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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上最强的X光,告诉我们新冠患者的肺长这样！

我们都知道人的肺长什么样，但很少有人看过被新冠病毒感染后的肺。下面这张图，是一名 54 岁死去新冠患者的肺。其中，肺泡和呼吸性细支气管是蓝色，开放的血管是红色，而新冠后被闭塞和损坏的血管是黄色。这张图可以最直观的看出新冠病毒对肺部血管造成的损害。然而，如此细节的看清肺部细节的医学成像图，却是第一次见到。这张图不是电脑绘制的图画，也不是模拟的肺模型，而是一个真实的肺。是 X 光扫描出来的。如此细节的 X 光图，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 人类研究器官和人体组织，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古代的医学书有器官的结构图，现代的科技也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细胞和微生物。但这里有一个很反常识的事实：我们人类并不清楚器官具体长什么样。 " 也许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惊讶。" 伦敦大学的心脏解剖学家安德鲁 · 库克（Andrew Cook）说，"虽然我们从几百年前就开始研究心脏结构，但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心脏的正常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特别是心脏的肌肉细胞，以及它如何随着心脏跳动而变化。" 人类当然有很多漂亮、精细的心脏图，但是博士后研究员克莱尔 · 沃尔什（Claire Walsh）说，那些只是艺术创作。 " 在解剖学教科书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大比例、小比例的图。这些都是手绘图画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图片，所以只能用艺术来诠释。"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类技术有限，无法绘制出细胞级别的器官完整图。像 CT、MRI 这样的医用 X 射线，可以对整个器官进行成像拍片，但是它们的分辨率不高。活组织检查可以让科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组织样本，看清细胞的情况，这样虽然分辨率高了，可只能展现器官的一小部分，无法知道总体的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同时看清器官全貌，又能同时放大出细胞细节。要么是乘坐大型喷气式飞机越过森林上空，要么是沿着一条林间小路徒步旅行，总体和细节无法兼得。但现在，一种新技术出现了，它可以让人像鸟一样，挥动翅膀在森林中翱翔，能俯瞰森林，也能凝视露珠，看清整个器官的情况。（用 HiP-CT 技术扫描出的 94 岁女性的左肾，分辨率为 25.08 微米）这项技术叫作 HiP-CT，一个开创了组织学新时代的东西，而它的诞生，是科学家们想研究新冠病毒对人体的危害。 2020 年，在新冠疫情开始不久，德国汉诺威医学院的胸外科学家丹尼 · 乔尼克（Danny Jonigk）和美因茨大学的病理学家马克西米里 · 阿克曼（Maximilian Ackermann）就感到这病毒不同寻常。（丹尼 · 乔尼克）他们二人都有肺病方面的专业知识，很快注意到报道中说，病人存在 " 隐形缺氧 " 的现象。 " 隐形缺氧 " 是指病人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也没有明显不适，但是体内的血氧浓度骤降。因为难以察觉，病人的病情会被耽搁很久，进医院时常常处于病危状态。乔尼克和阿克曼怀疑，这是新冠病毒在以某种方式攻击肺部血管。（马克西米里 · 阿克曼） 2020 年 3 月，病毒在德国蔓延开后，两人对新冠死者进行尸检，将他们的肺部组织和普通死者的肺进行对比。两人很快发现，新冠死者的肺中最细小的血管被扭曲，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人体内有大量细密的血管系统，哪怕只有 1％的血管遭到病毒攻击，血液流动和吸收氧气的能力也会受损。（血管扭曲的部位） 2020 年 5 月，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布结果，说新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呼吸系统疾病，而是一种血管疾病，可能影响全身的器官。（两人发表的研究）在知道病毒影响血管后，两人想了解这种伤害到底是怎么样的，这需要图片足够清晰，能放大到细胞的尺度。 " 虽然肺做的事很简单，氧气进，二氧化碳出，但是里面的微细血管有几万英里长，排列得非常精细，简直就是奇迹。" 乔尼克说，"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在不破坏器官的情况下，研究像新冠这么复杂的东西呢？" 想来想去，乔尼克和阿克曼想到用 X 射线。（HiP-CT 技术扫描出的 94 岁女性肾脏中的血管系统）他们联系了材料学家皮特 · 李（Peter Lee），他擅长用 X 射线研究生物材料，很快将他们介绍给欧洲科学家的研究圣殿，欧洲同步辐射所。欧洲同步辐射所，简称 ESRF，是一个位于法国格勒诺布尔登的大型联合研究机构。（欧洲同步辐射所）每年有 8000 多名科学家来这里参观，进行 2000 多项实验，吸引他们来这里的，是粒子加速器。 ESRF 的粒子加速器能让电子以接近光的速度，沿着半英里的圆形轨道运动。当电子一圈圈奔跑时，轨道上强大的磁铁能使粒子流弯曲，让这些电子发射出极亮的 X 射线。（ESRF 里的加速器轨道）这种强大的 X 射线能让 ESRF 以微米，甚至纳米的分辨率观测物体。它通常用于研究合金和复合材料，观察蛋白质的分子结构，以及在不打碎石头的情况下，研究内部的化石骨骼。乔尼克和阿克曼想用它对人体器官进行世界上最精密的 X 射线扫描，负责加速器技术的保罗 · 塔福罗（Paul Tafforeau）说，这应该能做到。（保罗 · 塔福罗）前不久，ESRF 完成了对 " 极端明亮 X 射线源 "（简称 EBS）的升级，它能射出世界上最亮的 X 射线，威力是普通医用 X 射线的 10 万亿倍，是上一代 X 射线源的 100 倍。 EBS 能对复杂物体进行原子级别的成像，扫描后生成三维模型，内部的结构一清二楚。（ESRF 的粒子加速器）普通医用 X 射线之所以难以呈现清晰的人体器官，是因为 X 射线靠不同物质的吸收量来作图，重的元素吸收得比轻元素多。而人体组织主要由轻元素组织（比如碳、氢、氧），所以很难区分。但 EBS 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的射线非常同步，以相同的频率和对齐方式前进。当 X 射线穿过物体时，细微的密度差异会导致射线的路线稍微偏移，在离物体越远的位置，这种差异就越容易被检测到。所以，哪怕是轻元素，EBS 仍然可以清晰描绘软组织的内部图像。（用 HiP-CT 技术，在 EBS 射线源下扫描出来的 94 岁女性心脏）唯一的问题，是人体组织很难被固定，如果扫描期间它出现千分之一毫米以上的移动，最终的图像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射线无法对齐。想清楚这些事后，塔福罗开始研究如何把器官固定在容器里。他在从海藻中提取出一种凝胶，里面放入大量乙醇，然后从屠宰场找来猪内脏，将它包裹起来。（保罗 · 塔福罗）接着，在多种研究化石的技术之上，他研发出一个叫 HiP-CT 的扫描技术，这个技术可以扫描整个器官，也可以放大任何感兴趣的部位，直到细胞程度。（用 HiP-CT 扫描出的大脑可以不断放大）去年 5 月，塔福罗用 HiP-CT 扫描了猪肺，看上去没有问题。然后，他扫描了一名刚刚死于新冠的 54 岁男子的左肺，把照片发给乔尼克和阿克曼。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张看到照片的李惊叹了，塔福罗给的是一个肺部的三维图像，可以任意把自己想看的地方放大，" 信息量是医学 CT 的一百万倍 "。 HiP-CT 技术使人体扫描的分辨率达到 25 微米，比人的头发还细，在选择要放大的区域后，它还能达到单微米级分辨率，是医学 CT 分辨率的 100 倍！（可以放大到细胞结构的肺部扫描图） "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图时，所有人都陷入沉默。" 沃尔什说，" 之前，没人看过如此详细的人体器官图。" 三维图像显示肺部的血管出现扩展和肿胀，还形成异常的微型血管束，这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更近一步。这张看上去颇为可怕的图，也成功让研究人员说服他们的亲友接种疫苗。（研究员在分析 HiP-CT 扫出的图像） HiP-CT 的工作还没有停止，塔福罗的团队建立了一个人体器官图谱计划，希望将所有器官都扫描一遍，把三维图像放到云端，让所有医学研究者都可以看。这些图就相当于人体的谷歌地图。目前，团队已经发布了心脏、大脑、肾脏、肺和脾脏的三维图，完成对另外 30 种器官的扫描，还有 80 种器官在排队等候中。（HiP-CT 扫描出的 5 种器官）这项技术对了解疾病相当宝贵，已经有 40 多个研究小组联系他们，希望他们能帮忙扫。 HiP-CT 团队还在测试 ESRF 的最新光束设备，叫 BM18，它能产生更大的 X 射线束，意味着扫描所需的时间更短。 BM18 的效果也很好，他们计划在 2023 年底之前，扫描出整个人体。

4年前
BC3天增4997例24死，每天只能检测1万人

今天下午，BC 省卫生官员报告了最新的疫情信息。在过去的三天，全省新增4,997 例确诊，其中周六新增2,163例，周日新增1,489例，周一新增1,345例。目前，全省共有31,882 例活跃病例，有987 人因 COVID-19 住院，其中 129 人在重症监护室。其余人员正在家中自我隔离。新增/活跃病例的具体分布区域如下： Fraser卫生区的1,702例新病例，活跃病例总数14,431 温哥华沿海卫生区新增862例，活跃病例总数7,256 内陆卫生区新增1,251例，活跃病例总数7,021 北部卫生区新增555例病例，活跃病例总数1,566 岛屿卫生区新增626例病例，活跃病例总数1,544 加拿大境外输入1例，活跃病例总数4例在过去72小时内，又有24人因新冠去世。据亨利博士说，全省大概每天检测10，000人，BC省目前的确诊病例大多为Omicron变体，它比它所取代的Delta变体更容易传播，但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较低。目前，BC省在加拿大各省份中疫情最佳，每10万人中仅200个病例。

4年前
加拿大人均寿命大幅下降男性减寿更多

加拿大统计局周一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加拿大预期寿命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年下降。 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为81.7岁，比2019年的82.3岁下降0.6岁。这是自1921年开始统计以来预期寿命的最大降幅。预期寿命降幅最大的是魁北克省，其次是安省、草原省份和BC省。男性预期寿命的降幅比女性更大。男性预期寿命降0.7岁，女性预期寿命降0.4岁。图源：CTV News 2020年，共有16b151名加拿大人死于COVID-19，成为当年第三大死亡原因。新冠死亡占加拿大死亡总人数的5.3%，排在癌症和心脏病之后，这两种疾病分别占死亡总人数的26.4%和17.5%。新冠病毒并非导致死亡人数增加的唯一因素。与封锁、死亡和对生病的恐惧有关的压力因素导致许多加拿大人的心理健康恶化，一些人转向毒品和酒精。虽然死于新冠的40岁以下的加拿大人很少，但25岁至39岁的人的死亡率也是20年来最高的。统计局表示，年轻群体死亡率上升可以归因于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死亡“显著增加”。统计局说，“从2019年到2020年，意外中毒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在年轻加拿大人中尤其严重。” 2020年，包括意外中毒，包括剂量过量造成4604人死亡，而2019年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705人。对于45岁以下的人来说，2017年至2019年，酒精导致的死亡人数徘徊在360人左右。但在2020年，这个年龄段有542人死于酒精。在45岁至64岁的人群中，2020年有1946人死于酒精，而此前三年有1656人或更少。低收入社区的死亡率也比其他地区高得多，这些社区的四种主要死亡原因更为常见。居住在这些社区的人死于新冠的可能性是其他社区的人的1.7倍。第四大死因意外伤害的死亡率在这些社区也高出1.9倍。参考链接： https://www.ctvnews.ca/health/coronavirus/covid-19-contributed-to-largest-single-year-decline-of-life-expectancy-in-canada-statcan-1.5752169

4年前
摘口罩！这国宣布进入与病毒共存模式

变种病毒Omicron来得快、去得也快？英国首相强生（Boris Johnson）19日宣布，由于Omicron的感染确诊病例在英国已经达到高峰，判断疫情将趋缓，因此自1月27日起，将解除大部分的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与疫苗通行证，呼吁英国人准备与病毒共存，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强生是在宣布政府B计划时表示，英国将放宽防疫规定。不过就在他宣布的当下，欧洲疫情严峻，法国与德国的确诊数字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法国过去28天有高达546万人确诊，英国自己也有近390万人确诊，英国在最早，还是第一个因为Omicron限制出国旅行的国家。不过，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过去一星期，确诊个案呈回落趋势，每日新增的感染病例，比前一周下降约40%。强生19日对国会议员表示，欧洲许多国家正在忍受进一步的冬季封锁，不过英国现在看到进入加护病房的人数正在下降，科学家认为，现在Omicron浪潮很可能已经达到顶峰，现在可以回到之前的A计划了。英国将从1月27日起，不再执行强制戴口罩规定，疫苗通行证的规定也将取消，在家工作的建议也一并结束。至于确诊者自我隔离的规定，目前违反规定者最高面临1万英镑的罚款，如果数据显示正向发展，他可能3月提前结束该规定。

4年前
加拿大疫苗诊所20多人被误打6倍剂量的辉瑞疫苗

据CTV报道，安省有多人在接种第三针加强剂疫苗时，意外接种了相当于6剂COVID-19疫苗的剂量。 CTV采访的这些人是于1月8日在Newmarket镇附近Schomberg Medical Clinic接种的。一名28岁女子和其丈夫称，在接种后数小时被告知剂量错了。接待员告诉他们，医生没有稀释辉瑞的COVID-19疫苗，这意味着他们接种的剂量是正常剂量的6倍。据卫生官员表示，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每瓶含有0.25ml疫苗，并添加生理盐水，足够接种6次。疫苗没有稀释的情况下，接种的是整瓶疫苗。图源：CTV News 这名女子表示：“我们有点吓坏了，那天晚上真的很糟糕。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发烧，打寒战，浑身疼痛。” 她说联系了家庭医生后，医生告诉她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况。医生建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要监测任何不寻常的症状。她说，疫苗诊所的接待处告诉她，那天有20多人接种了未稀释的剂量。 CTV试图联系负责接种的医生，但没有得到回应。该诊所的语音留言说，1月8日是他们接种COVID-19疫苗的第一天。一名75岁男子也接种了未经稀释的剂量，她的女儿说父亲“昏睡和困惑”。“他没有胃口。两天没吃东西，”这位同样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说。她父亲到他的家庭医生那里检查。 “幸运的是，我爸爸没事。他验了血，检查了心率。我们做了公共卫生部门让我们做的一切，包括联系中毒控制中心。” 她说，他们还向安省内外科医生学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提出了投诉。 “你知道，你会犯错误，但要重复多次吗?”这关系到人们的健康。” CTV还采访了一位母亲，她的十几岁儿子接种了未经稀释的剂量。约克区公共卫生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接到了Schomberg Medical Clinic发生错误的通知。 “我们知道这类事件会让很多人感到焦虑，”通讯总监Patrick Casey说。“COVID-19疫苗是安全的，管理错误极其罕见。” Casey没有具体说明有多少人接种了错误的剂量。参考链接： https://toronto.ctvnews.ca/ontario-clinic-accidentally-gives-people-six-doses-of-covid-19-vaccine-in-one-shot-1.5750028

4年前

今天，壹读君看到一则令人伤感的新闻，刚过完50周岁生日的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在与癌症斗争了17个月后不幸去世，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在癌症面前生命的脆弱。生活中还有很多治疗无望的病人，选择了最后一线生机——冒险为新的治疗手段做做临床试验。三年前，骨科医生李明磊感到左胸疼痛越来越重，他决定去做一次CT检查。在发现肺部有一个4公分左右的结节以后，他给自己确诊了——癌。就在上周末，李明磊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跑完了5公里，而两年前，他是被妻子用轮椅推下飞机的。在被诊断为肺癌IV期以后，北京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也许只剩下半年时间了。如今，李明磊定期来哈佛大学附属的麻省总医院治疗癌症。他病情的好转也许并不能被称为医学奇迹，而只是赴美国治疗癌症的众多患者中普通的一个案例。当然，他也是足够幸运的——EGFR19基因突变，让他进入了第三代靶向药的临床试验，在试验开始的两周以后，转机就出现了。位于北京的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盛诺一家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赴美就医的患者约有3000人，其中70%为肿瘤患者。在现有药物有效的情况下，参加临床试验并非病人的首选。然而，一旦患者对抗肿瘤药物产生抗药性，美国的新药临床试验很可能成为他们的最后一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所医院里，医护人员正在分析癌症患者的病灶扫描影像。图/IC 在美国著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天有数百项临床试验在同时进行，超过90%的肿瘤患者会主动向医生询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如今，这里也不乏从中国转诊来求治的晚期肿瘤患者。 67%的治疗方案被改变 38岁的李明磊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就诊时，这里的医生告诉他，他属于“肺癌IV期，只能保守治疗，没有机会手术”。他知道，医生给出的分期，意味着他患的是有远处转移的晚期肺癌。这让他陷入了绝望。在接下来两个疗程的化疗中，李明磊的身体被化疗药物攻击得虚弱不堪，最终他已经无法自行翻身。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指出，肺癌是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癌症死亡人数的19.4%。由于控烟不力等原因，肺癌也是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的首要原因。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肺癌患者数量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上肺癌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肺癌在中国的5年存活率为16.1%，与美国的17%十分接近，但就癌症治疗的总体水平而言，中国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而死亡率却高于世界水平。数据显示，美国癌症患者5年存活率在60%至70%，而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存活率仅在30%左右。活检和基因检测为李明磊找到了患癌的精确病因——EGFR19基因突变。他说：“在国内，这种情况几乎没治。但在美国，当时已经有了针对EGFR19基因突变的第二代特效药阿法替尼，第三代药物AZD9291的临床试验也已经进行到了第Ⅲ期。”于是，他决定去美国去“碰碰运气”。在经过一系列非常专业的病历资料准备以后，李明磊选定在全美综合医院名列前茅的麻省总医院就诊。按照预约时间赴美以后，到达波士顿的第二天他就前往医院去见医生。美国医生一边叫他“李医生”，一边起身与他握手。肿瘤科专家还为他约了一位胸外科医生，共同讨论治疗方案。与国内医生的意见不同，美国医生告诉李明磊，在靶向药物治疗见效后，剩下的原发病灶可以再行手术治疗。盛诺一家创始人兼董事长蔡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在去美国就医后，有67%的中国患者的治疗方案被改变。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临床医学正在向“精准医疗”的方向发展，一个患者往往由多个学科的医生共同诊治，在这种理念下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两个肺癌病人的治疗方案是相同的”。治疗方案被改变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药品的差异。“大量的癌症患者到美国选择了新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最新的药品是美国2011年上市的，美国2012年、2013年…… 一直到2016年的药，我们都没有。” 蔡强举例说，他们介绍过一个皮肤癌患者去美国看病，结果，美国的医生发现，中国用的药是美国30年前的。实际上，中国医生基于国内上市的药品而给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没有错误，只是药物不够先进。在新药研发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医生难为无米之炊。一位患者在美国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后这样说：“这就好像美国都在用iPhone6了，我们还在用iPhone3。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在手机方面，中国人是完全不甘落伍的。” 皮肤黑色素瘤患者张天银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治疗，他的主治医生李陶建议，可以考虑去美国参加临床试验。刚刚参加完全美肿瘤学年会的李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当时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黑色素瘤的新药，正在做Ⅲ期临床试验，而且Ⅰ期、Ⅱ期试验的结果显示，疗效非常好。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药物和临床试验，对于有条件出国就医的患者，我会建议他们去国外选择最新的药物治疗。” 幸运的是，张天银符合临床试验的入组条件，进入试验组后，他一直接受治疗，如今已有六七年，他对效果很满意。现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接受试验，而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审批积压1.7万件中国新药研发的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美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数据，截至2015年10月，全球共有201149项临床试验登记注册，其中有48.53%在美国进行，在中国开展的药物临床试验仅占9.75%。以抗肺癌药为例，美国已经开始了第IV代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而中国还停留在第I代靶向药上。这意味着，一旦患者产生抗药性，在中国治疗的患者将没有其他药品可供选择。中国新药审批的第一步是批准开展临床试验。2007年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每个审批环节都做了时间限定，其中，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间不得超过90天，但实际上，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1.1类新药、3.1类新药及6类新药申报临床试验的平均审评时间为14个月、28个月和28个月。而在美国，申报者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提出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后，如果30天内没有收到FDA作出暂停临床研究的决定，便意味着通过审批。相对于美国“宽进严出”的审批制度，中国刚好相反。申报者必须经过国家和省级药监管理部门的两级审批，获得批件后，才可以进行临床试验。中国临床试验对申请者的药学研究资料要求更为详细，所有材料要在Ⅰ期临床试验前提交，且在4个月内一次性补齐所有材料。但事实上，对于新药的临床试验而言，许多研究数据难以在Ⅰ期临床前提交。在美国，这些资料都可以随着研究计划的开展而逐步提交。为了提高FDA的工作效率和药品审评审批质量，美国早在1992年颁布的《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中便要求：新药申报者可以向FDA交纳一定的申请费、处方药生产场地年费等，并要求FDA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审评、审批工作。这项收入可以让FDA聘请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审评人员、更新信息技术设施，极大地缩短审批时间。拥有9300多名雇员的FDA，是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但区别于美国的半商业化模式。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食药监局机关行政编制为345人，其中稽查专员仅有10人。虽然食药监局在受理药品注册申请时收取一定的费用，但这些费用全部上缴国库，并不能用于优化审评资源。食药监局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虽然约120名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了2015年9601件审评任务，但仍然有1.7万件积压。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上的新药、疫苗、医疗器械等都落后于欧美。譬如，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早在2006年就被FDA批准上市并进入很多国家的市场，但由于该疫苗迟迟不能在中国获批，有不少中国女性选择出境在私立诊所接种。直至今年7月18日，首支HPV疫苗才获批在中国上市，而这一审批过程经历了近10年时间。为了加速一些用于治疗危重疾病的药品审评，FDA设立了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审批、突破性疗法等4条特别审批通道。蔡强介绍说，这些特殊渠道“审批的速度要比常规快很多，有时候只需要三个月”。 2012年，美国第5次修订《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强调改进FDA的快速审批通道，包括培训此类药物的审查人员，并且提出要优先审查孤儿药。第三代靶向药AZD9291得以在2015年11月上市，便是有赖于快速审批通道。中美临床试验差别大 2014年11月6日，李明磊服用了第一片二代靶向药阿法替尼，这种药当时已经在美国上市一年，而国内还没有引进。李明磊清楚地记得，在服药5周后，PET-CT显示，脊柱和肋骨上的转移病灶就消失了，肺部原发病灶也缩小了60%。但不到一年，医生就发现李明磊对阿法替尼产生了抗药性，穿刺检查显示，他出现了耐药基因突变。但这刚好符合了AZD9291临床试验的入组标准，当时试验已经进行到第Ⅲ期。李明磊从申请参加试验到正式入组，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申请前，医生向他充分告知了药物的风险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授权同意书。这份授权同意书，还需要经过第三方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在中国，伦理委员会依附于医院，审查也流于形式。北京经纬传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绪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有时，医生会特别强调免费用药，却不充分告知用药风险。” 作为这间第三方稽查公司的总监，蔡绪柳发现，有的医院会将患者集中在一起，由一个医生给几十个患者讲述试验的风险与利益，再让患者决定是否在授权同意书上签字。“这样做可能会让患者之间互相影响。” 在美国，临床试验用药虽然是免费的，但患者的检查费用会高于平常。因而，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往往会得到医生更加细致的问诊，医护人员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充分了解患者的依从性、配合度。医生也会给患者留下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护士会时常给患者打电话，确保及时跟踪患者的服药情况、不良反应并协助患者填写试验表格等。但是，在中国，主导临床试验的大多是有资质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通常是主任医师，是整个医院里最忙的一群人。“其实，只要是研究者能够充分参与进来的临床试验，都会做得很不错。但基本上，他们很少有时间参与。”蔡绪柳说。由于中国只有400多家可以进行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其中主要是三甲医院，而药物研发和销售都需要依靠医院，这让中国的药企不敢得罪这些医院和医生。与药企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同，美国的临床试验大多由药企主导。“因为美国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参与到临床试验。”王常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他曾经在美国担任辉瑞公司肿瘤免疫部的研发总监。蔡绪柳说：“中国很多临床试验的方案，都是依靠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简称CRO）和医院共同设计，有的药企还不如CRO专业。”一些药企甚至会在与CRO的合同中注明：必须保证临床试验通过。如今，王常玉在成都创办了华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感到，信任是中美临床试验最大的差距。“美国讲究信用，申报时唯一的审查就是看你申报的资料中，结论、推论有没有错误，不会去质疑你的试验程序和结果。” 因为在美国，一旦确定试验方案，十分细微的程序变动都需要主动向FDA报备，哪怕一个病人的输液时间从1小时变为2小时。但中国医生后补签名、后补检查记录、甚至后补化验单的现象并不少见。王常玉甚至听说，“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医院就能给你什么样的数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临床试验为了确保药物有效，会直接修改原始数据。有的医院会将对照组和实验组“掉个个儿”；还有研究者会直接修改病人病历；也有的医院会在患者参加临床试验前，将他的肿瘤大小“量大一点”，最终结果评估的时候再“量小一点”，药物的疗效便因此而“显现”。这些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一旦FDA发现临床试验数据造假，药企、研究机构、CRO付出的代价都会非常巨大。“美国基于信用系统，如果临床结果造假，这家机构在美国肯定是做不下去了，相当于上了一个黑名单。”王常玉说，由于美国的药企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如果发现对手数据造假，药企常常会主动举报。“但在中国，举报对谁都没有好处，不如一起赚钱。” 2013年6月，FDA公布，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联合研发的新药阿哌沙班，审查过程将被延时3个月。原因是中国一位临床研究中心管理人员和另一位监察员“更改了原始记录，掩盖了违反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据”。这最终导致FDA调查人员对中国36个研究中心的24个数据提出质疑。虽然2015年7月22日，中国食药监局发布了“史上最严数据核查要求”的“722文件”，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造假代价仍然不大。当时列出的1622个需要进行自查的受理号，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上交自查报告，便要选择撤回申请。最终，超过80%的申请被撤回。李明磊在服用AZD9291约两周后，发现自己的呼吸重新顺畅起来，骨骼也不再疼痛。“不幸”的是，他仅仅享受了3个月免费的试验治疗，AZD9291就在美国获批上市了，自此，一个月的药量大约需花费超过1万美元。对于自费病人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据透露，一般来说，美国药企在临床试验时，对每个病人的投入大约在5万~10万美元。而研发一个抗肿瘤类的新药时间需要10年，花费20亿到30亿美元。国外药企的研发费用是每年40亿~100亿美元，而前十名的国外药企，平均每年能被批准的药物是两三个。一份2015年《国内药企研发投入排行榜》显示，市值百亿以上的医药上市公司中，投入研发支出最多的也只有13亿港元。从国家层面上看，美国早在2005 年便投入了791亿美元用于医药领域的开发与研究，其中政府投入278 亿美元，企业投入513 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临床研究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药企、厂商的赞助。2011年，中国政府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投入资金10 亿美元，而在临床研究上的投入仅为2.5 亿美元。如今，李明磊已经可以回国工作了，但他需要每隔三个月前往美国复查、开药。历史名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中心，也成了李明磊的希望之地。他的美国医生并不担心他会再次产生抗药性。他自己也相信，赴美治疗虽然花费不菲，但新药的不断研发能够让他在和癌症的赛跑中领先一步。临床试验往往是癌症患者为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搏。在李明磊看来，美国规范、严密、细致的药物试验过程，不仅让他看到精准医学的光明未来；作为一名中国医生，他还在美国的就医环境中找到了“做病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