Candy生意好的时候每月能挣7000刀，生意不好也有4500刀。一般纽约的性工作者工作至晚上八九点，便收工出门约会或跟小姐妹泡酒吧，但Candy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每天工作至晚上十一点，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乡，大部分用来还债，小部分补贴家用。 Candy的客户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剩下的来自港澳台大中华地区，以及东南亚华裔。Candy从来不接美国客户，因为怕是扫黄的卧底警察。 问起Candy有没有经历过危险，她也遭遇过三次抢劫。第一次她刚开张不久，一个温州男人到她家假装客户，抢走了500美元现金和两部手机。后来她才学聪明，家里不再放大额现金。 尽管有危险，但她还是选择这种“个体户”经营，赚得更多，也比在发廊做按摩小姐更自由。如果为别人打工，老板会拿40%的提成，还容易被警察清扫抓捕。 从十几岁到60岁，在纽约有很多像Candy一样的华人性工作者。 她们通常都是以旅游、商务签证入境；也有申请野鸡大学的学生签证，只读一学期然后退学的例子。等在美国安定下来，就黑在当地。由于语言不通、文化程度低，只有性服务行业是赚钱最多最快的工作。做几年之后申请政治避难绿卡，永久留在美国。 Candy说虽然生活艰辛，但是她从不后悔偷渡到美国， “留在中国的话，我的生活会比现在悲惨。” 她早已为未来做好计划：再做几年还清债务，就在美国开个餐馆，把儿子接过来。谈到这里，Candy眼睛里第一次露出希望和憧憬。 二 像Candy这样在纽约的华人性工作者，从事这个职业的原因各有不同。 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这份职业都是无奈之举。她们和Candy抱着几乎一样的目的，为赚更多钱而来到纽约，到目的地才发现没有学历、技能、资源的自己，想多赚钱只能出卖身体。 电影“Bitter Flowers - 下海”剧照 住在地下室的华人性工作者 也有一些女孩是主动出海从事性服务行业。有的因为家里急用钱，有的是对物质生活的极度渴望，也有的女孩因为男友或老公沉迷赌博或者投资做生意失败，在外面欠下大量债务，怂恿自己的女人出海卖身帮他们还债。这类女孩往往因为放不下对伴侣的感情、不忍心看到男人走向绝路，于是主动联系中间人（鸡头）偷渡到海外工作。 如果在国内从事性服务行业，她们很容易被抓，风险高不稳定。也只有相貌身材极其出众的年轻女孩才能赚钱。但在国外，无论是年轻女孩还是年纪稍长的妇女，都能比国内多赚数倍。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开价到150刀每次，稍微年长一点的可以收80刀。 还有一群女性，是被人贩子以海外打工的名义，骗到红灯区卖给鸡头。现年36岁来自广西柳州的小郑说，十年前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听信城里一名年轻男子，说带她们到美国去赚大钱， “在纽约做服务员一个月赚的小费都比国内工厂做半年的钱多。” 为去美国她们先被安排去了趟日本，在护照上留下盖章，又做了许多签证资料和培训，伪装成富家女旅行者的身份入境。 没想到，刚在纽约降落，她们便直接被带到法拉盛发廊做按摩女。 前3个月没有一分工钱，当做“带她们过境的中介费”，后来每个月给200美金生活费。在那样的环境中，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碰上恶劣的客人，还会被强迫做各种变态的服务。 后来，小郑在一位好心客人的帮助下交钱赎了身，也通过中介办理了在美合法身份，但她的麻烦依然没有结束—— 由于没有颜面回到家乡，又没有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没过多久小郑便只能重操旧业，做起了个体性工作者。 无论主动或被动从事这个行业，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些海外华人性工作者都丝毫不喜欢这份工作。 她们被当做物品，站成一排供顾客挑选。客人从头到脚打量她们的身体，仔细琢磨她们的“品相”，没有客人真正把她们当成人类来对待。客人会拒绝使用安全套，会声称服务不周拒绝付款，会打骂她们，反正她们也毫无反抗能力。 原因很简单，性工作者群体在海外能够寻求帮助的渠道非常有限，遇到危险她们通常因为非法身份而不敢报警。即使在欧美、在纽约，社会上仍然存在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人们不由自主想远离她们，她们被社会隔离孤立。政府亦对色情行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半公开地允许卖淫。 在有些地区，理论上她们可以向当地女性与人权非营利组织NGO寻求帮助。可是NGO的资源和覆盖范围有限，再加上她们自己也觉得羞耻，不愿意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职业，因此生活状态仍然面临巨大困境，埋下心理疾病的种子。即使以后想改行，她们既没有渠道接受其他职业的培训辅导，也无法向雇主解释过往职业经历。 电影“Bitter Flowers - 下海”剧照 被国外社会隔绝的华人性工作者 三 其实，当你走出纽约，站到其他国家、地区的红灯区街头，也能时不时看到“出海”从事性工作者的华人女性身影，这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几乎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有人前往性行业发达、生活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做站街女；随着大量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入驻投资，有人到非洲专门服务这些常驻海外有性需求的企业员工；美军驻扎阿富汗和伊拉克时，也有人在驻军营地附近做流动性服务工作者，解决美国士兵的性需求。 在这些国家，华人性工作者更不会得到任何保护。尤其是一些性产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拉丁美洲国家，官方的性产业营收就占国家总经济收入的10-15%，加上庞大的地下色情产业想必数字可观。 东南亚红灯区 孤身一人在海外没有亲朋好友没有尊严的日子里，支持这些性工作者们的信念只有一个：早日赚够一大笔钱，然后好好过日子。 千山万水远渡发达国家的华人性工作者们，几乎都想在本地扎根定居；而在亚非拉国家的女孩们，多数打算挣够钱就回国。她们的结局不尽相同，幸运的人在本地结婚生子做生意，过上趋于正常稳定的生活；不幸的人存款寥寥无几，回国也不得不重操旧业，预见悲惨晚年。 “想到账户里的存款和倒计时回家的天数，在这边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下去。” 在印尼雅加达红灯区工作的娜娜，打算在28岁之前攒够钱，回到家乡湖南，与同乡的适龄青年结婚生子，重新开始。 “其实也就那几年苦，咬牙熬过去就好了。” 来自湖南常德近60岁的方姐，年轻时在洛杉矶做性工作者，后来遇到了现在的老公，用两人合起来的积蓄开了餐馆和美甲店，过上了做老板娘的安稳生活。 “我以后回国，最担心的肯定是这段经历被人发现，哪会有男人肯娶我啊！” 22岁在新加坡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小周，始终担心回国后因为这段经历被男人嫌弃，再也没人想跟她过日子。 世间苦修大抵如此，有人半路全身而退，也有人一辈子深陷迷途。 日复一日，法拉盛住宅区寻常人家的灯火，在入夜前准时熄灭。只剩几盏诱惑显眼的粉红霓虹灯，暧昧恍惚地映着窗影，见证着风尘马蹄的来去无踪。 参考资料： 匿名朋友口述 （以上均为化名） Denise Brennan, Global Wome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olin Chin and James Finckenauer, 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lativ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Kolin Chin, Going Down to the Sea: Chinese Sex Workers Abroad.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2014. Siddharth Kara, Sex Trafficking: Inside the Business of Modern Slave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加拿大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Equifax公布的新消费者债务数据显示，加拿大3大移民都市的总欠债中，8成与房地产相关。 　　Equifax之前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加上抵押贷款，加拿大消费者共欠债1.821万亿加元，高于上一个季度的1.797万亿元，也高于上一年同期的1.718万亿元。   　　Better Dwelling网报导的Equifax最新报告显示，多伦多、温哥华及蒙特利尔这3大都市区的总欠债已达7,450亿元，与房地产相关的债务高达8成。   　　Equifax加拿大Decision Insights总监马利纳（Regina Malina）在一份新闻公告中说，“尽管债务很高，但抵押贷款的还款一般都是按时支付的，这可能是因为失业率较低，抵押贷款和汽车融资的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和合理水平。” 　　多伦多人欠债3,840亿 　　2017年底，大多伦多地区家庭欠债超过3,840亿加元，其中房产抵押贷款占了2,680亿元，约占总债务的70%，通过房屋净值信贷额度（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s）的抵押贷款达450亿元，占总债务的11.8%。总的房产抵押债务占了81.8%。 　　排在房地产抵押债务之后的最大债务是信用卡，债务总额达179.8亿元，约占未偿还总债务的4.7%；汽车贷款累计达119.6亿元，占3.1%；通过正常信贷额度的未还贷款额是85.8亿元，占2.2%；其他类别债务总额为312.8亿元，占8.1%。 　　这些债务不仅使家庭资产负债表难看，每个月还需要用巨额现金还债，大多伦多地区家庭每月需支付27.9亿元来偿还债务。其中15.2亿元用来还抵押贷款，占每月还债额的54.4%；1.2亿元用来还房屋净值信贷额度贷款，占4.3%。虽然与房地产有关的债务占总债务的80%以上，但因为利率较低，每月的相关还款额占总还款额的比例不足60%。 　　另外，信用卡每月还债需3.4893亿元，占总还款额的12.5%；汽车贷款需支付3.1932亿元，占11.4%；信贷额度贷款需支付1.22亿元，占4.4%；其他债务每月还款3.67亿元，占13.1%。 　　温哥华人欠债1,850亿 　　去年底，大温哥华地区家庭欠债超过1,850亿加元，其中房产抵押贷款占了1,339.6亿元，占总债务的72.4%，通过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抵押贷款高达245.8亿元，占总债务的13.3%。 　　温哥华总的房产抵押债务占了总债务的85.7%，这比率是3大移民城市之最，与温哥华在2016年8月率先实施15%的外国买家税后，今年2月再调升到20%所反映出的房市形势一致。 　　信用卡总债务在温哥华是71.4亿元，占总债务的4.7%；汽车贷款38.3亿元（2.1%）；正常信贷额度贷款未还额是33.1亿元（1.8%）；其他类别债务总额为122亿元（6.6%）。 　　该地区居民每月需支付7.207亿元来偿还抵押房贷，占总还款额的59.8%；5,564万元用来还房屋净值信贷额度贷款（4.6%）。与房地产有关的每月还款额占总还款额的比例接近65%。 　　信用卡每月还债需1.3542亿元（12.5%）；汽车贷款需支付1.06亿元（8.9%）；信贷额度贷款需支付3,961万元（3.3%）；其他债务每月还款1.4729亿元（12.2%）。 　　蒙特利尔人欠债1,760亿 　　2017年底，大蒙特利尔地区家庭欠债超过1,760亿加元，其中房产抵押贷款占了1,183.3亿元，占总债务的67.2%，通过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抵押贷款高达211.1亿元，占总债务的12%。 　　蒙特利尔总的房产抵押债务占了总债务的79.2%，这比率在3大移民城市中最低。实际上，蒙特利尔房市还没热到迫使政府施加外国买家税的程度，但行家普遍认为，这房市的上升速度，会领先于温哥华和多伦多。 　　信用卡总债务在蒙特利尔是101亿元，占总债务的5.7%；汽车贷款85.2亿元（4.8%）；正常信贷额度贷款未还额是50.5亿元（占2.9%）；其他类别债务总额为128.5亿元（7.3%）。 　　蒙特利尔居民每月需支付7.319亿元来偿还抵押房贷，占总还款额的45.5%；4,908万元用来还房屋净值信贷额度贷款（3%）。与房地产有关的每月还款额占总还款额的比例是48.5%，在3大都市中最低。 　　该地区消费者信用卡每月还债需要3.3亿元，占20.5%；汽车贷款需支付2.26亿元（14.1%）；信贷额度贷款需支付5,021万元（3.1%）；其他债务每月还款2.2173亿元（13.8%）。

　　图源：Famous People 　　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黄宗霑这个名字显得十分陌生。 　　不过，昨天美国区的Doodle纪念了这位华裔先锋派电影摄影师。 　　去年8月28日是黄宗霑118年诞辰，Doodle就曾纪念过这位摄影师。 　　图源：谷歌 　　Google表示：“尽管我们不大会重复使用Doodles，但是黄宗霑对美国电影带来了如此独特和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我们决定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发行周年之际运行该Doodle。” 　　如果说起美国电影届地位最高的华人，脑中自然而然的跳出一个名字——李安。大家爱听他说做电影需要“耐心”，“细火慢炖”，“自然生长”……所以提到奥斯卡就会想到“李安”。 　　图源：MovieMaker Magazine 　　但回看历史，黄宗霑，才是奥斯卡的常客。做个简单的对比： 　　李安获得奥斯卡奖三次，提名八次； 　　黄宗霑获得奥斯卡奖两次，提名十次。 　　看起来少获奖了一次，但在那个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这样的成绩足以傲视群雄。 　　图源：The Independent 　　美国的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评出“世界十一位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他排第四，票选宗旨是，对电影艺术形式影响最深的摄影师。 　　说白了，什么奖项，跟影响影史比起来，都是浮云。 　　他叫——黄宗霑。 　　心思活络，脑子灵光这点，从黄大叔小时候就可见一斑。 　　上个世纪去美国的一代移民，日子一点儿都不好过，那时候的小孩儿都有一个惨淡的童年。广告上都是：“老鼠、苍蝇、蟑螂、臭虫一扫光”，长辫子中国人正要张嘴吞鼠。 　　图源：Pinterest 　　华人背着“脏乱差”的标签，活得是既没地位，也无颜面。 　　1904年，才五岁的他，随母亲漂洋过海去投奔父亲，一名华人劳工，在美国西部修铁路。 　　但黄大叔一家天生就头脑灵活，不肯认命。打工仔的黄爸爸一心只想当老板，硬是在当地人的冷眼中开起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 　　虽然当上了小老板，孩子还是不好养，尤其是当地小孩拉帮结伙的嘲笑和冷落。 　　但这招对于黄大叔确是一点儿用都没有：从自家杂货铺里偷糖果，给别的小孩吃，一来二去，竟也能勉强混朋友。 　　不到十岁，黄大叔就用一把糖果解决了社交危机。 　　图源：Hyphen Magazine 　　长大后，他的想法也是与众不同，身材不高大的他却有一颗当拳击手的心，但是他的兴趣却很快消失了，并在一众拳击手转行当摄影师的大市场下，也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虽说隔行如隔山，但在当年摄影器材极其笨重的情况下，拳击手的好体格提供了这份工作最基本的身体保证。 　　当然，就算是体力过关了，这份工作终究靠脑子。当时毫无技术的黄大叔却有一颗“偷学”的心，都说黄大叔脑子灵光，就跟“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差”一样，“脑筋活”的人总是会特别“走运”。 　　在1919年，塞西尔·布朗特·戴米尔（Cecil Blount DeMille）在拍摄《男人与女人》的时候，因为要与真狮子演必须一遍过，导演戴米尔临时决定增加四处机位，从不同方位捕捉镜头。 　　由于当时摄影助理不够，黄大叔就这样成为了第四号机位摄影助理。 　　最后居然一遍过。 　　从此，黄大叔告别杂务工，当起了摄影师。 　　可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工资一周十美元实在是不够过日子。 　　黄大叔只能四处接零工，拍宣传照，努力创收。 　　他人生的最大机遇在这时悄悄来到他的身边，人生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破土发芽了。 　　1922年，黄大叔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转折。这一年，他为著名影视女明星好莱坞甜妹——玛丽·迈尔斯·明特（Mary Miles Minter）拍摄了一张造型照，成功将她蓝色的眼镜在照片上“变”成了黑色。 　　图源：A Lost Film 　　跟之前拍出来总是泛白，没有神采的照片比。这张照片黑黝黝的眼睛，美得一时间轰动了整个美国电影界。 　　第二天玛丽立刻找到黄大叔并聘请他做自己的私人摄影师。 　　但这一刻，黄大叔慌了，生活的阅历让他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内心却是一阵波涛汹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拍出来的。 　　但他当即答应下来，并回家动脑筋想办法。 　　很快，整个好莱坞开始风传，玛丽·明特找到了一名有神秘能力的中国摄影师。 　　黄大叔终于打响了自己的第一个名号—— 　　第一个把蓝眼睛明星拍出神韵的黑白摄影师。 　　彼时当红的影星们争相请黄大叔当自己的首席摄影师，使他踏上了问鼎奥斯卡奖的道路。 　　但当时的好莱坞并不服气，尤其还是一个华裔。在他们看来黄大叔不过是有点小聪明。 　　但是他用他的“小聪明”用在了电影拍摄上，征服了整个好莱坞。 　　黄大师的摄影风格在当时的好莱坞独树一帜，他不仅是善用光影效果的大师，更是许多创新摄影技术的先驱。 　　图源：Google Image 　　为了制造拳击赛中身临其境的效果，大叔化身“功夫熊猫”脚蹬旱冰鞋，手提摄影机，在拳击赛场里追着演员抓拍； 　　图源：AP Images 　　为了拍摄西班牙斗牛场面，他挖了个地洞把摄影机放在里面，拍摄四个牛蹄横空飞来的场景； 　　为了制造高空俯瞰的效果，他更是别出心裁地直接把摄影机架在大树枝干上拍摄……如今，任何一部电影都已离不开动态摄影，广角与长焦镜头，这均拜黄宗霑的创意所赐。 　　到三十年代初，黄宗霑已是好莱坞身价最高的摄影大师。 　　他对于摄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使他赢得应有的尊敬。 　　可以说，黄宗霑一出手，就是开山式。 　　前无古人。 　　后有没有来者，很难说，但更难得的是，这些看似离奇的新玩意，永远在精确地作用于电影本身，为不同的电影打造出了最佳观影效果。 　　由于老黄制造的惊喜实在太多，到了七十年代，好莱坞主流媒体终于忍不住给他“封王”——黄宗霑，光影大师。 　　虽然黄大叔在事业上节节高，但是在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生活上少不了麻烦，事业上也颇受影响。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环境里亚裔，尤其华人社会地位就算不低也会被歧视。 　　尤其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整个美国社会对于亚裔面孔的歧视变本加厉。 　　而脸盲的老美分不清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黄大叔不得不每次出门，在胸口扣个小别章，写着—— 　　“我是中国人”。 　　还有更过分的是，当时他所在加州“迷一样的种族歧视的法律”规章制度——“反种族通婚法”使他一直不能与自己想爱的白人作家领证结婚。 　　图源：Sanora Babb 　　直至1948年法律废除时，两鬓斑白的他们才能心满意足的领到结婚证。 　　那时，两人都已错过了青春年华。 　　而且黄先生虽然5岁就去到美国生活，可是其一生都充满了对于祖国的热爱。 　　不仅多次提及自己是中国人，甚至选择回到当时的中国亲自拍摄《骆驼祥子》。只可惜在后期由于战争原因，黄先生无奈回到美国。 　　没能拍成《骆驼祥子》成了他很大的遗憾。 　　黄宗沾弥留之际，无比遗憾地对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亲人表示：“我拍摄《骆驼祥子》的目的，并非为了赚钱，而是要为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发出一个申诉的声音；假如中国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和保障，那么，我的拍摄目的拍摄初衷也就达到了。” 　　从被说“小聪明”，到终成大器，黄大叔用了将近六十年。 　　但即便如此，他仍无力改变来自时代的歧视。 　　这是他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哀鸣。

如果你问海外华人为什么不回国，他会跟你说一万个理由，可是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国内的人太精了，回去干不过国内的人。有个朋友这么讲：“我们回去干吗，我们会干的中国的人都会干，而他们会干的我们不会。” 不敢回国？不敢：回国干不过国内的！ 为什么海外华人有这感觉？经常听到一些华人跟回国的人这样讲：“你回国要小心点，中国那些人太精了，你小心被骗了，最后连内裤都没得穿。”到底为什么海外华人感觉自己就那么的笨，中国的那些人就这么聪明？ 如果说因为海外华人没有中国的那些人赚钱厉害，其实是不对的。海外华商有很多都做的很大，连锁超市开了几十家的人有的是，如果对比财富和豪车，未必有多大的区别。 很多海外华人不敢回国做生意 欧洲意大利某日报好几年前就提出世界第4富有的国家的概念，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海外华人组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人全部都加起来算一个国家，在全世界是排名第4的。在任何一个国家，海外华人的经商本事都是数一数二的，就在意大利汇款到中国一年最多也就是海外华人。 回国创业大多以失败告终！ 那为什么华人都觉得自己不如国内的人聪明？这绝对不是口头说说的，而是真的心里想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华人回国投资都是失败，拍拍屁股再一次出国创业。 比如前几年温州的一个华人带了好几亿到中国来投资，可是过了几年竟然进了牢房。 没有好好的了解周边的情况和盲目的投资带来的失败是肯定的，可是如果说投资的失败仅仅是因为这个，是绝对不够的，也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解释。 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很多洋酒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到处都是欧美进口葡萄酒，什么牌子也有的卖。可是很多回来做红酒的华商都知道，跟以前比越来越难卖了，甚至有很多华商都已经撤掉红酒的生意。为什么？假货。中国进口红酒的假货状态是日益严重，根本就是在毁灭整个红酒行业的声誉。 这几年在淘宝越来越多的人做海外代购，如果说刚开始是做的很不错，经过好几次各个电视台的曝光以后也已经没人买了，基本属于假货。跟真货很像，连海外发票都有，可就是假货。 道德底线不同 从这两个例子来讲，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为什么海外华人比国内的人“笨”，而海外华商自己也感觉的“笨”。那就是不同的道德底线，海外华人的道德底线往往比国内大部分的人高。所以海外华商回来以后基本想战胜这种困难是很难的。 海外华商在国外这么多年的打拼，已经习惯了慢慢的做口碑，把用户体验放前面，用真货，声誉来慢慢的做生意，做起来。在国外这个没有假货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是一个做生意的基础。 可是在中国做生意，这样是行不通的。中国很多商家走的是捷径，他们很滑头，比如说你好不容易从欧洲进口一批真的葡萄酒来卖300多元一瓶，中国的商家可能就卖200多就可以了。他们卖的葡萄酒跟你瓶子一样，味道也和用中国本地的葡萄酒再加上一些人造的调味精做的差不多，可是他们利润更高，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做一些更好的服务。 就这样你的真的葡萄酒被打败了，就算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做的你很可能也会拒绝去这样做，因为你觉得这样会害人，你觉得这生意肯定做不久。当然消费者也因为无法分辨真假，最后也就把整个行业都抹黑，觉得都是假货。 中国有名的达芬奇家居就是一个例子，一套意大利的家具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到最后原来根本就没有从意大利进口过一个家具，全部的家具都是深圳制造的。 所以这个聪明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道德问题。问题是，这种聪明真的有用吗？我们觉得这种聪明真的是一个杀鸡取卵的做法。可能刚开始会让你的生意红火，可是时间已久会害了整个行业，整个社会。 这也是中国真正的问题，这几年的奶粉，各个行业的假货已经让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制造排斥的很厉害。所以更多的妈妈选择海外寄过来的奶粉来给自己的宝宝喝。所以说海外华商根本不比中国的人笨，也不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因为一旦你把道德底线去掉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在国外的建筑和整个环境来讲，普遍会感觉公共设施比自己家里的环境维护的好或者差不多。比如医院打扫的比自己的房间干净，比如消防信道总是没有烟头或者灰尘。 在中国，普遍家里都比外面的地方干净，比如医院的走廊到处都是痰，比如厕所臭的无与伦比。一些大型的超市和卖场，都很漂亮很干净，可是如果你去消防信道看一下就可能，小便大便都有了。 从这里就能看到两个不同的观点。国外的观点是大家好才好。中国的观点是，自己好才是好。 “笨”一点其实是福气 一直都说国内的人素质差，排队的时候插队，上公交车的时候不让座，到处吐痰。可是如果是跟家人出去也这样吗？当然不是啦，如果跟自己的外婆出去，肯定是要上公交先让外婆坐啦。你会在自己的床上吐痰吗？当然不会啦，那是我的床啊。 日益严重的更压低道德底线和践踏社会与他人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究竟能走多久，大家尚需深思。 为私害他的精明并不是什么好事，国际上的真正百年企业都是踏踏实实的走路才走到了今天，都说笨一点是福气，其实这种实在做人的品质才是大智能，才会成为人生的大赢家。这样看来海外华商一点也不比国人“笨”。

　　目前，从美国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的难民们通常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难民审批的最终结果。但由于越境人数众多，导致个案严重积压，于是加拿大移民部决定增派人手，加快难民的审批进度。 　　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将增派几十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处理非法越境难民的申请材料。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胡森(Ahmed Hussen)表示，他希望通过此举向世界发送一个信号――跨越边境并不能保证移民加拿大，所有材料都会被加速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人将被驱逐出境。 　　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正在进行64名新员工的招聘，这些人入职后将参与处理非法难民的申请材料。预计到2020年3月31日，他们可以为加拿大多处理17000份申请。 　　根据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头三个月审结的越境人员难民申请中，最终确定有40%能被授予难民身份，比例比2017年全年的53%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