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辛上邪 旅加博士，专栏作家 印度人移民美国和加拿大比中国人晚得多，最初来的也是劳工，同样受到过这两个国家歧视性法规的限制，但他们崛起速度非常快。正如美国的移民政策研究中心（IPC）的相关报告所概况的，“尽管起点卑微，但印度人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成为了美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之一。” 印度劳工抵达美国的时代晚于中国人。类似于中国，最初的印度移民也是输出的劳工。1790年代，第一批印度劳工抵达北美，但人数不多。当时印度劳工也受到重度剥削——每天工作19个小时，每个小时赚18美分——却比同期在印度的待遇还好。 1900年的人口统计中，在美国的印度裔只有2050名，还包括印度和其他种族的混血。二十世纪初，印度劳工激增，一下子涌入近万名，导致美国原来反日韩移民的种族歧视机构都赶紧改名为“反亚洲联盟”，这样就能连着印度劳工一起排斥了。 美国在1943年终止了排华法案，1946年才通过卢斯-塞勒法案，该法案允许每年移入100名印度人，并允许他们加入美国籍。同年，允许所有移民在美国购买并拥有地产。 1952年新的移民法案允许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移民，也鼓励有技术的人移民。这样一来，更多的印度裔得以进入美国，并开始加入到技术、专业阶层，他们也能在环境良好的社区中安家、与中产阶级为邻。 1960年代，对印度移民的限制彻底解除后，印度移民人数持续激增。与先前不同的，新来的印度移民不再是旁遮普邦的苦力或是商船上的奴仆，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据2002年统计，美国的印度裔超过16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0.6%。印度裔继华裔、菲律宾裔之后，成为美国第三大亚裔族群。而印度裔每年平均增长率为7.6%。在二十一世纪最后十年中，印度裔增长率是106%，是增长最快的亚裔族群。 印度人来加拿大的时间更晚。第一批印度移民1904年抵达加拿大。不同于去美国的印度人，来加拿大的主要都是锡克教徒，他们最初登陆于温哥华。虽然彼时加拿大也反移民，但几千印度人还是努力在当地站稳脚跟。 他们中很多人都经营生意，既保护了自己族群的利益，又为温哥华增添了活力。而几年之后，加拿大政府通过了几个有歧视性质的法案，如要求印度裔移民缴纳200块钱的登陆费（欧洲移民只要交25块）等。这些法案使得其后几十年，几乎都没有印度人移民来加拿大。 1960年代，随着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废止各种歧视政策，加拿大境内的印度移民猛增了二十倍。而且除了锡克教徒，其他印度人也大量移民加拿大。根据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如今，每年有大约3万印度人取得加拿大永居身份，数万人前来加拿大旅行、学习、工作。仅2013年，就有33000印度人活动永居身份，14000名学生前来留学，而印度游客达13万人。多伦多地区的印度裔更是达60万之多。 和美国类似，印度裔也是排在华裔、菲律宾裔之后的加拿大第三大亚裔移民族群。但印度裔是最重要、显眼、均衡的族群之一。印度人良好的英文素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使得他们来到加拿大后，很容易在诸如信息科技、科学、医药卫生这些重要的行业中担任重要的职务。 而同时，印度社群中强悍的人际关系支撑也对他们迅速融入新环境给予有力的帮助。因此，印度裔往往是在登陆抵达加拿大后，能在最短时间内安家立业的族群。 加拿大移民局对印度移民的评价是：“印度裔加拿大人充分代表了加拿大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政治到体育及其他各方面。他们是加拿大世界形象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而美国移民局的评价更高大上，IPC报告的总结是：美国化的印度文化欣欣向荣。美国的印度裔正在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已经成为最有活力、高收入、专业、融入主流社会的族群之一。无论作为加州的农场主、还是高技术的工程师、大企业的管理者、遍布全国的令人尊敬的医生、排名前列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享誉国际的大学中的研究人员或学生、酒店业主和经理、计算机领域的科学家和信息业的企业家。 美国印度裔是最瞩目和先进的社群代表之一。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几乎时候从1960年代开始，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到达这个高度。

即便家缠万贯，也有说不尽的苦恼。 大温地区的华人们，在主流媒体里常被概念化，成为财富的象征。甚至，有的极右媒体，将他们视为以地产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被认定是抬高房价的罪魁祸首，被扣上“超富有中国人(ultra-rich Chinese)”的帽子，甚至被工薪阶层的洋人们唾骂，恨不能将其驱逐出境……然而，这些富人的二代们，在顶着父母财富“压力”的同时，却还有着一本难念的经。 他们有的深受社会的不公对待;有的即便富裕，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有的则是在得知父母是富豪后，难以处理内心的失衡，甚至精神崩溃。近日，加西周末记者走近这些“富二代”，揭开他们隐藏在财富背后的秘密。 家庭奢华而破碎 用房东李女士的话说，Jay是个“疯子”。 在温哥华与列治文交界位置的一栋独立屋地下室里，Jay每晚10点左右，开始活动。他时常大声打电话，把邻居吵得不得安睡。大部分时间里，他嘴里重复着一句话，由一个单音节的中文字“妈”组成。Jay可以像大喇叭一样，循环说着一句听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的话，“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Jay是出生于广州，13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这里上中学。从Jay的房东，一对李姓的华裔夫妇那儿，记者得知，Jay来自富裕的华人家庭，是属于嘴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男孩。Jay的父亲在移民前，便在温西买下了一套奢华的独立屋。“ 论他的家境，绝不至于租我们地下室里的一个小套间。”李女士告诉加西周末记者。但即便是租住在外，Jay的父亲也为他雇佣了全职保姆，几乎每天过来给Jay打扫卫生、洗衣做菜。 然而，让李女士倍感意外的是，Jay有着极其严重的恋母情结，且行为古怪，常沉溺于血腥暴力的视频，并满口污言秽语。 原来，在Jay即将举家搬至温哥华的那一年里，家庭就经历了一次父母离散的变故。Jay作为唯一的儿子，被父亲及爷爷奶奶视为全家的命根，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劝母亲放弃对Jay的抚养权。“他妈妈家里远不及爸爸有钱，放弃这个儿子，在广州重新找户人家嫁了，或许是这个女人最好的选择了。”房东李女士猜测道。何况，让Jay留在温哥华的爸爸身旁，显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里是无数华人梦寐以求的温柔乡。 就这样一来二去，Jay和父亲，在温哥华的家里又生活了几年。这几年里，一大一小两个爷们儿，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坐同一张餐桌吃饭的时候，Jay没少挨父亲打骂。他的心里一直有股怨气，无处发泄。之前和母亲一起的时候，Jay总有个女人可以撒娇和依赖，可是母亲一走，一切都变了。 很快，Jay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回家，她很年轻、貌美，开始的时候，也很温柔。没过多久，新妈妈就怀上了Jay同父异母的小弟弟。Jay心想，这个破碎的家总算要出现转机了。 “我又不是什么坏人，我对小弟弟一直很好的，是他们挤兑我。”Jay的语速极快，好像被鞭子追赶的马蹄声一样，在促狭阴暗的地下室餐桌对面，Jay神情恍惚地说。 2016年的夏天，正是一款手机AR游戏Pokemon Go很是流行的时候，Jay带着尚会走路的小弟弟到家附近的公园里“抓”小怪兽。当时唯一在家的保姆，一心想阻拦这两个疯狂的男孩子，未果，只好陪着他们出门。不料，小弟弟在这次玩耍中，摔了一跤，把膝盖磕了，幸好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并无大碍。 然而，后妈为此事却是大发雷霆，她冲着当时已经是17岁的Jay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她把Jay的父亲也喊来，向全家人郑重宣布，自此以后，两个儿子之间，还是划清界限的好。Jay在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父亲早已经不是原来的父亲了。 “他有他自己的家庭，我有我的。”Jay说。他每天晚上9点左右起床活动，给远在广州的母亲通电话，“妈妈妈妈，妈妈妈妈”，Jay在温哥华电话这头欣喜地说，“妈”或是Jay唯一一个笑着说出的字。即便母亲因为有事不接电话，Jay也会独自在地下室里，把这句话说上好多遍，“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当记者问及“你觉得家在哪里”的话时，Jay没有直接回答，他低着头看手机，在他的YouTube收藏夹里，列满了血腥暴力的视频，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的视频。“我爱Trump!他强大又有手腕。”刚刚高中毕业的Jay说。 面对社会不公对待 她们无可奈何 “富二代”里不仅有深受无爱家庭折磨甚至因此丧失理智的人们，更有被社会丑恶化的“公主们”，比如Pam和Weymi。 Pam Zhao和Weymi Cho是曾经出演《公主我最大》的两位女演员。她们不仅拥有柔美动人的外表，且来自富裕的华人家庭，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资质。然而，就是这两个看似“全民女神”的人设近日发声，向记者吐露她们在大温所面临的不公对待。 今年5月，CBC对Pam Zhao和Weymi Cho进行采访。报道显示，两位目前在Point Grey合资开了一家花店，在面对记者时，她们说道，因为自己是中国移民的身份，常被人质疑各种与财富有关的问题。 即便有时，她们只是因为喝了酒，叫了一辆计程车，也会被司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所缠绕。“哦，你是中国人啊，难怪坐计程车呢，你一定很有钱吧!”一位温哥华本土的司机曾这样对Pam说。 就是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让Pam感到很不安。这已不是Pam第一次面临别人的质疑了。在大温，很多人一见像Pam这样的“富二代”女孩，就会发表一些即兴评论。他们或评论对方家庭，觉得这些“富二代”背后必有一双贪婪的父母，或者干脆对这些“富二代们”妄加批判，认为这群人完全没有工作的必要，一定是每天吃喝玩乐，逍遥自在。Weymi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她告诉记者，她的西人朋友们在得知她运营一家花店的时候说，“你根本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你真幸运!”Weymi说，“他们认为，我只是坐在花店里喝喝茶而已。” 更有甚者，世人会选择把自己生活中的怨气，发泄到这些“富二代”身上。Pam就曾经目睹这样的一幕：自己朋友的豪车停在路边，却被路人公然吐了一口痰。 而此事就发生在温哥华市中心一家餐馆旁，吐痰的人竟然毫无顾忌，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此举。而Pam和朋友当时就在餐馆的露天阳台上，他们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然而，在感到错愕、愤怒之余，Pam也表示自己无可奈何。“你能怎么办呢?”Pam反问道。 大温的工薪阶层常常错误地以为，自己身上背负的债务，是由这些“富二代”与他们的父母们一手造成。“实则，把大温的生活成本等危机怪罪到外来移民，就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Blaming Vancouver's affordability crisis on foreigners is 'a red herring.')。”UBC历史学系教授Henry Yu说。而政府为了转移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也常常坐实这些舆论。 温哥华城市规划师Andy Yan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项调查，曾在大温掀起过轩然大波。Andy的调查报告显示，温西地区三分之二的豪宅交易花落中国买家手中。这则报告一出，立即有人指Andy大有歧视新移民的嫌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将矛头指向这批所谓“超富有中国人(ultra-rich Chinese)”。 然而，Pam却表示，这些舆论导向与事实之间往往是大相径庭。“尽管我理解现在人对生活成本高昂的哀怨，但是，人们应该想办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把矛盾转移到我们身上。”Pam告诉记者。她认为，现在人的哀与怨，常常被舆论引向一个错误的终端：中国移民。 与Pam和Weymi有着相似荧幕形象的Florence Zhao更是有着一段骇人听闻的往事。 据悉，Florence同是《公主我最大》的女演员，2015年，正值该节目热映之际，震惊温哥华的苑刚碎尸惨案也于同年年中发生。苑刚是节目女主角、白富美Florence Zhao的舅舅，而碎尸案的凶手就是Florence的亲生父亲赵利。 惨案就发生在Florence录制《公主我最大》期间，当Florence在节目上炫出自己私人岛屿的同时，她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段话：“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同是一家人，一边是受害的亲人，而另外一边，我的父亲被控告二级谋杀罪，而我的母亲是报警的那个人。” 原来，Florence的父亲赵利和舅舅苑刚在生意上发生口角冲突，赵利在情急之下，拿起了抢，朝苑刚的胸膛开去，苑刚在连中两枪后由于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赵利后将苑刚的尸体拖到无人的地方，将其剁成一百多块，分尸以隐藏。 惨案一经发生， Florence的真实家境也随之被披露。Florence的舅舅苑刚确实很有钱，他生前在加国地产及农业方面有着庞大的投资，而Florence一家则不然，赵家初到加国时，生活很是拮据，苑刚时常接济赵家。而Florence在《公主我最大》里炫出的豪车、豪宅等也均是她舅舅苑刚的资产，并不为赵家所有。 由此可见，电视节目对于Florence、Pam和Weymi三个女孩的形象，大有夸大渲染甚至丑恶化的嫌疑，在子虚乌有的光环下，她们实则是社会价值扭曲、变形的牺牲品。而像Pam和Weymi这样自身也极为努力的“富二代”，她们所承受的不公对待，就更让人感到愤然。 突如其来的财富让她无所适从 很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看似家缠万贯，实际上多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在得知父母是富豪后，反倒是产生了巨大的失衡感，辍学、疯狂购物、沉溺裸体俱乐部的行为接踵而来。 恩洁就是有着这般遭遇的女孩。 恩洁的妈妈很早就与恩洁父亲离异，小恩洁自记事起就很懂事，经常陪伴在妈妈身边，帮她分担家务活。而对于重组家庭的父亲，小恩洁也并不怀恨，她常说，“我爸妈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了，还是不去打扰他们两家为好。” 恩洁带着同龄孩子没有的气质，她时常过于懂事，万事都由自己操心，不愿为别人添麻烦。但是这一切，从恩洁得知父母其实很有钱的时候，发生了改变。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恩洁告诉加西周末记者。现在的恩洁，痞气而乖张，她常常购买奢侈的化妆品，而她的名牌包包与衣服几乎铺满了卧室。更让人担心的是，恩洁几乎每周都要进出裸体俱乐部。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恩洁透露出要做俱乐部女郎的想法，并声称那是个“特别好赚钱的职业”。 恩洁的习性，很大程度上由家庭造就。原来，在父母离异后，恩洁长期跟随母亲过，她们的生活节俭而又单调。直到有一天，恩洁母亲说要给女儿移民，还特地带着恩洁飞往温哥华，在当地一栋独立屋里住了一段时日。与母亲在温哥华的这段时间里，恩洁得知，这个带着自己在国内生活了十几年的单身妈妈，竟然是个手下拥有几套房产的富豪。 从那以后，恩洁开始变得颓唐起来，她疯狂向母亲要钱，甚至产生了辍学的想法。“我和我妈的经济账算得特别清楚，她欺骗了我这么多年，难道一点经济补偿都没有吗?”恩洁反问道。 有时，恩洁觉得她和母亲之间就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金钱与利害的关系。“我几乎不会和我妈谈心，因为也没什么可谈的，她也从不关心我每天的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三天两头的争执。”恩洁告诉加西周末记者。或许因了这样的成长环境，恩洁最大的嗜好，是在网上结交同样是生活铺张无度的中国富豪移民们。 与恩洁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一名UBC肄业的华裔女孩CiCi。CiCi是个聪颖可爱的姑娘，她自小就很勤奋，一直以来，CiCi就有个出国梦，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她的梦想终于现了：3年前，CiCi顺利考入了UBC，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温哥华高昂的生活成本，让CiCi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她常常不吃不喝，加班加点地学习，而为了完成学校的课题报告，CiCi时常熬夜至凌晨两三点钟。如此长期以来不规律的生活，让CiCi患上了慢性胃病。她的父亲见到女儿如此卖命，终于忍不住把真相告诉了CiCi。 原来，CiCi的父亲的财富足可支撑她想象中的生活。“很多人或许觉得，我在得知消息后会很兴奋，但事实并非如此，”CiCi告诉加西周末记者，“我在听到父亲说出‘你不需要工作’这几个字时，觉得整个人都崩溃了，我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成了白费功夫，他究竟是为什么隐瞒了我这么多年?” 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们或多以负面新闻的形式出现在西人媒体上，而诸如上述几位“富二代们”，在大温地区的主流视野里，也常常被扣上“丑角”的帽子。人们忽视的，是他们光鲜外表下的苦闷与挣扎，而褪去舆论的滤镜，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也各自有着一本难念的经。

　　图为一群申请庇护人士今年5月9日抵达魁北克边境圣伯纳德拉科勒(Saint-Bernard-de-Lacolle)的临时安置所。(加新社) 　　政府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以及今年第一季度，数千人非法从美国边境进入加拿大申请庇护，其中仅很少一部分同期被递解出境。 　　提交众议院移民委员会的信息显示，从2017年1月1日到今年3月31日间，只有135名提交庇护申请的非法入境人士被递解。 　　同期有超过5,000名申庇人士通过非正式关口入境。 　　政府称，只有在当事人用尽所有试图获得难民身分的合法途径后，边境官员才可实施递解手续。那些途径包括向移民及难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提交申请、申诉和其他行政措施。 　　联邦公安部长葛代尔(Ralph Goodale)的新闻秘书巴兹利(Scott Bardsley)说："每个被下令从加拿大驱逐的人，都有权获得正当法律程序处理。一旦个人用尽所有法律申诉途径和程序，他们应尊重我们的法律，离开加拿大或被递解。" 　　但巴兹利指，尽管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尽其所能递解不合格申请者，绝大多数非法入境者尚未到"可递解状态"。那可能因为缺少旅行文件，健康塬因或旅行限制。 　　保守党移民评议员伦佩尔(Michelle Rempel)说，她相信政府行动不足，未能规划一个有序的移民系统。 　　她指政府应采取进一步措施加速申请处理和递解，避免非法入境人士等待程序期间，滞留在加拿大几年。她提及移民部长胡森( Ahmed Hussen)的声明，胡森指最初来自海地的非法移民，超过90%的申请被拒。 　　伦佩尔说，假如那是事实，要完成所有非法入境人士的递解程序，可能需要"几十年"。 　　政府表示，会致力改善局面。边境局在今年的预算案中获得746万元，用来保证申请被拒、途径耗尽的庇护申请人能即时被递解出境。

　　本来小伙子拿出一把刀想打劫餐馆的老板，一名华裔大叔，没想到大叔假意拿钱却拿回两把菜刀，亮双刀大喊:你一把刀我有两把!吓得这个抢劫者落荒而逃。大叔这架势太吓人了，看来以后抢劫要多带几把刀了，要不真拿不出手! 　　据澳洲新闻网援引《昆士兰日报》报道，澳大利亚一名年轻人手持刀具冲进昆州一家面馆，打算抢劫，但他没想到，该店的华人老板拿出两把更大的刀。 　　录像显示，这名19岁的男子走进Kedron面馆，发出指令，却不是点餐那么简单。他从裤子里掏出一把刀，给老板娘递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我有一把刀，给我钱。” 　　面馆老板亨特・胡(音译)假装照着年轻人的要求去做。 　　“我问，‘你要多少钱’”46岁的胡老板说道。 　　随后，他谎称要去面馆后面取钱，于是往后走，回来的时候拿了两把大菜刀。 　　胡老板挥舞着大菜刀，追着年轻人跑到门外喊道：“你有一把刀，我有两把!” 　　年轻人跑得飞快，出门时还撞上一个站在门边的女学生。他在车流中冲过Gympie Road六条车道落荒而逃。 　　警方称，年轻人跑到附近一家快餐店，连人带刀被抓了个正着。

　　据美国《侨报》报道，在美国，长途卡车运输司机是一个有着高风险、高强度工作量的蓝领阶层。因收入相当不错，成为吃苦耐劳的华裔们首选职业之一。不过，华裔不同于其他族裔，他们还面临着一个奇怪的“高风险”：英语讲不好。因此，他们可能被罚千元(美元，下同)、被剪驾照，至少3、5个月无米下锅。这就是洛杉矶华裔卡车司机经常遭遇的“歧视罚单”。 　　英文不好成交通违规 　　在由加州通往亚利桑那州的高速路段上，有一个检查站，过往车辆均需进行常规的跨州检查，尤其是货运卡车。据不少华裔运输业内人士反应，经过这一站点时，长着一张亚裔面孔的华裔司机们经常被叫下车，会被工作人员询问很难的技术问题，而早已经考试过关的大卡车司机们，虽然驾驭车辆已经非常熟练，却很难用英语回答包括大量专业词汇的问题。于是，他们被认定驾照有假，不仅会被开一张数字很夸张的罚单，而且当场剪掉驾照。亚利桑那州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此外，类似状况在全美各检查站点均时有发生。 　　面对歧视困境的华裔蓝领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开始发声。其中，有两位关键人物，川普亚太裔顾问王湉和关逾。 　　北美卡车协会成立 关逾细述歧视困境 　　2017年2月18日，华人卡车司机们联合起来，在洛杉矶正式成立“北美卡车运输协会”(“North America Trucking and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拥有一家运输公司，1993年赴美，2003年开始从事卡车运输、物流和仓储行业的关逾，成为协会首届会长。卡车协会在王湉的协助下，开始接触政界人士，与交通部等相关政府机关建立联系。 　　据关逾介绍，协会的宗旨中有一条就是帮助协会内的司机与各地警察打交道，尽量减少因为司机的英语口语水平而导致来自某些州的警察的歧视性对待。并计划在协会成立之后即开始推进国会立法，禁止警察对母语不是英语的司机的歧视。协会成立当日，汇集了来自全美各地的行业代表，一些华裔政要，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加州议员Philip Chen均到场表示支持，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也派出代表理查德・瑞维拉(Richard M Rivera)现场致词，祝贺协会成立。 　　协会初经成立，关逾开始发声，以亚利桑那州为典型，讲述华裔卡车司机的境遇。“10 个华裔卡车司机中大约会有8个在亚利桑那州曾遇到罚款或作废驾照事件。被罚的原因并非是华裔卡车司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而是因为司机们无法用英文流利回答警察，或高速巡警的问题。”关逾说：“他们在经过检查站的时候，比较远被看到是亚裔面孔就会被拦下来。有时还有会拿本英文书让他们朗读，然后说他们有问题。后果一般有两种情况，简单交通罚单一般一百元、两百元，不过我们看到的这类情况的罚单，一般在1000元左右，开这么重的罚单，理由是‘你不会说英语’(You don't speak English)。二是直接在驾照上打洞，驾照作废。” 　　多方请愿 亚利桑那州议员当即电话问责 　　2017年7月，关逾和王湉代表协会向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Ed Royce)和川普竞选团队副主席埃利奥特・布罗迪(Elliott Broidy)反应华裔卡车司机面临的问题。2017年9月，他们又去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向亚利桑那州国会众议员保罗・高萨(Paul Gosar)反应情况。“没想到，高萨当场就帮我们打电话了。”关逾事后介绍说。2018年6月，当谈及“罚单事件”后续时，关逾很高兴，他说，“现在司机们已经很少遇见之前的情况，接到不合理的罚单了。” 　　“我们之前找到议员罗伊斯，他和高萨很熟悉，高萨是管理亚利桑那州检查站区域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特别愿意帮我们和亚利桑那的国会议员直接沟通。而我们也很希望去亚利桑那和这位国会议员见面，反应华裔司机的需求。”关逾说。之后，当去亚利桑那州向高萨反应清楚情况后，没想到这位国会议员反应特别快，马上打电话问责。王湉介绍当时情况时说，“高萨当场安排秘书电话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检讨目前开出的罚单中，有没有更多涉及语言的罚单，即使开了罚单，金额为什么会那麽高。二是检讨目前有没有针对亚裔司机的歧视。” 　　时值2018年6月，从开始维权至今，时间已经过去1年多。当关逾被问及目前华裔司机的情况时，他显得很高兴，“当初我们不能确定结果会如何，回到洛杉矶等待消息。当然还是很高兴，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我们开始请愿之前，华裔司机面对此类问题只能去找律师，然后再去到亚利桑那州的法庭申诉。这一方式不但费时费力，而且与警察打官司的胜算极小，也触动不了检查站进行改变。尽管我们华裔卡车司机多数拿的是加州驾照，加州DMV 判定可以重发驾照给他们，但这期间需要几个月，让需要养家�b口的华裔司机的家庭财务状况立刻陷入危机。” 　　政府官员入会卡车协会 民间沟通加强 　　2017年曾代表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参加卡车协会成立活动的交通部官员理查德・瑞维拉，以非官方身份加入了卡车协会，通过协会，加强了政府部门与华裔卡车行业的民间互动，而关逾认为这种联系至关重要。 　　“华裔卡车运输行业很需要和交通部等相关部门保持或官方或民间的良好互动。我们的司机们开车都很厉害，但是牵扯到法规、政策这些会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条款、文件，因为受语言限制，会有很多困惑。”在最近一次卡车协会举办的讲座上，关逾说，“比如目前行业内最重要的，关于电子记录仪的法规。因为我们缺乏直接的一手信息，之前流传过各种说法，而记录软件，版本特别多，如何使用也是问题。我们去年做过一次讲座，两位加州交通部门的特派人员，卡洛斯・布兰科(Carlos Blanco)和艾瑞琳达・富恩特斯(Erlinda Fuentes)来主讲，重点讲解法规，让司机们明确电子记录仪已严令安装，必须在2017年12月18日之前完成，可以有4个月时间的缓冲。现在已经过缓冲期，再不安装就要被罚了，所以又请瑞维拉过来给大家做讲座。” 　　当说起和华裔司机们的互动时，瑞维拉表示非常愿意和华裔司机们加强沟通，“在交通部工作中，之前与华裔旅游大巴司机团体打交道比较多，处理很多投诉问题。前不久我加入了北美卡车协会，成为他们的会员之一，现在经常和华裔卡车运输司机沟通。我今天是‘志愿者’来给大家讲座。”据瑞维拉介绍，与华裔司机们的工作沟通过程中发现，因为语言障碍，司机们对于冗长的各类英文法规、政策确实有很多困惑之处，他希望能多做一些工作来改善这一情况。 　　由此，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北美卡车行业协会在一年多的历程中，不仅维权成功，而且取得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并由此保持了联系与互动，为在美华裔卡车司机阶层办了实事。

　　联邦保守党党魁希尔(Andrew Scheer，图)周五到访魁北克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小镇，他在讲话中指出，加、美应透过外交途径，减少非法越境申请庇护的人潮。 　　希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于重新谈判《加美安全第三国协议》(Canada-U.S. 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 　　该协议规定，难民可在加、美其中一方申请庇护。协议允许两国拒绝已在另一国申请庇护的人士入境，结果很多人徒步在非正规口岸非法进入加拿大，再提出庇护申请。 　　希尔周五到访魁北克边境圣伯纳德拉科勒(Saint-Bernard-de-Lacolle)，以及附近的鲁克斯厄姆路(Roxham Road)。 　　数千计难民正是经该处，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 　　希尔表示，非洲和中东的难民营中有许多人，更值得被允许进入加拿大。他炮轰总理杜鲁多说，难民危机是由于总理去年1月在推特发布推文所引起，他当时表态称欢迎逃离迫害、恐怖和战争的人士到加拿大。 　　他说："显然，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想法，都是因为杜鲁多那段着名的推文而起，他说欢迎所有人……政府迄今为止的一切提议，都只是处理危机的表面症状，而不是从源头解决"。 　　希尔又批评在边境建造接待寻求庇护者的设施，认为那营造了一种这些设施将会永久存在的气氛，指"那些已设置的建筑物，已安装的系统，在我们看起来，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些设施将变得愈来愈恒久不变"。

　　为了分流跨过加美边境涌进魁北克的难民，加拿大中部的曼尼托巴省也开始接纳这些难民。到目前为止已有12名进入魁北克的难民到曼尼托巴提交了难民申请。 　　实际上，在曼尼托巴省与美国交界的艾默森(Emerson)地区，也有滞留在美国的难民越过边境进入加拿大。因此那里也在去年为寻求庇护者建立了一个接待中心。 　　该中心去年上半年接待了585名难民申请人。今年1月至5月，已经帮助了330名难民申请人。 　　该接待中心的负责人是曼尼托巴省跨宗教移民委员会的主席丽塔・查哈尔(Rita Chahal)女士。 她说：“我们预料将有更多进入魁北克的难民会转来西部。这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作为一个难民代理机构，需要做好准备”。 　　上个星期，联邦政府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宣布将为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马尼托巴省拨出专款5000万加元，以应对难民涌入带来的住房等支出。其中魁北克省收到3600万加元，曼尼托巴省收到300万加元。 　　查哈尔说，尽管难民申请人总数并没有去年那么高，但平均每月仍有50至70个申请人。他们愿意到曼尼托巴来的原因包括，不会说法语，在这里等待难民听证会的时间比魁北克短，也有些人觉得当地社区与难民之间有更好的联系。 　　查哈尔表示， 接待难民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不只是食宿，还有语言和口译服务，医疗和药物开支，财务支持，甚至婴儿车等需求。 　　曼尼托巴省省长布莱恩・帕利斯特(Brian Pallister)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在接纳难民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上得到认可，也感谢联邦政府对各省所需花费给予补充”。

　　多伦多市中心一带的居民正在寻找一位老年男性。据称，这位老人在草坪、人行道和小学操场上随地大便。海报中老人的样貌很像华裔，且海报是中英双语。 　　在苏荷广场(Soho Square)，也就是Queen West和Peter streets以北的镇屋区域，张贴发布了不少于15份传单，以警告当地居民有这位用连环大便袭击社区的老人。 　　告示写道：“请注意，这名男子一大早在附近公共场所大便”。“社区明明有如厕设施，他却不用。为了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他必须停止这样做!” 　　多伦多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有关这名男子行为的报案，据称他还在别人的花园里大便。 　　海报包括涉事男子的两张照片。两张照片里他都拿着Tim Horton的咖啡杯，他人看起来比较干净，梳着平头，身着黑色休闲裤，戴着眼镜。 　　附近的一位居民告诉多伦多太阳报，该男子本周已被发现至少6次在公共场所排便，安全监控摄像头显示的确是他随地大便。 　　已经知道的是，嫌疑人在去卫生间后使用卫生纸，这意味着他可能随身携带卫生纸，有预谋地公开大便。 　　该人至少曾经在 Phoebe Street 的Ogden Public School 外的灌木丛中排便。 　　最初，居民以为公开排便的人可能是无家可归，但看过海报的人已经站出来说他并不是 流浪汉――而且多年来一直在Queen West附近大便。 　　无论如何，他的行为已被认为足够严重，多伦多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海报说：“警方组织积极调查来帮助寻找、识别他，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请通知警方第52分局。” 　　郁郁葱葱的Queen West苏荷广场地区目前到处贴满了海报，以寻找这名连环大便的男子。 　　这并不是近年来的第一起上新闻的类似消息。 　　就在上个月，一名新泽西州高中督导员被发现每天都在自己学校的足球场上大便。 　　2017年，科罗拉多州的警方也曾搜寻一名被称为“ 疯狂大便贼 ”的女性。据悉，这名女子每天早上慢跑后会专门在一户人家的草坪上大便且从未被抓到。  

中东地区硝烟四起，叙利亚等国家难民大量涌入欧洲和北美，Mahame一家就是众多难民中的一个缩影。由于涉嫌使用假护照入境，Mahame要被重新遣送回肯尼亚难民营。 幸运的是，事情有了转机，Mahame得知他不会在周一被驱逐回肯尼亚，案件仍在审理之中。得知这个消息，Mahame与其家人和数十名社区支持者喜极而泣。   纵使颠沛流离 也有人间真情 1994年，Mahame逃离了家乡索马里，并在肯尼亚Ifo难民营呆了将近20年，在那里他遇见了他的妻子 Ali。难民营的生活很艰苦，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Mahame和 Ali结合在一起，并且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两岁。 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最珍贵，那一定是爱情。因为它跨越生死，纵使颠沛流离，但只要彼此在身旁，就会觉得岁月静好，明天还有希望! 千钧一刻 响起的电话成为“救命稻草” Ali自2006年以来一直待在Edmonton ，自此顺利成为加拿大公民。Mahame于2013年拿着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却无法获得难民身份，成为“名正言顺”的加拿大居民。 由于涉嫌使用假护照入境，Mahame被告知要被重新遣送回肯尼亚难民营。在机场，他的红色行李箱已经被打开，要求接受安检。就在这时，下午1点30分左右响起的电话，拯救了他的命运。这个电话是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打来的，证实要延误Mahame驱逐出境。 Ali在接受采访时称：“人们现在都在哭，互相亲吻......这里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   妻子Ali在接受采访

　　难民律师敦促联邦政府，在处理申请庇护人士从非正常关口入境事宜上停止跟美国政府合作，并暂停执行《加美安全第三国协议》(Canada-U.S. 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联邦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图)日前赴美，与美方研讨协力应付非法入境潮事宜。 　　胡森周一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进行高层会谈，商讨申请庇护人数持续飙升的问题。会后，两人重申会合作应付有关的边境安全事宜。胡森曾表示，他希望继续跟美国合作，巩固并更新《加美安全第三国协议》。该协议可助两国政府联手控制难民申请者的涌入。 　　但加拿大难民律师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Refugee Lawyers)发言人斯利科夫(Maureen Silcoff)表示，其协会跟其他民间团体均对胡森的言论感到惊愕。她指出，羁押个案不断上升，羁押所情况恶劣，而且有时甚至出现相当可怖的状况，有儿童在抵达后被强行与母亲分开，以此作为震慑效果。斯利科夫认为，加国应反其道而行，协会希望加国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备受争议的移民政策划清界线，并终止该份协议。不过，胡森表示，该份协议"对加美合作有秩序地处理难民申请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曾报称，逾600名儿童，当中包括婴儿和幼童，在企图越境进入美国时与双亲分离，而他们的父母被捕并送往羁押中心。

　　最近，加拿大移民局公布了2017年通过快速移民通道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数据报告。据报告显示，印度和中国是申请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但是印度人要远远超过中国人。 　　根据数据显示，2017年通过快速移民通道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印度籍人数为36,310，占所有移民人数的42%;中国籍人数为7,466人，仅占9%;第三大国家则为尼日利亚，申请人数为5,130人，占6%。 　　与2016年相比，各个国家的申请人数都有显著的增长。印度和中国的申请人数都增加了3倍左右。不过2017年的第三大申请国则有菲律宾变为了尼日利亚、第四大申请国则由英国变为了巴基斯坦。 　　对此，有专家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去年引进的职业都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而这个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比较占优势的行业，拥有的高技能人才比较多。 　　2017年申请移民人数最多的前十个国家 　　1.印度：36,310人 　　2.中国：7,466人 　　3.尼日利亚：5,130人 　　4.巴基斯坦：3,339人 　　5.英国：2,652人 　　6.美国：2,030人 　　7.巴西：1,672人 　　8.伊朗1,382人 　　9.爱尔兰共和国：1,274人 　　10.澳大利亚1,264人 　　卑诗省、安省和艾伯塔省是选择率最高的省份 　　报告显示，2017年申请永久居民的移民中，卑诗省、艾伯塔省和安省是选择率最高的三个省份。申请安省作为移民地的人数有36,087名，申请卑诗省作为移民地的人数有12,401人，艾伯塔省则为8,687人。 　　不过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和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的申请人数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在新斯科舍，由快速通道系统和加拿大省级提名项目管理的所有三个经济项目的录取人数增加了40%，新不伦瑞克省的人数则增加了一倍多。

美国国土安全部最新发布的内部记录显示，去年川普签署“限穆令”后，加拿大政府为了搞清楚该政策涉及的问题，列出了16个详细问题的清单给美国方面，内容包罗广泛，从难民申请到生物特征采集等方面。其中提到，加拿大难民激增开始于限穆令之前，美国建议加拿大从自身找原因。 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2017年2月有要求披露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拉尔夫·古德尔打电话给美国时任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前，向凯利通报的相关情况。 每天大约40万人和价值超过20亿元的商品和服务穿越加美边境。 “限穆令”的正式名称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该行政令适用于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 2017年1月27日签署后，此前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人以及来自加拿大的旅客都搞不清楚自己会不会受到影响。 当时约200名加拿大永久居民的Nexus受信任旅行者卡片（Nexus trusted-traveller cards ）突然被取消。有几个少数族裔的人在美国边境被拒之门外的报道。而且，通过偏远边界点北上的难民潮一直持续到今天。 行政命令生效一周后，古德莱尔告诉众议院，自由党政府正在努力确保加拿大的双重国籍人士仍然可以在边境使用Nexus卡。 2017年2月编写的新发布的说明显示，卡片持有者“不应受到行政命令的影响”，但国土安全部门也可以听取遇到麻烦的人讲述自己的具体情况。 美国的记录还显示，加拿大官员想知道这个命令是否也适用于在加拿大登陆的来自受限制国家的移民。 加拿大方面当时提出的其他问题还包括： - 行政命令中与美国隐私政策有关的措施是否会影响加拿大人的相关数据？ - 是否有更多详细的标准来防止“外国恐怖分子或刑事犯罪渗透？” - 该命令对难民申请系统有什么影响？ 根据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安全第三国协议，寻求难民身份的人必须在首先抵达的国家申请难民地位，不管先到美国还是先到加拿大。 因此，加拿大官员询问是否允许来自七个所列国家之一的难民申请人因两国协议被加拿大拒绝后，是否可以重新进入美国。 难民问题在当时就考虑到了 凯利起草的国土安全备忘录显示，古德尔可能“表达了对从美国通过陆地进入加拿大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的担忧”。 媒体的报道将人数增多与行政命令联系起来，引发加拿大很多人要求暂停或废除安全第三国协议。 然而，备忘录补充说，这一趋势实际上早于行政令的签署，大多数难民申请人有有效签证，可以留在美国。 美国的备忘录是建议加拿大寻找自身的原因。 “加拿大高级官员最近发表的公开声明、以及难民立即获得加拿大福利，包括医疗保健、教育、社会服务和就业许可等，也可能被认为是鼓励潜在的难民申请人，特别是有些国家如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乍得和厄立特里亚的难民还有更高的通过率。”

据CBC报道，联邦移民部长哈桑（Ahmed Hussen）今天宣布，政府将拨款$5000万为寻求在加拿大避难的难民建屋或安排住处，而这笔钱只是长期拨款计划的第一笔，随后政府将陆续拨钱给各省或城市，对难民们的住所作出安排。 这$5000万主要用于应对跨越美加边境来加寻求避难的人们，其中魁省将获得最大份额，$3600万，因为那里的情况最为危急；$1100拨给安省；另外$300万则拨给曼省（Manitoba）。 哈桑在新闻会上强调说，这笔拨款只是为了应急之需，以便为越境到魁省，多伦多，以及曼省的难民们提供临时住处。 哈桑还说，政府试图创建一个难民分流系统，旨在将已经抵达或准备流向主要大城市，包括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难民引导到其它地区或社区。一个难民接待中心将在安省的Cornwall成立，随后还将为陆续而来的新来者确定其它目的地。 就在哈桑宣布上述决定之后，联邦保守党移民事务评论员Michelle Rempel指出，自由党政府的措施是“创可贴”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无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这位保守党议员对移民部的做法深感忧虑，批评说这样大张旗鼓的宣布相当于在召唤更多难民。告诉他们说，大家都来吧，加拿大为你们安排住房，提供医疗保健，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 她还预测说，自由党的做法无异于“招蜂引蝶”，相关政策和措施推出后，估计会有一波又一波的难民从美国越境进入加拿大，形成一种令人生畏的恶性循环。 越来越多难民从魁省涌入多伦多 魁省官员表示，到今年夏天，每天约有400个难民从美国越境进入该省，其中不少人流向蒙特利尔，或转向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 多伦多市府的官员也表示，近来几个月难民数量激增，令市府庇护系统的压力大增。今年迄今为止市府已经拨款$6450万用于难民救济，但仍然捉襟见肘。市长庄德利已经向联邦求助，希望政府拨款应对越来越严重的难民危机。 市府住房部门主管官员Paul Raftis近日表示，为了配合安省自由党政府的紧急救援计划，将对多伦多的两所学院进行征用并改造，以收容更多从魁北克流入多伦多的难民。两所学院分别是位于士嘉堡的Centennial College，以及位于西区的Humber College。 他还警告说，如果难民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涌入多伦多，那么两处新增的难民安置点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满足不了需求。 CP24的报道说，其实魁省和多伦多向联邦要的经费更多，其中魁省要$1.46亿，多伦多要$6400万，以支付安置难民的开支。移民部长哈桑表示，将继续与魁省和多伦多协商未来时期的拨款事宜。

他们家被称为“美国华人第一家庭”，培养出六个女儿，全部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大女儿便是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而他自己本身，已足够传奇。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思小妞 坐标美国， “轻职场”概念创始人 前几天，全球航运界久负盛名的《劳埃德船舶日报》（Lloyd's List）第一次将“美洲成就奖”颁给一个华人。 他出身清贫，却以第一名成为夺得“状元船长”； 而立之年，放弃稳定优渥生活到美国打拼，白手起家； 而今，他被誉为“华人船王”； 她和妻子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他们共同缔造了“美国华人第一家”。 他就是：赵锡成。 赵锡成和小女儿赵安吉在颁奖现场 年少立志，投身航海事业 1928年，赵锡成在上海嘉定一户农家出生。父亲是位好心的乡村教书先生，母亲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是家相夫教子的好妻母。 出生在那样一个战乱时代，且非殷实之家，实在不算幸运。所幸的是，作为家中独子，胸有笔墨的父亲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教他识字、读书、做人。 父母的心愿很简单，不求他大富大贵，但愿他能这战火年代，得一技之长生存下来。那时，大家的心愿都很渺小，能够安稳度日就是幸福。 可谁也没想到， 出身微寒的赵锡成，竟然一步步走出家乡、走进名校、最后远赴重洋，在美国白手起家苦干几十年，成为身价过亿美金的一代华人船王。 年轻的赵锡成和父母合影 1946年，19岁的赵锡成以高分考取国立交通大学航海科（现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在大学期间，他不仅成绩优秀，还因为长相清秀俊俏，成为不少女生心仪的对象。 身在乱世、心系报国，本来对情爱毫无遐想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安徽名门之后朱木兰。 没想到，这一眼，便是一生。 只可惜，爱情刚刚萌芽便被战火烧断。 1949年5月，赵锡成被派到“天平轮”上实习。此时内战已经打到上海，轮船刚出上海港就被封锁了，“天平轮”收到命令，到华南各港疏运“国民政府”物资，最并终停靠在了台湾。 1950年代，赵锡成在台湾“慈云轮”上 现在，如果你从上海飞到台湾探亲只需要2个多小时，但那时却耗费了赵锡成近2年的时间。 到达台湾后的他和上海断了联系，不知道心爱人情况如何，只能每天买报纸查找外省人的消息，他甚至还到台湾外省人的落脚地去撞大运，希望在茫茫人海中发现朱木兰。 直到一年后，他才在报纸公告的毕业名单中看到了朱木兰的名字，人生终于又明亮起来。 1951年，这对早已彼此心有所属的情侣终于在台湾喜结良缘。 有了小家庭后，赵锡成自觉责任更加重大，一方面他热爱大海、热爱航海事业；一方面他也想给家人一个美满的生活。所以婚后，赵锡成化身“拼命三郎”，一年中有10个月在海上漂泊，就连大女儿赵小兰出生，也是在满月后才第一次见到她。 他的努力换来了高超的技术，一路升迁，很快就成为最年轻的代理船长。 航海事业不仅为赵锡城提供了比较丰厚的薪水，还拓宽了他的眼界和志向。30岁的他并没有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而是报名参加了台湾“考试院”举办的甲级船长特种考试，一举夺魁，成为最年轻的“船长状元”。 赵锡成在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学生证陈列在上海海事大学校史馆 曲线救国，他离台赴美 由于政局关系，当时想从台湾直接回大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人曲线救国，从台湾去美国发展，然后再从美国回到大陆。 赵锡成的父母都还在老家，于是他也动了这样的念头。 1959年，赵锡成在妻子的支持下放弃高薪好工作，放弃安逸的小日子，只身前往纽约追寻“美国梦”，两年后他和妻子、三个女儿在纽约团聚。 朱木兰带着三个女儿在从台湾航行到美国的轮船在甲板上的留影 90年代出有一部很红的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对赵锡成一家来说，纽约是天堂还是地狱不好评断，但一开始的日子确实过得很心酸。他曾在采访中这样描述刚来美国时的生活： “那是一段充满艰难，充满挑战又充满希望的岁月。人地两生，文化差异，语言困难，只能凭借着多年对船业的经验，在纽约招商局代表处做些日常业务，待遇微薄。同时，还在另一家‘复兴航运公司’兼职。期间，我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但因战乱丢失成绩单，只能被收做试读生，半工半读。” 一边在高校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边打3份工来维持家庭日常开销。一家5口人蜗居在纽约皇后区一室一厅的公寓里，这样的日子维持了3年多，辛苦却幸福。 一家五口拍摄于纽约皇后区公寓 在美国名声大振，仍心系祖国 1964年，36岁的他终于完成学业走出校园。同年，他创立了福茂航运公司，主营航运、贸易和金融业务。 公司初建规模小、实力弱，在美国航运界默默无名，赵锡成敢闯敢想，到美国农林部争取运单，此举在当时还被同僚讥讽为“好高骛远”。 后来，他不仅拿到了长期运单，使得福茂获得了利润和声誉，还把联合国难民署发展成客户，多次为难民署运输援助物资。 然而， 让赵锡成真正在业内名声大振的一件事，则是他成功躲避了当时长达10年的航运业大萧条。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赵锡成全面系统地分析船运业前10年发展，发现相关指数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周期越来越快，同时通过分析研究对船运业产业链，发现了当时正孕育并隐藏着“泡沫航运”。 图为赵锡成在三个女儿的陪同下接受银钟奖颁奖。（美国《侨报》/管黎明 摄） 因此，他果断在航海业衰退之前，卖掉了手中所持的全部船业股票，及时躲避了激流险滩，保存了实力。而后举一反三，把多年的船业经验运用在其它领域，用这笔雄厚的资金转做当时冷门的外汇交易。这个先见之明让他获利丰厚、生意越做越大。 饮水思源， 赵锡成在美国取得成功后，他开始积极为中国的航运事业贡献一己之力。 当时，在新中国造船业刚刚走出国门时，福茂集团就向中国订购了当时最大规模船只；在世界造船业下滑之时，又向中国订购了世界最大吨位绿色环保型船只，对推动中国开拓国际造船市场起到积极推动作用；2002年，世界造船业呈下滑趋势之时，他又向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一口气订购了4条17.5万吨好望角大型散装货轮，二度成为向中国订购散装货轮的美国航商。 2005年1月4日，在上海浦东港口，世界最大吨位绿色环保型“安梅号”在当时吴仪副总理的命名下落成下水，成为赵锡成一生的骄傲。 与妻子伉俪情深，共同造福中美高等教育 令他骄傲的不仅是他的事业，更有自己的家人。 首先是妻子朱木兰。 赵锡成和朱木兰从一见钟情到一生相伴，一爱就是60年。 出生富贵家庭的朱木兰并没有因为他“贫下中农”（在一次演讲中赵锡成自称）的家世而嫌弃他，反而执子之手、全力支持、与子偕老。 你想去美国闯，我支持你。怀着7个月的身孕，朱木兰自己抚养着2个已出生的女儿； 你想读书，我支持你。虽为大家闺秀，但朱木兰愿意“退居幕后”勤俭持家、让赵锡成安心在外打拼； 你想创业，我支持你。作为第一代移民，生存的压力、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精神的孤独，朱木兰全部咽下。 这就是朱木兰作为妻子给丈夫和整个家庭带来的支持和力量。她用一生支持丈夫，而赵锡成也爱了她一生。 2007年，朱木兰在与淋巴癌抗争许久后去世，至今，赵锡成每周末还会驱车前往妻子的墓地看忘爱妻。 朱木兰不仅是优秀的贤内助，也曾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求学一直是她的心愿。 所以，在丈夫事业稳定、6个女儿们都各自“功成名就”后，她开始走进校园，并在50岁那年取得了东亚研究硕士学位。 而她对教育的尊重也影响了赵锡成，夫妻二人成为美国华人著名的慈善家，致力于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福茂基金官网上有关基金会的任务和目的介绍明确表示“教育为本” 1984年，夫妇二人设立了木兰基金会，为那些进行中美文化交流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至今有5000多名学生受益； 夫妇二人还一起在中国创立“木兰奖学金”，奖励航海、轮机专业品学兼优的学生，至今共有2000余名大学生获得该奖学金； 2007年,在朱木兰去世之前，他们捐款100万美元给上海海事大学新校区建造一个配备了最先进设备的航运仿真训练中心，并命名为“木兰航运仿真纪念中心”； 2008年，为母校上海交大捐款建成“木兰船建大楼”； 2012年，为哈佛大学提供了4千万美元资金，兴建赵朱木兰中心，这是哈佛大学375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女性名字命名一个硏究中心；同时并成立赵锡成朱木兰基金，专门资助获奖的华裔学生； 2015年，小女儿赵安吉又在哈佛大学以她父母之名设立了一笔37.5万美元的奖学金。 福茂基金官网上对朱木兰的介绍 2007年朱木兰去世后，不仅收到了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慰问，前第一夫人、国务卿希拉里，前香港特首董建华都发布视频悼念这位伟大的妻子和母亲。 以身作则，缔造“美国第一华人家庭” 这种尊重教育的精神也让赵锡成和朱木兰的6个女儿受益无穷，赵家一门六女，全部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廉玛丽学院…… 其中，大女儿赵小兰更是改写美国历史的女性。 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白宫四朝元老”，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她出任海事署副署长；老布什总统出任期间，她任美国交通部副部长；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连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现在是特朗普总统班底的第18任交通部长。 台湾著名作家刘墉曾写过一篇文章《他们这一家》，描写的就是赵锡成一家，文章里写道： “ 他们的家庭很中国化。家里宴请客人，赵家夫妇居然会让6个女儿出来像是服务员一样为客人斟茶、倒酒、上菜，诸如孩子们自己收拾房间、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家庭生活哲学。 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很美国化。像在美剧里看到的一样，身为父亲的赵老先生会指挥几个孩子自己动手料理自家的房前屋后。家门口长达30多米的柏油路居然是他们自己动手铺就的。 每个人对于家庭都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尤其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 赵家的气氛民主、活跃。每周日午餐后的点心时间也是家庭会议时间。每个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收获、计划，相互征求意见。 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与服从时，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 对待事业，敢闯敢拼、不忘初心； 对待爱情，共同进退、长情一生； 对待女儿，不教之教、以身作则。 赵锡成一家被称为“美国华人第一家庭”，名副其实。

编者按： 人生就像年轮，一年又一年的累积，但无论你是身在何处，都要不忘根不忘本。本文作者虽身在加拿大，却年年和家人一齐保持着中国的传统——过春节。从穷苦的第一年到公公婆婆探亲的第四年，再到成功移民公婆的第七年，这中间从未断过，把两人小家慢慢过成六人大家。作者用最朴实的文字，记录着家家都有的流水账，却透露着难能珍贵的幸福与知足。 自登陆萨省以后依然年年过“中国年”。从两人家庭到六人大家庭，每年过新年都会有不同的新内容。 刚出国时，两人一穷二白，和别人拼租在一个单元，过新年了，二家人合计一块吃个团年饭，算是在寂寞无助的国度里相互取暖。男人们敞开了喝酒，骂骂娘，叹叹气，讲讲现在的不如意，说说曾经。中国年仿佛是我们生命里无法抹去的标签，它提醒着我们的出处，制造材料，同时借由此，带给我们一些冬季的暖意。 第二年，有了小朋友，过新年时被朋友请到家里团聚。这一年里，领导工作开始趋于稳定，孩子的诞生让小家庭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气息。每天都有孩子制造的快乐，她成长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苦涩生活的甘露。朋友一家同样感叹着我们这一年来的变化。拿到了资格证书，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孩子也出生了。日子天天都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前进着。同时移民的另一家成天吵架，这个埋怨那个，那个报怨这个，总觉得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 第三年的新年，老公去了外地挣钱，过新年时，只能大家在网上视频。你在电线的这头，我在电线的那头。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老公的眼眶都有些湿润了。日子没有大富大贵，但平淡中相濡以沫的珍贵是外人无法体会的。虽然不能一家人坐在一起团年，可是，形式远比没有内容重要。 第四年的新年，公婆探亲来到了加拿大。算是全家老少齐全的一个团圆年。婆婆提前赶制香肠，腊肉，老公买齐各种年货，在异国他乡全家人能一起过年有种特别的喜悦。老公和公公酌着小酒，讲着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婆婆搂着孙子，哄着孙女，我在厨房忙活，这样的图画想来是我们内心最美好的人间幸福，现在，我们都拥有了。那一年，我们有了二个孩子，车子换了一辆新车，准备买房子了，生活越来越有活力，心境也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安稳。 第五年的新年，老公想拥有一个特别的新年，于是带着一家人去美国旅游。在旅途的风景中，在辗转的车马劳顿中，在孩子的惊喜欢叫中，我们度过了一个很没有中国味的新年。这一年，我们平平安安，老公工作稳定正常。一心存钱，想离开租房的日子。 第六年的新年，我们买上了新房，我们也可以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团年了。老公请来了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朋友，还有单身在加拿大奋斗的同乡，曾经同租一屋共同奋斗的战友。大展手艺，一秀厨技。一年来，大家都有了不同的变化，老朋友搬了家，换了房;同乡考到了专业资格证;战友刚从中国返回加拿大，这次，他们决定不走了，扎根下来了。 我们自己这一年也有一些变化，孩子开始上学了，老公带着全家夏走迪斯尼，冬至迈阿密，开始了他的环球梦想第一步。他畅想着明年计划走哪些地方，花园明年要折腾个什么样，厨房他打算要全部更新，等等。一切都是我们第一个新年时所没有想到的。 第七年的新年马上又要到了。这一年里，公婆移民到了加拿大，算是让他们老有所依了。老公在工作稳定之余没有什么其他更高的奢望。他每天的注意力变成了：女儿的牙齿什么时候掉?怎么长得不整齐?要不要约牙医?儿子活动乱跑，是不是多动症了?哎呀，你看，他在那里一个人玩玩具可以玩很久，他是不是自闭症了?你看你，又胖了，怎么搞的? 一年又一年，家家都有本流水帐，而新年就好像是我们一年回首的句点。再回首时，每一年我们都有进步，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欣喜与欢乐，也有苦恼与悲伤。不管是全家老小阖家团圆，还是单身一人孤身打拼，都祝愿各位健康平安，往后的日子都朝着积极阳光的方向迈进。

  华裔混血摄影师陈小龙历时近18年，拍照片记录混血华裔外貌改变。图为Kip Fulbeck的作品。（Kip Fulbeck提供） 华裔混血摄影师陈小龙（Kip Fulbeck）历时近18年的“混血亚裔计画（Hapa project），即日起至10月28日在日美国家博物馆（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展出，部分项目志愿者观展后热泪盈眶。陈小龙表示，参与拍摄的混血亚裔超过1200人，十多年后还能找到 其中的70%很不容易。 2001年起，陈小龙执著于拍摄混血亚裔，并请他们写下“你是什么（what are you）？”的回答。2006年，陈小龙在拍摄约1200名混血亚裔后，于日美国家博物馆展出，并将展览命名为“部分亚裔，100%混血（Part Asian, 100% Hapa）”。近日在同一场馆举行的“混血亚裔计画”是2006年展览的后续；旨在反应十余年后，这些混血亚裔从容貌到心态的改变。   华裔混血摄影师陈小龙历时近18年，拍照片记录混血华裔外貌改变。图为Kip Fulbeck的作品。（Kip Fulbeck提供） 混血亚裔计画志愿者在拍摄照片时，不化妆、不佩戴任何饰物，肩部以上完全赤裸。陈小龙表示，未经修饰，可以忠实记录外貌特点。通过对比前后“你是什么”的回答，则可以大致明白志愿者心态的改变。例如，有志愿者从前写下“我是一个人（I’m a person）”；十多年后，她写的是“长大后，我想不出比‘我是一个人’更好的回答”。 陈小龙现任圣塔芭芭拉加大（UCSB）艺术学院教授，除了繁忙的课业，他平均每天需要为混血亚裔计画花费五到六小时。陈小龙希望在尽可能多的地区征集混血亚裔志愿者。他表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成长环境，外貌与心态必定受影响。例如混血亚裔在加州很常见，而中部地区相对少有；后者对自身“独特性”的感受，往往比前者更强。   华裔混血摄影师陈小龙历时近18年，拍照片记录混血华裔外貌改变。图为Kip Fulbeck的作品。（Kip Fulbeck提供）   混血亚裔计画展出的志愿者照片，距他们首次参与计画，已经过去约15年。陈小龙表示，15年前，部分志愿者留下的电话号码，已成为空号或转为他人使用。通过社交软件、社团等线索，好不容易与志愿者再次取得联系，陈小龙又面临第二道难题。部分志愿者首次参加计画时，年仅五、六岁、且由父母协助报名，他们对计画没有印象。陈小龙表示，好在许多混血亚裔在听完他对计画意义的阐述，都愿意再次参与且积极配合。 参与计画的混血日裔志愿者最多，混血华裔其次；女性远多于男性，比例三比一。陈小龙认为，日裔对混血议题关注更多，亚裔混血女性则比男性更喜欢展现自己。   华裔混血摄影师陈小龙（右）介绍“混血亚裔计画”照片。（记者陈开／摄影） 华裔混血摄影师陈小龙（右一）向民众介绍“混血亚裔计画”。（记者陈开／摄影）  

　　日前，加拿大一名冒牌的移民顾问打着提供移民服务的旗号，只收钱不办事，骗了不少申请人。近日，安省法庭裁定其入狱7年，赔款3万元。 　　诈骗惯犯 　　据悉，这名“冒牌”移民顾问名叫科迪纳。 　　相关资料显示，科迪纳曾于1983年获得律师执照。 　　1997年，她通过做假账等方式，涉嫌骗取安省法律援助计划$20,000经费，被加拿大律师协会(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宣布取消其律师资格。 　　1996年-1999年，她在美国的纽约州无照经营律师事务所，收了顾客的钱不办事，骗取金额数以万计。 　　2000年，她在纽约州被判有罪，并被判处至少9年徒刑。 　　但在2009年11月假释出狱后，她却又开始“重操旧业”。 　　出狱后的科迪纳在多伦多经营多家移民公司，其中市中心的一家名为“Codina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她自称资深移民律师，为大量申请者及其家属办理移民身分，然而她并不持有移民律师身分，而且收到办理费之后就不再理睬申请人。 　　不理判决 不予赔偿 　　随后，一些顾客将科迪纳告上安省小额法庭。 　　多伦多妇女Golrokh Amirpour Dolatshahi就是受害者其中之一。 　　日前，她通过安省小额法庭起诉了科迪纳，指控后者收取$24,000的费用之后，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关服务，更没有把她在伊朗弟弟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办成。 　　小额法庭当时作出裁决，命令这位移民顾问支付总共$25,000的赔偿，但这名胜诉的原告一直没有拿到钱。 　　这名心力交瘁的原告对媒体表示，她花了一年四个月来打这场官司，虽然最后赢了官司，但一直拿不到赔偿，目前在手里的判决只不过是废纸一张，留下的只是失望、愤怒以及沮丧。 　　对此，被告的代理律师Joseph Irving还曾对媒体称，说检控官向法官提出的判罚太重。 　　他说，如果联邦政府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最高刑期也不得超过两年。此外，对其当事人罚款$130,000也实在太重，这将不可避免地让其当事人陷入经济困境。 　　法官宣判 　　近日，法官宣判其入狱7年，向四位受害人赔款3万，而除去先前被拘的时间，她还需再坐牢5年。 　　然而，科迪纳对判决并不满意，她已表示将会提出上诉。

中国侨网5月28日电 据澳洲网微信公众号消息，身在澳大利亚，这个包容的多元文化社会里，“种族歧视”似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相对比较少，但一出现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最心酸的不是澳大利亚人歧视华裔，而是华裔歧视自己的同胞。 最近，据《Financial Review》报道，新州一男子张延昌(Chang Yen Chang，音译)因涉及歧视自己酒店的华裔雇员被罚款超过20万澳元。 因为被苛待(薪酬)的厨师夫妇之前受雇于张延昌，拿的是457签证并靠这份工作取得了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被盘剥，但拿到永居权后将遭遇诉诸于法律，究竟是不向种族歧视低头，还是白眼狼的忘恩负义？ 华人雇主苛待华裔却善待白人？ 新州男子张延昌(Chang Yen Chang，音译)在塔州东海岸拥有并经营Scamander Beach Resort Hotel。 据悉，这对厨师夫妇跟张延昌一样，是华裔，来自马来西亚。张延昌决定从马来西亚招聘员工，部分原因是，他知道马来西亚人会接受每周工作6天。(在马来西亚，人们通常工作6到7天)于是，这对夫妇拿着457签证来到澳大利亚，开始了一周工作六天的生活。 然而，这对夫妇得到的待遇与澳大利亚本地员工不同，他们总共被少付了2.8万多澳元的工资，还被要求加班，而且没有记录工作时间。但张延昌基本上正确地支付了澳大利亚白人雇员的工资。 Baker法官称，张延昌一直把他担保的这对夫妇称为“家人”，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为他努力工作。对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帮助家人、为家人努力工作的文化。张延昌认为，因为他和他担保的厨师同宗同源，所以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于依赖这份工作才能留在澳大利亚，这对马来西亚华裔夫妇说，他们不愿意抱怨自己的待遇，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的签证和永久居留申请。 2013年，这对夫妇成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丈夫于2014年停止在张延昌的酒店工作之后，他们向公平工作专员提出了协助请求，并开始了调查。 在诉讼期间，公平工作专员成功地证明了，张延昌及其酒店违反了《公平工作法》中的种族歧视条款，公平工作专员Natalie James表示，张延昌有意区别对待马来西亚夫妇与白人雇员，这突显出澳大利亚剥削移民员工。 这是公平工作专员第一起涉及到种族歧视胜诉的诉讼案，最后，张延昌在联邦巡回法庭被罚款3.5099万澳元，他的公司Yenida Pty Ltd被罚款17.6005万澳元。 其实，类似的案件并不少见。前阵子，就有两起“墨尔本知名华人餐厅克扣员工薪水被曝光”的案件，在华人圈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华人餐厅克扣员工薪水高达20万！ 2018年3月，墨尔本知名华人餐厅因压榨员工薪资而被投诉至澳大利亚公平工作监察员(Fair Work Ombudsman，下称Fair Work)，并陷入法律纠纷！这家餐厅，就是位于墨尔本唐人街最有名的华人餐厅之一：食为先 Shark Fin House。 2017年9月，当时在食为先担任厨师的吴先生在工作中受伤后请了一个星期病假。一个星期后，吴先生因为身体未康复，与餐厅老板沟通表示需要休息多一个星期，却被告知无法再提供带薪病假。 “我2014年10月来到澳洲，除去2015年春节期间回国结婚以外，一天假都没请过、没休息过！”吴先生表示，自己在食为先全职工作多年，理应享受带薪病假。(在澳大利亚，全职员工一年可以有20天年假和10天病假。) 一怒之下，吴先生把此事投诉到Fair Work。接到投诉后，Fair Work开始向吴先生了解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并向他解释澳大利亚工作规章制度、普及澳大利亚 计算薪酬的正确方法。吴先生按照Fair Work教他的方法粗略计算，发现食为先竟然欠了自己最多达20万澳元的薪水。 原来，吴先生2014年通过457签证到澳大利亚与亲人团聚，在食为先，吴先生每周要工作六天，每天10小时，周六日甚至每天要工作10个半小时。“之前在国内，我已经做了十多年总厨，曾在员工达500人的厨房做过主管。来到澳大利亚后不但工作强度大，还常常被当做最低级劳工来用，搞卫生倒垃圾跑腿什么杂活都要干，心理落差特别大。”吴先生说。 无独有偶，2018年7月，另一家著名华人餐馆也被曝出拖欠工资的丑闻。 2018年，墨尔本著名的川菜馆天府被指控付给员工10澳元的时薪，让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 公平工作检察员已经向联邦巡回法院提起诉讼，控告Box Hill的天府李米线和CBD Swanston Street上的天府饭店背后的公司少付员工工资。据称该饭店集团在2周内就少付员工31000澳元。 公平工作监察员、移民部以及边境保护官员去年采取联合行动，对天府进行突击检查。监察员指称天府的17个雇员被少付了18190澳元。而另外13个在天府李米线的员工则被少付了12805澳元。 据指称，这些雇员的时薪为10-22澳元。有些人每周工作6-7天，经常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监察员称天府没有付给他们法定最低工资，没有周末，公共假日，加班以及晚间工作的加班费。 在澳洲，华人坑华人的事似乎屡见不鲜。但是也有些华人在这些类似的事件下，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们质疑这些被盘剥的员工是在拿到身份后反咬一口的白眼狼。 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白眼狼？ 在“食为先拖欠工资事件”的新闻底下，不少人这样评论： “很明显这厨师早就知道怎么回事，拿到身份了就过河拆桥，如果语言通或者找得到高薪工作他们可以选择不在华人餐馆或是快递工作，如果这些都倒闭了，这些人又如何谋生呢？” “呵呵，我看是这位厨师PR(永久留居权)没办成，报复食为先吧。食为先造假克扣工资有错，没毛病，但一周6天860，你自己同意了，也干了这么多年……” 而在最开始提到的新州华人雇主苛待华裔员工的新闻下，也有类似的评论： “这就是白眼狼！不知感恩！那个雇主担保我拿到永住，不用克扣我给你2.8万澳元！” “其实这种事情每次的结局都一样，被盘剥者在拿到身份后向老板倒戈一击，老板又认为雇员忘恩负义。所有做这种事情的雇主应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的危害。” 有许多华人通过457签证顺利拿到澳大利亚永居身份，这其中，有的人选择在拿到身份后再投诉雇主是基于“拿身份优先”的想法，担心因为投诉雇主就失去了现在的签证和担保。而有的雇主或围观者认为，能给你担保就是照顾，你拿了身份再回头倒打一耙，就是白眼狼。 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收紧，457签证现在不存在了，但2018年新出台的TSS签证，4年期的TSS签证在工作3年之后仍然可以转永久留居，这使得担保TSS长期岗位会更加抢手，也许有很多人将继续挤在这个独木桥上。 那么，担保继续，剥削还要继续吗？ 无论是457签证还是新的TSS签证，任何劳动者都有获得正常劳务报酬的权利。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他们跟普通澳大利亚劳动者是同工同酬的，如果劳动者被不公平对待，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向Fair Work投诉。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担心失去身份和留在澳大利亚的权利而选择沉默，被盘剥、被苛待、被剥削的事就会变得更多，寻求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条件下拿到身份就会变得更遥不可及。(Aileen)

　　 一 “这份工作容易做吗？当然不。但这是一份糟糕的工作吗？也不算，因为它真的能赚很多钱。 ” 现居纽约最大的华人区法拉盛，来自中国福建的性工作者Candy如是说。 Candy现年41岁，出生在福州，小学毕业文化。15岁开始在工厂打工，每月工钱不到100元。她结婚很早，丈夫是一间海鲜加工厂的工人，只上过一年小学，却常年赌博、嫖娼、家庭暴力，经常把Candy和儿子打的浑身是伤。 那是80-90年代，福建移民风潮最盛的年代。Candy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决定想方设法去美国谋生。在前后历经十年、三次从东南亚、韩国、中东偷渡失败被遣返后，她终于在第四次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美国成功。 在一个福建蛇头的安排下，Candy花了50天，穿越了数十个国家，到达美洲的墨西哥。她至今都记得，自己如何蜷缩在卡车狭小的后备箱中动弹不得，经过七个小时车程到达边境丛林，之后徒步跨过几座山，翻山越岭进入了美国境内。 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还债。 Candy曾许诺蛇头，成功到达美国后给他7万美金，却没想到前三次偷渡已经把积蓄花光。东拼西凑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仍然欠蛇头3万刀。 为了还债，Candy刚到美国便四处打零工赚钱，然而英文不好、没有学历、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她，只能兼职做几份零工：在华人家庭做保姆，在中餐馆当服务员。每月收入1000多美金，付了纽约高昂的房租之后便所剩无几，根本无力还债，更别提寄给家人。 想起那个丈夫，和留在家乡生活窘迫的儿子，Candy明白：自己必须下决心在美国扎根，还债，拿到合法身份，把儿子接到美国生活。 一次偶然的闲聊，Candy听餐厅老板娘说起当地做性工作者的华人小姑娘，每月能挣将近一万刀。起初她很抗拒，但在巨额债务和为儿子提供美好未来的压力中，这份抗拒很快便土崩瓦解。 做出“下海”的决定，Candy只用了1天。 “不做这行，我在美国根本无路可走。” Candy托朋友联系到一个曾经的鸡头，请人家吃了顿饭，请教在纽约做性工作者的途径。鸡头告诉她，想赚钱就自己单干，去华人报纸上面刊登广告，留下联系方式。 个体性工作者招揽顾客的广告模板 纽约华人性工作者最常见的宣传方式是在华人报纸上打广告 Candy马上照做了。刊登广告花掉她200美金，也很快带来了第一位顾客。 这份钱无疑是好赚的。每次服务能得到100美金的报酬，以及20美金左右的小费。抛去每月1000美金的房租、1000美金的生活开支，Candy生意好的时候每月能挣7000刀，生意不好也有4500刀。一般纽约的性工作者工作至晚上八九点，便收工出门约会或跟小姐妹泡酒吧，但Candy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每天工作至晚上十一点，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乡，大部分用来还债，小部分补贴家用。 Candy的客户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剩下的来自港澳台大中华地区，以及东南亚华裔。Candy从来不接美国客户，因为怕是扫黄的卧底警察。 问起Candy有没有经历过危险，她也遭遇过三次抢劫。第一次她刚开张不久，一个温州男人到她家假装客户，抢走了500美元现金和两部手机。后来她才学聪明，家里不再放大额现金。 尽管有危险，但她还是选择这种“个体户”经营，赚得更多，也比在发廊做按摩小姐更自由。如果为别人打工，老板会拿40%的提成，还容易被警察清扫抓捕。 从十几岁到60岁，在纽约有很多像Candy一样的华人性工作者。 她们通常都是以旅游、商务签证入境；也有申请野鸡大学的学生签证，只读一学期然后退学的例子。等在美国安定下来，就黑在当地。由于语言不通、文化程度低，只有性服务行业是赚钱最多最快的工作。做几年之后申请政治避难绿卡，永久留在美国。 Candy说虽然生活艰辛，但是她从不后悔偷渡到美国， “留在中国的话，我的生活会比现在悲惨。” 她早已为未来做好计划：再做几年还清债务，就在美国开个餐馆，把儿子接过来。谈到这里，Candy眼睛里第一次露出希望和憧憬。 二 像Candy这样在纽约的华人性工作者，从事这个职业的原因各有不同。 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这份职业都是无奈之举。她们和Candy抱着几乎一样的目的，为赚更多钱而来到纽约，到目的地才发现没有学历、技能、资源的自己，想多赚钱只能出卖身体。 电影“Bitter Flowers - 下海”剧照 住在地下室的华人性工作者 也有一些女孩是主动出海从事性服务行业。有的因为家里急用钱，有的是对物质生活的极度渴望，也有的女孩因为男友或老公沉迷赌博或者投资做生意失败，在外面欠下大量债务，怂恿自己的女人出海卖身帮他们还债。这类女孩往往因为放不下对伴侣的感情、不忍心看到男人走向绝路，于是主动联系中间人（鸡头）偷渡到海外工作。 如果在国内从事性服务行业，她们很容易被抓，风险高不稳定。也只有相貌身材极其出众的年轻女孩才能赚钱。但在国外，无论是年轻女孩还是年纪稍长的妇女，都能比国内多赚数倍。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开价到150刀每次，稍微年长一点的可以收80刀。 还有一群女性，是被人贩子以海外打工的名义，骗到红灯区卖给鸡头。现年36岁来自广西柳州的小郑说，十年前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听信城里一名年轻男子，说带她们到美国去赚大钱， “在纽约做服务员一个月赚的小费都比国内工厂做半年的钱多。” 为去美国她们先被安排去了趟日本，在护照上留下盖章，又做了许多签证资料和培训，伪装成富家女旅行者的身份入境。 没想到，刚在纽约降落，她们便直接被带到法拉盛发廊做按摩女。 前3个月没有一分工钱，当做“带她们过境的中介费”，后来每个月给200美金生活费。在那样的环境中，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碰上恶劣的客人，还会被强迫做各种变态的服务。 后来，小郑在一位好心客人的帮助下交钱赎了身，也通过中介办理了在美合法身份，但她的麻烦依然没有结束—— 由于没有颜面回到家乡，又没有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没过多久小郑便只能重操旧业，做起了个体性工作者。 无论主动或被动从事这个行业，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些海外华人性工作者都丝毫不喜欢这份工作。 她们被当做物品，站成一排供顾客挑选。客人从头到脚打量她们的身体，仔细琢磨她们的“品相”，没有客人真正把她们当成人类来对待。客人会拒绝使用安全套，会声称服务不周拒绝付款，会打骂她们，反正她们也毫无反抗能力。 原因很简单，性工作者群体在海外能够寻求帮助的渠道非常有限，遇到危险她们通常因为非法身份而不敢报警。即使在欧美、在纽约，社会上仍然存在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人们不由自主想远离她们，她们被社会隔离孤立。政府亦对色情行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半公开地允许卖淫。 在有些地区，理论上她们可以向当地女性与人权非营利组织NGO寻求帮助。可是NGO的资源和覆盖范围有限，再加上她们自己也觉得羞耻，不愿意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职业，因此生活状态仍然面临巨大困境，埋下心理疾病的种子。即使以后想改行，她们既没有渠道接受其他职业的培训辅导，也无法向雇主解释过往职业经历。 电影“Bitter Flowers - 下海”剧照 被国外社会隔绝的华人性工作者 三 其实，当你走出纽约，站到其他国家、地区的红灯区街头，也能时不时看到“出海”从事性工作者的华人女性身影，这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几乎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有人前往性行业发达、生活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做站街女；随着大量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入驻投资，有人到非洲专门服务这些常驻海外有性需求的企业员工；美军驻扎阿富汗和伊拉克时，也有人在驻军营地附近做流动性服务工作者，解决美国士兵的性需求。 在这些国家，华人性工作者更不会得到任何保护。尤其是一些性产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拉丁美洲国家，官方的性产业营收就占国家总经济收入的10-15%，加上庞大的地下色情产业想必数字可观。 东南亚红灯区 孤身一人在海外没有亲朋好友没有尊严的日子里，支持这些性工作者们的信念只有一个：早日赚够一大笔钱，然后好好过日子。 千山万水远渡发达国家的华人性工作者们，几乎都想在本地扎根定居；而在亚非拉国家的女孩们，多数打算挣够钱就回国。她们的结局不尽相同，幸运的人在本地结婚生子做生意，过上趋于正常稳定的生活；不幸的人存款寥寥无几，回国也不得不重操旧业，预见悲惨晚年。 “想到账户里的存款和倒计时回家的天数，在这边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下去。” 在印尼雅加达红灯区工作的娜娜，打算在28岁之前攒够钱，回到家乡湖南，与同乡的适龄青年结婚生子，重新开始。 “其实也就那几年苦，咬牙熬过去就好了。” 来自湖南常德近60岁的方姐，年轻时在洛杉矶做性工作者，后来遇到了现在的老公，用两人合起来的积蓄开了餐馆和美甲店，过上了做老板娘的安稳生活。 “我以后回国，最担心的肯定是这段经历被人发现，哪会有男人肯娶我啊！” 22岁在新加坡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小周，始终担心回国后因为这段经历被男人嫌弃，再也没人想跟她过日子。 世间苦修大抵如此，有人半路全身而退，也有人一辈子深陷迷途。 日复一日，法拉盛住宅区寻常人家的灯火，在入夜前准时熄灭。只剩几盏诱惑显眼的粉红霓虹灯，暧昧恍惚地映着窗影，见证着风尘马蹄的来去无踪。 参考资料： 匿名朋友口述 （以上均为化名） Denise Brennan, Global Wome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olin Chin and James Finckenauer, 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lativ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Kolin Chin, Going Down to the Sea: Chinese Sex Workers Abroad.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2014. Siddharth Kara, Sex Trafficking: Inside the Business of Modern Slave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加拿大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Equifax公布的新消费者债务数据显示，加拿大3大移民都市的总欠债中，8成与房地产相关。 　　Equifax之前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加上抵押贷款，加拿大消费者共欠债1.821万亿加元，高于上一个季度的1.797万亿元，也高于上一年同期的1.718万亿元。   　　Better Dwelling网报导的Equifax最新报告显示，多伦多、温哥华及蒙特利尔这3大都市区的总欠债已达7,450亿元，与房地产相关的债务高达8成。   　　Equifax加拿大Decision Insights总监马利纳（Regina Malina）在一份新闻公告中说，“尽管债务很高，但抵押贷款的还款一般都是按时支付的，这可能是因为失业率较低，抵押贷款和汽车融资的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和合理水平。” 　　多伦多人欠债3,840亿 　　2017年底，大多伦多地区家庭欠债超过3,840亿加元，其中房产抵押贷款占了2,680亿元，约占总债务的70%，通过房屋净值信贷额度（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s）的抵押贷款达450亿元，占总债务的11.8%。总的房产抵押债务占了81.8%。 　　排在房地产抵押债务之后的最大债务是信用卡，债务总额达179.8亿元，约占未偿还总债务的4.7%；汽车贷款累计达119.6亿元，占3.1%；通过正常信贷额度的未还贷款额是85.8亿元，占2.2%；其他类别债务总额为312.8亿元，占8.1%。 　　这些债务不仅使家庭资产负债表难看，每个月还需要用巨额现金还债，大多伦多地区家庭每月需支付27.9亿元来偿还债务。其中15.2亿元用来还抵押贷款，占每月还债额的54.4%；1.2亿元用来还房屋净值信贷额度贷款，占4.3%。虽然与房地产有关的债务占总债务的80%以上，但因为利率较低，每月的相关还款额占总还款额的比例不足60%。 　　另外，信用卡每月还债需3.4893亿元，占总还款额的12.5%；汽车贷款需支付3.1932亿元，占11.4%；信贷额度贷款需支付1.22亿元，占4.4%；其他债务每月还款3.67亿元，占13.1%。 　　温哥华人欠债1,850亿 　　去年底，大温哥华地区家庭欠债超过1,850亿加元，其中房产抵押贷款占了1,339.6亿元，占总债务的72.4%，通过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抵押贷款高达245.8亿元，占总债务的13.3%。 　　温哥华总的房产抵押债务占了总债务的85.7%，这比率是3大移民城市之最，与温哥华在2016年8月率先实施15%的外国买家税后，今年2月再调升到20%所反映出的房市形势一致。 　　信用卡总债务在温哥华是71.4亿元，占总债务的4.7%；汽车贷款38.3亿元（2.1%）；正常信贷额度贷款未还额是33.1亿元（1.8%）；其他类别债务总额为122亿元（6.6%）。 　　该地区居民每月需支付7.207亿元来偿还抵押房贷，占总还款额的59.8%；5,564万元用来还房屋净值信贷额度贷款（4.6%）。与房地产有关的每月还款额占总还款额的比例接近65%。 　　信用卡每月还债需1.3542亿元（12.5%）；汽车贷款需支付1.06亿元（8.9%）；信贷额度贷款需支付3,961万元（3.3%）；其他债务每月还款1.4729亿元（12.2%）。 　　蒙特利尔人欠债1,760亿 　　2017年底，大蒙特利尔地区家庭欠债超过1,760亿加元，其中房产抵押贷款占了1,183.3亿元，占总债务的67.2%，通过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抵押贷款高达211.1亿元，占总债务的12%。 　　蒙特利尔总的房产抵押债务占了总债务的79.2%，这比率在3大移民城市中最低。实际上，蒙特利尔房市还没热到迫使政府施加外国买家税的程度，但行家普遍认为，这房市的上升速度，会领先于温哥华和多伦多。 　　信用卡总债务在蒙特利尔是101亿元，占总债务的5.7%；汽车贷款85.2亿元（4.8%）；正常信贷额度贷款未还额是50.5亿元（占2.9%）；其他类别债务总额为128.5亿元（7.3%）。 　　蒙特利尔居民每月需支付7.319亿元来偿还抵押房贷，占总还款额的45.5%；4,908万元用来还房屋净值信贷额度贷款（3%）。与房地产有关的每月还款额占总还款额的比例是48.5%，在3大都市中最低。 　　该地区消费者信用卡每月还债需要3.3亿元，占20.5%；汽车贷款需支付2.26亿元（14.1%）；信贷额度贷款需支付5,021万元（3.1%）；其他债务每月还款2.2173亿元（13.8%）。

　　图源：Famous People 　　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黄宗霑这个名字显得十分陌生。 　　不过，昨天美国区的Doodle纪念了这位华裔先锋派电影摄影师。 　　去年8月28日是黄宗霑118年诞辰，Doodle就曾纪念过这位摄影师。 　　图源：谷歌 　　Google表示：“尽管我们不大会重复使用Doodles，但是黄宗霑对美国电影带来了如此独特和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我们决定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发行周年之际运行该Doodle。” 　　如果说起美国电影届地位最高的华人，脑中自然而然的跳出一个名字——李安。大家爱听他说做电影需要“耐心”，“细火慢炖”，“自然生长”……所以提到奥斯卡就会想到“李安”。 　　图源：MovieMaker Magazine 　　但回看历史，黄宗霑，才是奥斯卡的常客。做个简单的对比： 　　李安获得奥斯卡奖三次，提名八次； 　　黄宗霑获得奥斯卡奖两次，提名十次。 　　看起来少获奖了一次，但在那个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这样的成绩足以傲视群雄。 　　图源：The Independent 　　美国的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评出“世界十一位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他排第四，票选宗旨是，对电影艺术形式影响最深的摄影师。 　　说白了，什么奖项，跟影响影史比起来，都是浮云。 　　他叫——黄宗霑。 　　心思活络，脑子灵光这点，从黄大叔小时候就可见一斑。 　　上个世纪去美国的一代移民，日子一点儿都不好过，那时候的小孩儿都有一个惨淡的童年。广告上都是：“老鼠、苍蝇、蟑螂、臭虫一扫光”，长辫子中国人正要张嘴吞鼠。 　　图源：Pinterest 　　华人背着“脏乱差”的标签，活得是既没地位，也无颜面。 　　1904年，才五岁的他，随母亲漂洋过海去投奔父亲，一名华人劳工，在美国西部修铁路。 　　但黄大叔一家天生就头脑灵活，不肯认命。打工仔的黄爸爸一心只想当老板，硬是在当地人的冷眼中开起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 　　虽然当上了小老板，孩子还是不好养，尤其是当地小孩拉帮结伙的嘲笑和冷落。 　　但这招对于黄大叔确是一点儿用都没有：从自家杂货铺里偷糖果，给别的小孩吃，一来二去，竟也能勉强混朋友。 　　不到十岁，黄大叔就用一把糖果解决了社交危机。 　　图源：Hyphen Magazine 　　长大后，他的想法也是与众不同，身材不高大的他却有一颗当拳击手的心，但是他的兴趣却很快消失了，并在一众拳击手转行当摄影师的大市场下，也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虽说隔行如隔山，但在当年摄影器材极其笨重的情况下，拳击手的好体格提供了这份工作最基本的身体保证。 　　当然，就算是体力过关了，这份工作终究靠脑子。当时毫无技术的黄大叔却有一颗“偷学”的心，都说黄大叔脑子灵光，就跟“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差”一样，“脑筋活”的人总是会特别“走运”。 　　在1919年，塞西尔·布朗特·戴米尔（Cecil Blount DeMille）在拍摄《男人与女人》的时候，因为要与真狮子演必须一遍过，导演戴米尔临时决定增加四处机位，从不同方位捕捉镜头。 　　由于当时摄影助理不够，黄大叔就这样成为了第四号机位摄影助理。 　　最后居然一遍过。 　　从此，黄大叔告别杂务工，当起了摄影师。 　　可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工资一周十美元实在是不够过日子。 　　黄大叔只能四处接零工，拍宣传照，努力创收。 　　他人生的最大机遇在这时悄悄来到他的身边，人生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破土发芽了。 　　1922年，黄大叔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转折。这一年，他为著名影视女明星好莱坞甜妹——玛丽·迈尔斯·明特（Mary Miles Minter）拍摄了一张造型照，成功将她蓝色的眼镜在照片上“变”成了黑色。 　　图源：A Lost Film 　　跟之前拍出来总是泛白，没有神采的照片比。这张照片黑黝黝的眼睛，美得一时间轰动了整个美国电影界。 　　第二天玛丽立刻找到黄大叔并聘请他做自己的私人摄影师。 　　但这一刻，黄大叔慌了，生活的阅历让他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内心却是一阵波涛汹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拍出来的。 　　但他当即答应下来，并回家动脑筋想办法。 　　很快，整个好莱坞开始风传，玛丽·明特找到了一名有神秘能力的中国摄影师。 　　黄大叔终于打响了自己的第一个名号—— 　　第一个把蓝眼睛明星拍出神韵的黑白摄影师。 　　彼时当红的影星们争相请黄大叔当自己的首席摄影师，使他踏上了问鼎奥斯卡奖的道路。 　　但当时的好莱坞并不服气，尤其还是一个华裔。在他们看来黄大叔不过是有点小聪明。 　　但是他用他的“小聪明”用在了电影拍摄上，征服了整个好莱坞。 　　黄大师的摄影风格在当时的好莱坞独树一帜，他不仅是善用光影效果的大师，更是许多创新摄影技术的先驱。 　　图源：Google Image 　　为了制造拳击赛中身临其境的效果，大叔化身“功夫熊猫”脚蹬旱冰鞋，手提摄影机，在拳击赛场里追着演员抓拍； 　　图源：AP Images 　　为了拍摄西班牙斗牛场面，他挖了个地洞把摄影机放在里面，拍摄四个牛蹄横空飞来的场景； 　　为了制造高空俯瞰的效果，他更是别出心裁地直接把摄影机架在大树枝干上拍摄……如今，任何一部电影都已离不开动态摄影，广角与长焦镜头，这均拜黄宗霑的创意所赐。 　　到三十年代初，黄宗霑已是好莱坞身价最高的摄影大师。 　　他对于摄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使他赢得应有的尊敬。 　　可以说，黄宗霑一出手，就是开山式。 　　前无古人。 　　后有没有来者，很难说，但更难得的是，这些看似离奇的新玩意，永远在精确地作用于电影本身，为不同的电影打造出了最佳观影效果。 　　由于老黄制造的惊喜实在太多，到了七十年代，好莱坞主流媒体终于忍不住给他“封王”——黄宗霑，光影大师。 　　虽然黄大叔在事业上节节高，但是在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生活上少不了麻烦，事业上也颇受影响。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环境里亚裔，尤其华人社会地位就算不低也会被歧视。 　　尤其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整个美国社会对于亚裔面孔的歧视变本加厉。 　　而脸盲的老美分不清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黄大叔不得不每次出门，在胸口扣个小别章，写着—— 　　“我是中国人”。 　　还有更过分的是，当时他所在加州“迷一样的种族歧视的法律”规章制度——“反种族通婚法”使他一直不能与自己想爱的白人作家领证结婚。 　　图源：Sanora Babb 　　直至1948年法律废除时，两鬓斑白的他们才能心满意足的领到结婚证。 　　那时，两人都已错过了青春年华。 　　而且黄先生虽然5岁就去到美国生活，可是其一生都充满了对于祖国的热爱。 　　不仅多次提及自己是中国人，甚至选择回到当时的中国亲自拍摄《骆驼祥子》。只可惜在后期由于战争原因，黄先生无奈回到美国。 　　没能拍成《骆驼祥子》成了他很大的遗憾。 　　黄宗沾弥留之际，无比遗憾地对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亲人表示：“我拍摄《骆驼祥子》的目的，并非为了赚钱，而是要为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发出一个申诉的声音；假如中国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和保障，那么，我的拍摄目的拍摄初衷也就达到了。” 　　从被说“小聪明”，到终成大器，黄大叔用了将近六十年。 　　但即便如此，他仍无力改变来自时代的歧视。 　　这是他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哀鸣。

如果你问海外华人为什么不回国，他会跟你说一万个理由，可是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国内的人太精了，回去干不过国内的人。有个朋友这么讲：“我们回去干吗，我们会干的中国的人都会干，而他们会干的我们不会。” 不敢回国？不敢：回国干不过国内的！ 为什么海外华人有这感觉？经常听到一些华人跟回国的人这样讲：“你回国要小心点，中国那些人太精了，你小心被骗了，最后连内裤都没得穿。”到底为什么海外华人感觉自己就那么的笨，中国的那些人就这么聪明？ 如果说因为海外华人没有中国的那些人赚钱厉害，其实是不对的。海外华商有很多都做的很大，连锁超市开了几十家的人有的是，如果对比财富和豪车，未必有多大的区别。 很多海外华人不敢回国做生意 欧洲意大利某日报好几年前就提出世界第4富有的国家的概念，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海外华人组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人全部都加起来算一个国家，在全世界是排名第4的。在任何一个国家，海外华人的经商本事都是数一数二的，就在意大利汇款到中国一年最多也就是海外华人。 回国创业大多以失败告终！ 那为什么华人都觉得自己不如国内的人聪明？这绝对不是口头说说的，而是真的心里想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华人回国投资都是失败，拍拍屁股再一次出国创业。 比如前几年温州的一个华人带了好几亿到中国来投资，可是过了几年竟然进了牢房。 没有好好的了解周边的情况和盲目的投资带来的失败是肯定的，可是如果说投资的失败仅仅是因为这个，是绝对不够的，也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解释。 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很多洋酒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到处都是欧美进口葡萄酒，什么牌子也有的卖。可是很多回来做红酒的华商都知道，跟以前比越来越难卖了，甚至有很多华商都已经撤掉红酒的生意。为什么？假货。中国进口红酒的假货状态是日益严重，根本就是在毁灭整个红酒行业的声誉。 这几年在淘宝越来越多的人做海外代购，如果说刚开始是做的很不错，经过好几次各个电视台的曝光以后也已经没人买了，基本属于假货。跟真货很像，连海外发票都有，可就是假货。 道德底线不同 从这两个例子来讲，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为什么海外华人比国内的人“笨”，而海外华商自己也感觉的“笨”。那就是不同的道德底线，海外华人的道德底线往往比国内大部分的人高。所以海外华商回来以后基本想战胜这种困难是很难的。 海外华商在国外这么多年的打拼，已经习惯了慢慢的做口碑，把用户体验放前面，用真货，声誉来慢慢的做生意，做起来。在国外这个没有假货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是一个做生意的基础。 可是在中国做生意，这样是行不通的。中国很多商家走的是捷径，他们很滑头，比如说你好不容易从欧洲进口一批真的葡萄酒来卖300多元一瓶，中国的商家可能就卖200多就可以了。他们卖的葡萄酒跟你瓶子一样，味道也和用中国本地的葡萄酒再加上一些人造的调味精做的差不多，可是他们利润更高，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做一些更好的服务。 就这样你的真的葡萄酒被打败了，就算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做的你很可能也会拒绝去这样做，因为你觉得这样会害人，你觉得这生意肯定做不久。当然消费者也因为无法分辨真假，最后也就把整个行业都抹黑，觉得都是假货。 中国有名的达芬奇家居就是一个例子，一套意大利的家具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到最后原来根本就没有从意大利进口过一个家具，全部的家具都是深圳制造的。 所以这个聪明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道德问题。问题是，这种聪明真的有用吗？我们觉得这种聪明真的是一个杀鸡取卵的做法。可能刚开始会让你的生意红火，可是时间已久会害了整个行业，整个社会。 这也是中国真正的问题，这几年的奶粉，各个行业的假货已经让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制造排斥的很厉害。所以更多的妈妈选择海外寄过来的奶粉来给自己的宝宝喝。所以说海外华商根本不比中国的人笨，也不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因为一旦你把道德底线去掉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在国外的建筑和整个环境来讲，普遍会感觉公共设施比自己家里的环境维护的好或者差不多。比如医院打扫的比自己的房间干净，比如消防信道总是没有烟头或者灰尘。 在中国，普遍家里都比外面的地方干净，比如医院的走廊到处都是痰，比如厕所臭的无与伦比。一些大型的超市和卖场，都很漂亮很干净，可是如果你去消防信道看一下就可能，小便大便都有了。 从这里就能看到两个不同的观点。国外的观点是大家好才好。中国的观点是，自己好才是好。 “笨”一点其实是福气 一直都说国内的人素质差，排队的时候插队，上公交车的时候不让座，到处吐痰。可是如果是跟家人出去也这样吗？当然不是啦，如果跟自己的外婆出去，肯定是要上公交先让外婆坐啦。你会在自己的床上吐痰吗？当然不会啦，那是我的床啊。 日益严重的更压低道德底线和践踏社会与他人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究竟能走多久，大家尚需深思。 为私害他的精明并不是什么好事，国际上的真正百年企业都是踏踏实实的走路才走到了今天，都说笨一点是福气，其实这种实在做人的品质才是大智能，才会成为人生的大赢家。这样看来海外华商一点也不比国人“笨”。

　　目前，从美国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的难民们通常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难民审批的最终结果。但由于越境人数众多，导致个案严重积压，于是加拿大移民部决定增派人手，加快难民的审批进度。 　　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将增派几十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处理非法越境难民的申请材料。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胡森(Ahmed Hussen)表示，他希望通过此举向世界发送一个信号――跨越边境并不能保证移民加拿大，所有材料都会被加速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人将被驱逐出境。 　　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正在进行64名新员工的招聘，这些人入职后将参与处理非法难民的申请材料。预计到2020年3月31日，他们可以为加拿大多处理17000份申请。 　　根据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头三个月审结的越境人员难民申请中，最终确定有40%能被授予难民身份，比例比2017年全年的53%下降。

据报道，美国某机构定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食物，而坐在路边排队等待领取的，竟然 80%是来自中国的中老年人。 纽约两套房、中国领退休金 依然在美国领福利的“中国穷人” 在我们的移民微信群里，听到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一位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老人，最近被美国政府盯上了。 因为被查出他一边在领着国内每个月4000人民币的退休金，一边又在美国申请了社安补助金（SSI），每个月领美国政府发的700美元。 本来这个社安补助金，是美国给那些没有收入的老人提供的低保，而这位中国老人既有国内稳定的退休金收入，还在国内有多套房产收租，比年轻的上班族收入还高。 如今他已经被美国政府严查，勒令他在一个月之内，提交大陆证明，同时提交他在美国所有银行的户口证明给官员，包括已取消的户口资料都要呈交。 估计是再也申请不到任何福利了，而且之前骗取的福利很有可能会被要求上缴，否则只有等待法律制裁了。 这样骗取福利的案件并不是孤例。 最近又曝出一对华裔夫妇，故意隐瞒自己在纽约拥有两套房产，申请了美国医疗白卡，享受了免费医疗福利六年时间，如今被查出，立即勒令二人退还过去六年约十几万元的医疗费，否则将起诉两人。经调解后，政府决定不对二人提诉，但仍要求他们归还20%医疗补助款，限十年内还清上万元金额。 虽然骗取福利只是极少一部分华人，但对华人移民的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连电视台都报道了华人大妈们倒卖救济食品的事件。 本来教堂门口的福利是用来救济穷人的，有的人明明衣食无忧，却想方设法去领取“免费的午餐”。自己吃也就罢了，把福利当作商品倒卖，或者浪费掉，真正吃不饱饭的人依旧饿着肚子。 再来看看其他网友对这些骗福利事件的吐槽： 1、我认识一家移民来的，现金买豪宅，一家人穿戴用都名牌，一家人都不工作，国内管理着公司和地产。每年全家四处旅游，每年报税属于低收入，孩子牛奶金等低收入的福利都有。真是冤枉死纳税人了。 2、我们这里老年公寓里享受这种福利的中国大陆来的老人就有上百家。这些老人原本都是来投靠儿女的。现在都搬去老年公寓单过。由于美国没有子女得赡养老人的规定，他们都可按无收入老人申请。 申请成功后，每人每月领700美金左右的政府福利津贴，还有食品补贴卷。老人公寓房租非常低。这边一室一厅每月只需交160美金左右（市场价800以上）。听说要总资产不超过2000美金，并且无收入的老人才能申请。因此老人们把结余的钱都留成现金出去旅游用。还听说有的老人做心脏塔桥手术总共才缴了10美元。 确实有美国老人真的很穷却享受不到这种福利，主要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不知道怎么申请。而中国老人的在美子女们都有文化，消息灵通，知道怎么申请。 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明白 福利到底是什么？ 在实行高税收、低福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对福利的知识是苍白的。要么就把它当成政府的恩赐，要么就认为福利是制度的空子。 在西方国家，福利和税收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契约，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种约定。 政府与民众们约好：“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谁也保不齐有个落魄的时候，到时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走投无路了就会上梁山，对自己对社会都不好，要不这样，你们平时交的税，我们抽出一部分弄个小金库，只要我们当中有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小金库里拿出一点来救济他，等他度过了这个难关，肯定对我们大家感恩戴德，将来他赚了钱，一样会回报社会，这样不是很和谐吗？” 经历过大萧条和多次经济危机的美国人，深知那种欠一屁股债交不起房租看不起病的痛，于是大家也就同意了政府把税收用来救济穷人。 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痛恨骗福利的人了吧？因为美国人清楚，美国政府发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这就等于是从自己的口袋里骗钱一样可恶。 很多华人不清楚这一点，认为福利是国家的资源，他们在国内不敢争取应有的福利，一到美国，觉得这钱拿得也太容易了，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优良传统，想方设法地钻制度的空子。 更可笑的是，拿了福利还要回来跟别人吹嘘自己有多牛，可以钻美国政府的空子，好像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 别忘了，特朗普上台后正准备拿一批这样的移民开刀呢。现在还想靠着小聪明骗取福利，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被发现滥用福利的后果由多严重？ 有些人可以暂时靠隐瞒国内资产，用欺骗的手法领取福利。 知道一旦东窗事发的后果吗？如果靠欺诈的办法从美国政府获得超过5000美元的话，就可以判坐牢。（ 注意，不是把钱退回就没事了。是要坐牢的。 )而一旦坐牢超过6个月的话，绿卡是要被吊销的。而且这个判决不得上诉。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人去告密，你就死定了。 在美国，是有一些非法移民甚至已经拿到了合法身份的人，因为自身的懒惰和圈子的限制，住在贫民窟里，靠着政府福利度日，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看不起的生活方式，但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是有这样的人群，愿意去过这样的生活，用福利养着他们，至少能换来社会的一些稳定。 可明明有能力不需要救济的人，靠欺骗的手段去领取福利，比那些贫民窟的懒人更令人不齿。 华人移民一向凭借着勤劳智慧闯荡美国，绝大多数华人都愿意靠自己的双手来实现“美国梦”，小时候看《北京人在纽约》，为里面人物的艰苦奋斗所感动。 上一代的移民去美国，除了梦想什么也没有。现在情况变了，这一代的移民去美国，带够了充足的财富，但有少数人，唯独忘记带上梦想。 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华人移民的名声，请那些极少数的人不要那么贪心了，你千辛万苦去美国，不是为了跟贫民窟的懒人一样骗福利的。 费尽心思移民，最后只为了欺骗政府、欺骗自己，得到一些蝇头小利，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已经一切向“钱”看齐？钻法律空子，难道就不会被惩罚吗？

非盈利智库加拿大咨议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 )最新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由于加拿大人口较少、劳动力老龄化，取消移民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于2040年显现。 “移民通过各种方式为加拿大经济做贡献，比如增加劳动力、活跃经济，” 咨议局高级研究员Kareem El-Assal表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移民占加拿大人口的22%左右。咨议局报告进一步预测，到2040年，加拿大的人口增长将完全由移民驱动，当前这个比例是71%。 咨议局报告对两种情况进行了研究：1. 移民完全停止或急剧减少对加拿大经济的潜在影响; 2. 移民人口增长从2017年的0.8% 上升到1%的结果。 除了活跃经济，引进年轻的、处于工作年龄的移民也有助于解决加拿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报告指出，在完全放弃移民的情况下，截至204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加拿大总人口的26.9%，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将从1.9%降至平均每年1.3%。 然而，卡尔顿大学教授Christopher Worswick认为，虽然加拿大有理由增加移民人口，但不得过高、过快。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在20岁出头时，工作收入几乎比移民高20%左右。 “当大家说我们需要1%的移民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时，我有点担心。” 他澄清说，虽然他认为“移民有很大的好处”，但在讨论移民应占总人口多大比重时，需要考虑许多变量，包括移民经过几十年努力仍然没有达到预计的工资水平，以及自动化对加拿大整个劳动力人口带来的风险。 “如果15年内无人驾驶智能汽车得以普及，那么出租车司机和Uber司机一夜之间都会失业，”他举例说。如果整个人口由于自动化而被迫失业，那么来加拿大寻求工作机会的移民就很可能会成为新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此外，Worswick指出，移民人数增加1%可能会改变移民人口的结构，拥有高技能的移民人数会下降，而加拿大目前亟需高技能人才。“我们已经在接纳那些相对较强的申请人了，如果这些人都来了，那再来的移民就不会那么强了，”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看到我们走向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但在此期间，我认为我们需要谨慎一点，”他说。 西安大略大学Esses群际关系研究实验室负责人Victoria Esses对咨议局的研究结果表示赞同。 “没有移民，我们的劳动力人口就会下降。移民为劳动力人口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很年轻，可以工作很多年，”Esses解释说。 但她指出，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政府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来帮助他们融入加拿大。 “现在的情况是，移民的英语和法语语言技能不足，就业不足，”她说。 她强调，联邦政府在创建诸如语言培训、职业指导等必要的支持系统方面做得很好。 2017年11月，联邦政府发布新移民计划，2018年吸收总计310,000名新移民，随后每年增加，直到2020年的340,000人。这个数字仍然不到加拿大总人口的1%，也少于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两年前的建议人数。当时该委员会建议，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将移民人数提高50%，从每年300,000人增至450,000人。加拿大咨议局认为这一增长可行且必要。 保守党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质疑加拿大是否有能力安置新移民，并帮助他们融入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