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死而复生，但这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英国一个患肺癌的小孩儿在医生们决定关停他的生命支持设备时突然苏醒，随后身体机能全面复苏，最后痊愈出院。而几个月前，他才被确诊患有郎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一种导致肺部出现囊肿的癌症。 当奇迹发生的前一天，医生宣告Dylan Askin——这个3岁的小男孩身体内的器官已经不再运作后，他的爸爸妈妈跟他做了最后一次告别。 医生们正准备关停Dylan的生命支持设备，突然，他的爸妈看见他在床上开始蠕动起来，这说明他的大脑还在活跃！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几周后，Dylan的身体状况良好，并被允许出院回家。 妈妈Kerry现在都觉得很不可置信：“他一直遭受病痛折磨，吸氧量也越来越低。他的体温一直变化不定，心率有时候能到200，我们啥都不能做就只能等着他心脏停止跳动。周五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是不是要决定在切断生命维持设备。然后我们给他受洗，准备向他告别…… “周六早晨8点，医生停止了肌肉镇定剂，在关闭呼吸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床上挣扎了一下。然后我们意识到，他的大脑正因缺氧而挣扎！随后的血检显示，他的器官并没有停止运作。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从今年1月份照的CT看，他能活到现在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妈妈把Dylan复苏的消息告诉他6岁的哥哥Bryce后，Bryce说：“那他就像耶稣一样！”妈妈回答道：“你说得没错，他刚刚从死亡中重生。” 早在上一个圣诞节，Dylan的肺就不行了，他被紧急送到了诺丁汉的女王医疗中心。CT扫描显示，Dylan肺部的囊肿已经破裂，器官极其缺氧，但医务人员当时并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医院恢复了一段时间，两周后出院，但五天后他的右肺也崩溃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他于2月1日出院，但一个星期后，他再次在托儿所倒下，不得不接受心肺复苏手术。 第三次被送进医院时，早前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他被确诊患有郎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而这个癌症的小孩儿发病率仅为1.25亿分之一，此前在英国只有两个病例。 没有人清楚为什么这个病症会表现为囊肿，即便到了80%的肺部都被肿块覆盖时，医生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它。而现在，更没有人清楚为什么这个癌症会突然痊愈，这真的只是个奇迹吗？我们不得而知。 专业研究是医学家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祝福Dylan，一直如此幸运，健健康康。

11月8日晚间，一张手臂上长出一只十分逼真的耳朵的照片在朋友圈迅速传播，很多人感叹：“耳朵为啥长在手臂上？”也有人质疑：是不是有人故意用PS恶搞的？ 据华商网报道，11月9日早上7时，记者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美容颌面外科的病房里见到了照片的当事人吉某。吉某的母亲告诉记者：“孩子是因为车祸才成了这样，到现在做了好几次手术了，这次修复耳朵的手术很顺利。 据报道，这是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郭树忠教授主刀的一台耳朵再造手术。患者吉某在一年前的车祸中耳廓撕脱缺失，郭教授取了患者的肋软骨雕刻成耳支架，埋置进右前臂扩张好的皮瓣下，待右臂上的的耳朵生长完备后，再通过显微外科的血管吻合技术，移植于头部。 郭教授取了患者的肋软骨雕刻成耳支架 郭树忠教授证实，在朋友圈疯传的那张照片就是手术后的照片。据了解，吉某是在一年前因车祸导致右侧颌面部严重外伤，右耳廓撕脱缺失，急诊行颌面部清创修复手术。后来，因为右侧面部组织挫伤严重，做了多次清创术，又因右耳廓及右颊部组织缺失，做了带蒂颈横皮瓣修复颊部缺损。虽然手术成功了，生命也保住了，但遗憾的是那只在车祸中毁损的耳朵丢失了。 患者吉某对记者说，“(当时想着)完了，这辈子见不了人了。心里也不好受，大街上我就会用帽子盖着，别吓着别人。没有了耳朵(洗脸洗澡)直接就进水了。” 经过多方的寻医问药，吉某了解到传统的耳朵再造手术并不适合他这种右耳局部组织缺损严重的人，传统的耳再造手术需要利用耳部周围的皮肤组织，埋置扩张器扩张皮肤，待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再行耳假体植入术修复外形。但是吉某的右耳局部组织缺损严重，瘢痕愈合，粘连严重，无法行扩张器耳再造。这个消息还不到而立之年的吉某心情一下子低落到底。毕竟身体上缺了一只耳朵，心里也总是觉得缺点什么。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耳再造方面经验丰富的郭教授。在详细了解病情后，郭教授决定为他量身定做一个耳朵。 在整形美容外科领域工作了33年的郭树忠教授，深知组织缺损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影响。在详细了解病情后，经过深思熟虑，郭教授决定打破传统模式，为病人量身定做耳再造手术。手术分三期完成，第一期在患者右前臂埋置皮肤扩张器，定期注水扩张；第二期取患者的自体肋软骨雕刻成耳支架，埋置进右前臂扩张好的皮瓣下；第三期应用显微外科的血管吻合技术，将右前臂生长好的耳朵移植于头部，从而修复外观。 据西部网报道，郭教授对记者说，“我们在三四个月前在他的手臂埋了一个扩张器，然后每天往里面打一点点水，就鼓起一个包来。等于造一块皮，并且这块皮要薄，只有足够薄，造出的形状才好看。皮有了，我在他这一侧的胸部开了这么长的口，取出来三根脆骨，我们进行雕刻。看他对侧的耳朵，雕刻出耳朵的样子，放在里面。” 然而单单雕刻这一块就不简单，是一个精细活。 郭教授表示，“最大的难度还是雕刻这一块，因为这是一个艺术的创作，耳朵有十几个解剖结构，是我们身上长的最复杂的。做和上帝一样的是很难的，所以我说这是挑战上帝的手术。” 据了解，手术前郭树忠教授和舒茂国教授精确设计手术方案，带领该院整形美容颌面外科团队在全麻下给吉某进行了肋软骨取出、右前臂扩张器取出耳再造术，手术进行顺利，再造的耳朵形态逼真，术后患者病情平稳，目前患者和家属对治疗效果也表示满意。 郭教授说，患者听力并没有问题。但耳朵等头面部组织器官的缺失，会让人产生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个手术也将让患者把丢失的自信找回来。他还表示，“这个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在世界上造的最好的，这个我有足够的信心。(等再造的耳朵)慢慢长得越来越薄了，形状越来越好看了，然后我就准备把它移上去。”记者问大概需要多少时间，郭教授称要到四个月后了。 谈到在失去右耳一年多时间的生活时，吉某坦言，确实给生活上带来了很多不便之处，因为车祸还造成了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这一年多经历了好几次手术，右耳朵在之前也没办法修复，平时也不敢外出，外面的人总会有人说些什么。另外，因为手术的原因饮食上也会有很多忌口。 当有人问吉某现在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他找对象时，他说自己心态好，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就等三期显微外科血管吻合右耳廓修复术。

约克区食品服务部门发布例行卫生检查结果，区内又有两间餐厅卫生不达标，被下令停业整顿，分别是： Chinese Dumpling House，位于112 – 3636 Steeles Ave. E.。这间中餐馆已于11月3日停业，涉及的卫生问题包括食物储藏设备不良、员工操作前没有洗手、餐具储存不当、使用不卫生餐具、冷库未正常工作等。 Frankie Tomatto’s，位于7225 Woodbine Ave.。该餐厅于11月4日停业，7日重开，涉及的卫生问题包括食物储藏区没有温控设备，员工洗手池当作他用，食物保存不当，餐具使用不当等。 据约克区饮食安全网(Dine Safe York)报道，上周卫生检查中还有10间餐馆和咖啡馆接到传票，被责令作出整改。分别是： Freshii Rutherford Marketplace，位于旺市G – 9360 Bathurst St. Masa Sushi，位于旺市14-16 – 9200 Weston Rd. Revera – Renoir (The)，位于Newmarket 270 Doak Lane Shitake Sushi + Thai，位于旺市4401 Hwy. 7 W. Goodmark Food，位于旺市176 Woodstream Blvd. Izakaya JU Japanese Restaurant，位于万锦市3 – 3160 Steeles Ave. E. Kuu Sushi，位于旺市1020 Centre St. Maple Sushi，位于旺市9 – 2563 Major Mackenzie Dr. Ginza Sushi Restaurant，位于旺市6-7 9960 Dufferin St. Vici Bakery & Café，位于旺市1 – 9000 Weston Rd. 报道称，受到传票的餐馆必须作出整改，接受进一步检查。 约克区公众如需了解区内各间餐馆、salon、spa、日托中心和公共泳池等机构的卫生情况，都可以上网查询yorksafe.com了解详细的检查报告。

生孩子的场景都很吓人，血水模糊，哭喊连天。但是这位生过4次孩子的女士声称每次生完孩子都要经历长达3周的高潮。那么她的秘诀是什么呢？ 助产师Emily Street英国一家生育诊所的顾问，她是一名娴熟的接生婆。当轮到她自己生孩子时，她很清楚如何才能把生孩子变成一件身心愉悦的体验。 Emily Street 这里的“身心愉悦”可不是什么玄学，而是实打实的高潮。35岁Street选择了所谓的催眠分娩，她说每次生完孩子都要感受三周的高潮体验(她已经生了四个，每一次都是这样)。 “人们一直以为催眠分娩只是个童话，听起来太玄乎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它是真实的，是回到本原的方式，”Street解释说。对她而言，“生孩子没什么不舒服的。从传统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不会有任何疼痛感。” Street尤记得快生第一胎时整个人惊慌失措的样子，当时她正开始研究催眠分娩。这位准妈妈报名了一个三期课程，其中就包括催眠分娩，里面教她在分娩时要保持冷静，一切从慢从稳云云。 整个理念就在于要缓慢呼吸，而不是电视剧里那种强力呼吸，这样可以放松子宫的肌肉纤维，让分娩更加轻松。“不要深呼吸，也不要全身僵硬，要凝神调息，气沉丹田，缓进缓出，光线暗下来，音乐响起来，”Street说。“我会让旁人能跟我说点话，从而我能聚精会神——我绝对不要有人在旁边大喊，‘用力！用力！用力！’” Emily Street和她的四个孩子 “我无比享受分娩的每一分钟，”Street说。“我不打算再生孩子了，但是我一直都特别怀念那种感觉…完全就是amazing。”她说自己生后面两胎女儿Roo和Pip时感觉“更爽”因为“生她们的时间比较长。” 谈到事后的感觉，Street说，“生完孩子后那种持续的欣快感跟高潮非常非常接近，但是高潮都是瞬间的，这种感觉可以持续三到四周。反正我是爱上那种感觉了。”

　　卑诗疾病控制中心(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周一证实，自今年6月以来，在卑诗省确认发现3只带有莱姆病毒(Lyme)的壁虱(ticks)，其中一宗在一个儿童身上发现，呼吁民众避免被它叮咬(见附表)。 　　卑诗疾病控制中心形容，卑诗省"罕有发现"莱姆病毒，目前仍在追查病毒源头，但至今对公众卫生风险仍然极低。 　　疾控中心吁避免被壁虱叮咬 　　当局分别在今年6月、7月及9月，在一个儿童及两只狗身上发现带有病毒的壁虱，但均未有出现发病情况。 　　莱姆病主要经由感染的壁虱叮咬而传播的人畜共通传染病，多发生于人类或猫狗等哺乳类动物，但不会人传人。初期徵状会出现红斑，皮肤感到局部灼热，其他徵状还有类似感冒的头痛、发烧及肌肉疼痛等，严重时则会影响关节、心脏及神经系统。 　　同当局强调，公众一旦发现被壁虱叮咬而身体不适，应该尽快求医和接受检测。

又到流感肆虐的季节，目前加拿大已有流感病例的报告，尤其在安省西南、曼省（Manitoba）西部以及卑诗南部，安省则从上月底已经开始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注射服务，安省卫生厅也发出呼吁，希望民众尽快注射，以预防流感。 但注射流感疫苗究竟是利还是弊，一直是医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医生坚持认为，打预防针非常重要，不仅预防流感，有时甚至可以救人性命；有医生认为流感疫苗其实没有什么用；还有医生认为，打预防针有害：打得越多身体抵抗力越差！ 卑诗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家Danuta Skowronski今天对CTV新闻网表示，最新的研究发现，如果人们“连续疫苗接种” - 即每年都不间断地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 可能实际上限制了他们在未来抵抗流感病毒的能力。 这位医生说，这个新发现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流感病毒是可变的，流感疫苗不能对付一些新型流感。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连续在2012、2013和2014年接种疫苗的人群似乎有更高的感染新型流感的风险。 但这位医生出言谨慎，强调不必对此过度反应，目前只是发现疫苗的效用或保护作用在降低，并不是说打预防针毫无用处。 加拿大官方也有类似发现：加拿大流感监测网络（Canadian flu surveillance network）曾经报告说，在2009年 H1N1流感大爆发之后，他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在2008年年底曾经注射过流感疫苗的加拿大人比那些没有打过预防针的人感染H1N1的可能性高出1.4到2.5倍。 一份最近的报告也指出，在两组人群中，那些连续在两个流感季即2013冬-2014年春、2014冬-2015年春都打过预防针的组群，比只在后一个流感季（2014冬-2015年春）打过预防针的人更容易患流感。换句话说，两年内只有一年打预防针比连续两年都打的效果要好。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洛布博士（Dr. Mark Loeb）在给CTV的电子邮件中说，上述发现的原因以及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但这些发现已经很重要，它们不再是微不足道的类似噪声一样的东西，而是已经给我们发出明确的、需要医学界给予足够重视的信号。 2014-2015年流感季疫苗的效用只有9％ 多伦多西乃山医院流行病控制中心主任Allison McGeer医生表示，流感疫苗的成效不可能是100%，一般为50%至60%。但她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100%有效，重要的是打预防针可以让我们得到保护。她还举了安全带作为例子：系上安全带不可能保证100%不受伤，但它在关键时候会起到保护作用。 一般而言，流感疫苗通过产生可以排斥特定流感病毒株的抗体来起作用。因此科学家每年都在改变疫苗，以便更好地对抗不断变化的病毒。但加拿大科学家的研究显示，2014-2015年的流感季是个特别糟糕的年份，这一年的流感疫苗效用不大，其有效性只有微不足道的9％。 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最好打预防针 国际医学界越来越相信，年年打预防针可能使免疫系统更难以对抗新出现的流感病毒，目前加拿大、美国和欧洲正在对此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魁北克已经开始检讨该省每年数百万元的免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魁省公共卫生研究所的Gaston De Serres医生在给CTV的电子邮件中说，魁省卫生部门希望了解学界的研究结果，以便对该省的相关计划进行改革。 尽管研究尚在进行中，加拿大的医生们仍然建议，流感的高危人群应该每年打预防针，包括5岁以下儿童、老人、慢性疾病患者以及怀孕妇女等。

今天的故事关于一个叫Alanah Bagwell的姑娘。 她，有一块心病.... “我这么丑！我活不下去了！” 嗯， 这是她每天无时不刻的想法。 短短20年人生中，她已经尝试过3次自杀，每次她这么做的原因都是觉得自己太丑了。 “一想到别人不得不看到这么丑的我就觉得太糟糕了！ 对于别人而言，让他们看到我的脸真是一件太残忍的事！” 然而... 这个故事的女主，长这样。 这么一副无论如何都很难跟“丑”联系起来的脸.... 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我好丑！我太丑了！”的想法。 她不愿见人，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不出门也不去上学， 每天就靠吃母亲带回来的食物和饮料维持身体，每周靠母亲帮自己洗澡洗头。她几乎对一切都丧失了动力，只有自拍，是她少数会做的事情之一。 但是和同龄人觉得自拍好玩不一样，在她的生活里，自拍带上了一点阴暗的色彩。她一天自拍200多张只为了找到一张自己觉得满意的照片，但是最后结果往往是全部删除。 在社交网站上发照片，如果没人点赞，更是让她觉得自己恶心。 “我是不是真的很丑.... 如果我不丑，怎么没人点赞呢，一定是真的丑吧。 ” 至于Alanah为什么会有“自己很丑”这种想法，还要从14岁的时候说起。 那时的她有着长长的金发，个头也很高， 走在路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吸引人们的眼球，但这种目光让Alanah感觉十分地不自在，她甚至觉得那些中年男人投向自己的目光里夹杂着的都是憎恶。 这让她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敏感，也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很丑！” 这种日子过久了，不管是她的生活还是她的想法都实在是太糟糕， 她大量服用止痛药尝试自杀，用剪刀和玻璃碎片自残。 而她的这些想法和行为，其实都是因为自己患上了一种病——躯体变形障碍症。 这种病的病人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可以为自己想象出一种外表缺陷，或者将一个微小的缺陷过分夸大，然后因此感到痛苦。 目前，英国每100个女性中就有1个受到这种病的影响。 Alanah就是这样，她总觉得自己鼻子大到变形，眼睛小小的像猪一样，甚至觉得自己的一头金发十分可笑。 而这其实都是受“躯体变形障碍症”的影响， 18岁的时候，在母亲和慈善机构的帮助下，她终于和其它患有躯体变形障碍和社交恐惧的人一起开始了治疗。 医生采用的，是暴露疗法。 这种疗法下，要求她去咖啡馆点餐或者在高峰时段乘坐公共交通，总之，希望她能进一步跟社会接触，熟悉这种自己被世人接纳的行为... 然而，治疗没能扭转Alanah对自己的看法，她依然觉得自己很丑。 但她学会了带着这种想法怎么去好好生活。 她不再封闭自己，重新接触外面的世界， 重新回到了校园，今年开始在布鲁内尔大学学习心理学， 慢慢地交到了新朋友， 参加各种聚会， 马上还要上BBC的新节目。 虽然还是觉得自己丑，但是生活已经好转了很多。 英国一个摄影师Rankin给她拍了一组美美的照片， 妈妈一直把这挂在墙上给她看， 长此以往，也许突然哪一天，她就不再觉得自己丑了呢？

  据新华网11月7日报道，今年69岁的周克秀在秘鲁凭借一根根银针为秘鲁众多患者消病除痛。周克秀的诊所开在秘鲁首都利马著名的阿雷基帕大道，没有招牌，不做任何广告，但来诊所看病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图为周克秀给病人看病。 除了诊所治疗，周克秀还先后多次自费前往秘鲁的偏远地区，为当地民众义诊。周大夫以其精湛的医术向每个患者展现针灸实实在在的疗效，让秘鲁人逐渐接受并信服中医治疗，口耳相传，很多病人慕名前来就诊。 周克秀表示，秘鲁一般民众对中医的了解并不多，她有义务把中医发扬广大，让更多人受惠中医学的好处，了解中医养生文化。 图为民众对周克秀表达感谢。 图为周克秀义诊画面。 图为周克秀为病人诊疗。 图为周克秀为病人诊疗。 图为周克秀为病人诊疗。 图为周克秀为病人诊疗。

如果有一天，艾滋病、乙肝等从地球上消失。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根治癌症。 如果秃头、肥胖、近视都能够被治疗。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返老还童。 世界会不会更加美好？ 探长获悉基因编辑和干扰技术有望将这些梦想都变成现实，于是潜入腾讯WE大会，聆听了斯坦福大学Lei Stanley Qi（亓磊）教授关于“编程生命”的演讲。 （基因编辑领域专家、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和化学与系统生物学系助理教授亓磊） 我们可以把人体看成一台DNA的计算机，一台生命信息的计算机。 基因的基本形态是DNA，DNA编码了RNA，RNA又编码了蛋白，蛋白产生了复杂的功能。基因信息的横向流动构成了我们的生命，在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样的DNA、RNA和蛋白的分子，一旦这种信息流动出错，我们就会得病。 人类的疾病其实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种是人体获得了不该得到的东西造成的疾病，第二种是你丢掉了一些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疾病。 那么，如果我们能像计算机一样，给人体添加一些按纽：比如说其中一个按纽是“更改”，当按下这个按纽的时候任何发生错误的DNA就会发生自动的修复，帮助我们纠正这些疾病；再比如另外一个按纽“删除”，可以帮助我们删除不想要的基因，如感染的病毒；另外还有打开或者是关闭基因的按纽，帮助我们调整这些基因的功能。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到上述这样的“生命编程”，那么很多疾病我们将不再感到害怕。 生命编程真的可以实现吗？ 1. CRISPR（基因剪刀） 很幸运的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项新的技术叫做CRISPR（基因剪刀），它是生物工程师眼中的希望，是人们用来攻克难以治愈疾病的希望。CRISPR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像一把剪刀，一把DNA的分子手术刀，可以帮我们精准的剪切基因的某一个位置。 CRISPR有两大主要功能：一个是GPS，另一个是剪刀。它由一个蛋白和RNA构成。这个特殊的蛋白叫做Cas9，是从细菌中发现的，它在细菌中可以精确的把它不喜欢的病毒给剪切掉去除。而这个精确性来自于与Cas9结合的RNA，叫做向导RNA。 （CRISPR 基因剪刀） 向导RNA，就像一个卫星导航系统，可以把这把分子剪刀带到对应的基因位置，而它寻找DNA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互补原理。这就形成整个生命编程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向导RNA，来设计不同的GPS，告诉这个剪刀跑到不同的位置来编辑基因，通过编辑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基因，删除一个基因，或者是修改一个错误的基因。 在2012年，当亓磊还在伯克利做博士生的时候，他和他的导师在一起研究时发现：CRISPR基因编辑虽然非常强大，但是有时也会犯错，而如果这种错误发生在人的生殖细胞里，就会传给后代，形成新的遗传病，而且很难逆转，于是，他们开始思考一种不必去修改基因序列，但同时又能改变基因功能的方法。 （CRISPRi也有风险） 2. CRISPRi（基因开关） 伴随着这个想法，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叫做CRISPRi（基因开关），i指的是干扰。简单的说，CRISPRi是去除了剪刀的功能，所以不会对DNA造成任何的损伤，但是却保留了GPS的功能，能够精准地跑到某个基因的位置，并不会剪掉它，而是改变它的表达方式。 （CRISPRi 基因开关） 人的基因组是有2万多个基因构成的，这些基因细微的差异和不同的表达构成了我们个体的差异，当该表达的基因不表达，或者是不该表达的基因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病，而这些疾病可以通过CRISPRi来修复。 假想一下，CRISPRi就是一把把的钥匙，它可以让我们用来精确的开关基因组里的很多基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CRISPRi关掉一些造成疾病的风险性基因，像糖尿病、近视眼和癌症，同时我们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一些对我们有有益的基因，比如说打开一个增强免疫力的基因。 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使用很多把这样的钥匙，同时在人的细胞里打开关闭上百个基因，达到非常复杂的生命编程的过程。让我们再看看有哪些应用吧： 用生命编程治疗遗传病 遗传病的根本是由于遗传的DNA发生了错误，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修整。 生物工程师现在正在使用这些基因编程的工具，来针对很多种不同的遗传病寻找解决的方案，像通常见到的秃头，这是遗传造成的，而肥胖、近视是由遗传和环境一起造成的。 这些都可以在将来某一天通过基因编程的方式彻底修改掉，我们再也不必要担心得这些毛病。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治疗艾滋病 我们听过最可怕的疾病应该就是艾滋病了。HIV病毒感染人的免疫系统，并且长时间的潜伏在里面，造成免疫系统的缺失，这就是艾滋病。 目前，治疗艾滋病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控制HIV的传播，以及延缓HIV的发作，非常昂贵，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HIV。 根据麻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我们有望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根治HIV，利用Cas9 / CRISPR技术将造成艾滋病的HIV病毒序列从细胞基因组里删除掉，就能让HIV病毒从病人体内永久消失。而如果每个人都进行这样的生命编程，那么HIV就会从地球上永远的消失，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将来得艾滋病。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治疗乙肝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乙肝病毒。数据统计，中国得乙肝病毒的病人数量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乙肝病毒也是一种DNA病毒，它长期的潜伏在我们的肝细胞里，并通过这种潜伏影响我们的肝脏功能，甚至造成肝癌。既然是DNA病毒就可以通过DNA编程的方式加以修改、删除，这样乙肝病毒就再也不存在我们的体内，世界上再也没有乙肝的携带者。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治疗癌症 目前治疗癌症的方法也比较单一，主要是手术切除或者是大剂量的化疗，这些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而且非常痛苦。 有一种方案就是编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大家知道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的一道防线，免疫细胞就像警察一样帮助我们去除那些我们有害健康的东西。 但有个问题是免疫细胞会游走于全身各个器官，对于很多器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通过生命编程的方法，我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编程免疫细胞，让它们变得非常精准，只去杀死需要杀死的癌细胞，比如让免疫细胞只进入到肺部，这样对于肺癌的病人只会进入到肺部去杀死这些肺癌细胞，而不会进入到身体的其他任何器官，不会造成“误伤”。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返老还童 最近，亓磊的团队和斯坦福医学院临床医生合作，使用编程的方式来解决骨再生的问题。大家知道，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的骨头一旦受损修复是非常漫长的。那么，解决的方案就是编程干细胞，让干细胞短时间内快速再生出高质量的骨头。 而他们的实验发现，在小鼠体内本来不可以再生的骨头，通过两周时间内快速再生出高质量的骨头。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适用于更复杂的器官，比如说再生心脏，让心脏重新恢复功能，甚至可以让人们返老还童。如果把年轻小鼠的血打入到年老的小鼠体内，它就会恢复认知能力和青春，年轻小鼠血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年老的老鼠，这就是所谓的“返老还童”吧。 如果说IT行业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已经飞速前行了30年的话，那么生物科技也即将驶入这条高速路，虽然说现在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加速度很大，那么在将来它必将一样高速行使。 生命编程的未来与生物工程师的愿景 在演讲的最后，亓磊教授提到：“基因编程的方式目前正处于起点，但是它却能帮助我们克服很多的疾病，包括癌症、老年痴呆、传染病和器官损伤，要想让这个成功，不仅需要生物工程师的存在，也需要产业的存在，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生物科技产业不停的创新，不停的支持将科技转化为临床、转化为医学，并且与医学完美的结合。” 作为一个生物工程师，亓磊也曾在面对太多未知的东西迷茫过，但有一段深深的影响了他，也描述了很多生物工程师的愿景：“Heal the Hurt, Reverse the Time, Change the Fate”（医治伤患、逆转时间、改变命运！）

　　11月7日报道 德媒称，去海外留学?投资?看风景?除此之外也有这样一个人群：出国看病。近年来，中国的医疗旅游大军日益壮大，而德国成为了富裕中国人的一大目的地。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1月6日报道，“私人豪华座驾接送、贴身翻译陪同、五星级酒店豪华套房、米其林星级餐厅”，冷眼一看，很难将这与看病、就医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上述字样正来自一家提供该服务的中介公司网站，而海外医疗已经成为了不少中国人来德国的一大原因。 　　中国在一年前就曾报道称，对于中国人而言，“边旅游边医疗保健成为一种新风尚"，而德国《世界报》网站更是在今年7月刊文称，"德国医院里充斥着中国富豪”。 　　双赢的医疗旅游 　　对于德国全科医生法贝尔(Dr. med. Franz-Dieter Faber)而言，这不难理解。他对德国之声说，和美国、英国、瑞士、奥地利等很多国家相比，德国的治疗费用很低，而医疗水平很高。 　　“在美国，还没看到医生就要600-800美元。我认识的一名建筑师在美国患肺炎，医生进行了也就3分钟的初步检查，就花了1300美元”，这位德国医生说。 　　法贝尔医生从五年前开始接触来自中国的病患，目前已经对数十人进行过治疗、检查。他表示，这些中国人应该家境不错，基本上都住在五星级宾馆。 　　他毫不讳言地说，外国求医者可以带来更丰厚的利润，“每位德国医生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公立保险病患(占人口总数的87%)那里，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海外医疗是国内没有的感受” 　　对于很多医院而言，海外患者提供了现金流。在德国科隆一家医院从事海外医疗业务的覃峰对德国之声说，在他工作的医院(Praxisklinik im Haubrichforum)，“海外患者所占比例1%都不到”，“医院青睐海外客人，是因为德国人看病都是走保险的，资金反馈机制很慢，而海外医疗都是现场掏钱”。 　　在覃峰看来，中国人出国看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不一样的感受。“海外医疗，最重要的是让患者感觉好，这可能是在国内得不到的东西。无论多有钱，在国内面临的医疗环境是差不多的，体现不出钱的价值，所以会想出国”，他说。 　　从事这项服务的中介公司们也深知这一点。医疗旅游服务机构们纷纷推出“尊享套餐”，其中除了体检外，也包含“独具德国特色的休闲项目”和“高端休闲观光项目”。 　　“多是来看男科、妇科” 　　在德国医院工作的覃峰表示，来其所在医院看病的，“最多的是看妇科和男科”。他表示，这和消费群体有关系，“基本上，愿意花钱出来的很多是四、五十岁事业有成、感觉身体不大好的人，或者是那些40多岁想生育的女性，想来检查一下，做一些怀孕的准备”。此外，也有不少人选择出国体检。 　　尽管德国医生认为，在德国治疗的性价比很高，然而远道而来仍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覃峰表示，如果是癌症等较严重的病症，治疗费用肯定是大几千欧元起，至几万欧元，时间越长，费用越高。 　　文化与心理 　　在德国看病，既可以直接去医院，也可以去全科或者专科诊所找大夫。整体看病流程与中国没有太大差异，但对于来自国内的病患而言，中德文化差异也应在考虑之中。 对于普通游客而言，文化差异常是有趣而有益的;对于来看病的人，这些差异恐怕没有那么可爱。遥远的国度，陌生的语言，这一切难免让人有些心慌。 　　一位德国业内人士提到，中国人和德国人很多时候想法不太一样，如何建立信任是个问题。比如，德国医生看病情诊断报告、提出治疗建议是有偿的，而很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治疗还没有开始。 　　除了文化差异外，一些中国医疗旅游者的心理也让德国方面感到不解。采访中，覃峰提到了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有一个从中国来的体检团，……在做完体检后，其中一个人在体内发现了已经变黑、如没发现可能癌变的息肉，这个人很高兴，其他人变得很失望。因为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体检，花同样的钱，没查出问题觉得亏了，钱白花了……这个想法让我很震惊”。  

大温一名12岁女孩日前在踢球时被球砸到眼睛，造成视网膜脱落，至今眼睛还是会看到黑块和重影。女孩的妈妈之前就给女儿买了意外保险，但保险公司以女孩还能看得到东西为理由，认为伤害不够严重，只肯赔8元送女孩到医院的路费。 12岁的Emily Laprise去年秋天在North Vancouver参加足球比赛时，被球砸到了眼睛。当时她倒在地上，痛苦地尖叫“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经过检查，原来飞来的足球使她的左眼视网膜脱落，而且视网膜里面被撕裂了一个洞。虽然她做了手术之后，连接回了视网膜，但视网膜上的洞还在。现在Laprise看东西仍然会有重影，左眼视野中的下半部分区域几乎看不见东西。 Laprise的妈妈Nancy Desrosiers在急诊室做护士有20多年，她说常常看见有孩子受伤，所以很早就给女儿买了意外保险，但这次她对保险公司的回复感到很失望。 Desrosiers在保险公司Industrial Alliance给女儿买了意外保险，这家保险公司是加拿大四大保险公司之一。根据赔偿条款，如果被保险人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保险公司将赔偿5万元，但当Desrosiers替女儿索赔时，却遭到拒绝。 该保险公司说，Laprise只是会在部分视野中看到黑块，而且可以戴上眼镜以后就不会有模糊、重影，因此不符合赔偿条款的规定。 温哥华一位人身伤害律师Scott Stanley表示，这种意外保险并不值得买，就像玩老虎机一样，它从来不会真的吐钱出来。例如一些对打冰球选手的意外险条款也是类似情况，只有当冰球选手真的失去了整个手掌，保险公司才会赔钱。如果只是失去一根手指或手指尖，都不会赔偿。 Industrial Alliance公司最后只给Desrosiers寄了一张8.4元的支票，说是给支付给她在事故发生后送女儿到医院治疗的里程费。Desrosiers现在准备提起法律诉讼要求赔偿。 据CBC报道，Industrial Alliance公司还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复。

　　《多伦多太阳报》的专栏作家Sue-Ann Levy今天PO上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她和自家狗分别在多伦多就医时居然遭遇天壤之别的对待，令她由衷感慨人不如狗。。 　　Levy家11岁的腊肠Kishka最近在Secord宠物医院接受了一次手术。4小时的麻醉之后，手术成功的Kishka出院了，和它一起被递到主人手上的还有长达2页纸的报告，里面详细描述了该如何照顾术后的狗狗，另外还开了两种不同的止痛药――一种是狗狗版的扑热息痛，另一种是抗生素，防止伤口感染。 　　手术花费了$2,100，可能差不多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不过Levy觉得这钱花得值，狗狗正在康复中，而且从周一到现在他们已经先后接到宠物医院的三通电话，询问Kishka情况怎么样了。 　　Levy想说，Kishka情况不错，比她强多了。。 　　因为Levy最近也遇到点状况，去看了医生。 　　上周一，她摔伤了左腿，当时立马皮开肉绽，她即刻被送往多伦多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伤口缝了15到20针。 　　之后，她就被打发回家了，问题是，医生并没有给她开任何止痛药或抗生素。 　　多伦多综合医院 　　Levy远在佛罗里达的护士好友听说了这事，立刻提醒她缺少止痛药和抗生素的严重性。于是Levy联系了急诊室的医生两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医院就是这样规定的。 　　药没来，账单却来了。三天后，Levy收到两张$45的救护车的账单。同一天，她的腿部开始剧烈疼痛，并且出现了红肿。 　　星期天的时候，她腿部膝盖以下的部分和右脚开始肿胀，疼痛太剧烈，她甚至出现了思维模糊，没法思考事情。 　　家人立刻将她送到附近的诊所，结果被告知缝针的地方已经感染，必须拆除。诊所医生还给Levy开了这么久以来的第一片抗生素。 　　现在感染已经被控制，但疼痛还是难以忍受，Levy说她几次想吞下狗狗的止痛药。 　　文章的最后Levy说，这次的经历让她见识到，我们的医疗系统对猫狗比对人要好得多。 　　“我知道这不光发生在我身上，这周有个87岁的老人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而遭受了严重的伤口感染。” 　　“尽管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但我们的医疗系统还是一团糟，资源不够、监管不力。” 　　政客吐露实情 　　本周，加拿大魁北克省卫生部长表示，不再为麦吉尔大学医疗中心(MUHC)预算赤字提供额外拨款――因为免费又及时的医疗根本不可能实现。 　　加拿大广播公司资深记者Neil Macdonald报道，通常，加拿大当选的政客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会反复这样说：让每个加拿大人免费又及时地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但是Macdonald指出，这完全是荒谬的，除了税照收不误。 　　首先，根本没有所谓的“加拿大医疗体系”，因为每个省都实行各自的医疗系统，各有不足，联邦政府除了提供部分拨款，完全没有监督。 　　其次，医疗系统内的腐败严重，靠权力影响或内部关系，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第三，所谓我们在年老时会得到照顾，只是一个理想，并没有写入法律。虽然大家都在传达这个期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卫生部长或总理作出过保证。  

　　中国不孕不育发病率逐年增加，其中多方位的环境污染对不孕症的产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20年前，中国育龄人口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仅为3%，而2011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12%，更有部分地区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5%。 　　报导分析，环境污染、工作压力、不良生活方式都是导致男女不易怀孕的诱因。 　　专家分析，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了国内各种不孕不育症的高发、频发。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通过污染水源、食物或经皮肤吸收进入肌体后，对人类的生殖障碍、发育异常、某些癌症及某些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疾病都产生了影响。 　　而环境污染直接导致的就是男性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 　　据悉，与三四十年前相比，中国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1亿个左右下降到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而且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速度越快。 　　对于女性而言，事业压力则是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随着生活压力日趋变大，女性普遍推迟结婚、生育年龄，但年龄越大对生育能力影响越大。“35岁以后女性生育能力更是明显走下坡路了，30岁之前则是最佳生育年龄。” 　　陆媒此前曾报道，据中国精子库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大陆不孕不育患者都在增加，每年约有10万名试管婴儿出生，目前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不孕夫妇呈年轻化趋势。 　　在大陆，需要辅助生殖助孕的育龄妇女大约有300万，其中因为男性不育的占40%，而“无精症”约占15%至20%。 　　另有分析认为，过多的堕胎也是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之一。根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至少有1300万例堕胎。其中，有一半妇女属于非婚，并曾做过两次以上手术。  

　　据680新闻报道，加拿大情歌王子Michael Buble证实，他三岁的儿子Noah患了癌症。 　　他说，这一诊断让他和他的妻子“震惊”。 　　Michael Buble是在他的脸书账户里发表申明证实这一消息的。 　　“我们一直说，家庭很重要，我们的孩子很重要。Luisana和我已经暂时将我们的工作放在一边，全新全意照顾Noah，帮助他康复。” 　　Noah目前在美国接受治疗。 　　根据报纸La Nacion的报道，家人最初以为Noah患的是腮腺炎。他被带到一家美国医院看病，在那被诊断为癌症。

　　前段时间，多伦多卫生局在“Wrap It Up”活动中派发避孕套。   　　工作人员将避孕套放在自行车防水车座里面，倡导“戴好套再骑车”。其中避孕套上写着“探索多伦多(Explore T.O.)”。 　　原本以为，这就已经算“大胆”。然而，无独有偶，加拿大萨省的一个小镇直接将镇名写在了避孕套上，而且比较“调皮”。 　　目前，这种避孕套在Saskatoon Health Region的5个地方派发。 　　据悉，萨省是加拿大艾滋病率最高的省份。

库马尔天生背部长了多余的脚。 多出来的脚令库马尔走路艰难。 库马尔于社交网站求助。   印度一名男子天生异禀，自出娘胎便长有4只脚，但他一直希望找到医生，为他切除长在他背部的脚，于是在网上寻求协助。 现年22岁的库马尔（Arun Kumar）天生背部长了2只脚，他的家人于他年幼时，花了5年时间在全国多间医院寻求医生协助切除多余的脚，却因为他是个婴儿，做手术会有很大风险，因而被拒绝。 多出的2条腿，令库马尔饱受重压，更影响走路，因而于社交网站求助，最终获德里一间医院跟进他的病情，寻求可医治他的方法。过了15年"四脚生活"的库马指，他希望可以像常人般正常走路，而他已准备好进行切除手术。

安省卫生厅长贺施金。（CBC） 安省卫生厅一个新数据库揭示，超过80名省内医生，为病人开出不正常的大量鸦片类药物，这些医生已在接受调查。 卫生厅新的麻醉剂监控电脑系统发现，86名医生为8名甚至更多病人，开出芬太奴(Fentanyl)、羟考酮(oxycodone)之类药物，其数量大大超过全国指引。 安省卫生厅长贺施金(Eric Hoskins)周四在省议会告诉记者：「卫生厅检测出一些模式，我称之为不寻常。我们所说的是，鸦片类药物的每日剂量，相当于一天服用大约150片泰诺3(Tylenol 3)。」 贺施金说，卫生厅官员已将涉事医生的信息，提报给行业监督机构安省内外科医生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以供调查。 医生会将确定，是否这些医生违反职业操守，这些处方是否合适。 该协会最近曾警告医生，卫生厅向其提供了信息，涉及医生开出鸦片类药物处方时，可能违反安全指引。 医生会的注册官杰拉斯医生(Dr. Rocco Gerace)说：「医生会将考虑，数据的准确性、开出这类处方时的临床环境，并将从开处方的医生处获得信息，以便更好理解与评估这种做法。」 贺施金说，涉及的鸦片类药物剂量，也许对某些特定病人合适，比如接受善终服务的人或癌症患者。 据首席验尸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Coroner)，安省每天平均有2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令其成为安省意外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贺施金上月发布他所说的安省首个综合性策略，应对鸦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其中的措施包括遏制滥开处方现象。他指这次调查就隶属该策略。

切除乳房后，她们这样生活 面对女性杀手乳腺癌，切除乳房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手术留下的伤疤却并不美丽。然而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并不惧怕显露自己平坦的胸部。对她们来说，身体便是战场。 在黛比·鲍尔斯(Debbie Bowers)做乳腺癌手术前，她的医生保证，医疗保险会支付乳房再造的费用，还说她“甚至可以增大一个罩杯”。但鲍尔斯不想要硅胶植入物或更大的乳房。 “患上癌症后，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体内有不属于我的东西，”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Bethlehem)45岁的鲍尔斯说，“我只想要康复。” 虽然整形外科医生和肿瘤医生大力提倡乳房再造，认为它是女性“重新感受健全”的一个方法，但有些医生说，他们开始看到对这种外科手术的抗拒。鲍尔斯这样的病人选择的就是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和社会传统，在患上乳腺癌之后保持没有乳房的状态。她们甚至给不进行乳房再造的决定起了个名字，叫“走平胸路线”(going flat)。 “乳房再造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市的乳房外科医生迪安娜·J·阿塔伊(Deanna J. Attai)说。她是美国乳房外科医生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Breast Surgeons)的前主席。她说，越来越多的病人，尤其是那些在患癌之前乳房偏小的病人，选择不要乳房再造。“有些女性就是觉得太麻烦：太复杂，太多步骤，过程太长。”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的黛比·鲍尔斯，在一个视频里展示了带有疤痕的胸部，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该视频在Facebook上广为流传。 社交媒体令这些女性可以更开放地谈论不要乳房的决定，以及身体和情绪所面临的后续挑战。社交媒体平台wisdo.com前不久制作的一段视频在Facebook上得到广泛转发。在视频中，鲍尔斯和51岁的朋友玛丽安娜·杜克特·科佐(Marianne DuQuette Cuozzo)脱去衬衣，露出有疤痕的平坦胸部。50岁的新奥尔良人波莱特·利普哈特(Paulette Leaphart)患有凝血障碍，在双乳切除后无法进行乳房再造。今年夏天，她裸露上身从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Biloxi)徒步走到华盛顿特区，以此激发人们对癌症患者经济困境的关注。 “女人不是因为有乳房才是女人，”利普哈特说。 乳房切除后“走平胸路线”的新运动是对女性特质和乳腺癌康复固有观念的挑战。多年来，医学专业人士认为，乳房再造是乳腺癌治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女性健康倡议者争取并最终促使《妇女健康与癌症权利法案》(Women’s Health and Cancer Rights Act)于1998年获得批准，该法案要求医疗保险计划涵盖修复和再造手术。 从那以后，乳房再造成为标准护理。据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称，去年共进行了10.6万多例再造手术，比2000年增加了35%。虽然女性在切除乳房后选择再造的确切比例尚不可知，但一项研究发现，2011年，在准备做乳房切除手术的女性当中，有63%的人选择再造。如今，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这个数字接近80%。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夏天，新奥尔良人波莱特·利普哈特裸露上身从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Biloxi)徒步到华盛顿特区，以此激发人们对癌症患者经济困境的关注。 有研究显示，女性在治疗癌症之后进行乳房再造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推介再造手术时，医生会援引这类研究。但一些女性认为，医生过于注重体貌特征，对她们的身体和心灵在漫长再造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却关注得远远不够。做再造手术的女性有多达三分之一会出现并发症。对28项研究的系统性汇总显示，就身体形象、生活质量和性表现而言，没做乳房再造的那些女性的状况不会更糟，有时还会更好一些。 “乳房再造术有个可怕的小秘密：术后出现重大并发症的风险要高于普通的选择性手术，”会为患者做再造乳房手术的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整形外科副教授克拉拉·李(Clara Lee)说。 和鲍尔斯一起在Facebook上的那个视频中出现的科佐，在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手术以后，用了一年时间来再造乳房，但却在五个月内出现了四次感染，于是她把植入物移除了。她说，进行乳房再造“比患癌症还要糟糕”。 目前，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一些州要求医生告知女性可以进行乳房再造。但女性们表示，自己通常不会被告知还可以选择让胸部保持平坦。“我从未被告知还有其他选择，”科佐说。“我从乳房外科医生到了整形外科医生那里，他们说，‘这就是你接下来要做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整形外科主任、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上一任会长大卫·H·宋(David H. Song)说，并发症的风险真实存在，但过度关注并发症就像是在“成百上千万航班安全着陆”之际将注意力集中在坠机上。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和鲍尔斯一起出现在Facebook上的那个视频中的玛丽安娜·杜克特·科佐，曾在五个月内经历四次感染，于是摘除了乳房内的植入物。 鉴于手术技术的发展，“再造的乳房就美感而言会比原来的乳房更胜一筹，”宋医生说。“这一切结束后，患者会显得更年轻，胸部比以前更具美感。” 但他的话暗示着再造的乳房是女性天然乳房的升级版，这类说法会惹恼许多切除了乳房的女性。首先，再造的乳房通常是麻木的，再也无法在性唤起过程中发挥作用。它通常没有乳头，因为乳头在乳房切除手术中一般会被摒弃。 看过一些再造的乳房的照片以后，“我有点儿恐惧，”现年48岁、来自布鲁克林，在切除双侧乳房后决定不做植入手术的查理·谢尔(Charlie Scheel)说。“你没有乳头，而且到处都是伤疤。” 来自长岛的癌症幸存者丽贝卡·派因(Rebecca Pine)是一个名为“乳房与海”(Breast and the Sea)的摄影和写作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她说，“你的身体要经受极多的苦痛，而且也不是说我们能找回自己的乳房。” 一些女性表示，医生曾敦促她们接受植入手术。佛罗里达州的凯瑟琳·斯特普尔顿(Catherine Stapleton)在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以后清醒过来时，发现她的乳房外科女医生留下了以后进行乳房再造时用得上的一块块难看的皮肤和组织，以防她改变主意。 “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感到很震惊，”现年58岁的斯特普尔顿说。她现在的处境是，要接受额外的大手术来修正第一次手术。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现年48岁、来自布鲁克林的查理·谢尔，在切除双侧乳房后被一些再造的乳房的照片吓到了，决定不做乳房再造手术。 长岛倡导团体九分之一(1 in 9)的主席杰里·巴里什(Geri Barish)说，当她选择不做乳房再造手术的时候，遭到了医生的责问。“一位医生对我说，‘你怎么能就这样走来走去？你看起来有些畸形，’”她回忆道。 互助团体和社交媒体的存在让女性得以分享与乳房再造的现实有关的故事。“我那个互助组里的很多女性都出现了感染，此外，其间涉及的手术数量之多让她们很惊讶，”现年45岁、在切除双侧乳房后选择让胸部保持平坦的阿莉西亚·斯特利(Alicia Staley)说。“跟她们交流时，我很疑惑，‘这些女性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让乳腺癌患者接受变成平胸的事实会很困难。一些女性会在胸罩内戴假体，不过也有很多人不再这样做了。“它们很重，感觉不太舒服，而且它们接触的是留有伤疤的敏感部位，”派因说。 翻译：土土、李琼

据英国镜报报道，近日，英国一位父亲安迪（Andy Whelan）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张他四岁女儿杰西卡（Andy Whelan）接受癌症治疗时的照片，“这就是癌症的真面目”，配上黑白色调下小女孩痛苦的神情，让人心碎。 2015年9月，杰西卡被诊断出儿童神经母细胞瘤四期。目前，年仅4岁的她已经和病魔抗争了13个月。不幸的是，漫长痛苦的治疗没能治好她的癌症，医生说，她最多还能活个几周。“我的小女孩，她苍白的脸上可以看到突出的血管，孤独的泪水从脸颊滑落，扭曲的表情，僵硬的身体……”父亲分享照片的时候写道。图为杰西卡和爸爸安迪。 最初，杰西卡只是手臂肩膀疼，医生诊断是骨感染。经过10周的治疗之后，在一次检查中，医生们发现了杰西卡腹部的肿瘤，随着更深入的化验，他们确诊——杰西卡患上了癌症，四期。 自此开始，杰西卡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化疗和各种临床药物试验，这让小姑娘的秀发一天天脱落。不过乐观的杰西卡把医院当成了家，她和邻床的小朋友成了好朋友，和护士姐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图为杰西卡为了治疗剪成了短发。 几个月后，杰西卡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她变得比以往都有力量、看起来也更有精神，安迪和妻子也学会了如何用药。因此，杰西卡可以在家多待些时间，和弟弟玩耍。图为杰西卡和她的弟弟詹姆斯。 父亲安迪说，“一天早上，一家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中出现了病人的镜头，她便转头对我们说：‘我不想死。’这句话伤透了我的心，我感觉我的女儿很可怜。” 当所有药物治疗都结束后，医生经过检查告诉安迪，杰西卡的病情虽然没有恶化但也并没有好转。 今年8月，杰西卡接受了放射治疗，医生说这可能会让杰西卡多活两年。但是10月的时候，医生发现虽然杰西卡的肿瘤没有长大，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 医生告诉安迪一家人杰西卡最多能活几个星期，这个噩耗让他们感到绝望。虽然还有其他各种药物试验，但是对杰西卡来说，都不会有什么作用了。 10月12日，安迪和妻子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停止杰西卡的化疗，让她能够在短短人生的最后阶段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图为停止化疗后，杰西卡在父母卧室里玩ipad。 安迪说，他之所以选择在杰西卡短短人生的最后分享这些照片，是因为他想让更多人提高对儿童癌症的认识，他也曾是个对儿童癌症一无所知的父亲，而如今，看过女儿承受了这么多身体、心理上的痛苦之后，他不想再让这些小天使的人生以悲剧结尾。他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投入到儿童癌症治疗研究之中，让孩子们免受癌症的痛苦，拥有快乐的童年。

Dixon一家，左为女儿Rebecca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   一名因对妇女生育有贡献而曾获颁加拿大勋章的渥太华生殖科医生，被指利用自己的精子取代一名不育女病人丈夫的精子，替该名女病人进行人工受孕，被该对夫妇及女儿告上法庭，同时还有另外一名女子以同样理由提告，该医生面临集体诉讼索偿。 案中原告Daniel and Davina Dixon 夫妇一直尝试想有自己的孩子但没有成功，最后两人决定求助医生。自1989年起向当时在渥太华行医的Dr. Bernard Norman Barwin求医。医生果然医术高明，第二年即1990年两人诞下女儿Rebecca Dixon，一家人欢天喜地。 随着女儿一年年长大，问题也就来了。先是母亲Davina发现女儿的眼睛是褐色的，而她们夫妇两人的眼睛全是蓝色的，开始产生疑虑。 父亲Daniel 说，有一个快速的方法可以判定女儿的身份，那就是血型。Daniel 是AB血型，而Davina是O血型，血液测试结果Rebecca也是O血型，这就可以断定Rebecca 不可能是他们两人的亲骨肉，因为如果父母双亲血型为O+AB 则子女血型可能是A或B ，但绝不可能是O或AB 。 为了确认这个结果，Daniel and Davina Dixon于2015年4月进行了DNA测试，证实Rebecca的生父是Daniel的机率为零。他们这才想到问题可能出在Dr. Bernard Norman Barwin医生那里，翻查安省内外科医生协会（CPSO）有关医生的文件，发现他2013年曾遭停牌两个月，并在纪律聆讯中承认“曾在执业期间犯错，令他未能向病人提供属意生父的后代”。这怎么可能，医生在为他们夫妇提供生育治疗期间是保证了只会利用男方的精子替女方授精的。 本周二渥太华两家律师行代表受害人提交诉状，要求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自愿提供个人DNA样本。医生的代表律师Karen Hamway说他们会在数周内提交答辩书。 现年26岁的Rebecca接受CBC 访问时说﹕我小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养女﹐我们总是一笑置之。我的长相不像父母﹐但有点像外祖母﹐我从未担心有问题。直到查验血型后才发现问题。 之后她联络上了面对同样问题的温哥华女子Kathryn Palmer，Palmer的母亲在1990年请同一个医生以匿名捐赠者的精子受孕。透过DNA测试证实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为Kathryn Palmer生父。二人再进行DNA测试后，证实为同父异母的姐妹。Rebecca说，这倒是个意外惊喜，因为她一直希望有个这样的姐妹。 报道说，2013年﹐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被安省内外科医生会吊销医生牌照两个月﹐他此前承认﹐在21年期间曾为4名女子错误授精。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于2014年8月永久放弃行医牌照，并失去加勋章荣誉。

　　本周五(11月4日)温哥华国际村(International Village)电影院，将会放映宣传捐赠干细胞善举的电影《Mixed Match》，鼓励更多的少数族裔人士能登记成为捐赠者，增加病人寻得合适配对的机会。 　　电影制作人斯特里斯(Jeff Chiba Stearns)称，找寻骨髓捐赠者的困难在全世界都存在，一些人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事情，故此希望能消除部分人对此的误解，并鼓励更多的少数族裔人士能登记成为捐赠者，增加有需要的病人找寻合适配对的机会。 　 　少数族裔背景病人配对难 　　该影片讲述了有病人因为本身的少数族裔背景，可能增加他们寻找合适干细胞配对的难度的故事。目前在全球的干细胞登记，主要是白人捐赠者，少数族裔则较少。该部电影鼓励人们登记成为捐赠者，并指出登记程序简单。 　　现场设捐赠登记摊位 　　加华干细胞协会在电影播放期间，会在现场设有摊位，为17至35岁的捐赠者登记。 　　该影片曾于今年10月4日，在2016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放映。

本周，加拿大魁北克省卫生部长在蒙特利尔市新建的超级医院作出一项警告，医院的经费有限，不可能在面临透支时，继续不断接收和诊治病人。 魁北克省卫生部长表示，不再为麦吉尔大学医疗中心(MUHC)预算赤字提供额外拨款。 这位部长本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可能讲出了不会从政客们口中听到的一句真话。 加拿大广播公司资深记者Neil Macdonald报道，通常，加拿大当选的政客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会反复这样说：让每个加拿大人免费又及时地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这也是加拿大近50多年来的一条社会契约：政府通过方方面面的税收，为我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但是Macdonald指出，这完全是荒谬的，除了税照收不误。 首先，根本没有所谓的“加拿大医疗体系”，因为每个省都实行各自的医疗系统，各有不足，联邦政府除了提供部分拨款，完全没有监督。 联邦卫生部长 Jane Philpott与各省卫生部长开会，讨论医疗拨款。 结果造成各省的医疗服务水准参差不齐。加拿大咨议会(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表示，安省居民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优于魁省，但魁省的税更高。 其次，Macdonald指出，医疗系统内的腐败严重，靠权力影响或内部关系，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第三，所谓我们在年老时会得到照顾，只是一个理想，并没有写入法律。虽然大家都在传达这个期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卫生部长或总理作出过保证。 医疗拨款一直在减少 Lakehead大学医疗经济学家Livio Di Matteo指出，加拿大的人均医疗拨款，经过通胀调整后，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减少，并有可能进一步减少。 联邦政府向各省的医疗拨款每年增长6%，现在要求减少拨款，称各省政府没有把拨款完全用于医疗服务上。而各省政府一直要求增加拨款，以便减少自己的预算。 目前加拿大人口不断膨胀，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年龄，很多已经进入70岁，正是大量消耗医疗开支的时候。未来的医疗体系如何满足这一群体的需要? 魁北克省卫生部长Gaétan Barrette本周已表示，政府不再会为麦吉尔大学医疗中心(MUHC)的预算赤字提供额外的拨款。这就好象是在暗示，对不起，没有钱了。 部长指出，大家要面对现实，加拿大全国各地近几年来一直在削减预算，只是以等候名单和定量配额的方式。 温哥华私立诊所Cambie Surgery Centre。 加拿大法律禁止基本医疗私有化，但是很多地方提供私人收费的MRI扫描、髋关节置换手术或整形外科手术。更有很多人自费前往美国，以避免漫长的等候。 联邦卫生部长Jane Philpott强调“不能用钱来插队”，这是加拿大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这项原则导致那些等不及排队的病人，在已经繁重的医疗负担上增加额外的旅行和酒店开支。 Di Matteo指出，医疗系统最终能否满足加拿大人的需求，取决于经济。经济增长，成功吸纳移民，从而扩大纳税人口，才能负担医疗系统不断增加的拨款压力。

一名因对妇女生育有贡献而曾获颁加拿大勋章的渥太华生殖科医生，被指利用自己的精子取代一名不育女病人丈夫的精子，替该名女病人进行人工受孕，被该对夫妇及女儿告上法庭，同时还有另外一名女子以同样理由提告，该医生面临集体诉讼索偿。 案中原告Daniel and Davina Dixon 夫妇一直尝试想有自己的孩子但没有成功，最后两人决定求助医生。自1989年起向当时在渥太华行医的Dr. Bernard Norman Barwin求医。医生果然医术高明，第二年即1990年两人诞下女儿Rebecca Dixon，一家人欢天喜地。 随着女儿一年年长大，问题也就来了。先是母亲Davina发现女儿的眼睛是褐色的，而她们夫妇两人的眼睛全是蓝色的，开始产生疑虑。 Dixon一家，左为女儿Rebecca 父亲Daniel 说，有一个快速的方法可以判定女儿的身份，那就是血型。Daniel 是AB血型，而Davina是O血型，血液测试结果Rebecca也是O血型，这就可以断定Rebecca 不可能是他们两人的亲骨肉，因为如果父母双亲血型为O+AB 则子女血型可能是A或B ，但绝不可能是O或AB 。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 为了确认这个结果，Daniel and Davina Dixon于2015年4月进行了DNA测试，证实Rebecca的生父是Daniel的机率为零。他们这才想到问题可能出在Dr. Bernard Norman Barwin医生那里，翻查安省内外科医生协会(CPSO)有关医生的文件，发现他2013年曾遭停牌两个月，并在纪律聆讯中承认“曾在执业期间犯错，令他未能向病人提供属意生父的后代”。这怎么可能，医生在为他们夫妇提供生育治疗期间是保证了只会利用男方的精子替女方授精的。 本周二渥太华两家律师行代表受害人提交诉状，要求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自愿提供个人DNA样本。医生的代表律师Karen Hamway说他们会在数周内提交答辩书。 Rebecca 现年26岁的Rebecca接受CBC 访问时说﹕我小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养女﹐我们总是一笑置之。我的长相不像父母﹐但有点像外祖母﹐我从未担心有问题。直到查验血型后才发现问题。 之后她联络上了面对同样问题的温哥华女子Kathryn Palmer，Palmer的母亲在1990年请同一个医生以匿名捐赠者的精子受孕。透过DNA测试证实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为Kathryn Palmer生父。二人再进行DNA测试后，证实为同父异母的姐妹。Rebecca说，这倒是个意外惊喜，因为她一直希望有个这样的姐妹。 报道说，2013年﹐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被安省内外科医生会吊销医生牌照两个月﹐他此前承认﹐在21年期间曾为4名女子错误授精。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于2014年8月永久放弃行医牌照，并失去加勋章荣誉。

阿黛尔层患上忧郁症 据台湾媒体报道，英国歌手阿黛尔（Adele）和男友西蒙·考内奇（Simon Konecki）相恋5年，至今仍未结婚，不过她在2012年为男友生下儿子安吉洛（Angelo），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满，之前也曾在演唱会中，对全场歌迷喊话自己要在巡演结束后，再拼二胎。不过，她日前在专访中却透露，自己在生下安吉洛后，曾一度换上产后忧郁症，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妈妈。 阿黛尔日前在接受《Vanity Fair》的专访中透露，自己“有过非常黑暗的一面”，经常很容易陷入忧郁，在10岁那年因爷爷过世，患上忧郁症，接受了很多的治疗才逐渐康复。没想到在生下儿子后，阿黛尔又再次患上忧郁症，并透露当时自己真的被那样的状态吓坏了，“我非常迷恋我的儿子，完全无法离开他身边半步，完全无法做自己的事。” 阿黛尔与儿子 阿黛尔称自己在当时完全陷入迷恋儿子的状态，“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去爱儿子，好像做了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她坦言直到有一天与同为人母的好友倾诉，对方完全理解当妈妈的难处并爆哭，才让她渐渐走出低潮。 虽然产后忧郁症一度困扰阿黛尔，不过有了小孩之后，也让她改掉不少坏习惯，不再酗酒抽烟，“毕竟宿醉状态带小孩，根本就是一种折磨！”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31日报道，美国华盛顿一名女子顺产诞下一个羊膜囊宝宝，据悉，这种罕见现象在新生儿中的发生概率只有八万分之一。 据悉，19岁的母亲凯莉•吉尔莫(Keely Kilmer)亲眼目睹了宝宝的出生，孩子重约5.7斤，浑身裹着羊膜囊，当时她和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但希望这对小宝宝来说是个好兆头。众所周知，羊膜囊在母亲子宫里对宝宝起着保护作用，而自中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裹着羊膜囊出世的宝宝具有神奇的力量。 凯莉称，她为宝宝取名为大卫•托比•路易斯(David Toby Lewis)，而宝宝现在已经5个月大了，十分健康可爱。据她回忆，分娩之前她仍在散步，而午后的水中分娩却是十分痛苦的。后来在助产士的帮助下，她顺利产下了宝宝。同时她还称，在分娩过程中能隐约感觉到羊膜囊。宝宝出世后，助产士刺穿羊囊，剪下脐带，将宝宝放在凯莉怀里。 此外，凯莉的婆婆和丈夫对此事做了积极的回应，他们认为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他们相信宝宝的出生会带来好运，并对宝宝寄予了美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