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4月24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李月连坐在她的美容院里。来自中国福建的李月连与她的巴勒斯坦丈夫亚志已经结婚13年。他们之前在中国生活了7年，经营一家进出口公司。目前，李月连生活在纳布卢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拥有中国职业机构认证的中级美容师资格证的李月连于2015年在纳布卢斯开办了自己的美容院，将中国传统和现代两方面的美容技术带到这里。 4月24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李月连站在她的美容院外。 4月24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李月连和她的小女儿在美容院里聊天。 4月24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李月连在她的美容院里工作。 4月24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李月连在她的美容院里工作。 这是李月连（左二）提供的与丈夫亚志（右二）和三个孩子的全家福。

  最近新闻曝光了中国红色通缉令外逃贪官的藏匿地址，其中新西兰有四个。我扫了一眼这些地址，虽然没有公布门牌号，但发现全都在我最熟悉的奥克兰东区——我和贪官们居然是多年的“邻居”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外逃贪官距离我的生活是如此得近，把我团团包围了。 其实在很久之前我就已经与外逃贪官有“间接接触”了。 十几年前留学时期，我在一家华人清洁公司做兼职清洁工。有一天，老板载着我去一个位置偏远的客户家做清洁，老板指着客户隔壁的一栋别墅说，看，这家属于一外逃贪官的。我大致观察了下，好个漂亮的现代风海景豪宅！我也第一次意识到，外逃贪官并没有那么神秘，连清洁工都知道他们在哪住。 在奥克兰东区定居后，我一直觉得外逃贪官都住在很远的地方，以为我的邻居们都是和平友善、快乐单纯的普通家庭，直到现在才发现身边竟是“藏龙卧虎”啊。 这则新闻出来后马上在奥克兰华人圈里引起热议，当地华人媒体也开始在这些街道附近走访居民，试图了解“外逃贪官们的生活到底怎样”，我也饶有兴致地帮媒体调查和提供了一点线索。 经过我的调查，一个名叫Jiang Lei的人在2007年9月20日成立了一个叫“J B Y INVESTMENT LIMITED”的投资公司，与蒋雷的出逃时间2007年4月11日相符，注册地址为“2 Stevenson Way, Howick, Auckland”，也与网上公布的藏匿地址吻合，基本可以确定是其本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公司在2017年2月24日突然被注销，可以想象蒋雷在刚出逃之后自以为很安全，毫无忌惮地用实名注册了投资公司，购置了房产，而在今年2月份得到风声，手忙脚乱地注销了公司，看来海外追逃的镣铐已逐渐逼近他。 公司记录显示了蒋雷的许多信息 然而新西兰的公司资料大都是会留底和公开的，蒋雷慌不迭地注销公司，真的就可以人间消失了吗？不仅不会，注销公司的资料中还留下了蒋雷夫妇的第二套房产的信息——7A Colmar Road, Howick，处于同一个区。 公司记录中出现蒋雷的第二套房产信息 我在调查公开的房产交易记录时查到，该处房产上次交易时间为2010年5月，今年2月蒋雷注销公司后并未易主。房产主人曾在2017年1月14日尝试招租，但网页上显示浏览量为0且已下架，不清楚这处房产是租给了房客还是下架后自己住了。由于通缉令上公布的是stevenson way那套房产，风声太紧，这第二个住处似乎更适合躲避关注。房产中介一定是有屋主电话号码的，不过中介有客户保密协议，我对房产的调查就此到头了。 蒋雷的这两处房产，购买时的价格相比今天是比较便宜的，第一套房在2007年价值100万纽币左右（折合人民币约500万），第二套房2010年时价值60多万纽币（折合人民币300多万）。根据报道，蒋雷2007年贪污159万人民币，是不够全款买第一套房的，即使贷款买房首付也需花掉约100万人民币，他同时还要开投资公司，我个人认为这不是159万人民币可以轻松搞定的事情。不管怎样，这两套房产目前总价值保守估计约为250万纽币（折合人民币1200多万）。看来这么多年蒋雷赚了不少资产。 2 Stevenson Way, Howick，蒋雷通缉令上曝光的住处，傍晚去拍时里面黑着灯 蒋雷第二个地址7a Colmar road, Melons bay，门口有垃圾袋，住户估计约3-4人，不知道是房客还是本人 用同样的方式调查宣秀英，发现她于2014年实名注册了公司“蓝色天堂”，并于2016年11月又注销了公司，可见她得到的风声比蒋雷要早点。注册的办公地址与红色通缉令上公开的地址吻合，同时还显示了第二个地址80a Landscape Road, Mt Eden. 宣秀英注册的迷之公司，3年不到就注销了。 注册公司时的文件显示了宣秀英第二个房产 据公开的房产交易记录显示，该房产于2013年11月购入，价格149万纽币，2014年宣秀英注册“蓝色天堂”使用该地址，2015年6月卖出，卖价194万纽币。这栋房子已不是她的了，也看出宣秀英在奥克兰房价飙升的黄金时代靠炒房赚了不少钱。 我们再看看她的第一个住址。 因有大门挡着无法进入拍摄，所以我只能从网上找到这处房产的照片 这处房产地处著名豪宅区，出门就是180度无敌海景。不过她的房产被56号挡着，比较隐秘。这条街华人极少，我早上去看时可以看到白人居民们悠闲地遛狗跑步游泳，没有见到任何亚洲人脸孔 这个就更像想象中贪官们更愿意住的地方了，豪华舒适隐蔽。不过现在这条街已被新闻公布，预计会有很多我这样的吃瓜群众在附近围观，华人媒体也已经在这条街进行了初步采访。当地居民表示最近是有见过类似长相的亚洲老太，媒体获知门牌号后应该还会再次造访，但我估摸宣秀英已躲到别处去了。该处房产是宣秀英2005年购买所得，当时价格64万纽币，现在个人估计要150万纽币。 其他两名红通人员隐蔽得不错，我没能找出有用的信息。华人媒体也到了所在的街区采访，暂时没什么收获。陈兴铭的疑似住所Compass point way位置在东区码头附近高地上的豪宅区。据当地媒体记者的调查，这套房产2003年购买，5房2卫浴，占地599㎡，价格50万纽币，目前估计250万纽币以上。这条街上的房屋占地599m²的似乎只有26号，但26号似属于一位姓Cooke的英国人。反而44号屋主人姓陈，但不叫陈兴铭，此人在2013年接手了一个公司，公司于2016年8月被注销，与宣、蒋的行为有点接近。不管怎样，这条街区的住户非富即贵，与宣秀英的居住水平接近。 其他吃瓜网友也同样热心行动起来，在东区某餐馆好像发现了宣秀英。这个餐馆从她家开车只有10分钟，家住豪宅而在外打低级工的华人并不少见，所以确实有可能是她。这餐馆附近华人非常多，如果真是她，估计会辞职，毕竟照片已在华人社区传遍了。 可以看出这些外逃贪官都利用带出来的“第一桶金”投资赚了更多的资产。有些一直行事低调谨慎，更名改姓不留痕迹，有些则无所畏惧，直到近一年才紧张起来。然而，他们的脸是不会变的，如今他们的照片已在新西兰华人圈公开。想必他们今后都不敢出门买菜了吧，他们的同事、房客、客户甚至小卖部老板也都会对其指指点点。 从他们的年龄和做事方式来看，他们的英语水平应该不足以在洋人文化圈中生活，即使跑到奥克兰以外的小镇，那种脱离社会的枯燥生活应也是很难受的。况且奥克兰以外的地方也是有华人的，新西兰小地方的居民都非常八卦，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中国逃犯，定然会整个镇子都知道。所以，估计未来这些贪官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随时可能被人们指认出来，有门不敢出，如同坐监一般。 这应该也是中国曝光他们住址的目的吧，调动当地华人和媒体的好奇心，给外逃贪官们制造一些舆论上的压力，最终迫使他们放弃抵抗回国伏法。值得思考的是，他们从中国出逃十多年，“第一桶金”已经变成了好多桶金。比如蒋雷是贪污159万出逃的，蒋雷的非法所得，究竟是159万人民币呢，还是1200多万？

　　每个国家都有他的两面性，就拿加拿大的就业率来说吧，有些城市的全职工作就业率很高，但是有些城市的全职工作就业率就很低。 　　今天小编为大家整理一下加拿大全职工作就业率最低的10个城市，帮助正在或者将要找工作的小伙伴做到心中有数，找工作时，有些城市能避开还是避开吧！  　　加拿大全职工作就业率最低的10个城市： 　　萨格奈(Saguenay)，魁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1.9%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安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2% 　　三河城(Trois-Rivières)，魁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2.2% 　　伦敦(London)，安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2.9% 　　基隆拿(Kelowna)，卑诗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3.2% 　　桑德贝(Thunder Ba)，安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3.2% 　　京斯敦(Kingston)，安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5.6% 　　舍布鲁克(Sherbrooke)，魁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5.6% 　　维多利亚(Victoria)，卑诗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6.1% 　　圣凯瑟琳斯-尼亚加拉(St. Catharines-Niagara)，安省 　　全职工作就业率：46.7% 　　看完以上排名，相信安省的小伙伴们要开始不淡定了，因为10个就业率最低的城市中，安省独占5个，所以安省的小伙伴们要不要考虑搬个家呢！

　　根据加拿大官方网站显示，联邦移民部正式放宽子女随父母亲申请移民的年龄，由目前的19岁以下，提高到22岁以下，将自本周三起生效实施。有律师指，这意味那些有年龄较大孩子的家庭将有机会一起拿到枫叶卡，这对占移民多数的华裔社区是一大好消息。 　　加拿大枢密院办公室（Privy Council Office）的公告显示，为加强家庭团聚，使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能够将年龄在19至21岁之间的成年子女带到加拿大，加拿大《移民及难民保护法》（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IRPA）已做出修改，规定22岁以下子女将可以作为依亲子女（Dependent Child）随父母一同申请移民。 　　此外，过渡性条款也规定，如果在2014年7月31日或之前曾提出申请，而申请案目前仍在进行中，提交申请时子女的年龄仍在19至21岁之间，仍可能随父母一同申请移民。 　　移民律师赞好 　　2014年8月1日起，移民部在审批移民时对随行子女年龄的限制改为19岁以下，取代了之前的22岁以下。然而，许多19到21岁之间的青年并不符合经济类移民的申请条件，这让他们被迫与家人分离。联邦移民部此次放宽年龄定义，将令许多大学生将能够跟随一起移民加拿大。 　　大温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周一接受《星岛日报》记者访问时称，这是一个好消息，联邦自由党政府兑现大选承诺，放宽子女随父母亲申请移民的年龄。 　　他说：“放宽规定后，包括父母团聚、技术移民、甚至卑诗省提名（PNP）商业移民申请人在移民时，都可以同为19至21岁之间成年子女申请移民，相信这对占移民多数的华裔社区是一大好消息。”

昨天(5月1日)， 安省移民提名计划(OINP)重新开通硕士和博士项目。想要移民的你，把握住机会了吗? 这已经是2017年第二次开通硕士和博士项目了。第一次是在今年的2月份，当时的申请人数是去年的10倍。其中硕士留学生项目在48小时内达到满额，所以很多小伙伴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批次的名额和自己失之交臂。 当时，很多没有申请成功的小伙伴都盼星星盼月亮等着三个月之后再次申请。 然而，本周一，当很多人还在度假的时候，安省移民局再次开放研究生和博士省提名项目。其中硕士留学生项目在短短三小时内就已经达到满额，没法再申请了。 本次移民局网站采用排队的方法控制流量，依旧很多人被拒之门外。 更加悲催的是，下个批次的开放时间还暂不清楚，只能接着盼星星盼月亮了，随时刷着移民局的官网【点击进入】吧! 不过，目前博士类项目还没有满额，符合条件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申请吧! 按照经验来说，博士类满额也只是几天的事情，手慢无!  

去年底多伦多地区一名华裔男子遭绑架、枪击和抛尸万锦街头的恶性凶杀案，不仅在本地华社引起轰动，也牵涉出士嘉堡等地非法地下赌场的问题。涉案的五名疑犯均已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其中包括四名华裔男子，他们已于昨日在安省Newmarket地方法庭过堂。 据报道，由于其中两名疑犯没有完成辩护律师委托，因此法庭将此案的预审程序推迟至5月18日进行。 昨日出庭的疑犯分别是27岁多伦多男子Haoxing 'Jay' Feng，32岁的万锦男子Xue Mao Gong，22岁的万锦男子Qin Long Xue，以及38岁的多伦多居民Yong-Yout Salapseng。 由于疑犯人数众多，41岁的万锦男子Qiao Xi Zeng在其后单独出庭。 Gong与Zeng两人的法律缓助手续尚未完成，获法官同意推迟至本月18日商讨预审程序。 案件发生在2016年11月7日，一名华人男子被发现中枪倒毙在万锦聚居区太古广场附近街头。之后警方确认死者的身份是50岁的多伦多居民王孔武（Kong Wu Wang，音译）。 经调查，这起案件跟当地的违法赌博活动有很大联系。王孔武出事前离开赌场，在Finch Avenue以北，Midland Avenue附近一处停车场遭5名男子（包括4名华人）绑架，当王企图逃跑时被枪击中。当时另一名受害男子也遭绑架至一辆车内，后来成功逃脱。 王孔武在凌晨被人发现时已经失去生命体征，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发现，死者被发现的地点是第二现场，而案发的第一现场是士嘉堡美兰商场附近的一个地下赌博窝点。 在王被害的同一天上午，他的汽车在Don Mills Road与Steeles附近被烧毁。 警方于今年3月公布调查进展，涉案的5名疑犯中有4人已于2月被捕，包括41岁的万锦居民Qiao Xi Zeng（又名Ah Long），32岁万锦居民Xue Mao Gong（又名Nono, Lolo或Lulu），22岁万锦居民Qin Long Xue（又名Ken）， 以及多伦多居民Yong-Yout Salapseng，并通缉第5名华人疑犯27岁的多伦多居民Haoxing Feng（又名Jay）。Haoxing Feng于上月也被抓捕归案。五人均被控一级谋杀和绑架罪名。

茹伊阿娜.勒贝尔和保罗安德烈.布里塞特都住在魁北克省舍尔布鲁克市，都是小时候被魁北克家庭从澳门领养的。城市不大，两人以前就认识。布里塞特和勒贝尔的丈夫是球友。勒贝尔的大儿子出生时，当爸爸的还半开玩笑地说，这孩子怎么看着更像布里塞特呢？ 他的观感当时让勒贝尔觉得无厘头，却原来自有道理。勒贝尔在过去几个月里尝试寻找自己的家人。她没找到父母，却意外地发现布里塞特是她的亲哥哥。在三十七、八岁时发现这样的真相，两人及各自的家庭如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地震。 各自被领养时的勒贝尔（左）和布里塞特。（Radio-Canada) 因一档寻人节目燃起希望 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语电视台有一档以寻人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第二次机会》。今年年初，在同一个电视台工作的华裔记者罗比达成了其中一期节目的主角。他在节目组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并远赴澳门和她见面。寻亲之旅和母子相见的情景非常感人，但是这期节目带给勒贝尔的不止是感动。 过去十几年来，寻亲的念头时常浮起，尤其是在她决定做母亲之后，但苦于不知从何处下手。罗比达寻亲成功让她燃起了希望。她按照节目组的寻人步骤，向澳门红十字会求助，在其网站上注了册。 勒贝尔原希望像记者罗比达一样找到母亲，至少是关于她的信息。（Radio-Canada) 根据她的养父母保留的领养文件，她的亲生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是华人，她还有一兄一姐。姐姐被人领养，哥哥还在澳门生活。 没想到这个哥哥竟然近在眼前 一个对澳门感兴趣的当地记者报道了勒贝尔的寻亲故事。 布里塞特在一个周末的早上读到了这篇文章。他给勒贝尔发了短信。两人交流了一下对那期寻亲节目的感想。 布里塞特还把自己儿时的葡萄牙护照拍下来发给勒贝尔看。 勒贝尔发现护照上的姓和她的生母的姓是一样的。“你不会是我哥吧？” 这个问题一开始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两人越想越认真，又什么都无法肯定，干脆去做了一个DNA检查。 两周以后，勒贝尔收到实验室的电邮。她按照对方提供的密码登陆注册，原以为是为了让她追踪检测程序，但是进入她的个人档案后，检测结果赫然出现在页面上：两人同父同母的可能性是99.99%。 布里塞特一直以来被告知自己是独生子，生母已死，父亲不详，因此寻亲的愿望不如勒贝尔强烈，但突然有了手足给他的震动却更大。他对如何做哥哥也完全没概念。在接受Radio-Canada采访时，主持人已经警告他说，妹妹可是一种很难缠的生物哦！（Radio-Canada) 勒贝尔：心脏不跳了；布里塞特：地球停止转动了。 她回忆说，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在那一刻停止了跳动。她反复把检测结果读了四遍，又给实验室打电话核实，然后才敢发短信给布里塞特，请他有空时回电话。 正在上班的布里塞特很快回了电话。他从勒贝尔的语调上听出“将有大事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他得知自己三十八年的独生子身份画上了句点。两人对着电话哭，急坏了在他旁边等着听消息的同事。 接下来他们需要通知各自的家人。忽然之间，他们的孩子多出来几个表兄弟姐妹，还有了舅舅或姑母。对他们养父母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既然他们是兄妹，为什么当年不让他们被一个家庭收养呢（勒贝尔的养父母除她之外还收养了一个澳门男孩。）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找不到答案了。当年负责他们的领养事宜的修女卡耶已经去世，无法确定她是否了解两人的血缘关系。 在魁北克家庭和澳门孤儿之间筑起一座桥的莉莉亚娜嬷嬷 莉莉亚娜.卡耶是魁北克省天主教会属下“天使圣母传道会”的修女。她长期在澳门开办孤儿院。有将近一百名澳门孩子在她的安排下被魁北克家庭领养。罗比达寻亲的节目播出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给节目组写信。 卡耶已在2003年去世，终年85岁。 根据澳门红十字会的记录，布里塞特和勒贝尔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们的父亲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们的寻亲之旅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大姐也被领养，现在还不知道下落。

66岁中国妇嫁59岁本地男 感人5年视像恋终获移民 女方纵想假结婚 男方却有真情意 一名曾在加国逾期居留而被勒令离境的六旬中国女子，与一名加国男子发展异地「姐弟恋」并结婚，丈夫申请担保妻子来加团聚但被移民部拒绝，质疑女子是为了移民加国才结婚。 案件先在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图)的移民上诉部(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审理。 案情指，59岁领取残疾援助的男子海特(Lance Donald Hayter)在加国出生，从缅省移居温哥华。他曾跟伴侣同居超过20年，伴侣在2003年死后，海特再经歷一段维持一年的关係后，在2011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66岁李姓中国女子，发展异地恋。两人其后结婚，海特申请担保李移居加国，遭移民部拒绝。海特因此提出上诉。 文件显示，海特和李分隔两地长达5年，两人每天透过视像联络。海特在聆讯称，他们都长开通讯软件Skype，扮作一起生活，一起看电视，对着镜头吃饭，甚至看着对方入睡。双方又互相寄卡和礼物，海特更曾到中国探访李，有和李的亲友合照。 移民部承认海特结婚的理据真实，但怀疑李另有企图。移民上诉部同意移民部的忧虑，指虽然两人的婚姻看似真实，但移民部的确有理由调查李。 李是中国公民，在1976年结婚，育有一名女儿，在2001年8月离婚;她在离婚后数日，以临时居留签证(temporary resident visa)进入加国，探望当时留学加国的女儿。 签证在2002年到期，但李并未回国，她声称女儿遭袭击，导致她要留下陪伴。她其后跟一名加国永久居民结婚，在2005年获担保移民。但担保人在同年10月底报警指遭李袭击和威胁，数日后决定撤回担保申请。当局向李发出驱逐令(exclusion order)，李在2005年12月离境。 海特和李在聆讯供称，现在李和女儿关係疏离，即使李的女儿现在定居大温哥华地区，海特至今也未联络过她。 移民部怀疑李结婚只是为了亲近女儿和孙儿，但上诉部同意海特指，要连续5年透过网上通讯去伪装时间是太长了。海特的亲友和同事等也作证，证明两人是真的结婚，裁定海特和李的婚姻是真实。 至于李是否为了移居加国才结婚，上诉部认为虽然她对寻找加国伴侣持开放态度，但更重要的，是海特而不是李，要求中间人介绍伴侣，加上两人能证明他们关係发展缓慢而渐进，而且两人曾考虑定居中国。 上诉部接纳海特和李的理据，虽然李有跟海特结婚有藉此移民的动机，但不足以抹杀大量证明两人关係的理据，因此裁定海特上诉得直，推翻当局的决定。

上个月朋友从中国来加拿大旅游，回国前在我家小住几日。 我家在士嘉堡， 吃饭，购物都很方便。为尽地主之谊我请了一天假带他去吃海鲜大餐。刚过12点我们就到了酒楼，里面人声鼎沸，门口或立或坐地有十几个人在等翻台。 朋友见了笑着说：“看来这的生意还真不错。” 接待员递过来一张小纸条，47号。 朋友感到很 新鲜，“真想不到吃饭都要排队拿号，我在上海时只有抢房才拿号的。” 我苦笑了 一下“习惯了，在这儿抢口吃的也不易呀。”二十分钟过去了，只有一拨食客离开。 又过了一会儿，朋友说“要不我们换一家吧，饿着肚子看别人吃饭真不好受呀。 这些人这么慢悠悠的吃，都不用上班了吗?” “哪像你们上海人生活都跟奔命似的， 我来加拿大十几年了，就没见到这的人做什么事快过!“ 出门找餐馆，太小的怕怠慢了客人，人少的怕食材不新鲜，人多的又不愿等，还真不信找不到合适的了!这么一较劲，一折腾就一直饿到了一点半。最后在一家自助餐厅找了个座位，如饿死鬼般的吃相但愿没吓着旁边的其他食客。 朋友临走前想买几瓶海豹油带回国，我便于周末带他去家附近的沃尔玛逛逛。 购物的人虽多但收银口开的也多。结账时并不用怎么等，我们俩感觉还挺好的。只是当我拿到收据检查时发现只买了五瓶海豹油却收了六瓶的钱 。我找到刚才的收银员要她退回一瓶的钱，她抱歉地说退款要去服务台办理，她只能收钱不能退钱。服务台前面也只有六，七个人在排队，人不多就排着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店员并没有服务任何顾客，大家只是在那里傻傻的等。问前面站着的人才知道店员是在等主管过来处理一台电脑的退货。我觉得十几元钱的退款应该用不着主管，便走到前面说明情况，可店员说，由于刚才操作上的问题收银机死机了，需要主管用钥匙取消原来的操作才能继续工作。她现在也无能为力，只能等着。“我们要等多久主管才能来呢?”“不知道，已经呼了两遍了，我可以再呼一遍。” 十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主管的影子, 我觉得为了十几块钱让朋友在这跟我傻等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就问店 员能不能多拿一瓶海豹油了事，她很痛快的同意我们自己去取一瓶。我们在 架子 上拿了一瓶放进提袋径直出门。朋友笑说“早知道这么容易，我们该多拿几瓶呀。看来你们加拿大效率不高却挺讲诚信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聊起加拿大的低效率，比如我在这里的第一年曾申请一份 税局的工作。笔试通过后面试，然后就再无音信了。等我在银行上班后大约过了五个月才得到通知，让我再提供两份reference并去接受最后一轮面试。这效率也太低了吧!但低效率也有它的好处，比如我的家庭医生，每次按预约时间去都要等上三四十分钟甚至更长。 我开始很不习惯等，认为是医生为了节约自己的时间而把病人约在同一时刻，这样即便有病人没按时到他也不会空等。但时间长了才发现是因为我的医生太友善和耐心了，不但检查细致，还尽可能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 有的病人来一次恨不能把全身的病都看了，能不超时吗?我上次体检查出地中海贫血，便问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病，他就从染色体和遗传的角度给我做了一次科普，令我真是佩服加感激。朋友听了与国内医院看病一对比说这次你们加拿大的低效率还真是赢了。 我说不仅如此，我十年前来多伦多落地是在温哥华转机的。记得当时入关时 耽搁了一些时间，又在机场走错了方向，等问清楚登机口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与妻子一路狂奔到登机口，看到排队的长龙心说“完了，下班航机都准备登机了。” 过去一问竟然是我们的班机正在办理登机，前面仅有一位空奶在检票。之所以叫空奶是她看上去至少也有60岁了，眼睛明显老花，要不时摘下和戴上眼镜在旅客名单上查找人名，核对护照，慢的难以想象。 按这个速度恐怕再过一小时也登不上机。 站在队伍最后我们的心情从开始的庆幸变得有些焦急，不多久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空奶起身擦去身后黑板上的起飞时间，写上新的时间，比原定的起飞时间足足晚了一个半小时。好厉害的空奶，竟然能让航班为她的低效率来买单。 朋友听了大笑，说我真会编故事。我告诉他这绝不是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亲身 经历。我真应该感谢加拿大的低效率，它不但给了我机会，还陶冶了我的性情，从过去的急躁变得更加平和与宽容。不管你赞不赞同，我还真是喜欢上了这种低效率的生活。

作为高素质的中国公民，对于交通指示标我们一向是严格遵守滴，但是出国后看到的这些指示标，我只想说一句，设计者，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这是什么烂路标，还好意思说Good Luck啊.. 这又是几个意思？路面多坑，骑车需小心？ 山上时常掉牛下来吗？那我拿个垫子接着，拉回去吃肉。 禁止通行你直说，画这么多指示标闹心不？ 此地严禁扔孩子？ 这...你让我洗，我也不洗啊。 这是说该地经常出现怪兽吗？画的这么吓人... 到底让不让左转？看的我头疼.. 这些写指示标的人脑子都TM进水了吧... 从国外回来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看看咱国内的坑人指示牌，瞬间回血，还是满格滴...

说道对于加拿大的认知，人总是离不开免费医疗，高福利这样的字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能看到很多人过分美化加拿大各种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水平和医疗保险方面。 常看见有些大叔大妈们闲聊，一说起加拿大，就满脸笑成了一朵花。“我儿子在加拿大上学，那边的医疗水平比国内好很多，看病打针都免费。” 还有说“那边空气清新，食品也安全，养老失业有保障，生孩子还给奶粉钱。” 然后再对比一下国内的情况，说“国内看病贵、看病难、给小孩挂个专家号都要拿个小板凳凌晨5点就在医院门口守着。 还有说“中国食品安全太恶劣，农药超标、化学制品泛滥，对比美国超市里的蔬菜全有机，草莓不用洗就能吃。” 这些言论大都是早期移民加国的华人回中国探亲时的“谈资”，也有的是一些“海归”们回国后片面的宣传。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 根据菲莎研究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加拿大典型家庭(父母加两个小孩)在2013年就要为这个“免费”的医疗系统支付11,320加元(约合67,424人民币)的税款。而菲莎研究所健康政策研究总监艾斯麦尔(NadeemEsmail)表示，加拿大家庭每年都要缴付上千元的税款来维持这个公共医疗保险。而这个费用比其他费用增长速度要快1.5倍。 而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和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的数据则显示出不同家庭每年就维持公共医疗保险系统所缴的税款： 父母与一个小孩的家庭： 10,989加元(约合65,452人民币) 父母与两个小孩的家庭：11,320加元(约合67,424人民币) 单亲家庭和一个小孩：3,905加元(约合23,259人民币) 单亲家庭和两个小孩：3,387加元(约合人20,173民币) 丁克家庭：11,381加元(约合67,787人民币) 单身：3,780加元(约合22,514人民币) 这个报告亦指出，从2003年起，家庭用于维持公共医疗保险的税款上升到53.3%。而公共医疗保险的价钱更比其他物价上涨快1.5倍以上，比家庭收入的增长快约1.5倍。另外，就今年而言，为了维持公共医疗保险，10%的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则要支付482加元(约合2,871人民币)，10%收入达平均收入的家庭需要缴付5,364加元(约合31,947人民币)，10%高收入家庭则要支付35,309加元(约合210,297人民币)。看到这样的数据，你还想说加拿大是免费医疗吗！！！ 除此以外，“免费”医疗带来的看病难问题也让身在加拿大的华人想念起国内的医疗制度。了解加拿大的人都知道，一般患者到了家庭医生或急诊室那里，能不给药吃就不给药吃，能打发回家就打发回家；需要面见专科医生、接受医院治疗的，则要等待很长时间。根据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报告，1993年加拿大人平均看病等候时间为9.3周，似乎还能让人忍受；到2008年，等候时间攀升至17.3周，2016年更是创纪录地增加到了20周，即5个月。在有的人看来，这哪里是看病，简直是“等死”。 20周还是平均等候时间。大部分省份的等候时间，实际上更长。其中，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都在30周以上，新不伦瑞克甚至达到38.8周。这意味着，在新不伦瑞克，患者从约见家庭医生到住院治疗，很可能要等近10个月左右的时间。即使被专科医生确诊，也要等待10周左右，才能获得治疗机会。 另外，在加拿大，中医是不在保险范围内的，你需要全部支付自己的中医费用。另外医生处方上的药品不是免费提供的，只有65岁以上老人、社会福利金领取者、住院病人和难民才能免费取药，而加拿大的药费非常昂贵。牙医治疗针对10岁以下儿童和救济金领取者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眼科治疗针对18岁以下儿童和救济金领取者享受免费医疗，免费项目也仅限于验光的费用，配眼镜还是要自己掏钱的。 总的来说，移民海外，大部分医疗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而免费的部分需要你以保险的形式缴纳保金，在缴纳保金的前提下，你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仍然有限制。    

玛利亚（化名）是一名典型的俄罗斯姑娘，金发碧眼，为人率真。5个月前，她结束了自己在东南亚的旅行，来到中国并在成都定居，现在在一所语言学校从事俄语教学工作。   玛利亚一面热情地向红星新闻展示着自己旅行的照片，一面讲述了自己离开俄罗斯的理由：“在离开俄罗斯前，我是一名生活在莫斯科的记者，但随着俄罗斯国内经济状况变差，我们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一年前，我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工作，独自来到亚洲。” 认识玛利亚是通过一位维克多（化名）的俄罗斯朋友。维克多与玛利亚相似的经历—— 他曾在圣彼得堡的一家英语学校教课，除了当老师，他可能还需要再寻找1～2份工作，才能勉强支付在圣彼得堡的生活开销。 而来成都后，当英语老师的收入就可以很好地生活。如果再寻找一份兼职工作，那么两三年后他就可以回圣彼得堡买房子了。 这些俄罗斯朋友的经历引起了红星新闻记者的关注：俄罗斯国内经济状况究竟有多差，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自己的祖国以寻求发展？ 据此，红星新闻联系到几位目前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希望能够从他们的讲述中窥得一个真实的俄罗斯社会状态。。 “卢布之殇” 俄罗斯经济再遇寒冬 2014年，当所有俄罗斯人都还沉浸在克里米亚回归的喜悦中时，一场噩梦悄然而至。石油价格不断走低、卢布持续暴跌、通货膨胀严重，突如其来的寒潮向俄罗斯经济席卷而来。 这是继2008年后，俄罗斯又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俄罗斯人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然而情况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逐渐好转。 于是出现了2016年5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克里米亚考察时，与一名老妇的对话： 老妇：现在这点退休金根本没法活，物价在疯长，8000卢布（当时约800元人民币）怎么够花！太悲惨了。 梅德韦杰夫：退休金的问题我们正在解决，原因很简单，就是没钱。等我们找到钱——我们会解决的。你们先挺住，祝您身体健康，一切都好。 据俄官方统计，在2014-2016年的两年时间里，卢布的贬值导致了食物价格暴涨：红茶62%，砂糖61%，大米56%，冷冻鱼52%，向日葵油43%，牛肉29%，奶油29%，奶酪28%，牛奶23%，面粉22%，面包类食品18%。 同时，据俄罗斯统计局报告，2014~2016年两年间，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下降了近10%，而几乎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的生活都处于贫困水平(每月人均收入9956卢布以下)。 ▲2014~2016年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图   俄副总理奥利加•戈洛杰茨则多次强调道，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有一种特别的贫困现象叫做“工作贫困”——尽管大家都有工作，但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高达41%的俄罗斯家庭都表示自家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赚到的工资甚至都满足不了家里的基本开销。 “工作贫困” 有钱人也勒紧腰包过日子 关于俄罗斯国内的“工作贫困”现象，玛利亚向红星新闻表示，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地出现在小城市或者农村中，人们工作得更多，赚得却更少。 玛利亚说：“我认识的朋友中也有一些人，为了赚更多的钱会选择多份工作，比如白天在报社做记者工作，晚上去英语机构兼职上课。还有一个朋友的丈夫，以前在一家健身俱乐部的做销售经理，但因为经济形势不好，整个部门都被解散了。他至今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但他一直为一些经济类报纸写文章来获得报酬。” 对于玛利亚和她的朋友们来讲，经济问题最主要的体现在于大家不能出国旅行了。以前可能每年都会去欧洲旅行3~4次，现在因为汇率问题，大家只能在俄罗斯国内度假了。另一个明显的变化体现在生活模式的变化上，以前下班后朋友们会相约去咖啡馆聊天吃饭，而现在大多都选择回家自己做饭。 玛利亚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尽管大家都在抱怨所有的必需品都越来越贵了，但自从2014年以后，少买衣服、减少生活开销、尽可能自己在家做饭、节约度假开销——这样的生活模式大家都已经逐渐习惯了。就连很多有钱人也开始勒紧腰包过日子，当然，现在有钱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有钱人也开始勒紧腰包过日子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红星新闻调查发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高档商店里，俄罗斯人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少。 更明显的是，超市中在售的高档商品也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价格大众化的同类商品。除此之外，记者还发现原来俄罗斯最繁华的商业街，众多商店纷纷倒闭关门，取而代之的是贴满中文的旅游纪念品店。 关于“工作贫困”的现象，同样来自莫斯科的留学生尼克却与玛利亚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2014年后，在俄罗斯的生活确实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在莫斯科。 尼克告诉红星新闻：“尽管卢布贬值，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还是一样，甚至涨价不少。越来越多的家庭，甚至是那些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人，都不得不多找一份或者是更多份工作以维持日常开销。我的叔叔就是如此，他现在在莫斯科每天都身兼数职。” 到中国去 成了很多人的最优选择 实际收入下降，物价持续上涨。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越来越坦然地面对，一部分俄罗斯人也开始积极地寻找出路。 到中国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最优选择。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呢？玛利亚一边用笔在纸上写着，一边解释道： 在2014年前，30卢布可以兑换1美元，而自2014年卢布贬值后，60卢布才能兑换1美元。因此，亚洲成为俄罗斯人唯一可以出国旅游的地方。 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生活成本很低，于是我选择了一边旅行一边工作。我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小半年，然后又去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5个月前我来到了中国，虽然这里除了食物以外的开销都不算低，但在成都，一名外语老师的工资，比在俄罗斯国内要高很多。 关于以后的计划，玛利亚表示自己至少要再继续旅行一年，然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回国。如果俄罗斯的经济情况依然不好，她可能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工作生活。 尼克则告诉红星新闻，俄罗斯现在的失业率不断攀升，也是因为雇主考虑到成本更愿意聘用有工作经验的人，而年轻的毕业生们往往并没有相关经验，所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 “一年前我和女朋友一起来到这里念书，课余的时间也会做兼职工作。对我而言，这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工资也比俄罗斯高很多，在这里做一名英语老师的工资是俄罗斯的2~3倍。” ▲尼克和女友在成都

当地时间2017年4月30日，墨西哥提华纳，美国边境巡逻队暂时开放边境墙，居住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两边的亲人拥抱，短暂相聚。视觉中国 美国边境巡逻队暂时开放边境墙。 居住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两边的亲人拥抱。 居住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两边的亲人拥抱。 居住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两边的亲人拥抱。 居住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两边的亲人相拥哭泣。

  “百名红通人员”中最年轻中国通缉犯刘勖。（取材自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官网） Waumsley路房屋及街道上停满汽车。（记者陈开／摄影） 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日前公布“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通缉犯藏匿线索，其中刘勖目前可能居住在糖城Waumsley路附近；刘勖贪污70余万人民币（约10万美元）后2013年持旅游签证（B2）进入美国，出逃时刚结婚半年、爷爷去世也不曾回国送终。 据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资料显示，出生于1984年2月7日的刘勖在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冒领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金并据为己有。于2013年7月29日逃往美国，出逃时年仅29岁，为“百名红通人员”中年纪最小的中国通缉犯。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资料，刘勖持旅行签证从芝加哥O’Hare国际机场入境，其合法居留日期至2014年1月28日截止。倘若刘勖未曾更改在美身份，他成为无证移民已约三年。 糖城Waumsley路并不长，驾车走到尽头不到五分钟；道路两侧紧密分部约20栋房屋，每栋房屋前均停放至少一辆汽车，有的甚至多达四辆。该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表示，车多是因为部分屋主将房屋出租所致，该小区人流量不小；当记者出示刘勖照片时，该屋主表示不认识此人，亦不曾见过。该居民还表示，该地房价在25万至30万之间，Waumsley路是整个住宅区最外侧通道、再往外便是未开发的草地、丛林区域，因此这里相对僻静、有部分亚裔喜欢来此定居。 据新京报报导，知情人透露，刘勖2007年起在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任职，2008至2010年间贪污70余万人民币。出逃前，曾与妻子共同居住在北京通州区梨园附近小区，与父母仅隔一栋楼。与刘勖一家来往密切的小区居民称，刘勖2012年秋冬时结婚，不到半年便不见踪影；家里仅刘勖妻子独居，邻居纷纷猜测其感情不和，家人则称刘勖去上海出差。 刘勖是家中独子、独孙，其爷爷2014年过世时，他并未回国送终。小区居民介绍，刘勖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曾从事会计工作、母亲则做服装生意，妻子也是中学教师。刘勖小时候很乖巧，生的白白胖胖，邻居称呼他为“大勖”，对于其贪污出逃，邻居纷纷表示不解。 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称，截止4月底已将“百名红通人员”中40人抓捕回国，追回赃款89.9亿人民币（约12.8亿美元）。此次公布22名“百名红通人员”藏匿线索，希望华人举报及提供线索，使外逃者无处遁形。有相关线索者欢迎登录http://www.12388.gov.cn/ztzz/举报。 Waumsley路位于该住宅区末端，再往外是未开发区域。（记者陈开／摄影）  

虞泰年为原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处处长。2007年1月，当时已经65岁的虞泰年因涉嫌贪污潜逃，其可能的目的地是新西兰。记者通过查阅新西兰选民登记资料、公司注册资料、土地交易信息以及当地媒体报道，发现虞泰年在新西兰还曾公开关注过社区犯罪问题。记者在对议会文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有虞泰年亲笔签名的请愿书。 中国侨网5月1日消息，据报道，日前，记者独家追踪报道了外逃新西兰的4名中国“红通”人员可能藏匿地，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根据网友的更新报料， 记者经过追踪调查发现，这些中国“红通”外逃人员在新西兰，或注册公司，或关心社区犯罪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低调生活。 虞泰年曾参与签名请愿，关注社区犯罪问题 中纪委中央追逃办公布的信息显示，虞泰年为原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处处长。2007年1月，当时已经65岁的虞泰年因涉嫌贪污潜逃，其可能的目的地是新西兰。 记者通过查阅新西兰选民登记资料、公司注册资料、土地交易信息以及当地媒体报道，发现虞泰年在新西兰还曾公开关注过社区犯罪问题。 天维网记者在对议会文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有虞泰年亲笔签名的请愿书。2008年6月，也就是虞泰年潜逃到新西兰大概一年多，奥克兰南区在9天之内连续发生三起严重治安案件，导致三名亚裔人士死亡。 这些治安事件震动了当时居住在奥克兰的华人。随后的一段日子里，陆续有7000多位新西兰民众向新西兰国会集体提交请愿书，这其中包括虞泰年。 在请愿书上，虞泰年用英文写道：“我发现新西兰现在暴力犯罪的数量和程度在不断升级。我认为对犯罪分子应该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街道和家庭更安全。但是现在软弱的法律对犯罪分子没有任何威慑，司法体系没有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让严格的法律来保护我们的公民，来鼓励旅游。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也不再需要频繁地参加各种保释庭审。” 蒋雷：公司在今年2月突然注销 中纪委中央追逃办公布的信息显示，蒋雷曾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原会长。他涉嫌贪污罪，曾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巨额公款汇入其亲属个人账户，用于购买房产。2007年4月，他外逃至新西兰。 根据网友“魔王”提供的线索，天维网记者通过检索公开的信息，检索到了蒋雷在新西兰注册的公司。 名为JBYINVESTMENTLIMITED的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与蒋雷从中国出逃到新西兰的时间2007年4月较为吻合。而且其注册地址就是中纪委中央追逃办公布的地址：StevensonWay,Cocklebay,Howick。 从公司成立时的董事长签名来看，也基本上与蒋雷的中文签名相似。还有一点也非常蹊跷，这个公司在2017年的2月突然注销。 记者检索发现，这个公司似乎经营得不是很顺利，从2014年开始，该公司就没有按期向工商登记部门上交年度报告。 从公司成立时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可能是蒋雷和他的妻子共同成立的，而且两人在奥克兰还有另外一个注册地址。 根据公司注册的这两个房产的地址，记者又搜索了一下这两处房产的交易记录发现，位于StevensonWay的这处房产确实在2007年9月以103.9999万纽币的价格公开交易了一次，与蒋雷外逃和成立公司的时间基本一致。 而另外一个住址所在的房产，目前市场估价为119万纽币，却查不到交易记录。 宣秀英的公司成立两年匆匆注销 中纪委中央追逃办公布的信息显示，原南方证券公司广州分公司珠海景莲营业部主任宣秀英，由于涉嫌挪用公款和隐瞒境外存款，于2002年8月潜逃，出逃目的地可能为新西兰。 根据网友“魔王”的爆料，记者检索发现宣秀英注册的一家公司。从这个名为BLUEHEAVENCOMPANYLIMITED公司的成立文件上的签名来看，除非在这个地址上住着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宣秀英，这个公司应该就是“红通”人员宣秀英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存续时间只有两年，就匆匆注销。注销时间是在2016年11月。 该公司成立时，宣秀英还显示有另外一个住址，也同样被曝光。这个住址在MtEden，在2000年有过一次公开成交记录，当时的售价为39.8万纽币。目前，该处房产的估价约为187万纽币。 疑似“陈兴铭”常去中餐馆吃饭 一名网友向天维网爆料称，在位于东区半月湾自己所工作的一家华人餐厅中，见到过跟陈兴铭的长相非常相似的华人，“来吃过好几次饭。” 不过，根据公开的信息，陈兴铭出生于1949年，现在应该已经有68岁的年纪。不过，这名网友表示，自己看到的这个长得很像的顾客，看上去最多不超过60岁。但记者不能排除他可能保养得不错，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可能性。 新西兰警方和司法部发言人：我们不予置评 天维网记者联系了新西兰警方。警方发言人在给天维网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警方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新西兰警方偶尔会代表海外司法管辖权在新西兰国内展开调查。但是，对于任何海外执法机构正在进行的调查，我们不予置评。” 天维网记者还联系到了新西兰司法部。司法部的发言人也给天维网发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新西兰司法部要等具体案件上庭时，或者是涉及到公共案件，才会确认关于引渡的要求。” “但是，我可以说，新西兰政府只收到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引渡要求。这份引渡要求涉及到一个名为KyungYupKim的人。鉴于该案现在高院诉讼过程中，我们不便做更多评论。” “根据新西兰的引渡法，接收来自其他国家的引渡要求，或者向其他国家发出引渡要求，并不需要以一个双边的引渡协议为前提条件。”

　　卑诗省推荐移民计划(BCPNP)新年度有5000个名额，最新一轮邀请458名技术劳工及国际毕业生申请，是今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国际毕业生类别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向来被视为申请移民的捷径。 　　BCPNP办公室在4月5日公布各类别邀请分数及人数，当中分数最高的是"卑诗快速移民-技术劳工"(Express Entry BC-Skilled Worker)，分数达到85分，有82人获得邀请。 　　邀请分数次高的是一般"技术移民-技术劳工"(Skills Immigration-Skilled Worker)，分数为80分，总共有166人获得邀请。 　　属于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类别是"卑诗快速移民-国际毕业生"(Express Entry BC - International Graduate)，分数为70分，有79人获邀请，以及非快速移民的一般"技术移民-国际毕业生"类别，分数为70，有72人获邀请。 　　移民律师柯恩(David Cohen)指出，"卑诗快速移民"类别与一般"技术移民"类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快速移民"在联邦或是在省审核申请时，均得到优先处理，也因此邀请分数会较高。他表示，那些已在联邦"快速移民"申请资料库的申请人，如果能够得到BCPNP的提名，则可以得到600加分，并获邀申请移民。 　　他表示，如果已符合联邦"快速移民"资格者，则建议申请"卑诗快速移民"，如此可得到联邦及省的优先审查机会，等于是双重优先。

　　据巴士的报报道，英国一名嗜赌中国男子欠下巨债，去年杀害富贵朋友后将对方肢解及烧尸，再盗用死者的财物来偿还赌债和继续豪赌。虽然烂赌男否认谋杀，但陪审庭一致裁定他罪名成立，下周二判刑。 　　居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43岁被告姜明（音译：Ming Jian）与其36岁富贵朋友刘阳（音译：Yang Liu）同来自北京，两人不时结伴到赌场赌钱。案情披露，姜明好赌成性，在曼彻斯特两间赌场共输掉27.3万英镑（约274万港元），负债累累，被债主追讨。姜明于是计划谋害刘阳。 　　去年10月5日，姜明诱骗刘阳到其家中，将刘阳杀害，然后砍下刘阳的头颅和四肢，又将无头尸体藏在行李箱，驾车到偏远地区弃掉，又到附近油站买汽油用作烧尸。 　　姜明处理刘阳尸体后，回到曼彻斯特，并于当日用刘阳的银行卡提取800英镑现金，到曼城一间赌场赌钱。他之后又以刘阳的银行卡提取现金，到赌场下了超过17万英镑赌注。另外，他又冒充刘阳身份，盗取款项及出售刘阳价值22万英镑的住宅，解决债务问题，引起警方注意。 　　警方搜查姜明的寓所时，发现厨房和梳化上有大量刘阳的血迹，并在餐桌血迹中辨识出刘阳的指纹。此外，浴室也检测出大量血迹，相信姜明是在浴室肢解刘阳尸体。姜明去年10月被捕，虽然他否认控罪，但陪审团一致裁定他的谋杀罪名成立，下周二判刑。

　　那天在茶馆喝茶，碰到个老外，美国人，叫麦克。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WTO的深入，县城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来淘金的，我们这里可是百强县。 　　我在茶馆经常碰到老外，都是好客的本地人带他们过来的。我的口语不赖，所以老外喜欢跟我边喝茶边吹牛，我也知道了美国人最喜欢喝的茶是乌龙茶。 　　常住中国的老外，大部分是在本国混的不怎么样的，但是在中国都混的风生水起，尤其是泡妞那方面，很多长相远不如我的老外隔两天就换个girlfriend，这是肿么了? 　　崇洋媚外是一方面，还有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地方。 　　麦克年纪一大把，50多了，是单身，但是从来不缺girl，用他朋友的话说，本地一个高富帅跟他站一起，都没有他受欢迎，曾经一个女孩主动跑过来搭讪，把高富帅晾在一边。 　　麦克说他的公司市值500万，美刀，在美国各大州有几十个连锁店，但是他常住我们县城。鬼才会信他，在美国混的那么好，还会来人生地不熟的中国受苦? 　　他在县里也没什么事，天天吃喝玩乐，得空就免费教别人英语，有很多女学生。我以为他跟女学生有猫腻，但他说从不碰学生和朋友，这是他的原则，还有处女，他也不碰。 　　我不信他，不碰学生和朋友，难道你叫小姐吗? 　　我最佩服老外的就是，他们说起风流韵事，从不遮遮掩掩，我想可能是国人太阴暗，把那个事想的太龌龊，人就是动物嘛，男女交往，缘深缘浅而已，很正常。 　　入正题，我问麦克：为什么以你的长相和年纪，还能如此受中国女孩欢迎? 　　他略一思忖：可能是我很真诚吧。 　　我看了看肥肥矮矮的他，全身没有一件名牌货，又老又丑，除了真诚，他真没有吸引女孩子的地方。 　　但他说到了点子上，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交往，透着虚情假意，见面就称兄弟、美女，最典型的一句客套话是“改天请你吃饭”，这一改天就不知猴年马月了。 　　但你注意老外说话，眼神都透着真诚，答应什么事一定会做到，不会转弯。 　　他们表达感情也很真诚直接，你注意看美国大片，情到浓时，直接动口，就开始打kiss，哪像中国人：不要，不要，不要停…… 　　还有一点，他说他比中国人绅士，关心别人从不计回报，让人感觉很温暖，其实这和中国一句古话类似，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有舍必有得，不要怕付出。 　　中国人现实，我送你个苹果手机，你就应该给我搞一下，功利心太强，让姑娘心生害怕。当然，苹果手机那么贵，你既然接了还是要懂套路。 　　所以麦克在县城很受女孩欢迎，很多女孩喜欢找他倾吐心事，既锻炼了口语，又抒发了情感，情感一近，那啥也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饭点了，麦克没有要回家的意思，出于礼貌，我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饭。他忙不迭的答应，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 　　我要尽地主之谊，彰显大国风范，我带麦克去吃了个十块钱的快餐，自助式管饱的那种。麦克吃的不亦乐乎，满嘴流油，冲我竖起大拇指：so good! 　　我被麦克深深的震撼了，他教会了我很多道理。 　　一个男人，长得差，年纪大，身上没有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脸皮要厚。 　　古往今来，鲜花插牛粪，好白菜让猪拱了，都是有原因的。不要羡慕高富帅，高富帅有时也想当牛粪，当脚猪。

　　1951年8月16日下午，62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位被世人称为“上海皇帝”、“上海三大亨之一”的知名人物就此离开了这个世界。据杜月笙之女杜美如回忆，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1928年，杜月笙娶了京剧名伶姚玉兰为第四房妻子，那时的杜月笙已经四十岁了。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是上海滩上有名的风云人物，他开设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任命他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又被租界当局任命为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随着声望的日盛和善于做人做事，杜月笙在上海已经成为了响当当的头面人物。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1930年，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出生了。 　　杜氏祠堂落成合影 　　杜美如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随全家一起迁居香港(专题)。在这七年中，她的父亲组织恒社，建立杜氏祠堂，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同时吃好“人面、场面、情面”这三碗面的杜月笙身兼数十家公司董事长，成为上海工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上海沦陷后，迁居香港的杜月笙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捐出了大笔款项，同时鼓动各界知名人士捐款捐物以支持抗战，甚至还参与了不少军统针对汉奸的锄奸行动。在杜美如的记忆中，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其沾染烟赌娼，要儿女们珍惜现在的读书机会。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就被他用鞭子责打10下。尽管应酬很多没有多少时间和儿女呆在一起，但杜月笙总时时督促鼓励儿女多读书。   　　杜月笙 　　1951年夏，杜月笙病逝于香港，处置遗产时，这个曾经家财万贯的大亨身边仅有11万美元，遗产分配是每个太太拿1万美元，儿子拿1万美元，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女儿拿4000美元。杜美如回忆道：”在分遗产之前，父亲销毁了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不久后，杜美如就和母亲姚玉兰迁居台湾(专题)。1955年，杜美如嫁给了当时的台湾中校飞行员蒯松茂。十多年后的1969年，杜美如和丈夫去了约旦。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建议下，两人开了约旦第一家中餐馆。自此之后，两人一直以开餐馆为业，并一直在约旦生活了三十多年之久。 　　谈到对父亲杜月笙的评价，杜美如说：“不管人们怎么看我父亲，但有一条，他始终是爱国的，没有背叛国家，没有像他的结拜兄弟张啸林那样当汉奸。”杜美如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说过回大陆定居的打算。2001年，七十多岁的杜美如才第一次回到离开数十年的上海。人事轮回，叶落终须归根，她说道如果能够选择，她下辈子仍然要做上海人。

　　中国官方再度罕有地公开22名被指涉嫌贪污受贿、并潜逃海外的红色通缉犯详细资料，甚至包括他们居住的街道，当中5人被指匿藏在本国卑诗省，其中涉嫌职务侵佔罪的肖斌，更被指匿藏於列治文闹市中，导致华社议论纷纷。 　　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22人都涉及重大贪污或白领罪行，分别有20男2女。委员会监察网站日前公开各人相片、身分证号码、护照号码、涉及罪行、潜逃日期、以及相信藏匿国家的地址，但就删去街牌号码。 　　网站显示，其中5人都在加拿大卑诗省，包括肖斌、李文革、贺俭、程慕阳以及王清伟。名单可见链接http://www.ccdi.gov.cn/jdtp/201704/t20170427_98209.html。 　　早前被点名与联邦自由党关係密切的程慕阳，显示居於温哥华；另外，肖斌及李文革两人可能居於列治文、王清伟居於芝里华克（Chilliwack），居於温哥华岛那乃磨(Nanaimo)的是贺俭。至於其他10人，则显示正匿藏在美国、新西兰、澳洲、英国。 　　《星岛日报》记者周五曾赴肖斌可能居住地列治文阿克罗伊德路（Ackroyd Rd.）附近查询，有住户就指未曾见过这人。原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肖斌，被指涉嫌职务侵佔罪，利用其担任齐齐哈尔市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职务便利，非法侵佔公司巨额财物，并2011年1月21日外逃至加拿大。 　　涉嫌侵佔公款 2011年逃加 　　加拿大东北同乡会会长鲍勃、加拿大东北总商会常务副会长韩燕等人，在接受《星岛日报》记者访问时，都表示不认识、也未听说过肖斌此人，并指许多来自东北中国移民，并未参加同乡会活动。 　　温哥华法律公证人任立三，在接受本地中文媒体访问时就指出，中国官方今次公告，是想进一步对当事人施压。任立三相信，今次被点名人士，早就在加拿大官方的掌控中，中国的施压并不会改变加拿大官方想法，加国官方也不会就公告配合中国政府採取任何行动。

  针对外逃的腐败分子，中国再次“放大招”了！ 4月27日下午，中央追逃办公布了《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该公告共包含22名外逃人员在海外可能的藏匿地，具体地址细化到了所在的街道和社区等。 据新华社报道，这22名外逃人员均为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 而根据公告透露出的信息，本次被公开曝光的名单中人员，集中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等6个国家。 这份从27日下午开始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发的名单，很快也在海外网友中引发连锁性轰动效应。 “快看，你的邻居！” “Max，你的邻居！”这是一个名为“Milos Petrovic”的澳大利亚网友28日发的一条脸书留言。留言所评述的，正是澳大利亚媒体发布的中国对外逃人员吉东升（Ji Dongsheng）进行通缉的新闻。 参考消息网-锐参考顺着该留言发现，那个被朋友“艾特”了的、名为“Max Taddeo”的外国网友资料显示，其居住地是悉尼，而中央追逃办刚刚公布的吉东升可能藏身的具体地址也是悉尼同一区域：Ethel Street， Burwood，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很快，这位澳大利亚网友Max回应了朋友的留言：“哈哈，我们隔壁街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邻居”的回应可以看出，Max的家确实与媒体披露的外逃人员吉东升的住址距离很近。这让人不禁好奇，是否可以通过Max的居住信息等，顺藤摸瓜挖出“红通”人员吉东升的居住地？ 点击进入Max脸书发现，虽然他平时没有“晒”自家和邻居街区，但仍可以看出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Max除了不时到海边晒晒太阳，还会西装革履地与女伴出席正式场合，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Max的脸书主页截图 根据中央追逃办公告披露的地址，吉东升可能身处悉尼宝活区的Ethel街道，这是华人聚居的高档社区。 参考消息网-锐参考登录当地一家二手房交易网站搜索发现，Ethel街路段的住宅售价不菲，独栋住宅价格区间折合人民币在1000万到3000万之间。 ▲当地房屋交易网站截图显示：Ethel街上的某栋住宅售价为466万澳元（约合2400万元人民币）。 海外网友热议“怎样去抓丁义珍” 中央追逃办27日发布的公告，同样引发了更多其它地区海外网友的热烈响应。 当地时间27日晚，一位身居非洲博茨瓦纳的外国网友，在脸书“中国发布‘红通’信息”新闻下留言“爆料”：“他们（外逃人员）就住在博茨瓦纳，不用跑那么远找了。” 这位非洲网友所言是否属实尚待求证，但他的留言不禁让人想到《人民的名义》中的外逃贪官丁义珍，剧中，他正是从美国辗转逃往了非洲。直到最后在非洲“领了盒饭”——被射杀身亡。 与国内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央追逃办首次集中曝光贪官藏匿处叫好相比，对于生活在国外的网民来说，那些外逃贪官可能就“潜伏”在自己身边。 在海外华人论坛“北美华人e网”上，身居国外的华人也纷纷为此展开热烈讨论。“要不要做侯亮平”、“怎样去抓丁义珍”成为华人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有网友更是在帖子里披露了自己曾经接触的外逃贪官的行为特征： 外逃者有人住大别墅，有人藏身“脏乱差” 根据中央追逃办公告披露的地址， 参考消息网-锐参考通过谷歌地图将22名外逃分子的地址做了一番查找，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丁义珍遭遇黑社会威胁、四处藏匿最后死于非洲不同，上了名单的这22人可能藏匿的地点，大多数在华人聚居区或当地的中高档社区，只有个别藏身贫民区。 根据 参考消息网-锐参考查询整理， 22名外逃人员中，有11人的居住地属于当地的高档社区或度假别墅区。例如，2012年11月外逃至美国加州的徐雪伟。他可能居住的兰士堂小区（Lansdowne Place）在当地就属于富人区。在二手房交易网站上，该小区一套住宅售价为189万美元（约合约1300万元人民币）。 再比如先后在1998年和1999年外逃至美国的河北唐山豪门集团驻北京办事处原会计黄红，以及该集团原总裁贺业军。这两人很可能藏匿在同一个地点——佛罗里达州的一处海景豪宅。从谷歌街景上看，这是一处人气颇高的度假胜地。 ▲谷歌地图显示，贺业军和黄红的潜逃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一处海景社区。 还有10人则没有藏身豪宅，只是选择了当地普通中产街区，甚至有人住进了相对偏僻的小镇。如2013年7月外逃至美国的刘勖，他可能的藏身地是美国得克萨斯州舒格兰市。当地同一条街道上一套3卧2卫的住宅售价约为21万美元（约合145万元人民币）。 22人名单中也有个例：只有一个人在海外的藏身地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脏乱差”地区。 2004年10月外逃到英国的刘湘建，他可能的住处显示为伦敦斯特拉特福德车站附近。这里位于伦敦东区，是少数族裔聚居区，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在2012年伦敦举办奥运会之前，该地区长期被治安问题困扰。 ▲谷歌地图上的伦敦斯特拉特福德车站及周边地区 专家：“让海内外‘侯亮平’们出手，是追逃方式的创新” 事实上，这22人名单也令一些外媒感到惊叹。“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举措。”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称赞道。 而让“丁义珍”们在海外惶惶不可终日的，显然是中国最近几年的反腐行动。 中央追逃办27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873人，追回赃款89.9亿元人民币。 “这组数字说明我国反腐追逃追赃的成效十分显著，也必将震慑那些至今仍在外逃中的人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军告诉 参考消息网-锐参考。 而对于这次公布22名外逃人员可能的藏匿地点和详细信息，陈志军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上的创新。 “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追逃，显然震慑作用更大，也有利于收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陈志军说，这样的追逃方式给外逃人员施加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同时加大了继续潜逃的难度，“让他们认识到，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打消幻想，尽快回国接受法律的处理。”

　　移民来加国的人，最惦记的应该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了，尤其是中国独有的独生子女们加入到移民的队伍，剩下空巢的爸妈在家里，无法照料无法尽孝，好在现在科技发展，网络、电话、视频好像让距离缩短了，但也只能冲着远方的爸爸妈妈呼喊一声：你们好吗？又有多少孩子体会到空巢老人的苦痛？ 　　茜茜的烦恼： 　　坦率地说，茜茜是很孝顺了。公公婆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茜茜嫁给了小儿子。小两口移民加拿大后，很快就帮老人办了移民。他们在加拿大11年，老人中国、加拿大两地跑，在多伦多跟他们住了至少有5年。尽管是一家人天伦之乐，已经80多岁的公公还是萌生了落叶归根的想法，坚持要回去中国。临别前，老人们的一席话让茜茜和老公很是窝心。老人说：这一走，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了。希望你们都好，也知道你们在国外的移民生活不容易，我们不好再麻烦你们了。在国内我们去世了，也不用跑回去了，等有机会回去了上上香吧。 　　说到这里，茜茜的声音都有点哽咽。但身在远方能做什么？除了打电话还是打电话。但这是老人们最需要的吗？她讲了两个故事给记者，国内的一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双儿女都是博士很有成绩飞得远远地，老两口一辈子都是周围朋友羡慕的对象。但到老了却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原来老先生去世后，没见到孩子回来奔丧，老太太估计是太过孤单，在先生去世20多天后也跳楼自杀了。另一个朋友做地产发了家，老父亲生病了，找了三个人专门伺候老先生，但一个月也见不到忙碌的儿子，老先生指着医院里那个被儿子亲自照顾的农民说好生羡慕他。 　　说完这些，茜茜也感叹，现在经济条件也好起来了，要多回去看看老父老母。公公婆婆临走前，她一再表示，等老人在国内住烦了，想念孩子了，还回来住。但她自己也知道，老人不会再回来了。父母一辈子不容易，也许等我们这一代也老了才能更清楚地体会到老人孤独的心。谁让我们选择了移民这条路呢？ 　　加拿大老人公寓里的中国爸妈 　　芳芳的全家都移民过来了，哥哥、妹妹和爸爸妈妈。年迈的爸爸妈妈过来6年了，和妹妹一起去住在温莎。老两口没有收入，每月有政府补助100多块，兄弟姐妹都还在奋斗，也很忙碌。老两口就在温莎找了一家老人公寓住了进去。因为没有收入，没人每月只需缴纳180元的费用即可。记者问芳芳老人愉快吗？芳芳说老人公寓里有不少中国老人，还算好吧。政府负担了全部的医疗费用，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老两口计划住够十年，据说每人每月可以得到1000加元的养老金，就算安顿住了。这对西人可能是不够，但对节俭的中国爸妈足够了。唯一不好的是老人吃不到中国食品。不过等熬过十年拿到养老金，他们就得从老人公寓搬出来，因为一旦有养老金，公寓的费用也就高了。到时候只能跟儿女一起住吧，好在兄弟姐妹都在，不然也麻烦。 　　移民适合老人吗？ 　　不少人在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在憧憬美好前程的时候，也都考虑到父母的未来，尤其是一代独生子女。把老人也移民过来，加拿大对65岁以上的老人又是全免费的医疗，不是很好吗？但不少老人真正来到加拿大，却并不像孩子们想象得那么快乐。一些来探亲的老人，原本签证半年，住了一个月就吵着要走，一对夫妇曾经跟记者说，在这里像坐监狱。是呀，从尽管脏乱但热闹快活的中国，来到好山好水但好寂寞的加国，让老人们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性，谈何容易？单是长途的飞行对上年纪的老人就是不小的折磨和负担。朋友小马的爸爸来探亲期间脑溢血，半身瘫痪，不但让儿子媳妇负担加重，他自己也受尽苦头。回到中国后回忆这一切，老人说：如果不去加拿大探亲也许就没有这么快出事呀。 　　在陌生的环境没有朋友是老人面临的更大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社区里老人活动不断，城市医保也有了极大改善。不少城市公交、公园对老人都是免费，在熟悉的环境里老人们尽享晚年。来到加拿大，每天只能面对孩子们，每个移民的生活都不容易，看着孩子那么辛苦，自己也帮不上忙，多伦多冬天皑皑白雪封门，出个门都难，怎么熬过这样的日子？记者经常去社区游泳，每次都碰到一个看上去有60多岁的奶奶，一个人闷头游泳。记者过去搭话，她竟然高兴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跟我说话。她是南京人，和老伴一起过来照顾生孩子的女儿。老伴呆了一个月就坚持要回国，留下她再陪伴女儿几个月。女儿很孝顺，知道她寂寞，每周都送她来游泳。记者问她觉得加拿大好吗？她的回答是一点也不好。对老人来说一点也不好，比国内差多了。

　　今年是移民部首次透过随机抽签方式选择父母、祖父母担保人并接受其申请材料。资深移民顾问吴冰向本报表示，近两日发现众多被抽中的人并不符合担保人资格。移民部已表示如果申请资料不全，移民部将退回申请不再处理。移民部也未承诺这些退回申请后空出的名额重新抽签，也即是说被抽中但不符合担保人资格的人，只能将名额浪费。这对于其他合格的担保人不公平。 　　加华移民留学中心副总裁吴冰表示，由本周二移民部宣布完成抽签以来，短短几天收到不少电话咨询，都是那些被抽中但是不符合担保人资格、自认为很难成功担保的人询问如何处理。这些人都是自己在网上提交登记，事先并没有透过移民顾问，或个人没有仔细了解其是否符合担保人资格。 　　业界料高达30%放弃 　　吴冰表示，“许多人抱着试试运气的心态提交申请，未想过真的被抽中时如何走下一步。有一位担保人指自己提交网上申请时，误将邀请父母探亲的收入要求，当做是担保父母移民的收入要求（后者要求高三成），现时被抽中才发现自己收入不够担保父母。另有一位被抽中的人，表示自己的丈夫欲担保其父母移民，当初为了增加抽中机会，先生和太太两个人分别填写了网上申请，结果现在太太被抽中，但是依条件只能由先生做担保人，可抽中的名额又不能转让。还有一位被抽中的人来电表示，被担保人患有绝症，估计很难通过体检”。 　　吴冰指她个人判断，现时移民部所抽中的10,000名担保人，因类似上述各种形形色色原因，不符合担保或被担保资格而不得不放申请，可能占多达25%至30%。 　　吴冰表示这主要是移民部的网上登记表设计存在漏洞，缺少起码的资格筛选，才会有95,000人登记、当中许多人不符合资格的情况出现。她指这其中至少存在几方面问题。 　　有效收入年期要求异 　　一是网上登记表格未要求申请人填报收入，而合资格的担保人必须提交至少三年有效收入证明，达到所规定的担保人收入标准。此外，移民部原先要求申请人日后提交申请资料时，要提交2013至2015年三年的收入证明，现时公布的新指引则要求申请人提供2014至2016年的收入证明。听起来似影响不大，但实际上有不少2013年收入未达标准的人士早前已放弃了今年的网上登记。对于2013年收入未达标准、而2014至16年收入达到标准的人而言，这种改变令他们失掉了今年登记抽签的机会，非常不公平。

4月中，联邦移民部公布了2016年“快速通道”移民甄选系统的年度报告，尽管中国超越菲律宾成为加拿大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但是移民人数仍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一。 在旧的移民系统下，中国曾多次成为加拿大第一大移民来源国，但是在2015年“快速通道”系统正式启用后，中国人由于语言分较低等原因，移民人数锐减。2015年，中国获邀申请移民的数量只占总人数的6%（1678名），排行第三，远远低于排行第一、第二的印度（获邀人数6348，占总人数的22%）和菲律宾（获邀人数3574，占总人数的13%）。 2016年，中国人获邀申请移民的数量大幅上升至2659人，占总人数的8%，并超越菲律宾成为加拿大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可是，同印度比起来，中国人的劣势仍然很明显。同年，印度共有10499人获邀申请移民，其比例则大幅跃增至33%。（如上图） 数据还显示，在2016年移民部一共在全球范围内发出了3.4万份移民邀请，比2015年增加3000份。快速通道启动两年以来，共有43202人（申请人及其家属）获得了加拿大加永久居民身份。 联邦移民部表示，“快速通道”推出两年后的今天，这个系统正日渐成熟。有80%的申请人在完成材料后的六个月获得了审批，这基本符合移民部对“快速通道”的预期目标。 2016年，最容易获得移民邀请的职业是信息系统分析和咨询（Information systems analysts and consultants），获邀人数为986人，其次是厨师和食品服务监督（Food service supervisors）。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信息系统分析和咨询职业的获邀人数只有152人，2016年却连番数倍，甚至超过了先前最热门的职业厨师。 报告对此评论：低技术职位的获邀人数下降，高技术职位人数增加，正是联邦愿意看到的结果。从今年，移民部对厨师类移民申请人提高了语言门槛，所以这一职业的获邀人数可能会继续下降。 在2016年，新移民最中意的落脚点是安省，12395人；前年最受新移民欢迎的阿省，则落到了第二位，9492人；BC省份排第三，6577人。这结果也反映了油价低迷导致阿省失业率上升，出口增加导致安省失业率下降的现状。

     据英国《华闻周刊》报道，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草根移民的经历和体会，我觉得五味掺杂一点都不为过。现实中的移民故事决不逊色于电影，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微小说。  　　移民让我变成夹心饼 　　受访人：刘洋；年龄：33岁；移民国家：加拿大；出国前职业：公务员；出国后职业：公司职员 　　山美水美人不美，这可能是多数在国外留学工作过的人，对他乡生活不约而同的评价。谈到因国外无聊生活而抓狂的感受，刘洋似乎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 　　毕业于北二外的刘洋，曾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为了追求从小的留洋梦，他毅然决然辞去了众人羡慕的“铁饭碗”，只身来到加拿大。凭借不懈的努力，刘洋被加拿大名校卡尔顿大学贸易专业录取。可人算不如天算，硕士毕业后他“幸运地”赶上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最终，他不得不找了份与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工作，落脚多伦多周边的卫星城。一年后拿到绿卡，贷款买了房子。 　　按理说，故事到了这里应该算是个happy ending(美满结局)，可刘洋渐渐发现，这里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很多人说，加拿大其实更适合老人居住，这话一点都不假。加拿大什么都不缺，就是生活节奏慢，吃饭慢，走路慢，连快递都慢……而且这里‘人烟稀少’，走在街上，我经常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毕业两年后，刘洋带着他的加拿大绿卡，重回家乡。 　　回国后的刘洋，犹如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老Brooks一般不知所措：买不到不含咖啡因的无糖饮料；面对车水马龙，不知该如何过街；陪同家人到大型超市置办年货时，他终于崩溃了，“我的天啊，全多伦多的人都到这儿来了吗？” 　　女儿在哪，家就在哪 　　受访人：张阿姨；年龄：50多岁；移民国家：新西兰；出国前职业：电视台记者；出国后职业：家庭主妇 　　都说国外生活节奏慢、压力小，适合老年人，张阿姨却不以为然。虽然50多岁的年龄称不上老，但移民后张阿姨却深切感受到，适应能力弱给她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而说起移民动机，还要从让女儿小惠留学谈起。 　　全家决定让女儿来新西兰读高中时，还是幸福的三口之家。当她办好留学的所有手续、即将上路时，她爸爸突患脑溢血去世了。几经周折，张阿姨和亲戚们大会小会没少开，最终还是决定把孩子送出国，也算是完成丈夫临走前最后一个愿望。 　　那时的张阿姨，听不得别人说有关孩子的一切，哪怕是别人家的孩子也不行，听到了就会泪流不止，哽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女儿在新西兰过的还不错。  　　由于女儿年龄小，张阿姨托中介找了寄宿家庭。所寄宿的人家既是监护人，又是保姆，女儿的吃喝住都由这户人家安排。户主夫妻俩对小惠很好，饭菜总是让她觉得可口。而刚出国的小惠觉得，妈妈交给寄宿家庭那么多钱，唯有多吃才能找补回来，结果第一次放假回家时，小惠比出国前胖了整整20斤。 　　小惠大学毕业后，曾提供她寄宿的夫妻俩带着孩子，举家迁往英国，并把他们经营的超市兑给了小惠和她男朋友。小惠的男友老家在江浙一带，做的是家族生意，于是他们在新西兰搞起了代销。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俩人每天起早贪黑都忙不完，再加上小惠想母心切，便把张阿姨接到新西兰同住。 　　张阿姨告诉记者，“我本来没打算在这长待，但父母早就不在了，回国也就我老哥一个，没啥牵挂。而且那会孩子跟我说，当时想移民还容易些，以后政策一定会紧缩，到时候想移都移不了啦。更何况我实在不想再和孩子分开，既然孩子想移民，那就移吧。” 　　移民初期，张阿姨还挺高兴，新西兰到处绿树成荫，感觉空气都是甜的，是躲国内雾霾的好去处。可时间一久，张阿姨就不习惯了。“除了姑娘姑爷，我谁也不认识。不在这工作、学习，没有同事同学，也没啥机会认识人。有时我真想国内的人，想我那帮姐们儿、老邻居，连原来单位整过我的人都想……”张阿姨觉得，移民还是更适合年轻人。 　　日本，想说爱你不容易 　　受访人：王吉鹏；年龄：25岁；移民国家：日本；出国前、后职业：学生 　　有人认为移民更适合年轻人，但王吉鹏告诉我，移民海外的年轻人也有他们的难。 　　吉鹏到日本前，王妈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出国前，王妈妈曾与发小一同开饭店，由于比较熟悉餐饮业，到日本后她一直在餐馆打工。  　　“当时出国就是希望能找到好的就业机会，目前来看，现实没让我们失望。中肯地讲，还是在日本的生活状况更好。在这里，只要不懒都会过的不错。像我家，虽然妈妈每天都很辛苦，要从中午工作到晚上，但我们在日本已经买两套房子了。” 　　凡事有利就会有弊，作为外来人口，“另类”文化无时无刻不冲击着他们的大脑，本以为同为亚洲国家，思想差异不会太大，但没想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同样是谈何容易。 　　王吉鹏给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和日本朋友一起打球，中场休息去买水，如果在中国，朋友间一般不会要钱，毕竟一瓶水也就100日元(折合人民币7元左右)，但是日本人就不会这样。好吧，既然你们如此亲兄弟明算账，那我买水的钱你是不是也该主动给我？不给钱，你是不是应该回请我啊？可日本小伙伴没有这样做。“日本是个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但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和中国人很不一样，有些甚至让人难以接受，起码我这个年龄的接受不了。” 　　两年前，王妈妈带着吉鹏去入国管理局(Immigration Bureau)申请入籍。但由于日本法律要求，只有在境内生活五年及以上的外来人口，才有资格申请入籍，可吉鹏当时在日本只生活了四年，因此申请被驳回。而王妈妈则是由于语言问题，未通过审核。王妈妈告诉记者，“我都一把年纪了，现在听说没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求我读写，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嘛。”同时王妈妈表示，现在“日中两国”关系恶化，母子俩的护照是永住，随时回国或者回日本都方便，慢慢便放弃了入籍的打算。 　　王吉鹏也认为，他现在还是学生，都能强烈感受到难以融入当地人的圈子，工作后只会愈演愈烈。日企有一套自己的工作体系，和国内不同不说，压力还很大。“想融入这个社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并得到大众的认可，我不能说做不到，但是很难。”而且出来时间越长，他越眷恋自己的家乡，始终还是想回国发展。       或许生活中的不适应可以慢慢调整，可入乡随俗的工作态度却很难速成。首先，刘洋发现自己在家乡已无用武之地。“我毕竟读的是加拿大名牌大学，老家关于贸易的高级职位太少，看来要想在国内发展，恐怕还要去一线城市。” 　 　　于是，他又从老家跑到北京，并很快在一家国内贸易企业谋到一份职位。不料他的海归身份和高学历，没能成为他平步青云的推动剂。相反，那种从完全不知名的专科学校毕业的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很快成了他的上司。 　　最终，他被这家企业辞退了。“有一单生意出了失误，是我们这组做的，但是其他组员都不承认过失，我就主动跟上司承认了。”当问及为何没像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时，刘洋是这样告诉记者的：“我拿了公司的薪水，就有义务为公司负责！” 　　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做贸易。做了三个月后，这次换他主动辞职。究其原因，则是国内的人情世故让刘洋喘不过气来。他告诉记者，虽然外企的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但他还是常常被人整。怀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刘洋打算春节过后，重返加拿大。 　　拿什么拯救你，移民后的家庭 　　受访人：老李；年龄：48岁；移民国家：美国；出国前职业：房产开发商；出国后职业：不详 　　说起草根移民，一个难到“家”的故事最先抢占了记忆山头。 　　初见老李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和妈妈去机场接机，飞机晚点，一行人失望地等待。突然出口处有人与妈妈打招呼，大家立刻兴奋起来。原来，那一家三口是妈妈的老朋友。妈妈说，他们最近在办美国移民，正忙得焦头烂额。  　　当时听到移民，办的又是美国，我好一阵羡慕嫉妒恨啊。但当为了本期稿件再次联系老李时，听到的却是个让人出乎意料的故事。 　　过来人都知道，办全家移民可不是个小的工程。谁先出去，再办谁，谁最后撤；资金啊、积分啊、条件啊、缘由啊；卖房子、卖车、告别，等等等等。几年耗费的心血、时光、机票、银子，不是几个不眠夜就能商讨完的，不是几次国内外往返就能搞定的。再加上地球两边的思念、担忧，甚至恐惧，每个人似乎都经历了一场炼狱，决不是一把心酸泪就能概括周全的。 　　老李说，全家移民后的异乡团聚，远没有期待中的那么天长地久，好像还没解过来乏，他和妻子就离婚了。提起这个，老李有些气急败坏地讲道，“你说，出去以后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处处装成一副土豪样，好像她身上有多大生意似的！人家也整不明白她有多少钱，到处都有人接待她，‘抢’她为人脉。那奢侈品买得没完没了，一般的地方人家都不去，清一色高档场所。你说这日子还能不能过？都不如不移民了，不出去她哪能这样！” 　　在他看来，移民难，天下尽知，而保全家庭，才是万难之首，只不过是发生的多，传出去的少。在移民家庭中，离婚的不在少数。无论是全家一起出去，还是一人先行，都很难打赢家庭保卫战。即便是胜利了，精神上完全没有“走私”的，又有多少呢？刀耕火种，等成了外国公民，家也不存在了。老李自嘲地说：“移了回民，就是到美国领了份精美的离婚证书！”他现在总是和朋友反思，这场移民到底值不值…… 　　移民就要早做准备、一步到位 　　受访人： 杨曼；年龄：24岁；移民国家：加拿大；出国前、后职业：学生 　　青少年草根移民一般走的是留学、永居，再移民的发展路线。虽然这样可以在移民前更深入了解所选国家，但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方面，都是个巨大的开销。因此，移民加拿大的杨曼没有选择相同的道路。杨曼坦言，最初有出国的念头是她上初中的时候。但是老爸老妈合计后，发现当时出国的花销比上大学后直接办移民还大，于是果断放弃。此时，杨妈妈开始了她在异国的事业，为女儿今后移民铺路。 　　高中后，杨曼早早着手办理移民手续。虽然此时移民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可中介机构还是不够成熟。尽管她已按材料清单做了准备，但还是经常被通知缺这少那的。最要命的是这些手续不能在当地办理，需要去北京递交，于是杨曼化身运输大队长，不断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间。而出入境管理局正式审核申请时，杨曼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  　　之后又经过历时两年的辛苦等待，杨曼终于怀揣着永居身份，踏入了她的第二故乡——渥太华。又过了五年，绿色的护照小本本顺理成章地躺在了杨曼手上。 　　杨曼的移民路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尽管整个过程耗时长，但是由于提前做了国内外的准备，因此没有耽搁计划。相反，有些同学上了大学后才着手办理，直至毕业都没申请下来，这样他们就很被动，毕业后不知是该找工作，还是单纯地等待。 　　即将毕业、离开校园的杨曼表示，有了加拿大护照，她找工作时可被优先考虑，如果想去其他国家学习、工作、生活都很方便。最后，杨曼兴奋地告诉记者，她打算在今年圣诞节时到伦敦旅游。“听说英国旅游签不太好办，有了加拿大护照，我省去了许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