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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四鸰前言中美建交后，失散多年的父亲和二哥有了消息。1977年，分别30多年的二哥从美国回来探亲，表达了帮我移民美国的意愿，我没有答应，当时我在江苏省地质矿产局下属的第一地质勘探大队工作，对工作充满热情。但到了1988年初，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还是提出了移民申请。移民申请排期到时，我刚好60岁，办完退休手续就立即开始了移民。 1999年1月19日，我和妻子禹模正式移民美国，从上海抵达波士顿。早在1984年，我的二姐三姐就在二哥的帮助下移民了美国，她们起初都是在二哥的农场和餐馆做事。我和禹模也不例外，我开启了自己的美国农场生涯，而禹模去了餐馆做“巴士”。本文为“60岁出走美国”系列第一篇。 1 我二哥张作诚一家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阿姆斯特镇，他有四个农场，一个闲置，两个出租，自己只经营一个。农场位于Hedley镇。此外，他还在阿姆斯特镇上，开了一个中国餐馆“安城中国饭店”。阿姆斯特镇是麻州西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小镇，以阿姆斯特镇为中心的康乃狄克河流域，是当时美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就隐居在此处，她的故居如今依然是麻州的旅游热点。在这附近，还有1863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这是一个有三万多学生的综合性大学，周边又陆续建立了六所学院。阿姆斯特镇很自然地成为麻州大学的社会服务中心，二哥的饭店就开在中心，几十年来生意一直很红火。二哥张作诚自幼立志务农，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在台湾糖业公司研究所工作达十年之久，后来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来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谢绝了化学公司的聘请，走上自己创业的道路。他在台湾和美国的研究项目，都是化学除草剂，可没多久，他却从理念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心远离除草剂，生产无公害的农产品，遂自己开办农场。为了给办农场筹集资金，他先在镇上开了个小餐馆，到朋友那里学了4天，就回来自己当主厨，带着妻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日夜劳作，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也从一间房扩到四间，而最重要的信誉，也一天天高涨——银行找上门给他贷款，餐馆的房东宁愿少卖几万元，也乐意把房子卖给他。有了资金后，他开始买农场，他看上了康乃狄克河边一块最好的农田，土壤肥沃，水源优质。农田主人认为，这么好的土地，不能用来做商业开发，而要用来种地，张作诚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把土地卖给了他。这便是二哥的农场Chang Farm。农场中间有一条公路穿过，公路东面是“高河漫滩”，西面是“阶地”，农场的房屋建筑都盖在西面的“阶地”上。以前，农场全部种植蔬菜，使用机械化生产。后来农场盖了一间豆芽厂，经治效益比种地高得多。不过，二哥希望种植有保健作用的经济作物，只留少部分土地种植有机蔬菜，主要供应自己的餐馆，剩余有多的菜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最终，合适的经济作物被确定为五味子。1999年1月我来农场的时候，正赶上这一时期。 2 农场虽然很大，但是用来种菜的土地却不多，大约六英亩多（合中国三十多亩）。真正负责种地的固定工人就我一个，其余都是豆芽厂的工人。农忙季节也会有一两个临时工，一般都是从中国来探亲的学生家属。农场打工虽然挣钱少些，却无人打扰，只有在犁地、做垄等需要动用大机械时，才请豆芽厂的墨西哥工人帮助。很快，我也学会了使用大机械，于是只有遇到难度高一点的工作，才请他们过来，其余都由我自己来做。麻州西部只有120多天的无霜期，作物生长期短。春天从3月就要在温室里育苗，怕霜的植物要在5月底才能移植到室外。11月开始下霜，夏季蔬菜都会枯死，但是不怕霜的秋季蔬菜可以一直生长到12月初，真正的农闲时间只有1月和2月，其余时间都挺忙。最多的时候，我种了17种蔬菜。春天播种和育苗；夏天田间管理和采摘，一部分给餐馆，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卖。露天市场每周六开放，所以周五是最忙的日子，采摘、清洗、打包装车，第二天一大早拉到市场上去。记得那时，我刚学会开车不久，开着一辆破旧的福特面包车到菜市场卖菜。夏季常有雷阵雨，那辆面包车的雨刷不灵，要打方向灯它才动，于是我就不停地打方向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很是狼狈。在菜市场，我认识了很多人。有顾客是麻州大学农学系的学生，还会问我是否农业系毕业的。为了让蔬菜稳定供应，我想出很多办法，有些在温室里种植的叶类蔬菜，过去收获是连根拔起，我改成用镰刀割，这样每周可以收获一次，既省事又提高了产量；把香椿芽、雪里蕻腌成咸菜卖，也很受欢迎；我还试着用杜仲树叶和五味子叶制成茶叶，利用五味子榨汁后的残渣做酒，也很不错。农场工作不能计较时间。早上和傍晚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所以起早贪黑是平常的事情。最难熬的是夏天高温季节。虽然麻州的夏天与中国的四大火炉相比要凉爽得多，但是因为美国的空气透明度好，阳光直射到皮肤上，像是直接在火上烤。不管温度有多高，到田里干活都要穿长衣长裤或者抹防晒霜。我不喜欢搽防晒霜，但也不可能避开中午不去下田，因为中午太阳光最强烈时才是除草效率最高的时刻，除草后杂草很快被晒死。若在早晚除草，有一部分杂草还能活过来。因为不用除草剂，人工除草成为很重的工作，夏日里杂草的生长速度比蔬菜快好几倍。 3 除了工作，在美国，学英语和开车也是两项重要任务，不会这两项就好像没有嘴也没有腿。来美国之前，我在滁县学习了半个月驾驶，也可以说略知一二。至于英语，则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自学的。我报了一个驾驶学习班，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基本上听不懂。同学都是一些十几岁的高中生，而我可能比老师的爸爸还要老。那些高中生大多数已经从家长那里学会了开车，上课根本不想听，只等着一周理论课结束，再去完成一周实习课，然后就能得到一个合格证。而我因为听不懂，也是只等着实习课。平时有空的时候，我就用二嫂的汽车练习，围着农场的房子转，练习各项考试项目。后来二姐的小儿子送给我一辆旧的福特车，有了自己的汽车，我几乎每天都在练习。二哥专门请了私人教练带我上路练习过三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总共考了四次才取得了马州驾驶执照，那时我已经62岁。学英语要比学驾驶难得多，估计这也是我的后半生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美国每个城市都有针对新移民开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相当于扫盲班，我和禹模都去报了名。经过摸底测验，我进了中级班，禹模进了初级班。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国，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我觉得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语最难懂，可是老师能听懂他们的，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原来我说的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英语。首先没有人能叫出我的名字，张作训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用英语读起来非常可笑，我当场就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Rock（劳克）。因为我干地质工作，常年与岩石打交道，我就把岩石的英文发音当作我的英文名。后来劳克就成了我的笔名，在我给别人画像时也签“劳克”。但是美国人对劳克这个词的理解，并不是岩石而是滚石音乐。所以后来，我开店画像，有人以为我是卖唱片的。在英语班的学习活泼又快乐，在我62岁生日那天，英语学习班还专门为我庆祝了一番，使我大感意外。禹模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事先和老师通了气。于是，老师就在上课中间，安排了一次防火演习，要求大家都下楼在院子里等五分钟再回教室。这次演习是专门为我安排的，当我回到教室时，课桌上已摆好了点心、蛋糕、饮料，大家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着实让我感动。 4 与我相比，禹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来到美国后，她去了二哥的餐馆工作，做“巴士”。所谓的“巴士”，是比喻这份工作像公共汽车一样不停地跑，以维持餐馆的运转。她在全餐馆年龄最大，干的却是最苦最累的工作。客人来前要准备每个餐位上的餐具，来了后要倒水倒茶，走了再收拾餐桌，打扫干净后迎接下一批客人，下班以后还要负责倒垃圾和打扫厕所。巴士与招待生的比例是1:2或1:3。也就是说一个巴士要为两个或三个招待生做辅助工作，而小费的分配比例是，服务生拿百分之八十，收银员拿百分之五，巴士拿百分之十五。收银员拿固定工资，服务生和巴士的收入主要则靠小费。这种显然不合理的分配却能一直延续下去，当然有其原因。巴士不需要与顾客有较多的交谈，只要打个招呼即可。而招待员则不然，不但要熟悉菜单和价格，快速记录下客人的要求，甚至要熟悉一些常客的习惯，可见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在不断有新移民涌入美国的那些年，英语水平低的劳动力比比皆是，好的招待生却不多。到餐馆干活会很辛苦，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意料之外的，却是新来的经理处处刁难，让她苦上加苦。新来的经理姓黄，英文名叫珍妮，台湾人，十八岁嫁人，生有一女，但很快就离了婚。离婚时，一位法官帮助她获得了家产，她对那个法官感激不尽，后来又做了法官的情人。这位法官也是二哥的朋友，二哥对他也很钦佩。因为他原来只有小学文化，凭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法官，最后晋升为高级法院院长。后来珍妮来了美国，十几年前曾在二哥餐馆打工，那时二嫂管厨房，珍妮在前台，后来因为她与二哥关系暧昧，被二嫂伙同厨房其他人一起赶走了。我和禹模来美国的时候，刚巧二哥做出了他人生中一次比较重大的决定：他决定把珍妮重新请回餐馆当经理，并与她共同生活。但他没有与二嫂离婚，按二哥的说法是：“如果离婚，别人会欺负她”。在这之前，二哥已经到台湾与那位法官进行了“交接”，据二哥说，他们都是重感情的人。我们来美国的第二天，二哥把我和禹模以及大哥的女儿敬民叫到一起，宣布了他的重要决定，也警告我们不要干涉他的私人生活。我们三人保证不管他的事，但心里却都同情二嫂，特别是禹模，她一向在男女问题上保守而又固执，难免流露出对珍妮的不屑。所以，她和珍妮相处得很不愉快。珍妮上任经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二嫂请出厨房。这件事可能是二哥早有铺垫，所以很快就办成。之后，她又常刁难禹模。禹模与其他人相比，确实年纪大，身体弱，工作生疏，所以很容易找出毛病。但珍妮却总是夸大其词加倍处罚。别人吃饭时她仍要工作，别人下班时她还要打扫厕所，下班回家要搭别人的汽车，也要看脸色。珍妮向二哥告状，二哥总是批评禹模。因为二哥有个传统，就是要求自己的亲人比外人严格。早上和傍晚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所以起早贪黑是平常的事情。二哥最讨厌或者说最害怕别人讲他与珍妮的关系，有一次为珍妮欺负禹模的事，我实在忍不住，大声对他说：“她就是个坏女人！”二哥马上瞪大了眼睛问我为什么？我说：“她欺负人，就是坏女人。” 二哥是个诚实的人，他对珍妮欺负禹模心知肚明，马上态度软了下来，嘴里嘟囔了一句：“是啊，她欺负人。” 又有一次，禹模因在前台当“巴士”体力不支，二哥建议她到厨房切菜。可是进去一天就又被赶了出来，理由是禹模拿刀的姿势不对。实际上厨房的人手已经够了，如果禹模在厨房固定下来，就需要一个人到前台当“巴士”。厨房的人都不愿意，就联手把禹模赶走。不过，使禹模下决心离开餐馆，离开我，独自到波士顿另谋出路的是另一件更让她伤心的事。我在农场工作时，每天早上要给餐馆采菜。有一次禹模下班后告诉我，说二哥通知明天早上要采雪豆苗。于是，第二天我们俩就到田里采了一筐雪豆苗。当晚二哥请客，请的是马州大学知名教授。二哥特地向教授介绍农场的雪豆苗是如何如何好。可是，等菜端上桌以后，才发现那雪豆苗老得像驴草。二哥把一肚子怒火发到禹模身上，骂她为什么采这么老的菜。禹模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把菜连夜重择一下。她到厨房冷库准备去拿菜，一开门赫然看到我们采的那一筐菜就放在地上未动，厨房炒的是另外一批雪豆苗。她马上想起半个月前，有人曾问老板，有一批墨西哥工人采的雪豆苗不能用，是否把它倒掉。当时我和禹模都在场，老板不置可否，这批雪豆苗就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我和禹模一起到餐馆，直接到冷库把我们采的雪豆苗拿出来摆在二哥面前。对于此事我得理不饶人，要求二哥给禹模道歉。他点头了，给禹模写了一封信。信中却列举了一大堆禹模的缺点，几乎看不到有道歉的词句。这件事让禹模坚定了回国的念头。就这样，2000年春节，由于工作不顺心，禹模又非常想念孩子们，我们回国了。 5 我和禹模回中国过春节，家住波士顿的二姐劝我们不要回去，她说刚到美国都会有些不适应，一定要坚持下去，二姐夫也说：“我们爹死娘死都没有回家。” 我们还是回国住了一个月，可因为儿女们对移民美国的期盼，我们又回到了美国。征得二哥同意后，禹模离开了餐馆，住在波士顿的二姐家中，在波士顿开始艰难的谋生。我则继续留在二哥的农场。在农场最艰难的，其实不是体力上的疲劳，而是人员关系上的不协调。首先是在农场经营方向上，二哥与他儿子张心怡意见相左。二哥要发展五味子，再种少量有机蔬菜，张心怡却反对。多年来，种五味子只投资没有收益，种蔬菜也不赚钱。因为规模小，采用半手工作业，需要添置小型手扶拖拉机。小型机并不便宜，效率还低，很不划算。心怡曾对外说，是豆芽厂在养活我们这些人，我听了很难受。张心怡很能干，脾气也很暴躁，十几岁时放弃了大学学业，全身心投入农场管理。他对农场的活无一不精，在他管理下没有一人敢偷懒。在我之前，五味子的培育由高镇生管理。他原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专门从事人参种植方面研究，通过二哥的关系移民到美国，培育五味子对他而言算是才尽其用。可是张心怡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正是在高镇生的怂恿下，他爸爸才迷上了这个赔钱的五味子，于是他处处找高镇生的麻烦。在二哥回中国时那段时间，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据说，因高镇生不听指挥，张心怡一时火头上来，回宿舍拿了枪，高镇生吓得直接跑了。等二哥回美国后，事情已无法挽回，高镇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看在我是他亲叔叔的面子上，心怡对我往往是不予理睬，也算是态度平和得多。随着农场工作的加重，二哥认为我每周两次去学英语，每次加上路上的时间要三个多小时，太耽误时间，建议我停止去学习班。但是我觉得停下来太可惜，就改成中午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学英语，带着面包和水在路上吃，只占用一个多小时工作时间。二哥发现后很生气，命令我停止去上课。冬天，农场没有活干，我也在餐馆帮忙打“巴士”。“巴士”要比其他人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做准备工作。可是中午，我在在中午班学英语，要晚半个小时才能上班。为此我向经理打过招呼，希望别人能帮助做一下准备工作。经理心里不高兴，又碍于我是老板的弟弟没有当面拒绝，却把一肚子火发到二哥身上。二哥觉得自己的亲人不能搞特殊化，立刻把火烧到我的身上。有一次，二哥冲进我的教室，没有向老师打招呼直接把我叫出去回餐馆工作。他的这一举动使全体师生感到愕然——在美国的确很少见到这样粗鲁的行为。从这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回到英语补习班。 6 不过，2002年秋季，我也离开了二哥的农场，因为我的腰椎受了伤，第三、四、五腰椎和第一骶椎都有严重病变，最严重的一处是第四与第五腰椎之间，由于椎间盘向内突出，使椎管变狭窄，压迫神经造成腰腿痛。二哥找了一个医生，是中国人，问他此病怎样治疗。他建议给我打针，四十天打一次，共打三次。于是，二哥就让我到附近的一个专门治疼痛的诊所打针，打针的药水是打在骨髓腔里，打了针就不知道痛，我继续下地干活，二哥也很高兴。可是几天以后药效过了，痛得却更厉害，我只打了两针，第三针没再打。后来二哥又听说游泳可以治疗此病，就给我买了月票，经常带我去游泳。从理论上讲游泳时对脊椎没有垂直压力，有利于机能恢复。但是我这病怕冷，游泳池的水对我来说太凉了。实际上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治疗，首先是不能再参加劳动了。如果一边治疗一边劳动，只能越来越严重。二哥希望我能继续留在农场，不干活或少干活帮助管理管理。可是，农场根本就没有只动嘴不动腿的活，说留在那里可以不干活那只是骗自己而已。于是我毅然离开了农场，至于离开后怎么办完全来不及考虑。（本文由张作训口述，罗四鸰整理）

Benjamin Nor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牛毓琳（中）出生于台湾，她于近日成为了纽约州议会第一位代表曼哈顿下城和唐人街的亚裔美国人。 12月的一个星期天，曼哈顿唐人街一家K歌房楼上，一间挤满了跳舞大妈的工作室楼下，大约20个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谈论美国总统选举。他们大多是20来岁的华裔美国人，移民的第一代子女。其中有些人是深度参与到政治与行动中的；有些人则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他们都是左倾的民主党选民。虽然此时距离新总统把炮火瞄准穆斯林移民、美国联邦法官、诺德斯特龙百货公司(Nordstrom)等还有数周的时间，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出人意料的当选已经让他们惴惴不安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让大家做好与新政治秩序对抗的准备，这是一个他们强烈反对的秩序。对在场的许多人而言，那意味着要去影响自己的父母和至爱亲朋，他们要么对政治漠不关心，要么是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民。作为一名旁观者在场的我，想弄清的是特朗普的获胜对唐人街的家庭关系和政治行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房间的前方站着四名女性，马克笔和讲演板都已准备妥当。大家先是做了自我介绍，分享了各自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把力量集中在什么地方？”“有哪些人可以动员？”），四人轮流带领大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练习。其中一个针对的是围绕选举的情感应对：当你得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时，你正在什么地方？这场选举给你个人带来什么影响？在另一个练习中，大家分享了如何进行有关政治的艰难对话并从中恢复过来的技巧。给出的建议包括：把负面的陈述夹在正面陈述之间；提出问题；发现契合点；给出别的思路。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楼上的广场舞培训班传来震耳欲聋的华语流行歌。 Courtesy of Eveline Chao 2012年，在唐人街孔子大厦张贴的投票标识。 Courtesy of Victor Wang 来自长岛的维克多·王（左一）从事投票倡导已有多年，是“台美精英协会”组织的董事，参与促进选民登记的活动。图为2016年9月他在波士顿参加“台美精英协会”的活动。 “真正去倾听是很重要的，”26岁的组织者之一米歇尔·李(Michele Ly)说。在场许多人的父母投给了特朗普，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作为移民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往往是只说不听的，因为我们常常要在外面帮他们办事，处理问题。但是这一次我还真是想去理解我爸为什么投给特朗普。” 在近几次总统选举中，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将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这种趋势是否延续到了2016年，民调数据是存在分歧的。由一个美国重要媒体联合会赞助的国家选举报道团(National Election Pool)出口民调显示，65%的亚裔投给了克林顿，29%投给特朗普（基于近1000名受访亚裔）——相比2012年出现了11个百分点的转移，当时73%的受访人投给了奥巴马，26%投给罗姆尼。但是亚美法律援助处(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针对近1.4万名亚裔美国人进行的另一项出口民调发现，79%投给了克林顿，17%投给特朗普。坊间没有公布华裔和其他特定族群的民调数据。在曼哈顿，座落于这个自由主义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中的一个偏进步派的行政区，只有9.8%的选民投给特朗普。然而在唐人街的一些区域，对特朗普的支持是要略高一些。据市政府的数据，2014年在大约38800名已到投票年龄的唐人街居民中有25400人是华裔。据纽约市选举局(New York City Board of Elections)的数据，总共有14%的唐人街选民投给了特朗普，而投给克林顿的有83%。唐人街一个名为孔子大厦(Confucius Plaza)的公屋住宅区所在的选区有大量老年华裔居民，其中22.75%的选民投给了共和党。还有一个选区有30%的选民选择了特朗普。与此同时，唐人街的投票率始终偏低。整个区域总共只收到10272张选票，根据2014年的选民人口数据，投票率为26%，相比之下全国平均投票率为54.4%。许多亚裔还认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政治候选人忽视的。在亚裔美国人决策(Asian American Decisions)和AAPI公民参与基金(AAPI Civic Engagement Fund)发起的一项亚裔美国人选举前夕民调中，57%的亚裔美国选民说没有政治竞选团队或组织就投票事宜与他们接触过。然而，作为美国发展最快的族群，亚裔移民的子女似乎对社区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影响力。据对亚太裔进行政策研究的AAPI数据(AAPI Data)的数据，千禧一代和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比老一辈更倾向于支持一些进步主张，比如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黑人平权以及向大学提供更多联邦补助。此外，在亚裔美国人中，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具体党派的无党派人士比例相对较高，据皮尤研究(Pew Research)2014年的统计，这个占比为46%，而在2016年选举前夕民调中为26%。因此，我在唐人街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之间的谈话，实际上将塑造亚裔选民的未来。他们的家庭代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香港、台湾、大陆——家庭政治同样是十分混杂的。在讨论中，有的人希望让支持特朗普的父母改变立场。有的人希望能激发不关心政治的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行动热情。有的人则只是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支持某个特定的议题，比如“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但是无论他们的目标为何，那天在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选择特朗普。这种会议的形式是由菲律宾裔美国艺术教育工作者、活动人士贾娜·琳·乌米皮格(Jana Lynne Umipig)开创的，她称之为“我不害怕课程”。与会者要分成若干小组，根据一系列打印好的讨论提示进行角色扮演，比如和父母或他人交谈以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有些提示是一般性的，比如提示2：“和别人谈一谈他们是怎么获取新闻、事实、信息的。”提示4：“和一个看上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谈谈。”提示7：“和支持特朗普的老朋友谈话。” 还有一些提示具体针对了亚裔移民社区，比如提示6：“和一个不明白为什么有色人种对未来格外担忧的白人朋友谈话。”或提示5：“和认为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亚裔应该去实现美国梦的父母/长辈谈话。”这里针对的是一种观念：亚裔美国人比其他族群（包括白人）更成功，因为他们更勤奋。许多美国人（其中有亚裔也有非亚裔）相信的确如此，但批评者称之为“模范少数族裔迷思”。他们指出这种刻板印象掩盖了其他的问题。比如亚裔美国人也许比多数群体的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但他们集中在最昂贵的城市，支撑着比别的族群更大的家庭。因此很多亚裔移民家庭是在勉力支撑的。我加入了邻近的一个三人小组。戴着一顶棒球帽的张苏宇今年25岁，出生在中国，十10岁时移居美国，他选了提示3：给一个民选代表打电话。“我喜欢这个提示，因为它给人一些简单的、可做的事情，”他说。“我认为它的一个好处是让人有一个电话稿子可依，”一个今年26岁、自称叫麦洛迪·L(Melody L.)的人说。她还说自己在上高中的时候到纽约市长办公室做过志愿者，接听中文的电话，还说他们会记录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我不知道那些电子邮件或信件是怎样处理的，”她说。“根据我的了解，打电话是最有效的。就好像这是一种真的实体的负担，导致他们不得不去处理。” 来自长岛的维克多·王(Victor Wang)27岁，家人来自台湾，他说他经常遇到一些人会说，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不足以让他们去投票。“我会对这类人说，想想那些去投票的都是什么人。很多人就是冲着一个议题去投票的，每一次他们都会去，为了他们的那一个问题，无论是控枪、堕胎还是什么。你觉得他们比你了解得更多吗？” 维克多后来跟我说，他从事投票倡导已有多年，是一个叫“台美精英协会”(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的组织的董事，参与了促进选民登记的活动，去年还去了牛毓琳(Yuh-Line Niou)的竞选团队作义工，牛毓琳近日已成为纽约州议会(New York’s State Assembly)第一位代表曼哈顿下城和唐人街的亚裔美国人。“我什么借口都听过，”在被问到为什么当地这么多居民不投票时，他说。“你会听到这样的回应：为什么我要把这当回事，政府没效率，并不影响我。”他接着说：“这绝对不符事实。民主的了不起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任何人都可以改变法律。是，的确会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改变是可能的，而且比人们想的要容易。” 在我们小组里，麦洛迪提到她父母在1970、80年代经常参加唐人街的抗议活动。当时有不少非常重大的抗议，包括1975年的一次反抗警察暴力的活动，1982年则是数万名服装厂工人罢工，其中大多是华裔移民女性。维克多对此肃然起敬。“介不介意我问一句——你的父母是移民吗？因为我以为多数移民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他说。“以前的唐人街在行动上比现在积极的多，”麦洛迪答道。在她看来，世道已经变了，她认为这肯定跟“模范少数族裔迷思”有关。“不幸的是，”她后来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会让人觉得，如果有些人没有成功，那么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麦洛迪的父母来自香港和广东，是通过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的。他们在唐人街住过，后来搬到了郊区；他们的许多朋友也是这样。麦洛迪感觉，从城市搬到郊区会让人疏远政治。几十年前，她父母那一代人在唐人街有一种强烈的奋斗感，但而今他们觉得“更融入美国生活了”，她解释道。“然而从我的角度看，即使你觉得安稳了，去了郊区，有了一些经济保障，种族主义和歧视观念仍然在影响你和你的家人，”她接着说。但是另一方面，麦洛迪也提到，随着她的父母退休，有了更多时间去关注新闻时事，他们会再次产生政治热情。“我和家人的政治讨论多起来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香港出现了支持独立的探讨，”她注意到。“我们在这方面谈得很多，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他们突然对政治又感兴趣了。” 在我们的群组讨论中，让少数族裔免于歧视或其他高度敏感的问题出现过一次。维克多的回应是，“我总是在问别人，‘你觉得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了，会怎样？大家都表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上周就几乎要成真了！’”他显然是有夸大的成分，然而在会议前一周，唐纳德·特朗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一事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令全世界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都十分警惕。会后不到两周，特朗普再一次用“来一场军备竞赛吧”这样的论调上了报纸头条。那天晚些时候，我和组织者之一米歇尔·李聊的时候得知，这些事件对她有这个格外大的影响：在特朗普获胜前，她是在考虑参军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参军了，”她说。“可能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我不认为可以出于肮脏的目的去使用军队。”根据对相识的人的观察，米歇尔感到，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导致人们分为两派，一方很兴奋，认为这将有助于让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得到更多的认识，而我们这样的人就会说：这是有毒的泉水。喝下这个，意味着你还要接受其他（特朗普竞选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种族主义言论让米歇尔很难接受父亲的观点。他是1970年代西贡陷落后逃到美国的华裔越南移民，在唐人街做过从送货员到鱼贩子的各种工作，最后成了有工会组织的清洁和维修工。他还利用闲余时间开了一家模型玩具店。从特朗普参选第一天起，他就是支持者。米歇尔回忆称，“我记得跟他对着吼，说你怎么会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你是一个移民，你就是他们要造起墙来防着的人。” 她提到父亲是属于一个工会的，有段时间还参加过奥巴马医保，他常说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薪水上是被亏待的。然而他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其他许多民主党事业。“我们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认为上过大学或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会更容易理解医保制度，或政府组织，或政府拨款是如何运作的，”目前在临床医疗研究领域工作的米歇尔说。“但我觉得像我父母这样的移民，或者老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就比较难让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体制的一部分。比如我认为我爸不理解最低工资规定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微妙关系。你无法想象自己身在这些制度中，因此你就想干脆把制度去掉。” 回到那天的房间里，组织者宣布休息十分钟。我的组还在聊，第五个人、23岁的王天（音）拉了把椅子加入进来。王天的父母来自辽宁，1990年代来到美国，当时他父亲得到了在纽约大学的一份研究员工作，现在已经是教授。他的父母投给了克林顿，但除此之外，他并不觉得他们有在积极参与政治。王天先是听了一会，然后开始发言，“我认为对我父母来说，来到美国就是大结局了。一旦来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完事了。他们已经受够了政治；他们可是从文化大革命里逃生出来的。” 他是笑着说出这些的，期间苏宇点了点头。后来通电话时，苏宇说他父母觉得能撑过文革就已经如释重负了。他们是来自河南的科学家，在日本读过书，2001年来到美国。苏宇的童年主要在日本度过，而后是康涅狄格州。“我的确感到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政治观点，”他说。“只不过中国大陆政治的严酷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 苏宇觉得，在美国要动员亚裔，其中一个办法是向他们解释像民权运动及类似事件是如何使亚裔和非裔共同收益的。“《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取消了对西欧以外国家的移民限额，而那是由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美国进步派领导的民权运动的核心理想之一，”他解释道。我的小组还讨论了引发越来越多争议的积极平权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一直以来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裔在学校和工作场所有充分呈现。对积极平权的反对，已经成为许多投票给共和党的亚裔美国人的首要关注点，因为他们认为该政策导致他们的机会被资质较低的其他少数族裔成员抢去。苏宇解释说，有一种概念叫做“消极行动”(negative action)，正如一项研究指出的，在其影响下，亚裔在大学录取中受到了歧视，因为他们被要求达到比白人申请者更高的标准。这和积极平权政策截然不同，后者对低收入的亚裔和其他族裔实际上是有益的。苏宇说亚裔等族裔的父母需要知道两者的区别。“消极行动”是一种“在不伤害他人感情的情况下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他说。“就是说，是的，你是对的，积极平权政策对你有影响，但并非是你想象的那种影响。” 休息过后，组织者要求各组向大家分享自己讨论的内容。麦洛迪重申了致电民选官员表达个人关切的重要性。“告诉他们没什么可害怕的——电话那头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她说。苏宇介绍了网上的一些相关资料，还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解释了积极平权政策。众人不时发出赞叹声。我们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相互分享着各自的打算。一位年纪快到30的艺术家提到了向其他少数族裔表示支持的必要性，比如参加“黑人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还有一个来自日落公园（布鲁克林的一处唐人街）的女孩——她的妈妈是制衣工人——说她想找一些人帮她在那里开展工作。在会议的最后，组织者问有没有人想参与下一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一些人犹豫着举起了手。有的人说，“也许吧？”四位组织者中有三位是政治组织工作的新手，但仍在前次会议中自告奋勇带头今天的会议，包括米歇尔。这一次主动上前的人更多了，即将走向一片未知的领域让他们感到紧张，但是，一种紧迫感，一种对唐纳德·特朗普誓要以总统身份彻底重塑的政治风貌做出改变的意愿，让他们斗志昂扬。在我们的通话中，麦洛迪表达了乐观，尽管过程很缓慢，她身边的人渐渐开始认识到她所关切的东西。“我不在乎我的长辈认为我就是一个发了疯的自由派嬉皮士，整天拿这些东西去烦他们，”她说。“但是我阿姨最近对我说了一些很温暖的话。她大概就说，老一辈华裔经历太多动荡了，到头来我们是不希望再折腾的。但这对你们不公平。因为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更大，会失去更多的东西。” Eveline Chao（赵懿）是自由撰稿人，著有《牛逼：学校不会教你的真正中文》(NIUBI!: The Real Chinese You Were Never Taught in School)。2006年至2011年生活在北京。现居纽约，业余时间在曼哈顿唐人街从事口述史的采集。翻译：艾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