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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正传》直接介入了美国的政党政治，成为共和党争取选票的重要支撑之一。然而这还不能让它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救世主”，本文作者戴锦华指出，《阿甘正传》及时地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四分五裂并丧失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时刻，的确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赎的力量。本文摘自《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删节。影片中阿甘独自穿越战后的美国历史，“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时刻。图为《阿甘正传》海报《阿甘正传》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金球奖最佳影片，而且在4年之后的1998年便入选为美国评选的最伟大的百部影片，1995年它则被评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百部保守主义影片”。影片不是曲折间接地联系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现实，而是直接介入了其中的政党政治。影片无保留地受到了美国内部的右翼政党——共和党的热情拥抱。我们说，《阿甘正传》事实上极为有机而有效地介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是指影片在1994年美国的国会大选中，成为共和党争取选票的重要支撑之一。共和党重要的政治家和候选人都在选战中以某种方式援引了《阿甘正传》以支持他们的政纲，这无疑使《阿甘正传》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美国文化与社会图景中占据了极为特殊的位置。甚至有影评人指出，阿甘已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救世主——从某种意义说，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阿甘正传》的确及时地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四分五裂并丧失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时刻，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赎的力量。兰斯·莫罗曾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盒子里的民俗》的文章。这篇发表于1992年9月的文章固然与《阿甘正传》没有直接关联，但它恰好为阐释《阿甘正传》的畅销，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作者写道：“冷战结束带给美国的除了形式上的胜利，剩下的只有空虚。共产主义阵营和苏联的瓦解令美国失去了他们一向用以衡量其品性的道德对立面。长期的经济衰退、日本及欧洲竞争者的兴起，非欧洲移民（对此前的美国传统感到陌生的人）的大量涌入，大西洋、太平洋缓冲作用的减弱（飞机旅行、人造卫星，以及商品的全球销售），所有这些都扰得美国人无法继续他们长期以来自鸣得意以及战后的体面和优越感。”在政治文化极端混乱的20世纪最后20年中，美国试图“全面补充其民间传说及自我形象的典型”。因此，他们需要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事件，要找出本国历史“出岔”的地方。然而，为“重新定义美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本身就充满着冲突而不是共识。美国大众文化关于美国历史的作品有助于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同时提供具有原初性的文化图景。而1994年，《阿甘正传》畅销之际，许多影评人指出，阿甘这位智商75、穿越战后40年美国历史的人物，刚好成功地实践着某种补充美国民间形象和自我神话的功能。影片讲述了一个曾经患有腿部残疾、智商测定75的阿甘经历了战后美国的历史的故事。影片以50年代为起始，以80年代为终结。美国评论者指出，当阿甘终于和詹妮结合，举行了一个颇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婚礼，他们的孩子成了婚生子，最后幸存为一个父子结构的单亲家庭之时，或者说，阿甘、詹妮获得拯救，一个不甚完满的新乐园建立之时，正是美国当代史的转折点：里根总统开始执政，并在全美、乃至全球确立“华盛顿共识”、启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逻辑之际。这似乎并非偶然。从另一个侧面看，不同于70年代以降好莱坞电影中不时出现的母女/母子结构的单亲家庭，近期的好莱坞电影中一度在《克莱默夫妇》中出现的父子单亲家庭成为好莱坞情节剧的典型结局之一。这显然负载着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复归：不轨的女人最终被放逐，父亲的权威和亲情再度被强化。影片中的阿甘独自穿越战后的美国历史，“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时刻。于是阿甘的角色便显然成为某种“表述的中继站”。我么可以看到，在整部影片中，阿甘所实现的，是多重层面上的不可能的和解，而正是不可能的和解的“实现”，成功地弥合起美国战后历史、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纵横裂隙；为“治愈”社会文化心理的创伤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想象。但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影片所提供的只是一份不可能的幻想。阿甘形象穿越并超越了战后历史中的紧张和冲突，在这段血腥、创痛、充满丑闻与污秽的历史中，只有阿甘白璧无瑕、天真正派，于是，他便承担起朝向现实的历史的净化作用。《阿甘正传》中不可能的和解，首先呈现为种族和解。其一，当阿甘说出自己名字的来历时，银幕上出现了黑白默片的画面，那是美国电影史的经典名片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此片是一部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电影。阿甘便在这样一种设定的互文关系中登场。其二，影片中出现了联邦政府强行迫使阿拉巴马大学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阿甘的智商为他无法理解种族主义、因而超越了种族主义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于是他跨过了敌意的白人围观者与黑人学生之间的鸿沟。其三，结合影片中有关美国种族现实的表达（说出的与未曾说出的），阿甘的名字似乎在告诉人们，美国确实有着种族主义的不光彩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却拥有超越那段历史的现在与未来。当然，在影片中，这一种族大和解、或曰“不可能的任务”，最重要的呈现途径，是阿甘和布巴之间的友谊，这友谊同样成为修订、不如说篡改越战历史及其美国人创伤记忆的屏障。在越战场景中，除了阿甘描述的雨，便是布巴喋喋不休的“虾经”，他们所在的部队始终不曾投入战斗，始终没有任何作战、更不必说血腥、野蛮的杀戮行为。整个越战场景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越南人的形象。惟一的一次战斗，则是在雨季骤然停止，旱季到来，越共突然发动攻击的时刻。甚至在这一场景中，除了漫天飞落的炸弹，同样没有任何可见的敌人。于是，越南，美国军队所侵略的遥远的亚洲国土，成了一个空洞的舞台。事实上相当无耻的，影片的制作者，借布巴之口，说出新殖民者的愿望：在布巴看来，越南的湖泊、河流，正是天然的捕虾场，可惜愚蠢的当地人不谙此道。不是《现代启示录》《猎鹿人》，更非《全金属外壳》《野战排》《生于7月4日》中酷烈、荒诞的战争场景，而是一个十足的喜剧：阿甘如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般将负伤的队友逐个背出，又一次再次地为了寻找布巴而返回。从影片的整体结构上看，布巴之死意味深长。尽管由华裔女建筑师设计的越战纪念碑上密密匝匝地刻满了美国越战死难者的姓名，但在《阿甘正传》中，我们看到并辨认出的惟一死者是具有十足黑人特征的布巴。由于《阿甘正传》事实上构成了对战后美国历史的表述，于是，这段历史中的最重要的创伤经验、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失败了的战争——越南战争的创痛，便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主流社会之中转移出去。当违心获救的丹中尉也因阿甘最终站立起来的时候，似乎除了悄然埋葬的黑人死者，越南的创伤已经获得治愈。或许对于美国主流社会来说，《阿甘正传》中一个更重要的和解、同样是不可能的和解，出现在阿甘与詹妮之间，尤其是他们在独立纪念碑的映照池中的重逢场景中。阿甘在这一场景中，从白宫的国会英雄，一步跨上反战的讲台上，跨越了战争英雄和反战英雄有如天壤的巨大鸿沟。在台下看到阿甘的詹妮大声地呼喊着他，阿甘冲下讲台，两人穿过宽阔的广场和密集的反战集会的人群，在万众欢呼中于独立纪念碑的映照池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果我们熟悉60年代美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中的一幕，那么，我们会分辨出，这一似乎单纯的戏剧化场景，同时有力地构成了彼时两种极端形象、也是构成美国主流社会、主流文化深刻分裂的形象的相逢与拥抱。一边是詹妮——身着白色长裙，头戴花环，赤着双脚，这是彼时最典型的嬉皮士形象，称为“花孩儿”（ChildrenofFlowers）,他们是和平的反战力量，是欧美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激烈的批判者与拒绝者，他们反对现代文明，倡导回归自然；一边是阿甘——全套美军军装，挂着国会勋章绶带，无疑使美国国家、战争与主流社会的形象。而两人的重逢拥抱，便成为美国社会意味深长的“历史”与文化表述。当两人跳入映照池、涉水奔向对方的时候，在欧美语境中，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洗礼的场景与寓意，而这个施洗池却正是美国独立纪念碑映照池。至此，影片所创造的不可能和解，便成为“讲述神话的年代”/1994年“美国民族的心声”：超越历史的冲突与分裂，治愈历史的创伤，重新到达“民族”的新生。同样，影片中的另一重要场景：阿甘的经年累月的长途奔跑，则传递出另一组神话意义，或曰对立意义的和解。当詹妮在她的反叛之路的尽头回到阿甘身边，又再度离家出走之后，阿甘开始了他的穿越美国的长跑。美国的研究者曾指出，阿甘在漫长的、孤独的长跑中渐次长须、长发，具有了某种基督式的形象，这便使得他在影片中负载的救世主的寓意获得了具象化的表达。如果说类似解读多少有过度阐释之嫌，那么，显然，阿甘从阿拉巴马故乡小镇上开步奔跑的时候，他仍是美国典型的50年代形象：方格衬衫、板寸发型，那么他长途奔跑、风餐露宿，渐次呈现出60年代嬉皮士的形象；甚至不仅在形象上，而且在视觉呈现中，他显然穿越了美国的山山水水，在大自然中接受了另一层面的洗礼。那似乎本该是詹妮曾选择的道路。于是，阿甘的长跑，便成为另外一种不可能的和解表达：因为阿甘生命的主线勾勒出一种美国社会的理想人生：由橄榄球队到军人与国会勋章的获得者，再作为成功的创业者与不容置疑的富翁。在影片的尾声中，阿甘在詹妮的坟前倾诉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人各有命，还是随风飘零全凭偶然。照我看也许是都对，也许是两个都有。”阿甘，这位弱智者终于将观众领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不仅创造了历史与现实中“不可能的和解”，而且还协调着关于历史叙述的两种基本态度。摘自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删节。

“作为一个在色情场所工作20多年的人，能够出书出名，还能走政治的道路，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但我做到了，”54岁的李小牧，不无自豪地告诉凤凰网。他原籍湖南，27岁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最大的红灯区当“案内人”，为客人介绍餐厅、风月场所。27年后的今天，他入了籍，参选东京市新宿区区议员。他在日本早已是名人，在中国也名气不小。“网络上一输入歌舞伎町、案内人，就是我的名字”，他把这看成一种荣誉。 “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这是他的名言。“性事”和“政治”，在日语中发音是相同的。 “可以说我就是脸皮厚的人，或者我就是把自己尊严先放下去，等我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我的尊严自然会回来，”他坚信如此。每天例牌是做“街头演讲” 凌晨四点多才刚发过微信的李小牧，在上午八点时说：“我刚做完街头演讲回来。” 做街头演讲，已成了他现在每天的例牌。 “我现在有时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说，自己当天六点五十起床，七点出门，七点半到达车站现场做“街头演讲”，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往往还要接受媒体采访…… 做“街头演讲”，要把新宿的每个车站都跑遍，而且同一个车站要去几次。“早上我把他（选民）送上车，晚上他回来，我跟他说辛苦了，等第二天早上再看到我，他就记住了。” 李小牧再三强调说，他现在不叫“选举活动”或者“拉票”，只能叫“政治活动”。因为当地法律规定，只有选举前一周才能进行“选举拉票”，对李小牧来说，就是4月19-25日；在此之前，只能进行“政治活动”：“现在我只是让人家认识”。对这种名义上的“政治活动”，李小牧的理解是：“当然是与选举有关，但就像在日本不能赌博，但可以打弹子机，就是一种变相。现在到大街上去拜票，（让大家）投我一票，那是违法的，所以我现在只能到当地讲我的政治纲领，我是哪个党的，我叫什么名字，准备做什么。” 李小牧的政纲有四条：首先，从现在开始在新宿区培育较为专业的在日外国人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从新宿做起加强在日204万外国人的防灾教育。其次，提高饮食服务行业及风俗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增添他们应得的社会福利。再次，在新宿区政府机关增设“国际课”；把新宿的文化传递到全世界，把世界的信息让区民方便得知。最后，让区内占11%的外国居民与日本居民能够“真正交流”，而不是各自为阵；把新宿建设成“都中之都”的国际大都会。被问到“是否会为日籍华人争福利”，李小牧的回答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不能只为某一部分人争福利，而应该为整个社区争福利。” “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 参选议员的想法，源于李小牧去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当“歌舞伎町的政治家”，“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而这两个词在日语里发音是一样的”。民主党前党魁海江田万里之前就看过不少李小牧的专栏，当他看到这篇文章后，就约见了李小牧，劝他入籍、参选。6月，李小牧递交了入籍申请；终于在今年2月完成了“归化”。 “参选对我个人来讲没有任何好处，”李小牧声称，参选是为了完成“爸爸的梦想”：“当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去造反，搞政治活动。结果最后他变成罪人，进了监狱，成了造反派头目，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参选，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理想。作为一个在色情场所工作20多年的人，能够出书出名，还能走政治的道路，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但我做到了。” 他形容自己的竞选是“难上加难”：出钱出力，白天黑夜，风雨无阻……而且最近正是花粉飘飞的季节，眼泪、鼻涕禁不住地往外流，还得戴口罩。更难的是，家人并不支持。“我老婆都要跟我离婚，她不愿意，好不容易赚的这笔钱，全赔在这里面。她就是想开个餐馆，过点安定日子，没想到我要大张旗鼓，她认为我要出风头，要出名。” 李小牧承认自己是要“出风头”、“出名”。“这证明了我在日本27年的价值。但是我喜欢这里，特别喜欢歌舞伎町，因为它培养、接受、启发了我，给了我更多人生的财富，我来这儿没有来错。尽管我很累，嗓子都哑了，但是我非常开心——我用自己27年的经验，证明我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到日本27年后，54岁的他第一次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他无比珍视。这场选举，他当然想赢。但他并没有改用日本名。华裔身份对参选有多大影响？“比正常日本人难上十倍”，李小牧如此形容，“就是昨天，有个选民就对我转过背去，叫我‘滚回去’。他不知道我已经归化了，跟他一样是同胞了。” 谈到选举的“胜算”，李小牧说只有50%。华裔身份，再加上胜算不高的民主党背景，“能不能当上，我现在没有把握。但我会尽200%的全力。失败了下次接着来。” 他相信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是我在中国做不到，我来日本27年以后才做到的事情。” 在李小牧看来，近十年，中国强大了，但参与日本政坛的华裔却寥寥无几。他的理解是：“因为中国抗日，砸日本车，中日关系紧张。” 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官方，也体现在民间。根据日本法务省提供的数据，自2011年以来，每年“归化”为日本籍的中国人数直线下降，每年只有3000人左右；而在此之前，每年“归化”的中国人都在4000人以上。在这种微妙时期，李小牧作为一个华裔来竞选，他自觉“已经很勇敢”。 “我是歌舞伎町的人” 在各种场合，李小牧都强调自己是“歌舞伎町的人”。 “歌舞伎町是合法的欢乐街、不夜城，我在这里接触了各路人马，学习到了无数东西。这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环境下学不到的。在公司或者在政府机关里，你不可能接触这么多人。从叫花子、普通工人、公务员到政治家，都来这里喝酒。我在这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歌舞伎町是我的学校，是我学不完的社会大学。” 歌舞伎町让他学到哪些技能，可以用于参选呢？李小牧的答案是：“学会了怎样把自己卖出去”；“怎样用语言魅力让人家认识你”；还有“人不能分高低贵贱，没有这种差别，只要是人都要尊重。” 对“歌舞伎町”，他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被称为东京最大的“红灯区”，只有0.5平方公里，却云集着不下5000家的剧场、电影院、游戏场、俱乐部、夜总会、酒吧、咖啡店、宾馆和各种饮食店。 1988年，当年27岁的他，到日本后一下飞机，就住在歌舞伎町。一个星期后，他开始帮着打扫卫生，清扫避孕套、洗厕所，一个小时能挣600日元。后来，他发现，做“案内人”十分钟就可以拿到1000元小费，而且是合法的。 “很简单，就是为了钱，”对做“案内人”的原因，李小牧毫不避讳。如今，他已经把“案内人”做成了自己的招牌和名片，“网络上一输入歌舞伎町、案内人，就是我的名字”，他把这看成一种荣誉。但他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皮条客”：“案内人是夜间导游，介绍客人到餐厅、风月场所，收取佣金，是合法的；而皮条客是自己养小姐，再把她卖出去。如果我从事的是这样非法的事情，怎么可能入籍呢？又怎么可能有政党推荐我参选呢？” 至于有人说他有“黑道背景”，李小牧直接否认：“我根本没有黑过，我在日本所有干的都是合法的，我不是从黑转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入籍前，日本法务省对他进行了七个月的严格审查，“证明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从来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 李小牧共结过六次婚；有三个儿子。其中第三任日本太太生下来的是日本知名的童星日向滉一，今年已20岁，是李小牧参选最主要的帮手。在他的网易博客中，李小牧也谈到自己的大儿子，直言他“眉眼身型，没半点我的影子，二十多年后，通过DNA证实，大儿子的确不是我的”。像这样的事情，一般中国男人会绝少在公开场合提到；而李小牧说，自己主动提起，是因为之前的书里都写过，要“向社会有个交代”。李小牧说，大儿子今年已经23岁，在中国国内，“还是叫我爸爸”，而他也觉得“只要他叫我爸爸就当他爸爸，只要他没找到爸爸之前我就是他爸爸。小孩是很可怜的。” 在歌舞伎町混了二十多年，他直言：“可以讲我就是脸皮厚的人，或者我就是把自己尊严先放下去，等我得到了社会承认，我的尊严自然会回来。我以前站在大街上做案内人，日本人和日本警察为什么能承认我？为什么能让我出16本书、同时一周写六个专栏？……我不会讲理论，我小学毕业，初中只读了一年，我也不会谈党八股。” “不会谈党八股”的李小牧，在日本写了十年专栏，在美国新闻周刊的日文版、在中国国内的《南方都市报》都有专栏。他说自己就是要“不断地表达”。他写专栏、办侨报、出书，“讲我在歌舞伎町连日本人都看不到的东西”；“走一条从案内人到媒体人、从媒体人到政治家的自由之路”。已经54岁的李小牧，相当善用社交媒体，在微博、微信、脸书上都很活跃。面对“日本网友与中国网友有何不同”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一样，有赞扬的也有骂得一塌糊涂的，很正常。骂我什么的都有，他骂我说明他关注我。日本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的间谍。” 对各种骂声，李小牧的反应是：“在意这些东西就不要活了，想做一个公众人物想出这个风头，你就要有承受力”。在新浪微博上的李小牧相当活跃，他关注了2700多人，有超过17万粉丝。他认识很多中国国内的媒体人，对中国的现状非常关注。有中国朋友去日本玩，他也愿意作陪同。他把自己看作是“日本的一个窗口”。被问到“早年你刚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对你如何”这样的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还是在日本的任何地方，从来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我都不记得，就这样过来了。”